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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是一道很阔气的大门，上面有赤陶装饰。门右边有一个金属门禁呼叫器，上面探出镀金的按钮，可以呼叫里面的人。我找阿黛尔·索菲亚，却找到索菲亚和吉拉尔登格两个姓氏，另外一个会不会是她丈夫的姓氏呢？我拨通了电话。一个虚弱的声音接了电话：“六楼。”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透明电梯，木质框架，四面都是玻璃，让乘客看起来如同笼子里的鸽子。电梯里有一盏灯，散发出一种淡黄色的光，电梯一层层地往上走，每上一层都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

给我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很瘦，黑头发，脸上带着热情的微笑。我觉得她好像不是我在电台见过的那个女人。

“我找阿黛尔·索菲亚。”我说，“我和她约好了。”

“好的，她就在那边，您请……我是玛尔塔·吉拉尔登格，和索菲亚一起工作。”

她领着我穿过一条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一扇门静静地开了，阿黛尔·索菲亚出来迎接我，她手里拿着厨房用的抹布。

“不好意思，我刚在烤东西……您请进，随便坐。”

我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椅子上雕刻着蒂罗尔风格的图案，阿尔卑斯山上的星星和心形图案。整个起居室是阿尔卑斯风格，房间里是实木家具，墙上挂着鹿角，还有一个白绿相间的漂亮壁炉。

阿黛尔·索菲亚很快来到客厅，我看到她脱下了身上宽大的奶油色围裙。她指了指一张粗羊毛毯子盖着的矮沙发，问我：“您不喜欢坐沙发吗？”

“不，我在这儿坐着挺好的。”

她坐在我面前，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她大概有四十岁，我想。她十分健壮，肌肉发达，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温柔的女性气质，她的眼睛又大又亮，看起来很果断。

“您是想要那些数据吧？您的主任已经跟我讲过了。要想获得准确的数据并不简单……再说，我们没有按照性别划分这些数据：这些案子都被归为刑事犯罪。我会给您一些文件，但外国的资料要比意大利的多，都是美国人的数据，他们特别热衷于根据性别对犯罪进行分类……恰恰是在美国，人们发现，导致女人死于暴力的原因都来自家庭：丈夫杀了妻子，儿子杀了母亲。百分之四十的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百分之七十二的受害人是女性，我刚刚才看到的……您知道，最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什么吗？白人要比黑人多，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您知道，数据总是容易引起争议，也常常受到操控。”

“您对安吉拉·巴里的案子有了解吗？”

“我在报纸上看了点儿报道。我一个同事——利帕里警官在负责这事。还有伯尼法官，他是这个案子的预审法官。您为什么对这个案子特别关注呢？”

“安吉拉·巴里就住在我对面，我们住在圣塞西莉亚路二十二号的同一栋楼里。”

“那您了解她吗？”

“不了解，她在那儿住的时间不长，大概不到一年吧。我只看到过她几次，还是在电梯里。”

“您有怀疑对象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好吧，那……”我想她打算站起来。她想让我离开吗？

“您要不要尝一下我刚做好的培根肉丸，再来点儿雷诺产的葡萄酒？”

“不了，谢谢，我得回电台了。”

“培根肉丸是我的拿手菜，您真的不尝一个？”

事实上，那时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三点前其实我都不用去电台的。我接受了邀请，我本来也饿了，她看起来很开心。

她走在我前面，带我进了餐厅，那是和厨房连在一起的。我看到在桌子旁边放着三把椅子：一把是阿黛尔·索菲亚的，一把是给玛尔塔·吉拉尔登格的，还有一把是给我的。其实她早就预料到我会留下来吃午饭。

我们坐了下来，阿黛尔把培根肉丸盛在我们的盘子里，闻起来真的很香。玛尔塔从烤箱里拿出一盘菠菜馅饼，散发着融化的黄油和奶酪的香味。

我仿佛已经认识她们很多年了：她们一边笑，一边吃饭，从瓶子里倒酒，自然又热情。阿黛尔很像某个人，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我把一个肉丸从中间切开，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人：毕加索画笔下的格特鲁德·斯坦因。阿黛尔具有那种强大女性的力量，和斯坦因一样的深褐色眼睛，同样浓密的头发在后颈很随意地绑在一起，一样的大嘴、线条硬朗的嘴唇。只有一点不同：女警官戴着牙套，这让她庄严的气质混合着一丝幼稚，有些神秘莫测。

