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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座（1月20日—2月19日）保持开放的心态。你会更好地了解一个老朋友。不要参加上午的聚会，专注于财务相关事务。最重要的是，不要冲动做决定。

伦敦的四月宛如地狱。周二，我不得不去谢菲尔德见几个我们的人。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但在有关文件系统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定论。不过，电话和有线电视线路方面，他们同意让我们用他们的人。周四，达尔比回来时，我正忙着处理出差办杰伊这个案子时积压下来的工作。自那次直升机上见过一次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晒得皮肤黝黑，看起来英俊了一些，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一件白色衬衫，戴着圣保罗领带——这是他应付国防大臣私人秘书的装备之一。他问我最近怎么样，这句话其实不过是句寒暄，但我还是跟他说，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三个月没发津贴了，我的职级也没确定，海外出差补贴的三十五英镑也没发，这都十个半月了。

“行，”达尔比说，“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请你吃午饭吧。”

达尔比并没有浪费他那些报销额度，我们去了威尔顿餐厅，点了店里的招牌菜。冰镇以色列蜜瓜又甜又嫩，好似餐厅里金发的女侍者。一起享用美食的还有满脸皱纹的钢铁大亨和唯唯诺诺的广告商，以及一动不动的上流贵族女和西装革履的中年大叔。平日在夏洛特街，我每天中午都会跟那两位博士、三位物理学家和一个公司的医学专家一起打一场橄榄球，在三明治店等着吃个培根三明治，喝一杯除了价钱之外与咖啡没有一点关系的东西。

达尔比隔着一只龙虾问我杰伊案的进展。我说一切都好，只是希望某天能有人告诉我，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什么。如果达尔比没有说下面这些话，我对周四的印象可能就只有这只美味的龙虾和精心制作的蛋黄酱。他又给我倒了点香槟，然后把酒瓶塞回冰桶里，说：“我知道些什么，你就知道什么。除非我错了，否则我们虽殊途，必同归。”随后，他换了个话题。

不过，我抱怨自己一无所知肯定让他有了些触动。就在周五，他们开始告诉我内情了。

周五早上，邮箱里有一张十二英镑的电费账单，还有一张满纸墨渍的信件，上面提到：他们已知上述陆军部财产由我保存，但这违反了陆军法案的某些条款，应归还官方，也就是特刊办公室，地点在伦敦陆军部。这句话里“归还”这两个字被划掉了，改成了“亲自送达”，信文顶上潦草地写着“军官所配手枪为四十五毫米科耳特左轮手枪”。后面还写着：“若有进一步行动，会及时告知。”我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放到了水槽下面的垃圾桶里，然后倒了杯清澈见底的蓝山咖啡。在那个四月的寒冷清晨，我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茫然凝视着烟囱外的世界——残疾人、驼背的人，斜屋顶闪闪亮亮，后院里树木茂盛，碎花床单和衬衫随风飞扬。我权衡了一下是否要把温暖的被子重新拉到我还没苏醒的身体上，随后不情不愿地走进浴室。

上午十一点左右，爱丽丝端着一个满是裂纹、有玫瑰图案的雀巢咖啡杯走了进来，面色冷峻，另一只手拿着一份绿色蕾丝装饰的文件。她把三样东西都递给了我，拿起我一周前从她那儿借的自来水笔，又大踏步走了出去。我放下手里摆弄的回形针，开始翻阅她送过来的文件。上面有个很常见的就业局的章，还用大写字母写着14143/6/C。浅绿色纸上印的是杰伊的信息。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份绿色文件，这份文件比白色文件的保密等级高很多。从文件里，我了解到他在大学都学到了什么，也知道他接受过荣格心理学相关训练（两年后停止了），还知道了他在木材行业的失败经历。文件里概述了杰伊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之前的职业生涯，随后并没有像我之前读的文件一样留白，而是详细叙述了他的化名：克里斯蒂安·斯塔科夫斯基，讲他是如何用这个名字被招募到总部位于伦敦的波兰陆军情报局的。他曾在波兰南部执行过两次非常危险的任务——第二次任务中，他的接应飞机没能成功接应到他。他消失了一段时间，再次出现就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了，那时他出现在开罗，向波兰军队汇报，当时，波兰授予了他“军事美德”英雄勋章。随后他被送回英国，在霍舍姆参加了八个月的培训。这时，他在波兰工作时的住所已经被摧毁。文件中的一张照片显示，波兰反情报机构人员很可能已经知晓他与文件中提到的德国人达成了某项协议。另一封日期为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信件表示，所有逮捕他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德国调查部门。

波兰地下组织人员复杂，政治信仰各不相同，而杰伊发现自己是国家武装部（一个右翼极端组织）的成员，很可能已经与德国的反间谍机关达成了某项协议。于是，他被共产党组织主导的联盟视为对抗法西斯的英雄。是个三面间谍！

接下来几年的记录是空白的，随后便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斯塔科夫斯基——现在是波兰军队中的一名中士，改了新名字——重新出现在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士兵中，被送回波兰。在华沙，他在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获得了一份低级秘书的工作，向由贸易委员会资助的情报机构汇报。他当时报告了商业间谍行为，尤其是与德国补偿苏联的货品生产相关的行为。一九四七年，他报告的内容大幅缩水，于是有消息称，他可能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八年计划”，招募了很多欧洲特工，任何参与这个计划满八年的特工都能拿到一小笔钱，被送到美国定居，远离是非。一九四七年，整个欧洲奉美国为圭臬，因此这个计划在欧洲十分抢手，尽管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这个计划内的特工就不曾向美国传递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了。一九五〇年，他在波兰政府中并未得到晋升，在木材局担任第十秘书。于是，他以被怀疑为借口，用借工作之便办的护照逃回了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很快便加入了右翼波兰群体，就像他当年加入共产主义政府一样。

文件最后，是大约二十个美国大使馆给他打的电话，主要都是关于伦敦商业银行的活动。大使馆对共同市场的财政状况特别感兴趣。我嘬了口咖啡，读到了最有趣的部分。最后有一张信纸，上面十分谨慎地扣着一个盾形纹章。信纸抬头是联合服务信息交易所，这个机构能将英国国内的所有信息共享给合适的分支机构。许多大型商业公司都有商业间谍队伍来监视竞争对手，他们每个月都得给这个机构交一份报告。其中有一份上面肯定有内容是杰伊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定期汇款——他的收入“很多，但来源多样，数额也不稳定”。爱丽丝走了进来，以为我看完了，从我手里拿走了合上的文件，检查了一下是否有污损，然后快速翻过页脚，锐利的目光在检查是否有遗漏。她检查完，满意地拉了拉我的吸墨纸，用湿润的小手扫了扫眉尾，拿走了业已喝空的咖啡杯，又急匆匆地穿过狭窄的房间。

我清了清嗓子，“爱丽丝——”我说。她转过身，茫然地看着我，顿了顿，然后扬了扬眉。她今天穿了件紧身的粗花呢套裙，头发高高盘在头顶，有点吓人。

“你拉链没拉好。”

如果我以为这句话会让她生气或者高兴，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