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风口

我们向北走完了漫长的两站路的行程，离开了加依尔山。第一站路的最后，我们经过了雅玛图，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军台，所以它在地图上标注得十分显著，六个士兵驻守在这儿，他们一边看护着他们养的鸡，一边等着被护送的旅客发赏钱。还有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客栈，店主兼做电报线维护员，维护着五六十英里长的电报线路。在哈萨克岗哨和雅玛图之间的加依尔山高处，我们见到过一块石头，车夫们叫它“油神”。每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在车轴上涂油膏，装油膏的铁皮盒子吊挂在车子下面摇晃着，如果不遵守这个仪式，车子就有撞坏的危险；如果只是看一看，就只能保佑车子，而不能保佑马和人。据我所知，只有马车夫才敬拜这块石头，更早的时候，它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圣石，因为其他的某些原因而被崇拜。从形状上看，它像一个天然的阳具，大约两英尺高，圆且光滑。我不知道它埋在地下有多深，也不知道它是无意中被竖在这个地方，还是故意安置在那儿的。所有的车夫们说它是“神石”（称它是“神石”比“圣石”要更贴切）。

离开了“油神”，我们进入了一个砂岩峡谷，这是高地上一个十分突兀、令人惊讶的地陷，一条深不可测的裂缝。这个峡谷叫石门子，也就是“石头的门”，通过此地，我们就到了雅玛图。我们穿过加依尔山圆形的山丘，到了山北麓，下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原。最后，山地变成了微倾的平原，远方群山位于两侧。我们从一个低丘下行到一片宽阔的洼地中，这就是托里，或叫托赖，一条路穿过一堆堆简陋土坯房。从干燥的加依尔山到托里，变化是非常剧烈的，雪没脖颈，我们再次进入到高山的影响范围之内，高山为这些地区拦蓄了降雪，所以当地积雪很深、时间很久。托里以寒冷和大风闻名，第二天我们就要面对老风口了。老风口与其说是个通道，不如说是个走廊，它是个山间的缺口，位于阿拉套—巴尔鲁克—加依尔山系的山嘴与塔尔巴哈台—萨吾尔山系之间，北侧是吾尔喀夏尔山，卡拉瑟斯给出的海拔高度是5945英尺。

在托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开朗的俄罗斯鞑靼青年，他是被派来用一辆俄式雪橇护送“大人物”到塔城去的。那是一辆舒适、宽敞、常在城里行驶的雪橇，有一个真正的车座，有靠背。我的马沮丧地陷入新下的雪中，在到达托里时已经无可挽回地累瘫了，需要牵着走完剩下的路。因为“大人物”也不愿离开他铺垫着皮草的马车，所以我独自拉着雪橇。在阴霾的冬日黎明，我们离开那个寒冷刺骨的小村庄，白色的雪地上有蓝色的暗影，身后东方的淡黄色天际布满云雾。马车上的行李被移到三辆哈萨克雪橇上，我的雪橇很快就赶上了所有的马车。

相比较来说，老风口是一个比准噶尔之门更好的通道，然而商队、车夫和牧民都怕它。尽管海拔较低，但它却是亚洲腹地最恐怖的地方之一。仲夏之后，寒冬袭来，直至第二年夏天方退去。这里暴露于迅疾、猛烈的大风之下，根据哈萨克和土尔扈特的传说，这种风产生于吾尔喀夏尔山山嘴的前端，这些山嘴无法提供遮挡。当风从西北向东南汇聚、吹过老风口时，即使没有雪，大风也足以让野兽却步，“风搅雪”就更致命了，在那种情况下能见度为零，旅行者一旦偏航，就再也不可能找到路。在山口的北坡，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一个圆形土屋的废墟，结构像毡帐，在背风处开有一门。这里的人们说它们曾是坚固的塔，塔上有风铃，在风中挣扎的人可以通过风铃声从一个塔找到下一个塔。如果这些塔可以保留下去，即使不能用来指路，也可以像以前那样作为避风处。山口处的风是真正的准噶尔式的，晴朗的天空毫无预兆地开始刮风，十分钟内即达到最大强度，将雪和尘土搅起成幕墙，横扫大地。在平静的蓝天下，风墙可有10、20或40英尺高。老风口的恶名最近又引起了人们的讨论，不久前，新任邮政专员乘雪橇前往乌鲁木齐的途中，雪橇被风刮坏，队伍中有几个人偏离了路线，几乎冻死，其中一人因冻伤失去了两根手指。听完故事后，人们争论说老风口之所以会对一个外国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如此傲慢，一定是被恶魔控制的。

道路再次被又厚又软的积雪覆盖，当我走上老风口的山腰拍照的时候。我们在高处可以看到，这是几座山之间的山口。我们绕过一座低山的山脊，左边有一片平缓的小山，右边一堆小山是左边小山的延伸。突然，路下降了50码，通向一片被风吹得凌乱不堪的胡杨树，雪橇驶向一个哈萨克小屋的屋檐下，停在雪地里，人们可以通过积雪中挖出的一个坑来到门前。我们现在就在老风口的核心地带，当躲进一个小屋时，我学会了要坐在脏兮兮的毯子上与哈萨克人一起喝茶，与他们的孩子、羔羊、低吼的猎鹰、精瘦的猎狗、肥胖的虱子共居一室。“大人物”把全身除脸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捂在皮草之中，他叼着烟斗，不停地抽着四川烟叶。因此，尽管他经历了一切，仍是毫无感触地穿过了老风口。后来，在罗马，我又一次见到他，他仍为这事感到惋惜。