“如果在凶案发生的那几天没有马上找到杀人凶手，接下来也会很难找到。”她嘴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对我说。

“据您所知，我们国家有多少类似于这样没破的案子？”

“没有具体的统计，就像我跟您说的，就算有这方面的统计，警察局也不会四处传播。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信任危机已经很严重了。”

“我听说是百分之四十。”

阿黛尔·索菲亚笑了，我应该推测出，实际情况其实更多？尽管我已经表示我吃饱了，她又在我的盘子里放了一个培根肉丸。“还要不要菠菜馅饼？”

“相对于其他刑事案件，很多针对女性的犯罪，凶手都逍遥法外，是真的吗？”

“是的。”

“为什么？我可以把我们的交谈录下来吗？”我说着，把一台小小的索尼录音机，还有一个非常灵敏的麦克风放在了桌上。

她没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但语调稍微调整了一下，从对话体变成解说体。

“因为这些犯罪常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她耐心地解释说，“家庭内部是个雷区。很难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层关系，很容易迷失在里面。这时候情况会一团糟，家庭成员会相互指控，从司法角度来讲，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她站起来，去拿了一张纸，放在我的盘子旁边。

“你看一下，这些是四周发生的案子，只有两起抓住了凶手，其他两起还没有头绪。”

伴随着一个很优雅的手势，她叹了一口气，像被扎破的气球在吐气。我注意到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枚镶嵌着虎眼石的戒指。我吃惊地看着她，我是在哪里看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戒指的呢？是的，几天前在电梯里，那个穿着加州短靴的男人，也戴着同样一枚戒指。

阿黛尔·索菲亚看到我盯着戒指，轻柔地转动了一下戒指：“这枚戒指是一个朋友送的，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她突然悲痛而严肃地说道。

“最近，我在一个男人的小拇指上见到过一枚一样的。”我对她说了自己曾在电梯里碰到那个男人，还有卢多维卡跟我说的话，但她好像并没有很在意。

“我们会核实的。”她漫不经心地说。

我看着她放在我面前的那张纸，那是一份名单，后面带着一些简短的注释：

“辛西娅欧，七岁，死亡时脑部碎裂，在蒂泊蒂娜路被发现，有性暴力痕迹。凶手未知。”

“玛利亚，四十五岁，尸体在位于阿巴罗区的家中被发现，死于窒息。凶手未知。”

“雷娜达，二十二岁，尸体在博尔盖塞别墅公园被发现，被刀刺死。凶手未知。”

“乔瓦娜，十六岁，在奥斯蒂亚被清洁工发现，头部有枪伤。凶手未知。”

我没法继续吃饭了，阿黛尔·索菲亚同情地看着我。

“您不必太震惊，如果无法面对这些事情，那您还怎么进行针对女性犯罪行为的调查呢？”

我挖了一勺菠菜馅饼送到嘴边，但嘴唇还是紧闭着，不肯张开。

“对犯罪避而远之，并不能阻止犯罪的发生。”她明智地说，“要知道，在罗马这样的城市，几乎每天都会有一起犯罪案件。如果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很好；有时候破不了案，那也没办法。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座充满暴力的城市，尤其是对那些没有钱财的人……”

这番话将我从混沌中惊醒：“钱财？”我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用的就是这个词。我当时就在想，自己是否也能找到时机和勇气去运用这个词。现在，在饭桌上，对着一盘菠菜馅饼，这位与斯坦因长得很像的女警官，和我谈论着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时，自然而然地说出“钱财”这个词，就好像那是她的日常用语。

“有没有人在很多年后自首的？”

“极少。有时候，是牢房里的邻居，或者是同伙决定揭发他们，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但很少……我觉得，您对于这些事的反应太强烈了，您为什么不做点儿别的呢？”

“我也这样想。”我很真诚地说。我感觉吃下去的肉丸卡在胃里，不上不下，非常难受。

我看到她在笑我，但没有恶意，就好像在嘲笑一个笨拙到把自己绊倒的人。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帮您。”她严肃地说，“在调查这些恶性案件之前，您得想好了，您决定后告诉我。”

这次，她做了一个很匆忙的动作，示意我离去，即便很礼貌，但连咖啡也没请我喝。“十五分钟后，他们会在办公室等我，要迟到了。”她说，“您喜欢培根肉丸吗？那是我在博尔扎诺居住时的记忆。喝完您杯子里的酒吧，这对您有好处。”

她站着，快速地收拾着饭桌。我喝下了带气泡的白葡萄酒，终于感觉胃里的东西开始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