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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达尔比靠在椅背上，金色的长发在炙热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见，随后人就消失在一根光滑的科林斯式柱子后面。天空在沙漠的映衬下清澈无比，下面是巨大的巴勒贝克神庙遗址。我跳下破碎的台阶，瞥见几只蜥蜴从眼前跑过。达尔比今天早上晒黑了，我也能感觉到鼻子和前额的皮肤紧绷。一阵冷风穿过谷底，脚面上扬起一阵沙子。达尔比走近，我发现他找到了一块瓦片，那块瓦片不知怎的避开了两千年来游客的洗劫，静静地躺在那里。遗址的另一边是维纳斯小神庙，一群穿着红色小西装的美国女孩围成一个半圆，听一个白胡子的阿拉伯人说话。尽管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了解祭献摩洛神的各种仪式——包括性祭。达尔比已经追上我了。

“吃个午饭？”他问了一声，没等我回答，就自顾自地走过了过去。

那天早上，我们都在巴勒贝克路边那幢相当大的别墅里睡到很晚。西蒙是皇家陆军军医队里的一名中将，还是个专家，从未参加过昨晚这样的行动。我对自己曾在心里默默批评他感到有些愧疚。现在，西蒙正看着“渡鸦”。这幢别墅的主人是一对亚美尼亚老夫妇，昨晚，他们毫不意外地接受了我们的到来。别墅的位置不大惹眼，周围是一片片高低错落的阶梯式花园，种着杜鹃花、仙客来和橄榄树，把这幢U形的房子藏得严严实实。屋后的空地上有一个奇形怪状的游泳池，嵌在天然岩石里。湛蓝的池水下面有一尊罗马雕像，摆着某个运动姿势。泳池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并没有什么更衣室、沙滩椅或太阳伞来破坏这种和谐。别墅的内墙是一整块落地窗，电动窗帘的颜色明亮又简洁。晚上，整个房子的灯都亮着，窗帘完全打开，彩色的灯光照亮那尊罗马雕像，铺着地砖的中庭凉廊十分宽敞，就算有一架直升机也能完美降落，而双层玻璃能把噪声完美隔绝在外。

巴勒贝克神庙的空气干净清新，清晨好像可以给所有地方赋予神奇的感受，柔软又凛冽。坑坑洼洼的柱子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霜，手感粗糙无比，像浮岩一样，又好像是坑坑洼洼的蜂巢。一个脏兮兮的孩子穿着一条破裤子，脚上是一双美国牌子的帆布鞋，赶着三只山羊沿着大路走过，叮当作响。“来根烟。”那个孩子对达尔比喊，达尔比给了他两根。

达尔比非常放松，滔滔不绝地说话。这好像是个了解昨夜那个手下败将的好机会，于是我问了问他杰伊的事。“他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做什么营生？”

“他做生意，更准确地说，他出钱，让人在阿尔高搞了个研究机构。”他没继续说下去，我点点头，他又继续说：“你知道阿尔高在哪儿吗？”

“知道。”我说。

“在哪儿？”达尔比问。

“实在抱歉，一定是我平时表现得太无知了，居然让您问出这个问题。阿尔高州在瑞士北部，阿尔河就在那里和莱茵河汇合。”

“哦对，不好意思，金融之王怎么能不了解瑞士呢。”

“确实，”我说，“咱们接着聊——那个研究机构研究什么？”

“那里有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数据统计专家，还有各个工业基金会的投资用来调查所谓的‘综合环境’。”

“您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我说。

“不奇怪，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可以这么说，拿德国工业举个例子：德国工业长期缺乏劳动力，德国几乎从每个欧洲国家引进工人，成效不错。也就是说，德国把一个来自希腊群岛的新手，从来没见过机器的那种，扔进德国的工厂，最后他就能像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一样熟练操作机器。”达尔比抬起头，“现在懂了吗？”

“完全懂了，”我说，“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对西德地区有好处吗？”

