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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正法五人、判刑二十一人的办理办法，在朝廷那里就没法通过，因为法俄公使的要求是一命抵一命，非正法二十人、判刑三十人不可；而且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管带神机营锐勇队头等侍卫陈国瑞必须在正法之列。朝廷给曾国藩密旨，要求“此案必须操纵合宜，足以折服洋人之心，方可就我范围，消弭后患。若不赶紧认真办理，率以奏结了事，图卸责于前，贻巨患于后，洋人不能帖服，必致事机决裂，再起衅端，谁执其究”？于是曾国藩只好拿出第二批人犯，准备正法十五人、判刑四人。
法国公使罗淑亚特别蛮横，认为曾国藩到天津两个月仍然办不出结果，是有意拖延。他以发动战争相胁迫，不断给总理衙门施压。朝廷怕中外失和，一方面督责曾国藩，一方面三次寄谕李鸿章，严令他赴天津接篆。李鸿章主意已定，没有确信不肯起程，干脆上奏朝廷说他在保定连日操劳，中暑严重，头晕目眩，而且上吐下泻，实在无法就道。
曾国藩办结第二批人犯的亲笔信递到李鸿章手中，预计这个方案差不多能结案。李鸿章这才从保定出发赴天津，次日就带着护卫亲兵二百人起程赴天津。他本计划带十营人马前往，朝廷担心惹洋人不高兴，节外生枝，只准他带二百人。李鸿章走的水路，乘船沿大清河顺流而下，于九月初到达天津。曾国藩委天津知府马绳武、大沽协副将张秉铎将直隶总督关防并长芦盐政印信暨王命旗牌送到天津城外。李鸿章摆设香案，接过关防及旗牌，正式出任直隶李鸿章进城，首先去三口通商衙门拜访恩师曾国藩。曾国藩脸色灰暗，须发几乎全白，两年不见老了太多，几乎认不出来了。曾国藩勉强支撑着病躯在西花厅见客，说道：“少荃，我眼睛看不清，又时常犯头疼，实在撑不下去了。”
李鸿章安慰他道：“老师是为国操劳，朝廷和天下人有一天会明白。”
“恐怕没有这一天了。”曾国藩摇着头，潸然泪下，“我原本是想能够正法七八人、判刑二十人就足以平事。谁料法国人不答应，朝廷为了不开罪法国人，也不肯答应，只一道道旨意给我。虽未明说，实际是让我满足洋人的要求，尽快了事。”
“老师是代朝廷受过，学生心里再清楚不过。”李鸿章继续安慰道。
“这也怪不得朝廷。有国无防，洋人窥破了我们的底细，才这样步步紧逼。”曾国藩说完又道，“办理洋务，我有一个原则，洋人也是人，无外乎情理法三字。与洋人交往，根本也不外乎孔圣人‘忠信笃敬’四字。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厚，敬者谦。我照此办理，没想到得不到洋人一点体谅。想想正法的二十人，难免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心里抱愧，夜不能眠，日不能食。”
“老师何必如此！”
“这二十个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教案发生，群情激愤，乱拳之下，谁又是真凶？后来不得不变通办法，只要有两人确指，就当正凶拿问。”曾国藩摇头道，“牧民者不能护民，反要拿他们去抵罪，让我如何能够心安？还有天津府县都是好官，口碑很好，我本打算稍加惩戒结案；可是朝廷非要以地方文职不能弹压革职例从重处分，发往黑龙江效力。”
“恩师尚且为国受屈，他们受些委屈也是没法子的事。老师不必难过，学生的想法是发动直隶官员捐款，凑一笔银子给他们两人安顿家眷和做路上盘缠，再给沿途官府打招呼，让他们妥为照料，足可以让他们心安。”
“啊，这样办最好，他们心安，我也可以稍减愧疚。”曾国藩脸色舒展了些，他这个学生办事灵活，比自己强，又问道，“少荃，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和他们打痞子腔。用君子的办法对付小人，有时行不通。”
“痞子腔”是李鸿章合肥老家的土话，大约意思是对付油腔滑调的人，就用油滑的腔调。当年李鸿章带淮军赴上海，他也是说了这番话，被曾国藩好好教训了一顿。今天李鸿章还是这样说，曾国藩心里虽仍然不能苟同，但天津教案他办得心力交瘁，也实在无可反驳。
“现在已经决定正法二十人，判刑二十五人，但愿法国人那里能够稍作让步。”
“老师放心吧，接下来让学生办。老师不必再为此费心，善加调养就是。”
曾国藩回道：“我也想明白了，也许该让你拿痞子腔试试。我稍休息几日就进京请训，然后到江南去接篆。江南不稳，我也于心难安。”
“也好，老师到了京城，把不得已的苦衷好好向朝廷诉诉。”
一听到李鸿章接任的消息，英国公使馆翻译威妥玛就来见李鸿章，他是受法国公使罗淑亚的委托来探李鸿章口风的。罗淑亚的意思，仍然坚持要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还有神机营的陈国瑞抵命，理由是他们暗中支持了暴乱。
“好，我可以答应。但请罗公使拿出证据来。治罪要凭证据，尤其是死罪；万国公例，更需要证据。”李鸿章不满地问道，“没有证据，我凭什么要杀人？”
威妥玛回道：“证据必须依靠中国官府来搜集。”
“这没有道理！中国官员已经取得口供，证明他们没有指使。罗公使如果有证据，那无论是人证、物证，都请他拿出来。我在上海参加过中外会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确凿，都不能治人以罪。何以到了天津这里，要中国自治其罪？”李鸿章理直气壮，把威妥玛驳得哑口无言，“还有，法国领事丰大业，两次对中国官吏开枪，已是衅自彼开，实有致死之由。而且他是外交官，请问贵翻译，你可听到有外交官对驻在国官员开枪的先例吗？中国已经拿出与死亡人数相等的人来抵命，已经是至为公正。罗公使还如此纠缠，请英国说句公道话，这合适吗？”
