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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到1929年华尔街大危机爆发期间，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并写完了这本书，当时的世界到处都是喜好冒险的年轻人，他们试图找到各种机会进入那些能让他们与战争隔绝的国家。他们前往亚洲的次数要远多于前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次数，用后来一代年轻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亚洲是“正在活跃的地方”。日本已经跃升为一支新的帝国力量，而中国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日益高涨。
在这些年轻的游荡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在战争中变得富裕，而欧洲国家则变得贫穷。美国出版商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出版商都更有财力出版新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而公众则愿意购买任何一位旅行者的作品。这些旅行者几乎踏遍了亚洲各地，他们自称“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在这些情况下，旅行者在他（也常常是她）穿行时，实际上并不了解那些所遇见的民众的历史、习俗与语言，并将收集信息的工作换成了“冒险”，把旅行中的无能变成了“吃苦耐劳”。
在我的旅程开始之前的数年时间里，我阅读了所能获取的关于蒙古和新疆的所有作品，并一路上随身携带诸如裕尔（Yule）的《马可·波罗之书》（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道格拉斯·卡拉瑟斯的《鲜为人知的蒙古》、斯坦因爵士的《沙漠契丹废址记》（ Ruins of Desert Cathay ）等经典作品，这便是我与前段所述的时代特性格格不入的地方。我也努力使自己的汉语口语不那么像我的第一个老师那种绅士腔，他是一位抽鸦片的前朝满族官吏，已经没落尘世了，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工人、农民，尤其是从事商队贸易的商人的语言。但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商队的人。
这门语言训练课程有它的好处，它使我在旅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然而，它也有助于解释这本书的一些缺陷。《从塞北到西域》一书太过书卷气了。它反映了一个年轻人努力地——有时是过于紧张地努力，显示他知晓多少，他如何彻底掌握了他的问题，他如何深入地渗透到那些人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他的帮助，读者将永远无法理解那些人的本质。
至于“深入地渗透到那些人的生活中”，在45年后的今天，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些章节时，还是会有一种纡尊降贵的感觉，而这曾经是“本土民众当中的白人”的时尚谦逊态度。我尤其后悔的是，对我忠实的伙伴摩西表现出了某些主人的态度，因为他们遵从一些糟糕的旧传统，这些旧传统往往将对那些“忠诚的本地仆人”的赞美，看成一种确立权威的间接方式。还有一些章节表明，尽管我喜好内陆地区探险，但我还是无法摆脱社会上的势利态度，并深为厌恶20世纪20年代中国沿海商贸港口的外国人在政治上的麻木不仁。
这本书的另一个不足之处，也是我无可辩驳的弱点，那就是在当时，我还不了解蒙古人，因此错过了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我也没有从中国的驼队商人那里获得关于蒙古人的真实信息，因为这些驼队人员就像水手，他们到远方去旅行，却从没有学习当地的语言，除了在喝酒或寻欢作乐时使用的几句话之外。我很少有机会能像理解汉族人的话那样，理解蒙古人所说的话的意思，因为这些蒙古语和汉语在发音上非常不同，因此一个蒙古语词汇转化成汉语词汇，或者说一个汉语词汇被蒙古人借用的话，常常会拼错。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我以为“胡里冒儿”（hu-la-mao’rh）这个词来自山西或绥远的行话，实际上它指的是“混杂”的商队——意思是这支商队中的骆驼和货物是混在一起的，却按照协议前往一个共同的终点。我将其描绘成“闲逛”（jerrycummumumble），因为它看起来像是表达诸如“稀里糊涂”之类的词汇，或多或少带着“听天由命”以及“马马虎虎”的感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蒙古语“kholimag”（意为混杂）的音译。我相信，这类商队都更像源自蒙古，而非中原，或者可能其中的一个人会说是源于边疆。这种组织的原则就像俄国的互助组织（artel’）——这是一种个人之间为有限目的、用有限时间组织起来的联盟。
当这种音节式的“kholimag”被写成汉字的时候，它们就形成了一种没有自身意义的词汇。这种汉语词汇只有其语音学的意义。然而，这些行话词汇还有另一种类型，音节再加上语音学意义，构成了另一种词汇，这种词汇具有一种意义，然而这种意义是误导性的。一个例子（不在本书里，而在我随后所写的《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一书中）是“羊羔子”（yang-kao-tze）。当用汉字写下来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羔羊”，但是真正的意思是“娼妓”。它是蒙古语中“yangan”（旧式拼写为yanggan）的一种讹用。这个词的尾音拖得有点长，我想这个词汇事实上或许是一个源自中亚突厥诸语言的蒙古语借词。
