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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是美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1926—1927年的游记姊妹篇，记录了他以骆驼商队的形式，从位于塞北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出发，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历史上的“西域”（今新疆），与妻子会合后，再由北往南跨越天山，在亚洲腹地游历的过程。
“西域”是丝绸之路上历史悠久的中转站。明清以来，中国内地与塞北、西北的陆路贸易日渐繁荣，各族商人开辟贸易通道，在沿途开展贸易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内地与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巩固中国边陲的重要意义。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陆上贸易受到冲击，以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古老贸易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从清末到民国的政局动荡、地方割据、军阀混战，这些都造成了中国边疆的领土危机。
在此背景之下，拉铁摩尔生动直观地呈现了当时边地的历史现场。他重走商队路线，描述了商队的历史渊源、组织方式、人员构成、贸易习惯等，生动刻画了驼夫等商队成员群体，记录了商队贸易的艰苦条件，包括战乱对贸易的冲击、沿途官员的设卡盘剥等。他行经蒙古、新疆等地，笔下可见从内地前往边地从政、经商、参军、务农的汉族人，生活在当地、具有各自习俗的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满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客观反映了边地多民族聚居共处的悠久历史。因此，这两本书不仅是关于内陆商路的田野调查，而且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塞北与西北风貌的生动纪实，为了解当时的自然景观、历史地理、风土人文等提供了一手资料。
拉铁摩尔还在旅行的间隙提及明清以来中国政府开发边地的历史，如设立行政机构、派驻官吏和驻军，以及鼓励民间的通商迁徙，反映出中国内地与边地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他描述了当时较复杂的地缘政治，提到了近代以来沙俄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犯，间接地写到了各族民众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情景。他在书中写到的一些边地冲突和危机，提醒着我们谨记以史为鉴。从他的记录中也可以感受到，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在漫长的过程和复杂的历史局势中，由各民族共同参与和书写的，是在经历近代一系列危机的考验后形成的。
与近代大多数外国探险者不同，拉铁摩尔是以个人身份在中国旅行的，没有政治、商业或其他追求利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慕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洲历史时光。他在中国长大，熟悉中国民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能够比较客观地描述旅程中的人和事。他热衷于与沿途的底层民众交流，包括驼夫、马夫、旅店老板、低级军官、士兵、富商、小贩等，留下不少较珍贵的口述史料。这使得他这两本书仿若一份历史档案，记录了行将消失的历史画面。
由于当时的拉铁摩尔尚未开始正式的学术研究，他对沿途见闻的记录感性色彩较浓，有不少传说和轶事的部分。他参考的资料主要是西方的著述，他的认知不免受到西方的影响。他对清朝与蒙古的关系、清朝民国时期西北各民族的关系，以及土尔扈特东归、外蒙古独立等历史事件的讲述，存在偏颇和不严谨之处。他对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对中国各族群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都还比较粗浅，他对中国西北局势的判断也有失误，他有时候不免仍以旁观者、西方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他在后来的1975年版序中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误判）。尤其要指出的是，拉铁摩尔的这段旅行，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奠基作用，从两本书中能够看到他后来的学术思想的一些线索。拉铁摩尔的“内亚史观”“征服史观”有其缺陷，虽然他的探讨多限于学术范围，他本人亦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但其学术思想的缺陷，不免在后来的西方学术界被一定程度上放大，可能对一些不当观点的形成有所影响。我们亦希望这两本早年游记的出版，能够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更加客观全面地认知拉铁摩尔及其学术思想提供参考。