威妥玛道：“罗公使怀疑，中国久拖不决，是不是因为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中国有意利用这一事件，不想做公正办理。”
李鸿章不知道普法战争这回事，更不知道法国战败的情况。但他丝毫没有表露出来，而是淡淡地说道：“中国向来办事公道、就事论事，”与普法战争毫等威妥玛告辞，李鸿章立即找革职留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办理教案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了解情况。两人都知道这一消息，但朝廷严令不得对外透露，以免天津百姓知道，以为有可乘之机，转而强硬起来，横生枝节。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法国人战败，而且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俘虏，哪里还顾得上与中国发生战争？可见罗淑亚是在讹诈！
李鸿章心里有了底，再次见威妥玛时对他说道：“罗公使的意思我知道，中国的态度我老师已经奏明朝廷，再无变更的余地。请明确转告罗公使，没有证据而要中国杀死自己的官员，万万做不到，我也绝不会如此办理。你还要告诉罗公使，天津百姓心里不平，如果久拖不决，再起变故，我直隶不负其责。”
陪同李鸿章的崇厚、丁日昌等人都捏着把汗，觉得李鸿章这样强硬，惹恼了罗淑亚，前功尽弃可就太不值了。
丁日昌是李鸿章的老下属，他的江苏巡抚也是李鸿章力荐的结果。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对他说道：“雨生，咱们总对外人退让怎么行？退让未必就能换来善意、和平。”
这有些责备丁日昌的意思了。
丁日昌也是万分委屈，道：“傅相，谁也不愿软弱退让。可是天津有城无防，直隶湾有海无防，我们没有硬起来的底气。曾相受尽委屈，也是此故。”
现在京中的舆论十分过分，竟然有人在湖广会馆贴出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这也太恶毒了！李鸿章拍案而起道：“顺天府和步军衙门就该查明是谁所为，从重治罪。勋臣在前面受尽煎熬，他们却在后面做跳梁之举，可恨至极。”
“总是我们太弱的缘故。”丁日昌劝道，“傅相，如今您主直隶，必须趁早变计、未雨绸缪，以免今日之辱他日重演。”
“是，这件事必须从长计议，又必须尽快计议。”李鸿敲了敲太阳穴，表示不胜其烦。
经过总理衙门反复交涉，法国公使罗淑亚终于答应了中国办理天津教案的方案，除了处死二十人、判刑二十五人外，赔偿及抚恤银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两，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朝廷怕节外生枝，密谕李鸿章尽快斩决人犯，而且届时请各国使领馆人员前往观斩，以免将来再起反复。
此时李鸿章却有新想法，因为俄国人是被误为法国人打死，属于误杀，按大清律例，与谋杀是有所区别的；而且他发现俄国公使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于是他派专差持他的名帖请俄国公使到天津做客，而且有一份相当别致的礼物相送；然后又请丁日昌出面，和俄国公使讲人死不能复生的话。最后俄国公使答应，为俄国抵命的四人，改为缓刑，只是赔偿俄国的银子要加一万两。改为缓刑，将来就可找个借口改为流刑或杖刑，总之要保命有把握。一万两银子换四条命值！当然，李鸿章更在意的是，这可为他换来善办洋务的交口称赞；而且一上任就示惠天津百姓，也是件得意的事情。
还有更让李鸿章高兴的事。天津教案办理失当，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太过软弱有关。李鸿章从中看到了机会，找老部下丁日昌商议，三口通商大臣只管通商事宜，的确不利于洋务办理，从长远来看，应当改变目前体制。丁日昌一点即通，写信给已经回京的毛昶熙，建议参照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之例，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改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辖。毛昶熙正有此意，便上书总理衙门，得到恭亲王支持，很快得到朝廷批准。李鸿章收到廷寄：“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着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李鸿章立即复奏，奏请两件大事，一是设津海关道，帮他办理洋务，便于承上启下，与洋人打交道。天津当京城咽喉，各国外交使领馆人员进京，必过天津，有事先在天津商议，可为总理衙门缓冲之计；天津有租界，与洋人交涉事件亦多，他堂堂北洋大臣，当然不宜直接与洋人交涉，设津海关道，可替他折冲。天津已经设道台，下辖数府外，还兼管漕运，事情太多，津海关道必须单设。他向朝廷推荐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陈钦出任津海关道。天津知府张光藻因教案被革职后，陈钦署理天津知府，此时人正在天津。二是扩建天津机器局，将来不但要能仿制洋枪洋炮，而且要添购、制造洋火药机器。他推荐曾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的湖北候补道沈葆靖出任天津机器局总办。
