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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与巴里坤争夺着“世界寒极”的可怕头衔，与其说是温度问题，不如说是寒冷的性质的问题，它可以把已经起床就餐的人再赶回床上。塔城不远的山里面有煤炭，但无论是产量、技术、运输方式都不能满足需要，在乌鲁木齐、玛纳斯，再穷的人花一点钱都能烧煤取暖，而塔城的煤价与之相比可谓十分惊人。在塔城，上等的房子用俄式暖炉取暖，也就是修在墙上的壁炉，想烧什么就烧什么，而且燃烧缓慢有效，一天添一次燃料即可，沿着墙壁的弯曲烟道使整个房子暖和起来。在塔城，人们通常用牛粪或灌木柴来烧炉子，这两种东西都是蒙古人和哈萨克人运到城里的。很多中国人也采用了俄罗斯的取暖方法，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使用地炕——通过烟道加热砖地板取暖。还有一些俄罗斯人，尝试饮酒取暖，但没什么用。老话里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塔城的冷——“死冷”。当牛粪被堆在毡帐中的圆形铁栅火塘里燃烧的时候，我对牛粪怀着友好的敬意，但我觉得它待在牛身上肯定比待在炉子里要好些，因为牛身上要温暖一些。
两三天后，我的“大人物”朋友去了苏联。在那儿，人们认为有比“煤和牛粪哪个更好”更值得讨论的话题。他蜷缩在他的毛毡里面，因为这一路雪厚得没过车轮，所以这次他没有坐马车，而是坐着雪橇，由塔城的各阶层代表护送出城。事实上，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在和他道别，我则在昨晚“送别过他了”。众所周知，塔城的蒙古名“楚固恰克”意思是“木碗”，表明了这里的饮酒传统。
这一传统延续到了今天，塔城人和古城人一样善饮，中国的白酒（或者可以说是烈酒）酿造工艺成熟，它们的酒劲各有不同，第一口喝下去，人们就知道它的类型和相应的饮酒节奏，便于避免宿醉。在塔城，有大量的白酒和烈酒，这些酒是由苏联一家垄断企业生产的，里面充斥着投机取巧、旁门左道、没有下限的套路。我相信其中的酒精含量是受控制的，但制作过程中肯定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俄罗斯人非常喜欢颜色和甜味更浓的调和酒，这很容易识别和避开。伏特加是他们名气最响的蒸馏酒，白兰地则是陷阱。
我第一次喝那白兰地时，我的胃比脑袋更排斥它。第二天醒来时，我就像跳了一整晚华尔兹之后那样一片空虚，其他人喝得更少，抱怨有种吃了变质螃蟹的感觉。我非常尊敬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在逆境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白兰地绝非他们的成功作品。在“大人物”离开前的那晚，我第二次尝试白兰地，我喝得极少，我认为我应该少喝（因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都很难逃避），然后清醒地上床睡觉，但醒来却已是半瘫状态。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到“大人物”，至少在东半球没有再见。我们的再次相会是在梵蒂冈跪领圣餐，接受圣父和教皇的祝福，但这和新疆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但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一个亚洲腹地式的夜晚。它以一场完整的中式宴会为开端，结束于一场俄式生日宴。由于一个房间不够用，我们二三十人分别聚集在两个小房间里，四对舞伴在中间跳舞。三个醉醺醺的鞑靼小提琴手演奏着丰富而美妙的曲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幸福状态。一般的模式是一个人拉琴，另两个人躺在旁边，在角落的桌子下面打鼾。当拉琴的乐手从椅子上倒下时，另两个人中的一个就会被唤醒，他把一个酒瓶子斜到嘴边，然后就把小提琴塞到下巴下面，演奏一曲俄罗斯音乐。直到那时，我还没有非常关注著名的俄罗斯小调，这种小调我曾在中国沿海的舞厅和粗俗场所看到过，但这次听到的是另一回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旋律，汹涌澎湃，直击人心，令人愉悦。有个人仔细地跟我解释说，这三个人不是一般的跳波尔卡舞和民间舞蹈的人，他们是塔城的三个小提琴手，风流的鞑靼三兄弟。当你要举办聚会时，你会在外面的沟里找到他们，你把他们带到你家，给他们酒喝，就可以让他们在一个俄罗斯式聚会上忙活10小时、12小时或14小时。然后你把他们推出门外，下一个想办聚会的人就会在另一条沟里找到他们。
