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在新疆的传统政策，继承自300年前的清帝国，始终延续不辍。依托山脉确定的实际边界，将这片遥远的领土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中分离出来。遥远的距离、荒漠的阻隔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中国人尽一切努力来克服困难以确保领土。满族人由东北入主中原，建立起清帝国，统治着内地和四裔的边疆，满族人将他们的利益与汉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并将他们的政策导向巩固统一中华文明的方向，这个文明根植于内地的腹心，向四裔辐射。
为此，现在新疆西部边界被关闭了，但在内地一侧的国内贸易则受到鼓励，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促进。在更重要的历史时期，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是通往更遥远的西方的重要通道。但从这个时代开始，财富在这些通道中的流动受到了新的控制。新疆不再是一个枢纽，而是人口和商贸流动的终端。输往新疆的还有难以估量的舶来货、艺术、文明。相应的，新疆像进贡一样，向内地输出比较初级的商品，包括原材料、玉石和贵金属等。然而，直到19世纪末，清朝还没有从这片遥远的领土上获得实质性利益。出于政治考量，在蒙古和新疆的汉人首要关心的是在中国内地和西方邻国之间保持缓冲区，并防止边疆的力量过度膨胀。真正的商业发展取决于新的商业利益的出现。
在本世纪初，交通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虽然外国人无法在远离贸易口岸的内地进行贸易，但与外国人交易的汉商被鼓励到更远的内陆寻求更廉价的原材料。蒙古和新疆的贸易就有了新的重要性。对羊毛和驼毛的需求成就了新的商业需求，作为回报，汉商可以购买、运输更多布料、茶叶和制成品，转卖给边疆地区的同胞。
经济的繁荣需要完善交通路线。从内地通往甘肃玉门、哈密的邮路，以及天山南北的分支线路，都受到厘金制度的阻碍，这是一种对运输货物征收的地方税，使得穿越蒙古的商路（可以绕过实行厘金制度的内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游牧民族战争、大规模人口迁徙的伟大时代之后，这条商路上的旅行和贸易日渐衰落。辛亥革命以后，这些路线又受到重视。新疆省长的政策出发点是保证自己居于新疆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地位，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贸易的繁荣。他依靠自己所属民族的财力优势大搞笼络、安抚，以遏制任何独立倾向，他还精明地估计，有资产的人不会急于冒反叛的风险。与此同时，汉人的经济主导权只要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便是他抵御俄罗斯势力扩张的最佳手段。他也很清楚，如果发生严重的战事，他将束手无策。
这周全的政策遭受了沉重的挫折，首先是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各省战火频仍，之后是外蒙古局势发生动荡。内战首先破坏了贸易，其次新疆难以建立与甘肃的联系，这是为了避免某个野心勃勃的内地军阀觊觎新疆。在俄国的影响下，外蒙古日渐疏离，也就中断了最重要的商队路线，只剩下一条穿过内蒙古阿拉善的商路，位于蒙古主要的沙漠（戈壁沙漠）以南。这个沙漠是内外蒙古的分界线，汉人可以自由进入内蒙古，而俄罗斯人可以自由进入外蒙古。然而，这条路线要经过更多的沙漠地区，骆驼的损耗更严重，这提高了运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此外，自绥远到天津之间的铁路联系经常受到内战的影响，而天津是对外贸易的源头，维持着对新疆原材料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繁荣崩溃导致的动荡，省长被迫与苏联开展新的贸易。在新疆最偏远的喀什，俄罗斯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制造了足以让汉人感到恐慌的巨大影响力。奥伦堡铁路（由乌拉尔的奥伦堡通往中亚的塔什干）的修建巩固了俄罗斯对中亚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在喀什、莎车、和田的贸易竞争中获得了比汉人还高的经济利益。在俄罗斯人进军中亚最具侵略性的时期，曾出现俄罗斯人占据喀什或者至少宣布“势力范围”的危险。当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最为衰弱之时，阿古柏趁虚而入，俄罗斯人以“维护秩序”的老一套理由占据了伊犁河谷的一部分。之后，在讹诈了一笔占领赔款之后，他们归还了大部分被占土地，但仍然侵吞了一些。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外蒙古提出了“自治”的要求，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这使得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和特权得到承认。新疆的汉人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担心俄罗斯人的入侵。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很可能认为，正是由于老省长在执政之初就建立了秩序、坚持了专断的统治，才使得新疆没有发生俄属中亚那样的激进运动。
中国将俄国视为一个拥有未知力量、政策不可预测的国家，很自然地将俄国的革命、内战、白色恐怖等一系列动荡视为威胁解除的信号而欢呼。他们尽最大努力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回新疆的贸易，同时又力图把新疆的财富发展限制在不刺激俄罗斯人的野心的水平。随着俄国的崩溃，完全关闭边界的机会终于来了——贸易被中断，护照被拒绝，所有的交流都被阻止。数年之内，与俄罗斯人的唯一接触就是白俄溃军入侵新疆。这些有组织的武装人员是严重的威胁，但经过巧妙处理，逐渐被消灭了。他们可能控制了大片中国人无法守护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了“白俄的地盘”，但他们成群结队地从俄罗斯没完没了的内战、溃逃、“叛乱”中逃到了新疆的和平安宁之中，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士气和凝聚力。最终，中国用计控制住一些更危险的白俄头目，又设计将其他头目送交给边境另一侧的苏维埃镇反机关。至于白俄军人，一些人被解除武装、拘禁、打散成小队，逐渐清理出新疆，汇入了内地的白俄遗民之中；另一些人被送到蒙古，在经历短暂的恐怖和绝望的暴力之后，他们中大多数不是被杀，就是死于贫困，或者被从西伯利亚进入蒙古的红色游击队围捕。