“如果他们一直在西德生活，没问题。但如果哪个西德人在希腊建个工厂，雇用当地员工，他们可能连开灯都教不会。

“于是，阿尔高的这些研究员会觉得周边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这些事没什么难度，所以新来的人也会养成同样的态度。而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缺乏信心，就会逐渐被同化，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久而久之，所有人都会如此。这就是‘综合环境’的含义。对工业来说，这样的环境非常重要，尤其对于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农业国来说，至关重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点也很重要。”

“我们调查过这点。”达尔冷漠地说。

以上就是谈到杰伊时，达尔比自愿说出的话。在回别墅的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其他话题：什么IBM，切斯特委员会关于情报服务的报告以及这个报告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我还问了他拖欠我工资的事（截至目前已经欠了四个月了）。我还问他，我能不能直接拿到现金来支付开销，而不是像现在，总要开发票拿凭证再提交，走这么长的流程。

在这天，达尔比证明了他也曾经是个孩子。他穿着牛仔裤、短袖衬衫，绒面皮鞋，一路走，一路把每个地上的小玩意儿踢飞。我问他别墅主人阿登先生的情况，还问了他自己的情况，他毫不隐瞒地对我讲工资和开销方面的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坦率。

阿登先生是达尔比在罗斯那儿认识的，而罗斯是从美国缉毒局（美国分局）把他弄过来的。他贩卖印度大麻，是叙利亚到纽约大麻贩卖链上的一环。美国人在一九五一年与他达成了意向协议，尽管工资没有随着毒品销量上涨，但他也很高兴自己不用蹲局子。一九五三年的北约情报机构重组中，阿登先生已经进入英国军队服役。阿登先生大约六十五岁，温柔又幽默，脸上皱巴巴的，像个放了一冬的苹果。他是个挑马的好手，也是葡萄酒和海洛因的行家，对从土耳其北部到耶路撒冷这片地方了如指掌。要是开辆甲壳虫走上几十英里，你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是他的。他的工作就是贩卖信息，而他也明白这点，因此，他对东家的事没有一点好奇心。他的薪水没有上限，但只一点——不付现金。用达尔比的话说，“只要开销合理，他所有的账单由我们支付，但他手里一镑现金都没有过。”

“退休之后可难办了。”我说。

“如果到时候还是我管这事，不会有什么难办的。”达尔比说，“他是钩上的鱼，我们需要他。”

“你是说，他从来都没想过用手里的东西换点现钱？”我问这句话，不过是为了反驳而反驳。

达尔比笑了，露出他引以为傲的整齐牙齿。“他当然想过！”

“我们第一次给他南方飞机公司的喷气直升机时，”达尔比继续说，“我让他开出去遛遛，‘开着这架直升机，显得自豪点，’我说，‘带那几个政府官员坐坐。’我想让他在沿岸露露脸，偶尔出个海什么的。上面只要有个黎巴嫩的大人物，就不会有人上来查。”

我们走到了斜坡车道上，在柠檬树后面，我能看到那辆浅绿色的凯迪拉克，阿登先生就是开着它到马路上接我们的。

“所以呢？”我说，“管用了吗？”

“管用了吗？”达尔比歪了歪头，摸了摸耳垂，一边想着，一边露出羡慕的笑意。“他刚拿到驾照，就从叙利亚买了二十公斤海洛因。二十公斤！”达尔比的一双薄唇重复了最后这几个字，显然很开心阿登居然有如此野心。

“五先令一份的话，那可是一大笔钱。”我表示同意。

“这可是印度大麻产业的一个大进步。他手上那些人能从一公斤里搞出十万份来。五先令还是贝鲁特的价格，在伦敦可能要十先令不止。像这样跑几次，他就能买下来塞浦路斯度假了。但他这么做，我就有问题了。不过，我告诉他，他要是再这样，我就打爆他的头。长远来看，我这么做有好处，如果有货的消息泄露出去——肯定是这样的地方才能有货——嗯，大家肯定不会信任一个完全诚实的人。”

