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百灵庙

我们平安进入山口，走在向北穿越大青山、连接归化和草原地带的路上。山谷朝向归化的开口叫坝口，或者叫山口。从这条路往上走，头十三四英里没有什么陡坡，然后路面陡然攀升，从另一边下降，进入一个向西拐的山谷，又转到另一个山谷，穿过它会更接近塞北，因为走这条道路会更快捷地翻过大青山到达武川。从归化到武川，全长30英里，中间的制高点叫作蜈蚣坝。“坝”在天津方言里的意思是蹒跚而行、步履艰难，或者像裹着小脚的女人那样走路。在西北方言中，它指翻山越岭或者穿越沙地，作名词讲时，它的意思是垭口。

整个蒙古高原在当地被称为“边地”，从归化到“边地”最好走的路是蜈蚣坝，但以前此路是非常难走的土道。一两年前，几辆马车在大雪中被困在垭口，队伍中有一个人被冻死，这事之后人们炸开一条坡度更小的新路。这条新路可能是出于汽车运输的需要而修的，它可以供汽车行驶，而且毫无疑问，届时出于贸易目的将会有新的运输方式来弥补铁路运输的不足。

从平原到开阔的蒙古高原还有许多其他的通道，但它们都要经过较窄的峡谷，峡谷路况太差以至于无法通行马车甚至骆驼。这就制约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但是像鸦片这样高价的小商品却很容易被马夫或者驼夫夹带进入归化。与商队随行的人通常会到西边花钱购买便宜的鸦片，这种行为在他们冬天回来的时候尤其常见，因为天热时鸦片的气味很容易散发。在回归化的路上，常常会有一个人被安排在后面，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从容不迫地牵来瘸腿和体力透支的骆驼。一些骆驼身上还留有破损的驮鞍，用稻草填塞的衬垫里可以很轻易地藏匿大量的鸦片。驼夫把鸦片从人迹罕至的隘口拉下来，然后转由这些伤病骆驼带入归化，仿佛他不是沿商队大西路而来，而是从不远的一个村子来，这很明显有逃税的嫌疑。

从归化“逃”出来，我们还得越过一处垭口，并面临一道难关。在蜈蚣坝的另一边，有个由归化当局管理的哨卡，负责检查马车和骆驼的运输，并对每批货物征收小额附加税。即使是到当地旅行，所有旅行者和商队都必须有许可证，上面写明人和动物的数量、货物的种类和目的地。当队伍中有人发现专门提供通关文件的掮客在耍卑劣的花招时，我们已经快要面临安检。掮客对摩西说，所有通关文件都在驼夫手里，然而他又跟驼夫讲他已经把通关文件给了我们。事实上，他不敢向警察申请任何证件，因为他害怕被诟骂。

就是在这里，摩西采取了昨晚旅馆里受那几个人的私语启发产生的策略。我在马车里睡着了，整个通关流程都由他自己非常果断地执行。摩西没有带证件并面临着哨卡的核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举止异常的旅客肯定会受到严密的盘问，他只能勇往直前。摩西跟那个驼夫攀谈了一番，驼夫也像他的同伙那样有走私者的天赋，可以领会别人的暗示，而不至于让别人冲着自己大吼。驼夫带着驼队匆匆往前走，直到领先众人几百码，接受检查时满腹委屈地说他和骆驼被官府征用了，然而没有任何文件来证明他承担的那些徭役，他声称自己带着骆驼在各个衙门间来回奔波装载货物，知道详情的人会在驼队后面赶来，但这个人与他交集不多且沉默寡言。他没有等到许可就继续往前走，哨卡的人面对这种情形，即使有疑心也只能草草放行。

