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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商队完成了风雪交加的蒙古荒原之旅，我从所乘的骆驼上滑下来，用缰绳牵着它从古城的城门楼下穿过。可以说，我已到达了新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到了新疆北部的准噶尔。一个人在200米之外就向我打起了招呼，不是别人，正是“来宰提”（他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而“来宰提”一名则是商队里面的诨号，在英语里很难表达），他是周家商队中的驼夫，现在在街上买东西。他曾经罹患腹痛，同伴都认为他被鬼上身了，我则给他按摩、喂药。我们在三趟湖绿洲分手，当时我滞留在当地一个官府的当铺中。“哈，乐英才！”
他喊道，“你总算来啦！你最后这一段走得怎样？路都结冰了吧，你沿这条路往前直走，去张家醋坊，你在那里能见到周大头，还有其他我们的人，去吧！”
来宰提是我来到古城后唯一一个向我友好问候的人。我初到古城，没人关注我的骆驼，因为我的这些蒙古骆驼对于古城里的蒙古人和旅蒙商人们来说司空见惯；也没人关注我唯一的同伴摩西，他是一个蒙古人扮相的河北人，这在边贸活动中也十分常见。我和摩西在雪中离开商队，先期到达古城，先看看摩西是否能打点城里的官差。摩西是好样的，这个河北人曾帮我们成功对付了商队里心怀不轨的骆驼客，我们将那个家伙遗弃在了雪野之中。
在古城的街上，我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们纷纷盯着我看——我独特的胡须表明我不是中国人，同时我又衣衫褴褛。到处都有人作恍然大悟状：“（这个人是）俄罗斯人！”这是一个无聊的下等人提醒自己关注什么新鲜事儿的方法。到处都有孩子戏谑着喊“drass！”，这是中国人学到的半吊子俄语问候语（Здpaвcтвyйтe的前半截读音）。毫无疑问，商旅生活已经结束了，在商旅生活中，人们都是把自己的一摊子事情忙完之后才会去关注旁人。
一到张家醋坊，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圈子里。“带箱最贵的香烟，那个外国先生会付钱的，然后我们再谈。”周大头用他最阔气的态度向一个碎步疾行的伙计吩咐着。周大头也叫“六子”“老大”，是周家的少东家。我发现这香烟是“红宝石皇后”牌的，在古城十分稀罕，500支一箱，可值4银元。没有哪个中国的或外国的烟草公司会在如此边远的西部小城设置代理。因此这些香烟的出现应该都是出于偶然原因，要么是汉商为了贱入贵出而订购的，要么是商队东家或驼夫冒险夹带而来，他们非常热衷于此事。今年最受欢迎的品牌是“红宝石皇后”和“满意”（thumbs up），“满意”因为其包装插图也叫“第一”，在西方则叫“玉手”。
周大头又说：“我们原打算在一家商号里给你准备一间屋子，你可以好好休息，吃的东西会送过去，也开心自在。但我们觉得，蒙古这一路你一直和我们一起住，也习惯和我们待在一起了，也许你在古城和我们住在一起会更好些。你待的时间不长，和我们一起住也没问题。我们几个人在账房旁有包间，你要是乐意就一起住在这吧。”
我们就这么定了。那个包间大约长20英尺、深12英尺，长边有一扇门通往大厅，大厅的另一边是账房。用于睡觉的大炕占据了包间内一半以上的空间。炕由烟道里的热气加热。纸窗是密封的，可以把热气圈在屋里。我们六七个人睡在这炕上。早上，我们把被褥靠着后墙堆放，人就可以在炕上自由活动。摩西躺在窗户边，紧挨着的是我的铺盖，然后是周大头的位置。再往里去是两个来自西边某地的商队老板，他俩是同姓同族，但没别的什么关系，之后是“巴里坤杂毛”。在炕的最里头是一个山西商人的铺位，此人通常不来睡觉，他把自己的所有身家和前途都投到古城的一个女人的怀里。女人早上七八点时送他回来，回来时他眼圈通红、脾气暴躁，身上的绸衣被酒弄脏，原先戴满手的假钻戒，回来后也少了一两枚。他有边刷牙边骂人的绝活，骂完之后就裹进被子里睡一上午。