因此，新疆没有发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战争。以乌鲁木齐精干的官僚为核心的汉人仍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年复一年，老省长和他挑选出来的追随者虽然已经取得了胜利，却不得不向紧迫的形势让步。各个人群的物质繁荣和满足，始终是新疆和平稳定的关键。中国与外蒙古的贸易中断，日益威胁着新疆的繁荣，与此同时，苏维埃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从一个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另一个社会，他们的控制力从莫斯科扩展到全俄，最后，俄罗斯开始沿着它的边界重新集结力量。
新疆的汉人为了避免付出卷入内战的代价，与内地中断了联系、拒绝了来自内地的支援。他们最终不得不向俄罗斯人妥协。实际上，中国与苏联1923年签订的条约
并未影响到俄罗斯人与新疆统治阶层的关系。老省长不会向北京的言论、姿态屈服，他与俄罗斯人协商的想法是务实的。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不仅和老省长站在一起，而且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不到一年，他就与苏联达成了一项地区性协议。苏联放弃了纸面上对新疆的所有主张、优惠待遇，换回了一个贸易协定，在喀什、塔城、伊宁设置领事馆，在乌鲁木齐设置总领事馆。这项贸易协定开启了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西伯利亚的联系。
这一发展，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区域协议，但事实上即使不能成为欧亚历史的转折点，也完全可能成为中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中国在新疆维持局面的能力令人钦佩，但时间指日可待。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这个时限是由年过六旬的老省长的寿命所决定的。在他死后，权力斗争即便不会导致苏联直接进入新疆，也将加速苏联的影响。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正在衰退，不仅从新疆衰退，也从蒙古和东北衰退。就中国自身而言，为适应新的形势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动荡，已经把整个国家的血液集中到了内地，令中国无力去控制曾经的边缘领土——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缓冲区。两千多年来，中原王朝在亚洲腹地的实力有增无减，在匈奴、党项、回纥、鞑靼、蒙古等北方势力面前时而对抗，也时有衰弱。在我们的时代，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正随着苏联发展到新高度而衰弱，苏联影响了外蒙古，苏联的阴影笼罩着东北，新疆的潜在财富现在向苏联开放。
贸易协定的效果立竿见影。苏联的亚洲部分与新疆喀什、伊宁、塔城之间的贸易加快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年前，2000英里外的天津仍是新疆的出口港。所有的贸易路线，包括穿越蒙古的商路、沿着黄河河谷的商路、经典的“丝绸之路”以及古代帝国的官道，都与通往天津和沿海的铁路相连。古城是商队贸易的中心，控扼着蒙古商路，也很便捷地通往哈密以及帝国的官道，由于古城靠近首府乌鲁木齐，省长就近掌控了这处经济脉搏。即使是在和田、莎车和喀什这些最偏远的绿洲，土产也会被东运，经过乌鲁木齐到古城，再发往省外。为了贸易收益，省长表示，他无意严厉执行限制外国人在内地直接贸易的条例。结果，天津一些最稳健的外国公司也在乌鲁木齐设置了代理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些不过是旧式的中国分号，还有一些是新式公司的分支机构，任用俄罗斯人管理，俄罗斯人已经失去了条约赋予的特权，被认为是这种半合法业务的最佳代理人选。
事实上，选择俄罗斯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职位需要的是旧式的“代理型”人才。一个机敏、睿智、自信的人，适合凭借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主持旧式的远途贸易竞争。这样的人在俄罗斯人中是很难找的。俄罗斯在中亚的整个行动都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外交支持的基础上。粗略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俄罗斯人和英国人在方法和气质上的显著区别：贝尔上校（Colonel Bell, V.C.），或者荣赫鹏只带着一两个随机挑选的汉人、维吾尔人随从，就穿越了整个内地、蒙古和新疆。而俄罗斯远征者，如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定要带着一群武装哥萨克行动；又如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y），他的哥萨克、武力巡行和霸道手段，与更有声望的英国代表马戛尔尼形成反差，马戛尔尼凭借自己的正直和一贯的“稳健”逐渐赢得了中国官员的信任和赞同。
一些被选中在新疆建立英国贸易机构的俄罗斯人被认为是了解中亚的，他们中有几个人掌握了维吾尔语。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大概是考虑到眼下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合适的选择，他们不了解新疆的汉人统治者，也不会与汉人统治者打交道来为他们的公司建立长期、安全的根基。