我的马车一直在后面闲逛，好让驼队先离开。当我的马车向哨卡驶来的时候，官兵们礼貌而谨慎地向摩西询问马车中人员的情况。按照惯例，如果中国内地的征税者都比较客气，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他举止粗鲁不仅是安全，而且是最好的方式。他们恃强凌弱，且所从事的职业是肮脏的，有心机者会觊觎寡妇的财产，打孤儿的主意。如果他们变得谦恭，意味着他们不确定状况，担心惹麻烦。摩西明确指出他无权替马车里面的人传话，如果官兵们有什么公事，最好问问马车里面的尉官（尉是一个尊贵的称呼），不过尉官已经睡着。摩西声称自己不会为了小事动辄叫醒主人，除非哨卡官兵想为自己的无礼承担后果。听到这里，其中一个官兵小心翼翼地通过我马车前的门帘缝隙往里偷看。他看到外国靴子和我这个外国人的腿，然后放下帘子。外国人可能身负各种要务，他虽然知道冯玉祥军队严防外国人，但如果这位外国人的行为背后有衙门的支持，那么最好还是明哲保身不去穷究，毕竟哨卡官兵也知道冯玉祥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古怪的外国人。当他还在犹豫的时候，摩西用肘轻轻地推了一下车夫，暗示说：“詹姆斯，继续走吧。”“詹姆斯”随即继续驾车前行。

后来我在下车走动的间隙才得知这一切。摩西对我说这话时，得意地傻笑着，而那个驼夫也摇着头微笑。摩西说：“这就是不把话说透的好处！”驼夫最喜闻乐见的也是索要过路费的官员被自己整得“劳而无获”，纵使他们会猝不及防出现在通关大道上。

正午时分，我们碰上了几辆笨重的牛车，它们缓慢行进，沿途道路原本是小溪的河床，因而遍布鹅卵石和细沙，十分难走。牛车的出现表明农户或牧户在举家迁徙，迁徙途中，他们对国内少见的政治动荡和兵燹表现出怪异的冷漠。虽然沿途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和害怕，但他们还是在极其平静的氛围中蹒跚前行。他们跑得及时，谁会把他们的牛车抢走呢？牛不能当马来骑，而且在有羊可吃的前提下谁还杀牛作食物呢？

这些汉人很可能是从归化来的，要在蒙古腹地开垦更广袤更便宜的土地。所有能用绳子拴着或捆着的东西都被绑在车的外面。其他的物件都在里面相互撞击，砰砰作响。妇女们骑马，是因为山西的妇女固执地坚持缠足，同时还得站着劳作一天。她们可以在房子和田地里一瘸一拐地蹒跚行走，但无法持续赶一天的路。男人选择步行。孩子们抓着彼此的头发打闹，或者坐在土中号哭。他们疲惫不堪，十分狼狈。至于婴儿，要想避免他们被撞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母亲把他们抱在胸前，紧紧地贴着，在炎热的山中，他们充满生气地转动着眼睛。

不久牛车停了下来。人们把牛拴在柱子上，或任由其卧倒在路边。这些人搭起几块垫子和毛毡来遮阴，躺在路边抽鸦片。妇女们在一边等候，孩子们不是吵闹就是睡觉。我们很快就在周遭唯一一家干净的小客栈驻足——这是一家新客栈，然而骆驼则被放在闷热的山坡上啃食几丛粗糙的草。我们想提前一天到百灵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白天赶路晚上休息，而是边走边歇，如此日复一日，无暇顾及天色早晚。假如这家客栈是由一个土匪的兄弟开的，我将在后面的旅途中撞见那个土匪。我沿途结识的两个人也在歇脚之余边喝茶边抽大烟。我们于傍晚时分出发，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山头，山谷开始微风吹拂，山中开始凉爽起来。随着我们继续前行，夜幕降临，明月高照，山势变缓，山谷开始向起伏不平的高原延展开来。随后我们在距武川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找了一家旅店驻足。

当我在炕上睡觉时才意识到这是家老店。店内蚊虫滋生，它们虽然对光线很恐惧，然而实际上，尽管我们整晚都在给油灯续油，这些蚊虫还是叮咬我们，在它们眼里，我们如同搁浅的鲸鱼般可以随意宰割。

