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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3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是《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虽然过了40多年，这个题目今天看起来好像也很有现实意义哈，但背后的道理已大不相同了。那时改革开放已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虽已不是对抗漫骂，但还是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从我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篇论文，但也是批判文章。“滞胀”是个新词，是个新的经济现象，就是经济主体动力减弱，货币政策失灵。滞胀的英文也是个组合词，把stagnation（停滞）和inflation（通货膨胀）合在一起，叫stag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存在。
1983年，美国是里根时期，英国是撒切尔夫人时期。当时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经过二战后快速发展了，可因为政府干预多，市场作用受限而进入经济滞胀。也是由此有了英美国家的所谓“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国有资产私有化、减税及“小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在西方国家还是起了作用的。几十年后，中国在经济放缓时也推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与西方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内容不同，这是后话了。那时出国是件天大的事儿。在去美国之前我从来没到过国外，所以跨出国门后那种强烈的对比很震撼。那时出国上学也学了些书上的知识，但看到的，在大街上走走，生活中感受到的，西方资本主义多年积累的物质文明给一个刚由中国出来的年轻人带来的是迷茫、怀疑和否定的巨大冲击。没有比较就提不出问题，没有问题也就没有思考，的确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
当时从中国去美国没有直航的飞机，要在东京转机。我之前也没坐过飞机，也不知道怎样买飞机票。可能是机票买晚了，当时资助我的基金会就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让我自己去买票，结果就买了一张日本航空由北京到东京的头等舱机票，所以一上飞机就有点目不暇接的感觉，日航的头等舱空姐穿和服，跪着服务，酒和饮料丰富，而且有从来没见过的日本美食。从机舱空气的味道到广播的语言，都会让你感受到现在与窗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可这才登机几分钟啊！飞机上邻座有个老外，我凑过去和他说句话表示友好，他看出来我的惊奇和惶惶不安，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国，我说是的，我告诉他，感觉到中国和外国差别很大。这老外回了句话，让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Everything takes time.”（“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我当时英文一般，但这句话听得很明白。
后来想想，这句话里有很多含义。这老外随口一句话，表达了他认为中国只要有时间就会发展得很好，很有信心，而且好像知道中国会往哪里走。“Everything takes time”这句话也可以扩展到其他事情，假以时日什么都有可能啊！这句话用在企业上也很有力量，增加了前景视野和耐心。后来我读到爱因斯坦的时空转换，说时间是运动，也是能量，更觉得老外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当时也没问这位老外是干什么的，估计是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他有这种认识，估计他一定很成功。
到了东京成田机场，我发现因为我有美国签证，可以入境72小时。我当时看世界的欲望很强，想也没想就从机场出来了。可以想象1984年的一个年轻人在北京起飞几小时后到达东京当时的震撼感。我感觉东京是一间大的工厂，什么都在动：车在动，灯在动，人在动。城市是立体的，空气里弥漫着汽油、食物和香水的味道。我不知道在东京应该去哪儿，只记得银座是个热闹的地方。日语不会说，我就在手上写了“银座”二字展示给出租车司机。车开了很久才到银座。灯红酒绿、眼花缭乱、花花世界、纸醉金迷，过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词在这里都看到了。