Dgaj Muhshy 的味道充斥着鼻腔，我们正好走到正门口。阿登先生穿着件亮黄色的本地特色绸衫，正在菜园里这儿戳戳，那儿看看。

“你好，”达尔比嘟囔了一句，“这老家伙应该是在种菜，好自己吃。”

餐厅的天花板高高吊着，柔和的微风从上面拂过。除了两件非常古老的波斯样式的金线织锦缎，其余的装饰恰恰说明了阿登的确是农民出身，而不是像现在一样金尊玉贵。抛光的木质家具、菱格桌布、装满盘子、碟子、罐子和被子的巨大碗橱，还有墙上充满农场田野丰收色调的深色挂毯——即将开始的美食歌剧就以这些东西为背景。首先上场的是刚烤出来的sambousik ，我看着老阿登站在桌子末端，蒜头鼻下挂着一大撮灰色小胡子。因为他的头发非常浓密，整体看起来很奇怪，总让人觉得他整张脸是倒着的。他的皮肤又硬又黑，因此脸上放松不做表情时，嘴巴和眼睛周围的皱纹显出些许白色。但他很少没有表情。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破旧的折叠刀切羊肉，无论是种菜，还是换轮胎，他都用这把刀，效率都很喜人。他手上用力，努着嘴，于是每片切下来的羊肉都好像他露着棕色牙齿的笑容。

“好吃吗？”他问我。

我说他可得小心点了，我可能要在这儿吃上一辈子。这话说得他很开心。就像达尔比所说，他天生就是主人，而我天生就是客人。

那天中午，太阳悬在天上，我和阿登坐在树下喝酒聊天。阿登聊天，我喝酒。他告诉我，他叔叔一九八二年独自用长矛杀死了一头狮子。“那是个挑战，是他向狮子发起的挑战，右手握着长矛。”阿登抬起右手，五指握拳，“这只手，”他又抬起左臂，“这只手攥住了衣服，保护自己。”阿登演示了一下如何保护，“杀死这头狮子后，他就获得了‘屠狮英雄哈米德’的称号。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工作了。”

“再也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人们会给他送钱，送吃的，送各种东西，他都是屠狮英雄了，还工作什么。”

“啊，确实如此，”我说，“那现在附近还有狮子吗？”

“没有了。北边可能有，我去过很多次。那边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什么瞪羚、豹子、野山羊……熊什么的。但一年比一年少了，打猎的人很多。”

“就像你叔叔哈米德一样。”

阿登看起来很严肃，但随后便大笑起来：“跟他不一样。现在的人手里有枪。我不喜欢枪。”

“你去北边打猎吗？”现在轮到我去了。

“我不去打猎，我就去看看。我就待在那儿，非常安静，就待在水边。我看着那些人来来去去。”

“从没拍过照？”

“没拍过，我就看着。他们在就在吧，不用拍照。我和动物知道就行。”

我想象着阿登躲在北部的荒原上躲一整夜，看着夜空，呼吸着夜晚沁凉的空气，不拍照，也不开枪。我给他讲色诺芬写的那些故事，给他讲里面的人追逐鸵鸟和野驴。他最喜欢这段，但想象两代人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对他来讲很困难。对阿登来说，色诺芬与A.W.金莱克是同时代的人。阿登告诉了我他为保护北方那些野生动物曾做出的努力，还讲了他花了多少钱。我把这事告诉了达尔比，达尔比说阿登只要能拿到现金，什么都肯干；但我很单纯，居然单纯到愿意相信阿登。

很快，只有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才能看到阳光了，一只孤独的黑冠林莺从这棵小柠檬树跳到那棵小柠檬树，啁啁啾啾地唱着。房子里传来果木燃烧的噼啪声。晚餐要开始了。

羊肉、茄子、洋葱和青椒被一个个串在签子上，腌好，在大灶台上放好。阿登刚说完，一台不知放在哪里的收音机发出一声尖啸，划破了灰天鹅绒似的黄昏。

那声音好像是《朱庇特》第二乐章中开始的那几个华丽音符。广袤沙漠中的每个生物好像都听到了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在那几分钟里，尖利的电啸转成小调，节奏和切分音符也被压制、转调、重新编曲，就好像马戏团高空秋千上的三人表演一样转得人眼花缭乱。而这时，在这个冷酷、致命、又孤独的地方，只有我、阿登和莫扎特的曲子。