我们凌晨出发。这一带因战乱影响最为动荡，逃兵大肆蹂躏、抢劫和杀戮。武川城房屋的烟囱在熹微的晨光中零星可见，成排分布。正如它的蒙古语名称可可以力更（Kuku-irghen）或英文名Blue Cloth所示，这个城镇是作为贸易点发展起来的，其蒙古语名如今仍然和汉语名并用。自从蒙古人将其周围一带的土地租给汉人用作农耕，它逐步发展为县治，正式名称为武川县。 这使得它有条件筑城，并面临着所有新城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中国人喜欢身处城墙护佑之内，他们赋予城门以威严，但城墙只是有助于防御零星盗匪，在成规模的战争中则形同虚设，而且筑城要花很多钱。武川县的人们谨遵筑城之法，他们建造了一扇城门，大门朝南正对着宏伟的建筑，依照传统礼制，这是高级官员们进城的通道，城墙同样是依照章法修筑。

武川县原来叫“可镇”（这是最贴切的名称，自然也是最常用的名字；“可”是蒙古语“Kuku-irghen”长文音译的第一个字母，“镇”是一个等级比县治稍低的行政级别），该城守卫着大青山垭口的另一端，与归化仅通过一根电话线保持联系。当时我们谁也不想通过电话和官府打交道。一方面，虽然穿越山谷必须要穿靴子，可以说靴子是走出山谷的“通行证”，但是，如果在电话中接受质询，光凭靴子很难奏效。我们很想通过武川县，这是我们进入新疆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此地的行政管理很严格，在这里必须有正式手续，一旦我们被抓住，我们很容易被移交给归化当局。另一方面，尽管审查官员声称自己有政府赋予的权力，但他们和我们实际上都仰仗显而易见的武力等条件。不难预料我们和这类官吏之间的博弈会时有胜负。

幸运的是，武川县的官员都比较保守，对于他们而言，此时不宜出城巡查。我们只要避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行路即可。该地区的水源是一条小溪，在溪边，我们发现露营地里有一队向前行进的拉货马车。他们正在卸载商队的货物，然而不敢再往前走，他们已经派人去前方侦察。回来的人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路上有强盗或逃兵出没的地方，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眼下我们身处野外，红日初升，刺眼的阳光照射着大片耕地，炙烤着草地，但举目四望并无一人，因为人们不是散居在他们的农场，而是像在内地一样聚居于乡村。骆驼从左右侧身啃食庄稼，骡子则沿红土地上深深的车辙拉着车。在日光照射和天空映衬下，远方的山丘泛着蓝色、红色和紫色光芒。驼夫牵着骆驼快速前行，车夫专注地抽着鞭子赶车。他们互相说：“眼下如果我们能一路平安到达百灵地（Larkland）， 那么我们确实很走运。”

我们还得走不到100英里的路才能到骆驼牧场边缘的百灵庙。归化周边蒙古人的土地不断被征收，然后分配给汉族移居者，因此，除了氛围活跃和地域广阔，归化几乎没有保留任何蒙古特色。中国北方的大平原风格是如此一致以至于没有界限，连距离感也被磨平了。从这些平原地带走到蒙古高原，人们惊奇之余会对远处的美景难以忘怀，因为山脉增添了风景的纵深，使人切身体验到一种辽远苍茫的感觉。时值盛夏，空气干燥，放眼四周的原野，稀疏的庄稼在晨风的吹拂下摇曳着，一想到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随着商队进入视野中那广袤、多彩、多山的高原，我就不禁兴奋得像个孩子。山的另一边是一片陌生的地带，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在那里旅行，并能够像过去的人们一样生活几十天。

中午时分，我们又在一个小村子里歇脚。等到下午稍稍凉快一些，我们又上路了，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又在召河驻足。 这片旷野土匪横行。在这里很容易劫道，而且虽然地形起伏足以为人提供掩护，但也适合骑马快速前进。村庄里食物充足，其中一些消息灵通的村民会带来商队的音讯。如果骑兵追击土匪，后者可以逃到大青山，骑兵怕进山后陷入埋伏，往往知难而退。事实上，许多土匪本身就是山里的村民。匪帮的成员平时都是些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依靠多石难垦的田地以及放牧羊群勉强糊口。在官府剿匪期间，他们会把武器藏在屋顶、土墙或炕洞里。

