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通向亚洲腹地之路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了解，从中原通往蒙古之路的发轫以及自内地进入新疆的商道起源，然而在道路开辟之初，人们就用产于中原的手工业产品和丝绸交换兽皮、金砂和玉石。这种贸易的发轫被战争和征服所掩盖，军事行动在这一区域也会沿着同一路线开展，这些路线既历史悠久，又是人员往来的必经之路。每当中亚的游牧民族足够强悍，他们就会大肆侵扰中原王朝的北部和西部边疆，占领广袤的疆土，建立自己的国家和王朝。相反，当中原人实力占据上风时，也会兵锋西指，并与西域进行贸易，他们不仅翻越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同印度北部地区建立联系，甚至还打通了一条穿越西域的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更加漫长且超乎想象。道路沿线国家的商人获得珍贵而巧夺天工的丝绸后，将它们运至地中海，以博得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青睐。

在这些沟通中西的线路之中，最为我们熟悉的经典线路被称为“官道”（Imperial Highway），它至今仍在被使用。这条路线从今天的京汉铁路之间出发（铁路连通着长江流域和北京）后抵达西安——中国伟大的古都，然后穿越陕西、甘肃一直到达安西， 即古代玉门关的附近，这座关隘在鼎盛期是中原人涉足西域的起点。从安西开始，因不同时期的条件变化和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盈缩，进入中亚的诸条道路也会有所区别。沿着其中的一条或者数条路线，中原王朝的军队可以一直将据点设立到帕米尔高原和撒马尔罕，中原的佛教徒可以去印度北部取经，一些西方探险家，诸如马可·波罗、鄂本笃也会往来穿梭于其中。

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道路也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们将北京及其所在的中国北方、蒙古地区和中欧之间主要分布于中亚的交通线连接起来。这些道路最初是游牧民族的入侵者在探寻，然后被较小的侯国和政权、边远地区的汗国和周边王国的商人们沿用。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以及清朝的统治下，上述交通线的重要性得到重视，这些英明之主的军队和使节一直沿着此路往来于王朝的核心地带和边疆前哨之间，和平时期，沿途还会密布商队及露营地。

一路上尽管会有骑马的信使匆匆来往，但最常见的还是牵着骆驼的商队，因此这些通往蒙古的道路自始至终都扮演着商路的角色。官道是马车路，也是供定居族群的商队和军队往来的走廊，但这条商路却一直被游牧民族和渐染游牧民族风气的汉人所占用，沿途很少能见到马车，纵使由骆驼牵引的车辆也难得一见。途经内外蒙古的道路主要是以下几条：

（1）从张家口（Kalgan）到库伦（Urga）， 向北到达西伯利亚边缘的恰克图（Kiakhta）；

（2）从库伦到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和科布多（Kobdo）；

（3）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4）从归化到古城子，一直往前走到达乌鲁木齐或哈密（Hami），并与准噶尔和新疆其他地区的交通线联通；

（5）从归化经包头进入黄河流域，并一直到达甘肃——这条路可供马车行驶，与官道的西段相连接；

（6）从归化经内蒙古到哈密或古城子。

最模糊也最鲜为人知的商道，是我在1926年前往新疆旅行时穿越蒙古走过的漫漫长路，这可能是近些年才被商队重新启用的古道，因为其他道路被频发于中亚和东亚的战乱阻断。该线路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条不受政局变动影响的古道之一，它深藏大漠之中，水源缺乏足以使作战部队望而却步，巨大的沙山也会阻断马车和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前进。虽然现代人可以沿着铁路和公路旅行，但在这条名副其实的“绕路”面前，现代人束手无策。这一古老的沙漠之路从沿用直到光荣地湮没，都被荒漠拱卫。

我旅行的初衷不是科研，遑论所谓“传教”或“远征”，我来这更像是一个沉迷梦境的老者或欣赏异域风情的青年，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源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历史复杂的统一性以及被发掘的浩如烟海的资料的感受。一切都始于我的一个夙愿，即以传统商队的方式完成这一旅程，因为我发现这些商队具有历久弥新、日渐丰富的内涵：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诸多资源或源泉之一。