说起那个“巴里坤杂毛”——这是他的诨名。他是所有人中最招摇的一个，穿着绸面皮袄，戴着貂皮帽，18英寸长的仿琥珀烟嘴上镶饰着玻璃“宝石”，骑着一匹巴里坤马。他年轻、瘦削的脸庞晒得厉害，呈深棕木色，但还没有皱纹。他叨叨一大堆粗话，连商队的人都听不下去。几天下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挥洒在赌博、酗酒、鸦片、女人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放纵的东西上。
人们在他背后叫他“杂毛”，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新奇的混血族群——“二混子”，这群人居住在古城和巴里坤之间的山区。“二”是第二代的意思，“混”有混血、混乱之义。他们是汉人的后代，通常是山西汉人的后代——旅蒙晋商里的一些败类不务正业，带着土尔扈特蒙古女子或者本地塔格里克（有维吾尔血统的山民）女子私奔进山……
尽管这个名字本身代表一种侮辱，或至少是一种轻蔑，说好听点是“混血儿”，说难听点就是“杂毛”，在沿海地带，“杂毛”是对欧亚混血儿的蔑称。但“虎头蛇尾”的蒙汉混血造就了这样一个双语族群——不仅适应了游牧生活，还继承了山西汉人的经商理财天赋。所以汉人们总说：“二混子没有孬的。”
“二混子”在胆识和个人独立性方面远超他们父母民族的平均水平。在他们的毡帐中一般都有一支不错的步枪——通常是老式的俄国“伯丹”单发步枪。他们不偷不抢，但也不会容忍蒙古、哈萨克盗匪的侵扰。在路上我不止一次听说过“二混子”的故事，一个“二混子”为了半箱茶单枪匹马追赶哈萨克盗匪，而那些劫匪曾从商队手中偷走多头牲畜，最后“二混子”夺回了被盗的牲畜。“二混子”像蒙古人一样管理着自己的家产，像汉人一样经营自己的生意，他们已经成长为一个家底殷实的富裕阶层。他们在毡帐中的生活和穿着与蒙古人一样，但当他们进城时则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像汉人那样深殓逝者；他们的婚俗也和汉人一样——用马车把新娘接回家，并保留汉族父系的姓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半游牧的牧民，在冬季的低海拔牧场建有坚固的房舍，夏季则带着自己的蒙古家什到高山牧场扎营，搭建自己的毡帐。他们最迷人的特点是“凌乱”的信仰习俗，这与亚洲腹地固有的文化包容风气相吻合，这种随和的态度源于亚洲腹地民族的混居杂处。在夏季牧场，“二混子”款待流浪的蒙古喇嘛，这些游方僧侣往往被视为牧民的精神顾问；在冬季牧场，“二混子”为汉人的祠祀庙宇布施香火。至于我们炕上的那个年轻人，他虽然挥霍无度，却是个健康富足的人，花销虽奢侈，却不会超过自己的承受范围。他在一个商队中有自己的股份，此外还从商队中购买羸弱而不堪用的骆驼，在自己的草场上养护恢复后，再卖回商队，以此便可轻松获利。
