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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座（1月20日—2月19日）即便有想法，也不要轻易做决定。不同的想法可能会带来远行契机。

周一，我如常按时到达夏洛特街。一辆莫里斯1000停在路边，爱丽丝坐在驾驶位。我本打算装作没看见她，但她喊了我一声。我上了车，发动机轰鸣，车开了。我和爱丽丝沉默了一会儿，我问：“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她转过身，蹭花了一点妆。那一点点妆好像给了我些勇气，我开口问她我们要去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去钓‘渡鸦’吧。”她说。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几分钟后，她又开口说：“看这个，”看她递给我一个毛绒玩具，跟一周前我在那个脱衣舞俱乐部见的那个一样。“那里。”她一边开车，一边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我看着手里这只粉色斑点的毛毡狗，里面的填充物从它头上漏出来了一些。我戳了戳，“你在找这个？”爱丽丝手里拿着一台美乐时相机，瞪了我一眼，又或者说她之前已经瞪过我一眼了。

“我可太蠢了……”我说。

“那就别再犯蠢了。”她几乎笑了。如果她接着说我蠢，没准儿今天就进行不下去了。

在沃克斯豪尔桥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停在一辆黑色路虎后面。爱丽丝递给我一个用蜡封口的信封，随后拉开路虎的门，把我推进路虎后座。路虎司机是个短发男人。他身着白衬衫，黑领带，外套一件海军蓝的雨衣。爱丽丝用手掌用力拍了一下天窗。车沿街开走，我打开了那个浅黄色的信封。里面有一本已经做旧的新护照；还有两把钥匙，一张上面有字的纸，三张护照相片和一张机票。他们给我订了一张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从伦敦到贝鲁特。那张纸上面写了起飞时间：BA712号航班，十一点二十五分从伦敦起飞，二十点到达贝鲁特国际机场。照片身份：“渡鸦”。自动点唱机，楼上，贝鲁特机场。阅后即焚。纸上并没写日期，一把钥匙上标了“025”。我看了看照片里的人，然后烧掉了这张纸和照片，点了一根烟。

我们从比彻姆广场左转，来到连接梅登黑德和哈罗德百货公司中间的奢华地段。到了机场，司机才说了句：“储物柜在大厅那边。”

我辞别司机下了车，走到一面满是二十四小时金属储物柜的墙边，把钥匙插进二十五号柜的锁孔里。柜门打开，我把钥匙留在了锁眼里。柜子里是个黑色的皮革公文包，还有一个蓝色的拉链帆布袋，侧面有几个鼓鼓的口袋。我拿上它们，穿过大厅去办理登机手续。

“就这些行李吗，先生？”值机人员把托运的箱子称了重，拿了我的机票，拉了拉她的背带，抛着媚眼把登机牌递给了我。

我拿着公文包走到书店，买了份《新政治家》，一份《每日工人》，又买了份《今日历史》，然后去登机口。一群人在登机口吻别。罗斯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脏雨衣走过来。我不想见他，他也不想见我，但没过一会儿，人群左推右搡，我们便像分子结构中的无关元素一样，被推到一处。我对他笑了笑——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激怒他。

我们穿过棚子一样的海关大厅。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空姐用金属般的嗓音播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A712……将于……起飞……”我们走过廊桥，飞机下面有一群群穿着白色制服的工程师和穿着蓝色工装的搬卸工忙碌着，像地勤警察一般。我踩着嘎吱作响的舷梯上了飞机。

飞机上都是蓝色内饰，有种电烤箱的味道。一个乘务员问了我的名字，拿走了登机牌和湿雨衣，我和头等舱客人一起走到头等舱，面前站着一个慌慌张张的空姐，喘得跟刚用了四分钟跑完一英里一样。伊顿公学里的那些把戏正在狭窄的舷梯上上演。我看见一个娇小的黑人女孩独自一人，但她身边坐着的男人都是那些能拍航司海报的类型。我身边是个粗脖子白痴，看起来有三百磅重。他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坐下来，没有把大衣交给空姐。他带了几个箱子，还有一袋三明治。我系上安全带，他好奇地看着我：“飞过？”我瞟了他一眼，点点头，好像我在沉思一样。空乘过来给他系好安全带，帮他找到公文包，还帮他搞明白了虽然飞机要经由科伦坡飞往悉尼，但他只是要去罗马。空乘还告诉他怎么换救生服，怎么系带子，怎么在水中打开上面的灯，告诉他哨子在哪里，又在哪里打开压缩空气。空乘又告诉他：落地之前买不到喝的，告诉他在哪儿看地图，还告诉他我们现在在海拔多少米（但其实我们还在地上）。飞机滑行到跑道拐弯处，一架意大利航空的DC8滑了过来，随后“嘎吱”一响，飞机开始加速冲下跑道。我们滑过机场大楼和几架停着的飞机，加速腾空，震了几下，飞了起来。伦敦公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小，阳光在机场周围的水面上闪烁。只有在飞机上才能看到那些奇怪的城堡和庄园全貌。我逐一辨认，又再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去一趟。