在一家小酒店住了一晚才发现，我身上带的钱已花了一大半，可这还没到纽约呢。第二天，我拉着个大行李箱要再回机场去美国，打出租车恐怕钱不够了，就去搭地铁。我问人地铁站怎么走，遇上一起走路的四位身着整齐西装的男人，就问其中一位怎么去地铁站和飞机场。他发现跟我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就让其他几个人先走，他带着我走了差不多10分钟，直到把我送到能接驳去机场的地铁站才放心地离去。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很感谢这位日本人。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有传统，遇到别人问路不仅是指一下，还会专门带你去。多年后我和家人去日本旅游，问路时也有同样的经历。
到纽约是晚上10点左右，纽约在东京之上更加了一些宏大和混乱。出租车司机是个黑人，我告诉他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他就把我送到了当时台湾在纽约的一个机构，好像叫文化代表处。开门的人说这是台湾的机构，你是大陆学生，许多人会走错，如果愿意也可在这暂住一晚。我一听很害怕，赶紧告辞。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当时在曼哈顿42街上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一路走来，东京和纽约的浮光掠影已让我惊奇万分。因为当时差别太大，对比感太强。主要还不是感官上的，是思想上的。因为装了一脑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框架和预期，看到现实的五光十色，就更感矛盾和困惑。我后来多年无论到什么国家，都想在社会制度上比较一下，想找出制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能就是那时种下的种子。世界上国家制度形态之多，信仰理念之多，发展之不同，历史长河之不同的变化，太奇妙了，太无规律可寻了。真是公说婆说都有理，远近高低各不同。直到今天，我对国家间制度的比较都可能还在进行中吧！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哈哈。
到了匹兹堡，我才真正开始进入美国。现代资本主义扑面而来。1984年，在我印象中，中国的人均GDP不到500美元，而美国已是1.7万美元，差30多倍。这个水平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过去我们上大学时，经济学衡量经济发展用GNP，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个国民概念，也是个拥有的概念。那时也没多少外资企业，也没多少海外投资。而现在用的GDP的概念是个国土概念，着重在国土范围内，着重吸引外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是拥有的概念。GDP这个概念很有利于当时资本国际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形势，对资本输出国更有利，联合国1991年在美国的推动下用GDP代替了GNP。所以对今天有大量海外资产和投资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如果用GNP来衡量，它们占有的财富一定更多。这也是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所造成的。但我不是想探讨这些概念，只是想说从人均GDP的差别之大，你就可以想象两国生活的差别之大。后来我发现到了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你看看道路、车辆、建筑、商店和人们的穿着，大约就知道这里的GDP是多少，还挺准的。
到美国说是来读书，实际上这本书是从生活中开始读的。为什么美国的大桶牛奶比水便宜？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随便吃肯德基里的炸鸡腿？为什么美国学校餐厅里的自助餐要吃什么、吃多少都随便，而我们大学里打饭的窗口排长队，打饭的阿姨总是少给？有人说美国人太有钱了，我想来想去才明白，不是美国人有钱了，是他们有东西了；不是因为钱多了，是东西多了；不是因为钱多了，是鸡腿多了！为什么鸡腿多了？因为养鸡场多了，鸡长得快了，技术水平提高了，生产效率高了！哈哈，这MBA是干吗的？MBA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呀！这的确是个不一样的别人的世界。
我当时给哥哥写了封信，说看来中国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北京正是秋天，众人排队观赏香山红叶，走近了还没找到多少红叶。可是匹兹堡的山上，秋天漫山遍野的红黄绿，层林尽染，好像没有人注意。当时我觉得美国人运气好，自然资源好，国土肥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国土又年轻，没有被几千年的文明消耗过。所以后来想到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甚至包括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大、人口少、资源得天独厚，社会发展自然条件好。而中国呢？虽然面积也大，但人口多，又经过古老文明的消耗，可利用资源不够多。中国人又上进，所以生存竞争就激烈，人们也都比较勤劳节俭。当然还有的国家如以色列自然资源就差，这可能成就了犹太人在以色列这个独特的创业国度里的这种发展模式。我后来去过以色列几次，每次都想，如果把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交给犹太人管，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还是也会变懒了？
