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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926年3月底，大约距我心血来潮产生旅行的想法一年又一个月，我又回到了归化，这次是和我的妻子一块儿回来。我们最初希望这只是临时检查，但当我的骆驼被征收，又逢铁路被切断时，事实证明这更像是为期五个多月的拘留。虽然我们能在蒙古北部边境地带的村庄旅行一段时间，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归化城里，这座城是贸易重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人群聚居且容易令人习惯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家。
归化位于一处宽阔的谷地或低地中，北面是构成蒙古高原南部山地的大青山山脉，
南面是山西的外缘山脉。这片谷地地势开阔，水源充足，一直是高原游牧民族的天然粮食种植区和供应区。我们对它信史出现前的起源知之甚少，直到人们对此处划分游牧部落和定居农民的天然边界进行了充分的考古调查，了解才逐渐加深。至少有一段历史必须作为它发展的前奏：在成吉思汗崛起、走向战争和征服之路前，蒙古内部有许多正在转型和斗争的小政权。现代蒙古人血统多样并来自不同的祖先就是证明。
对13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形成了更明确的认知。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大都或者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的信件中，提到了当时在天德城（Tenduc）信仰景教的汪古部，这个部落是蒙古帝国的附庸，后来迁入如今的中国境内。 [1] 汪古部及其统治家族与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传说存在关联。中国的编年史书未曾记载这片区域经历过景教政权的统治，目前也没有现存的关于景教活动的证据，但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过，当归化附近的古城遗址被发掘后，我们会得到更多景教在远东地区活动的信息。众所周知，这一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是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并有若干古城遗址，然而目前古遗址的修复和发掘工作尚未开展。我目睹过一堵向北绵延的城墙遗迹，我猜它是天德城的边界，但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论及这一点。
大约在1573年，也就是明万历时期，如今的归化城开始在一座军事哨所的旧址上发展起来。清朝入关后，归化与其说是清朝的军事前哨，不如说更像是蒙古人眼中的贸易中心，他们如今仍称其为“青城”，蒙古语念作“库库和屯”（Kuku-khoto）。它是一座圣城，是蒙古人朝圣时节的诸多集会地之一。不论距离多远，中原商人总是设法参与这样的庆典，他们设立的集市在部落战争时期很可能受到某种“休战盟约”的保护。规模最大的集市必然在库伦和归化这样的地方，它们坐落在天然的贸易要道上，因此这些集市势必会扩展成定居的贸易聚落。
那时归化不只是一处被边远部落造访的伟大圣地，还是蒙古土默特部的腹地。在被清朝征服之前的动荡时期，土默特人正在遭受一个蒙古征服者
的威胁，他试图恢复蒙古帝国昔日的统一和权势，并向遥远的俄罗斯沙皇寻求支持和庇护。由于从中获益甚少，土默特人转而投靠清朝，成为最早效忠清朝的蒙古人。他们虽然得到了嘉奖，但报酬仍旧少得可怜。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归化的地位和价值十分重要，不愿意它被强大的部落占据。因此清朝一旦掌握控制权，就以土默特曾与沙俄有过协议为借口，剥夺了土默特首领的世袭特权，瓦解了他们的部落组织，并把他们重新依照满族军事组织编为各“旗”，使他们直接受到兵役和纪律的约束。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土默特人失去了曾经属于他们的全部主权。这是清朝故意采取的政策，这点可以从一种在中国国内流传已久的说法中得到印证，即土默特人“一直受到满族人的追捕，直到他们销声匿迹”。如今在谷地和大青山脚下还生活着少量土默特人，而他们最富饶的土地早已落入来自内地的定居者手中。然而土默特人仍然保留着部落对归化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其首领一直依靠这种领地所有权维持生计。