我们继续往低处前行，进入了额敏河流域的广阔原野，准噶尔最西侧的盆地，它是如此的难以察觉，以至于只有抬头看一看，才知道我们正在往低处前行。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大块空地，一块被山合围的雪原，积雪的塔尔巴哈台山就在我们前方。冒着热气的马在平地上不停奔跑，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地面有点凹陷的地方，我们可以探测到冰雪下的流水——这里是盆地的底部，水从周围的山地汇聚而来，但主要还是来自塔尔巴哈台山。一排村舍沿着河谷向前延伸，这就是额敏河谷。然后我们向右掉头，逆流而上，接近了塔尔巴哈台山的第一个山坡，我们从一座高大的木桥上过河，进入了河上 ——蒙古语名为“都鲁布津”，我们一天中走了整整两站多路，这段旅程至少有60英里。

在这个有点规模的城镇，当地为“大人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结果我们在这次招待会中遭了一番罪。我们没有获准进入客栈的房间吃饭、睡觉，而是被带到了城里最重要的一家维吾尔商号，这里的两间大屋敞开着，用俄式的炉子取暖，配备俄式的桌椅沙发。魁梧的维吾尔商人，蓄着黑胡子、裹着头巾、身披五颜六色的长袍，前来向我们致意。其中一个会说一点俄语，负责陪同“大人物”，另一个会说汉语的人则负责陪同我。他们祖上来自喀什，定居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与山上下来的蒙古人有着不错的贸易关系，蒙古人用这里的商品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商品。他们中有个人曾到访过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市场，在那里预先领略了“天堂”的风采，提高了品位——那里对于亚洲腹地的穆斯林来说仿佛伦敦、巴黎、纽约的三位一体。他们全部都计划去麦加朝觐，并急切地询问我们知不知道苏联国内是否稳定，是否足以让他们顺利乘火车前往黑海、换船前往吉达。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购买足够的苏联卢布去支付路费是否安全。他们确实有黄金——从腰带里取下的沙俄金币。不过，他们是亚洲腹地的人，虽然富有，却尽可能不掏出真金白银，哪怕是去朝觐。

坐等几小时后，我们睡眼惺忪，一盘盘美味的皮鲁（抓饭）恰到好处地摆在我们面前，里面是羊肉、米饭和碎胡萝卜，浸满了油脂。我们尽可能多吃了些抓饭，但即便这样也没法马上睡觉。我们后面上桌入席的是更饥饿、地位卑微的人，之后是最卑微的人。在这里，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是足够多的亲戚、仆人和乞丐，这足以使最慷慨的人倾尽家财。随着盘子里最后一粒米被吃净，宾客们都去找被褥睡觉了。每个人都把被子铺展开，希望自己不被别人踩到，不一会儿，我们的大房间里就挤满了人，有的躺在桌子下，有的躺在床旁边，有的躺在桌子上。为了尊重我们，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炉子也添了火，很快，屋里就充满了浓浓的惰性气体。整个晚上，男人们都在哼唱着简单快乐的鼾声，他们心满意足地吃饱了大餐，敞开嗓门庆祝“大人物”的到来。

前往塔城的最后一段行程要穿过一片雪原，雪上只露出了些浅黄色芨芨草穗。我们昨天向北，今天向西，现在沿着额敏河行走在塔尔巴哈台山的山脚。山谷底部有少量的定居点，那是哈萨克人游牧之余草率经营的农庄。邻近的牧场是克烈哈萨克人的冬季牧场，许多人冬天住在棚屋里。这种棚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用原木和灌木覆顶。从老风口经河上到塔城的冬季道路犹如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夏季道路则是第三条边，一条穿越浅谷的直路。冬季道路之所以要避开这个地带，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哈萨克人的冬牧地。这是省长的命令，因为如果繁忙的交通行经哈萨克人的牧地，会招致劫掠。

一支长长的商队在雪地上排成一列，从人、骆驼和货物的样子上看，应该是巴里坤的商队，这样的队列就是他们路上的全部生活写照。当我们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我们似乎被四散开来的白色荒原吞没了。地面上细小的凹痕、褶皱被雪覆盖了，只有塔尔巴哈台山笔直地矗立在死寂的原野上。最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处污渍。“大人物”和我（现在一起坐在舒适的雪橇上）看到那个污渍变得越来越厚，接着我们看到污渍下一片黑暗，然后是光秃秃的高大白杨树和团状的柳树，最后是有城垛的城墙，鼓楼的塔顶耸立在中央。当我们接近城市的时候，几辆雪橇出来了，车上坐满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朋友，他们前来迎接“大人物”。他们把他抬到了一座房子里落脚，那里有地毯、桌布和所有在亚洲腹地完全没用的东西。我曾经为一家中国的公司做过代理人，这家公司在塔城的分支为旅行者提供住宿服务，摩西、我以及与我们同行的汉人商人住在那里，这个商人计划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天津。我们在这里竟如愿吃到了大蒜。