匹兹堡曾是美国的“钢铁之都”，到20世纪80年代钢铁工业没落了，其实就是被日本、韩国替代了。因为成本高、污染大，还有就是日本汽车业的兴起冲击了底特律的汽车业，匹兹堡的钢铁业作为汽车业供应链的一环也受到冲击。记得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人、钢铁工人很仇视日本人，底特律曾发生过工人枪击日本人的事件，可见当时的产业转移还是很猛烈的。我1984年到匹兹堡，几乎很少看到老钢铁工业的痕迹了，但城市还有曾经的工业辉煌的样子，最高的美国钢铁公司黑黑的钢结构大楼，匹兹堡玻璃公司闪亮的童话般的大楼，美国铝业公司二战后建的全铝合金材料总部……这都说明它曾经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特别是匹兹堡是几条河环绕的城市，很有名的是它的钢铁桥梁，匹兹堡也被称为“桥梁之城”（City of Bridges），据说全城有近500座桥，都是钢铁建的，看来当时这里的确不缺钢哈。还记得刚到匹兹堡时，正赶上美国民众支持埃塞俄比亚抗击饥饿，众人牵手横跨东西海岸，与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莱昂纳尔·里奇共唱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我也参与牵手，刚好站在一座桥上，当时觉得冲击感很大，觉得这个国家了不起，世界上的事它都管哈，歌也好听，“我们就是世界，我们就是孩子！”直入人心！
如果说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刚到匹兹堡感到的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震撼，如水车流，五光十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可等你静下心回头再来看它，它还是一座活的、有生命的、不断蜕变转型的城市。这是我20年后再回到匹兹堡的感觉。本来是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过去匹兹堡的橄榄球队叫钢人队（Steelers），匹兹堡的啤酒叫铁城（Iron City）啤酒，可见钢铁工业已与城市融为一体了。钢铁业本来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钢铁城”在后工业化年代也不是赞誉。可匹兹堡很快被评为了全球最宜居城市（world's most livable city），而且转型成了生物科技城、医学科学城，人工智能技术全美领先，有人称它为“机器人堡”（Roboburgh）。这个城市的转变可谓让人惊奇。我上次回到匹兹堡，我的老师开车带着我在街上转，他说：“你知道现在匹兹堡最高的楼是什么楼吗？”“什么楼？”他指着原来的美国钢铁公司大楼说：“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我看到外面，原来美国钢铁公司大楼上的硕大霓虹灯招牌也换成了“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了。原来曾经是美国最大企业的美国钢铁公司早就重组转型了，名字由著名的USS改为USX，公司业务大部分转到了能源和材料，还存在的钢铁业务规模很小了，只专注特种钢了。而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则成了城市最大的企业，有六万名员工，也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不仅是钢铁公司，匹兹堡玻璃公司本来是做平板玻璃的，也转型成了国际领先的涂料和特种材料公司。原来的美国铝业公司，产品升级了，公司国际化了，在中国也有很多投资了。公司转型了，城市也转型了；城市转型了，国家产业才能转型升级。美国的产业进步可不仅是在硅谷，可能是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家企业。
你在一个地方生活过，这个地方对你的影响可能当时感觉不到，但会慢慢起作用。后来我到了华润，投资做了啤酒，做了华润万家超市，又在华润、中粮和中化分别做了万象城、大悦城和览秀城。想一想，我在匹兹堡时做过的关于匹兹堡铁城啤酒的案例分析，经常光顾的Giant Eagle超市和匹兹堡郊区的Century III Mall应该是对我产生了早期影响的，是吧？
