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版导读

19世纪的美国不是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殖民大国，不过和这些国家一样，美国也有不少家族在世界各地追求事业和财富。我的父亲欧文·拉铁摩尔就来自这样的家庭。在我祖父那一辈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位在美国度过了她的一生。

我的曾祖父叫亚历山大·威廉姆森·拉铁摩尔，是印第安纳州边疆地带一位牧师的儿子。他娶了玛丽·托德·林肯的表妹，并参与创办美国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美国内战中创建了铁路医院。据我父亲所说，亚历山大在读了达尔文的书后，于中年时放弃信教。他的孩子中，大一些的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被培养成了基督徒；小一些的则出生于70年代，都是不可知论者。

诸多孩子中，年纪最大者当属玛丽，她师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学习如何教育聋哑人；她成为一名长老会的传教士，之后于苏州开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她的弟弟约翰是家中长子，迷恋一切军事方面的事物，但是此时的亚历山大已经失去了对战争和上帝的信仰，拒绝动用他的政治关系让这个年轻人进入西点军校。郁郁不得志的约翰在铁道邮政车上当职员，他从邮件中盗取钱财，然后挥霍一空。按照当时的惯例，约翰作为良家子弟，被允许参军而不是进监狱来赎罪，前提是他的家庭必须赔偿盗窃造成的损失。约翰的军旅生涯是在菲律宾度过的——当时他是一名士官——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庭现在已经破产，无力让老戴维·拉铁摩尔（我的祖父）和小亚历山大·拉铁摩尔这两个早熟的小儿子接受大学教育。

戴维和亚力克（小亚历山大的昵称）同属于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圈子，他们互相交流各种语言和其他课程，其中一些人是大使馆的公使。两人自学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且都学得很好，凭借这种非正式的教育，戴维成了一名公立中学的教师。两兄弟——内敛、保守的戴维和浮夸、不可捉摸的亚力克——都是诗人兼诗歌翻译者，而且都毁掉了他们所有的诗作。

戴维娶了同为教师的同事玛格丽特·巴恩斯，她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舞蹈演员私奔”，之后成了一个“香蕉共和国”的美国领事。欧文·拉铁摩尔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他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在华盛顿特区。后来他自称是五百年来第一个与自己父亲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拉铁摩尔家族成员。

欧文出生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北京使馆区被包围。抵制洋人的义和团战败后，清政府开始建立近代官办学堂，为留学生出国深造做准备。这类新兴的世俗机构开始与基督教教会学校竞争，虽然传教士讨厌世俗机构，但血浓于水，身为教会老师的玛丽帮助她那信奉不可知论的弟弟戴维在一所新开的中国世俗学堂谋得了一份现代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教师的职位（后来她为亚力克也做了同样的事，尽管后者已经从一个不可知论者变成比虔诚的拉铁摩尔族人那种新教徒更古怪的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1901年，戴维和玛格丽特带着他们的孩子凯瑟琳和欧文抵达上海。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先后参与了三所中国大学的创建，分别是上海的南洋公学、保定的直隶高等学堂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改名为天津大学）。父亲最早的童年记忆是关于上海的，他在四岁的时候，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第一辆汽车，他跑出去踢了踢它的轮胎。但他记忆最多的地方是保定，那时家中又有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在家里接受教育，主要是学习法语和拉丁语。当他们从家里进入学校的教室时，被劝诫不要说中文。我的祖父母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去美国生活，不希望他们“入乡随俗”。

小女儿伊莎贝尔和埃莉诺善于画画和写故事。两人后来成了艺术家。埃莉诺（埃莉诺·弗朗西斯·拉铁摩尔）是儿童读物的作者兼插图画家，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梨记》，已经出版了几十年。 ^[1] 小儿子里奇蒙成为一位诗人，他翻译了荷马和品达的希腊文诗歌，以及许多悲剧和《新约》。与欧文不同的是，他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学习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他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而且我认为他是首个从牛津大学毕业并获得人文文学双第一的美国人。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内敛而幽默，一生都在布林茅尔学院教书，拒绝了一些规模庞大且条件优越的大学授予的教授职位。