飞机飞过吉尔福德时，空姐提供了免费的酒。这酒和多出来那六英尺的座位空间，让我觉得总算值回了头等舱票价——如果能报销的话。当然，格莱尔·格蒂想要点别的东西：“来杯波尔图葡萄酒加柠檬”。空姐解释说飞机上没有这些东西。他说：“那就算了，亲爱的，我不怎么坐飞机。”

饮料来了，他把我要的那杯雪莉酒递给我，又坚持要像交配的乌龟一样碰个杯，还说“干杯干杯，干了这杯”。

我冷漠地点了点头，雪莉酒洒出来，顺着流到手腕，黏糊糊的。

“流过齿，流过牙，流过胃肠便是它。”他一边喝一边唱，对自己的智慧之举感到无助又快乐；但事实上，他这杯东西中只有一小部分完成了从牙齿到胃肠这段旅程。我在填字游戏中写了两笔，听见他说：“我要去罗马，你去过吗？”

我点点头，没有看他。

“我错过了九点四十五分那班飞机，我本该坐那班的，但我没赶上。这班不直达罗马，但九点四十五分那班是直达的。”

我把刚刚写的那个字划掉，又写了个别的，他又接着说：“我再也不出来闲逛了。”然后高声笑了笑，松软的大脸垂在粉红色无框眼镜后面。我翻开《政治家》大选那页时，空姐给我拿了块一便士硬币那么大的烤吐司，上面装饰了烟熏三文鱼和鱼子酱。那个胖子说：“待会儿吃什么，亲爱的，意大利面吗？”不知道他脑子里闪过了什么神奇的想法，他碎碎念好几次，然后狂笑起来。一辆推车推过来，上面放着的晚餐跟过家家的玩具似的。我拒绝了胖子跟我分享厚香肠三明治的提议，于是得到了冻鸡肉、冷冻的巴黎辣椒和冷冻豆子。我开始羡慕胖子的香肠三明治。飞机飞过巴黎郊区时，空姐拿来了香槟，我觉得放松了很多。我把刚才写的那个字划掉又填上了别的。填字游戏开始成型了。

飞机掠过云层，就像鼻尖划开啤酒上的泡沫。“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到达罗马菲乌米奇诺国际机场。转机时间是四十五分钟，请您不要将小件贵重物品遗忘在飞机上。乘客可以在机上逗留，但因飞机需重新加油，因此全面禁烟。请您在飞机落地之前在座位上坐好。机场餐厅会提供酒水饮料。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我不小心把胖子的眼镜碰掉了，眼镜从他手中滚到地上，“咔嚓”一声裂开，但没有摔碎。我们彼此道歉时，飞机到达了罗马。古老的罗马城中，下水道很显眼，胖子的钱包也很显眼。于是我顺手牵羊，还把我的座位让给了他——“你第一次来罗马嘛，来窗边看。”

“入乡……”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能听到他在大声说话，还能听到他尖锐的笑声。厕所门上写着“有人”。妈的！我走进了那个明亮的铝质厨房，里面没有人。我把身体靠在存放行李箱的凹槽里，开始翻胖子的钱包；一沓五块钱的纸币，几张压扁的叶子，两张上面印着大理石拱门的空白信用卡，一张五先令的邮票书，几张脏兮兮的意大利钞票，一张属于哈里森·BJD的餐厅会员卡，还有几张照片。我得快点行动，我看到空姐沿着过道慢慢走来，沿途检查乘客的安全带。灯亮了。“请勿吸烟，请您系好安全带。”她就要过来了，我把照片抽出来——三张护照照片都是黑色头发、收拾得溜光水滑的人，看起来像股票经纪人。三张照片都是全身档案照，尺寸是四比三。照片虽然各不相同，但上面的男人都是同一个——我那位神秘的“渡鸦”。剩下的照片也是护照样式的，是全脸档案照，尺寸是四比三，上面的人长着一张圆脸，黑色头发，半框眼镜下的眼睛眼袋很大，眼窝深陷，下巴往前伸着，上面有一条伤痕。照片背面写着“五英尺十一英寸，大块头，很壮。没有可见疤痕，深棕色头发，蓝色眼睛”。我又看了看那张熟悉的脸，尽管照片是黑白的，我依然知道他有一双蓝色眼睛。我见过这张脸，今天早上我还给它刮过胡子呢。我知道那个胖子是谁了，他就是酒吧里那个卖香烟的女孩告诉我“回家”时，坐在边上的那个胖子。