洋务外交稍稍就绪，政务方面也日渐得心应手。跟随他最久的助手周馥，此前因病在家休养，此时已经痊愈来到天津。他不但负责总文案，而且还可帮助李鸿章治理水患。曾国藩带到直隶的才子吴汝纶、薛福成、于式枚都留在了北洋，可以帮办文案。军务方面，营务处总办杨宗濂经李鸿章推荐，已经到湖北他大哥李瀚章手下出任荆宜道，总办暂由周馥兼任，几个善办军务的老部下也都投奔前来。为了加强军需供应，又增设淮军银钱局和直隶练饷局，为练兵备防筹饷。
对于盛宣怀，李鸿章另有安排。他与周馥商议道：“兰溪，杏荪是棵好苗子，要好好培养。让他办文案当然也称职，但未免可惜，而且他亦志不在此。我的意思，把他派到上海去。”
李鸿章的设想，在上海设淮军后路粮台，专司洋军火的采购。当然，其职司不会单单负责采办，更重要的是随时了解南洋的情况，算是李鸿章放在南洋的眼线。南洋并非北洋大臣的地盘，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都是李鸿章一手创办，总办、会办人选这些年来几乎都是他在干预，今后他仍然不愿撒手。
“最关键的是，上海已然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埠。华洋杂处，消息灵通，将来北洋想在洋务上大展手脚，非有人久驻上海不可，派杏荪去再合适不过。这是其一。其二你也知道，我奏请调用包括杏荪在内三个人，都被吏部以‘与定章不符’为由否决了。留在直隶衙门不行，只能想变通的办法。”李鸿章又道。
此前，李鸿章曾经上奏调丁忧在籍之道衔江苏候补知府许钤身、补用知府候选直隶州知州盛宣怀、湖北补用知县诸可权三员随营差委。吏部回咨，三人都是丁忧在身，必须回籍守制。官员丁忧守制很严格，无论是实任官还是候补官，都要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才能复出。不过，丁忧在身而办差的大有人在，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吏部给他的下马威。他不吃这一套，尤其他主政直隶，不能给部里留下可以随便拿捏的印象。所以这三个人他非想办法调用不可！办法自然有。朝廷已经决定派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他仓促启行，正需用人，把三人派到刘铭传手下，正符丁忧可“不避金戈”之意——如果是从军打仗，丁忧之制可变通办理。李鸿章在上海设淮军后路粮台，就顶在刘铭传所部名下。
“这是我的如意算盘。可万一杏荪不明白我的苦心，有所顾虑，那就适得其反。所以，你先摸摸他的心思。”
周馥应命而去。
周馥是李鸿章安徽老乡，当年屡试不第，于是投兵从戎，在湘军一位营官手下办理文案。他文笔好，字也写得漂亮，为李鸿章所赏识。后来李鸿章创练淮军，带兵到上海去，便把周馥挖到了自己帐下，让他同船去了上海。周馥办事认真，又不避繁难。有一次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的行营被围，大家仓促逃命，连李鸿章的江苏巡抚关防也忘了带。周馥听到消息，不顾安危，跑回行营拿上关防。前脚跑出大营，太平军后脚就冲了进去。李鸿章站在山顶，看着周馥背着包裹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了，感慨不已，从此视为心腹。多年来周馥不但负责文案，还兼任营务处总办，遇到紧要的事情，李鸿章也总是派他出面办理。
周馥只比盛宣怀大六七岁，但被李鸿章视为兄弟。因此盛宣怀也以“世叔”相称，说道：“世叔，傅相如此安排，我当然唯有从命。只是远离傅相，怕会被忘记了。”
“当然不会，这一点你务必放心，有我在傅相身边呢。”周馥大包大揽，“杏荪，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在傅相身边，关键是能不能为傅相办事解忧。现在傅相军政外交洋务诸大权集于一身，而其中最被傅相所重，或者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洋务！直隶水旱灾祸频仍，救灾济贫每年都要花一大笔银子；傅相为了避免洋人兵舰示威要挟的局面重演，立志要大办海防，这又是一个无底洞。银子哪里来？傅相的想法是要从洋务上想办法。傅相说，从前办洋务只立足求强，现在必须两只脚走路，求强求富并重；不然，只往里砸银子，不是长久之计。办洋务十年朝廷地方都感到力不从心，有竭蹶之势，就是因为没在求富上下功夫。怎么求富，傅相没有成见，派你到上海去，就是希望你多看看上海的花花世界，多与洋人交往，从洋人那里学来一二秘籍。杏荪你想，这是不是一副重担？”
同时，周馥也告诉盛宣怀第二个原因——他要在直隶衙门里当差，吏部不答应。
“傅相和世叔的苦心我明白了。既然傅相吩咐，我去就是。”盛宣怀只好应道，“要说从洋人那里学本事，中外情形不同，能不能学得到，实在不敢说。如果久在上海无功，只好再回傅相身边，届时还请世叔多多费心。”
“这个你放心好了，既然放你南下是我来谈，将来你想回来，也包在我身上。”周馥满打包票。
等李鸿章收到“着照所请，吏部知道”的寄谕时，已经到了十一月。盛宣怀交接完事务乘洋轮南下，先回到常州去看望家人。与董夫人、两个孩子已经半年不见，小别胜新婚，夫妻缱绻难舍自不必说。但盛宣怀不敢在家久待，必须到上海去筹建淮军后路粮台，便道：“我第一次受傅相所托，独立办事，不能拖拖拉拉。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又说头三脚难踢。我不能刚上任就像一把湿柴，只冒烟不见火。”
董夫人理解他，再不舍也得放他走。
