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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们到达了距离乌鲁木齐大约150英里的玛纳斯，此地位于天山北路最大的河流流经的最大绿洲之上，规模仅次于乌鲁木齐，它也是东干人聚居的中心。
东干人（T’ung-kan）被俄罗斯人误称为“Dungans”，其他西方人也学俄罗斯人用这个称呼。这个名字显然不是汉语的，也不是这些人自己选择的，但却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东干”是从一种早期突厥语的某个单词发展而来，意思是“转向”（ tunmek ）——“皈依（伊斯兰教）”，这个解释也许是正确的。玛纳斯东干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乾隆帝在18世纪中叶肃清了清帝国的边疆地区，他发动了一场针对准噶尔人的战争，而准噶尔人是漠西蒙古（卫拉特）的一部，曾经建立了一个漠西蒙古帝国，这个掠夺性的国家被人们尊以“准噶尔”之名。60万准噶尔人死于这场战争，为了填补人口空白，乾隆帝从内地的西北部迁来了新疆东干人的祖先。
这些穆斯林定居者并没有纯正的汉族血统，他们本身可能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雇佣兵的后裔，这些雇佣兵在8世纪时曾被召集到长城以内，协助平定中原并守备关陇地区。
这些雇佣兵定居在了内地，娶了当地的妻子，并不同程度地为汉文化所同化，唯独保留下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样，乾隆所建立的“移民区”，实际上是让他们返回故土重新生根了。因此，如果说“东干”由“转向”衍生而来的话，最初也许是因为这些人返回了故土，所以用这个词来指代他们。对我来说，这一解释比宗教皈依的解释更有吸引力。
“回回”在汉语中指穆斯林，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北地区的非汉族穆斯林的起源。
这个词从来没有受到过明确质疑，它的意思是“回归”，与含有“转向”之义的“东干”比起来非常古怪。因为从字面意思上看，有说法认为这个名字是指从中国“返乡”的穆斯林雇佣兵，他们在中途的关陇地区停了下来，这种解释好像正是我所提到过的“东干”的由来，但在这里我认为它只是故意起的名字。从“回回”这个名词的形式和内地回族对这个名字的厌恶来看，我早就
开始认为这个名字一定是由非穆斯林的汉人首先用来指代他们边界之外的某个异族部落的。经过进一步的阅读，
[1]
我发现“回回”是最近在中国流行的“维吾尔”一词在古汉语中的一个谐音形式（回鹘）。经过思考，我确信这个名字一定是被转用到了中国西北部曾经不是穆斯林的人群，或者是较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群身上。在新疆悠久的历史中，回纥人在另一个更早的时期定居在今天山北路、准噶尔南部以及天山南路的吐鲁番，并建立了伊斯兰教传入以前最繁荣的文明之一。而在8世纪进入内地的穆斯林中，回纥人是最有代表性的。由于他们早已为汉人所熟知，所以很自然地，他们的名字被用于概称所有的穆斯林。作为一个拥有自尊心的文明，他们对汉语中的族名“畏兀儿”也很自然地感到不满，汉人毫无疑问会将其作为落后的同义词。
由此推论，“回回”的字面意思“返回—返回”没有特定意思，这个词一定只是“维吾尔”的近似中文发音的一个方便的注音而已。在口语中，汉人使用“回回”的频率远高于“东干”，“东干”极少被使用，除非有必要区分他们和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因此，东干人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至少在他们当下的理解中，他们很不情愿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维吾尔”一词的古汉语形式“回回”带回到古代维吾尔政权的故地。
在进入准噶尔故地之后，东干人的人口、财富和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尽管东干人的立足是为了维持中国在亚洲腹地的前线，但他们保持了一种对汉人的种族差异感。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西部动乱中，
他们占据了新疆的军事中心乌鲁木齐。与此同时，来自中亚的野心家阿古柏在喀什建立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两股力量彼此对抗，直到1881年，清朝收复新疆一两年后，设立了“新疆省”。
在这场收复领土的战争中，清朝军队向维吾尔人展示了令人惊讶的宽仁——将参战的维吾尔人视为被外国野心家蒙蔽的半自愿的参与者（事实确是如此）；同时，由于东干人带有浓厚的内地血统和文化色彩，清朝军队视他们为叛变者，进行了全面的报复。清朝用这种方法在东干人和维吾尔人之间制造了战略性的嫌隙。清朝用剑与火摧毁东干人的力量，夷平他们的土地，残垣断壁、兔葵燕麦举目皆是，伤痕至今刺眼而醒目。