清朝统治的到来随着一则关于康熙帝的传说载入史册，康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和清朝领土的巩固者，他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他知道如何利用引人注目的个人魅力来淡化君主专制的残酷。传说当康熙在一次巡游中来到归化时，他请求会见当地的宗教领袖活佛，活佛是这个贸易重镇的核心人物，蒙古人认为他是人世间无所不能的神。当代表政权的康熙皇帝会见象征教权的活佛时，甚至毕恭毕敬。活佛没有遵循外交礼仪回礼或者温文尔雅地回应，而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康熙，仿佛位于他面前的是一个卑贱的蒙古王子。这使康熙的一些侍卫大为光火，因为满族人受汉族人影响，认为皇帝具有神性，所以他们摆出了一副强迫活佛拜倒在康熙面前的架势。在场的喇嘛们被这种冒犯圣人的举止吓坏了，急忙上前保护活佛。据说混乱中康熙从一个喇嘛那里抢过一件僧袍，把自己裹在里面逃离。他的侍卫长白将军发现皇帝消失，认为皇帝已经受到伤害，因此他刺死了活佛，然后伏剑自尽，为自己的失职赎罪。
为了感念白将军的忠诚，皇帝将其神化，并把他的神像放在了长城外的一座神庙里，现在它仍然矗立于庙中。据说，蒙古人认为活佛的转世，即活佛后继者自此不敢再回到归化，而是远居蒙古草原深处。一旦活佛回来，那么从白将军（据说他的尸体至今不朽）的神像中散发出来的凶煞之气肯定会使活佛有性命之虞。
这个传说的最后一部分有些含糊不清。活佛仍与归化有关，他被册封为呼图克图（Khutukhtu），
呼图克图在蒙古的上层僧侣等级中位居第二，这些僧侣当中有三分之一曾经作为政治人质身处京师。事实上，我认为这位活佛是第一等，因为库伦的活佛化身当时已经完成转世，不可能存在第二个转世化身。这位活佛在归化有一座召庙，但他本人却住在崇山峻岭之外的另一座召庙里：或许他是另一位活佛而非传说中的那位活佛的转世，但他也有可能就是那位被杀活佛的转世，他的召庙离城市很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信佛的汉人断定他不敢回来。
大约三百多年前，清朝在归化附近建立了绥远新城，
派遣军队驻扎，旨在对汉人的商队贸易和蒙古人的易货贸易进行监督和征税。从那时起，在清朝牢固的统治和法令下，归化变得繁荣昌盛。张家口仍然是内地与库伦乃至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枢纽，大量骆驼装载着从茶叶从张家口出发，这些通过陆路运输的茶叶备受俄国商人的青睐。然而，归化同张家口一样也成为黄河下游地区与边地之间贸易的枢纽，并带动了蒙古西部以及新疆地区的商业发展。因为骆队的运输成本要低于拥挤的内地公路，商人和官员的旅途虽然不那么舒服，但是会比走公路更快。归化最大的几家商号都发家于清朝掌控此地的初期，它们的合伙人曾经是蒙古领主，这些商号似乎以有偿的方式掌控了整片地区，其账簿堪称打开诸多贵族“财政机密”的钥匙。归化之所以繁荣，原因在于它控扼黄河干线以及几条商路，归化一带遍布肥沃的牧场和富饶的农田，为骆驼和商队成员提供了廉价的食物。
铁路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延伸到归化，然后继续向西90英里到达黄河岸边的包头，促进了包头的繁荣。在那之前，虽然归化因足够的贸易量而经济发达，但这种贸易主要是区域贸易和内陆贸易。铁路可以像商队一样快地把货物运出去，归化的商人感到国外的需求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对出口贸易的回应，进口商品被从海边运来，归化商人转而将这些货物运至内地，甚至穿过了黄河等诸多外流河的源头地区。
