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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署一般是指营舍官署的简称。宋朝马令写的《南唐书》说，南唐的时候，都城建康发生过一次大火，烧了一个多月“庐舍、营署殆尽”。这件事被后人记录在史书里，书中的营署就是指营舍官署。
而真正作为军事机构的称呼，那还是清朝的时候。
《清史稿·邦交》讲述了英国驻台湾领事吉必勋因运樟脑被阻的史实。吉必勋命令英国将领茄当率兵攻打营署，杀伤了许多清朝兵勇。这里的营署就是清朝兵营的驻地。
庐州营署旧址在花园街与长江中路交叉口附近，根据《合肥县志·兵防志》的记载，当时庐州城里的驻军并不多，计有马兵24名，战兵36名。除此以外，还有守兵74名。
马兵，顾名思义就是骑兵；战兵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步兵。
当时驻守庐州府的军队是绿营军，最高军事首领为都司。都司原为古代的官职，明代时转化为都指挥使司的简称，为一省掌兵的最高机构。而到了清朝成为绿营军的武官职位，在参将、游击之下，相当于四品职位。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庐州营署的士兵并不多，但最高军事长官的官阶并不低。
为什么庐州营署要驻扎绿营兵呢？
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以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识，称为绿营。全国绿营兵额总数在咸丰以前大约有六十万，超过八旗军，是常备兵之一，驻守在全国各地。
绿营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属称标，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庐州城里驻防的就是营一级的，属于都司级别。
当时全国各省虽然都有绿营兵驻守，但营制及兵额并不统一，其中闽广最多，安徽最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庐州营署总共只有100多名士兵的原因，当时正是“康乾盛世”以后，作为内地的安徽，基本上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根本用不着更多的守军。
冷兵器时代的庐州营署里，响起的只能是叮叮当当铁器的撞击声。不过，最迟到嘉庆时期，庐州营署已经有了火器。除了鸟枪以外，还有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红夷炮、过山炮、劈山炮、竹节炮、子母炮等，光是火药就有2100斤，炮药300斤，铅子也就是散弹子1026斤。
整个清朝时期，庐州营署一共经历了多少任军官，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合肥历史大事记》里记载了两个著名的军官，至今还可以从中窥见庐州营署将士的拳拳爱国之心。一个是都司古维藩，1842年7月的时候，英国军舰逼近长江口。古维藩与宁国营参将恩长一起，率兵防守长江边上的和尚港和采石矶，奋勇抵抗英军。还有一位是韩映奎，他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王锡朋的部下。当年王锡朋在著名的定海之战中，与另外两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率领将士浴血奋战，以身殉国。韩映奎因为功绩卓著，被升任合肥营把总。
尽管伴随着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庐州营署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作为一处城市地标，那里的故事仍然在演绎着。
辛亥革命前夕，驻防庐州的清军已经改叫巡防营了。那么，庐州营署又去了哪里？
原来，清朝末年的时候，“旗兵”和“绿营”腐朽至极，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湘军、淮军崛起，官式名称叫作“勇营”。但甲午之战，清军一败涂地，这时清廷上下才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于是聘用德国教官，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编练新式陆军。
与此同时，清廷在各省还组织了巡防营，挑选旧绿营和勇营的精壮，另招募民丁，编组而成，任务就是保卫地方。巡防营一直存在到辛亥革命时候，各省纷纷独立，把巡防营改为师旅或警备队、保安队。唯一例外的是新疆，一直到1932年，巡防营才裁撤。
根据夏仲谦先生的《辛亥合肥光复亲历记》里的记述，1911年的时候，合肥城里驻扎着巡防营的一个营，管带（营长）名叫季光恩，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的孙子李国松向安徽巡抚朱家宝请来的。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会员孙万乘、王善德等十余人由上海、南京等地回到合肥，组织秘密机关，一面联络各地同盟会员，筹组民军，一面策动清军反正。庐州知府穆特恩是满人，吓得逃跑了；合肥知县李维垣同情革命，赞成独立；这时，关键要看手握兵权的季光恩了。看到清廷大势已去，经革命党人几番劝说之后，季光恩终于率领全营官兵归顺革命了。
龚嘘云先生在《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与军政分府的成立》里记载，季光恩起义时，兵营里有套筒毛瑟枪200支，这使庐州城里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新成立的军政府下设警卫队和宪兵队，一部分仍然驻扎在原先的兵营里。到了11月9日，革命党人在对面的大书院召开群众大会，季光恩、李维垣都到会，当场宣布庐州独立，组设军政分府，公推孙万乘为总司令。群众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全城悬旗庆祝军政分府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