作为非华人和非传教士，这些拉铁摩尔家族成员是双重孤立的。埃莉诺·弗朗西斯在回忆录手稿中写道：“幸好我们有五个人，因为有时我们除了彼此之外再无玩伴。” ^[2] 我的祖父母禁止使用“可爱”这样的时髦词，所以孩子们用“snoof”代指“可爱”。事实上，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私人语言。古板而自以为是的人是“mish”，最糟糕者叫“pi-mish”，即虔诚的传教士。

1912年，玛格丽特带着五个孩子去瑞士洛桑接受了两年正规的学校教育。欧文上的是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而不是为有钱的外国人开设的寄宿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一家人在英国。其他人都回到了中国，但大家认为中国没有适合欧文的学校，去美国的旅程也由于U型潜艇的存在而危险重重。在英国时，他们遇到了亚力克叔叔，亚力克在英国感觉宾至如归。有一段时间，他曾是牛津大学一所学生公寓的共同所有人。现在他在英国圣比斯公学给欧文谋得一席之地，那可能是最小、最偏僻、最廉价的古老而尊贵的公学了。

圣比斯公学位于欧文深爱的湖区，他在学校里可谓如鱼得水。虽然他因早年训练不足而在数学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是学校允许他放弃那门课，让他自学德语。后来，他在书中自嘲在学校的表现，但他由于在考试和“组织工作”上成绩优异，仍然获得了许多奖励书籍和奖状，这些奖品都留了下来。事实上，他当时是最优秀的奖学金获得者，但由于他担任的是橄榄球队预备队而非正式队的队长，因此没能当上学校的学生领袖。在圣比斯公学这所地方学校里，欧文还保持着对中世纪精神和威廉姆·莫里斯的工会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他阅读切斯特顿和贝洛克的作品，并接受了一位天主教牧师的简短教导，后者是附近爱尔兰劳工的牧师。牧师的昏庸和好色打消了欧文的研究热情，但欧文过于自负，在写给身处中国的无宗教信仰的父亲的信中没有承认这一点（后来欧文对蒙古和新疆的天主教传教士表达了赞赏之意并与之交好）。

欧文在英格兰北部当过两个暑期的农场工人，其间一直在艰苦跋涉和搭帐篷。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就要成为英国战壕里的一名中尉了。他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并没有获得他想要的全额奖学金。当时人们对勤工俭学闻所未闻，而他父亲的工资则以难以流通的中国货币支付。在那个年代，获得全额奖学金是非常罕见的，纵使如托尔金这样优秀又坚持不懈的学生，在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助之前，都可能要从事卑微的工作，并且要考两次（或更多次）试。然而，欧文与其说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专注于书本知识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实干家和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常常打趣地引用他母亲的话：“里奇蒙是个真正的学者，欧文学语言只是因为他很想听懂别人在说什么。”

欧文19岁时，一战结束了，他坐船回到了中国。他在一家名叫“安利洋行”（Arnhold and Co.，Ltd）的英国进出口公司（原属奥匈帝国和丹麦）工作了七年，地点主要在天津，其间他休假一年，为《京津时报》做报道。1921年，欧文的父母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回到了美国。欧文接手看护他的叔叔亚力克，亚力克在武汉的武昌大学待了几年之后，加入了哥哥戴维的队伍，在北洋大学教授现代语言。