我把这几张照片塞回去，整理了一下钱包，对一直在边上抗议的空姐说了声“好”。飞机下降时，我回到座位上。飞机颤抖着，好像戈登·皮里跑进一间满是医用棉球的房间里一样。我的马海毛开衫已经从座位上掉了下来，盖在公文包上。我迅速坐下来，系上安全带。现在，我能看到铁路的交叉口，飞机平稳滑行，我被牢牢按在座位上。降落时，我能看到机场外围的南侧——在亮黄色的机场塔台后面，我看到一架漆成白色的双引擎肩翼格鲁曼S2F-3，上面用美国徽章上那种方形黑色字母写着“海军”。

飞机轮胎接触到了停机坪地面。我俯下身捡起马海毛开衫，同时趁机把那个胖子的钱包扔到他的座位下面。我看到我崭新的公文包后面出现了一条刀口——包并未被打开。这道刀口显然不是业余选手所为，而是专业人士的利落手笔。刀口很短，刚刚好够看包里的东西。我直起身，胖子给了我一块薄荷糖。“入乡随俗。”他说，破碎镜片背后的眼睛笑着。

罗马的菲乌米奇诺机场完全是“现代化”产物。我走进正门，左手边是餐厅，上了楼，右手边是邮局和货币兑换处。我翻着门口那几本平装书，然后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说：“你好，哈利。”

现在我不叫哈利了，但干我们这行的，很难记住自己都有过哪些名字。我转过身，发现那是我在伦敦的司机。他头骨坚硬，抹了发胶的头发贴在头皮上，黑色的眼珠像枪头一样怼在脸上，下巴上有青青的胡楂，四十年的风霜塑造了他硬朗的下颌线。他穿着一件带肩章的海军蓝雨衣，里面是白色衬衫配黑色领带。如果他是个机组成员，他肯定一早就摘下了肩章，还花心思把制服帽子藏了起来；但如果他不是，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穿这种明显是机组人员才会穿的制服。

他一直警惕地扫视我身后，右手手掌用力穿过本就贴头皮的头发使劲压了压。“十九号座……”

“是个麻烦。”我用部里的语言接上了他的话。他看起来有点害羞。“跟我说说。”我有点着急，“他已经割开了我的公文包。”

“只要罐子还在里面就行。”他说。

“罐子还在。”我说。

他摸了摸下巴，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反正是最后一次去贝鲁特，不管了。”我们俩都看了一眼箱子，他说：“我带去海关。”他对我说了再见，然后转身要走，但又回头鼓励我说：“现在要搬十九号座的行李了。”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喇叭里传来带着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去往贝鲁特、巴林、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雅加达、达尔文和悉尼的乘客……”

罗马斗兽场——那是罗马帝国腐朽生活的一部分——远离了我们，那幢白色的、如同鬼魅一般轰动世界的建筑，离我们远去了。我一直睡到雅典，那个胖子没再登机。脑子转得很累，我又睡了过去。

飞机飞过黎巴嫩的棕色海岸时，我醒了过来，喝了杯咖啡。细条纹的白色波浪从蓝色的地中海缓缓扑向海岸。我注意到，自我从梅德威二世时代第一次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建了很多高大的白色建筑。沿海机场的道路通常都崎岖不平，因为过了机场就是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一切都很热，也很老旧，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海关官员穿着卡其布制服，像个彬彬有礼的士兵，在我的护照上画了一行完美的阿拉伯语字符，还盖了印章。我过了海关，也完成了移民局的清关手续。

让了两辆出租车之后，我把箱子扔进一辆奔驰出租车的后备厢，然后给了司机一些黎巴嫩币，告诉他等一会儿。司机是个长相凶恶的男人，戴着棕色羊毛帽，穿着鲜红的羊毛开衫和一双网球鞋。我匆匆跑上楼。在自动点唱机边上喝咖啡的就是那个“司机”。他把公文包递给我，又给了我一个颇有些重量的棕色包裹，沉着脸扫了我一眼，还递给我一杯咖啡。我默默接过这些东西，他又把酒店地址告诉了我。

奔驰沿着宽阔的现代化大路向前行驶，一路飙到七十五迈，路旁是浓密的高大伞松，更远的山坡上立着一片片雪松。雪松是黎巴嫩的象征，五千年来，始终是黎巴嫩稳定的出口源。“给我黎巴嫩的雪松”，所罗门之令如是，亦以此建起片片庙宇。但我这个司机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