为了保护商队免受土匪侵扰，1917年，归化商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保商团”的组织。他们找了一位富有的蒙古人作为首领，并任命另一位曾经当过土匪的蒙古人作为二把手和实际指挥者。事实证明，后者是一位称职的首领和坚定的战士。保镖们吃苦耐劳，他们有些是汉人，大多数是蒙古人。许多人在以前是土匪，如果他们没有被雇来当保镖的话，可能会一直以劫道为生。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块银元，而且必须自己备马。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通过为商队中的友人走私鸦片到归化来赚外快，因为税务官不敢阻拦穿制服的人，所以这种方式十分稳妥。保商团的另一些人会在当了几个月保镖后，骑马加入游荡在边地的流寇团伙和马匪。

为了维系保商团，商会对每批货物征收小额税款，对每名被护送的旅客征收较高额的税款。情形不是特别危险时，会有一到两名士兵陪同商队，但如果匪患猖獗，则会派出一支部队护送商队。保商团共有约400人，在归化设有营房，在召河拥有一个土堡，首领和二把手也住在那里，在百灵庙则有一个较小的城堡。自从这支保商团武装成立以来，沿途被护送的商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进出包头的商队也有类似的武装守卫。

当商队进入草原时，土匪销声匿迹。大群的土匪不可能在农村以外找到足够的食物，而小规模的侵扰则会遭到蒙古人的强烈反抗。然而在我赶路期间，保商团武装没有护送我，因为更大的威胁来自逃兵，有时他们会有几百人，其中大多数人在寻路逃往甘肃。对于保商团来说，逃兵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同袍，保商团成员对他们持同情态度。此外，这支武装的两位蒙古族首领都非常担心希拉穆仁召 的安危，召河的蒙古语名字希拉穆仁就得名于这座召庙，他们宁愿把村庄抛弃给逃兵，也要把自己的人集结起来保卫庙宇。希拉穆仁召里居住着活佛，他们是归化宗教集团的领袖人物。召庙在旧址上新建，并且相对于城里的召庙，活佛更喜欢待在希拉穆仁召，因此至少在信仰层面，它享有比肩圣人的崇高待遇。

名义上的大西路经过那个城堡和希拉穆仁召，在汉人还没有深入蒙古腹地发展之前，通往库伦的道路在这里分作数支。事实上，大西路并不存在，只有一条常用于行军的路线，行车时可以选同方向的诸多道路中的任何一条，这些道过去都是从乡村运粮食到归化或草原的必经之路。我们从城堡沿河而上走了几英里，并在那里的一个商旅小屋中歇脚，次日一早我们又上路了。我们是在行车主路上遇到劫匪，还是在乡野小道上遇到劫匪，这都取决于运气。这回我们没有在中午时分歇脚，而是一路前进，穿过分布有蒙古包的蒙古族聚居区，临近傍晚时分，我们才到达岔岔村歇脚，这是汉人最偏远的一处聚居地。可以说这是一片已经突破内地开拓极限的小农耕区，它像小岛一样镶嵌在蒙古族聚居区。汉人依靠人口优势占用牧场，几年时间内，村庄得以发展，其周边的土地也被占用殆尽，蒙古人宁愿搬走，也不愿被孤立在汉人聚居区中。

岔岔村是道路汇合点，距离百灵庙大约40英里。这个村庄的北边是一处鲜有人知的边墙遗址，遗址由低矮的沟渠和城墙废墟组成，被泥土埋压且荒草丛生，大致呈东西走向无限延伸。这想必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Prjevalsky）在1871年的旅行报道中提及的边墙，这道边墙显然位于更远的东方。当地人都确信这片遗址要么是自然形成的，要么是被废弃的灌溉工程。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古老的防御工事，但他们对此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把这片遗址想作边墙似乎是夸夸其谈。然而从走向来看，遗址与这个国家的边缘十分吻合，它绝非灌溉工程。它只与一些占据归化平原的王朝有关——因为它很难保卫北方的开阔地——统治者建造它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领土，或者说更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游牧部落进入大青山并沿着峡谷侵扰黄河河谷的定居点。