当清朝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分崩离析时，变革随着历史车轮滚滚而来，西方文明不仅势不可挡，而且与它所针对的与世隔绝和近乎停滞的政体截然不同。新一代掌权者开始利用新的权威来实现个人野心，中国也陷入了内战的循环。西北省份被冯玉祥占领，他麾下是纪律严明的“基督军”。这位“基督将军”丝毫不贪恋新占领区的利益。尽管他拥有权势，但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这种权势受到动摇。为了除掉他，其他军阀组成的军政府将他调到西北地区，他们认为西北很偏远，这足以削弱他的影响力。然而冯玉祥对实践和效果有着独到见解，将其他军阀所不屑的西北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位“基督将军”对基督教的拥护已使一些异见者哑口无言，令其他人感到困惑，他还将教会变成了自己中意的宣传机构。此外，冯玉祥还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他通过协商与学生阶层和中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结成同盟，变成他们的支持者和名义领袖，并使自己成为一个政党的核心人物，毕竟在中国，仅仅靠基督教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最后，由于无法从海路获得武器，他与苏联签订协议并借此扭转颓势，以对抗那些切断他军火来源的政敌。通过这种方式，他巩固了与革命派的联盟，还通过蒙古从陆路获得军火支援。这使他得以在筑起防御工事后，从崇山峻岭中率兵一涌而出占领北京，进而在一段时间内经由天津打通海路交通。冯玉祥取得的非凡战果激起了反对派的抵抗，原本势如散沙的他们组成了一支顽强的联军，冯玉祥被迫撤离北京。联军沿着他攻打北京的路线向燕山郊区推进，内战就这样爆发，使得我们的行程受阻。
战争从春天一直打到秋天，当我们来到归化时，大片裸露的褐色土地表明冬天已经过去，但是无论在田野还是枝头，都没有看到预示春天到来的绿意。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空气很潮湿，潮湿的寒风不停地穿过山谷和高地，吹拂着旷野。春天来了，白天我和妻子像越狱在逃的囚犯般漫步于归化和绥远城内外，晚上北归大雁的鸣叫声萦绕耳畔。道路两旁的杨柳枝头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绿色，在短暂而又酷热的夏天，它们浓密的树叶时而蒙尘，时而在大雨冲刷中不断摇动。随着茁壮成长的小麦和燕麦覆盖了先前深褐色的田地，单调荒凉的冬日景象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旷野被闪闪发光的蓝色和紫色渲染，群山如众神城墙般耸立于北方的“禁区”，俯瞰着喧嚣的尘世——
人类的哀怨也不足以破坏他们神圣永恒的宁静。
8月初，新旧两城之间的路边分布有很多小种植园，园内盛开着熠熠生辉的罂粟花，遍布淡雅的白色、华丽的粉红色和紫色，洋溢着浓烈的花香，与中式庭院的后院中弥漫的酸臭味截然不同，身处花丛中仿佛可以逍遥无忧地度过一生。
归化有个小的洋人社区，社区成员都对我们很好。起初是瑞典使团，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最后我也是在那里离开妻子踏上旅程。然后是天主教传教会，它创办了自己的医院，内有两名业余的比利时医生和他们的家人。索德邦兄弟是帮助我们最多的两个瑞典年轻人，他们生长于塞北边疆，熟知当地和中国西北地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兄弟俩和一个苏格兰青年受雇于一家经营蒙古绵羊的英国公司，三人曾经负责运输数千只羊，但均被冯玉祥的“基督军”以违反条约为名没收，他们沟通无果，以至于公司相继派来一名苏格兰人和一名爱尔兰人进行交涉。社区中最后和我们打过交道的是个名叫亨宁·哈士纶的丹麦人，他从张家口过来为我们提供帮助，此人在蒙古游历了大约五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熟悉牧民、军人甚至僧侣的生活方式和状态。最后是他帮助我妻子回到了北京。
然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独处。我们计划离开归化后先在山沟里露营，穿过山地后扎营于蒙古高原——这段经历会因关于沿途强盗的警告而扣人心弦。我们通过观察习俗了解这新旧两城，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城中各种各样的细微之美熟稔于心，它们此前从未被过客所注意，但城中也遍布变革的痕迹。以前满族骑兵会意气风发地架着鹰，牵着猎犬，从守备森严的城市里骑马出来，现在他们失了势，这一帝制时期的娱乐活动也被无情地湮灭和遗忘。甚至他们那精美的弓也在小地摊以一银元左右的价位被贱卖，