塔城是塔城道的驻地，这个地区在地理上是一个山丘环抱的宽谷，位于塔尔巴哈台山区的核心，地处西伯利亚、蒙古和准噶尔三者的边缘地带之间。塔城在1910年约有9000人口，到了1927年，我认为这个数量略有增长。大部分土地名义上归属一个土尔扈特人部落，一部分宜牧的草场被分配给了西部克烈哈萨克人，他们向土尔扈特人支付借地放牧的费用。许多克烈人已经开始务农，这些农民可能是部落中最穷困、卑微的人。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游牧部落中最上进、最有本事的人获得了大量的游牧财富——大批牲畜，如果条件允许，例如在开阔的额敏河谷这样的地方，贫弱的家庭会被首领雇用，被迫去从事粗放的作物种植。当游牧民受到其他民族的强大政权统治时，就像在俄罗斯七河、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中国新疆的情形一样，这些贫穷的游牧民族就倾向于放弃他们的古老传统，把夏季的种植工作变成永久性的工作，定居于此，放弃游牧。

和阿尔泰地区一样，塔城道之前是由北京任命的官员管理的。辛亥革命以后，这里被乌鲁木齐的新疆省长控制，省长指派了一位副手，管辖着这个与西伯利亚、蒙古接壤的地带，监督着游牧民和定居者的关系。1910年，卡拉瑟斯认为，有理由相信西部克烈人的头人愿意与潜在的俄罗斯入侵者友好相处，就像愿意与中国统治者友好相处一样。现在可能仍旧是这样，但就像乌鲁木齐聪明的老省长统治之下的其他多民族聚居地一样，在这里，偶发的混乱能得到妥善处理，也没有什么能够诱发严重叛乱的不满情绪，太平盛世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只有老省长去世、继承者争权夺利或者内地军阀战乱蔓延至新疆，才会导致新疆四分五裂。而这种建构起来的凝聚力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除非俄罗斯人获得了边境地区的统治地位，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内地边缘地区。

这片边境地区的定居者主要集中在塔城和河上等城镇。在这些城镇，定居社会巩固了商人的力量。近年来，汉人移民和维吾尔移民都垦占了一些土地，但令人好奇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居社区的核心是索伦人， 他们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8世纪。清朝入关后，新的帝国在康熙和乾隆两位君主的经略下强盛起来。当帝国打败准噶尔后，巩固了对这片西部疆土的控制，乾隆帝在塔城附近的关键要害之地安插索伦人驻防，守卫着额敏河谷，从而确保了这条边界的安全。索伦人是通古斯人的一个部落，与满族人相似，他们从中国东北北部的老家出发，作为满族的同盟者“从龙入关”，然后与锡伯人（和索伦人有相近的族属和特征） 一起，在西部边疆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们一度驻扎在青海湖附近，那里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位于蒙古和藏区之间，然后他们被迁往帝国的最西端，锡伯人屯驻在伊犁河谷，索伦人则驻防额敏河谷。索伦军队在19世纪清朝收复西部领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他们的驻防地。

在令人震撼的战争、移民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索伦人保留了“旗”组织和通古斯语，这种语言和已经消失的满语几乎相同。毫无疑问，原因在于他们扎根于这片土地。为了保持满族人的军事性质，清朝祖制规定满族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得做生意，结果他们变成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不仅失去了善战的传统，还丢掉了他们的语言及所有的民族特性，变成了悠闲的绅士，实际上，他们变成了汉族绅士，而非满族绅士。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当他们被剥夺了财产、特权和帝国的津贴时，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汉人中一个新的贫困阶层。然而，他们“卑微”的通古斯表亲，不仅保留了祖先的语言，还保留了民族的族性和稳固的经济基础。在辛亥革命初期的混乱中，新疆城市中的小规模满族群体被屠杀殆尽，这些人代表着统治阶层，但实际上是不劳而获之人。而拥有土地的锡伯人、索伦人十分强大、不可撼动，他们不仅在革命中幸存下来，而且仍然是新疆省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们作为驻防者的军事特征从未淡化，世代为驻守边疆提供兵员，尽管装备和训练不佳，但他们目前是新疆最具军事素养的兵员。历史的对比值得关注，因为它尝试性地展示了巩固统治地位的两种不同路径的价值，一种是奉养统治者，另一种是培养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人。受奉养的满族人已经淡出舞台了，不再是现代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屯垦戍边的锡伯人、索伦人生存了下来。这种命运的反差证明了一个法则——身后有土地需要保卫的人，如果一定要死，也会死得更顽强，即便暂时的衰亡也会绽放光彩。 ViFg0WBSL15F2MRZG92vwrDYu3nuo88lwNKOkky6vta/kSWTGBbfwk60AMl36I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