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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座（1月20日—2月19日）他人的先见之明可能会让你给对手一个惊喜。

透过百叶窗窥见大海在黄橙相间的泥灰建筑后面若隐若现。在温暖的正午，我看见一个蓄着黑色大胡子的恶棍在殴打一个穿粉色衣服的球童，原因仅仅是这个孩子领着的骆驼咬了一口金合欢树。马路对面，两个胖子坐在生锈的折叠椅上喝着酒说笑，但他们头上一英尺处，彩印的纳赛尔绷着一张脸。这里的咖啡厅狭小拥挤、灯光昏暗，咖啡也黑黢黢的，小小一杯，还配着满是蜂蜜坚果的异国糕点。来喝咖啡的人大多是年轻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穿得像左岸派那些知识分子，黑皮肤、黑色长发的年轻人穿着比基尼成群结队走在水边，比基尼大得可以塞进一把梳子。下面的街道上，两个年轻人骑着生锈的自行车，抬着一盘长长的未发酵面包，但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只狗，正愤怒又恐惧地疯狂叫着。露天市场里，来自沙漠里的男人们在商贩中穿行——卖地毯的、卖马鞍的、卖骆驼鞍的，还有卖自行车坐垫的。624号房间里，灿烂的阳光投到地毯上，酒店对讲机里隐约传来辛纳特拉的歌声，但被空调的噪声掩盖了。624号房是部里给我安排的，配有私人浴室、私人冰箱、体重秤、放大镜、直饮水和床边电话，甚至连浴缸边也配了电话。我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黑咖啡，决定看看行李。蓝色收纳包的拉链没拉，露出里面轻便的蓝色精纺西装、一件泡泡纱夹克以及一件穿过的拉链连体服，上面的口袋多到我都不知道该往里装些什么。收纳包的侧袋里有几件新的白色纯棉衬衫，几条普通领带——一条是羊毛的，一条是丝质的——还有一条意大利细皮带和一对背带裤的红色背带。真不愧是爱丽丝，一点东西都不会落下。我有点开始喜欢为WOOC（P）工作了。小公文包里有个沉甸甸的锡罐。我看了看标签，上面写着“WD 310/213，易爆，黏性”。那个穿蓝色雨衣的人给我的那个沉甸甸的包裹里是个信封，里面是个防水布的棕色袋子，就是那种在飞机上找火柴时，会在座位口袋里找到的物品，也是从仰光到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机组人员、装载工和工程师们用来运送那些“小发现”的东西：蛋糕、鸡肉、圆珠笔、一包卡片、黄油等。这个包裹里装了一把没有击锤的史密斯威森牌手枪，保险栓装在枪把上，枪膛里上满了六发子弹。我使劲去想这把我不熟悉的武器到底应该怎么用。边上的盒子里有二十五发子弹，两个备用枪膛（涂满了油），还有一个镂空的枪套。枪套正好能装下枪管，有个小小的弹簧夹。我把枪套背在肩上，非常合身。我在镜子前面比画着，好像在扮演《马车队》里的人物。玩了一会儿，我喝下已经冷却的咖啡，等着即将到来的命令。命令很快就会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要在这个生化学家“渡鸦”再次消失之前，抓住他。

在贝鲁特，道路蜿蜒入山，路边矗立着坚韧不拔的小村庄，村子里都种了橄榄树。红色的大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块岩石。最北面是圣乔治湾，是龙兴之所。那边的山顶上，积雪会盘桓半年之久，大地上点缀着高山花朵和黄色的金雪花，有的地方也生长着野生甘草。一旦越过高地，道路会陡然向下。大路穿过山谷，然后横穿下一个山脉——安第黎巴嫩山脉，山后有绵延五百英里的沙漠，黄沙漫漫，直到波斯。而近处，实际上就在路边，就是叙利亚。

沿路很多拐角处都有个架子悬在路边，一个成年男子如果保持静止，就能在两块岩石之间的架子上栖息。站在他所在的位置向东看，能向外看出一百多码；朝着贝鲁特的方向看，能看得更远，大概三百码吧。更重要的是，用夜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横穿山脉的马路。如果他在各个方向上都有朋友，一个小对讲机就能让他和朋友们通上话，尽管他不应该鲁莽为之，以免警方电台不小心监控到这个电话。如果独自一人待到凌晨三点半，他就能在岩石上悬空着上半身数星星，还能缓解背痛——夜用望远镜能让他看到的星星数量翻一倍。握着对讲机，冻得冰冷——手冷、耳朵也冷——他就会开始思考有哪些朋友能帮自己找个其他工作。我不会因此责备他。凌晨三点三十二分，我看到车前灯从山上盘旋而下。透过夜用望远镜，我看到车灯间距很宽，像是一辆美国车。我打开无线电。望远镜里，汽车依然在路上飞驰。无线电那边的人把设备递给达尔比。“一辆车，速度足有一千码。路上没有车，完毕。”达尔比咕哝了一句。