上海这里，早就有三个人负责为淮军采办军火。盛宣怀又从老家带来一个人帮办文案，再请一个杂役，所谓后路粮台，总共就这六个人。麻雀虽小，该有的东西还得有。盛宣怀先制定粮台职责、办事规矩、请销假制度，不能让手下人拨一拨转一转，更不能让粮台成了养老的地方。任何一个机构，无论是军政衙门还是商民店肆，无论人多还是人少，闲下来必定坏事。驴闲啃槽帮，人闲生是非，至理箴言。盛宣怀深知其中的奥妙，因此分派的五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去打探上海租界又新开了哪些公司、洋行，要知道他们是经营什么业务；去与洋行里的人打交道，交上朋友，哪怕是门童也行；摸清各码头承载能力，最大能泊多少吨的洋轮；去茶馆、书场听听又有什么新鲜事，无论是传闻还是洋人报纸刊登……每十天，盛宣怀要召集一次例会，听各人汇报。他根据汇报情况，一一评点，对表现出色的，奖励鹰洋两枚。“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过是花掉七十多块鹰洋，不到五十两银子，换大家用心办事，比什么都值！”盛宣怀这样解释。
靠这样的办法，盛宣怀到腊月底已经对上海的情况了解了不少。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衙门封印，粮台也照此办理。粮台杂役孤身一人，无家可回，自愿留下值守，其他人放假回家过年。
后路粮台的本职，主要是负责采办，洋军火或者其他军需品到货，他们负责查收，然后转到黄浦江边的仓库；等军队上的人来了，再带他们去点货，职责就算完成。盛宣怀的用心，主要在洋务上。但洋务纷繁，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瞧热闹，到上海近半年，热闹瞧了不少，但他自知仍未掌握门道。不是没有想法，想法很多，办洋行、开公司、挖码头等等，都想过。有时候晚上还激动得睡不着觉，但次日醒来，一见太阳，一切浮躁的空想就像水汽被蒸发掉一样。不能急于求成！他告诫自己。他的想法是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盛宣怀一直很用心，到了六月底，他决定上书李鸿章，提交他的第一份洋务建议书。他建议于上海附近勘探煤矿，以西法开采，必能获大利。有此设想，一则是他曾经到湖北广济去勘查过煤矿，开矿采煤，可以说久有此意。二则是他在上海大半年，发现上海洋轮云集，用煤量极大；而上海之煤，有从英国运来的西洋煤，也有从日本运来的东洋煤，还有从印度运来的褐煤，而中国土煤极少。三则他向洋行打探过，发现洋人对机器开采中国煤也很感兴趣，而且愿意把机器卖给中国人，并可以派专门技师帮助安装。他很有信心，觉得此议必被李鸿章所采纳。但他在抄好决定封发时，又改了主意，决定先向周馥投石问路。这既是对周馥的尊重，又可先争取到他的支持，谋定而后动，成功的把握更大。
他的信由开往天津的轮船捎带。上海到天津，四个昼夜，往返一趟八九天。盛宣怀收到复信，已经是半个月之后。周馥对盛宣怀的建议很赞赏，认为傅相一定会感兴趣，但他建议现在暂不要上书，因为直隶闹水灾，傅相正为此焦头烂额。直隶地势低平，雨季降水稍大就成灾，永定河又容易泛滥，直隶久受其苦。今年五月底开始，直隶大雨昼夜间作，河流漫溢，平地水深数尺，地势低洼的天津，先积水成灾。六月中旬以来，又连续下了几场大雨，加以东风鼓浪，海潮倒灌，天津城东之海河及南、北运河群流涌注，高过堤巅，同时冲溢数口，天津西南滨海数百里间一片汪洋，田庐禾稼多被淹没。天津城地基是积土垫高，久被水泡，地基松动，官署民房无不毁墙坍屋。军队的营垒、天津城东的机器制造局都泡在水里，南北驿路、乡镇往来处处阻隔，出门就要操舟，穷民倚树营巢，几乎无可迁避。昨天永定河又决口数处，李鸿章已经派他去抢堵决口，明天就要起程，整个直隶都全力抗灾，顾不上其他。
盛宣怀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他在给父亲盛康的信中谈到此事，盛康立即回信，让他做好帮助直隶赈灾的准备。直隶旱涝灾害频发，遇到大灾之年，直隶自己过不了难关，就会请江南帮忙。如果这次大水一时不退，不但秋季庄稼不收，而且灾民如何过冬也成难题，办粥厂、施棉衣，花钱大了去了。他叮嘱儿子不妨给周馥写封信，问一下需要不需要江南劝捐。需要不需要当然最终由李傅相决定，他的信不会有大作用，但至少可以让李鸿章知道，他人在上海心系直隶。
姜果然是老的辣。过了中秋节，周馥的信到了，告诉盛宣怀，傅相已经上奏朝廷，参照前例劝办直隶赈捐。傅相把期望放在江浙富绅身上，打算给在上海的江浙巨商分头写信，争取几个大户的支持。他的首选是胡光墉。胡光墉是沪杭巨商，乐善好施，但李鸿章有点顾虑——胡光墉是左宗棠的心腹，左李不和，只怕胡雪岩推托，那样李鸿章面子上下不来。周馥的意思，让盛宣怀摸摸胡光墉的底，只要知道他愿不愿帮直隶赈灾就行。
提起胡光墉也许有人不知道，但一提胡雪岩，整个上海那是家喻户晓。雪岩是胡光墉的字，受人尊敬，一般不直呼其名，所以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其人，他的本名反而知之者少。
胡雪岩上海有产业，又给正在陕甘用兵的左宗棠办粮台，因此在上海的时候很多。盛宣怀对外的名头是淮军后路粮台，因此难免与胡雪岩交涉。他知道左李的瓜葛，因此不愿与胡雪岩太过紧密。不过，要打探一下胡雪岩是否有意赈济直隶也并非难事。开始他打算派人去转弯抹角打听，后来还是决定干脆亲自走一趟，那样才心里有底。
胡雪岩在上海有当铺、有钱庄、也有住家，还有办公事的楚军后路粮台——左宗棠所率本是湘军的一支，但特立独行的他不愿用湘军之名，取名楚军。盛宣怀派人打探清楚，此时胡雪岩正在粮台，于是立即乘轿前往。远远看到粮台外面挂的灯笼，白绢上是扁宋体栲栳大字“布政使胡”。胡雪岩给左宗棠效力，已经被保到了从二品的布政使，可以戴红顶子。胡雪岩当然不会去过坐堂的瘾，但从二品的招牌要打，所以无论他住处还是夜里出门的灯笼上，都会以“布政使胡”为标志。