《从塞北到西域》初版于1928年，1929年重版；《下天山》初版于1930年，后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再版。两本书的中文版分别以1929年版和1930年版为底本，并收入了欧文·拉铁摩尔的1975年版序和戴维·拉铁摩尔在1995年撰写的导读。《从塞北到西域》由王敬翻译，《下天山》由王跃翻译。丛书主编、中央民族大学袁剑教授审订了全稿，并撰写了丛书总序。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对书稿进行了审读。相关专家审读了全稿，提出了总体性的修改意见；对于其中一些具体问题，上海辞书出版社原宗教文化编辑室主任、副编审陆海龙，《大辞海》宗教卷伊斯兰教学科撰稿人之一虎希柏等专家提供了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参照《辞海》《民族词典》《宗教词典》《中国回族大词典》《伊斯兰教常识答问》，以及国家政府网站等权威材料，对书中提到的一些史实和专有名词作出了辨析和注释。为尽可能保持本书原貌和风味，我们仅对局部不宜的内容作一定处理。请读者注意鉴别。两本书可能还存在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和大国，中国不管是在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必将对未来有更大的贡献。过去的20世纪，风云变幻，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理解本国与外部世界的方式，而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变动则决定性地塑造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秩序结构。时至今日，这一秩序结构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自我认知、周边意识与世界感觉。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正如马可·波罗的经历与记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域外对古代中国尤其是元朝的认识一样，20世纪来华的一批后来被称为“中国通”的西方人，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域外国家社会与民众对华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其中包括对于一战、二战乃至冷战的理解，当然也会涉及关于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东亚秩序以及大国竞争的重要议题。时光流逝，这批人大多已经逝去，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结构依然在东亚留存，这些议题依然富有历史性与启发性的意义，能够使我们在自主性地认识与周边、域外关系的同时，去了解一些曾经有过的分析与讨论，从而为我们提供可供参照和比较的20世纪体验与概括。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就是其中的一位。从生命历程来看，他是个彻底的“20世纪人”，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他在中国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青年时代成为第一个走遍中国内地各区域的美国佬之后，他实现了那批“20世纪人”最具魅力的目标：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政治。紧随斯诺之后，他参加的“美亚”小组一行在1937年6月访问红色圣地——延安，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对他的影响却是终身的。这次访问，不仅让他得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获得了革命左翼关于“解放”与“同情”的知识启蒙，更为自己打上了“亲华”与“知华”的烙印，当然，这也使他本人后来在50年代成为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无依无靠之下被迫远走英伦。而他在40年代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则成为那个时代独特性的一个标志，他也在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中，认识到了未来中国蕴含的力量，中国的事务也要由中国人来掌握。随着中美关系转暖，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拉铁摩尔得以在古稀之年踏上新中国的土地。那个在他青少年时代曾经残破不堪的“第二故乡”，如今正在世界舞台上独自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的中国。
张骞式的体验，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词汇来说——田野调查（fieldwork），塑造了拉铁摩尔本人学术表达背后的迷人之处。在回忆文章中，拉铁摩尔记述了他了解中国的“接地气”方式。在多次出差之旅中，他都放弃了那些之前洋人传统的老爷做派，在没有翻译、仆人或补给的情况下，轻装前行。他一般都会乘火车抵达最近的地方，然后或许会换乘骡车，前往他所服务的商行寻找要做生意的中国伙伴——一家建有院墙的老式商行，里面既有仓库又有商铺；掌柜、职员和学徒全都在这里工作、吃饭和睡觉。掌柜起初会因为他要求在房间里共事并参与日常事务而感到慌乱；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发现，这个办法挺不错，还方便办事。在吃饭的闲暇当口，在晚上，或者在等待官员视察的百无聊赖之际，大家都会海阔天空地侃大山，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每次出差之后，他都会收获一大帮子朋友。在如今这个旅行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理解周边与外部世界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之外，去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的基层社会与生活世界，认识中国广袤的边疆地区，将使我们的知识图景更为完整。