几天后，忠实的摩西带着我的行李，随我之后到达古城，我们被拢到了一个挤得满满当当的大炕上。这家客栈，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叫作张家醋坊的商栈，因原老板姓张而得名，店里的业务从卖醋发展到提供各项服务。最终，张家醋坊自营了一支商队和一个商栈，同时也为其他商队提供住宿服务，每天还给房客提供早晚两顿饭以及免费的烧酒。在宽敞的厨房里，商队头人和驼夫们围坐八仙桌吃饭，伴着氤氲的蒸汽，人们在轰鸣的锅灶旁取暖。在被烟雾熏黑的椽子上，一串串的大蒜像黑暗中的珐琅一样闪闪发光，厨师们呼吸着平等友爱和充满蒜味的空气，在几张餐桌之间奔忙，端上一盘盘配着蒜瓣的饺子、包子，整盘的葱爆羊肉，酱油碟和醋碟以及一堆堆蓬松的蒸花卷。
“大头，你瞧你蔫巴的，”人们对周大头说：“我们都清楚，只要鸦片灯一亮，你就来精神了。”听了这话，周大头就会像我们所熟悉的那样，慢悠悠咧嘴一笑，然后把圆毡帽从冒着汗珠的额头上往后一推，狡猾地用胳膊肘顶了顶我，打趣说：“我懒得吃，也懒得喝，除了抽鸦片我啥都不想干。但这个洋人是我和我们驼队的朋友，请各位代我好好招待下他，让他多喝！”
周大头有个兄弟，在我们隔壁开了家漂亮的铺子，是古城的山西商号中最显赫的一家，在新疆全省都有分号和代理。他完全不同于周大头这个迟钝笨拙的商队经营者，他身材魁梧，头小、双颊深陷、大腹便便，音容举止温文尔雅。他还跟我介绍了他的总经理——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山西人，身材高大，英俊大方。尽管他的教育背景和生活哲学在各个方面都是中国式的，而且一直（他的年龄有30岁多一点）都在山西和新疆生活，但他对外国文明的理解平和、开明，远不像很多“留学生”那样矫揉造作，很少堆砌出一种“洋气”的感觉。这是因为他的兴趣发自内心，他博览群书，包括国外历史、经济、地理以及哲学等方面的译著。在会见外地宾客时，他喜欢把话题从汉蒙关系轻松跳转到中古地理思想上，让客人大吃一惊，中古地理思想这种问题曾害得哥伦布找不到航海资助。
这群山西人比我想象的更古怪——不识字、没文化的人却喜欢跟我讨论怎么烧鱼更考究精致。而在同一个山西人的董事会里，有一个长着海象脸的老头，凭他的一笔好字可以确定，他应是山西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之一，与其他董事相比，他极擅长应时对景地引经据典。他认为，哥伦布的远航和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一样，都是枭雄图霸立业。
在内地，一般情况下，熟人早上碰面的礼貌问候语都是“您吃了吗？”，在古城却是“您喝茶了没？”。晚上8点到11点间，所有的餐馆都挤满了人，那里的“茶”包罗万象，从“一羊六吃”到正式的“晚宴”，这些晚宴往往在茶楼食肆深处的包间进行，至晨方休。在那里，即使是最卑寒的驼夫也会用纸包上自己的某一款高档茶叶带到席上。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带自己的茶叶去茶楼饭馆都是一种优雅的举止，在古城，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里的饮品大多是商队贩运来的粗糙砖茶。砖茶是驼队商路上的常见之物，但在新疆，砖茶是“本土文化”的标志。
每天早晨，我被从炕上的被窝里叫醒，然后被拽出去喝茶。现在要介绍与我一起同行于蒙古数周的穷老头朋友了，他一路上骑着匹跛骆驼，现在在古城找到了自己的侄子，换了新的骆驼和羊皮袄，又刮了胡须、洗净了脸，搞得我一开始都没认出他来。驼夫们来叙旧了，他们没有忘掉一路上的同伴友谊；帅气的头人也换上了浅蓝色缎子衣服。在饭馆的大堂里，全是山西的厨子、马夫、商队东家、驼夫、富商和商号伙计，他们围着餐桌挤来挤去，恣意醉饮欢谑。在四合院后面的大房间里，一群人一边嗑着瓜子，礼貌地聊着天，一边等着主客们在晚些时候的正式露面。仅从最初的开胃菜来看，筵席之奢靡就远在平民水平之上了。