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风口

我们向北走完了漫长的两站路的行程，离开了加依尔山。第一站路的最后，我们经过了雅玛图，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军台，所以它在地图上标注得十分显著，六个士兵驻守在这儿，他们一边看护着他们养的鸡，一边等着被护送的旅客发赏钱。还有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客栈，店主兼做电报线维护员，维护着五六十英里长的电报线路。在哈萨克岗哨和雅玛图之间的加依尔山高处，我们见到过一块石头，车夫们叫它“油神”。每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在车轴上涂油膏，装油膏的铁皮盒子吊挂在车子下面摇晃着，如果不遵守这个仪式，车子就有撞坏的危险；如果只是看一看，就只能保佑车子，而不能保佑马和人。据我所知，只有马车夫才敬拜这块石头，更早的时候，它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圣石，因为其他的某些原因而被崇拜。从形状上看，它像一个天然的阳具，大约两英尺高，圆且光滑。我不知道它埋在地下有多深，也不知道它是无意中被竖在这个地方，还是故意安置在那儿的。所有的车夫们说它是“神石”（称它是“神石”比“圣石”要更贴切）。

离开了“油神”，我们进入了一个砂岩峡谷，这是高地上一个十分突兀、令人惊讶的地陷，一条深不可测的裂缝。这个峡谷叫石门子，也就是“石头的门”，通过此地，我们就到了雅玛图。我们穿过加依尔山圆形的山丘，到了山北麓，下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原。最后，山地变成了微倾的平原，远方群山位于两侧。我们从一个低丘下行到一片宽阔的洼地中，这就是托里，或叫托赖，一条路穿过一堆堆简陋土坯房。从干燥的加依尔山到托里，变化是非常剧烈的，雪没脖颈，我们再次进入到高山的影响范围之内，高山为这些地区拦蓄了降雪，所以当地积雪很深、时间很久。托里以寒冷和大风闻名，第二天我们就要面对老风口了。老风口与其说是个通道，不如说是个走廊，它是个山间的缺口，位于阿拉套—巴尔鲁克—加依尔山系的山嘴与塔尔巴哈台—萨吾尔山系之间，北侧是吾尔喀夏尔山，卡拉瑟斯给出的海拔高度是5945英尺。

在托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开朗的俄罗斯鞑靼青年，他是被派来用一辆俄式雪橇护送“大人物”到塔城去的。那是一辆舒适、宽敞、常在城里行驶的雪橇，有一个真正的车座，有靠背。我的马沮丧地陷入新下的雪中，在到达托里时已经无可挽回地累瘫了，需要牵着走完剩下的路。因为“大人物”也不愿离开他铺垫着皮草的马车，所以我独自拉着雪橇。在阴霾的冬日黎明，我们离开那个寒冷刺骨的小村庄，白色的雪地上有蓝色的暗影，身后东方的淡黄色天际布满云雾。马车上的行李被移到三辆哈萨克雪橇上，我的雪橇很快就赶上了所有的马车。

相比较来说，老风口是一个比准噶尔之门更好的通道，然而商队、车夫和牧民都怕它。尽管海拔较低，但它却是亚洲腹地最恐怖的地方之一。仲夏之后，寒冬袭来，直至第二年夏天方退去。这里暴露于迅疾、猛烈的大风之下，根据哈萨克和土尔扈特的传说，这种风产生于吾尔喀夏尔山山嘴的前端，这些山嘴无法提供遮挡。当风从西北向东南汇聚、吹过老风口时，即使没有雪，大风也足以让野兽却步，“风搅雪”就更致命了，在那种情况下能见度为零，旅行者一旦偏航，就再也不可能找到路。在山口的北坡，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一个圆形土屋的废墟，结构像毡帐，在背风处开有一门。这里的人们说它们曾是坚固的塔，塔上有风铃，在风中挣扎的人可以通过风铃声从一个塔找到下一个塔。如果这些塔可以保留下去，即使不能用来指路，也可以像以前那样作为避风处。山口处的风是真正的准噶尔式的，晴朗的天空毫无预兆地开始刮风，十分钟内即达到最大强度，将雪和尘土搅起成幕墙，横扫大地。在平静的蓝天下，风墙可有10、20或40英尺高。老风口的恶名最近又引起了人们的讨论，不久前，新任邮政专员乘雪橇前往乌鲁木齐的途中，雪橇被风刮坏，队伍中有几个人偏离了路线，几乎冻死，其中一人因冻伤失去了两根手指。听完故事后，人们争论说老风口之所以会对一个外国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如此傲慢，一定是被恶魔控制的。