亚力克叔叔显然是天津宴请活动中的座上宾，他在外国社区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安利洋行的天津主管马塞尔·沃尔弗斯留下的一份关于亚力克的回忆录记载：“他肯定是光临过天津港的最古怪的奇人。” ^[3] 欧文经常在凌晨把醉醺醺的亚力克从他喜欢的一家青楼里捞出来。有一次，他在凌晨醉醺醺地拜访了沃尔弗斯夫妇，遇见了沃尔弗斯夫人，她是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外事主管的女儿。当时，英属伊朗籍犹太商人沙逊家族正在收购安利洋行。“嘘，亲爱的亚力克，”沃尔弗斯太太说，“马塞尔正在和沙逊先生说话。”“沙逊！”亚力克很大声地回答，“那是一种乐器，还是说只是一阵大风？”

欧文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在海河上赛艇，然后去天津赛艇俱乐部吃鞑靼牛排，喝黑天鹅绒酒。1923年，他在洪氏挑战杯的四人划艇赛中获胜。除了橄榄球和赛马等传统活动外，他还和自己养的甘肃灰犬兰塔和莉莉丝一起驯鹰和猎兔。他保留着在寄宿学校养成的唯美主义习惯。从《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的插图中可以看出，他戴着一副单片眼镜。在戈壁沙漠，由于大风天气，他带了一盒备用眼镜，里面装了200枚备用镜片。在1975年重新发行的《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一书的序言中，欧文不安地回顾了他自认为书中存在的“自大之处”（第一版是在45年前出版的），他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自信的年轻人，当时我结婚不久，试图给妻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4] 或许用羽毛笔、猎鹰和单片眼镜也是为了给亚力克叔叔留下好印象？

1927年，亚力克在天津中风。一对在北洋大学任职的热心夫妇利用休假把他带回美国，但他在回家的途中死在了地中海，葬于热那亚。

年轻的欧文不仅通过用羽毛笔这一喜好对通商口岸（像天津这样的口岸不少，这里的外国飞地可以借助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享有从中国强取的特权）的庸俗风气作出回应，而且似乎与之背道而驰。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很少学习汉语，他们只会用几句洋泾浜语来指挥他们的仆人，但欧文不仅熟稔通用的汉语，而且还学得相当地道，甚至还能掌握充足的书面汉字去阅读报纸和商业信函（几年后，他也能阅读用古汉语书写的历史文献了）。因此，在与中国商人和官员打交道时，他不再依赖中国口译员，这些口译员会在中国的地位对等者和一个“蛮族”雇主之间的忠诚问题上左右为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为安利洋行工作时，欧文多次为获得“艰苦”的细节主动要求前往内陆地区——例如，与一个军阀打交道，后者正在为“搜刮油水”而拦截一艘运输花生的运河驳船。执行这类任务的西方商人通常会带上一名厨师、一名买办（中国本土的杂务人员）、一张行军床和一些露营炊具。旅馆里的房间会被打扫干净，用烟熏消毒，以便尊贵的先生入住，正如欧文所写的那样：“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这类外国人就好像根本不在中国，而是在一个私人空间里完成此番小小的商务旅行。” ^[5]

欧文的方法不同。他常常一个人坐着骡车到达目的地，安顿在与安利洋行打交道的当地商号的院子里，把自己的床褥铺在加热的炕上，与经理、职员还有在商号宿舍吃住的学徒一同坐在上面。他在那一边打麻将一边喝茶，除了倾听外不会发问，他会收集当地的小道消息，为第二天的成功谈判做准备（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欧文鄙视那些带着调查问卷走进丛林的社会学家，他若想发掘出什么是值得了解的，便会坐在营火旁倾听）。对于欧文后来的低成本、颇具本土风格的亚洲腹地之旅来说，这些处理事务的内陆旅行是一种宝贵的学徒之旅。其中一段旅程还直接引发了后来的那些旅行。