他们在古城吃喝无度，在这里除了燕窝很少吃得到，其余如鱼翅、海参等内地时兴食材无所不有。所有这些时髦食材都由商队运到这个偏远的地方，价格便宜得惊人。为了回报对我的所有盛情款待，我请大约15个人吃了一顿极好的饭，由摩西帮我操办，连小费在内，总共花了不到20个银元。与我所知道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比起来，古城的人不但善饮，也更会劝酒。我从未见过古城烧酒这样的烈酒。这里还有一种“代酒”，我想是用某种小米酿造的，尝起来像是一种温和甜美的白葡萄酒，喝起来很暖；还有来自吐鲁番的葡萄酒，喝起来也很暖，像浓稠、甜腻、厚重的白兰地，放久了会很棒。
在商栈，那些没有太多“茶”可以喝的人，可以在中午之前简单地垫垫肚子。晚上，他们可以撮一顿高级客人很少参加的饭局。我们要么轮流出去，要么派我们的伙计出去，去买一份烤猪肉来，肉有时是热的，有时是凉的。我们在炕上围坐，炕中间摆一个小桌案，桌面有6英尺高，我们伴着烛光，就着酸菜和咸菜吃烤猪肉。就像香烟和烟叶一样，用这种方式买来的一切东西都是摆出来敞开分享的，无需邀请、招呼即可自行取用。但是卷在铺盖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侵犯的私人财物。
饭后是麻将时间，我、“巴里坤杂毛”、一位商队东家以及一个商栈酒坊的伙计凑了一桌。古城是唯一一个我玩麻将赢钱的地方，这也是唯一一个日后让我深情回忆古城的理由。我之所以能在此赢钱，是因为这几个西北汉子在游戏中都表现迟钝，没有歌女和妓院小游戏给他们提神醒脑。我赢了足够多的钱以支付住宿费用。唉，真厉害！在我离开前的那晚，我们还差一点钱，之后摩西被叫来玩，他一下子就把我赢的钱全部输光，还亏进去五六块。
“这个赌博不好，”周大头在角落里守着他的烟枪、烟灯，慢吞吞地说，“如果你一直抽鸦片，好歹知道自己的钱最后花到哪儿了。”
我和周大头在一起旅行了好几个月，其间他经常劝我抽鸦片。来到古城之后，我患了轻微的腹痛，终于尝了一次——鸦片也是止痛药。我躺在舒服的垫子上，枕着枕头，周大头将一块饱满的烟土挑在烟钎子上，悬在烟灯的火苗上捻弄着，烘烤出咝咝的响声。随后他灵巧地把准备好的烟土糊在烟枪葫芦的针孔上，留下一个通风小孔。我拿着烟枪，架在灯火上，灯火由于灯罩的保护十分稳当，周大头拿着烟钎子蹲在旁边伺候，护着灯火。我把那缓慢、油腻的烟雾顺畅地吸进肺里，浓厚、甜腻、倒胃口，但在我所有的呼吸道都灌满了烟气后，很容易被胃吸收。真正的瘾君子会保持稳定的烟雾进出循环——从烟管中吸入烟气，由胃和肺分散烟气，然后通过鼻子轻轻排除余气，这一套动作都是以温和、连续的流动方式进行的。我无法掌握瘾君子的这种技巧，所以抽得很不成功。这次我抽了几个较大的烟土疙瘩，但既没有感到幸福和满足感，也没有那种普通的麻醉感，我的痛苦也没有缓解。所以我又爬起来坐到了牌桌上，直到那疼劲儿自然地缓过去。
我们住在奢侈的包间里，但仍与驼夫们保持着联系，他们是商队的中坚力量。商队的骆驼、拖车停驻在城外雪地中温暖的冬季营地里。驼夫们是轮流休假的，雇主们常常让他们休息一两天。他们成群结队睡在院子周围的小屋里，只要他们探头到门外，就能看到堆在院中的商队家什——捆绳、水桶、箱子、麻袋、帐篷杆、红缨枪、毛毡。一头母骆驼在院中呻吟，它上月刚诞下的一只幼驼正嗷嗷待哺，母骆驼还不能向生活的阴霾屈服，因为它必须独自哺育幼驼。
大多数驼夫都笨得可怜，他们无法享受到声名远播的“古城乐趣”。在吃了几顿大餐，把几个月辛苦挣来的一点钱都输光后，他们摇了摇头，认定古城就是个荒凉地方。之后，他们又被拖到雪原之上，这片原野吞噬着他们的帐篷和羸弱的骆驼，直至春天到来。他们中一些人精明地用从内地带来的小物件交换草原上的羔羊皮和狐狸皮，还有一些人的女人缘不错，引起了同伴们羡慕的低声躁动。
