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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和大国，中国不管是在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必将对未来有更大的贡献。过去的20世纪，风云变幻，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理解本国与外部世界的方式，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变动则决定性地塑造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秩序结构。时至今日，这一秩序结构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知、周边意识与世界感觉。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正如马可·波罗的经历与记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域外对古代中国尤其是元朝的认识一样，20世纪来华的一批后来被称为“中国通”的西方人，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域外国家社会与民众对华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其中包括对于一战、二战乃至冷战的理解，当然也会涉及关于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东亚秩序以及大国竞争的重要议题。时光流逝，这批人大多已经逝去，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结构依然在东亚留存，这些议题依然富有历史性与启发性的意义，能够使我们在自主性地认识与周边、域外关系的同时，去了解一些曾经有过的分析与讨论，从而为我们提供可供参照和比较的20世纪体验与概括。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就是其中的一位。从生命历程来看，他是个彻底的“20世纪人”，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他在中国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青年时代成为第一个走遍中国内地各区域的美国佬之后，他实现了那批“20世纪人”最具魅力的目标：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政治。紧随斯诺之后，他参加的“美亚”小组一行在1937年6月访问红色圣地——延安，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对他的影响却是终身的。这次访问，不仅让他得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获得了革命左翼关于“解放”与“同情”的知识启蒙，更为自己打上了“亲华”与“知华”的烙印，当然，这也使他本人后来在50年代成为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无依无靠之下被迫远走英伦。而他在40年代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则成为那个时代独特性的一个标志，他也在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中，认识到了未来中国蕴含的力量，中国的事务也要由中国人来掌握。随着中美关系转暖，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拉铁摩尔得以在古稀之年踏上新中国的土地。那个在他青少年时代曾经残破不堪的“第二故乡”，如今正在世界舞台上独自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的中国。
张骞式的体验，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词汇来说——田野调查（fieldwork），塑造了拉铁摩尔本人学术表达背后的迷人之处。在回忆文章中，拉铁摩尔记述了他了解中国的“接地气”方式。在多次出差之旅中，他都放弃了那些之前洋人传统的老爷做派，在没有翻译、仆人或补给的情况下，轻装前行。他一般都会乘火车抵达最近的地方，然后或许会换乘骡车，前往他所服务的商行寻找要做生意的中国伙伴——一家建有院墙的老式商行，里面既有仓库又有商铺；掌柜、职员和学徒全都在这里工作、吃饭和睡觉。掌柜起初会因为他要求在房间里共事并参与日常事务而感到慌乱；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发现，这个办法挺不错，还方便办事。在吃饭的闲暇当口，在晚上，或者在等待官员视察的百无聊赖之际，大家都会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每次出差之后，他都会收获一大帮子朋友。在如今这个旅行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理解周边与外部世界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之外，去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的基层社会与生活世界，认识中国广袤的边疆地区，将使我们的知识图景更为完整。
“在骆驼商队和铁路货车之间堆放着货物。那里只有两步或者四步的距离，却弥合了两千年的鸿沟，在商队来回进入将大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两相分隔的古典时代以及蒸汽时代之间，摧毁了过去，开启了未来。”这种突然的感觉，开启了拉铁摩尔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生命之旅。如今，在我们看来，开启未来的旅程，不必再以摧毁过去为前提，未来与过去可以兼容。司马迁有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的大力支持下，“拉铁摩尔著作集”终于应运而生，这契合我们当下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时代呼声，同时又呈现了拉铁摩尔生命历程中丰富而多彩的文本世界，诉说了这位“20世纪人”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故事，其中既有豪情万丈，也有苦闷彷徨，更有历经冷暖后的冷峻叙说，贯穿了这个世纪独有的政治与思想变局，构成了由小及大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场景。
我们都是时代的人，都会经历自己所在世纪的跌宕起伏。阅读这些20世纪的故事，我们也将获得对过去与未来的感觉，进而理解我们在哪儿、我们是谁。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