我认为那道城墙是马可·波罗所指的“天德军”的北界或外城。裕尔和之后的考狄确认了归化和汪古部天德城各自的控制范围。 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13世纪末在大都）笔下所描述的显然是同一个景教徒封国，他们都把它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所统之国联系在一起。裕尔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英文版著作 ^[1] 写了一篇序言和书评，但他和考狄都没有提及这堵古老的城墙——这道墙是现有最佳的考古证据。考狄通过辨析名称上的混淆，引用了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us） 的说法来证明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可能曾为祭司王约翰的后裔天德城王子效力。祭司王约翰在中亚的原型之一叫昂汗（Aung Khan）。昂汗在汉语中又作王汗（Wang Khan），王汗在读法上很容易和王库（Wang Ku）混淆，而汪古（Ongot）在中文里也自然读作“王库”。汪古显然是发源于东北的通古斯部落，“汪古部掌管着这些部落”，也就是说，它在归化以北。“阴山的汪古部守卫金朝治下的中国北疆，看护部落的牛群。金朝从西夏的边界一直到东北修筑了壁垒或新边墙，以此作为抵御沙漠部落侵扰的屏障，与此同时，他们把阴山地区的主要防务托付给汪古部。”

我看到的那道城墙遗址应该就是他们提到的边墙。金是12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鞑靼或通古斯王朝。“从西夏边境起始”的边墙一定是从黄河上游的某个地方开始的，因为西夏国都位于宁夏。阴山是指大青山。汪古部皈依景教，他们的封地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天德军”。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表明汪古部在这样的多族群聚居地通过部落的交融，最终演变成土默特蒙古人。

谈及这个消失的景教徒封地时，有必要引用如下内容，这段话是尼·艾利亚斯（Ney Elias） 对裕尔的回复，裕尔将此形容为“奇特而诱人的交流”，尽管有足够的史料表明艾利亚斯是一位有成就的旅行家，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出版。

在归化城（天德城）曾有一个老者告诉我说，他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更不是回族人，他的住址离城北还有一小段距离，这块地是皇帝御赐给他的祖先的，现在这里还居住着几个同源的家族。接着他又讲他的家族和皇族之间的渊源，不过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本应该是一个王子，或者曾经是一个王子。后来其他人进来，他的话被打断，然后走开了。……我们交流的时间不到十分钟，除非机缘巧合，否则是很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有趣的信息的。……我突然想到，他也许是天德城领主乔治的后裔，因为我手头有你注释的《马可·波罗之书》，并且我一直在尽力地打听他反映出的问题。……我在归化被严密监视，我的仆人经常告诫我不要问太多问题。

汪古部的一些后裔成为蒙古可汗的女婿，尼·艾利亚斯遇见的老人可能是将他的血统追溯到了汪古部，并声称与皇帝有亲缘关系。但这段对话是在清末记录的，之前数百年，满族与蒙古帝国没有任何联系。在我看来，这位老者如果不是满族人，而是一个保留从其他部落传下来的家族传统的土默特人，那么无论他是满族人还是蒙古人，他的家族都可能在某个时候为皇族生了一个女儿，从而与皇族产生联系。

上述所有观点若无考古证据证明，都只是猜想。我之所以在此引用尼·艾利亚斯的主张，是由于他最后一句描述的经历引起了我的共鸣。

经过那道古城墙，前面就没有庄稼了。我们走了大约20英里，牵着四头驮行李的骆驼的驼夫成了大麻烦。他烟瘾很大，正是因为他在某天夜里专注于吸烟而不是那些吃草的骆驼，骆驼才一度走丢了，因为此事那天早晨我们耽搁了行程。现在，他突然倔强地表示不会再继续往前走了。他吸光了鸦片，精疲力竭，痛苦不堪。这迫使我们必须露宿荒野。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会像后来听说的那样，我们会被逃兵追上。我们的这名驼夫在一个小池塘边找到了另外两个掉队的驼夫，他们身上恰好有露营的火种和鸦片。他乞求他们给他鸦片，但他们什么也不给。紧接着，一场又大又冷的阵雨向我们袭来，我们必须向前行进。阴雨天对有烟瘾的人而言就是活受罪，衣服湿透，全身冰凉，在他们眼里一定是一种折磨。那个驼夫的身心本来已经快要垮掉了，现在却坚持要走下去。百灵庙是距离最近的鸦片市场，他必须吸食鸦片，否则会生不如死。在烟瘾的驱使下，他继续前进，完成了40英里的“急行军”。这也促使我们花了四天多的时间日夜兼程到达离归化110—120英里的百灵庙，而且一路上都在躲闪。对于那四头疲惫不堪、不堪重负的骆驼来说，这是一次艰巨的任务。当它们伏在地上卸完行李时，几乎都站不起来了。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超过它们的体力极限。它们的主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径直走向火堆烤着火吞云吐雾。