我看来看去，觉得那两个人颇有军队风格。恰逢此时，一辆灰色的大庞蒂亚克从我身边驶过，车前灯发出柔和的光，照亮了前方的路。光束离达尔比很远，我能想象出他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样子。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比都会端坐着，下意识想到做什么就开始行动。他根本不需要思考，他就是个天生的流氓。达尔比知道那辆车已经减速，车开过他身边时，他站起身来，摆好了姿势，像个铁饼运动员，瞄准，然后把手里的包扔了出去。那是个黏性炸弹，大约有两个汤罐那么大，一旦撞上目标，它内部的小炸药就会通过油箱遮阳板送出凝固汽油弹。但汽车并没有放慢速度，于是达尔比起身追车。我们把从贝鲁特开过来的旧车斜停在马路对面，目标车辆的司机一定在上次爆炸中就死了，因为车子并没有横冲直撞试图突围，而是一头撞上一辆大约离他有八英尺远的老西姆车上。现在，达尔比也过来了，他拉开车门摸进后座，我听到了一声枪响。我的对讲机“咔嗒”一声，有人接了进来，也没按程序接头，而是慌里慌张地说：“你在干吗？在干吗！”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在问达尔比，然后，我又看到了一辆车。

下面的路上又出现了一辆车。可能它一直关着灯跟着，有可能是从巴尔贝克和霍姆斯那边走另一条路过来的。我低头看了看这条路，亮如白昼。火焰般明亮的白色光晕中，几个人定定地站在那里。我能看到大使馆里达尔比那个手下，像个去度假的童子军团长。他面色苍白，脸拉得很长，震惊地瞪着我。敞开的车门下，我能看到达尔比的脚，还看到西蒙就站在他身边，而不是绕到车的另一侧去帮忙。这一刻，我多么希望站在这儿的是别人不是我，那辆小车呼啸而去时，是别人承受他的指责而不是我。但我必须在这里掩护他们。我是自愿望风的，因为我不想去做达尔比正在做的事——躺在滚烫的油箱边上，身边都是凶神恶煞之人。所以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迅速做完，没有继续观测。而我根本没必要扔两枚黏性炸弹，车顶并没有那么牢固。

我爬下山时，西蒙已经把达尔比的车开到了马路上，后座上坐着那个无线电收发员，旁边是我们的俘虏——那个溜光水滑的股票经纪人——就是那个胖子和我都看过照片的那个人，是我曾经见过的、躺在赌桌旁不省人事的那个人。达尔比过去查看，而我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地吐了。马路上弥漫着浓烈的气味，比烧着的油箱还难闻。这种气味很特殊、很邪恶，让我的肺很难受。这两辆烧着的汽车依然燃着明火，有东西滴在烧红的金属上。我们几个都脱下了身上的连体服扔进火焰里，西蒙的任务就是确保它们都被烧毁，无法辨认。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拉链会不会烧化，但我什么也没说。

东方现出鱼肚白，深夜的寂静一点点消退。山峰逐渐明亮起来，我觉得我可能看到了几只山羊在游荡。很快，圣保罗曾经踏足过的土地上，各个村庄会逐渐苏醒；在我们趁夜行凶的地方，人们会开始挤奶。

达尔比回来了，说：“没有人喜欢这种事。”

我说：“一开始肯定不喜欢。”

“不，如果与我共事，就一直都不会喜欢。”

达尔比钻进后座，坐到“渡鸦”身边，那个无线电收发员坐在边上，手里的枪上了膛。

我听到达尔比用坚定而平静的声音说：“实在对不住，先生。”然后他拿出一个小管，就是战时急救包里那种带针头的小注射器。达尔比拉起“渡鸦”的袖子，一针扎下去。“渡鸦”并没打算说些什么，也不打算做些什么，只是震惊地坐着。达尔比把用过的吗啡西雷特皮下注射器放进火柴盒里。车辆驶离，驶过三辆车扭曲的残骸，熔化的橡胶在路上燃烧。我们在什托拉离开了贝鲁特路，向北沿着山谷穿过巴尔贝克。异教徒和罗马废墟出现在各处，布局颇具战略性，目的是保卫这片山谷。黎明的微光中，白杨树后面可以看见巴勒贝克神庙那六根巨大的柱子。自从罗马帝国将它建于此处，它们便在此见证每个黎明。达尔比倾身靠在我座椅背后，递给我一副玫瑰色镶边的眼镜。“那辆车里的。”镜片已经裂了，我接过来，在手里摆弄了一下。如果说有什么比死人的狗更可怜，那就是死人的眼镜——折射出的每一道光都属于它的佩戴者——不曾属于别人，也永远不会属于别人。

达尔比说：“美情办，他们俩都是那儿的。美国大使馆的车，去那儿可能也跟我们同样目的，想打探情报。嗯，确实，他们应该告诉我们他们去做什么。”他看到我瞥了“渡鸦”一眼，于是说：“哦，别担心他。他昏过去了。”

我还记得美国海军在罗马的那个白色S2F3“跟踪器”，在贝鲁特，他们也有架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