安利洋行在呼和浩特（旧名归化）有一处存放羊毛和棉花的“堆栈”或仓库，骆驼商队从新疆将这些商品运送到此处，自蒙古高原下行至向东延伸到北京的铁路线。1925年2月，欧文乘坐一列货运火车前往呼和浩特，去催促羊毛运输，这些羊毛的运输因为军阀征用机车作战而被延误。在呼和浩特，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转变。这些已经从西域穿越亚洲腹地的商队骆驼——穿越了一千多英里几乎不知名的草原和沙漠——列队行进于车站，然后跪坐在尘土飞扬、积雪覆盖的调车场的火车之间卸货。在一个颇具历史感的时刻，代表旧秩序的商队与代表新秩序的铁路在物理上相互啮合。欧文意识到这一时刻不会持续太久：

驼队和货运火车之间堆着货物：二者相隔两步或四步的距离，跨越了两千年的鸿沟，彼时，商队在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无名路线上来回穿梭，此时，蒸汽时代正在摧毁过去，开启未来。

有了这次经历，欧文下定决心要趁还来得及，“跟着商队一直走到路线终点，看看还有什么事物可看”。其余的内容，即他如何辞去工作、结婚、返回边疆、决心到达新疆及其周边——都在《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和《西域依偎》三本书中有所叙述。

他（和妻子）最早的著作中描述的旅行是一次蜜月旅行，他们从北京出发穿过亚洲腹地，然后通过喀喇昆仑的五大山口到达印度，这些山口海拔都超过16000英尺。由于时局影响，包括内战和革命，以及可用的交通工具比较简陋，我的父母没有在旅程的第一阶段一起旅行，这对一场蜜月旅行来说是相当古怪的。母亲反而独自一人在西伯利亚艰苦地迂回了一圈，整个冒险旅程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可以简短谈一下旅行后发生了什么。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旅行，拉铁摩尔夫妇从印度航行到意大利，在罗马定居了一年（1927—1928），那里被认为是欧洲物价最便宜的首都。两人几乎没钱了，他们在西班牙大台阶脚下的房屋顶层（现在那里是济慈—雪莱纪念馆）租了房间。埃莉诺后来说，他们靠“意大利面和黄油”充饥。欧文则完成了《从塞北到西域》。他们经由巴黎抵达英国，其间埃莉诺在巴黎得了急性阑尾炎，欧文因牙龈脓肿而严重感染。这些疾病若是提前一年在新疆发作，后果不堪设想，每念及此，就令人后怕。

到英国时，我的父母已经身无分文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联系上了《鲜为人知的蒙古》（ Unknown Mongolia ）的作者、博物学家道格拉斯·卡拉瑟斯（Douglas Carruthers），他在《从塞北到西域》中被多次提及。卡拉瑟斯对他们在没有任何官方培训或支持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非常感兴趣，他安排欧文向皇家地理学会（最终授予欧文金奖）和皇家中亚学会发表演讲。这种场合需要穿晚礼服，而欧文和埃莉诺既没有，也买不起。幸运的是，他们还有一些来自中国新疆且无法在印度流通的硬币和纸币。20世纪20年代的新疆处于狡猾省长杨增新的治下，杨增新（拉铁摩尔的游记中从未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他在1928年被刺杀）十分严格地将新疆与周边世界隔离，以至于大英博物馆的货币学展区中居然没有该省四种货币的样本。他们购买了我父母带来的货币，此举为我父母购买晚礼服提供了资金。

随后的经历可谓一帆风顺。《从塞北到西域》的初版是由一家英国出版商出版的（1928）。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极富想象力地认为这本书可抵得上一个博士学位，并奖励我父亲在哈佛大学攻读一年人类学“博士后”学位。他们得到更多资助，用于在中国和亚洲腹地进行进一步的游历和学习，其中一笔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另两笔来自古根海姆基金会。我就在这段时间的1931年出生于北平。欧文学习了蒙古语，这是一种与汉语毫无关联的语言，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和一个蒙古同伴阿拉什（Arash）以蒙古式的方式旅行，走遍了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1926年，他曾和中国的商队一起在那里游历。他的《蒙古游记》叙述了这些进一步的冒险，在自己的众多著作中，他最喜欢《蒙古游记》。 ^[6]

