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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气盛，觉得自己懂的事很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甚至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年龄大了，回过头来看，不禁一笑，原来你不过是一个被经历塑造和被人影响的产物。我们常说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种教育，甚至某种职业的人有很大不同。这一点等你年纪大了，对人群的这种不同感受会更深。树种子是一样的，长出来的树却不同，何况有时种子也不同呢！在对你影响大的人中，老师可能是排在前面的，因为老师与你度过的时光正是你成长的时光。老师的影响不仅在学校，不仅在学习，不仅在短期，它是潜入很深，慢慢释放出来的。当你再意识到你受到老师思想影响的时候，你才意识到你自己的来历，你才意识到哲学中的认识论是有道理的哈！我上的中学是山东省滨州市（当时叫惠民专区）的北镇中学，是一所很好的中学，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我上中学是1971年到197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学校整体上课比较少，主要是学工、学农、学医，比如去纺织厂做帮手、学针灸、学习维修柴油机等，为将来去农村插队做准备。现在看那时一定很艰难郁闷，其实不然。那时青春年少，眼前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未来都是美好的，虽然饭都不能吃饱，也还是充满了热情。这过程中遇到的事情不管是持续的辛劳还是短暂的快乐，都会在你生命里留下不知觉的永久的痕迹，给你带来感悟和收获，并形成你世界观里顽固的一部分，这在当时并无意识。现在我们说认知形成、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原来这是个无意识的时期，是个空白期，是一个禾苗出土，吸收外部所有营养包括空气的时期。
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的“白卷英雄”时代，除了学习工农医这些实用性的技能，其他课学得不太多，老师也不大教书。整体上，中学是没有系统上过课的，因此很多课，我的印象也不是很深。但有一门课，可以说对我后来的思维和学习的角度有很深的影响。这门课就是生物课。生物课老师姓邱。邱老师不仅按时上课，还让我们抓青蛙和蚂蚱来做标本。他给我们讲为什么青蛙的颜色与池塘里草的颜色一样是绿的，为什么蚂蚱与土的颜色一样是黄的。他说这叫达尔文主义。他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讲了动物变异对环境的适应，接着讲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讲了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内容，在当时给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心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进了一束光，给了他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世界万物的一种思维，很有冲击力。我突然了解了世界原来是这样形成的，世界的规律和秩序是在变化和进化中不断进步，不断适应自然形成的。这在今天看起来与老子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也很近。为什么一棵树朝南的树枝长得会比朝北的粗壮一点？因为有阳光，有光合作用，是植物对自然的一种反应。后来在大学里读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用达尔文主义来分析社会、分析人群、分析人群化分和斗争、分析人对自然的适应。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它是中学生物课的一个应用和继续。那时让我觉得困惑或者失望的是，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差别之小，用达尔文主义理解人类社会，从历史到现实几乎无坚不摧，真让人觉得人类不仅是自然世界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生物世界里人类的优越感也大多是自我感觉良好，哈哈！
再后来去剑桥学习的时候，我在剑桥图书馆里看到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笔记手稿，它记录了达尔文在环球旅行中构思《物种起源》生物进化理论的过程。他天才的观察、探究和寻找规律，仍然让我受到心灵上和智力上的震撼。当时离我初中在邱老师带领下接触到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仍然新鲜！后来慢慢读书多了才知道，无论是生物学还是哲学，或者经济学、社会学的很多著作，都会把《物种起源》作为一个基础。可以说，邱老师和这门课陪伴了我一辈子，帮助了我一辈子。少年时候经历的事情，接受的教育就像一颗种子，住到了心里边。但是它以后会不会发芽，什么时候发芽，这个就看个人的醒悟和造化了。但种下这颗种子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我越来越发现，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适用于人类社会，它也适用于做企业，或者说更适用于企业。现在“竞争”这个词用得很多，竞争看起来是很表面化的生存形式，竞争中的胜负是汰弱留强的过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但其实竞争只是表面的形式，而竞争促成的进化才是更有意义的。有人说市场经济的表面是交易，交易后面是供需，调节供需的是价格，价格的形成靠竞争，竞争带来效率提升、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物产丰富，这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在市场经济里进步进化的过程。当时教生物的邱老师可能没想到他的学生会把进化论思维联系到市场竞争上，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过去我们可能较多地注意竞争中的技巧，对整个进化的全过程理解不够，特别是有意识地进化更是件不易的事。市场的竞争手段如价格、营销等是战术，想要搞战略就要有进化。物种进化是生物革命的过程，公司也是一样。同样的环境，有人进化，有人不进化。我以前试图问过，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聪明的猴子不进化，而看起来愚笨得多的猿人进化了，基因肯定是不同的吧。