道路再次被又厚又软的积雪覆盖，当我走上老风口的山腰拍照的时候。我们在高处可以看到，这是几座山之间的山口。我们绕过一座低山的山脊，左边有一片平缓的小山，右边一堆小山是左边小山的延伸。突然，路下降了50码，通向一片被风吹得凌乱不堪的胡杨树，雪橇驶向一个哈萨克小屋的屋檐下，停在雪地里，人们可以通过积雪中挖出的一个坑来到门前。我们现在就在老风口的核心地带，当躲进一个小屋时，我学会了要坐在脏兮兮的毯子上与哈萨克人一起喝茶，与他们的孩子、羔羊、低吼的猎鹰、精瘦的猎狗、肥胖的虱子共居一室。“大人物”把全身除脸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捂在皮草之中，他叼着烟斗，不停地抽着四川烟叶。因此，尽管他经历了一切，仍是毫无感触地穿过了老风口。后来，在罗马，我又一次见到他，他仍为这事感到惋惜。

我们继续往低处前行，进入了额敏河流域的广阔原野，准噶尔最西侧的盆地，它是如此的难以察觉，以至于只有抬头看一看，才知道我们正在往低处前行。最后我们到达了一大块空地，一块被山合围的雪原，积雪的塔尔巴哈台山就在我们前方。冒着热气的马在平地上不停奔跑，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地面有点凹陷的地方，我们可以探测到冰雪下的流水——这里是盆地的底部，水从周围的山地汇聚而来，但主要还是来自塔尔巴哈台山。一排村舍沿着河谷向前延伸，这就是额敏河谷。然后我们向右掉头，逆流而上，接近了塔尔巴哈台山的第一个山坡，我们从一座高大的木桥上过河，进入了河上 ——蒙古语名为“都鲁布津”，我们一天中走了整整两站多路，这段旅程至少有60英里。

在这个有点规模的城镇，当地为“大人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结果我们在这次招待会中遭了一番罪。我们没有获准进入客栈的房间吃饭、睡觉，而是被带到了城里最重要的一家维吾尔商号，这里的两间大屋敞开着，用俄式的炉子取暖，配备俄式的桌椅沙发。魁梧的维吾尔商人，蓄着黑胡子、裹着头巾、身披五颜六色的长袍，前来向我们致意。其中一个会说一点俄语，负责陪同“大人物”，另一个会说汉语的人则负责陪同我。他们祖上来自喀什，定居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与山上下来的蒙古人有着不错的贸易关系，蒙古人用这里的商品换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商品。他们中有个人曾到访过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市场，在那里预先领略了“天堂”的风采，提高了品位——那里对于亚洲腹地的穆斯林来说仿佛伦敦、巴黎、纽约的三位一体。他们全部都计划去麦加朝觐，并急切地询问我们知不知道苏联国内是否稳定，是否足以让他们顺利乘火车前往黑海、换船前往吉达。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购买足够的苏联卢布去支付路费是否安全。他们确实有黄金——从腰带里取下的沙俄金币。不过，他们是亚洲腹地的人，虽然富有，却尽可能不掏出真金白银，哪怕是去朝觐。

坐等几小时后，我们睡眼惺忪，一盘盘美味的皮鲁（抓饭）恰到好处地摆在我们面前，里面是羊肉、米饭和碎胡萝卜，浸满了油脂。我们尽可能多吃了些抓饭，但即便这样也没法马上睡觉。我们后面上桌入席的是更饥饿、地位卑微的人，之后是最卑微的人。在这里，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是足够多的亲戚、仆人和乞丐，这足以使最慷慨的人倾尽家财。随着盘子里最后一粒米被吃净，宾客们都去找被褥睡觉了。每个人都把被子铺展开，希望自己不被别人踩到，不一会儿，我们的大房间里就挤满了人，有的躺在桌子下，有的躺在床旁边，有的躺在桌子上。为了尊重我们，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炉子也添了火，很快，屋里就充满了浓浓的惰性气体。整个晚上，男人们都在哼唱着简单快乐的鼾声，他们心满意足地吃饱了大餐，敞开嗓门庆祝“大人物”的到来。