这种弓由能工巧匠用竹子和牛角制作，用兽皮作弓袋，由丝绸捆扎，买者或是想要举行婚礼射箭仪式的汉人，或是蒙古人，后者会将其作为战利品供奉给深居古庙的神灵。声调优美的北京官话作为清朝统治的印记，仍能在有着灰黄色城墙的新城内随处可闻，说一口流利北京官话的人会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与乡村和老城中的农民、商人等底层市民平淡无奇的牢骚相比，说北京官话具有一种奇特的优越感。
除了北门，老城的所有城墙都出于采光、通风和交通的需要而被拆除。然而，当我们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街道和市场上依旧熙熙攘攘，未曾受到现代化改造、冯玉祥军队和新政权的影响。买卖双方都采用他们特有的行规进行交易。就在这个春天，商队整装待发，与此同时，商队的东家正在与中间商签订最终协议，商人们为旅途作着最后的准备，驼夫也在购买小饰品和其他零碎物件，打算在到达古城子后于当地集市借此小赚一笔，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他们采购了艳丽的新疆印花棉布、汉人的天津布鞋、汉人女孩和婴儿戴的那种点缀有饰物和假珍珠的粉红漂亮帽子，以及供商队成员抽的香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类贸易活动已经持续数代，未曾改变，也未见记载。
只要归化还是商队和货运列车之间的货物交接点，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就会一直延续。如今，虽然商队运送到蒙古和新疆的货物有所变化，但其运输方式却一直被沿用，仿佛从未有西方人深入涉足亚洲腹地对此产生影响。然而商队还是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这种冲击产生得较晚但不可避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从国外学来了铁路技术，并计划修筑一条经过宁夏和兰州的铁路线，受此影响，商队的生意范围将大幅缩水到阿拉善沙漠地带和草原牧场。在归化的集市里逛街是件新奇之事，今天尚可感受到远道而来的商队所带来的热闹劲，也可预知次日生活的重担会使他们与前几天相比判若两人。驼夫把他的行李收拾好后蹒跚着离开归化——仿佛期待着能在半小时内走到家，因为营地的商队带着骆驼在山后的牧场上等候他多时，直到货物被补齐装满，驼夫才匆匆赶来；商队开拔后，他继续埋头前行，直到抵达西部地区；对于那些被他召集来的人而言，离家远行、风餐露宿或许是与世隔绝、避开战乱和戒严令的可选方式，他们会进入一片神秘遥远的土地，对于这片地区，他们只熟悉其中的交通要道。
这就是我们对归化的最初印象。当骆驼被军队征用、铁路被封锁时，商队贸易也销声匿迹。我们没有从“内地”得到任何消息——换言之，是从长城内部那个像以前的汗八里一样遥远的北京传来的消息——因为电报被切断了，信件也只能零零星星地辗转多地寄来，到手时已经过期数月。集市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乡下人，城市周边不见一头骆驼。每当商人们被迫重新贷款时都会陷入新的恐慌之中。伤员不断从东南方转移过来，新兵是从农村征来的年轻人，他们才学会唱军歌和喊行军口号——那种归化特有的拍子——“一、二、三、四！一、二、三！”
我竭尽所能寻找新的交通工具。在为蒙古之行租用骆驼时，困难往往产生在签订合同后。因为租金必须以某种特有的方式结算，所以贸易中介在交易中不可或缺。中介往往比书面合同更加重要和常见。他主要负责对双方在签订书面或口头协议后可能出现的争议进行协调。作为一名仲裁员，中介与双方都有业务往来，他尽量维护双方利益，解决问题并化解矛盾。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宁愿通过中介达成协议，也不愿去衙门告状，因为判官有可能觊觎原被告双方的财产，而不在乎他们的诉求是否公正。中国的衙门如同一个可怕的剧场，其中断案的是演员，而打官司的如同观众。戏剧的表演方式很有趣，观众也是参演者，演员虽然要将观众花钱想听的台词念出来，却乐此不疲。此外，在演出结束时，观众们不管满意与否，除了交付入场费之外，还要支付“出场费”。