在最初的关键时期，当贸易路线上的混乱开始让贸易变得有点困难时，他们就露怯了。他们没有自信，心理上不适应独创性的商业活动，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开拓中亚的“蒸汽压路机”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不是在发展中成长，而是在占领中成长。他们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抛弃了俄罗斯，被认为比布尔什维克更值得信赖。事实上，当苏联在新疆再次占上风的时候，这些人放弃了与故土的牵挂，开始漂泊。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一方面拒绝与中国人合作，担心由此提高中国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害怕不熟悉的中国人可能会把他们作为牺牲品交给苏联，以促成中苏贸易协定。国际贸易（英国在其中处于领先地位）并未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新疆的纽带，反而消失了，大多数外国公司亏了本，退出了新疆。
最近，新疆的外贸对象除了苏联的公司之外，还有一家德国公司和几家在美国注册的“唯利是图”的公司——纽约的俄罗斯犹太皮草商。这家德国公司的成功依赖与苏联的邮政协议。它通过“样品邮寄”收到稳定供应的最便宜的商品，这些便宜货进入了一些城镇的商店中。出售这些商品所获的资金被用来购买原材料并运往西伯利亚。这家公司最初成立于天津，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现在几乎完全仰仗俄罗斯人来运作。其代表人包括一个德国人、一个在这儿待了50年左右的俄罗斯化的英国老人以及一些俄罗斯人。
更有趣的是两个杰出人物的事业，一个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农民，另一个是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这两个人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实际上是省长和汉人官僚的商贸代理人。他们归化成中国人，向省长作出了承诺，无条件服从中国警察的管理和中国的法律。他们都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中国入籍，从而可以在苏联政府部门和贸易代理之间自由往来，扩大贸易发展的可能性。这些人对各种活动都感兴趣，不仅是商品出口贸易，还有金矿开采、交通运输、棉纺和炼油项目。
我在新疆的时候，很难说苏联的贸易机构运作高效。中国和苏联都在以同样的兴趣开发这些机构的潜力。众所周知，苏联的外贸是由区域性的贸易公司专营的，它们在新疆销售的苏联产品，大部分是由苏联境内的其他垄断企业提供的，它们充当这些企业的代理。在这些外贸公司中，大约有三家在新疆的指定区域经营。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在每个区域提供统一的买卖价格，而且不用担心来自俄罗斯的竞争。由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新疆与内地贸易的减少意味着之前主导市场的汉人在与俄罗斯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新的情况下，贸易总额可能会增加，但汉人能否保留他们原有的利润份额，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很明显的是，所有原材料的初始成本价格正在被俄罗斯人操纵压低。因此，塔城市场上活跃的交易与汉商的不满是并存的。过去，汉商在这个市场上买到了很多省内最好的毛皮，一路送到古城，由商队经蒙古东运。现在他们看到俄罗斯人以他们无法给出的价格从塔城买到了这些毛皮，并运到了西伯利亚，其中的原因在于，商队贸易的衰落导致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主要的贸易物流不再是从塔城到乌鲁木齐和古城，而是从塔城进入西伯利亚。吐鲁番的棉花和焉耆的羊毛由马车和驼队一路运到西伯利亚人和俄罗斯鞑靼人的代理机构。虽然物流方向的改变没有给新疆的省内贩运带来损失，但塔城的汉商势必会抱怨他们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太小了。
贸易物流的方向变化也对新疆行政的分散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流东进时期，乌鲁木齐凭借其控扼天山南北两路的独特位置，仿佛一个巨大的阀门，财富从古城进出新疆都要通过这个阀门。随着西伯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喀什、伊宁、塔城发展成为小规模的贸易阀门。对乌鲁木齐的省长来说，所幸这些地区的长官更愿意在省长的支持下面对苏联，而不是利用新获得的经济资源来维护个人政治地位。
毫无疑问，汉人完全理解这种立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们正在适应环境。中国的衰落（或者也可以说是改革）正在让他们遭受损失。一场政治崩溃可能催生公开的亲苏活动。与此同时，新疆的经济钥匙正在落入俄罗斯人的手中，而汉人一直相信这把钥匙可以锁定自己的政治主导权。我不认为俄罗斯人的前进政策带有邪恶的企图。的确，苏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发展着旧时代的前进政策——沙俄的“东进政策”，他们的许多做法与他们所宣传的并不完全相符。正如我们中一些自诩有远见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人未能控制欧亚之间有两千年历史的缓冲地带——蒙古、新疆，可能会导致东西方沿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边界对峙，并引发敌意。然而，必须记住的是，俄罗斯人对这些缓冲地带的控制，正如中国人放松对它们的影响一样，无疑受到了历史惯性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