在体形方面，东干人整体上是汉人模样，但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毛发更为明显。小孩子的外表亦是汉人模样，但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所遗传的非汉人特性愈发明显。他们的举止带有一种独特的自信，以至于外国人也常常认为他们不是汉人。汉人有自信，但与东干人的自信不同。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东干人的商业才能和活力，以及对陌生人充满敌意的怀疑，这些增加了研究他们的难度。东干人贩运商多活动于靠近乌鲁木齐的天山南路区域（包括通往喀什的天山南路途经的焉耆、阿克苏等重要城镇），但是东干人主体还是分布在天山北路地区，在那里，他们不仅是商业社群的主体，也是农民的主体。除了汉语之外，他们还能说一种与天山南路维吾尔语几乎相同的方言。这是他们与庞大的维吾尔社群之间建立的另一种联系，类似于长城以南的撒拉人，这是他们与内地回族的重要不同之处，内地回族除了宗教以外几乎完全被汉人同化了。东干女性戴着一种特殊的黑色头巾，且从来没有像内地某些女性那样缠足。男人们戴的便帽是白色的，有时还用彩线绣着简单的图案；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帽子通常是彩色的，有更丰富厚重的刺绣。
东干人尽管在数十年前是被压制的，但始终是新疆民众中最勇武的人之一。许多旅行者写到东干人比汉人“勇敢得多”，这是对汉人不公正的判断。这种偏见主要是因为，在新疆旅行的观察者很少真正了解内地。世代居住在内地的汉人通常是温驯的，他们的胆怯就像那些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一样。底层的汉人移民，即临时工和流动工人，大多来自甘肃，他们的胆怯与温驯是中国北方最突出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断被来自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力量袭击、侵扰、统治，而这些外来者更大胆、更蛮横。天津、河北、山东的汉人移民更有胆识、更自力更生，他们赤手空拳来到新疆，要么从佃农开始干，最后攒成地主；要么从伙计开始干，打拼成掌柜。想要在天山北路立足，是离不开进取心的。近几年来，天津男性人口的大幅增加刚刚引起旅行者的注意，目前，在新疆各城，最躁动的人群就是天津人和东干人，在街上的群殴中，天津团伙通常能打败东干团体。
在玛纳斯，一位天主教神父招待了我们，他的体格和胡须就像巴巴罗萨的十字军战士，他的教堂像修道院一样井井有条，以日耳曼式的严谨态度精确地运作着。在作为炮兵军官参加完欧战后，他就成为神父，并志愿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住了几个月，语言刚入门就得到了这个冷清的职位。当时，他带着随从在内陆旅行，边走边学习，他的前任因故在他到达的几个月前就离开了这个教堂，所以他没接到任何指示就接管了这里。不出五年，他已精通了汉语，甚至可以独立处理文书，在地方上层社会中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很好地完成了一项使命——他成了一个地主，管理着教会名下的农场、牧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与当地的农民竞争牟利。他也管理着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学校，游访那些住得较远的信徒。他还有时间用自己园子里的葡萄酿酒，加工自己园子里的烟草，并且自己打猎获取鹿肉、制作野猪火腿。他的图书馆里有几百本书，不全是神学书，还有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和汉文的各类书籍。这个图书馆和乌鲁木齐的亨特牧师的图书馆都是旅行者们颇为喜爱的地方。
近期，我们的这位神父要着手学习维吾尔语了。
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访问天主教教会，我的内心对那里的气氛产生了某种奇妙的感觉。尽管我钦佩许多无畏的传教士，但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工作缺乏了解。大量的基督教皈依者准备用听起来颇为可疑的话天花乱坠地讲述让他们“发现自己得救”的“心的转变”，这种情况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统治过的地区尤其显著。也有一些情况相反的教会，里面有少数狡猾的人，他们只是在局外人眼中强装着积极传教的样子，希望从中得到点什么利益。
在这个教会，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原则和实践。天主教从中国人最关注的土地入手，目标则更多聚焦在社会生活，而非个人的信仰之上。其原则似乎是：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社区，围绕在教会周边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而非一只又一只羔羊，张家的儿子、李家的弟弟、王家的奶奶……社区里的人们和欧美的教友们一样，选择了同一个天堂、地狱和炼狱。杰出的世俗观察者们大多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新教如果没有了来自国外的资金，在几年内必然堕落、扭曲。中国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敌视基督教、怀疑一切外国标准的中国人蔑视新教徒，但畏惧天主教徒。他们对天主教抱有一种粗鄙的偏见，即“不断扩充土地”，而土地正是中国人的心头肉。
