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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流逝总是快过我们的记忆，假如说几年前我们提起合肥县学的位置还可以用“安徽省总工会那一带”来表述，如今再去，安徽省总工会也已搬离。可喜的是原先的办公楼还在，据说庐阳区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协作下，由滨投集团牵头对其进行有序改扩建。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皖北皖南行署总工会合并成立安徽省总工会时，县学的老房子还在，包括举行县考时用的考房，现在我们见到的那幢苏式建筑是后来才盖的。
因为合肥是府县两级政府所在地，昔日庐州城里自然就有县学和府学。
县学是合肥县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训导数人，嘱托若干。其中，教谕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在当时，教谕和训导都算官员，在志书里入“职官表”的。比如合肥县学教谕楼悌的名字就出现在（光绪）《续修庐州府志》里。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却十分重视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都司、行都司和卫所设立儒学，在府、州、县也分别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明代府、州、县、都司、行都司和卫所的学校共有教官四千二百余人。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三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由生员、训导佐之。各级生员因供给廪膳，称廪膳生。后来数额扩充，又有增广生、附学生的编制。廪膳生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学依次减少十人。增广生的数目与廪膳生相同，附学生数额不定。初入学的都是附学生，考试合格后升为增广、廪膳生。府、州、县学的学习内容与国子监相似，但程度略低。
从前合肥书生里要是有人考上了廪膳生，那全家都脸上有光，不仅是衣食有了保障，更主要的是廪膳生意味着学业优良，登录科举仕途的希望更大。
《明史·选举志一》记载：“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
庐州城里的私塾馆虽然有几十家，但能够进入官办的县学学习，仍然是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
明清时候的县学大体沿袭宋元旧制，但管理更为严密。儒童入县学读书，须参加由县官亲自主持的考试，合格者方准许进入县学，称为“入学”，并确定其生员身份。
合肥县学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遗迹。乾隆四十五年（1780），合肥县令刘昆打算重修县学，不料原先的县学位置已经盖上了民居，并且已经百年有余。
按道理这里是官府的土地，可以令其拆除。但考虑到“一经拆毁，难以容身”，便让在原先县学位置上盖房的黄盛远、刘维新、刘迈群三户人家分别捐出数额不等的银两，在原先位置的前面重新修建了一所县学。
（嘉庆）《合肥县志》上对原先的县学基础有描绘：洛水桥东，前至前大街，后至后大街，东至庐州营署，西至孝义巷。
前大街和后大街分别是现在的长江中路和安庆路主要组成部分；孝义巷有资料说也叫孝女巷，因为附近有一座忠义孝悌祠而得名，位置在洛水桥东三十米处；洛水桥就在今天的长江中路和六安路交口；而庐州营署应该是在今天花园宾馆的位置。
康熙年间的宰相李天馥告老还乡回到故乡合肥，目睹了合肥县学的重建，写下了《重修合肥县儒学记》，“记鸠工庀材之事，述规制，存故实以贻来者”，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重建县学之一斑。
合肥县学并不像现代学堂或学校那样有固定的课程，而是随岁科两试题例变更。当时县学藏书丰富，有《四书大全》《易经》《书经》《春秋》《礼记》《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学政全书》《上谕》《十三经》《康熙字典》《廿一史》《大清律》等。除此以外，县学还有学田、赡田。
1955年，安徽省总工会在那里盖办公大楼，残留的县学建筑最终被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