盛宣怀把手本递上。门房一看盛宣怀的名头是“补用知府候选直隶州知州淮军上海后路粮台总办”，候补知州没什么了不起，但淮军后路粮台总办却不能小瞧，所以立即把手本递进去，一会儿跑出来请道：“我们家老爷有请。”
盛宣怀被引到一家西式客厅，对着正起身相迎的胡雪岩躬身施礼道：“给胡藩台请安。”
胡雪岩哈哈一笑道：“杏荪，哪里来的藩台？那不过是个好听的名头。我年长你二十岁，托大叫你一声老弟，你还是叫我一声胡大哥来得亲近。”
胡雪岩是巨商，但为人相当随和。他把盛宣怀让到西洋沙发上，他坐在茶几另一端的沙发上，方便说话。仆人端上茶和咖啡，又端来一盘果粒饱满硕大的葡萄。胡雪岩相请道：“杏荪，我这里来的洋人多，所以备有咖啡。你愿喝茶就喝茶，茶是龙井；愿喝咖啡也行，是英国货。”他又拿起一颗葡萄递给盛宣怀，“你尝尝，这是法国葡萄，味道的确不一样。法国葡萄酒有名，首先是它的葡萄品种好。”
盛宣怀尝不出味道有什么特别，但他连声称赞。他吃了葡萄喝了咖啡，正在琢磨怎么开口，胡雪岩人情练达，便先开了头：“杏荪，我听说你粮台上天天忙得很，怎么得空到我这里来了？”
“特向胡大哥请教来了。”盛宣怀拱手道，“大哥也许听说了，直隶今年遭了严重的水灾。我是吃直隶饭的，我家老爷子说，让我准备为直隶赈灾做点事。赈灾我真没做过，胡大哥是有名的大善人，我特来请教。”
“这实在没什么好请教的。”胡雪岩摆摆手道，“你要办赈，首先是要有官府的委托，捐什么名堂多少银子，比通常优惠几成；你还要有吏部的凭证。当然，也有相当多行善的人什么也不求，只为行善，那就好说了。”
盛宣怀连连摇头道：“我没有官府的委托，直隶要办赈，恐怕也不会委托我。只是家父让我要有所准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准备，所以来请教胡大哥。”
“那么杏荪，你的意思，是不是来动员我捐几个银子？”胡雪岩含着笑问道。
“不，不，要是动员胡大哥，我的面子可太小了，总要直隶那边够分量的大员才有资格跟胡大哥打交道。”
“那倒不必。赈灾行善，原不必要人劝。我这些年捐出去的银子少说也有二三十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很少靠人劝。”
“现在直隶是李傅相坐镇，不知胡大哥有无顾虑？”
“顾虑？受灾的是百姓，与谁坐镇有何干？”胡雪岩闻言立即会意了，“杏荪放心好了，左爵帅是最关心民生的，他不会这么小心眼。而且我做善事，更多的是为了老母亲高兴，所以更不会有那么多顾虑。”
“胡大哥花了数十万两银子尽孝，这孝可是真大了去了！”
胡雪岩摇手说道：“尽孝无所谓大小，全是一份心意，与银子多少并无直接干系。比如说，小家小户，盛夏时节给老人买块西瓜消暑，那也是孝心，而且，那份孝不比花万把两银子尽的孝小。中国人重孝道，是无分贫富，讲的是人心。”
“都知道胡大哥是孝子，今天小弟真是受教了。”
“杏荪，你也许不知道，我很早就没了父亲，孤儿寡母，母亲拉扯大我不容易，越是日子好了，越不能忘本。”说起母亲的不容易，触动了胡雪岩的记忆，这一说至少两刻钟。
盛宣怀已经摸到了胡雪岩的真实想法，届时如果李鸿章亲笔写信，他一定会很给面子。他的使命完成，心里轻松，与胡雪岩谈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就告辞了。
这一次与胡雪岩相见，给盛宣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首先是胡雪岩的陕甘后路粮台，门面不大，但里面别有洞天，会客厅一概按西式布置，光那套沙发茶几就价值不菲。尤其是那盛葡萄的盘子，是纯金打造！红顶商人，做到这份上才够味！
另一点则是胡雪岩花上数十万两银子行善，只为讨老母欢心。这话未必尽实，捐银子为自己争名头的因素肯定少不了，但胡雪岩是大善人、大孝子却是人尽皆知。只要他的老母亲吩咐一声，花多少银子，胡雪岩连眉头都不皱！自从祖父母、母亲去世后，盛宣怀时生愧疚之心。子欲养而亲不待。祖父母对他非常疼爱，而且对他的未来抱着莫大的期望。母亲辛苦操劳，也受了不少辛苦，可是自己未及尽孝，三位老人均已过世。不过话说回来，自己那时候尚未自立，又拿什么来尽孝？而胡雪岩的母亲有心愿，花个万儿八千的银子都是小事一桩，因为她老人家有个有钱的儿子。说一千道一万，自己要争气才行。做大官、挣大钱，只要这一切都实现了，自己就可以像胡雪岩一样，万事洒脱了。只是这样的目标，遥遥无期。
盛宣怀因为动过这番心思，因此当父亲盛康到上海来看他的时候，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父亲都觉察到了，叹道：“老大，你跟着李傅相不到一年，人就老成多了，知道体谅人了。”
盛宣怀如实相告会见胡雪岩的情形以及自己所受的震动。
“好，好，你有这番心思，说明你老成了。”盛康很是欣慰，“中国人特别重孝道，讲孝门里面觅忠臣。人对自己的父母有体谅，才谈得到忠君，才谈得到无愧职守。不过，人真能行孝，总要在不惑之后。二十岁前后的人，谈不到对父母的体谅，往往只会怪父母给予自己的不够，怪自己的父母不够争脸；到了不惑之后，尝过了成家立业的不容易，知道了父母的辛苦，这时候才能真心地去体谅父母，从内心里愿尽那份孝心。你二十六七而有这份心思，很难得。”
“儿子也不小了，马上就而立之年，至今却一无所成。”盛宣怀感慨道，“沪上好多买办、巨商，在二十几岁时就家资巨万。”