香港呢，我住了18年。对香港这座城市，它的每条街、每座楼、每家主要的公司我都很熟悉。刚到中粮时去香港开会，会后去餐厅有人问我知不知道路，我说我不光知道路，这路上的每块砖的颜色我都记得呀，哈哈，我在这一带逛荡了18年，是我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不仅对地方熟，人也熟悉，事也熟悉。我这18年是从28岁到46岁，精力充沛，充满好奇。香港也正处于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时期，华润集团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变，所以这是很丰盛的岁月。现在回头看，从MBA毕业后直接到香港，进入一个浓缩、激烈的商业世界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美国毕业的MBA回到中国的少，所以机会多。我到华润的第一年就可以陪总经理出差开会，就可以直接向董事会汇报我计算出来的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和净现值（NPV），而且还得到赞赏。这的确是幸运的，当然也是华润领导的开放大度。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华润很快就受到重用，我说我当时学的正好是华润需要的呀！
这18年，与其说我为华润工作，不如说华润培育了我。在华润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后来多年的经验和财富。特别是在香港的市场规则环境下，这种经历更宝贵。当时有人认为香港是自由资本主义，肯定尔虞我诈十分混乱，现在大家已经都知道，香港当时已经是个很成熟的经济体，它的市场环境的自由开放和国际化、清晰严格的法律规则和专业化的人才是相互配合的。
当时华润集团投资了一家公司叫永达利（Winland），也就是后来华润创业的前身。永达利本来的业务是纺织印染，因为污染环境在香港不能做了，只剩下一座破旧的工业厂房，公司的全部价值是把工业厂房拆掉重建。这时处理这家公司的责任交给了我，我完全在无感之中，为了解决难题而成了华润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要是现在，担任华润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是件大事，是个重要的提拔，我那时候不是，因为那时对是否上市没有感觉，国内也有规定，驻外公司不准炒股票，买上市公司为了开展印染业务叫不叫炒股票大家心里都还拿不准呢。另外，永达利公司很小，只有2000万港币市值，而且官司债务缠身。公司困难，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职务。让我去处理这事，我没躲，没推辞，最后也成了一个机会。后来公司成了“中国概念股”（China Concept Stocks），又成了最早的“红筹股”（Red Chips），再后来又改名为华润创业。再后来，公司又重组资产让其专注啤酒，公司又改名为华润啤酒，啤酒业务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在公司市值已是2000亿港币了。从2000万港币到2000亿港币，30年换了几茬儿人，可谓有韧性和执着，应该说这与香港创造长远价值的商业理念有很大关系。
当时永达利因为搬迁重组过程中有很多诉讼，董事长要经常出庭，没有人愿意当董事长，就让公司代管在会计师行，由会计师行的人代为行使董事长职责。公司没有员工，没有办公室，我记得除去工业厂房唯一的一件资产是花了近两万港币给我买了个大哥大手提电话，因为要接各方的来电。公司要想重新发展，这幢工业厂房先要增加资本金解决现有债务，再向银行融资发展新的物业。增加资本金是向银行融资的前提，因为资本金不够、负债太高，银行不会再提供融资。这是我到香港一年多以后，永达利也算个复杂的项目，因为要解决环保条例变更带来的诉讼，要还债，要发行股票集资，要向银行贷款，要拆楼，要建楼，要卖楼，等等，这一圈走下来可以体验到香港金融市场、房地产行业的规则是非常畅顺有序的。
华润是永达利的控股股东，但不是百分之百控股的股东。同时永达利之前做了一个“供股”（rights issue），也就是现有股东按比例增加资本金，使永达利即时的债务压力大大降低了。当贷款银行日本三和银行牵头的小银团再次提出要由华润集团担保时，我坚决反对，虽然那样做简单方便很多，但风险给到了华润集团，华润超比例给它的小股东担保是不合理的。这样这个贷款就要用完全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的形式，就是要这个项目单独承担风险，要看这个项目自身是否可行，不能指望华润集团。这样银行风险大了，贷款安排就有了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土地抵押、流动资产抵押，提款是滴水（drip-drop）式的，用一笔提一笔，上一笔没有按要求完成，下一笔就不能提款，项目进度必须按要求由项目经理公司认证，甚至银行如果认为项目管理不好时可以提出来更换管理者，如果楼花
销售出去，销售款必须回到三和银行的共管账户上，楼没建完、贷款没有还完前，公司不能动用卖楼预售款。还有在分层卖楼时，所有买家要签署一份“公契”，很厚一大本，列明所有小业主在这座楼的“份额”，包括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公共区域、共摊费用、外墙广告收入，甚至有如果因自然灾害大楼塌了，所有业主如何分配卖地盘的收入的条款，等等。
为什么香港公司突然爆雷的少？为什么香港很少有烂尾楼？为什么香港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纠纷很少？香港看起来像别人一样也盖楼卖楼，但后面的商业逻辑和秩序是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那里学的，又经过了多年实践和完善，已经成熟严密。这应该是香港的软实力，内在的软实力，外表看不见。