前往塔城的最后一段行程要穿过一片雪原，雪上只露出了些浅黄色芨芨草穗。我们昨天向北，今天向西，现在沿着额敏河行走在塔尔巴哈台山的山脚。山谷底部有少量的定居点，那是哈萨克人游牧之余草率经营的农庄。邻近的牧场是克烈哈萨克人的冬季牧场，许多人冬天住在棚屋里。这种棚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用原木和灌木覆顶。从老风口经河上到塔城的冬季道路犹如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夏季道路则是第三条边，一条穿越浅谷的直路。冬季道路之所以要避开这个地带，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哈萨克人的冬牧地。这是省长的命令，因为如果繁忙的交通行经哈萨克人的牧地，会招致劫掠。

一支长长的商队在雪地上排成一列，从人、骆驼和货物的样子上看，应该是巴里坤的商队，这样的队列就是他们路上的全部生活写照。当我们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我们似乎被四散开来的白色荒原吞没了。地面上细小的凹痕、褶皱被雪覆盖了，只有塔尔巴哈台山笔直地矗立在死寂的原野上。最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处污渍。“大人物”和我（现在一起坐在舒适的雪橇上）看到那个污渍变得越来越厚，接着我们看到污渍下一片黑暗，然后是光秃秃的高大白杨树和团状的柳树，最后是有城垛的城墙，鼓楼的塔顶耸立在中央。当我们接近城市的时候，几辆雪橇出来了，车上坐满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朋友，他们前来迎接“大人物”。他们把他抬到了一座房子里落脚，那里有地毯、桌布和所有在亚洲腹地完全没用的东西。我曾经为一家中国的公司做过代理人，这家公司在塔城的分支为旅行者提供住宿服务，摩西、我以及与我们同行的汉人商人住在那里，这个商人计划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天津。我们在这里竟如愿吃到了大蒜。

塔城是塔城道的驻地，这个地区在地理上是一个山丘环抱的宽谷，位于塔尔巴哈台山区的核心，地处西伯利亚、蒙古和准噶尔三者的边缘地带之间。塔城在1910年约有9000人口，到了1927年，我认为这个数量略有增长。大部分土地名义上归属一个土尔扈特人部落，一部分宜牧的草场被分配给了西部克烈哈萨克人，他们向土尔扈特人支付借地放牧的费用。许多克烈人已经开始务农，这些农民可能是部落中最穷困、卑微的人。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游牧部落中最上进、最有本事的人获得了大量的游牧财富——大批牲畜，如果条件允许，例如在开阔的额敏河谷这样的地方，贫弱的家庭会被首领雇用，被迫去从事粗放的作物种植。当游牧民受到其他民族的强大政权统治时，就像在俄罗斯七河、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中国新疆的情形一样，这些贫穷的游牧民族就倾向于放弃他们的古老传统，把夏季的种植工作变成永久性的工作，定居于此，放弃游牧。

和阿尔泰地区一样，塔城道之前是由北京任命的官员管理的。辛亥革命以后，这里被乌鲁木齐的新疆省长控制，省长指派了一位副手，管辖着这个与西伯利亚、蒙古接壤的地带，监督着游牧民和定居者的关系。1910年，卡拉瑟斯认为，有理由相信西部克烈人的头人愿意与潜在的俄罗斯入侵者友好相处，就像愿意与中国统治者友好相处一样。现在可能仍旧是这样，但就像乌鲁木齐聪明的老省长统治之下的其他多民族聚居地一样，在这里，偶发的混乱能得到妥善处理，也没有什么能够诱发严重叛乱的不满情绪，太平盛世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只有老省长去世、继承者争权夺利或者内地军阀战乱蔓延至新疆，才会导致新疆四分五裂。而这种建构起来的凝聚力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除非俄罗斯人获得了边境地区的统治地位，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内地边缘地区。

这片边境地区的定居者主要集中在塔城和河上等城镇。在这些城镇，定居社会巩固了商人的力量。近年来，汉人移民和维吾尔移民都垦占了一些土地，但令人好奇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居社区的核心是索伦人， 他们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8世纪。清朝入关后，新的帝国在康熙和乾隆两位君主的经略下强盛起来。当帝国打败准噶尔后，巩固了对这片西部疆土的控制，乾隆帝在塔城附近的关键要害之地安插索伦人驻防，守卫着额敏河谷，从而确保了这条边界的安全。索伦人是通古斯人的一个部落，与满族人相似，他们从中国东北北部的老家出发，作为满族的同盟者“从龙入关”，然后与锡伯人（和索伦人有相近的族属和特征） 一起，在西部边疆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们一度驻扎在青海湖附近，那里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位于蒙古和藏区之间，然后他们被迁往帝国的最西端，锡伯人屯驻在伊犁河谷，索伦人则驻防额敏河谷。索伦军队在19世纪清朝收复西部领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他们的驻防地。