华润以前因为贸易业务的萎缩，就搞了些投机性的商品和外汇的交易，后来吃了亏，学乖了，知道了最好要做实业。可又发现投资太分散，什么行业都有也不行，就又提出要专注主业，不能过于多元化。可后来我们又发现，即使在同一行业，你的业务也很容易搞成无联系的小块，是同一行业中的多元化，也有问题。这时我们又说在同一行业的发展要有协同效应，要有联系。可我们搞了一阵又发现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强大，我们在竞争上没有优势。我们又提出重组整合，提出做行业的领导者，否则我们就不做。行业的领导者不易做，可这是长远生存的条件，也是我们商业思路不断进化的结果。这其中的进化是多方面的，有商业模式的，有组织形式的，有产品的，有技术的，根本是思维的。我不知道其他生物的进化是否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不清楚它们是否有意识。但人的组织的进化一定是有意识的，有意识进化是人与生物界进化的不同，也是企业生存发展所要求的。
印象深刻的第二位老师叫周之美，是山东大学经济系
的老师。1979年我去山东大学上学，当时经济系还叫政治经济学系，因为这个学科被认为古板传统，被其他系的同学戏称为“正经”系。课程内容可以说偏政治，偏制度，偏对西方制度的比较批判，对资本家、剥削、革命有更多的论述，对具体的经济运行研究不够。虽然中国1979年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已经提出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也有了深圳特区，但那个时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践大都走在传统理论前面，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试边走，可见勇气和决心，我想主要还是智慧吧。后来也有人说，干吗要摸着石头过河呀？河上明明有桥嘛！可他不知走那个桥走得太快，人多了受不了。又要过河又不能太急，这个平衡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平稳走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这时候政治经济学系讲的一些理论不断受到了经济发展实践的挑战。我们当时开学的第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概论。用的是老的课本，是马列基本理论加上苏联的一些实践和当时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综合到一起来学。它着重强调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等，相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民营企业，对外国资本开放的经济特区等鲜活生动、令人兴奋的实践，理论显得很灰色了，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困惑，不单是怀疑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会怀疑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尤其是新环境下的适用性。
在这种敏感和困惑的情况下，周之美老师来上课了。他讲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实际上可以看成马克思《资本论》的导论，是为学习马克思的原著做准备的。100多年前的《资本论》是经济学著作，也是政治宣言，它能解释今天的问题吗？出乎大家的预料，周老师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概论当成一门关于政治观点的课来讲，来强压给同学。他把《资本论》看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研究，是哲学方法论。他不用道德的、是非的观点来判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用辩证和历史的观点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和逻辑方法的应用。这样他就跳出了当时的争论，脱开了直接简单的答案，而认识到了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实质。这个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在某个历史阶段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及它的不断演变。
比如马克思会怎么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周老师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没有固守任何的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如果马克思知道了今天资本主义的演变和中国的发展，他一定会同意的，这不是简单推测，这是他的哲学方法所决定的。所以后来我们同学之间经常问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如果马克思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想啊？”哈哈。
