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版序

在为再版的《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作序时，我有幸在1972年9月短暂地访问了新疆。我之前曾在1944年陪同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重游过这个省——确切地说，是它的首府——当时，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前往西伯利亚、苏联中亚地区和中国（还包括蒙古，尽管这不是当时“官方”的说法）执行特别任务，我现在有了三个可以调整自己视野的参照系，以便重新审视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地位。

像本书中记载的那样，在1927年，新疆被一个前清的旧官僚统治着，这个统治者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军阀都不同。自从19世纪的危机结束并被中央政权重新收复后，新疆就一直沿袭着清朝官僚体制。我和妻子探访新疆后的第二年，那个统治者就被人谋杀了，接替他的是金树仁，也就是这本书里提到的慈祥的老绅士，阿克苏的“大人”。经过一段短暂的动乱，包括甘肃回族军阀的进攻，金树仁放弃了权柄，旧官僚们第一次被一个职业军人盛世才所取代，我1944年访问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仍担任新疆省主席。

盛世才是个有趣的人。他来自“满洲”，那个地方的官方称谓不是“满洲”而是东北（事实上，汉人和满人自己都没有使用过“满洲”这个名字）。有人说他实际上是满人，不是汉人。他曾在郭松龄将军手下服役，郭松龄曾试图推翻东北军“大帅”张作霖（他的儿子是张学良，即“少帅”，后于1936年在西安向蒋介石发起兵谏，并抓获了蒋），郭松龄战败被处决后，盛世才到南京为国民党蒋介石服务。

我在本书中叙述了新疆当政者的政策是如何使该省免遭内地军阀混战波及的。然而，金树仁时期的新疆临时政府陷入混乱，不得不向南京求助。盛世才受命成为改组新疆省军的官员，他击退了甘肃回族军阀，之后大权在握，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势力，脱离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他恢复了私下与苏联建立实质关系的旧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一批战败的东北军退入西伯利亚，最终被苏联遣返，由于他们不能被遣返到日本掌控的伪满洲国，于是就被遣返到新疆，这样一来，身为东北人的盛世才手下就有了一支东北军。这支东北军在新疆没有其他政治关系，更可能效忠于盛世才。

我之所以详细提到这些，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一本游记，也是一本地缘政治书。关于“亚洲内陆边疆”的内容分散在全书各处，但主要集中在第八章，读者可以发现，早在新疆之旅的1927年及本书出版的1930年，我就认为新疆正受到苏联的强烈影响，我在第八章的最后说道“苏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发展着旧时代的前进政策——沙俄的‘东进政策’”。

此外，稍晚些时候，我继续补充、强调了我的这些观点，撰写了《作为统治者的汉人》（“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发表在《皇家中亚社会杂志》（ Jouran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第十五卷，第三部分，1928年），同时也发表在《亚洲》（ Asia ，1928年6月），应杰出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之邀，这些观点还呈现在一篇刊登于《公开法庭》（ The Open Court ，第48卷，第921期，1933年3月）的论文中，文章的题目是简单的《新疆》（“Sinkiang”）。这两篇文章都载于我的《边疆史研究文集（1928—1958）》（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写道：“事实上，汉人统治新疆的代价是默许俄罗斯的经济扩张。”但我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是汉人的主导地位，我的总结是“无论汉人在哪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和支配权（哪怕只维持几天），他们都会明确表示（甚至是对他们的俄罗斯‘顾问’），即便国内政治存在各种冲突，但在他们看来，汉人政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护汉人在中国版图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而非在各民族间实现平等”（在写下这段话的1928年，我想到的当然是1927年蒋介石摧毁国共统一战线、驱逐苏联顾问）。

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提出并回答了一个问题：“新疆的现状是什么？汉人经过长期接触，还没有与当地居民融合，汉文化也没有深入渗透，仍然是一种陌生的外表装饰，只对少量的事情和一小部分人产生影响。汉人的政治、军事主导权，长期没有牢靠的基础，作为一种理论上运作良好且技巧高超的空中楼阁，正面临崩溃的危险。新疆是中国边疆上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而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中国内地似乎也在分崩离析。”

随后，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又补充道：“另一方面，苏联中亚地区与新疆的靠拢是不可阻挡的，如果苏联人想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延伸到新疆。”

之所以重提这些“地缘政治”内容，原因在于我不愿隐瞒自己的错误，而是要反思它们并试图从中吸取教训。毕竟，这些错误并不是轻率的想法造成的。事实上，我的思想是在旅行途中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并与之交流后而形成的，他们包括汉人、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当时我在书中称之为突厥人）、东干人（如今被正式称为回民）、蒙古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他们中很少有人有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小，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否知道地缘政治这个词。不过也不是说书籍对我完全没有影响，但多集中在其他思想领域，如亨廷顿的《亚洲的脉搏》，里面有关于干旱和“气候涛动”的故事，但很快我就从那本书里跳了出来。

新疆的形势没有像我预言的那样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战争和内地的革命。也就是说，新疆既不是“边疆的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也没有发生“中国内地秩序那样的瓦解”，而是完全扭转了局面——新疆在其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地和内地融为一体。即便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也足以让我确信，汉人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融洽、亲密。当然，民族主义确实还会存在很久，中国和苏联的边界把哈萨克人分隔开来，中国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近亲——苏联的乌兹别克人也被国界分隔开来，因此，中苏两国在民族政策上必然存在某种竞争。

就目前而言，本书的“地缘政治”描述已经足够充分了。我在《亚洲轴心：新疆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Pirot of Asia, Sinkiang and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初版于1950年）的再版回顾介绍中，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优点在于，在当时的新疆游记书籍中，它一直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本。基于我对汉语的熟练掌握，我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轻松、友好，有时甚至亲密地接触，他们中有少量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车夫、马夫、旅店老板、士兵、买卖人和小贩（我对所谓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和我所遇到的人们的观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苏联实际上没有领土野心，如果他们走上了旧式帝国主义或新式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新疆）。

然而，回头来看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确实感到不安——书里面一再炫耀着我这个年轻自大的旅行者有着特殊的知识积累。现在回想起来，我确信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自信的年轻人，当时我结婚不久，试图给妻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始终以非凡的包容和智慧，让我按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里有许多关于专有名称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当时我不懂蒙古语，而我在旅途中学到的维吾尔语不足以进行这样的推测。例如，在“重聚”一章的脚注中，“Chuguchak”（塔城），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可能都不是“碗”的意思；“Kukuirgen”（克克伊尔根）也不是“蓝布”的意思。在蒙古语中，“kuku”（更好的音译是“Kohk”）是“蓝色”的意思，是地名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但“irghen”（最好是“irgen”）不是“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人”，也有两个特定的含义——“平民”和“汉人”。

然而，我的民间话语词库还算有趣。在第5页和第6页，我描述了一个在商队里被称为“巴里坤杂毛”的人，我把“二混子”作为“杂毛”（汉人商队驼夫们的说法）的汉语译名。我现在确信，“二混子”是“Erke’un”的汉语音转，复数“Erke’ut”（厄尔胡特）是中古蒙古语中对景教徒的称呼。它作为一个氏族名称，在蒙古各地均可见，它还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地名词源。最有趣的是，杰出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父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发现了一个延续至今的“隐式”景教小团体。人们可能还记得马可·波罗在他对同一地区的景教徒的描述中认为这些人是混血人或者“杂毛”。在我年轻无知的时候，我竟然差点就意外地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晚年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并纠正早年的错误（如果可能的话）。

欧文·拉铁摩尔
于勒瓦卢瓦—佩雷
法国
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