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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疆省城乌鲁木齐做的头一件事并不是换身衣服，因为我没衣服可换，只能一身皮服毡靴晃到邮局。我就这样深入到宏伟的亚洲腹地名都之中。这里至少有两名官方的邮政专员，一个是意大利人，正在休假；还有一个爱尔兰人，刚刚来接管新疆省的邮政。他们把我带到专员的官邸，那是一座奇怪的砖构建筑，是按照某个遥远的办公室里制定的计划来建造的。它建在高地上，俯瞰着城墙内的整个城区。麦克莱伦专员的夫人主持着官邸内的事务，她的仪态令人着迷，她让我坐在地毯上的深椅子上，我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先梳理了下邮局里攒下的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信件，最后享用了一份难忘的大餐——香缇红酒、意大利香肠以及许多盘肉和蔬菜，配有餐刀、叉子、亚麻布和玻璃器皿等让人振奋的全套用具。
大约晚上10点之后，他们送我回客栈，按照本地的惯例，一个仆人打着灯笼走在我前面引路。在城门关闭后，我们人手一支棍子，用来驱赶在空空的街上游荡的野狗。当我回房的时候，我才发现乌鲁木齐的统治者是何等的严格，一封关于我到达乌鲁木齐的报告已经发送给了官员，并告知我将在明早拿着我的文件去报道。客栈所在城区的警察局长非常紧张，要求立即知道我是什么人。于是我和客栈的经理又出发了，去平息警察局长的焦虑。他最关心我携带的武器，但表现得很友好、和善。后来客栈经理解释说，只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是不够的，警察局长还必须准备好一份报告，以备适时提交，否则会被怀疑玩忽职守。
第二天，我离开了友好的天津客栈，离开了它为游客、商人和职员提供的佳肴，要想吃下客栈的饭菜，必须得忍受乌鲁木齐的嘈杂。之后，我被安顿在基督教中国内地会开办的同样热情好客的招待所里。在那里，我有幸碰到两个人——亨特、里德利，他们曾为包括洛克希尔、亨廷顿、卡拉瑟斯等人在内的许多亚洲腹地旅行者做活动主持和顾问。亨特先生在乌鲁木齐住了三十多年，曾经游遍全省；里德利先生在兰州和西宁待了差不多一样长的时间，后来又来到乌鲁木齐。在这个宁静的天堂里，我可以阅读、写作，也可以自我检视和调整。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和我的妻子取得联系。我还在蒙古的时候她曾给我寄信，她当时不知道我到哪里了，就把信件寄到了乌鲁木齐。当我开始从归化城出发前往古城时，我预计在最多三个月之内就可回信告诉她我到达乌鲁木齐的消息。现在离我出发已经四个半月了，其间她给我寄过两封信，我也都托商队从蒙古带去了回信，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正在沙漠中露营、徒步，前方还有更多沙漠”。
我们制定了在亚洲腹地会合的全部计划，乌鲁木齐的无线电是这一行动的关键所在。妻子接到了我的电报，我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乌鲁木齐，安顿得很妥当，在新疆继续旅行的前景也非常好。妻子随即从北京动身到满洲里边境，乘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新西伯利亚（沙俄时代叫“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然后换乘前往中亚的支线，南行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再乘俄罗斯人的汽车到达新疆西北边境城市塔城。新疆这个年轻的省区，是由准噶尔和塔里木两部分组成的。
在当代中国，所有真正时髦的东西都是有电的，乌鲁木齐有一个令人自豪的无线电台，更不用说周围还有一个电灯系统。所有这些都是时断时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确实是有电的。乌鲁木齐强大的无线电台还有一个姊妹台——喀什无线电台，它们的设备都是由马可尼公司几年前提供给中国政府的，由斯蒂芬·多克雷上校装配调试。多克雷来自我的母校圣比斯公学，在我担任马可尼公司驻北京代表的时候，他以一个乡野爱尔兰人的行事方式在中亚推进我的事业。电台的设立遇到过波折，驻在乌鲁木齐的老省长