在令人震撼的战争、移民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索伦人保留了“旗”组织和通古斯语，这种语言和已经消失的满语几乎相同。毫无疑问，原因在于他们扎根于这片土地。为了保持满族人的军事性质，清朝祖制规定满族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得做生意，结果他们变成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不仅失去了善战的传统，还丢掉了他们的语言及所有的民族特性，变成了悠闲的绅士，实际上，他们变成了汉族绅士，而非满族绅士。因此，在辛亥革命后，当他们被剥夺了财产、特权和帝国的津贴时，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汉人中一个新的贫困阶层。然而，他们“卑微”的通古斯表亲，不仅保留了祖先的语言，还保留了民族的族性和稳固的经济基础。在辛亥革命初期的混乱中，新疆城市中的小规模满族群体被屠杀殆尽，这些人代表着统治阶层，但实际上是不劳而获之人。而拥有土地的锡伯人、索伦人十分强大、不可撼动，他们不仅在革命中幸存下来，而且仍然是新疆省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们作为驻防者的军事特征从未淡化，世代为驻守边疆提供兵员，尽管装备和训练不佳，但他们目前是新疆最具军事素养的兵员。历史的对比值得关注，因为它尝试性地展示了巩固统治地位的两种不同路径的价值，一种是奉养统治者，另一种是培养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人。受奉养的满族人已经淡出舞台了，不再是现代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屯垦戍边的锡伯人、索伦人生存了下来。这种命运的反差证明了一个法则——身后有土地需要保卫的人，如果一定要死，也会死得更顽强，即便暂时的衰亡也会绽放光彩。 Bpk1DqfIihn8HMDVs6ltphzbg7MHBBEalER0jTvKQDZ5thc2DjCXBqBMb5cCF10i

第八章
亚洲腹地边疆

中国在新疆的传统政策，继承自300年前的清帝国，始终延续不辍。依托山脉确定的实际边界，将这片遥远的领土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中分离出来。遥远的距离、荒漠的阻隔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中国人尽一切努力来克服困难以确保领土。满族人由东北入主中原，建立起清帝国，统治着内地和四裔的边疆，满族人将他们的利益与汉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并将他们的政策导向巩固统一中华文明的方向，这个文明根植于内地的腹心，向四裔辐射。

为此，现在新疆西部边界被关闭了，但在内地一侧的国内贸易则受到鼓励，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促进。在更重要的历史时期，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是通往更遥远的西方的重要通道。但从这个时代开始，财富在这些通道中的流动受到了新的控制。新疆不再是一个枢纽，而是人口和商贸流动的终端。输往新疆的还有难以估量的舶来货、艺术、文明。相应的，新疆像进贡一样，向内地输出比较初级的商品，包括原材料、玉石和贵金属等。然而，直到19世纪末，清朝还没有从这片遥远的领土上获得实质性利益。出于政治考量，在蒙古和新疆的汉人首要关心的是在中国内地和西方邻国之间保持缓冲区，并防止边疆的力量过度膨胀。真正的商业发展取决于新的商业利益的出现。

在本世纪初，交通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虽然外国人无法在远离贸易口岸的内地进行贸易，但与外国人交易的汉商被鼓励到更远的内陆寻求更廉价的原材料。蒙古和新疆的贸易就有了新的重要性。对羊毛和驼毛的需求成就了新的商业需求，作为回报，汉商可以购买、运输更多布料、茶叶和制成品，转卖给边疆地区的同胞。