1997年，华润在香港开发了一个住宅项目叫灏景湾，楼盘在新机场快线上，有海景，大家争相购买，成为城中热门话题，每平方米大约9万港币。但不到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还没有交楼，价格就跌了60%，所有的买家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都变成了负资产。承担巨大损失的买家没有游行请愿要求退款。但香港人也有自己的办法，有一位买家是工程师，他提出来说灏景湾项目的建筑质量有问题，因为打桩没有打到岩石，未来楼会倾斜。虽然这位工程师也没有证据，但那时的市场环境如果能有个理由让买家可以退货实在是大解脱。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的屋宇署、法律机构、建筑师学会起到重大的、专业的稳定作用，并让人信服地、公开透明地处理事件。他们在1公里以外用钻探镜头深入到打桩的岩石层探明钢桩的位置，发现钢桩合格地打到了岩石，并取出了岩石样本。这个过程被持续报道，晚上几乎是电视直播。屋宇署再次出了质量合格信函。打桩的承包商是法国公司，大大松了口气。而华润更是很激动兴奋，因为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如果要退回已经卖出的楼，要有几十亿港币的损失。华润当然也不想看到买楼的客户有损失，但这就是香港，有契约精神、法律精神，不会因为损失大了，众人有情绪了就不严格执行法律。香港经济40年蓬勃发展，地产市场亦是。有人说地产商赚钱太多了，其实真正积累了财富的是买楼的人，是置业者。地产商卖一个楼盘可能赚了50%，已经很多了，但买楼的众人持有的物业可能增值了很多倍。这个过程是因为有透明的土地政策和严明的法律，才得以实现。
香港的资本市场中，香港联合交易所是香港经济中的亮点，因为它连接国际资本市场，交易透明便捷、进出自由。大部分中国内地的企业对香港的认识从在港发行股票开始。华润、中粮、中化在发展中都得益于香港资本市场提供的融资环境。那时在香港用较高的市盈率发股票，到内地就可以买到估值很合理的资产，当时华润提出来在内地的并购交易不摊薄每股盈利，不摊薄每股净资产，这在今天不可能做到了，但在当时可以。所以华润快速发展，连接国际投资者和内地市场。华润自誉为桥梁，有一年华润的年报主题就是“桥梁”，找了全世界有名的桥梁做插图。
香港的资本市场很国际化，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来香港，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市场，也是很创新的市场。早期的公司IPO（首次公开募股），做法相对简单，投资银行把公司研究透了，与发行人谈好价格，签好了包销协议后去向市场投资者销售，投行有很大的包销风险，所以才收2%～3%的包销费，那时叫硬包销（hard underwriting）。现在不同了，投行分成了很多角色，有保荐人（sponsor），有协调人（coordinator），有包销人（underwriter），还有账簿管理人（bookrunner），等等。在名字变化的背后是公司上市的逻辑变了，没有了硬包销，虽然投行队伍很大，但上市不保证成功，更不保证价格。这一切都用一个新的方式代替了，这就是路演（roadshow）。路演就是投行带着你满世界去推销，让别人买你的股票。我开玩笑地说有点像马戏团，你就是那只猴儿，有人带着你耍，最后有没有人买票要看你自己的造化啦。这样的结果就是投行的风险小了，上市要靠路演了。投行的确很聪明，自己不用包销了但包销费照收，包销协议都是公司股票都卖完了后才签订的。投行也会说这样做可以让公司得到更合理的市场估值，但责任小了，对公司的审核判断也难以从长期投资者的眼光去看，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啦，这是后话。
1995年华润置地上市时路演虽然是个新鲜事，但香港的投行很国际化，我们到了无论是纽约还是伦敦都没有陌生感。香港的资本市场法律环境给投资者足够信心，而中国的业务又有强劲的成长。我们那次路演很成功，超额认购100多倍，在香港引起轰动。香港的资本市场不都是顺利，也有很多波折。股价上下波动风险大，资本市场的监管也很严格，特别是对内幕交易不容忍，内幕交易属于刑事犯罪，一不小心就撞到监管的红线被调查。
记得华润在收购香港的华人银行时可能信息泄露了，有人在过程中交易股票赚了钱，被联交所和证监会关注了，后来就开始调查。因为我是交易中主要参与谈判和决策的人，这个调查非常突然，商业罪案调查科的人一下子就把我的办公室给搜了，拿走了大量的文件，包括电脑、会议记录等，他们搜查得很仔细。因为当时我有个小存折，我自己找了几年都找不到，报失了，但是他们竟然把这个存折找了出来，给我好好地摆放在桌子上。这个调查就是想知道你在这段时间开了什么会，见了什么客人，有没有向谁透露过信息，你自己和亲属有没有买卖股票。我听说不光是我，其他公司的许多相关人员也都被搜了。那天开庭法官是个老外，他就一路来问，哪天哪天的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又说哪天哪天有个什么会你参加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某某某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当时的回答都是诚实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但法官可能认为我是被我的律师培训过了，就是不管问什么就说不知道。他就突然问某天你把收购华人银行的信息告诉其他人了吗？