除了音乐，我们还有俄罗斯菜可吃，这比俄罗斯的酒要好多了。数不清的香肠、咸鱼、生鱼片、腌鱼、红鱼子酱，在整个西伯利亚，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舞蹈，依旧很棒。那一晚，人们跳了所有可以想到的舞蹈，单人的、双人的、四人的。最好的舞蹈是需要穿长靴的哥萨克踢腿舞。一个年轻人在地板上，旋转、跺脚、下蹲，直到蹲在脚跟上，在这个姿势下，他先伸出一条穿靴子的腿，然后交替伸出另一条腿，直到最后，他似乎是坐在离地面几英寸的半空中，用两个脚后跟交替敲击前面的地板。之后，一个女孩走进圆圈，在他对面跳着同一种舞蹈，他们互相配合着，在难以想象的旋转中完成表演，最后以相反的切线方向向圈外飞去，跳得精疲力尽。紧张的氛围为之舒缓，大家又开始喝酒了。
这里有不少乌克兰人，他们一遍又一遍唱着令人感动的乌克兰歌曲“伏尔加，伏尔加，母亲伏尔加”。我也唱了这首歌，这是一首挽歌，挽歌中最好的那一种，但由于我未能掌握俄语，我唱了一首“她很穷，但她很诚实”。也许令人尴尬，但你会怎么做呢？人是有感情的，在亚洲腹地，一个人必须竭尽全力应对生活。
主人家的每个人，包括最小的九岁左右的孩子，都会演奏小提琴、巴拉莱卡琴和两三种吉他或曼陀林。大多数客人也会演奏，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乐器，也演奏了一番。我模糊回忆起来我们在庆祝主人的一个女儿的11岁生日。孩子们高兴地睁大了眼睛，但我们的开心程度可能更甚。每个人都很开心地与他人聊天（但我能做的只有咧嘴笑），共享咸鱼、伏特加、舞蹈、白兰地、音乐。我因为害怕第二天早晨头痛而不得不中途离席，这似乎很丢人。每个人都会挨个走过来寒暄一番，即使听不清也能看得到：“我听不懂你的话，你也听不懂我的，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之后，他们常常就靠在我的肩膀上，诉说生活和流亡的痛苦。
他们所依赖的这种友谊的护身符，强烈地坚定了我戒酒的决心。宴会上还出现了一个致命的词“barmasu”，起初我以为这是俄罗斯人急切的劝酒词，让我尽快喝醉。但并非如此，这是他们的一种请求，他们以为我听得懂。我去咨询一个会说俄语的中国人，barmasu是俄罗斯人对某个中国方言词汇的理解么？他说不是，他和我一样也是被这个词搞疑惑了。俄罗斯人恳求地说：“barmasu，barmasu！”趴在我们肩膀上，把酒倒进嘴里，好像在做示范，然后杯底朝上地展示空杯子：“美国人，barmasu！”他们又这样喝了一遍。那个中国人喊道：“啊，是的，的确！我想起来了，这是美国的barmasu！”然后他解释道，1925年，有两位美国学者经过这里，他们从甘肃敦煌的千佛洞出发，沿着天山北路，经乌鲁木齐前往西伯利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北京。他们在塔城停留，他们的签证来自苏联更高级别的机关，就是他们教会塔城人用美国的方式喝酒，我一下子就明白了，barmasu就是“bottoms up”（干杯）。加上一点法语和德语，我竟然能听懂这么多东西，这真让我吃惊。所有这些俄罗斯人都是流亡者，他们是革命的弃儿，被赶出故土。他们中一些人效力于反革命的白军。有个人目睹过蒙古冬季战役的恐怖。当时，一支溃军经过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与恩琴男爵在库伦制造白色恐怖的那支部队会合，但在那骇人听闻的几个月后，他们又想起了新疆，并回到了这里。他曾因身体不适而免于服役，因此活了下来。大多数流亡者只是在中国勉强度日，他们等待着，看看俄罗斯会发生什么。其中一些人已经及时登记为苏联公民，其他人观望得太久，想要确定苏维埃是否昙花一现。这些人现在正试图通过苏联领事馆获得大赦和公民权，但他们不得不苦苦哀求。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里，间谍和谣言并不少见。只有极少数人是不折不扣的反共分子，他们大多在内战中留下反革命记录，因而无法得到特赦。然而，那些在苏联领事馆里一意逢迎的人依靠暗中监视自己的同伴来获益。在这样的聚会上，男人们一喝酒就想起过去的日子，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老歌，其中不乏被苏联禁止的曲子。他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希望从我这个外国人那里得到短暂的同情，他们会走到我面前，吹嘘自己曾是白军军官，说各种各样的蠢话。