经济的繁荣需要完善交通路线。从内地通往甘肃玉门、哈密的邮路，以及天山南北的分支线路，都受到厘金制度的阻碍，这是一种对运输货物征收的地方税，使得穿越蒙古的商路（可以绕过实行厘金制度的内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游牧民族战争、大规模人口迁徙的伟大时代之后，这条商路上的旅行和贸易日渐衰落。辛亥革命以后，这些路线又受到重视。新疆省长的政策出发点是保证自己居于新疆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地位，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贸易的繁荣。他依靠自己所属民族的财力优势大搞笼络、安抚，以遏制任何独立倾向，他还精明地估计，有资产的人不会急于冒反叛的风险。与此同时，汉人的经济主导权只要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便是他抵御俄罗斯势力扩张的最佳手段。他也很清楚，如果发生严重的战事，他将束手无策。

这周全的政策遭受了沉重的挫折，首先是古老的“丝绸之路”沿途各省战火频仍，之后是外蒙古局势发生动荡。内战首先破坏了贸易，其次新疆难以建立与甘肃的联系，这是为了避免某个野心勃勃的内地军阀觊觎新疆。在俄国的影响下，外蒙古日渐疏离，也就中断了最重要的商队路线，只剩下一条穿过内蒙古阿拉善的商路，位于蒙古主要的沙漠（戈壁沙漠）以南。这个沙漠是内外蒙古的分界线，汉人可以自由进入内蒙古，而俄罗斯人可以自由进入外蒙古。然而，这条路线要经过更多的沙漠地区，骆驼的损耗更严重，这提高了运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此外，自绥远到天津之间的铁路联系经常受到内战的影响，而天津是对外贸易的源头，维持着对新疆原材料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繁荣崩溃导致的动荡，省长被迫与苏联开展新的贸易。在新疆最偏远的喀什，俄罗斯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制造了足以让汉人感到恐慌的巨大影响力。奥伦堡铁路（由乌拉尔的奥伦堡通往中亚的塔什干）的修建巩固了俄罗斯对中亚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在喀什、莎车、和田的贸易竞争中获得了比汉人还高的经济利益。在俄罗斯人进军中亚最具侵略性的时期，曾出现俄罗斯人占据喀什或者至少宣布“势力范围”的危险。当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最为衰弱之时，阿古柏趁虚而入，俄罗斯人以“维护秩序”的老一套理由占据了伊犁河谷的一部分。之后，在讹诈了一笔占领赔款之后，他们归还了大部分被占土地，但仍然侵吞了一些。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外蒙古提出了“自治”的要求，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这使得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和特权得到承认。新疆的汉人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担心俄罗斯人的入侵。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很可能认为，正是由于老省长在执政之初就建立了秩序、坚持了专断的统治，才使得新疆没有发生俄属中亚那样的激进运动。

中国将俄国视为一个拥有未知力量、政策不可预测的国家，很自然地将俄国的革命、内战、白色恐怖等一系列动荡视为威胁解除的信号而欢呼。他们尽最大努力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回新疆的贸易，同时又力图把新疆的财富发展限制在不刺激俄罗斯人的野心的水平。随着俄国的崩溃，完全关闭边界的机会终于来了——贸易被中断，护照被拒绝，所有的交流都被阻止。数年之内，与俄罗斯人的唯一接触就是白俄溃军入侵新疆。这些有组织的武装人员是严重的威胁，但经过巧妙处理，逐渐被消灭了。他们可能控制了大片中国人无法守护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了“白俄的地盘”，但他们成群结队地从俄罗斯没完没了的内战、溃逃、“叛乱”中逃到了新疆的和平安宁之中，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士气和凝聚力。最终，中国用计控制住一些更危险的白俄头目，又设计将其他头目送交给边境另一侧的苏维埃镇反机关。至于白俄军人，一些人被解除武装、拘禁、打散成小队，逐渐清理出新疆，汇入了内地的白俄遗民之中；另一些人被送到蒙古，在经历短暂的恐怖和绝望的暴力之后，他们中大多数不是被杀，就是死于贫困，或者被从西伯利亚进入蒙古的红色游击队围捕。

因此，新疆没有发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战争。以乌鲁木齐精干的官僚为核心的汉人仍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年复一年，老省长和他挑选出来的追随者虽然已经取得了胜利，却不得不向紧迫的形势让步。各个人群的物质繁荣和满足，始终是新疆和平稳定的关键。中国与外蒙古的贸易中断，日益威胁着新疆的繁荣，与此同时，苏维埃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从一个社会的废墟中建立起另一个社会，他们的控制力从莫斯科扩展到全俄，最后，俄罗斯开始沿着它的边界重新集结力量。