我说当然告诉了，因为那天已经是交易完成信息全部公开以后了，这法官想唬我一下，但没唬住。后来法官说：“宁先生，你是最诚实的人！”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催生好公司的城市。香港的经济发展史也是公司发展史。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的公司史是从英国公司开始的。早期的怡和啊，太古啊，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啊，还有一些欧美的国际性的公司，是当时香港经济的骨干。后来华人的企业开始冒起来，像长江呀、新鸿基呀、恒基呀，当然也有一些华人的当时由上海搬到香港的企业做船运，做工业和贸易的公司在香港地位越来越高。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投资的企业在香港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老的中资企业，如华润、招商、中旅和中国银行等早就在香港扎根了，后来得到了更快的发展。新一代的中资企业像光大、粤海投资等，虽然经过了起伏变化，也在香港发展起来，并通过香港支持了内地业务的发展。
华润集团的大部分业务也是在香港催生出来的。除了华润集团，华润创业、华润置地、华润电力、华润水泥、华润励致、华润啤酒、华润医药等企业都是在香港催生出来的。现在其中有几家已成了恒生指数的成分股了。中粮也是，中国食品、中国粮油、中粮包装，还有蒙牛乳业都是在香港上市并得到发展。特别记得的是中粮集团在坚定地走向国际化进程中，香港支撑了这些交易，中粮在香港并购了业务主要在南美的来宝农业（Noble），也在香港融资。虽然近年来香港的资本市场活跃度有所降低，但中国中化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金茂、远东宏信、中化化肥等公司也在香港资本市场规则下健康发展。我一直相信好的公司一定是在好的市场环境和好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催生出来的。香港其实应该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为什么硅谷总是诞生好的公司，为什么深圳也可以，为什么浙江也行、合肥也可以，为什么很多地方多少年一家独角兽企业也没有？这件事越仔细想越觉得很深呢！
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香港的故事太多，说不完，怀念香港！
北京是座大家太熟悉的城市，本来不想写了，可是中粮和中化的总部都在北京，我从工作到退休也在北京住了17年多了，所以北京绕不过去。
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但不是商业中心，所以北京的企业特别是央企有一种天然的政治意识，也有天然的胸怀天下的姿态，也的确有一种北京宏观思维指导下的发展模式。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战略很容易做得大，企业战略也容易贴近国家的产业布局。但在北京的企业也经常需要同时满足多个目标，使得企业架构复杂，决策意图传递缓慢，真正下沉落地时力度不够。如果说大企业有“总部病”，在北京的企业容易产生。
中粮集团的战略转型可以说依托也得益于它在北京的优势。中粮集团本来是一家传统的有些垄断性质的贸易公司，负责国家的粮食进出口，后来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粮食进出口经营权逐步放开，中粮集团的政策重要性降低了，单靠贸易就很难维持下去，集团的北京总部也和全国的几十家省市的分公司脱了钩。中粮集团下面的路怎么走，能否从独家代理走向市场竞争，从一般贸易走向全产业链，从国内企业走向一家国际企业，特别是在公司战略方向上能否与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做到契合，这的确需要宏观的思维、微观的执行，也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北京的确是中心，是个可以让你收放自如的地方。记得当时从香港华润到北京工作我有些不情愿，考察干部的领导就跟我说：“香港这么小的地方，你在这能干什么，北京看全国的空间多大！”我当时还真不理解，现在看北京的氛围的确是一个可以酝酿企业大战略的地方。
总部在北京的中粮集团的确也像不断变形的八爪鱼，经过了业务的扩展—收缩—再扩展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因应了政策的变化。中粮集团最开始作为全中国粮食对外贸易的总公司几乎是垄断的，在各大口岸，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大连这些城市和主要的粮食食品进出口省有几十家分公司，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化就同这些分公司脱钩了，下放给各个省市，其实这些粮油公司后来发展得都不是很好。中粮集团收缩到只剩下总部，当时规模已经很小了，好像资产只有八九千万元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中粮集团又实现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有机的扩展，这次新资产不是贸易公司了，可能是生产加工，可能是产品分销，可能是物流设施，也可能是粮食以外的投资，中粮集团又成了一家全国性的公司。