新疆各地都有妓院，这个行业为多数中国城市刺激的夜生活增色不少，同时也招致了官方的极力打压。但再多的高压政策也无法阻止古城这样的商埠出现几所妓院。古城的妓院价格高昂，交易有限，以至于大多数男人寻求代价不那么离谱的牧民妇女，她们可以为这些男人提供非常亲切温存的家室之愉。而汉人男多女少，决定了女性的数量满足不了婚配的需求，以至于底层社会乃至中间阶层的已婚妇女也要忍受严苛的礼教约束。不少商队东家欣然和他人聊起自己在城里相好的妇人，当妇人的丈夫外出时，他们就姘居在一起。有时，当一个汉人完全陷入激情中时，就很难阻止一些悲剧发生。在沙漠里，我遇到过一支商队带着周家的一个堂兄回乡，他栽在了一个女人身上，为此卖掉了自己的一百多峰骆驼，花光了盘缠，返乡的路费也是由朋友们垫付的。还有一次，在一个十分偏远的军台，我听说有个落魄潦倒的大烟鬼，他曾经很富有，现在却为了能换到一点鸦片渣子而甘愿给士兵们当仆役。他不仅卖掉了骆驼，还抵押了在归化城的土地和财产，以换取古城一个女人的芳心。由于某种程序上的原因，债权人不能取消抵押物的赎回权，除非他回到归化城。因此，他的妻子可以继续在归化城舒适地生活，体面地抚养他的孩子。然而，他却在荒野的飞沙中了却残生。
不过，如我所说，大多数驼夫们面对城里的女人都感到害羞。他们一路上聊遍了古城的街市、食肆、女人和店铺，然后就在这喧闹中不安地闪躲了两三天，最后叹了口气，回到旷野的风中，回到帐篷内氤氲的烟气中。说起嫖娼，他们说：“别听那谁谁谁瞎显摆，其实也没比我们更快活！我们花一两银子，就能在城外睡一整夜，也就是四十个毫子的事！关了灯我才不管睡的是谁。”
当没人请客招待我的时候，我就外出上街，街上有烟火气，也时髦。古城的中心是一条较大的中式商业街，街上有几个山西商人的会馆——代县的、归化城的……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这些会馆建筑争奇斗艳，瓷砖、花砖、神龛和亭台，无所不用其极。城里最大的庙宇是老爷庙，由道士照管。也有维吾尔特色的清真寺，这些维吾尔人大多来自哈密和吐鲁番，主要居住在古城的城郊。老爷庙前面有一个大赌场，堪称古城一景，是各种骗子时常光顾的地方，也是驼夫们交易的主要市场。
古城的主要产业是商队贸易，面向哈萨克、蒙古牧民的贸易则是次要产业。冬季，许多东部的克烈哈萨克人
，在古城附近的沙丘地带徘徊，与蒙古人一样，他们在此交易皮毛、肉品和野驴皮，照例要喝个大醉。哈萨克人的高筒靴有很厚的木鞋跟，不便行走，所以他们很少从他们的牛马、骆驼上下来，他们会骑着坐骑冲入街边的商铺，从鞍上探半个身子出来，然后讨价还价。
这一带的土尔扈特人的帽子是非常贴合的毛毡帽，饰有金色的花边。帽子有圆形的护耳，非常舒适；帽脊缝着黄鼠皮毛或者黄鼠尾作为头饰。哈萨克人的帽子要更花哨些。他们的冬帽看起来像是仿照了一种搭配锁子甲的古代撒拉逊帽盔的样式。这种冬帽中央攒尖，下部低过耳朵，然后褶成帽裙，向盔甲的披肩一样。帽子里面衬着白色羊皮，边上是黑色羊皮，外侧是艳丽的印花棉布，绗缝在皮子上。在帽子的攒尖上，扑动着一簇鹰隼的胸羽。据我所知，年轻人以这个标志作为男子汉的象征，所以这在旧时应该也是勇士的标志。小孩子也会戴这种帽子，但年轻人直到能证明自己能够掠夺马匹之后才会戴。他们大都以此为成年的标志，这也就印证了汉人给他们的诨号“贼”。
我终究未能真正地观察古城的街道、房舍、庙宇、市肆和各类人群。我还需要从旅途的长梦中摆脱出来。尽管摩西已经很好地教我养成新的思维、举止，但我的思想和语言依然沿袭着商队旧习。在开始新的旅程之后，我到了别的城市，才得以更清楚地回望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