我知道，第二天早上第一个起床的人将率先到领事馆告发其他人。我意识到我应该多说点清白的话，苏联领事馆已经够让我为难的了。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好意，但我也完全知道，他们一定会报告所有旅行者在塔城的行为，莫斯科认为这个地方是高度政治敏感的。即使在场的人相信我的诚实，可以看出我没有“任务”（对所有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个需要敬畏的词语），也要遵守纪律，小心翼翼向莫斯科汇报任何可能使我的旅行有“特务”嫌疑的事。如果上级不这样做，而一些渴望升职的下属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份吓人的报告传了出去，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在背后捅刀。即使是好人，例如在新疆的一些苏联官员就是一流的工作人员，也被一个高度重视间谍活动的体系所羁绊。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哪怕我专心忙自己的事，第二天也会被告知我在窥探苏联社会事务。因此，我表现得很健谈，玩得很开心，不怎么（有一点）关心政治，对人和舞蹈很感兴趣。但即便如此，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算作良民。
晚会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我在寒冷的星光下提前告别。“大人物”把他的雪橇借给了我，我踩着街上的积雪，“咯吱咯吱”地从“集市”——沙俄时代的俄罗斯租界，现在的俄罗斯人居住区——来到我住宿的汉人商圈。所有人都在沉睡，除了一个偶尔出现的打更人，手里拿着个摆动的纸灯笼，或者是一群哈萨克巡警，他们除了哈萨克语之外什么都不会说，他们的职责是殴打任何没有坐体面雪橇或没有打灯笼的夜行者，他们可以因为听不懂任何辩解而把这项工作干得更好。
第二天一早，我和摩西在塔城的孤独氛围中大眼瞪小眼。“大人物”走之前，在苏联领事馆帮了我不少忙，事实上他在乌鲁木齐也帮了我很多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妻子能够拿到苏联签证去西伯利亚旅行，但我不确定是否能弄到签证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站接她。连官员也不能豁免的那种政治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允许一个女人通过政治敏感区域与她的丈夫团聚，而不是允许丈夫跨越敏感的边界去接妻子。
乌鲁木齐的苏联总领事，虽然我认为他会相信我没有什么穿越中亚的“秘密任务”，但他很可能无法说服莫斯科的上级相信他的观察结果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最革命的官员会查阅沙俄时期的档案，看看沙俄时代对旅行者的态度。我阅读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向两个稍微熟悉旧政权的俄罗斯人了解了一下，沙皇如果觉得一个中亚旅行者的报告读起来很无辜，他会认为那位汇报的官员很愚蠢或者被贿赂了。
乌鲁木齐的苏联总领事在任上的两年中，非常热心地帮助了两批美国人的旅行，但这两批人都有其他途径的资料可以交由莫斯科方面对比确认。我觉得，在政治上，我是个更难得到垂青的对象。我妻子的证件已经顺利通过了，她被允许通过戒备森严的苏联边界来新疆见我，至于我自己，我从蒙古突然来到新疆，而且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证明，我可能一直在“监视”苏联的活动。错的是苏联官方对中亚的态度，而非苏联总领事对我个人的态度。总领事从乌鲁木齐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请求允许我进入苏联境内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但当我到了塔城的时候，我发现莫斯科方面拒绝了我的请求。