我们在阿登这儿待了三天。三天之后，约翰带着一架巨大的收音机从贝鲁特来了。他花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和一艘正在黎巴嫩海岸线上巡逻的战斗级驱逐舰取得了联系。

西蒙，就是那个部队骗子，现在叫佩恩特了——反正这个行当里谁叫什么都有可能。他很少从楼上房间里下来，但确定了与驱逐舰会面的时间之后，他决定让俘虏跟我们一起吃饭。“渡鸦”对自己这个代号很满意，并不排斥我们称呼他为“渡鸦”。他比两天之前达尔比把他从那辆庞蒂亚克汽车里拖出来的时候还要瘦、还要虚弱，但依然很幽默。他的白衬衫有点脏了，身上的细条纹裤子很宽松，还穿了件新的深色亚麻夹克，看起来像个宾果酒吧的经理。他眼窝深陷，眼眸深邃，总是目光紧张地扫视着四周，总是不断地去看佩恩特。他们走到楼梯下面时，我们的客人停了下来，似乎感觉出我们对他所扮演角色的好奇和兴趣。我们都不说话了，唯一的声音来自楼上的收音机，现在在播“阿拉伯之声”。收音机发出奇怪的复调曲式，让整体气氛愈发怪异。“渡鸦”的声音很清澈，英语说得很清晰。

“晚上好，先生，”他声调平稳，“晚上好，呃，谢谢。”他走起路来就好像在拍威士忌广告。达尔比也走过来，看起来像个慈爱的父亲，将他引到桌旁坐下，好像他是一位无比尊贵的客人。“太感谢你了，达尔比，你太好了。”“渡鸦”说。

晚餐过程中，大部分话题都围绕着天气、花园和马匹，大部分都是马匹。老阿登很快就吃完了，上去听天气预报。驱逐舰在愈发浓郁的暮色中沿着海岸航行，尽管他们还有超过三百英里的燃料给直升机，足够展开空间搜索，但能看见很明显已经不够了。

他们坐在SE-3130阿鲁埃特二号直升机里，头上是巨大的有机玻璃穹顶，好像期待食物的金鱼。西蒙——也就是佩恩特，坐在后面的折叠椅上，身旁的“渡鸦”呆坐着。达尔比坐在左边观察员的位置上，阿登给他简单讲了讲迪卡导航设备如何使用，但他只听到了最后几个字。阿登的手指在摆弄周期变距操纵杆，面色严肃，思考着如何才能让直升机落在中庭那个临时着陆台上，那个地方不比前面立着的炮塔大多少。机身上喷着几个字：“叶片危险”，还有一串序列号。机舱里有个小塑料板，上面刻着火灾紧急处理流程。马达一响，这些字就开始颤动，就好像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汽车回火一般，成百上千的小翅膀嗡嗡颤动，“咔嗒咔嗒”地穿过山谷，又向我们飞回来。四百马力的涡轮增压动力装置开动着，在我的头顶上，三十英尺高的转子叶片旋开夜空，控制装置在阿登的眼镜上投下几个黄色的小点。我们尊贵的客人像国王一样轻快地朝我们挥手。“再见了‘渡鸦’，再见了你这个麻烦精。”我想。

阿登的左手拉着拉杆，右手轻轻拧着油门。柔软的叶片被电机的离心力高速冲击，转速表绕着表盘缓缓移动。随着阿登拉起拉杆，转子开始转动，将夜晚的空气压到我们的鼓膜上。一转一转，飞机笨拙地飞向天空，尾翼向侧面滑动，剪影印在黄昏将尽的天空上。飞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奔向大海，阿登这个舵手操纵着飞机，优雅地掠过片片雪松。

走回别墅的路上，我决定再试一次那个填字游戏，这次应该能成功。我基本摸出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