从中世纪到敌国再度入侵，我们对这段时期内的中亚知之甚少，原因在于东西方之间开始海上交流后，敢于穿越险峻山岭和沙漠腹地的传教士、朝圣者、使节和探险家越来越少。马可·波罗自华归国时是先走海路抵达印度，在马可·波罗之后，受好奇心的驱使，海路航线的开辟开始给闭塞的中国带来影响。只要中国的英明之君和征服者与西方保持着哪怕最为遥远的联系，并且在与友好异族的交流中保持利益和风险的平衡，那么随着迁徙和部落战争的结束，外来部落的族群以及游牧民族征服者就不再被视为潜在的盟友或入侵者。少数商业冒险家乘船从海上来到中国，中国君臣和子民怀疑他们并非受大国派遣而来，而是海盗之流，这些外来者自身也慑服于中国的强盛，不敢图谋不轨。他们自身若极力想在某几个海港定居，通常不会采取军事手段逼迫中国的君臣，而是使用外交手段或阿谀奉承，直到被傲慢的对待逼到绝境时才会诉诸武力。他们在沿海采取的小规模入侵行动仍被定义为海盗侵扰而非战争，纵使尚有少数人参与利润可观的贸易，然而此时中西之间的隔阂在实质上更甚于陆上丝路较为繁荣的时期。若从思想层面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原因在于乘船经商者对一个国家的生活和风俗的影响远小于骑骆驼、跟从骡队甚至骑驴前来的造访者。

长时期内，这段海上丝路备受青睐，而传统的陆路被遗忘，只有少数中国商人仍利用此路，他们经年累月并世代相传，带着传统的商品在这一漫长的古道上跋涉。直到俄罗斯采取长达60年的“扩张政策”，才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些中亚古国的兴趣，它们仍将远东和欧洲分隔，苏俄成立后，在其“东进政策”中再次启用类似政策，又一次吸引了世界对中亚的关注。

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息息相关。中世纪末期，陆路贸易开始受到海上贸易竞争的影响，但最终却从中受益，并迎来意料之外的复兴，究其原因，中国港口的洋商与此有着直接的关联。在190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陆路贸易可能处于最低点。随着清朝从太平军起义以及其他地区起义中恢复元气，义和团被镇压之后，中外贸易得到保障和恢复，并开始带来更多影响。贸易不再局限于茶叶、丝绸之类更为珍贵的货物，而是因原材料的需求繁荣起来。羊毛、兽皮、山羊皮和皮草交易发展迅猛，以至于中国边疆的东北和蒙古部分地区供不应求。内地需求越来越大，商队为了更多盈利，从遥远的外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牧场运来牧产品。当苏俄“东进政策”的压力向中亚和中国东部地区袭来时，商业竞争反倒伴随着中央权威的衰退和中国政局的恶化而日渐加剧，商队忙得不可开交，大有以往明清影响世界经济时的架势。

羊毛交易是一件神秘的事或者说是细致活。货物被商队运送至火车站，再沿铁路来到天津和最终入海的海河。中间商们在铁路货栈和外国公司之间奔波，他们只要抓起一把羊毛掂量掂量，就能告诉你一百磅羊毛里掺杂了多少沙土，误差只在几盎司之内。甚至有美国、英国、日本的商人只要反复掂量，并抽出一撮羊毛闻它的味道，就能指出这些羊毛是来自青海肥沃牧场的“西宁货”还是冒牌，后者是从质地较差的甘肃羊毛中挑拣出来的。

这些活计与我关联甚微，所以我对此知之甚少。那些行家不喜欢远足，对他们来说，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才是休息日的旅程安排。如果我效法他们，就压根不会踏上商队的道路。或许是命中注定，有一次我由于会说中文而被派往内陆去购买羊毛。随行的是一个名叫潘绮禄 的中国青年，我所在的公司曾联络他，当时他正准备回乌鲁木齐探亲。他的父亲正是斯坦因爵士书中所提及的“潘大人”， 数月后这位潘大人去世，他是一个博学的地方官，强烈的兴趣使他在学术探索中颇有所获。潘大人既是保守的学者和士绅，又是恪尽职守的地方大员，在整个新疆声望颇高，被当地人称为“潘善人”。他的儿子潘绮禄大约30岁，也小有名气。潘绮禄曾沿着官道从新疆到甘肃，先后途经哈密、安西、兰州，然后经过甘肃、陕西，最终取道蒙古境内的大西路，穿越西伯利亚（这是他第三次进入西伯利亚）到达北京。潘绮禄在内地长大，并从传教士那里学会了法语、英语和俄语，通过在北京的深造提高了自身的英语水平，他回到新疆以后，立刻被提升为高级官员，和他的友情是我这次旅行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据我所知，南口镇是从蒙古到北京的“南大门”，从南口镇出发到张家口，一直能到由归化、丰镇、包头组成的绥远省，该省脱胎于河北、山西等省的边界地区，以及蒙古的一些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着汉人定居者，并被整合到中国最新的铁路网。此时出发的确不是好时机，因时值2月，气温最低，加之春节因素，生意冷清。但是此时政治动乱的前兆已有所呈现，由于部队调动，铁路受阻，大量的羊毛堆积在火车站，它们是由来自各地的商队运到归化的，并积压于此。这些羊毛大部分都是外国公司购买的（包括我任职的公司），这些公司很担心不能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运送货物到港口再送往美国。我此行的任务是设法为公司找到运输羊毛的车辆。