正如人们过去所知的那样，欧文·拉铁摩尔并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基本上是靠自学达到了高中以上的水平。他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他不畏艰险的旅程，以及他写的两本书《从塞北到西域》及其续作《下天山》。他的游记里充满了对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的观察。理论和宏大的远景令他着迷。然而他总是通过观察来检验理论，这是他在十几岁时阅读赫胥黎的著作时学到的。从本质上讲，他始终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原因所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反共风潮中，参议员麦卡锡试图抹黑欧文，称他为“美国的头号苏联间谍”。在那次大规模政治迫害中，我的父亲极力为自己辩护，并言辞激烈地指责参议员和做伪证的证人，美国国会委员会可能在此前或此后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伪证。美国参议员很少被人在公开场合当面指责为“卑鄙无耻的说谎者”，就像我父亲指责麦卡锡那样。最后，欧文成功证明了自己是无辜的，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间他的内心无法平静，尤其是在时间上：浪费了五年半的黄金年华。

在1975年再版的《从塞北到西域》序言中，我父亲认为他的第一卷写得有些轻蔑。他对自认为是居高临下地看待“当地人”的部分感到不满，为书中的书呆子气感到遗憾，修正了一些错误，并且总结认为必须把《从塞北到西域》“当作初学者的作品来宽容地阅读”。也许他对年轻时的自己的评价太苛刻了。我想就这本书（以及这次旅行）的优点提出几点看法。

我母亲在这次旅途中的经历使她成为首位记录从北平经由喀喇昆仑山脉抵达印度的陆路旅行的女性。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在仲冬乘坐马拉雪橇，在比北极还冷的环境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极不稳定，她都无从知晓自己的丈夫是生是死的情形下，只身穿过属于哈萨克斯坦部落领地的大草原，这是最了不起的事。

而我父亲随着商队从呼和浩特到新疆的旅程也很精彩。中国内地和蒙古的商队已经在这条沙漠之路或绕路上来来往往了好几年，并搭载了一些白俄流亡者，但这条路线本身没有被记录下来，尽管有少数探险者曾纵向穿过此路。首先，这条路线的东段是一条古老的商路，它从中世纪天德军地区的“青城”呼和浩特，一直延伸到中世纪西夏的“黑城”喀喇浩特，后者城址位于额济纳河附近。再往西走便迈入绕路，它穿过黑戈壁这一蒙古地区最荒凉的地带（包括连四旱和连三旱），对于商旅而言这段路线充满了极端困难，尤其是在冬天，商旅只将此路作为一根绝望之际的救命稻草加以采用，因为途经外蒙古领土的大路已经中断了。

虽然斯文·赫定探险队的成员在第二年所走的路线大致与欧文的路线相同，但这并不是一条本来就能被更早或更晚探查出来的路线。通用的地图显示的是汽车道路，这条道路无疑是出于军事目的开辟的，它是沿着沙漠之路的西部和较荒凉的那一半行进的，但没有沿着沙漠之路的东部穿行。

那时候，我的父母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探险家资格证书，在博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或地图学方面都没有。他们可能没有资格成为由机构支持的正式探险队的成员。他们旅行的开销只是同时期机动化探险队中一名装备精良的初级成员开支预算的五分之一，例如蒙古恐龙蛋化石的著名发现者、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安得思）。父母所拥有的是母亲和家仆摩西（Mose）的判断力与组织能力、父亲对汉语的熟稔精通、父亲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中国传统商人行事方式的知晓。由于贫穷，他们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打成一片，这一点要远远赛过科学探险队的成员；在摩西的帮助下，凭借我父亲在语言和文化上的敏锐，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带着骆驼、马和牦牛旅行——这种20世纪20年代的廉价“本土”旅行方式——如今都是无法复制的，除非是向高档游猎顾客提供的昂贵噱头。