周老师上课时不会照本宣科，把政治经济学当成教条灌输给大家。他首先明确，科学是变化的、是进步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要受到新的、变化的经济现实的考验，我们应该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为什么？不是因为结论，而是因为它提供了辩证的、发展的、不断优化自己的方法。他甚至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没有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周老师讲课通常没有很大厚本的讲义，他就端一杯水，拿几支粉笔，讲课时声音非常平稳。当时我们的教室是在教学楼旁的一座临时建筑里，外面堆了很多砖头瓦块。周老师就拿这些建材举例子，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讲的是效率、减库存、高周转，建筑工地堆这么多库存不是社会主义。在谈到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作为商品来交换的时候，周老师举例说：“你看办公室里很多闲散的人，每天喝茶看报，为什么？按《资本论》的说法，这也是他们自己在给自己增加工资，因为减少了劳动就等于提升了劳动的成本，等于给自己增加了工资，这是不平等交换，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当时改革开放，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个体户、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民营企业，那社会主义是不是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工人又受剥削了？周老师再一次拿《资本论》原著来给大家做解释，说不需要用隐晦或者赞美的色彩来看资本家和他们所代表的资本，他们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起到了积极地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因为《资本论》德文版和法文版中对资本家的剥削与工人的贫困程度一个说成正比，一个说成反比，周老师反复分析两种说法的不同角度的含义，告诉大家产业工人和资本不是对立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周老师的课让大家更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哲学家，是站在历史的发展角度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力，指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不同人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自然科学，不是伦理学，不是道德学。
周老师从一开始就把同学们的学习带入了一个科学的、探索的、开放的境地，我们不是学了一个政治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学了一个客观的分析方法。周老师还一直强调应该学好这门课，因为它综合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包括统计学甚至美学在内。以这门课作为一个出发点，在思维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思维方法，有利于学习其他任何学科，能够受益一生。我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也的确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得益颇多。社会科学中的结论和判断总是有时限性的，但方法和逻辑是持久的。
再后来我也接触了其他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思想，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实际上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启蒙者。他们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和某些方面变得更好，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没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方法论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两种：一是基于立场和观点的方法论，二是关于事物规律的分析逻辑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是辩证变化的，是运动和进化的，是矛盾斗争相统一的，是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等等。在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由小到大、由核到表，从事物表面看到内在本质，由原子开始看到大宇宙，一层层、一步步的逻辑方法在《资本论》中的应用的确让人叹为观止。表面看是社会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但马克思却从根本的商品出发，一路逐层扩展分析范围，分析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价值的分配、商品的交换流通、土地及地租、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形成及利息和金融市场等，直到社会制度，最终构建起他的理论大厦。这个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到几乎所有事物本质规律的分析。真的很期待天才的马克思活在今天，让他解开我们心中的谜团呀！