我认为归化是荒蛮苦寒之地，仅此而已。我认为此行不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要面对一处非常古老的地带，这个地方有着它自己的法则、传统习俗和生活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人群。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既冷又僵地下了车，正好碰上一辆车，上面盖着一个弯曲的兜帽，我们管它叫“北京马车”。不过，那是一辆用松鼠皮、豹皮和丝绸做衬里的骡车，由一匹戴着黄铜马具的山西大骡子拉着——京师官员一度以这种骡子为傲。

我到归化后便一直和当地人打交道，这些人所讲的方言对我来说很陌生，以至于最初几天我都无法听懂。他们带我去拜访商队的首领和铁路运输的代理人，商人和代理人的办公室里摆放着雕花的木制品，衣着光鲜的职员为衣着粗糙的人递送茶水，这些人披着色彩暗淡的羊皮，身上沾有冬天跑商路时留下的泥垢。然后他们把我带到站场，那里的羊毛已经堆积数月之久，随着商队的到来，羊毛每天都在增加。城外挤满了数十甚至数百头骆驼，它们是去年从新疆来的，现在它们趴在调车线旁，在轰鸣的机车后面隔着几码朝机车发出尖叫。商队的人汗流浃背地在严寒中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光着膀子，上上下下来回忙碌，拔出紧固销，任由沉重的吐鲁番棉包和焉耆羊毛滚落地面，他们拉着结了冰的绳结，解开绑着货物的绳索，这些货物在古城子——商队经过的最大城市——就被捆好装箱挂在驼背上。

辞别中国友人后，我独自坐火车行驶大约90英里来到包头，包头的意思是行李（运输）的尽头，即货物被送到的地方。铁路在此与黄河的北部相接，黄河在绕过鄂尔多斯沙漠后，又流入中原地区。这条铁路的修建进展面临两个考验：一个是架一座半英里长的桥过黄河，每年汛期时，土质松软地势较低的两岸土地都会崩塌和移位；第二个困难更难克服，即铺设铁轨穿过漫漫黄沙。

从兰州一路顺着黄河走水路下来，会看到满载羊毛和兽皮的筏子和小船，这些货物来自青海和甘肃。而从包头出发逆流而上是不大可行的，因为河水湍急无法行舟，所以要走陆路进入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盟，并搭乘马车或者骑骆驼到宁夏和甘肃兰州。我在包头待了几天，这是一个被夯土墙包围的小城，城内有两条繁忙的街道，它们是繁荣的商业区，地上遍布被冻住的污水，街边不时会有吵闹的儿童、为争夺垃圾狂吠的野狗，以及四处游荡、躁动不安的黑猪。我下榻的旅馆也为许多商人、银行家和中间商提供了住所。在这里会再度遇见许多侃侃而谈的旅客，他们谈论的一直是羊毛和骆驼的价格、商队运输费和马车佣金、从包头到偏远亚洲腹地的数十天经历以及劫道的土匪和拦路的官兵。有时他们也会谈及能让人发家的商业冒险、这条沙漠之路上的商机和风险或者商队在风暴中的损失，沿线人们的经商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我坐火车时所看到的异域风情，但这些旅客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

之前的数月，匪徒一直在猛攻包头的城墙。因此城门总会在黄昏关闭，切断城内和城外车站之间的联系。不过，事情开始出现一点转机，有几个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因缺钱而无法在城外车站过夜。由于担心大门开得晚，或者害怕治安手续耽搁时间，所以我昨晚在城外调车场睡了一觉。我和其中一个货运工头住在土坯房里，与他的工友们一起吃猪肉和卷心菜，并借着一盏油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更多边疆的情形，我从谈话中收获颇丰。人们入睡很早，而我在蒙古犬被解开拴绳看家护院之前，走出那间低矮而气味呛人的屋子透了透气。在黑暗中穿过一捆捆羊毛和棉花仰望星空，星星显得又大又亮。我产生了一种在中国内地其他地方也曾产生过的感觉——渴望摆脱海港办公室的拘束，独自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探访一些原始而又古老的地域。