随我父亲行进的骆驼有九头，它们的主人兼驼夫均没有在《从塞北到西域》中留下姓名，只是简单地作为“可恶的骆驼客”被提及。他是在最后一刻爽约的最初立约者的替补者，曾经是土匪的“跑腿者”或线人。因为这个人不了解沙漠之路，他和我父亲不得不跟随由熟路之人带领的正规商队。

这让“可恶的骆驼客”因祸得福。虽然欧文后来才接受了民族志方面的专业培训，但他已经熟悉了商务旅行的处事方式，这使他能够在《从塞北到西域》中记述有关内容，此书可与记载有商队组织、经济、规约、习俗和信仰的一流民族志媲美。这方面的知识，以及他与商队头人和东家之间的友谊，使他能够反制那名“可恶的骆驼客”。

欧文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是贯穿《从塞北到西域》的主要剧情。这名危险的骆驼客显然害怕针对他自己及自身特权的图谋，威胁报复自己所臆想的策划者，为人十分自负（例如，拒绝治疗他那痛苦眼病的药物），对待弱者尤其恶毒（例如欧文路上遇到的流浪青年和老人），他的表现与精神病医生对偏执型人格的描述非常吻合。令我父亲特别自豪的是，他成功地制服了此人，且不是靠自己身为一个外国人的地位，而是完全依照商队的习惯法和规矩，并得到了商队商人的同情和帮助。其中一个成果是，他们救了一名流浪青年的命，此人在《从塞北到西域》中被称为镇番娃娃。欧文的报复也许过于无情。这个“可恶的骆驼客”虽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失去了他的工资和“脸面”或声誉。麦卡锡本可以从这本书中见识到欧文的厉害并引以为戒。

分头穿越蒙古高原和哈萨克大草原是我父母的蜜月之旅中最艰苦和危险的部分，而欧文进入新疆（《从塞北到西域》第十九章）或许是一项外交壮举。杨增新是仇外之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帝制时期，他是一名通过科举考试的清朝官吏，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他一直统治着新疆，就好像此地是他从清朝继承而来的私产，他通过传统的制衡之术以及设立代理人的方式控制当地人民。他禁止印刷少数民族语言的报纸，并将电报站的钥匙掌控在自己手中，由他每天亲自开闭锁。杨增新通过一群来自云南的同乡管理新疆，其他中国人，更不用说外国人，都被尽可能地拒之门外，尽管后者与英属印度和苏联维持着关系。 ^[7] 正如欧文在《从塞北到西域》一书中所述，他在进入新疆时一度被拦截，并被扣押了十天，直到他能安排一位名望较高的生意熟人在乌鲁木齐为他做个人担保。多年之后，他才得知自己在新疆的整整九个月里，省长杨增新的密探一直在跟踪并监视他。

《从塞北到西域》中的路线如今主要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沙漠之路”大部分路段经过的地方要么是无人居住的区域，要么人烟稀少，沿途全是蒙古人。欧文和讲汉语的商队一起旅行，商队的东家是汉族人，驾驭商队的也大多是汉族人。当时他会说汉语，但还不会说蒙古语。然而他知道，商队的技术、组织结构、规矩和例行仪式全部是从蒙古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不仅源于蒙古贸易商队的实践，也源于所有蒙古游牧民的季节性迁移。