新疆的汉人为了避免付出卷入内战的代价，与内地中断了联系、拒绝了来自内地的支援。他们最终不得不向俄罗斯人妥协。实际上，中国与苏联1923年签订的条约 并未影响到俄罗斯人与新疆统治阶层的关系。老省长不会向北京的言论、姿态屈服，他与俄罗斯人协商的想法是务实的。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不仅和老省长站在一起，而且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不到一年，他就与苏联达成了一项地区性协议。苏联放弃了纸面上对新疆的所有主张、优惠待遇，换回了一个贸易协定，在喀什、塔城、伊宁设置领事馆，在乌鲁木齐设置总领事馆。这项贸易协定开启了中国新疆与苏联中亚、西伯利亚的联系。

这一发展，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区域协议，但事实上即使不能成为欧亚历史的转折点，也完全可能成为中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中国在新疆维持局面的能力令人钦佩，但时间指日可待。 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这个时限是由年过六旬的老省长的寿命所决定的。在他死后，权力斗争即便不会导致苏联直接进入新疆，也将加速苏联的影响。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正在衰退，不仅从新疆衰退，也从蒙古和东北衰退。就中国自身而言，为适应新的形势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所导致的动荡，已经把整个国家的血液集中到了内地，令中国无力去控制曾经的边缘领土——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缓冲区。两千多年来，中原王朝在亚洲腹地的实力有增无减，在匈奴、党项、回纥、鞑靼、蒙古等北方势力面前时而对抗，也时有衰弱。在我们的时代，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力量正随着苏联发展到新高度而衰弱，苏联影响了外蒙古，苏联的阴影笼罩着东北，新疆的潜在财富现在向苏联开放。

贸易协定的效果立竿见影。苏联的亚洲部分与新疆喀什、伊宁、塔城之间的贸易加快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年前，2000英里外的天津仍是新疆的出口港。所有的贸易路线，包括穿越蒙古的商路、沿着黄河河谷的商路、经典的“丝绸之路”以及古代帝国的官道，都与通往天津和沿海的铁路相连。古城是商队贸易的中心，控扼着蒙古商路，也很便捷地通往哈密以及帝国的官道，由于古城靠近首府乌鲁木齐，省长就近掌控了这处经济脉搏。即使是在和田、莎车和喀什这些最偏远的绿洲，土产也会被东运，经过乌鲁木齐到古城，再发往省外。为了贸易收益，省长表示，他无意严厉执行限制外国人在内地直接贸易的条例。结果，天津一些最稳健的外国公司也在乌鲁木齐设置了代理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些不过是旧式的中国分号，还有一些是新式公司的分支机构，任用俄罗斯人管理，俄罗斯人已经失去了条约赋予的特权，被认为是这种半合法业务的最佳代理人选。

事实上，选择俄罗斯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职位需要的是旧式的“代理型”人才。一个机敏、睿智、自信的人，适合凭借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主持旧式的远途贸易竞争。这样的人在俄罗斯人中是很难找的。俄罗斯在中亚的整个行动都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外交支持的基础上。粗略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俄罗斯人和英国人在方法和气质上的显著区别：贝尔上校（Colonel Bell, V.C.），或者荣赫鹏只带着一两个随机挑选的汉人、维吾尔人随从，就穿越了整个内地、蒙古和新疆。而俄罗斯远征者，如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定要带着一群武装哥萨克行动；又如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y），他的哥萨克、武力巡行和霸道手段，与更有声望的英国代表马戛尔尼形成反差，马戛尔尼凭借自己的正直和一贯的“稳健”逐渐赢得了中国官员的信任和赞同。

一些被选中在新疆建立英国贸易机构的俄罗斯人被认为是了解中亚的，他们中有几个人掌握了维吾尔语。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大概是考虑到眼下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合适的选择，他们不了解新疆的汉人统治者，也不会与汉人统治者打交道来为他们的公司建立长期、安全的根基。

在最初的关键时期，当贸易路线上的混乱开始让贸易变得有点困难时，他们就露怯了。他们没有自信，心理上不适应独创性的商业活动，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开拓中亚的“蒸汽压路机”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不是在发展中成长，而是在占领中成长。他们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他们在十月革命后抛弃了俄罗斯，被认为比布尔什维克更值得信赖。事实上，当苏联在新疆再次占上风的时候，这些人放弃了与故土的牵挂，开始漂泊。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一方面拒绝与中国人合作，担心由此提高中国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害怕不熟悉的中国人可能会把他们作为牺牲品交给苏联，以促成中苏贸易协定。国际贸易（英国在其中处于领先地位）并未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新疆的纽带，反而消失了，大多数外国公司亏了本，退出了新疆。