在这里，以土地为起点，这个天主教会有了农场、牧场和牲畜。一个由土地支撑的孤儿院，把男孩、女孩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没有任何关于“重生”的多余讨论。教会把教堂装潢成中式，以此融入本土社会，教堂则为社区提供了祈祷的场所。教堂的钟由神父坚定的手和不变的信条敲响，规范着人们的作息。孩子们长大后就成双结对，成为社区的一员。院子里有一间药房和一间外科诊所，神父从书本中学到的不仅仅是普通医学知识，他甚至会进行麻醉手术。
像大多数天主教会一样，这个教会只有很小一部分资金来自外部的资助。社区的扩张一旦开始，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身的力量。我相信，如果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和外国资助突然撤出，天主教教会的工作会比新教做得更好、更久。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天主教教会不受“把中国人教成外国人”这一观念的约束，而中国人也只会把这一观念与所有的新教教派联系在一起。汉人对天主教社区的嫉妒主要在于后者的团结和自给自足。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这种嫉妒会由外而内地强化天主教社区的团结，巩固交织着宗教信念的家庭关系和经济利益。可以肯定的是，与这种天主教社区相比，新教用古怪、潦草、花哨的传教术吸引的皈依者更容易被裹挟到太平天国运动
和“基督军”那样的政治运动中去。
在我看来，新教传教士在某些方面弄巧成拙。他们在中国的底层阶级中“传福音”，并同时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谦卑、低调地生活，然而这种标准远高于中国底层阶级的生活标准。所以，中国人只要一听到新教传教士的谦卑之词、看到他们的所谓“坦诚、朴实的生活方式”，就很可能把这些传教士视为伪君子，认为他们心怀不轨。每当这些传教士休假或退休回国时，平民中就会再次流传新教传教士向海外盗运中国财富的故事。天主教神父在退休前几乎从不休假，他们通常死在岗位上。在玛纳斯的一个小花园里，长眠着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所有人都知道，他创造的财富留在了这个社区中。不仅如此，天主教传教士的生活标准比新教传教士的更接地气，他们不仅要打动农民、工人，还要打动他们传教区内受过教育的士绅。他们清楚地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从事宗教职业并不欺世盗名。从知识素养上看，新教传教士往往除了“上帝的召唤”以外没有其他什么真才实学的积淀，而天主教的传教士比新教传教士有更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天主教传教士与富人在一起时不会卑躬屈膝，而与穷人在一起时，他们则是自食其力的表率。
玛纳斯的神父把上好的白酒和浓烈的烟草拿来招待我们，吩咐我们“像虔诚的基督徒一样”喝酒抽烟，然后让我们享用我已多年未见的德国大餐。接着，我们侧耳倾听他的谈话，他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官员、军人、医生、农民，也是运动员。
神父告诉我们，饥寒交迫的狍子会从冬天积雪的山上跑到山下绿洲的农田里，啃篱笆、偷食草堆，我们在这一路上的许多地方也听说过这种事情。神父可以在几百码之外射杀狍子，填满他的食品窖。他还说他相信中亚虎已经灭绝了，而我则认为这种老虎尚未被外国人所猎获。这种老虎生活在玛纳斯沼泽这样的芦苇荡中，不久前在伊犁河下游苏联境内的沼泽中也曾有发现，它可能以沼泽鹿或野猪为食。冬天，由于严寒和大风，人们很难进入沼泽地带；夏天沼泽地蚊虫猖獗，难以涉足。一些中亚虎冒险到沼泽边缘袭击羊群而被毒死，因此偶尔可以在巴扎（集市）里看到零星的破虎皮。最近，外国商人引进了一种简单方便的毒药“士的宁”（马钱子碱），这很可能减少了中亚虎的数量。老虎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它浑身上下皆可入药。然而，我倾向于认为，少数中亚虎会生存下来，尽管没有人声称见过它们，但各地都可以听到关于它们的故事，何况许多大沼泽的深处从未有人涉足过。
玛纳斯和许多其他绿洲的灌丛中栖息着野鸡，秋冬时节，人们诱捕大量野鸡，低价出售。春秋季，在沼泽边缘地带，人们猎捕鸭、鹅。绿洲的野猪也很多，在冬天和夏天，它们躲在沼泽深处，秋天就成群结队扫荡收获季的田地。
最后，我和队伍中的“大人物”吃饱喝足、谈笑风生，我必须在城门关闭前动身，前往我们在玛纳斯的旅店。神父把我们塞进一辆小巧的俄式马车里，车上还装着他酿的一大罐葡萄酒。我们在坚硬的雪上疾驰而去。我们的马车由一匹马驾辕，辕外还有一匹半跛的马，这家伙在月光下的雪地上脚步凌乱，好在马车有两对轮子。最后，汉人车夫在一棵大柳树寂静的阴影下把车停了下来，卸下了那匹惊慌的牲口，朝来的方向拨转马头，巧妙地踢了一下它的屁股，做了一个有天主教风格且最不“基督徒”的告别：“回家去，你这个混蛋！”半跛的马像龙一样喷着鼻息，从路的这一侧踱到另一侧，我们驾着剩下的一匹马继续赶路，葡萄酒安然无恙，我们大笑着穿过玛纳斯即将关闭的城门。
[1] 见柔克义的《威廉·鲁布鲁克》（ William of Rubruck , Hakluyt Society），第141页注释3。在更仔细地阅读卡拉瑟斯的《鲜为人知的蒙古》时，我发现他还在对中国记录的权威解读中提到了“回回”与“维吾尔”的身份。然而，似乎没有一个权威说法能解释旧的“回归”说，也没有用它来解释内地回族反感“回回”一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