我想体验过去那种陌生而真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并不落后，因此我坦然接受这一状态。这一次旅行动机的强烈程度远超上述那种“渴望”。我曾与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接触，所见所闻使我对这一地区兴趣盎然并致力于采风和发掘更有价值的东西。

1925年初，在回到天津几天后，我一时冲动向老板递交了辞呈。事后我感到有点沮丧，并开始寻找实现探险愿望的途径。我手头拮据，但是一位在天津某英文报社当编辑的老友为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助， 即使我的经费只有人均“探险”经费的五分之一，计划仍得以继续实行。可计划仍旧耽搁了数月，因为我在北京和原公司的合同期尚未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书籍，这些书均涉及北京和印度之间的广阔地区。我从美国的萨维奇公司（Savage Company）订购了一支步枪——购买进度迟缓，需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多批准。之后，我又花费数月才在北洋政府外交部获批一本新的护照，此外还从陆军部获准携带武器弹药。

美国公使馆也没有对我的请求表现过多的热情和支持，这些申请呈送后，他们仅仅略感惊讶。我也没有获得任何团体或博物馆的支持，我想他们虽然会利用美国游客作一些积极的宣传，但不愿意给人一种官方支持的印象。所以一旦我遭遇不测，档案管理员会承担重任，输入“欧文·拉铁摩尔，失踪”，而在“事先告知”（I told you so）这一可悲的外交博弈中，这些团体或博物馆为中国政府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也会很小。任何国家的驻外官员都懂得，帮助一位广受宣传的名人走上成功之路与在没有任何把握的前提下帮助一位无足轻重的冒险家贸然闯入险境二者孰轻孰重，美国人也深谙此道。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朋友潘绮禄经西伯利亚前往他位于新疆的家。他告诉我，如果我能成功地通过蒙古到达新疆便一定会款待我，但他再次提醒我，这段旅程遇到的困难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所有了解中国内地或蒙古的人都受到了同样的警告，但那些最熟悉情况的人都觉得，只要保持安静、机智和耐心，一定能安然无恙地到达目的地。对我来说，主要的不利因素是外国人被严禁进入外蒙古，当地情形充满不确定性。由于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事件， 整个内地持续弥漫着排外情绪，然而新疆是唯一没有爆发排外风潮的省份。至于外国政府，由于消息不畅、办事不力、内部党争以及对举足轻重的各方势力缺乏了解，只能紧张地看着排外风潮愈演愈烈，对此无能为力。

1926年3月我才动身出发。我的步枪——或者说至少是它的弹药——几天前才到。原来的步枪在运输途中被盗，但我非常幸运地买到了一把型号、口径一样的二手枪。我乘夜班火车离开北京，就在当天下午，一群示威者遭到北洋政府警察的枪击，警察杀害了一些学生和少数旁观者，其中有一些是女学生。枪击发生在距我们寓所不到几百码的地方。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城门很早就关闭了，我们很难到达位于城外的车站。

佣人们惊恐万分，他们当中唯有摩西比较冷静：“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看待此事，”他说，“这是吉兆。成大事者的进步总会伴随着惊世骇俗的公共事件和各种灾难。”摩西前几个月被我派给了天津的一个朋友，后来随我来到北京并一直逗留。他一眼就认出了厨子中的一位老相识，这个厨子曾为一位在辛亥革命后前往天津避难的满族王公工作。厨子虽然来自乡下，身份卑微，但是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轻视并想超越摩西，因为他认为摩西不仅没有靠“佣金”变得富有，还一心要跟着一个疯狂的主人到那些荒蛮的地方去。摩西因此对他进行了报复，他自诬为那个厨子欺骗他满族主人的同谋，然后编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旧事，花很长时间讲给其他佣人听。