“这我就要提醒你了，万万急不得。你有大志向很好，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处处尽心就够了，不能心急火燎。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文言说欲速则不达，无论办大事、小事，理都一样。不然，功利心太重，办事顾头不顾尾，漏风透气，那可不是取胜之道；勉强有所成，也如空中楼阁，一有风吹草动，就呼啦啦塌掉了。祖宗讲办事要踏实，就是此意。”盛康叮嘱道。
盛宣怀点点头道：“道理儿子明白。今年儿子本来准备了一个条陈，要上李傅相，打算开煤矿，可是遇上直隶水灾，只好搁下了。这一搁恐怕一年半载又荒废了。傅相是期望儿子在洋务上有所成，儿子到上海眨眼就要一年了，何时能办大事？”
“呵，儿子，什么叫大事？所谓大事，就是人这一辈子，也就办那么几件的事。要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你一厢情愿就能办得成的。你这才半年多就沉不住气了？每逢大事有静气，就是讲要沉着，不要急躁。傅相坐镇北洋，他比你还要着急。可是，如今北洋水灾，对他而言，这就是顶大的急事——急事不一定是大事，但必须要赶紧办妥。你管好你的粮台，让傅相放得了心，这是最主要的。然后你再帮着傅相办办赈灾，就很好了。”
据盛康说，他刚到金陵就探望过曾国藩。曾国藩身体很不好，右眼几乎失明，头晕目眩、手足麻木的毛病加重，突发心悸也更频繁。李鸿章已经写信给曾国藩，请两江帮忙劝赈，曾国藩已经分派下来。
“帮助北洋办赈，自然是由江南地方赈捐局来办。上海是通商口岸，江浙粤商人云集，要讲办赈，合江南三省谁还能与上海比？上海单设办赈总局，比松江府、苏州府的赈局规模还要大。办赈里面的道道很多，利益攸关，你一时摸不清。你将来能得北洋那边帮办赈务的一角公事，就好办事了。你在上海，就把功夫下在上海码头就行。但你记住一条，只管下力干活，收支概不经手。”盛康这样交代道。
盛宣怀给周馥去信，很快有了回音。直隶派专差来，有周馥的一封亲笔信，告诉他上海赈灾由他居中联络，将来赈灾物资北运，也由他负责筹划。有一封直隶总督的札饬，是他帮办赈务的身份证明。还有一包直隶劝办赈捐总局的“正实收”——赈捐收银的凭据。凭据长一尺半、宽一尺，上端是核桃大的“正实收”三个横排宋体印刷字。右端竖排扁宋大字“直隶劝办赈捐总局为”。正文竖排，从右至左：“发给实收事。敕奉直隶总督部堂李，札饬直隶劝捐总局，大水为灾，工赈办款，奏请将虚衔封典贡监翎支等项赈捐援案办理。经户部议准，于同治十年八月具奏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院，檄饬钦遵办理在案。”接下来就要填捐款人的姓名、籍贯、体貌、捐银数、所捐虚衔或封典。最后是“银实相符，除将履历造册详请奏咨外，合先印给实收发交该捐交人收执，候部照颁发到日，呈缴换领”。后面是捐交人的三代情况及凭据的编号。
此外还附有捐纳虚衔、封典的价格表，比平常捐纳优惠百分之四十，比如正九品虚衔只需七十五两即可。
在朝廷，买官卖官司空见惯，实任官要遮遮掩掩，私下里交易；虚衔、封典、贡监、翎支等则可以明码标价，遇到灾荒、军事则还可以优惠打折；从九品到从二品的虚衔都可以买到。比如胡雪岩的布政使衔就是虚衔，并非真正的一省藩台。封典则是有钱人给父祖买一个荣耀。实任官员，根据品级的不同，经吏部题奏后，可给予其妻、父母、祖父母例得的封典，没有做官也不要紧，花笔银子同样可以买到。比如给自己的父亲捐个“文林郎”（相当于正七品）、“承德郎”（相当于正六品）、“奉直大夫”（相当于从五品）、“奉政大夫”（相当于正五品）等，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则可以捐“孺人”“安人”“宜人”“太宜人”等封典。至于贡监，则是专为读书人行的方便，读书多年，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不要紧，花银子捐个贡生或监生的资格，就相当于有了秀才资格，可以参加乡试了。
现在盛宣怀手上有整整二百张“正实收”，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卖出二百个“官”。但他谨记老父的叮嘱，不自己经手。而且他也必须如此，否则上海赈捐总局不接手，以他的能量，这二百个“官”他是劝不出去的。他亲自到上海赈捐总局去一趟。上海赈捐总局名义上主持的是苏松太道沈秉成，实际主事的则是江苏布政使吴煦、布政使衔记名道潘曾玮，其他也都是上海士绅、巨商。
吴煦是钱塘（今杭州）人，当布政使时江苏全境几乎全在太平军手里，他和江苏诸大员都躲在上海一隅。上海日渐繁荣，本是商人出身的吴煦极善于利用布政使筹措军费之便，攒了一大笔“家底”。等李鸿章率淮军入沪，吴煦还像对付从前的巡抚一样，不让他染指财政。李鸿章年轻气盛，况且非等闲之辈，又有两江总督曾国藩做靠山，便拿吴煦开刀，整治江苏官场。吴煦赔了二十多万两银子，且丢掉了顶戴。李鸿章后来发觉吴煦理财是把好手，而且见他已经服服帖帖，因此把办赈救灾劝捐等差事交给他，也算是用其所长。吴煦经过这番挫折，已经把名利看得很开，而且年纪又大了，办事十分老到圆通，何况知道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人，因此十分客气。
“杏荪老弟，傅相派你来，赈局是增了条臂膀。我立即安排人给你收拾办公事的地方。”
“不，不，老前辈不必费心。我既无须在这里办公，更不会过问赈局事务——办赈我是一窍不通。我和粮台的同仁，只负责上海与直隶联系，跑跑腿而已。我也借机与上海的巨商名流认识一下。如果侥幸有人肯给面子捐几两银子，我也一定拜托他们与赈局交涉，或请赈局派人去接洽。”
吴煦暗自佩服，眼前的年轻人不简单。
盛宣怀出了赈局，先去拜访胡雪岩。胡雪岩正在阜康钱庄上海分号里与掌柜议事，就在账房里接待盛宣怀。盛宣怀把李鸿章的札饬呈给胡雪岩道：“胡先生，李傅相让我协办赈务，还请您多多支持。”
