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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古城，也就离开了那些山西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太久了，也怕自己一开口就是一股山西腔。虽然古城最大的一家跑驼队的山西商号在新疆许多大城市都有分号。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得找乌鲁木齐的其他路子了，河北人摩西将带着我继续下面的旅程。
对于商队的人来说，生活是漂泊不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计，聚散离合也不过是稀松平常之事。我在他们中间发现了一个不错的人，他是我在周家的朋友。他有个兄弟也是个不错的人，这人是古城的一个生意人、一个优秀的商号掌柜，来自归化城而非山西省内。山西人一般不那么忠厚，他们精明贪婪、刻薄逐利，虽然能极尽手段大发横财，但始终狭隘。他们在古城赚到快钱后就大手大脚、无所顾忌地折腾。众所周知，中国北方所有当铺的老板都是山西人，他们一度垄断过金融汇兑业务，现在仍然经营着现金票号，曾经掌握已被现代邮政所淘汰的镖局。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会被拿来和犹太人作比较。这个对他们来说也许有点苛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犹太人的艺术和财富品位给自己镀了一身金，山西人却没这个本事。
我在古城的事情都办得很圆满，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前往乌鲁木齐的旅程，一大群山西人到驿站来为我送行。1927年1月的第二周，我告别了商旅生活和古城。不幸的是，我的山西朋友们以他们傲慢的方式拿维吾尔车夫开涮，用粗野的玩笑消遣他。搞得这位车夫否认自己会说汉语，只说维吾尔语，并通过一个张家醋坊的年轻通事翻译给我们说，他的任务是从古城的下一站才开始载我。这可不是什么客气话，我心头一沉：难道在摆脱了蒙古商路上的糟糕骆驼客之后，我将在新疆的寒风中和这个难缠的车夫待在一起吗？
和周大头的告别也够糟心的——临行前只有他一个人没说什么客套话，那仿若猪头的脸上笼罩着一种难以言表的阴郁，他直率地告诉我：“在所有洋人里面，你是最好的，但恐怕你讲的话也不过是出门在外的人都会说的客套话，你离开之后就会忘了我们，我也不会再见到你。”
我会很高兴地让他失算的。我将到世界的另一边，向他在归化城的家寄一份照片和一份甜蜜的糖浆水果，对于瘾君子那种糊了一层漆的味觉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恩惠。
同一天，摩西赶着一辆沉重的马车，带着我们的大部分行李先行一步。我乘坐的则是中国邮政签约的特快邮递马车，希望能至少比他早一天到达乌鲁木齐。这种四轮马车模仿了俄国“三套车”马车的样式，没有弹簧，由三匹马并排牵挽，一马驾辕，另外两匹在车辕以外，为骖马。狭窄的车厢前方敞开，上方有个垫子做车盖布，后面兜着布袋当帘子。旅客也可以坐这种邮车，要么是把乘客塞得越多越好，要么一个客人包下整车，连人带行李一并装运。150英里的行程是一站一站接力前行的，每一站30英里，除了在驿站换车马、车夫之外，别处均不停车。
我的行李包括两个箱子和两个袋子，上路后最怕发生的事是就是行李出意外。这年头，中国和远东其他地区的所有运输业者，包括车夫、骡夫、商队伙计、船夫，名声都不好。和别处一样，这条路上的车夫们只负责赶着车一站一站地跑，对我的舒适和行李安置漠不关心。
我们出发的时候，情况一下子变好。三套车的铃铛沿着古城的大街欢快作响。那个维吾尔车夫转过身来，用流利的汉语开心地说：“去他妈，这帮山西人一说话，就让我肚子胀！”维吾尔语中，肚子胀表示愤怒，他用汉语把这个维吾尔俗语地道地表达了出来，他跟我说：“俄罗斯人跟他们不一样，咱俩没问题，你不会有麻烦的。”我告诉他我不是俄罗斯人，而是美国的堪萨斯人。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个俄罗斯人，这完全是误会。我小心地说：“也可以说我是个英国人。”听了这话，他乐得眉开眼笑。后来我了解到，在中亚这一带，除了阅历较深的汉人之外，其他民族都认为俄罗斯人是残暴的疯子、幼稚的笨蛋，而英国人只是狡猾的疯子，其实英国人不仅疯，而且笨，这一点少有人知道。