是个强势人物，迟迟不愿放弃那些旧时代的好东西，必须先让他接受石油，然后让他确信隔空传信的无线电是伟大的发明，而非包藏祸心的荒谬把戏。不久后，在喀什，人们言之凿凿地推测，无线电这种“妖术”的运作必须要用到人的声音，于是就编了个故事，说小孩子们被杀死，埋在无线电天线的下面。
亚洲腹地的无线电通信网最初被设计成一条长链。喀什无线电台连接着拉瓦尔品第和乌鲁木齐，而乌鲁木齐联系着外蒙古的库伦，库伦的无线电台也是奇迹创造者多克雷建立的。不久前，外蒙古局势变化，所以在库伦建台显得轻率，最后电台失去了联系。乌鲁木齐无线电台不得不直接同东北的奉天联系，导致电台功率超载，加上长期的设备紧缺，发报总是很困难，收信也时断时续。
这些并非是无线电的唯一问题。辛亥革命以来，省长成功地把新疆掌控于自己的手中，并使其免受中国内地纷争的影响。但他仍然担心有一天会有人对他下手，因此，他亲自审查每一条进出新疆的电报，把所有人置于严密掌控之下。乌鲁木齐的电台站长是一个来自上海的优秀青年，他在北京受过训练，能够胜任电台中一切事务，他被安排兼管乌鲁木齐和喀什的电台。然而他一到新疆就被隔离禁锢了几个月，直到省长确信他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为止。他从未获准去喀什，因为上面的人担心他可能会向喀什的同事传授非法的密码，而且电台之间的一切其他通信原则上都是不被鼓励的，还受到强制审查的阻碍，技术上的协调通常也很麻烦。
我在乌鲁木齐的无线电台花了不少工夫，直到通过奉天的电台向在北京的妻子转发我的电报，省长这才对我放下心来，确认我既不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也不是其他中国军阀雇来刺探新疆的细作，我的清白信息通过了审查。之后，电台的传送带断了，需要用本地粗略鞣制的牛皮修复，并且只能小心翼翼地运行。奉天是军阀张作霖的帅府所在，那里的电台充斥着各类政治事务的信息，我的电报转到奉天后又受到了审查，这一切都导致了难以预料的新的延误。
最后，省长的私人信息加塞到了最前面，他的儿子在北京，得了流感之类的疾病，省长的兄弟是乌鲁木齐的一个神汉，省长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有了古老的占卜术和时髦的无线电台，省长开始恣意折腾起来。他让神汉紧盯着天象，并启动电台，不断用微弱的电波给他的儿子开方子、出主意。因为这些因素的阻碍，我在来到乌鲁木齐一个月之后才把电报发给妻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我收到了她将启程去西伯利亚与我会合的回复。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解乌鲁木齐，第一课来得很突然。当我和本地最重要的外国人的首席仆人聊天的时候，我用商路上的方式友好地递给他一支烟，他冷淡地拒绝了，像“主人”一样让我明白自己的位置。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事情放在乌鲁木齐的气氛和环境中理解起来是不一样的。这里既不是内地，也不是蒙古，而是亚洲腹地，这里有一个中亚风格的国际都会，我曾经背离过的最复杂的社会准则支配着这个城市。哎！美好的商队生活结束了！我想我再也不会像前几个月那样，用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思考和梦想了。这种语言不是习语手册和文雅的老师所教授的语言，而是快乐的、底层阶级的独特的白话。有时候，跟贩夫走卒在一起，仍可以使用这种语言，但也不过是说上一小会儿而已。突然，别人注意到你穿错了衣服、说错了话，或者另一个人用错误的方式称呼你，当你应声他再改口时，你才会恍然大悟，尴尬不已。
在这里，几乎所有中国人和欧美人之间的对话，都是通过能讲俄语的中国人和能讲俄语的中亚人来翻译的，俄罗斯人自己在语言方面很笨拙。乌鲁木齐没有在中国出生的俄罗斯人，他们来到中国后从保姆、童仆和下人口中学汉语。更重要的是，除了俄罗斯人以外，任何外国人都是天才，靠几个翻译就能精确处理语言问题。如果俄罗斯人掌握了俄语以外的某种语言，那多半是某种突厥语或者鞑靼语方言。即便是汉人也很难真正解决语言问题，除非他们能抑制自己过于流利的口语，并转为更华丽、正规的官话。我还有一个心理困惑，在乌鲁木齐，对待外国人和旅行者有一套混合的标准，对中国人的标准则要低一些。拥有这种权利的中国人也得放弃优待。不同身份的客人混在一起，招待起来是件难事，但对单个人就容易多了。我发现我一直在两种标准之间来回切换。一只耳朵听着随意的习语，另一只耳朵听着交心的实话。回答的内容必须经过梳理，回答的方式要恰到好处。这是个杂技，也是有趣的游戏。