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摩西。他年轻时候是个拳民。后来他去南非成为一名劳工，在那里他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英语现在已经不再流利了，因为他已经在讲汉语的外国人中间服务了很多年，但他能迅速听懂英语。回到中国后，摩西为一个外国人做了多年的佣人，后来又当了一阵铁路餐厅服务员和酒吧服务生，之后便成为我父亲的“大管家”。父亲离开中国后，他来到我家继续负责家务。他在我身边服侍数年，既当厨师又当管家，虽然他能干、真诚、诚实，但我认为他不适合去蒙古旅行。他成家已经数年，有个年幼的儿子要受教育，此外，他已经发福，这对于一个40岁的男人兼老佣人来说，当属情理之中。我认为他不会打理营地和处理旅行之事，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当我做计划时就曾告诉摩西，我会力所能及给他一份大礼，并且已经安排他到一个比跟随我更好的岗位。听到自己不能跟随远行，摩西十分失落和沮丧。实际上，他不想被丢下。他说：“人人皆知我照顾你父母多年，他们都对我的为人和办事能力赞誉有加，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跟随你到任何地方，这对我而言是很丢人的。如果令尊回到中国问我：‘摩西，我的儿子在哪？’我又将何言以对？”

我向他说明了旅途中可预见的伤病和危险，“这都没关系，”他说，“连我自己都无所畏惧，何必要你替我担心呢？所谓危险几乎都是说说罢了，如果真有人听信这些，也就没人敢去走西口了（走西口意味着穿过长城西边的关口），但是人人都知道口外有很多天津人已经发家致富。除此之外，若时局不利于洋人前往边疆，反倒更需要我这样的人来帮助，因为我会熟练的中文并沿途照顾你。此时正需要我来为你的安全提供保障。”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带上了他。在摩西离开天津之前，他的朋友们邀请他参加了一系列晚宴，饭局伊始，这些朋友恳请他另作打算，但他从未表现出退意。尽管当年同样照料洋人的中国佣人得到了更优厚的待遇，但他从未要求额外的报酬。没有旅行者能像我一样受到比这更好的服务了。他从未生病，也从未要求我们缩短行程或者给他减负。有一回，我和妻子在蒙古边缘遭遇了可怕的困难。由于马夫犯了烟瘾，我们不得不在烈日下徒步整整30英里。摩西身体不是很硬朗，他已经累得走不动了，在最后两三英里的路程中，他每走一百码就得躺下来休息。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庄后，我们派人去接他，但是摩西自己走完了全程，他问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夫人是否安好。次日清晨他说：“看来此番旅程我还得学习驾车。”他的脚因此瘸了数日，可一旦他有机会“练习驾车”，他总能以最好的状态赶路。

我们离开北京的当晚，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时值中国内战前夕，火车站混乱不堪。三等车厢里坐满了一等车厢的乘客，持有三等票的人和没有票的士兵则挤满了一等车厢。我有几箱又小又重的食品，但被告知不能随身携带。我正要通过交涉和贿赂请求通融，摩西在我背后捅了捅，我随即退了出去。他让我在火车上找个座位，并说他会把箱子送来。

事情最终办妥。摩西从车站办公室的职员当中认出了一个亲戚，他曾经为这个亲戚谋过一份差事。他虽然不记得亲戚的名字，但设法在不泄密的前提下通过交涉说服了那个职员，毕竟他们关系密切，最后我们没有行贿就把所有的箱子都带上了火车。然后他持着三等车厢的票找了个二等车厢的座位，还叫火车工作人员提供了免费食品。

在摩西兑现自己承诺的期间，我绝望地穿行于车厢之间。大多数车厢光线昏暗，因为没有人付钱让灯继续亮着。在黑暗中，我撞上了一个火车服务生，当他发现我能说中文时，立刻把我拉进一节车厢，然后将我推进双卧铺隔间并锁上了门。门外贴有“已预订”“必须保留”“已依规预订”和“正式保留”的告示，这是列车员亲手做的。他可能经历过不止一场内战。他深谙中国有一种潜规则，如果遵循它，不需要火车票即可上车，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面子”和私人谈判。作为一项私人“投资”，他适时将那节车厢隔离，因为他知道火车的控制权将更多地落在车上的军人而非铁路职工的手中。

内战一触即发，而且它在国内的影响范围可能无法确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启程。根据我们的计划，未来要独自穿越蒙古，这是整个冒险过程中最困难，当然也是最危险的部分。当我到达乌鲁木齐时，我可以通过那里的无线电台（中国政府在新疆省建立的两个无线电台之一）发回消息，我的妻子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和汽车公路来与我会合，与我一起游历中国新疆。