“在骆驼商队和铁路货车之间堆放着货物。那里只有两步或者四步的距离，却弥合了两千年的鸿沟，在商队来回进入将大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两相分隔的古典时代以及蒸汽时代之间，摧毁了过去，开启了未来。”这种突然的感觉，开启了拉铁摩尔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生命之旅。如今，在我们看来，开启未来的旅程，不必再以摧毁过去为前提，未来与过去可以兼容。司马迁有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的大力支持下，“拉铁摩尔著作集”终于应运而生，这契合我们当下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时代呼声，同时又呈现了拉铁摩尔生命历程中丰富而多彩的文本世界，诉说了这位“20世纪人”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故事，其中既有豪情万丈，也有苦闷彷徨，更有历经冷暖后的冷峻叙说，贯穿了这个世纪独有的政治与思想变局，构成了由小及大的20世纪中国与世界场景。
我们都是时代的人，都会经历自己所在世纪的跌宕起伏。阅读这些20世纪的故事，我们也将获得对过去与未来的感觉，进而理解我们在哪儿、我们是谁。
袁剑
在为再版的《下天山：亚洲腹地之旅》作序时，我有幸在1972年9月短暂地访问了新疆。我之前曾在1944年陪同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重游过这个省——确切地说，是它的首府——当时，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前往西伯利亚、苏联中亚地区和中国（还包括蒙古，尽管这不是当时“官方”的说法）执行特别任务，我现在有了三个可以调整自己视野的参照系，以便重新审视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地位。
像本书中记载的那样，在1927年，新疆被一个前清的旧官僚统治着，这个统治者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军阀都不同。自从19世纪的危机结束并被中央政权重新收复后，新疆就一直沿袭着清朝官僚体制。我和妻子探访新疆后的第二年，那个统治者就被人谋杀了，接替他的是金树仁，也就是这本书里提到的慈祥的老绅士，阿克苏的“大人”。
经过一段短暂的动乱，包括甘肃回族军阀的进攻，金树仁放弃了权柄，旧官僚们第一次被一个职业军人盛世才所取代，我1944年访问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仍担任新疆省主席。
盛世才是个有趣的人。他来自“满洲”，那个地方的官方称谓不是“满洲”而是东北（事实上，汉人和满人自己都没有使用过“满洲”这个名字）。有人说他实际上是满人，不是汉人。他曾在郭松龄将军手下服役，郭松龄曾试图推翻东北军“大帅”张作霖（他的儿子是张学良，即“少帅”，后于1936年在西安向蒋介石发起兵谏，并抓获了蒋），郭松龄战败被处决后，盛世才到南京为国民党蒋介石服务。
我在本书中叙述了新疆当政者的政策是如何使该省免遭内地军阀混战波及的。然而，金树仁时期的新疆临时政府陷入混乱，不得不向南京求助。盛世才受命成为改组新疆省军的官员，他击退了甘肃回族军阀，之后大权在握，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势力，脱离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他恢复了私下与苏联建立实质关系的旧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一批战败的东北军退入西伯利亚，最终被苏联遣返，由于他们不能被遣返到日本掌控的伪满洲国，于是就被遣返到新疆，这样一来，身为东北人的盛世才手下就有了一支东北军。这支东北军在新疆没有其他政治关系，更可能效忠于盛世才。
我之所以详细提到这些，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一本游记，也是一本地缘政治书。关于“亚洲内陆边疆”的内容分散在全书各处，但主要集中在第八章，读者可以发现，早在新疆之旅的1927年及本书出版的1930年，我就认为新疆正受到苏联的强烈影响，我在第八章的最后说道“苏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发展着旧时代的前进政策——沙俄的‘东进政策’”。
此外，稍晚些时候，我继续补充、强调了我的这些观点，撰写了《作为统治者的汉人》（“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发表在《皇家中亚社会杂志》（ Jouran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第十五卷，第三部分，1928年），同时也发表在《亚洲》（ Asia ，1928年6月），应杰出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之邀，这些观点还呈现在一篇刊登于《公开法庭》（ The Open Court ，第48卷，第921期，1933年3月）的论文中，文章的题目是简单的《新疆》（“Sinkiang”）。这两篇文章都载于我的《边疆史研究文集（1928—1958）》（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写道：“事实上，汉人统治新疆的代价是默许俄罗斯的经济扩张。”但我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是汉人的主导地位，我的总结是“无论汉人在哪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和支配权（哪怕只维持几天），他们都会明确表示（甚至是对他们的俄罗斯‘顾问’），即便国内政治存在各种冲突，但在他们看来，汉人政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护汉人在中国版图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而非在各民族间实现平等”（在写下这段话的1928年，我想到的当然是1927年蒋介石摧毁国共统一战线、驱逐苏联顾问）。
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提出并回答了一个问题：“新疆的现状是什么？汉人经过长期接触，还没有与当地居民融合，汉文化也没有深入渗透，仍然是一种陌生的外表装饰，只对少量的事情和一小部分人产生影响。汉人的政治、军事主导权，长期没有牢靠的基础，作为一种理论上运作良好且技巧高超的空中楼阁，正面临崩溃的危险。新疆是中国边疆上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而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中国内地似乎也在分崩离析。”