被商队人员使用的另一个关于“娼妓”的词汇是“姑姑子”（K’ou-k’ou-tze）［在这里，“子”（-tze）表示的是附加意义］。这一词汇来自蒙古语的“Khuukhen”（“女孩”“姑娘”），并泛指“女朋友”“同居女性”。在那些贵族以及富户之下的蒙古人当中，在革命时代之前的岁月里，这个词汇常常只是指“妻子”。
当然，那里也有相反的例子。1860年至1861年，有位名为僧格林沁的蒙古亲王，听命于其封建领主——清朝皇帝，与从天津登陆并进占北京、焚毁著名的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决一死战。僧格林沁，就像众多其他人名一样，来自蒙古地区，有着藏传佛教信仰（就像一些“基督徒”的名字实际上来自希伯来人一样）。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林沁”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财富”（因为我不懂藏语，所以无法确定它是否可能是一个来自印度语言的藏语借词）。名字的前半部分“僧格”，无疑来自北印度地区的印欧语系。它的意思是“狮子”，而且就像“辛格”（Singh）一样，是锡克人名字中一个标准的组成部分。汉语将这个名字拼写成“僧格林沁”。在英国军队这里，他们所对抗的这位勇敢亲王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变体——“山姆·科林森”（Sam Collinson）。
这种变化的词汇中有些是非常有意思的。马鬃（踪）山（参见第十五章“黑喇嘛城堡”）在本书第245页
上被解释为“像马蹄印一样的山”。这是商队人员告诉我的得名原因。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名称真正的起源与意义。它来自蒙古语的“Metsin Uhl”（旧式拼写为Bechin Uhl），意思是“猿人山”。关于这个名字的意义，可翻阅第185页和第186页提到的“多毛野人”和各种各样的熊。这些来自阿尔泰山脉的蒙古故事，讲的是一种被蒙古人称为“阿尔马斯”（almas）的不像人也不像熊的生物。换句话说，这是神话中的西藏雪人传说的衍生，可以说是殖民地理。
在第十五章我也讲了假喇嘛（False Lama）
的故事。我这么叫他是因为商队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假”（chia）。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再次阅读这个故事时，我惊讶又高兴地发现，它证明了历史真相可以以一种非常接近民间传说的口述史形式保存下来。这个名字中的“chia”实际上是蒙古语（或者说是藏语）中的“ja”，是丹毕坚赞（Dambijantsan）一名的缩写，这在蒙古地区很常见。
假喇嘛或丹毕坚赞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卡尔穆克，确切来说是卡尔梅格）。如果我当时懂俄语，我就能知道杰出的俄罗斯学者和旅行家波兹德涅夫在1893年的旅行中听说过他［参见阿·马·波兹德涅夫（E.M.Pozdneev）：《蒙古与蒙古人》第1卷（ Mongoliya i Mongoli ，Vol I，St. Petersburg），1893年；英译本（ Mongolia and the Mongols ，Bloomington，Indiana，1971）中作者名字又转录为“Pozdneyev”］。与波兹德涅夫存在私交的商人学者布尔杜科夫（A.V. Burdukov）对他了解颇深［其著作为 V Staroi i Novoi Mongolii ，Moscow，1969，英译作“在旧蒙古与新蒙古”（ In the Old and New Mongolia ），此书包含大量有价值的笔记，并附有兹拉特金的评论］。根据布尔杜科夫的说法，当时自称丹毕坚赞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据说来自当时外蒙古的东部，并在内蒙古东部的多伦淖尔（Delonnor或Doloon nur）的佛教中心研习。多伦淖尔深受中原的影响，很多喇嘛都说汉语。
很明显，商队版本的故事认为他真的是个俄国人，或者是一个俄罗斯化的布里亚特人，与他是卡尔梅克人这一事实相呼应，也就是说，他不是蒙古地区的“普通”蒙古人，另外，还有说法称他是“来自东北的汉人，曾在蒙古为大盛魁王公商号牧马”，这呼应了布尔杜科夫的“另类”版本，即“他来自蒙古东部，但在西部生活了多年，能像蒙古西部的人一样说话”。在赫尔曼·康斯滕（Hermann Consten）的《蒙古人的牧场》（ Weideplatze der Mongolen ，Berlin，1919—1920）一书中可以找到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描述和惊人的照片，这些都是基于在蒙古旅行所得，当时丹毕坚赞正在科布多发展其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依据是阿拉什给我讲的故事。阿拉什是我20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进行“蒙古之旅”的旅伴。阿拉什自己就是来自阿尔泰的雅克沁人，他有一个兄弟（我没见过他）曾经是丹毕坚赞的追随者。我拥有的另一则原始资料是已故的迪鲁瓦·呼图克图的自传。我妻子去世时还没有完成对这些材料的编辑工作。我的研究伙伴矶野富士子将完成这项工作，并且由我进行编辑，但这项工作存在困难。迪鲁瓦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口述他的自传的，我负责直译或意译，我的儿子负责写下这个英文版本。由于采用这种方法，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必须相互校对，也有一些空白需要通过笔记或注释来填补。