无论怎么说，塔城的苏联领事仍然表现得友好可亲。他的德语说得很流利，领事馆的一名低级官员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德语说得也不错。领事对他所在的塔城地区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并不特别了解。事实上，整个新疆都有这样的情况，这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找不到了解新疆的俄罗斯人。我们的谈话很有限，也不够有趣。在乌鲁木齐，我能通过翻译用法语、英语、汉语与人交谈。苏联领事对当地缺乏了解这一点令人失望，因为我原以为和其他俄罗斯人比起来，领事馆的人似乎显得更加“有活力”，思维也更加自主。
领事虽然不能允许我进入苏联，却以最大的个人善意向我承诺，当收到我妻子抵达的信息之后，我可以越境到苏联边境的巴克图哨所去迎接我的妻子，并把她带回到中国哨所。他还为我发了几封电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通过他，我收到了妻子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发来的回电，说她将独自出发。不幸的是，大多数电报都受阻于大雪，在许多地方，仅有的一根电报线被大雪掩埋损坏，通信中断了数日。在妻子发出第一封电报之后，我们竟失联了半个多月。
在得知俄罗斯人不让我去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我与中国相关部门协商，获得了离开中国领土并重新进入的许可。塔城的道尹
不在，我的事情都是在外事办完成的。外事秘书由一位古怪的老头担任，他曾是前清的一位要员，在过去几十年，他曾多次从新疆前往北京，觐见过皇帝。当我被告知他是个旗人时，我自然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满族人，并听到完美的北京官话。他曾获得皇帝近乎直接授予的权力与身份，但现在的工作是为车夫及其雪橇签发越境执照，在去衙门的路上，我的脑子里慌乱地准备了一系列礼貌谦逊的话。然而，这个硬朗的老头令我震惊，他只知道几句老掉牙的当地方言，甚至看不懂我护照上的汉字。房间里到处都是刀剑，比衙门里的还多，还有一群带着兵器的壮汉。我听得出，他们的语言既不是蒙古语，也不是维吾尔语，而且尽管他们穿的衣服和汉人、满人一样，但看样子完全不同。后来我发现，我被“旗人”这个词误导了，他们都是索伦人，我曾经提到过这群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是戍边者。
在我离开官员的办公室前，我拜访了一个有魅力的邮政局长。这位北方汉人已经忘了大部分英语，转而学俄语。我和苏联的领事下过一两次棋，我甚至读了他的三本书：切斯特菲尔德信件的教学版本（最适合安慰那些与官员打交道的人）、法国对德国的调查（也是一本教学用书），还有一本恐怖的法国小说《莱迪之子》（ Le rice de Lydie ）。莱迪的缺点是她对婚姻感到害羞，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描述她所缺少的东西。
我几乎每天都去拜访一对俄罗斯夫妇，妻子能说一些法语，丈夫只能说一点德语。丈夫带我去打野鸭。我们坐着雪橇出了城，驶入雪野之中，来到一条小河和一汪池塘
旁，水边有一个磨坊。磨坊主是个俄罗斯人，他是动荡日子里最不寻常的幸存者。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期间，他指挥大约两千名农民进行劫掠，并在边境的山区建立了据点。这些人似乎没有政治目的，他们是西伯利亚边境的农民，因为内战导致他们的农场难以经营而落草为寇，他们强烈反对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他们在这个文盲首领的领导下退入山区，对抗这个世界。中国人私底下给他们提供支持，因为他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西伯利亚之后将发生冲突的军队阻隔在远离中国边境的地方。这些亡命徒大多受够了残酷的山中生活，他们动摇了，脱离了他们的领袖，回到了西伯利亚干农活。现在，苏联方面通缉他们的首领，而中国方面给了他庇护，让他在这个磨坊安身，这个磨坊现在属于一家中国的商号。他和家人建了一个农家庭院和一间木屋，里面有一个俄式的灶台，就像一张可供睡觉的大炕。他是个长胡子的大个头，动作迟缓话不多，他在匪帮当头目的暴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不再发号施令，重新变回了一个农民。我们在外面的雪地里挖洞，在洞里撒上粉状的雪，以便藏身，在寒冷刺骨的夜晚等待鸭子的到来。铁锈色的阳光落在白色的荒原上，柔和的蓝光从天边泛起，缓和了冬夜的严寒。鸭子们开始起飞。