之后，我的车夫完全放下了他假装不懂汉语的冷漠，开始表现出一半朋友、一半仆人的热情。我随即也领了情，看到他皮肤上有个痒疹，我便答应送他一块药膏——最洋气、最有效的水银药膏，这药膏放在我的一个箱子的深处，打算日后托他的车夫工友从乌鲁木齐捎给他。我们还自由地谈论了路上所有的车夫们。他告诉我，这些人都很不容易，都是新疆当地吃了官司的人。守法良民只会驾驶着自己的马车，至于邮局的车夫，要么是因为鲁莽犯浑毁了营生的人，要么是因为犯过更糟的错，在“衙门雇主”的庇护下洗心革面。这种改造程序表明，古老的亚洲仍在正常运转，而且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这非常不错。我的朋友警告我，这些车夫甚至不会为了钱而帮我，他们跋扈粗暴，并且引以为傲。而他自己则在第一站帮我搬运行李换车。下一站路我要打交道的是一个粗暴的东干人车夫。“再往后，还有一个东干人车夫和两个天津人车夫，天津人最坏，你会很不好受的。”
在这第一站路上，我实实在在受了风寒。之后的几天，我昏昏沉沉、痛苦不堪。尽管我穿了俄罗斯式毡靴、貉皮内衬的马裤、山羊皮背心和绵羊皮大衣，仍旧冷得厉害。车盖根本没有保护作用，冰冷的血液也无法流动，我似乎是被沉重的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温度是多少，但在这个山脉与荒漠间的开阔地带，1月份的夜晚温度可低至零下40度，完全没有一点热气，脚也完全没了知觉，当这种感觉蔓延到我的膝盖时，我告诉了车夫。他大喊着号子，鞭子疾抽着马儿，加速赶路。20分钟后，我们停在一个河沟里，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东干人农家小屋。我的车夫猛力叩门，主人被不情愿地叫醒了。我们看到他们分散睡在大炕上，大炕支出来的一个土灶台里还烧着一团红煤火，冒出微弱的火苗。
“冻着了，但还没坏。”有关心我们的人说着，当我脱下我的毡靴，他们凑过来看，他们的意思是我没冻伤。在我慢慢恢复体温的时候，他们正在灶台不远处沏着茶。煤火和棉芯油盏灯的火苗把摇曳的光投射到黑色的房梁上，也投射到睡意矇眬的面孔上。我们谢过他们，继续赶路。上路时，马身上冰冻的汗沫叮咚作响地碎落。
这段路程结束后，我需要把行李装到下一辆车上了——这是个难题，重物上的绳结已经冻住了，这些绳子把所有的物品牢牢固定住，防止颠簸的箱子磨损车子的木料。戴着手套什么都干不了，但如果在这种酷寒中赤手空拳忙活，任何金属都会像烙铁一样“灼痛”皮肉，这意味着15到20分钟的折磨。果然，我的第二位车夫，那个东干人车夫，他什么都不做。与他交接的是另一个东干人车夫，一个同样粗暴的家伙。想要抵住、捆扎我的箱子，单凭我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走进一个房间，车夫们在那里等着轮班。屋内只有炕前面的灶台上像祭坛一般生了火，发着光。一堆人躺在黑咕隆咚的炕上，一两个人微微扭动身子。我一进屋，就听见一个天津人的声音：“又是个死老毛子！到底想干嘛？”当我开始用中国话开腔的时候，那个人惊道：“什么？他还会讲人话？”中国的一些底层莽夫，习惯把外语蔑称为兽音鸟语，而非“人话”，只有会说中国话才算是人。我直接朝发出那个声音的角落说：“是的，我会说人话，而且我从天津一路走到这儿，我讲的就是天津话，我听出来你也是天津人，现在这地方的人对我招待不周。”然后我骂了一句问候他们姐妹的天津脏话，让他们每个人都听到：“如果不想辱没天津人的名声，你就得来搭把手！”