然后是着装困难。我曾天真地认为，在包容的亚洲腹地，我随便穿各种丰富多彩的衣服，也不会有人会在意其中的区别。恰恰相反！我不能穿我在古城选购的黄色鹿皮蒙古靴，因为那会使我被误认为是一个落魄的白俄侨民。在蒙古的时候，我一直系着一条紫色的棉质腰带，我认为在沙漠里穿着它很合适，在乌鲁木齐穿深红色的丝绸腰带应该会不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系着红色腰带，我会被视为苏联的同情者。尽管在乌鲁木齐有一位很不错的苏联总领事——事实上，他们是这座城市中除了汉人以外文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对于任何人来说，在仪容举止上表现出仿效布尔什维克的风格，都会被视为严重的失态。
这是件可悲的事情。亚洲腹地的边缘地区可能有点混乱，但并非千疮百孔。据我所知，在过去的三五十年间，尽管发生了一些非常事件，如俄国白军的入境与覆灭，但是新疆一直没有出大乱子。当我踏上旅途时，我失去了对旅行的最后幻想。我为这个感到惋惜，但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山就是山，不管有没有人住在那儿，沙漠就是一个你必须合理谨慎用水的地方。马或骆驼，除非你努力想象——只有切斯特顿先生（Mr. Chesterton）不这么想——就是比汽车更天然的东西。然而，哪怕在距离铁路不远处有一丁点景致，我们都会对它们另眼相待。我们已经告诉人们，在涉及西藏、蒙古的著作中要另眼相看，遇到高寒路段时，写东西的标准需对应做出调整。为了掩盖睡不舒服、吃不饱的现实，旅行者必须隐晦地称商队生活和邮车驿站是“狂野”“冒险”的。绝大多数的旅行者们宣扬自己的“英勇”，却离不开家仆殷勤的伺候，也只有来自家里的支援才能缓解他们旅行的负担，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忍受得了英国农场工人半年的生活、饮食和劳累？
我要提一下乌鲁木齐的餐馆和浴室，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无法笃定地认为它们很不错。餐馆确实不如古城的好，但浴室要好得多，在那里，我终于摆脱了皮肤上那种近乎无形、挥之不去、难以捉摸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鲁伯特·布鲁克（Rubert Brooke）
的一句诗来描述：
脚在奔跑，但他不知跑到哪儿了。
在古城，你只能在一个公用浴池里洗澡，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肥皂（如果他有的话），脏东西留在池水里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浴客，所以你出浴时，身上就不会像进来的时候那么干净了。在派摩西去打探一次后，我对古城的浴室敬而远之。在乌鲁木齐，我洗了五个月以来的第一个澡。可以在那儿享受到私人的浴室，小隔间里有一个陶瓷浴缸，还有一个干燥室，里面提供糖果、茶和香烟，有一张铺着干净白毛巾的长凳。一个聪明的理发师走了进来，虽然他从来没剪过胡子，但他知道我既不想剪得像中国人，也不想剪得像俄罗斯人，他能知道我想剪成什么样子并照做。全套服务是天津浴池式的，连同三个服务员的小费在内，花费不到一个天津银元。这些服务员负责保持浴池的水温，并调节干燥室的气温。
在以外国人的身份沐浴更衣、在警局登记之后，我开始拜会不同的衙门：外国人事务专员办公室、邮政专员公署——独特社会的独特中心、所谓的银行以及苏联总领馆。我还半官方地拜会了省长，他说话很随意，而且在我看来，他的观察力和坦率的智慧都很出色，但他也许只是说了点场面话。
渐渐地，我从羊皮、毛毡中走了出来，从蹲在驼粪火堆和红柳丛边聊天的那种氛围中走了出来，我不再是驼夫的好伙伴，而是一个休假中的、富有创业精神的年轻商人；与此同时，我把自己与身边的中国人割裂开来，因为我与那些曾经熟悉的中国人失去了联系。我在新疆的所有时间里，外国侨民社会对我而言始终保持一种怪异感，并带有一种舶来的虚幻，让我的眼睛颇为难受。在亚洲的外国人和旅行者都倾向于认为，被迫吃本地食品是一种折磨，无论在哪个国家，最好是现做现吃。在乌鲁木齐，从俄罗斯或中国沿海地区采购商品的困难使罐头美食和三星白兰地有令人向往的价值。尤其是俄罗斯人，尽管他们有一种奇怪的自卑感，但他们把自己的事打理得很好，享用着美味的新鲜黄油和牛奶，一流的自制果酱、泡菜和香肠，可口的自制红酒和烈酒。