百灵庙的名字寓意着百灵鸟之庙，它的中文名是这么称呼，但是它的蒙古语名字我未曾耳闻。 它是内蒙古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其规格甚至超过了外蒙古的寺院。百灵庙里有大约1500名喇嘛，当我到那里时夏天的“禁足期”并未结束，但是大多数的喇嘛已经“休假”回家或懒散地四处游荡化缘，因为对于喇嘛而言路人的施舍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进入庙里，因为摩西之前已经独自前去打探情况，回来后他说庙里所有的殿堂都被锁上了。他发现除了新来的年轻喇嘛在认真诵经，庙里几乎别无他人。摩西问他们在干什么，喇嘛们回答说，他们正在祈祷不让盗贼进入庙中。摩西带着汉人的优越感问他们，上次强盗们来这里时祈祷是否管用。旧的百灵庙很明显是在外蒙古局势动荡时被洗劫和烧毁的，现在所有的建筑都被重建。大火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当时在沙俄的鼓动下，外蒙古意图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最希望维持百灵庙在这些蒙古人心中的地位，因为他们担心外蒙古会侵扰内地，封锁贸易路线，也许还会吸引内蒙古其他地方的人跟随他们。据说重建百灵庙的钱是由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筹集的，这可以视为中央对内蒙古的一种恩惠。

“不管怎么样，”摩西带着一个见多识广的游客的口吻说，“百灵庙算是彻底完蛋了。”

百灵庙附近的地区被中国人称为百灵地，意为百灵鸟聚集之所。这种蒙古云雀在起伏的原野上筑巢，那里有肥沃的草场，在中国北方很有名。百灵鸟在山东尤其受青睐，当地的养鸟者愿花高价购买它们。在初夏，当雏鸟即将长大但还不会飞的时候，汉人就会成群结队地来捕获它们。归化有个鸟市，相比其他市场，它每天很早就开门且生意火爆。在内蒙古通铁路之前，人们常常从山东一路步行前来捕鸟，或者到这个市场上去买鸟，回山东的时候尽可能多地装入两个篮子，用扁担挑着运走。这个行业和赌博有几分相似。首先，这些鸟必须喂养到能够区分性别。然后放生雌鸟，仔细挑选开始鸣唱的雄鸟。即使是来自这些著名的地方，这些百灵鸟的鸣唱水平也良莠不齐，有时当一只品相一般的百灵鸟靠近一只品相较好的老百灵鸟时，其就会通过效仿升值。一只未经品评的百灵鸟只值几分钱，但叫声天然好听的百灵鸟即使是在当地市场也能卖到二三十块大洋。

这里的蒙古人隶属于乌兰察布盟（Ulanchap），其中的部落来自不同家族。不得不说我对这些蒙古人知之甚少。在我到达阿拉善地区之前，我将一直行走在他们的领地之内。由于普尔热瓦尔斯基 和柔克义（Rockhill） ^[2] 都没有对这些部落组织产生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得无偿使用已故的杰·宾斯蒂德（G.C.Binsteed） ^[3] 的一篇文章，他的工作因在弗兰德斯（Flanders）的悲惨死亡而中止。除了自己的考察，宾斯蒂德的文章大都引用未经英文翻译的俄文资料，但是这些成果尚未以专著形式出版。