欧文的第一次探险之旅不仅激起了他对蒙古人的兴趣，也唤起了他对蒙古人的同情。当商队继续在开阔的旷野上按照需要放牧时，他知道往南十英里就是蒙古人的土地，汉族投机者或谋取私利的官员、“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属下正在以每亩六银元的价格购买土地，再转卖给河南或河北的饥饿的汉族农民——奇怪的一点是，这些田土风雨无常，汉族农民很快就会耗尽地力。然而，当时内蒙古九成人口是汉人。“我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我父亲写道，“因为它没有给予汉人或蒙古人以公平的机会。” ^[8]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文很早便与家人天各一方，他从小就远离祖国，从出生到28岁，其间他从未去过美国，直到37岁才在美国定居，20世纪50年代国会的荒唐行为又拖垮了他，母亲的过世更使他遭受重创，此后的19年他再未续弦，并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混合性格，既依赖别人，又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共浪潮，以及1970年我母亲的去世之后，欧文将他的感情转向了蒙古人民，尤其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那是最易接近的蒙古区域。1969年，他成为蒙古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院士，并且他未经排练就用蒙古语向他们发表演讲，因此受到了该机构的热烈欢迎，演讲的结尾是他用传统头韵体写的五行诗。 ^[9] 他的刚毅、他对舒适和定居生活的抵触以及他的傲慢（加上对那些谦恭之人的友好），使他更像一个蒙古人。

在晚年的一段时间里，欧文几乎每年都去蒙古旅行。1964年，他和我一起乘吉普车在蒙古旅行了2500英里。蒙古人称他为拉巴什，意即拉铁摩尔大师，这是一个罕见的荣誉。按照蒙古风尚，他和我都是一位名叫迪鲁瓦·呼图克图（Dilowa Khutukhtu）的高级蒙古喇嘛 ^[10] 的私人弟子，尽管不是信仰上的那种门徒。欧文有很多蒙古朋友和学生，从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什到鄂嫩（Urgunge Onon），鄂嫩在20世纪70年代是他在利兹大学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些身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学者。

我记得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公允地指出，要理解欧文的思想，就必须要意识到他本质上是一个蒙古民族主义者。在他的青年时代，当许多同辈人在学运或工运中变得激进时，他置身事外且独善其身。他说，是西班牙内战让他变得政治化了。有一段时间，他被斯大林清洗运动的性质所蒙蔽，后来，在1944年的一次出使活动中，他对西伯利亚的波将金式古拉格劳改营信以为真。他以为苏联是无辜的，因为他恰如其分地将苏联视为外蒙古的保护国。

如果说是由于这个不寻常的原因，他倾向于苏联，那么他在蒙古的经历也使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其他决定性理论。我父亲最关心的是以千年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发展。可那些为连续的社会阶段制定了僵化体系的理论，又无法解释不同的，却同时存在的社会类型，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经历了和进化期一样的倒退时期。欧文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如此一来，他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对它早有防备。然而，由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会像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自己之前的信仰有背叛感。他仍然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者友好对话，有时还会认为他们的想法似乎有用，并加以援引。

当欧文撰写《从塞北到西域》之时，他已经知道亚洲腹地社会在发展的同时经历着倒退，和当时的其他人一样，他接受了耶鲁大学教授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亚洲的脉搏》（ The Pulse of Asia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7）及其后期著作中对此提出的解释。亨廷顿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气候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变化，可以为社会的盛衰变迁提供解释。20世纪30年代，阿诺德·汤因比采纳了亨廷顿的理论，为记录这一理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进行了一次非凡的尝试。欧文和汤因比不同，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学者，而是已经在野外进行了实地观察，这使他摒弃了亨廷顿的理论。

我父亲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年出版）一书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这本论著的内容庞大而复杂，其中一个中心思想便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和草原上的游牧社会，不是从连续进化的阶段当中幸存下来的，而是从一个时间更早、专业化程度更低的单一社会模式中同时发展出来的专业化社会，这种社会实行的是狩猎、游牧和原始农业相互混合的生产模式；此外，专业化社会需要依托狩猎、游牧和农业相互共生的关系来维系，而且不同分工主导的社会在继续相互影响（因此游牧帝国的崛起响应了中华帝国的统一）。