胡雪岩应道：“蒙李傅相抬举，他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请我帮助直隶百姓渡过难关。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已经决定捐一万件棉衣。杏荪老弟，李傅相说，他已经奏请朝廷，截留部分漕粮赈济灾民，估计粮食的问题不大。现在马上就要冷了，灾民如何过冬、怎么御寒十分要紧。捐银子固然重要，但银子到了直隶，未必买得到棉衣，所以不妨多劝大家认捐棉衣。江南赈局有专门的制衣所，民间也有不少人家到时候可以帮忙赶工。”
“是，是，还是先生想得周到。先生一次就捐万件，立解万人冻馁之困，真令人感动之至。”盛宣怀拱手道，“傅相札委我协办赈务，还请先生多加支持。”
胡雪岩回道：“你放心，我会把你居中联络、劝赈的情形禀报到北洋那边。”
“感谢先生提携。我还有一请——先生是沪上巨商，认识的朋友多，还请引见引见，我上门拜访。”
胡雪岩又道：“杏荪，我认识的商人，也大都是赈局的委员，届时会召集会议，一并商议，其实不必一一登门劝赈。”
“是，是，我的意思是——有点假公济私了。我想借傅相札我协办的大旗，再托先生的面子，能够与沪上绅商得一面教机会，积攒点人望，将来办事方便。”
“哦，杏荪老弟是这番心思。”胡雪岩点点头，显然是在想一想，“杏荪老弟是用心人。好，我就倚老卖老，给你摆一摆上海的商帮。上海背靠长江，内陆数省物产皆通过长江会聚上海码头，所以老早就有外地商人到上海来做生意。不过，上海成天下第一商埠，则是在五口通商后。”
清代禁海后，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战败，耆英在南京与英国人签订条约，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再加上广州，是五口对外通商。洋人看重上海，纷纷到上海设洋行。等太平军定都金陵，占领江苏及浙江大部，苏浙绅商纷纷避居上海，上海因此愈加繁荣。
“开埠后最先风光的是粤商，原因很简单，洋人开设洋行，需要通事、买办。而广州多年通商，所以这样的人才很多。粤商分两大帮。一块是广肇商帮，洋行买办、通事多出自这两府。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唐景星、徐雨之、郑陶斋。另一帮是潮汕帮，多是把潮州的土糖——潮州盛产甘蔗，他们制成土糖——运到上海，再把上海的棉花、丝绸南运，称为棉糖生意。他们还有一项买卖，上海的鸦片生意十之八九是他们在经营。他们不缺银子，也大方，不过直隶靠鸦片贩子赈灾，说出去不大好听，所以你最好不要去与他们交涉。唐景星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他和宝顺洋行的徐雨之、太古轮船公司的郑陶斋都是香山老乡，找到了他便等于找到了三个。我和景星还有点交情，拿我的信过去，他一定好好招待。”胡雪岩吩咐账房拿来纸笔，亲自给粤商首领唐廷枢写一封信，介绍盛宣怀结识。
“我最熟悉的，当然还是我老家的徽商。”胡雪岩把自己的名帖连同亲笔信交给盛宣怀。
徽商与晋商、潮商齐名，被称为天下三大商帮。徽州府所属的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和祁门六县，山多田少，水土缺失，不适耕种，且多自然灾害，为了生存，只得外出经商。胡雪岩的老家，就是绩溪。
“我老家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小孩十三四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经商谋生。要论吃苦耐劳，天下无人能与徽商相比。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是为常例。甚至有十年不归，也不奇怪。山高路远，孤村僻壤，不如此又能如何？”
徽商的经营，是以老家特产为根本。婺源的杉木、歙县之漆，正是大兴土木的上海所必须。茶是徽商经营最大宗的商品，唐代已经著名，珠茶、雨前、熙春、祁门红茶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引得欧美趋之若鹜。歙砚、徽墨、澄心堂宣纸、汪氏毛笔等“文房四宝”更是无人不晓。
“我的本家胡执卿，刚开了泰昌木器厂，我也给他一封信。他为人大方慷慨，你们不妨一谈。还有经营丝茶生意的汪家老四，我也与他有点交情。”
胡雪岩接下来介绍了以丝业雄居上海的湖州商帮。湖州地处太湖南滨，气候温和、水质清洁、土质丰腴、适宜蚕桑，老早便有“丝绸之府”美誉、尤其南浔辑里湖丝更是名冠中外，粤缎粤纱、山西潞绸、苏绣等无不仰给辑里湖丝。
“如今上海出口的生丝，湖州至少要占六成以上。南浔‘四象’之首的‘刘三东家’，如今执湖商牛耳，我介绍你过去。”
湖商以家资为据，民间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说。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称之曰“牛”，家资百万者则譬之曰“狗”。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是“四象”，民间有“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之说。刘镛在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携家到上海购地建屋定居，不仅经营丝业，而且涉足地产，挣下的家产近两千万两。