这些参考文献无法穷尽所有原始材料，但是至少有一部必须要提，即奥布鲁切夫（V.A. Obruchev）的《在中亚的荒原上》（ V Debryakh Tsentral ’ noi Azii ，Moscow，1956），该书的英文版（很可惜是缩编版）于1961年出版于伦敦（ Kukushkin, A Geographer ’ s Tales ）。奥布鲁切夫是一位伟大的地质探险家，在关于蒙古人和中亚人不同旅行模式的细节描述和知识方面罕有其匹。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细节在英文缩编版中被大量省略了。他晚年为后辈写了几部小说式的冒险故事，这就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两个年轻的主人公，一个是俄罗斯人，他母亲是阿尔泰突厥人，另一个是蒙古人。很明显，他笔下俄罗斯主角的原型是布尔杜科夫（上面提到过，布尔杜科夫一定是他的一个信息来源）。这本书讲了一个冒险家的故事，他置身沙漠，保护和剥削商队贸易，并以一种不正当的方式与中国诸省的统治者进行交易。这个生动的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大体上与隶属于“假喇嘛”及其马鬃山据点的商贩的描述一致。
虽然过去的研究很多，但许多新的工作正在进行。我的研究伙伴矶野富士子不久将发表一篇关于1921年蒙古革命游击队的文章，其中包括对南扎德（Nanzade，即南兹德巴特尔）个人叙述的完整翻译，南扎德领导的游击队推翻了丹毕坚赞。当代杰出的蒙古历史学家纳察道尔吉院士［Sh. Natsagdorj，他为蒙古伟大的革命战士、政治家苏赫巴托尔撰写了传记，我和同事鄂嫩翻译了该传记并将其收入《蒙古的民族主义和革命》（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Leiden，1955）］正在写一本关于丹毕坚赞的专著。他的优势在于可以查阅未公布的国家档案。他可能还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写一部惊悚电影的剧本。
我那时的中文知识并不像有时自以为的那么好。我在第147页提到周家长子，在第148页，我说他被称为“六子”，那是他的乳名。但“六子”的字面意思是排行第六的儿子，这对长子来言显得很荒谬。不过要注意的是，他是个吸鸦片的烟鬼。直到后来我才理解了这个绰号的含义。“六子”也可以意味着“和六有关的特征或讯息”。在手语中，如果中间的几根手指向内弯曲，就像一个人握紧拳头，只伸出大拇指和小拇指，那就是“六”的手势。如果在做“六”的手势时，拇指和小指尽量向两侧伸出，就成了“鸦片烟斗”“大烟鬼”的手势。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第163页提及的博格达雪峰（Bogda Ola，现代蒙古文拼写为Bogd Uul），这座“神圣之山”被称为“面包山”（Bread Mountain）、“馍馍山”或“馒头山”，因为它是一个信号，表明商队正在接近“能够饱餐精细的白面包”的地方。这里混淆了两种解释。有人告诉我，“馒头山”就是“面包山”的意思。但馍馍是一种圆形的、柔软的小馒头，是女性乳房或乳头的俚语称法。因此“馍馍山”就相当于落基山脉中的大提顿山（the Grand Tetons）。
我对政治的理解还很肤浅。一个例子就是，我没有公正对待那位有趣的人物——冯玉祥将军（多年之后我认识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期，他被他的对手切断了进入海港的通道，而通过这些海港可以从国外买到武器。在内陆地区，他必须节省弹药，无法像对手那样任意使用武力，必须更多地依靠公众的支持。因此，与其他军阀相比，他征收的税更公平，他还严禁属下的军队肆意抢掠，并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被大公司，尤其是与享有特权的外国公司相关的“买办”贸易所排挤的小商人。事实上，他是后来共产党人（从他离开的地方崛起）所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在美国人看来，或许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最后，我对历史的认识由于嵌入了民间传说和民俗，因此还不够成熟。我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清朝康熙皇帝征服蒙古并进入新疆地区的过程中，商队贸易与一般贸易之间的关系。当商队成员提及“汉人和蒙古人间的关系自康熙时确立至今”时（第157页），他们所说的这些话与史实很相符。蒙古学者的近期研究已经表明，由中国军队控制的供给商队也参与了私人贸易。保持军需物资流动的必要性使得容忍甚至保护这些私人活动成为一种政治行为——当然，部分原因是饱受战争蹂躏的蒙古急需各种商品。汉人贸易和高利贷模式的起源，以及保护它们的特权，在外蒙古一直维系到1921年蒙古革命爆发（在内蒙古则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
在正文第71—72页，关于中国著名商号大盛魁的信使或传信犬的叙述也有基于历史的佐证。近年来，在阿尔泰山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我发现人们对这些狗记忆犹新。此外，我的一个蒙古朋友达赉，他就是阿尔泰人，已经在元朝的汉文史料中发现，远到东北都有这种由国家维系的传信犬服务。
总而言之，从这几页的补充和更正中可以看出，这次旅行的“野外工作”成果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必须把这本书当作初学者的作品来宽容地阅读。
欧文·拉铁摩尔
利兹大学中文系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