随后，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又补充道：“另一方面，苏联中亚地区与新疆的靠拢是不可阻挡的，如果苏联人想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延伸到新疆。”
之所以重提这些“地缘政治”内容，原因在于我不愿隐瞒自己的错误，而是要反思它们并试图从中吸取教训。毕竟，这些错误并不是轻率的想法造成的。事实上，我的思想是在旅行途中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并与之交流后而形成的，他们包括汉人、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当时我在书中称之为突厥人）、
东干人（如今被正式称为回民）、
蒙古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他们中很少有人有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小，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否知道地缘政治这个词。不过也不是说书籍对我完全没有影响，但多集中在其他思想领域，如亨廷顿的《亚洲的脉搏》，里面有关于干旱和“气候涛动”的故事，但很快我就从那本书里跳了出来。
新疆的形势没有像我预言的那样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战争和内地的革命。也就是说，新疆既不是“边疆的一个不稳定的突出部”，也没有发生“中国内地秩序那样的瓦解”，而是完全扭转了局面——新疆在其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地和内地融为一体。即便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也足以让我确信，汉人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融洽、亲密。当然，民族主义确实还会存在很久，中国和苏联的边界把哈萨克人分隔开来，中国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近亲——苏联的乌兹别克人也被国界分隔开来，因此，中苏两国在民族政策上必然存在某种竞争。
就目前而言，本书的“地缘政治”描述已经足够充分了。我在《亚洲轴心：新疆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Pirot of Asia, Sinkiang and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初版于1950年）的再版回顾介绍中，对这些问题再次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优点在于，在当时的新疆游记书籍中，它一直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本。基于我对汉语的熟练掌握，我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轻松、友好，有时甚至亲密地接触，他们中有少量的高级官员以及许多车夫、马夫、旅店老板、士兵、买卖人和小贩（我对所谓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和我所遇到的人们的观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苏联实际上没有领土野心，如果他们走上了旧式帝国主义或新式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新疆）。
然而，回头来看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确实感到不安——书里面一再炫耀着我这个年轻自大的旅行者有着特殊的知识积累。现在回想起来，我确信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自信的年轻人，当时我结婚不久，试图给妻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始终以非凡的包容和智慧，让我按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里有许多关于专有名称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当时我不懂蒙古语，而我在旅途中学到的维吾尔语不足以进行这样的推测。例如，在“重聚”一章的脚注中，“Chuguchak”（塔城），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可能都不是“碗”的意思；“Kukuirgen”（克克伊尔根）也不是“蓝布”的意思。在蒙古语中，“kuku”（更好的音译是“Kohk”）是“蓝色”的意思，是地名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但“irghen”（最好是“irgen”）不是“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人”，也有两个特定的含义——“平民”和“汉人”。
然而，我的民间话语词库还算有趣。在第5页和第6页，
我描述了一个在商队里被称为“巴里坤杂毛”的人，我把“二混子”作为“杂毛”（汉人商队驼夫们的说法）的汉语译名。我现在确信，“二混子”是“Erke’un”的汉语音转，复数“Erke’ut”（厄尔胡特）是中古蒙古语中对景教徒的称呼。它作为一个氏族名称，在蒙古各地均可见，它还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地名词源。最有趣的是，杰出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父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发现了一个延续至今的“隐式”景教小团体。人们可能还记得马可·波罗在他对同一地区的景教徒的描述中认为这些人是混血人或者“杂毛”。在我年轻无知的时候，我竟然差点就意外地获得一个重大发现！晚年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并纠正早年的错误（如果可能的话）。
欧文·拉铁摩尔
于勒瓦卢瓦—佩雷
法国
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