“哦，好，”他说着就坐了起来，“要做什么？”他披上自己的羊皮袄，走到寒冷的地方开始忙活。忙完了之后，我们回到屋子里的灶前待了一会，他拒绝了我的酬金。“我们天津人不像这些杂碎，”他当着这些愠怒的甘肃人、东干人和当地地痞的面说道，“他们是畜生，不是人，我们俩才是朋友，如果这些车夫找你的麻烦，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下一站会有天津人帮你的，只要你能讲这样的天津话，在新疆就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太清楚乌鲁木齐和古城之间的聚落都是什么样的。总的来说，我是沿着博格达山北麓前行的。博格达山是天山山脉的东段延伸，古城是旅程的起点，这条路不仅是商路，也是官道。我们的车在路上颠簸着前行，路边挂着冰的电报线低垂着，我现在竟然是和一堆邮件挤一起，在一个邮路畅通的地方旅行，向一座沙漠边缘的首府靠近。后来当我把别人的书和自己的书稿摆在面前时，我就把这些想法加以梳理。这一路上，我不知走了多远、多少站、多少白天和黑夜。我们日夜兼程，一路上新雪盖旧雪，马累得拖不动车子。尽管邮政有官方信誉背书，但抵达乌鲁木齐的时间还是比预定的晚了18至24小时。每次停车用于装卸行李的时间都很少，而且也就在那东干人农家暖和过一次。我蜷缩在羊皮里面，要么看着星光闪烁，要么看着阳光洒在沙漠中一码厚的积雪上，偶尔有沙地露出积雪。我们沿着凹陷的车辙行驶过去，两侧是挂着雾凇的白柳树。
友好的维吾尔车夫提醒过我，天津的人渣车夫是最坏的人。但我的语言魔法对他们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于是我再没遇到什么麻烦。晚上，我们的邮车叮呤咣啷地开进乌鲁木齐之前最后一个驿站的院子。为了赶在次日晚上乌鲁木齐关城门之前进城，我们会在次日中午之前离开这个驿站。这个驿站是由东干人经营的，他们既不给旅客做饭，也不外借自己的厨具，担心被异教徒的饮食玷污。他们还酸溜溜地说，旅客们白天的时候可以到对面的饭店买吃的，饭店白天开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旅馆有两种：有房间的旅馆和管饭的旅馆，看得出，这一家驿站是有房间的那种。一个邮差天天在这条路上跑，竟不知道这个驿站不管饭？哈！这些天津人，真是讨厌，非要让自己显得多么实诚厚道！
我离开古城50多个钟头了，还没吃过东西，我所有的食物都冻得像石头一样，而且我也没时间停下来多喝一口茶。因此，我和上一程的天津车夫商量了一下，又和下一程的天津车夫沟通了下。我们计划先休息，尽早出发，争取白天进乌鲁木齐，那时候城门也一直开着。哎！总算得以休整一下了！我吃的是从古城带上车的冰冷的烤猪肉、面饼和冻成冰的水。找一间房屋，可以无所顾忌地让我的食物解冻一下，吃个天津饭，体面地睡一会儿正经觉，然后在黎明准时启程，前往乌鲁木齐。
没有比这个更让两个车夫开心的了。我们在一间侧屋里找到了足够的柴火，又找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病恹恹的甘肃大烟鬼，我们在这间屋里舒服地待了一晚。我装烧酒的铝壶太冰，碰到嘴唇非冻出疮不可。我们没有杯子，驿站的人也不肯借我们杯子。但我们渐渐暖和起来了，猪肉、面饼也解冻了，我们像路上的“大人”们一样大吃起来，但可怜的大烟鬼开始发抖、嘀咕，因为他又犯烟瘾了，而早晨之前也没有烟土可抽了，他也没钱买。最后，我吃饱喝足，裹在大衣里，两腿尽量伸直，在马车里蜷了两天两夜之后，我的腿像到了天堂里一般，然后我连续睡了几个小时。
我们再次启程时，天气似乎没那么冷了。我可以忍受这种天气，就像一个人可以忍受已经经历过的一点痛苦一样。在一片被雪覆盖的地方，我们的车在一座桥上轧偏了，滚进了沟里，我们抽着马、拖着车轮，总算在稍暖一些的时候从沟里出来了。这个意外延误了我们的行程，直到太阳升起我们才看到乌鲁木齐城外一座小山上三个排成一排的电线杆。疲惫的马被抽打得拖着步子才跑完最后一英里路。我们经过了一座奇怪的圆形炮台，这是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标建筑，叫作“一炮成功”。故事是这样的，阿古柏在新疆掀起叛乱，驱赶汉人，在他占据乌鲁木齐多年之后，中国军队（左宗棠的湘军）重新回到了这里，建造了这个炮台，安置了一门大炮，首发即轰破乌鲁木齐城门，血腥的叛乱结束了。另一种说法认为，阿古柏的叛军在叛乱中首先开了那唯一的一炮，随后城中的汉人就投降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在戒备森严的城门口耽搁了一会后，我们开进了城。车夫帮我把所有的行李都搬进城里最好的天津客栈，很快，兴高采烈的天津堂倌上茶生火，身着华丽正装的店主人用一连串的问题来欢迎我——这是天津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