胡雪岩谈兴很浓，一谈大半天，先后写了五六封信。盛宣怀拿着胡雪岩的信一一拜访，然后再辗转相托，数天时间拜访了十几位沪上巨商。淮军后路粮台的盛杏荪因此被很多人所知。不过，劝赈的收获并不太大，因为这些巨富之家，该捐的虚衔封典早就捐过。从人家口袋里往外掏银子，哪有那么简单？而且有一种说法很难听，“淮军后路粮台的盛宣怀，到处撞木钟，给直隶化缘”。
这话由粮台的心腹传到盛宣怀耳朵里，他立即起了警惕。商人眼皮子最浅，彼此交往，亦以身家多寡为门当户对。盛宣怀一个两手空空的候补直隶州，在他们眼里并不当回事。恰在这时，老父盛康来信，让随同前往淮北劝赈。淮北有盐场，盐商多。曾国藩派人到淮北劝赈，大约觉得力量还不够，又派盛康前往。
父子两人带着几个下人，先到扬州两淮盐运使衙门见了盐运使。盐运使很客气，指派了几十个盐商及盐城的十几个盐场，拜托盛家父子前往。他们来得晚，大的盐商及盐场早就有人前往，他们所分得的，都是中下的商户。姜还是老的辣，盛康拿着两江总督和盐运使的公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兼或带点儿胁迫，百儿八十两不嫌少，千把两当然也不嫌多，连哄带劝，竟然收获不小。
到了九月下旬，盛宣怀回到上海，正好直隶的公文已到，让他催运江南物资，大宗的物资是棉衣及几百石稻米。个人捐大宗棉衣的，盛宣怀要登门拜访或专函催提。
升任闽浙总督江苏抚臣张之万函称，该督臣籍隶南皮，情殷桑梓，首先倡捐棉衣一千件，又捐廉银五千两，饬松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棉衣一万三千件；升任湖南臬司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两淮运司方浚颐劝办棉衣折价银二万两；调任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江苏绅士记名道员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前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在京劝办棉衣裤各七千件；湖南绅士候选道魏纶先捐办棉衣二万余件，浙江绅士前苏松太道吴煦、福建补用道胡光墉各捐办棉衣一万件；前江苏补用道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并劝办多件。
这是李鸿章为外省捐赈请奖片底稿，除了作为接收棉衣的账单，还要拿给他们看，表明直隶已经为他们请奖。同时也是督促他们不要赖账，你们的许诺已经奏报朝廷——
除升任督臣张之万系封疆大员，应如何加恩给奖之处，臣未便擅拟；其余隔省官绅自应先行酌奖，俾示观感。所有升任湖南臬司涂宗瀛、按察使衔调任江苏苏松太道沈秉成、按察使衔前湖北盐法道盛康、三品衔候选道魏纶先，可否均拟请赏加布政使衔；翰林院编修吴大澂、两淮运司方浚颐、前苏松太道吴煦、布政使衔记名道潘曾玮、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均拟请交部从优议叙；前天津道周家勋请交部议叙；已革记名运司金安清、已革江苏补用道吴云，均拟请加恩开复原衔顶戴，以示鼓励而维薄俗。仍俟事竣，核明该员等劝办捐户折合银数，汇案照章分别给奖。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要捐办棉衣，盛宣怀是知道的，没想到他老人家竟然捐了两万件。据从上海赈局了解到的行情，一套棉衣值一两多银子，也就是说，老爷子为了这个布政使衔，要花两万两银子——当然，实际花不到，一套棉衣上报朝廷是折银一两多，实际只需七钱多。
盛宣怀派人分别联络。其实很简单，办赈多年，有程式可循，捐办棉衣均在上海赈捐总局办理，无须从各人手中收取。他要办的就是到赈局去一一核对。核对无误，但棉衣要做出来，却非到十月中旬不可！这时他已经明白，制作棉衣，里面大有油水。
到了十月十四日，棉衣赶办完成，但轮船运输却出了问题。此前盛宣怀已经与轮船公司联系过，并根据棉衣件数估算了运费。没想到要装船时，对方非要求加价四千两不可。理由是轮船运货向来以重量算运费，棉衣占空大而重量轻，这样跑非赔钱不可。盛宣怀知道他们是要挟，却无计可施。于是他再去见胡雪岩，希望他出面帮忙与轮船公司说说看。
“杏荪，你与景星说过吗？他是洋行买办，怡和轮船公司就是他们洋行的。”
“找过唐先生，他也与怡和轮船公司打过招呼，无奈没起作用。”
“既然找过景星都无用，那我更说不上话。”胡雪岩也无可奈何，“实话说，我开典当开钱庄，与洋人打交道不多。”
“胡大人，天津沿海马上就要封冻，必须赶在封冻前运到。不然只有改从陆路，那要大费周折，多花十几天不止。天寒地冻，灾民何以过冬！”盛宣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洋人这是敲竹杠！洋人最爱耍这一套，对付朝廷是这样，对付商家百姓也是如此！”明明是敲竹杠，你还没有办法。胡雪岩敲敲额头，最终拿定了主意，“杏荪，这样好了，这笔银子我出。”
“胡大人，这怎么好？我来不是这个意思。”盛宣怀连忙声明道。
“这是我的意思。”胡雪岩解释道，“前日我回杭州看望老娘，她嫌我捐的棉衣少，让我再捐五千件。另外，她老人家说，明年开春水退去了，灾民要种庄稼，可是耕牛没了，农具没了，买种子没钱，怎么办？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她让我再捐五六千两给灾民买耕牛种子。我再加四千两，凑足一万两之数。这四千两，就用到转运棉衣上。”
“多谢胡大人，我一定专函直隶，详报先生的急公好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