汉人保留了最合理的文明标准，他们认为文明更多取决于古老的传统，例如教育和家庭管理，而非机械设备、衣服或食物。的确，财富是由来自沿海的商人们创造的，他们带来时尚的商品——洪堡式样的帽子、仿琥珀色的烟嘴、钢制空心手杖、发光的手表及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然而有一天，我发现了真相。一个汉人抓住了我的手电筒：“那是什么？哦，只是一个电灯，我们去年也用过这东西。”对他来说，这不是必需品，甚至也不是急需要用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时髦货，用到摔坏或者用到电池耗尽为止。如果他打着纸灯笼上街——灯笼一边是代表吉祥的蝙蝠，另一边是红色的汉字——他们的文明就依旧会延续下去。
有一次，在苏联总领馆，我看到西方文明的大集会，其中有发自内心的欢乐，有对欧洲生活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炫耀西方风雅的盛大展览。这也是一个“俱乐部”之夜，除了那些可怜的、固执的白俄分子之外，所有在籍的苏联公民和他们的客人都在此聚会。我们见到了很不错的演唱和表演节目，以及契诃夫的独幕剧和滑稽歌曲，俄罗斯人唱这种歌曲比任何人唱得都好，有力、诙谐，还有一种难以比拟的悲情语调，一群和歌手一样娴熟、聪明的乐师们在伴奏。最后还有一个轻快的“酒馆作品”，“客人”悲哀地用刀轻敲一排瓶子，演奏出欢快的曲调，堂倌们拿着扫把、椅子、叉子和盘子一同表演。
晚饭后，大厅被清理出来跳舞，而俄罗斯人、中亚人和说俄语的中国人仍然挤在自助餐厅里。墙边摆着长凳，上面坐着穿着罕见服饰的贵妇和男人，他们看着就像克鲁克香克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在跳舞的间隙，年轻姑娘们挽着手在舞池里来来去去，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长袖衣服，胡乱附和着俄罗斯人所谓的“时髦”，认为这是某种品位与众不同的东西，她们前额和两鬓的头发做成了紧绷的卷发，在后脑懒散地打了个结。两对夫妇跳起了狐步舞，乐队却只会奏一支爵士曲子，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下，这两对夫妇巴不得地上有个裂缝钻进去。所有人都会跳的舞蹈是俄罗斯华尔兹，这种舞蹈我完全踩不到点子上，试着跳一下就很尴尬。因为我跳得慢，他们以为我喝醉了，我倒是真希望我喝醉了，因为这种舞蹈似乎在头晕的时候跳更容易。那些女士们都是苏联公民，我确信，她们认为被称为女人甚至是女孩都不够时髦，她们每当音乐响起时就急匆匆坐在长椅上，男士们踏着弓步前来挑选舞伴。然后他们在舞场中上下翻飞、疾速呼吸、大汗淋漓、快速旋转，动作尽可能平稳而流畅，直到某位女士累了（在乌鲁木齐，他们遵循女士优先模式）后，她又被领回长椅上，她的舞伴也不会做停留、搭讪这样的暗示，直接退到墙边喘气休息。
在长凳后面的所有角落里，成群的中亚人、维吾尔—乌兹别克人、鞑靼人以及来自七河地区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一带的突厥鞑靼混血人，或站或坐。这些人把胡子剪出奇怪的棱角，旁边刮光，他们有闪亮的眼睛、文雅的嘴唇，头上戴着绣有红黄绿丝绒的无边便帽，彬彬有礼地看了一整晚。这几年，苏联的内部动荡应该快结束了，其间，他们也许会一直待在中国。他们被热情地、平等地邀请前来参加联欢活动，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女人留在家里，把女人们看成是市场上待售，但自己又不愿买的奴隶。我看着他们翕动的嘴唇，此刻显得那么平静，我想知道，在他们温和的黑眼睛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想法。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顽固的俄罗斯人不断地折腾他们，时而用军队，时而用公告，时而用令人费解的许可和自由。当某个人肆意妄为时，无论如何都得安抚和哄骗被统治者。在天亮之前的某个时刻，他们从这种自由中解脱出来，回到舒适的家，家里的地板上有毛毡，女人们只有在召唤的时候才会进来。他们会盘算着明天同阿里·汗的小羊皮交易，虽然阿里·汗是个小偷，但羊皮太诱人了。也许某一天可以攒够钱去麦加朝觐，但这需要从数不清的官僚部门里搞到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