就这样，闲散的日子在我紧张的神经之中一天天过去，乘雪橇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塔城要十六天，十六天过去了，却没有妻子的消息。
她独自一人从北京到满洲里，再从满洲里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新西伯利亚，然后从那里沿着铁路支线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尽管严重偏离了国际卧铺列车的路线，但她仍然得到了各级官员的妥善对待。这条路线穿过荒蛮的西伯利亚，一些旅客因为对当地的成见，躲在封闭的包厢里。妻子得到了特别许可，这使她在守备森严的苏联海关遇到的麻烦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不可避免的延误，在她离开苏联之前，签证已到期，但即使是这一点繁文缛节也被毫无疑问地放过了。她遇到的每一个苏联官员都慷慨相助，不仅帮她顺利上车，还确保她的舒适和安全。列车上的俄罗斯旅客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俄罗斯人对她都很友好，如果没有这样的待遇，一个只懂一点俄语的人是不可能完成这趟旅程的。
我们原指望她能利用苏联的汽车服务，用一天半到三天的时间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达塔城。然而，这项服务由于大雪中止了。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一名能帮忙的翻译帮她安排了旅行，不是乘坐普通的乘用雪橇，而是搭乘运火柴的货运雪橇班列。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驻塞米巴拉金斯克领事馆的一名信使与这列雪橇同行，他会说俄语和维吾尔语，妻子可以用汉语和他交谈，可以说有了一名翻译和向导。妻子必须穿越的这片草原被称为“寒极”，冬季的平均温度比北极还低。在这个冬季，整个西伯利亚，以及从蒙古到准噶尔，再到喜马拉雅山地广大地区，雪都比往年记录的要厚。货运雪橇很难像往年那样跑8小时、歇8小时（喂马、休息）——8小时行程常常延长到12小时甚至更长。妻子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驿站里，而是睡在雪中的哈萨克冬季小屋里，同俄罗斯雪橇夫、一对哈萨克夫妇及他们的羔羊、婴儿、牛犊、猎狗同处一室，陪伴她的还有我们跨越国境的爱情。货运雪橇的雪橇夫人手不足，有一次，在一场暴风雪中，妻子不得不自己驾驶雪橇。即使路况较好，货运雪橇的速度也不如步行。一路上，妻子只有用茶解冻的面包可以吃，偶尔也吃炖羊肉或马肉。
苏联驻塔城领事替我发的电报（甚至不要我付费用）因大雪造成的故障而延误，在妻子启程之后才送达塞米巴拉金斯克，她甚至不知道我在塔城迎接她。领事曾安排我“私下”越过边境，在十几英里外的巴克图时去接她，但这个安排也落空了。我想，或许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又或许是因为妻子已经有了中国官方人员的护送。
第十七天，依旧没什么消息，我待在俄罗斯夫妇家里，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沮丧，但又忍不住地想妻子在路上、在人群中、在大雪天会遇到什么事情。突然，一个裹着毛皮衣的奇怪的中国人闯了进来。在我用汉语询问他之前，他已经用俄语和维吾尔语问了我数次，然后他把我拖到街上，滔滔不绝地吹嘘他把我妻子带到塔城的英勇无畏和骑士精神。妻子站在旁边，穿着皮衣，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寒冷的街上停着她的小雪橇。她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在亚洲腹地重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