最近，新疆的外贸对象除了苏联的公司之外，还有一家德国公司和几家在美国注册的“唯利是图”的公司——纽约的俄罗斯犹太皮草商。这家德国公司的成功依赖与苏联的邮政协议。它通过“样品邮寄”收到稳定供应的最便宜的商品，这些便宜货进入了一些城镇的商店中。出售这些商品所获的资金被用来购买原材料并运往西伯利亚。这家公司最初成立于天津，但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现在几乎完全仰仗俄罗斯人来运作。其代表人包括一个德国人、一个在这儿待了50年左右的俄罗斯化的英国老人以及一些俄罗斯人。

更有趣的是两个杰出人物的事业，一个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农民，另一个是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这两个人都能讲流利的汉语，实际上是省长和汉人官僚的商贸代理人。他们归化成中国人，向省长作出了承诺，无条件服从中国警察的管理和中国的法律。他们都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中国入籍，从而可以在苏联政府部门和贸易代理之间自由往来，扩大贸易发展的可能性。这些人对各种活动都感兴趣，不仅是商品出口贸易，还有金矿开采、交通运输、棉纺和炼油项目。

我在新疆的时候，很难说苏联的贸易机构运作高效。中国和苏联都在以同样的兴趣开发这些机构的潜力。众所周知，苏联的外贸是由区域性的贸易公司专营的，它们在新疆销售的苏联产品，大部分是由苏联境内的其他垄断企业提供的，它们充当这些企业的代理。在这些外贸公司中，大约有三家在新疆的指定区域经营。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在每个区域提供统一的买卖价格，而且不用担心来自俄罗斯的竞争。由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新疆与内地贸易的减少意味着之前主导市场的汉人在与俄罗斯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新的情况下，贸易总额可能会增加，但汉人能否保留他们原有的利润份额，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很明显的是，所有原材料的初始成本价格正在被俄罗斯人操纵压低。因此，塔城市场上活跃的交易与汉商的不满是并存的。过去，汉商在这个市场上买到了很多省内最好的毛皮，一路送到古城，由商队经蒙古东运。现在他们看到俄罗斯人以他们无法给出的价格从塔城买到了这些毛皮，并运到了西伯利亚，其中的原因在于，商队贸易的衰落导致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主要的贸易物流不再是从塔城到乌鲁木齐和古城，而是从塔城进入西伯利亚。吐鲁番的棉花和焉耆的羊毛由马车和驼队一路运到西伯利亚人和俄罗斯鞑靼人的代理机构。虽然物流方向的改变没有给新疆的省内贩运带来损失，但塔城的汉商势必会抱怨他们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太小了。

贸易物流的方向变化也对新疆行政的分散化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流东进时期，乌鲁木齐凭借其控扼天山南北两路的独特位置，仿佛一个巨大的阀门，财富从古城进出新疆都要通过这个阀门。随着西伯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喀什、伊宁、塔城发展成为小规模的贸易阀门。对乌鲁木齐的省长来说，所幸这些地区的长官更愿意在省长的支持下面对苏联，而不是利用新获得的经济资源来维护个人政治地位。

毫无疑问，汉人完全理解这种立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们正在适应环境。中国的衰落（或者也可以说是改革）正在让他们遭受损失。一场政治崩溃可能催生公开的亲苏活动。与此同时，新疆的经济钥匙正在落入俄罗斯人的手中，而汉人一直相信这把钥匙可以锁定自己的政治主导权。我不认为俄罗斯人的前进政策带有邪恶的企图。的确，苏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发展着旧时代的前进政策——沙俄的“东进政策”，他们的许多做法与他们所宣传的并不完全相符。正如我们中一些自诩有远见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人未能控制欧亚之间有两千年历史的缓冲地带——蒙古、新疆，可能会导致东西方沿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边界对峙，并引发敌意。然而，必须记住的是，俄罗斯人对这些缓冲地带的控制，正如中国人放松对它们的影响一样，无疑受到了历史惯性的驱使。 Bpk1DqfIihn8HMDVs6ltphzbg7MHBBEalER0jTvKQDZ5thc2DjCXBqBMb5cCF1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