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内部的商业逻辑联系很强，是主动战略布局。后来中粮集团总部提出来创造协同价值，大中粮无边界，加上了很多的并购整合。中粮集团实际上被重塑了。这个过程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发展的，所以有持久性和继续发展的基础。中粮集团在北京，在领导眼皮底下，又有许多老大哥企业比着不太会得过且过。所以北京这个城市会给企业提供一些另一方面的发展动力。在北京容易看全国，甚至容易看全球，看到大的远的事情，是商业模式也是战略方向，也意识到公司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了。当时中粮集团有个基本逻辑，就是根据中国的耕地规模、粮食产量和消费需求、全球的粮食产量、全球人口和食物需求，无论是中国、亚洲还是东半球，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及西半球的一半。长远来看，如果人们消费高蛋白食物的趋势不变，从西半球运粮食到东半球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认识的驱动下，中粮几乎同时并购了两家世界性的综合性粮食企业——来宝和尼德拉。它们的贸易物流网络遍布世界各地，主要资产在南美洲、北美洲、欧洲等地区，业务涵盖除粮食外还有糖、咖啡、棉花甚至种子。
这样中粮从北京再一次走向全球，现在它已具有一个很成熟的网络了，是全球化的全产业链，全球化的“从田间到餐桌”。过去全球的粮食贸易被所谓的ABCD公司
控制，它们是三家美国公司（ADM、Bunge、Cargill）和一家法国公司（Louis Dreyfus）。这几年中粮在国际化经营上越走越好，经营规模已赶上ABCD了，有同行开玩笑说ABCD的C已经是Cofco（中粮）了！我说不一定把别人替掉，但可把中粮加上，可以称为ABCCD啦，哈哈！
企业不仅形成了城市的经济总量，也形成了城市的面貌，中粮集团还有一块不太大的地产业务，也对北京的城市产生了正面的，也可以说是提升的作用。最早的中粮广场在建国门内长安街上，曾经是北京最好的高级写字楼，当时刚进内地的汇丰银行在中粮广场开了第一家分行。当时麦当劳也是刚进中国不久，也选择在中粮广场开店。麦当劳那时可不像现在很多只能在角落里开店了，那时候麦当劳可是最洋气的。北京市提出来要做世界城市，中粮首先建了几家新的国际品牌酒店，如华尔道夫、W酒店，都是第一次进北京。后来中粮又建了北京比较先进的购物中心大悦城，成了北京年轻人消费的潮流之地。我有一次在街上走听到别人打电话，说在过节的时候聚会去大悦城，不见不散，我听了很高兴，大悦城的确成了地标，也融入到了北京人的生活之中。中粮还建了个很好的生活小区，就是中粮祥云小镇，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社区。除去一般的居住，有消费娱乐教育设施，成了北京的一个热点，叫网红打卡地。北京市的领导在一个会上说，中粮对北京贡献很大，中粮祥云带动了北京的消费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北京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我心想多亏当时把中粮祥云建得够大，否则设施不完善，不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因为当时买地时是举牌拍卖，谁价高谁得。本来中粮只想买几块相连地中的一块，可那时美国刚发生次贷危机，拍卖现场很不活跃，负责地产的同事打电话给我，建议把整个地块都买了，我正在纽约出差的睡梦中，迷迷糊糊就同意了。没想到当时的拍卖价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升了5倍啊！
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的合并发生在北京，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合并，又加上先正达的并购交易正在进行中，事情可谓复杂。这件事涉及大几千亿元的再融资，几十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批，国内多个领导部门和监管机构的审批，几十万员工的重组，内部几十个公司和部门的调整，所有成员公司的战略和产品再定位，形成16000多亿元资产全球规模第一的化工企业，当时只觉得很重要，也很劳累。现在回头看这种复杂重组，社会环境的支持很关键，北京恰恰是这种地方。北京可以说是个做大交易的地方。重组后有银行的领导问我说没重组前觉得两家合并肯定挺困难的，怎么现在看来还挺平稳顺利的？我说一是领导水平高，推动促使了合并，而合并后两家虽有困难但真的有协同价值；二是员工水平高，员工们从公司发展长远角度看重组，可以说是积极热情地拥抱了重组。新的中国中化控股千挑万选决定用牡丹花作为公司的标志，代表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期许。新公司正式成立那天，有人引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你什么都没变，
可在别人眼里，
你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