我签了一份书面合同，由贸易中介作为担保人和中间人签字，然后他从一个骆驼主人那里依照每头骆驼20两银子的价格收取了佣金。据我所知，中介和骆驼主人在商议价格时虽然想方设法互相算计，可一旦达成协议，就会尽力去严格公正地履行义务。对骆驼主人来说，订约就意味着他应该不计代价地把货物安全地运到目的地。超过约定的运输期限通常不用承担赔偿责任，毕竟安全交付货物是该行业不成文的最高规则。
同样不幸的不只是我。按照惯例，我预先付钱给骆驼主人，他用这些钱新买了几头骆驼租给了我。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交易方式。然而，当骆驼被征用时，这位骆驼主人只能自认倒霉。我起初和他打交道是因为他不是来自归化，而是遥远的巴里坤城，所以我认为他会因返乡而心情愉悦。现在他的骆驼被掳去，失去了生计来源，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抵押，因此也无力偿还我的钱。他还养了大约70头骆驼，但这些骆驼在战乱爆发前几周就被罚没了。他说自己的资产都源自商队中的运输费，而且已经投资在骆驼或货物上。我十分确信，生逢乱世，在手头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他无法通过赊账来筹集资金。
于是债务就落在中介的肩上，他应当用现金或骆驼进行补偿。中介说找不到骆驼，几千头骆驼被一纸军令征用而去，这把骆驼主人吓坏了，未及发现的骆驼都被赶到安全之所藏了起来，无法入城。大部分的商队都在春天离城而去，所以只有少数未被征用的健壮骆驼。要入城的商队驻扎在山后，改用手推车把货物运进城。尽管他们有骆驼，但是这些骆驼已经长途跋涉整整一个冬天，不可能贸然再度出发。至于赔偿金，他也直说无钱可赔。
后来我听说一小部分内地游客得到了更周到的服务。与他们打交道的骆驼主人和中介发现了一些四散的骆驼，把它们聚集在山后，即使蒙受经济损失也要如约用货运马车送游客离开。我的中介不会做这种事，他知道我不会公开行动，因为我向当局申诉只会减轻他们的负担，而我会被再度禁足。此时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所有失去骆驼的骆驼主人都不时地得到消息：骆驼已经驮着补给到张家口去了，之后它们没有被放还，而是被闲置在军队后面，在肥沃的庄稼地里吃得又肥又壮。中介和其他人一样，只能盼着骆驼被放还，但希望渺茫。
8月初，我听说草原边上的百灵庙聚集了许多商队，商人们在那里用货运马车把货物运出来，然后向西进发。这些货物大部分是在早春订的，但没有发出去，不是因为骆驼被征用，就是因为它们的身体条件不适合运货，骆驼在脱毛的季节必须要被放出去吃草。新的合同未再签订。1月和2月开始派送的所有货物都是去年通过铁路运来的。数月来没有一列货车进入归化，但是商队却络绎不绝地从西部赶来。当骆驼结束整个夏天的放牧、骆驼主人寻找外部货运订单时，运价开始下跌。几乎所有骆驼主人为了运货都愿意接受任何价位，因为他们开始担心战争，冯玉祥的军队败退得更快，主人们认为最好让骆驼避开败军可能撤退的道路。我到归化来的时候，运费是每担44两（五镑多），有时还多些。等我离城的时候，18两都已经算是个好价钱了。
如果不赶快离城，我们以后的计划就要全部泡汤了。冯玉祥军队会撤退回来，届时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会被征走，山区和偏远地区到处都是像强盗一样危险的散兵游勇和难民。面对新的压力，中介想出一种不甚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要再借给订约的骆驼主人100银元，他也会再借给骆驼主人一些，然后骆驼主人会新买一批骆驼使我顺利离城。新起草的合同授予我对骆驼的留置权，以确保我能得到赔偿。
和上回一样，我要坐马车出城。依照秘密制定的方案，所有的行李都要装在四头老骆驼身上，老骆驼对军队毫无吸引力。在它们的带领下，我到达100多英里外的骆驼停驻点，然后进行下一段旅程。计划能否顺利实行完全靠运气。冯玉祥的军队已经开始溃散，每天都有小股逃兵持械离开归化。再过一两天，大部队就会乘火车从前线撤回来，逃兵的浪潮会把我们淹没。
这一次，在经历了更磨人的延误和一次未遂的出城之后，我终于在1926年8月20日闷热的午后出发了。警察们紧张不安，日夜担心兵营里会发生兵变以至于无暇管我。我和妻子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然后相互道别，我回头看了看她，她正站在河岸边的一棵榆树下，旁边是一条塌陷的土路，此时不知怎的，我比上回出发时更没有信心。我们预想数月后会团聚——谁也没想到会是第二年——在亚洲腹地的某个地方。我让她在我远行期间待在归化这座远离领事和炮舰的内陆城市，即使几天后，那里将挤满战败的士兵并被洗劫一空，但是她待在使团中会比待在我还未涉足的土匪地带里安全得多，后者由于几个月来未有军队插足管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纵使如此，这一办法还是显得有点大胆。