妻子风尘仆仆来到归化给我送行。对她来说，回北京已经很困难了。由于部队调动，列车运营可能会中断好几天。同时我们也在归化为不合理的延误而烦恼数日。我的骆驼是在得到良好保证的前提下事先租的。起初，它们的主人请求宽限几天交付，我出于信任，不假思索就同意了。然而后来，他继续闪烁其词地拖延，使得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最终我们迫使他妥协并确定了交付日期。我会在早上出发，我妻子则于当天下午乘火车回北京。

旅程必须秘密开始。警察接到严令，不准对我放行，名义上是因为我要经过的地区匪患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控制该省的“基督军”正以汽车运输的方式，从苏联假道蒙古接收军火。军队指挥官冯玉祥仍然借助基督教树立他的公众形象，并且很清楚自己借外国使团发挥的舆论价值。他对他的苏联支持者有过承诺，因此对他而言，关于这项承诺的明确消息若被沿海的外媒大肆刊载，将会产生不利影响。

于是，我们安排摩西牵着骆驼经过一道漫长的隘口，从隘口通向口外，要走一整天的路程。当他们先走后，我就会装作闲逛出城，绕过警察和军队的警戒，走到回民墓地旁边的一个僻静之处，然后乘坐一辆带兜帽的马车悄然离去。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小心翼翼地穿过隘口，若有必要，我可以向把守隘口的警察说明我是在当地做生意，且已得到守城岗哨的信任和许可。我会在一片开阔地和我的旅行队汇合，几次强行军后，我可以在护照检查员无法到达的地方稍事休整。

黎明时分，骆驼到达了我们住的小屋。在熹微的晨光和绵绵细雨中，它们被迅速装上货物。骆驼挨个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侧身走出大门，由一个满面笑容扎着辫子的伙计带领，骆驼主人委托他担任我的旅行车夫。摩西在归化的时候，已经学会了七个蒙古单词（然而全错了），并能胸有成竹地准备任何事务，他拿起一个蓝釉茶壶跟随他们动身。摩西的肩膀流露出一种姿态，似乎在说：“好啦，好啦，好啦！这是一支旅行队而已！”我站在空旷的夯土墙院落里，觉得旅行似乎并非易事。我突然有种肝肠寸断的感觉，觉得和妻子告别是一件可怕的事，机敏的警察早就给过我许多中肯的告诫。

过了不久我便出发，尽管假装下定决心，道德感还是使我感到内疚。尽管我的行为像个间谍，每回警察也很早就注意到我这个外国人，但我还是能在不被盘问的情况下离开小城，并躲开骑兵哨通过一连串关口。当我走到墓地爬上马车时，我并不是很欣慰，毕竟许多漫长的旅程是从墓地开始的。

归化有两座回民公墓。 一个葬有贤者，另一个葬有堕落者，后者的名声已经被罪行玷污。我从贤者的安息之所出发，但这不是好兆头。我们还没走两英里，车夫就停了下来，把他的头伸进犬舍般狭小的车厢，面带不祥的笑容说：“你的驼队正在往回赶。”

摩西骑的是驼队当中最高的骆驼。他坐在铺盖上，脖子僵硬地向前探——因为他是骑骆驼的新手，从边上往下看并不容易——告诉我他在山口受到阻拦。一份电令刚刚到达那里的哨所，所有的骆驼都将被征用充军。

事态显然越发严重。天还没亮，就看见几百头骆驼被人押送着从山上牵来。我既担心又沮丧，只好回到马车上，再次掉头回城。如果中国局势处于这样一个不得不冒险破坏商队贸易（该省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队贸易）的时刻，那么地方当局很可能会从搅扰外国人中渔利。

事实也正是如此。摩西和骆驼一起进了衙门，我不能轻易跟随他们进去，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的出行方式是非法的。在衙门里他像流浪者的首领那样花言巧语并虚张声势，称这些骆驼只是在进行短期的贸易活动，然而不论怎么说都毫无意义。由于骆驼不是外国人的财产，而是从中国人那里租来的，因此必须被征用参加战争。第二天早上它们就被带走了。

就在同一天，我们得知去北京的铁路线亦被切断。甚至此前一直维持的断断续续的交通运输也停止了。冯玉祥的军队不仅占领了整条铁路，还占据了北京。现在他们已经离开北京，在南口镇夺取了一个铁路必经的据点，战斗已经打响。我雇骆驼的钱打了水漂，骆驼也没了。我没法前往蒙古，妻子也无法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