自《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首次出版以来的55年里，关于中国及亚洲腹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例如，它们已经被应用到对非洲农牧交错带的研究当中。 ^[11] 从反面来看，另外一位学者也写了一本书，试图用全新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取代《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此，有评论者在1991年的一期《亚洲研究期刊》中总结道：“对于学生和非专业人员（甚至是专业人员）而言，欧文·拉铁摩尔的成果……还没有被取代。” ^[12]

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蒙古人称我父亲为拉巴什，但20世纪30年代的蒙古人给他起了另一个称呼——甘查尔·席勒台（Ganchar Siltei），意思是“孤独的镜片”，或者单片眼镜。欧文有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在草原上骑马时戴着单片眼镜，蒙古人可以通过这种单片眼镜反射的阳光轻易地在远处辨认出他。我的女儿玛莉亚曾经在1981年和欧文游历中国和蒙古，在欧文去世大约一年后，她写了一首名为“甘查尔·席勒台”的诗：

人们今天向太空发射了一架望远镜，

就像人们在祈祷时说的那样，

为的是看向远方，了解星空的过往。

我知道，在这片崭新的古老苍穹中，

有颗遥远的无名星星在某处绽放光芒，

星光闪烁如单片眼镜，

镜片像署名般，一直被爷爷戴在脸上，

在他和古老商队相处的年轻时光。

戴维·拉铁摩尔
1995年3月

[1] 有几幅插图取材于家族成员，虽然人物名字改了，但画得很像；在其中一部《杰瑞和普撒》（ Jerry and the Pusa ，New York，1932）中，主人公实际上是身在保定的男孩欧文。为了把她和我母亲区分开来，埃莉诺·弗朗西斯又被称为“小埃莉诺”。她为我母亲的《西域依偎》（ Turkestan Reunion ）画的插图被出版商用于该书。

[2] 埃莉诺·弗朗西斯·拉铁摩尔·安德鲁斯（Eleanor Frances Lattimore Andrews）：《我在中国（中间去了欧洲，后来又是中国）的一些童年回忆》（ Some Recollections of My Childhood in China ； European Interlude ； China Again ），打印稿第2页。

[3] 马塞尔·沃尔弗斯（Marcel Wolfers）：《亚历山大·拉铁摩尔的天津岁月（1918—1927年）》（ Alexander Lattimore, Tientsin, China, 1918—1927 ），1953年，打印稿第1页。

[4] 欧文·拉铁摩尔：《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 High Tartary ，New York：Kodansha America，1994），第xxxv页。

[5] 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历史研究文集（1928—1958）》（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 Collected Papers ， 1928—195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aris and The Hague：Mouton and Co.，1962），导言第12页。

[6] 欧文·拉铁摩尔：《蒙古游记》（ Mongol Journeys ，New York：Doubleday，Doran，1941；New York：AMS Press，1975）。

[7] 参见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的《亚洲轴心：新疆和中俄两国的亚洲边疆》（ Pivot of Asia :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Little，Brown，1950），第52—65页。

[8] 欧文·拉铁摩尔著，矶野富士子编译：《中国回忆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 China Memoirs :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第85页。

[9] 参见罗伯特·P.纽曼（Robert P.Newman）：《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何以“败走中国”》（ Owen Lattimore and the “ Loss ” of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第526—527页。

[10] 参见欧文·拉铁摩尔简介，引自欧文·拉铁摩尔、矶野富士子编译：《迪鲁瓦·呼图克图：宗教和革命中一位蒙古活佛的回忆与自传》（ The Diluv Khutagt ： 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亚洲研究》（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982年第74辑。

[11] 参见詹姆斯·科顿（James Cotton）：《亚洲边疆的民族主义：欧文·拉铁摩尔与美国的政策辩论》（ Asian Frontier Nationalism ： Owen Lattimore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Debate ，Atlantic Highlands，1989），第51页。

[12] 邓如萍（Ruth W.Dunnell）：《〈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和中国〉书评》（“Review of 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该书作者是托马斯·J.巴菲尔德——译者），《亚洲研究期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1季第50期，1991年2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