夜幕即将降临，天开始下雨。我忧心忡忡地进入马车。不过，虽然开始时有点慌乱，但这次一切有了转机。从归化到北山口只有四五英里。当地的税务站是我们的必经之地，那里可能会有官员盘问我们一些问题。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些官员要么不敢夜里冒险出门，要么就是因为讨厌下雨而躲在家里。我们往山里走了一小段路，停下来过夜。
沿着山口中的山谷分布有许多客栈，客栈院子很宽敞，整个商队都可以在里面住宿。时局安定期间，商队可一路前行到归化。尽管城墙被拆毁，警察仍然明令禁止夜里出入归化，于是商队在旅程的最后一晚停驻在山谷里，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进城。
我们入住了一家最小的旅馆，是马车旅馆，不是商队旅馆。我的车停靠在一棵高大的老山楂树下，骆驼们跪坐在树下休息，透过树叶洒下的月光，依稀可见它们的身影。乌云散去，夜晚凉爽清新，散发着湿土的气味（与泥土的气味截然不同），还有山林的气息，山林一直延伸到低矮客栈的屋檐。屋子本身是用新泥砖砌成的，里面随处可见溅有朱漆斑点的木架构，墙边排列着一个个结实的红色大箱子，这些都是山中农户最看重的。
至于百姓则心情压抑、满心焦急。前两天这个偏僻村庄中的食物和钱财已被洗劫一空。第三次抢掠发生在当天下午，也就是我来之前的几个小时，一群流窜的逃兵抢劫了他们，现在逃兵已经进山，可能还没走远。他们没有钱了，只剩下几张纸币，他们担心这些纸币很快就会一文不值。
人们慌张地进出，一个孩子不时地从里屋跑出来盯着外国人看。两个女人正在做饭——将一小块扁平的燕麦面团卷成圆筒状放在蒸笼里蒸。这里的人一整年都在吃这种食物。一个老神婆蹲在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公然吐着痰，私下里则神神道道。山村里的妇女来往于各家，比城市里的妇女出行更加自由，甚至能聚在一起聊天。
我也感到不安，走到门口望着院子。人们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这种预感只存在于心里——尽管村民们十分可怜，而且的确有使他们感到恐慌的事物。与这种紧张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简单的日常生活似乎与一种可以觉察到的沉闷格格不入，这使我烦躁不安。站在门口，我似乎能感觉到，而非看到或听到骆驼在反刍食物，骡子跺着脚，小黑猪低声叫着，狗也悄无声息地从月光下躲到阴影里。附近的院子里传来说话声和灯光，路上则没有任何动静。头上的山楂枝叶不时窸窣作响。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好了一点。我走回屋子，吃了点馒头，边抽烟边喝茶，屋里空气沉闷，夹杂着汗腥味、干牛粪味和土烟味，木质躺椅（可用于睡觉）上的席子和毛毯使我昏昏欲睡。然后我打开自己的睡袋，穿好衣服躺在上面。我半睡半醒地打着盹——当一个人平静下来的时候，这种状态令人愉快，当一个人的神经绷紧的时候，这种状态又很压抑——我听见周围有人在窃窃私语。一个汉人农民从喉咙里发出耳语，音色像一把缺了几颗齿的锯子。我被他们当作提前离开库伦帮助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官。这虽然令我不快，但不值得争辩，因为否认只会增强他们的怀疑。这是多么唐突的一次远游啊！把妻子留在归化那样一个动荡的地方，自己带着几头傻傻的骆驼，只身前往危机四伏的蒙古，可能会被当作间谍、雇佣兵或那种更常见诸报端而非旅途的猎奇者，这些我难道都没有担心过吗？
摩西也听见了这番对话，一条妙计在他脑海里油然而生。
[1]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之书》（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裕尔译注，考狄（Cordier）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