100多年前马克思讲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分配关系的分析，事实上在后来改变了世界。但马克思科学研究的价值理论对企业运作的指导意义往往被忽视了。今天“创造价值”这个词又被广泛引用，虽然它已完全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也比这位老人家讲的要肤浅得多、小气得多，可它对企业中经营理念的建立还是很有价值的。社会进步到今天，万物都与10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理解下来，企业中价值的创造仍可作为一条管理精神的核心来运用。它听起来老，实际上很新，因为哲学的思考基础是一样的。后来我做企业，用五种价值，即工作价值、交易价值、资产价值、企业价值和股东价值，对现代企业中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类。有了这五种价值创造，企业中不同职务、不同层次的工作都可以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小事和大事、局部和全局、个人和众人可以协调起来。我当然不可能像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一样来科学地定义这里所说的价值，但可以让企业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价值创造的链条中的位置，而整体上我们也可以较好地管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五种价值代表了企业经营活动中不同层次的参与，而企业的兴盛要求每个环节都协同行动，依次服务于更高层次的价值创造，这样企业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
第三位让我时常记起的老师是1984年我去美国匹兹堡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时遇到的会计学老师罗素教授。美国人发明了MBA教育，当时很盛行。也有人把美国经济好、企业好的功劳加到MBA教育身上。所以班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那时欧洲MBA课程不多，许多欧洲国家的同学也来美国读MBA。当时整个匹兹堡大学商学院就我一个中国学生，可见那时读这个学科还真有点探索性。其实MBA课程就是把商业或者公司管理的众多方面集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商业管理框架，包括战略、投资、生产、销售、人力资源、财务、金融、统计、管理等等，让人对商业的运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和理解。MBA课程中非常基础的一门课就是会计学。会计学的历史比MBA课程早得多，会计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人类有商业活动开始的，而其他的MBA课程如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分析方法等则是后来出现的。会计学也是MBA里比较成熟的基础概念性的课，几乎经营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在会计学上表达出来。会计学在MBA课程里当然是重头的必修课，所以匹兹堡大学的商学院有很多讲财务会计的教授。同学跟哪位教授学呢？谁教得好呢？学院的安排也很市场化，就是让教授竞争，抢学生注册自己的课，所以每一个教授在开这门课之前，都会在某天中午找一个咖啡厅，用一种类似于竞选的方式向学生推荐自己的课，比如他有多少研究成绩、多少教学经验，学生通过他的课可以学到多少东西等，争取吸引更多学生报他的课。因为报名的人数、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和打分，会对老师的收入甚至晋升都带来影响。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制衡教授的制度，每位教授都非常在意。
我第一次见到罗素教授，就是在一个咖啡厅他自己推广课程的演讲中。他和别人不一样，上台以后没有更多地去讨好或者引导同学们去报课，先是强调了这门课的重要性和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然后话锋一转，说：“你们不仅仅是来登记或者注册上我这门课，对你们来讲，上我的课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付出。这门课会要求你有很大的付出，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来上我的课。”他没有寻求学生的短期支持，反而让同学做好接受挑战的准备。这种态度反而使得学生肃然起敬，觉得他的要求很高，如果自己想接受挑战，瞄向高质量的学习，就应该跟他学。受到他这种对学生的挑战式要求的吸引，我也报了他的课。果不其然，他的要求很高，而且讲课的方式也是那种掌握全局之后再展开讲局部，明了规律后再讲特殊问题的引导启发的方法。
罗素教授本人是一家做装修材料的公司阿姆斯壮的董事，上课时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份阿姆斯壮的年报。一边是会计学的课本，另一边是阿姆斯壮的年报，他一下就把同学带入了实际的公司运营之中。上会计课，如果能把一个很规范或者业务相对成熟、完善和复杂的公司年报，从董事长写给股东的信，一直到审计师的意见，包括每一项注释代表了什么意思，从头到尾全看透的话，那么你就差不多了解了这个公司，同时也基本上了解了整个会计和财务记账的方法及规则。罗素教授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每个学生不光学了课本，也学了看年报，两者结合起来，就能让学生在一个非常实际的环境中看懂财务数据所表达的企业运营状况，分析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我当时当然也很用功，但因为是MBA的第一个学期，从语言到思维习惯，到对课程理解，挑战都很大，对于会计学是否有那么大的作用也有一些想法。第一学期过了一半，我收到罗素教授的信，说我的学习有些问题和不少的错误，建议我去办公室和他谈谈。