乌兰察布盟由四个旗组成，分别是：

四子部落，统辖一个旗。

茂明安部，统辖一个旗。

乌拉特部，统辖三个旗，分别是前、中、后三公旗。

喀尔喀右翼部，统辖一个旗。

其中，四子部落的蒙古语名字表明其先人应该是漠西蒙古人。茂明安人可能是真正的内蒙古人，也可能与漠西蒙古的明安人（有时也叫茂明安人）有关系。乌拉特部三旗可能和卫拉特蒙古 一样，是一个部落联盟。如果知道这三个旗的具体名称，就能更容易猜想它们的族源，但我甚至无法准确判明哪一个是前旗，哪一个是中旗，哪一个是后旗。普尔热瓦尔斯基给出了三个具体称呼：西公旗（Barun-kung）、中公旗（Dundu-kung）和东公旗（Tsun-kung）。在这些名称中，“kung”一词似乎是汉语中“王公”的意思；此处就像蒙古人惯用的一样，指的是世袭的小王子或旗的首领。“Barun”和“Tsun”在蒙古语中表示西方和东方，而“Dundu”是中心的意思。柔克义便获得过南、西、中三个“王公”头衔。我听过东公（East Duke）、西公（West Duke）和东大公（Tung-ta-kung）这三个词，东大公显然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指“Dundu-kung”的一种汉语称呼。令我吃惊的是，它们从东到西的排列顺序居然是东公旗、西公旗和中公旗。最后，我们抵达喀尔喀右翼部，这个名字表明这里的人们是从外蒙古腹地迁移过来的。

这些部的名称虽然经常使用，但若不加以解释就无从知晓这些名称有什么内涵。这里我还是主要依据宾斯蒂德的文章。盟（蒙古语称Chigulgan、Chugulgan或Chulgan）是由清朝施加于蒙古原有组织之上的行政单位。这是一种治理方略，目的是削弱部落，并将权力转移到中央官员手中，这些官员通常是汉人而非满人，他们接受任命处理盟的事务。喀尔喀部是外蒙古诸部的核心，清朝对他们的控制是最松的，喀尔喀只有四部，但是内蒙古的二十四部则被强行分成六个盟，其中乌兰察布是最西边的。

在这种管辖体制下，我们也能得知蒙古原先的组织体系。关于“部”，宾斯蒂德引用巴拉诺夫上校（Colonel Baranoff）的话说：“古蒙古语又名艾马克（Aimak），用以指王公的封地，由一片或多片领地组成，这些领地都是蒙古王室的遗产……艾马克中的各个领地通过血缘相联系，艾马克在历史上属于一个王公所有，这个王公是现今艾马克中各王公或者领主的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艾马克分裂成几个独立的领地，但各领地之间仍保持联系，家族中地位最高的王公仍然被认为是艾马克的首领。”

汉语中喀尔喀蒙古的艾马克叫“部”（pu），内蒙古的艾马克则叫“部落”（pu-lo）。

艾马克中的每个旗（汉语念ch’i，与满族的“旗”类似）都是一个宗族，或者说是扎萨克王公的世袭属地。“王公”一词在英语中一直被惯用于称呼某旗的扎萨克和某艾马克中的高级扎萨克，但或许前者更适合被称为“公爵”。有的王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就是领主，但他们在成年之前无法像高地亚洲的统领那样掌权。艾马克的一个准辖区是苏木（somon）。这与其说是一个地域单元，不如说是一个管辖幅度较大的部门，苏木是名义上的军事机构，但也负责处理通常的行政事务。一个苏木大约管理150名骑兵及其家属。

至于百灵庙附近的蒙古人，我不清楚他们归哪个旗或艾马克，但我猜想他们要么是四子旗人，要么是喀尔喀人。汉人只称他们为“百灵蒙古人”，称他们的首领为“百灵王公”，我认为这已经足够合适了。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失去了“百灵王公”的头衔，即便他还一直保有其他某个王公的称号，对汉人而言他也没有了王公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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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西夏和藏北无人区》（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hibet ，translated by E.Delmar Morgan，London，1876）。

[2] 柔克义：《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1891—2 ，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e，1894）。

[3] 宾斯蒂德：《蒙古的部落和行政体系》（“The Trib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Mongolia”），载《远东评论》（ The Far Eastern Review ），1913年7日。 mMFCVMJW6pLKF/zaFxfNBYvSScHX5MZJFsXjpeaTqeKjc7DJXfwYxM5Gn3f5Vi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