在办公室，他指出我在计算生产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时，几次都做得不准确，由此影响了对整个产品成本的计算。他认为我应该把这个概念理解得更清楚。我解释说，我在国内学了很多《资本论》的内容，在折旧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资本如何创造价值、如何进入成本，《资本论》和现代会计理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马克思总体上认为成本、价值是来自工人的劳动。罗素教授听后说，马克思理论的用意很好，但实行不了，因为计划经济要求的做法把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加起来也不够用。（如果罗素教授知道今天的计算机的大算力和AI的应用，会不会改变他的观点呢？）你怎么能保证你楼下的小商店里每天都有恰好数量的可口可乐卖呢？他又说会计学的折旧问题也是现金流的问题，关系到企业健康运营，这个数字不能错。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直到后来我在公司听到任何经营分析时都会先问清楚折旧政策和现金流的问题。
罗素教授讲课时吸烟，几乎不停。那时美国课堂中老师可以吸烟，学生不行。罗素教授进课堂时就把两包烟放在讲台上，是一种绿盒的薄荷烟，我记得牌子好像是“Salem”。他并不把每支吸完，讲到激动时，“啪”一声把烟点上，用的是火柴；抽没几口再一激动，顺手把烟灭了。他还不停地喝咖啡，同学也喝咖啡，也是浓浓的。那个年代好像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健康意识，教室不大，烟草味、咖啡味，加上同学们很投入的讨论和被反复翻来翻去的公司年报，这门课让我觉得离美国商业社会实际很近了。
罗素教授当时估计60岁左右，这个年龄的老师讲课容易讲框架、讲概要，不讲具体，但他不是，他把会计科目每个关键点都讲得很清楚。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会计概念如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如何连接、经营性现金流与应收账款的关系、计算存货成本的时候是用先进先出法（FIFO）还是用后进先出法（LIFO）等都是罗素教授反复讲到的。特别是当时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国际化，许多美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产品已不再是美国生产的，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当时还是很新鲜的。罗素教授没有拘泥于当时美国的传统会计做法，而是把汇率、税率、不同国家的会计准则和企业内部转移成本的好处和风险都从经营者角度说明白了。罗素教授的课让我觉得Financial Accounting（财务会计）这门课几乎涵盖了管理学所有内容，以至于后来在其他课上遇到疑惑也会回到这里来找参考和方法。
财务会计的管理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后来因应企业的发展有了战略会计的思想，就是用战略发展的过程思维来分析会计数据，并用体现在会计报表以外的如资本市场价值来评估企业以支持公司战略的发展，当然这要很小心，很有原则。我后来在公司里经常挑战企业财务人员的数字解读方法大都因此而来。
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制造了数字。企业的数字是社会数字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同等重要。一位哲人说过，世界是由数字组成的，我今天才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企业对数字的要求要高过一般的数字统计，数字不仅要求是真实的，而且产生数字的方法是合乎规则的，数字的分类系统是科学的，数字的分析解释是符合市场原则的，数字系统是完整的。数字在企业里是起点，也是终点。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在管理企业有形资产的同时，制造出一个“镜像”的数字企业并通过它来管理运营企业的所有环节，可见数字的有形的力量。
一家企业，能否在全体成员中，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无论是财务人员还是销售人员，建立起一种对数字的神圣感、严肃感、法律感、尊重感、科学感、专业感，可能是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很重要的表现。企业其实生活在数字中间，有了好的数字系统，或者叫信息系统，企业的效率会提高，决策会准确，评价会公正。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做好并不容易，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外国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可企业中的数字还时常出问题。中国的企业界有个词叫“爆雷”，西方好像没这个词，“爆雷”的意思一是事儿不小，二是很突然。为什么突然呢？因为数字系统不严谨，因为数字是人做出来的，这里不仅有技术问题，还有态度问题。
我最早在华润提出并应用的6S管理基础就是数字体系，它特别应用了管理会计的概念，不仅是数字准确，同时把战略与财务结果融合考虑，在分析企业长短期经营结果、预算与实际的差别、不良资产处置、前任后任交接、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特点等情况时，用更符合实际的逻辑构建管理方法。应该说，罗素教授的思维对我影响很大，几年前我又回去过匹兹堡大学商学院，罗素教授已去世了。希望他还记得那个上课坐在前排但举手提问不多的中国学生。他曾问过我为什么课堂发言不多，我说还没有想好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中国人有句话是“要有耐心”（B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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