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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除见于选料、工艺以外，最集中表现在于造型。红山文化玉器总的出土数量较少，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只有175件，各地收集的不过200余件。但类别甚多，可归纳为四大类：动物形玉器、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环、镯、璧、珠类玉器。
由于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设计多在写实基础上发挥高度抽象的艺术思维和想象力，使得各类玉器的原型一直是吸引研究者注意力的课题。讨论较多的，集中于动物题材。有玉雕龙是猪龙还是熊龙，玉蚕还是玉蝉，勾云形玉器是否兽面，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等，还有动物组合和人兽组合的研究。
关于红山文化玉雕龙的原型，研究者曾推定，无论是“C”形龙还是环体龙，其原型均来自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猪。此后有将“C”形龙与赵宝沟文化陶器上装饰的刻画鹿形纹相比较，从而推测这类龙属赵宝沟文化，原型可能为鹿。环形龙
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依大小尺寸可分为大、中和小型。环体玉龙体躯肥硕，首部甚大，短立耳，圆睛，吻部有多道皱纹，曾称“玉猪龙”。后从细部特征分析，非猪更似熊，尤其是短而厚、顶端圆的立耳，其特征不同于宽而薄、顶端尖的猪耳，为熊耳典型，故红山文化玉雕龙的原型多非猪而为熊，是为熊龙。联系女神庙供奉有泥塑熊龙，玉器中有玉雕三孔双熊首梳背饰件，石钺柄端以熊首石雕件装饰，积石冢出有熊下颚骨，以及红山文化以渔猎为本的经济生活，可知红山先人曾以熊为伴，是个拜熊族。
内蒙古敖汉旗南台地陶尊及所饰刻画神鹿纹与“C”形龙对比
陶尊及神鹿纹引自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C”形玉龙引自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红山文化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雕龙
玉蚕以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的4件标本为典型。有蚕、蝉两种说法。后经对实物观察，这4件玉器的头上端雕出两个乳突状触角，头部端面雕双目，嘴巴微张作吐物状；腹部雕出“回”字形的双翼翅及后端的三个分节，都具蚕蛹特征；体侧横穿单孔为排气孔的简化或象征性表现，故应为蚕蛹。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西、河北、河南及苏浙地区都有蚕形象及有关标本发现
。红山文化玉蚕的确认，在把史前育蚕的范围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的同时，更将玉与蚕联系起来。文献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和“化干戈为玉帛”的记载，是古人将玉与帛视为崇高、和谐的象征物而列为礼制的最高载体。红山文化以玉为蚕，是这一理念较早也较典型的一个实例。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收集的玉蚕蛹及线图（玉蚕蛹拍摄时为倒置）
引自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勾云形玉器以单勾型和由2件单勾型组成的双勾型为主，还有特异型和简化型，其原型和功能至今尚无定论。原型有学者以为是鸟，更多学者以为双勾型是兽面。笔者认为，这类玉器以卷勾为基本要素，双勾型兽面说所谓的“双目”原是中心卷勾与器体衔接而形成，长侧边的“牙齿”也为四边和中心卷勾的延伸，且器的两侧短边多不对称，故非兽面。苏秉琦先生认为，卷勾或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勾连花卉（玫瑰）纹的影响，故称勾云形玉器为“玉雕玫瑰”，是破解勾云形玉器原型的一个新思路。勾云形玉器的功能，原定为佩饰，但出土状态为竖置而非作为佩饰的横置，且多反面朝上；出土位置多在墓主胸部右侧，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最大的那件勾云形玉器更竖置于墓主头部左侧。位置都大致同于史前文化斧钺的出土位置，由此推测勾云形玉器与权杖一类器物有关。在神权至上的红山文化中，权杖即为神权象征物，无怪乎饶宗颐先生称勾云形玉器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第一重器”。
单勾型勾云形玉器，中心为单勾非目，下出双并齿状突当也非牙齿
引自郭大顺、洪殿旭主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图8
两件单勾型组成的双勾型玉器，横置时左右不对称
引自天津博物馆编：《天津博物馆藏玉》，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005页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27号墓出在墓主头部左侧且竖置的勾云形玉器
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大宗，总计约超过50件。不过与其他玉类相比，斜口筒形玉器的器形简单，无纹饰，其原型也无从说起。因此，这种斜口筒形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就成为一种既很有特点，又特别“另类”的玉器。但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虽器形简单无纹饰，但用较大的块状料，掏大孔，既费料又费工费时，应该是红山人格外重视的一种玉类。
斜口筒形玉器的功能，因其最初发现时的出土位置在墓主头部，曾被误以为是束发的冠饰。解密信息来自同时期的安徽省凌家滩遗址。2007年凌家滩遗址发掘出1座随葬200余件玉器的大型墓葬（编号07M23）。墓主人腰部附近发现呈扇面分布的3件一组玉器，1件为近于斜口筒形玉器的玉龟壳，2件为形制较为标准的斜口筒形玉器，后者被发掘者称为“玉龟状扁圆形器”。这3件玉器的空腔内各置有玉签，推测为占卜工具。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原型就是龟壳，是龟壳的简化。以后我们又从斜口筒形玉器的造型、加工和出土位置及状态与同时期实体龟壳和玉龟壳进行比较，说明“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是有充分依据的。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与凌家滩遗址玉龟、大汶口文化实体龟壳比较
安徽凌家滩遗址07M23的3件斜口器出土情况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斜口筒形玉器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局部
勾云形玉器竖置反面朝上，双龟（鳖）位于墓主左右手处
红山文化墓葬中随葬玉龟已有多例，且出有玉龟壳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随葬的2件玉龟（鳖），为一雌一雄，分别握在墓主人的左右手中，表达对神权的掌握。可见红山文化先人与其他同时期史前文化一样，都有对龟灵的崇拜。斜口筒形玉器为龟壳的简化，进一步表明红山文化的龟灵崇拜在史前诸文化中是处于前列的。
动物或人与动物合雕玉器包括同类动物和异类动物的合雕，以前是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才见到的；史前玉器中的动物形象，多为单体。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动物合雕，有玉璜的两端分别以双虎首和龙凤首为装饰；还有鹰熊合体的玉佩。杨建芳先生称为史前玉器“超前性”的表现。其实红山文化动物合雕已有较多实例，形象完整而神化，是更为标准的动物合雕，而且还有人与动物的合雕。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同类合雕有双熊首和双人首的三孔梳背饰各一例，异类动物合雕有龙凤佩一例。左上图的这件龙凤玉佩，出土于一座中型墓中，位置在人体腹部。龙与凤都头部突出，占据了佩面的大部分位置，目、嘴、冠和角刻画清晰，而躯体极简；且一横一竖，既两两相对，又完全不对称，设计手法之高超，令人惊叹不已。人与兽的组合尚无正式发掘品，有收集多例，尤以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所藏人与熊组合最为重要，呈现的应是巫者作法的形象。此玉件选透闪石软玉的河磨玉料，玉人的左臂尚遗有一原岩面凹坑痕迹。以圆雕表现人蹲踞和人与熊相依互动的体态，是红山文化玉器造型工艺水平甚高的一件玉器。特别是人与兽的组合，明确表达了巫者借助熊以通神的特定动作。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3号墓出土的龙凤玉佩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3号墓出土的龙凤玉佩拓片
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的玉熊人
引自郭大顺、洪殿旭主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图27
牛河梁遗址4个地点共发掘97座墓，其中有随葬品的有48座墓，而只葬玉器的墓葬，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9.59%。
有随葬品的有48座墓
依时代划分
依等级划分（主要见于上层积石冢）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随葬20件玉器，无陶石器随葬
依以上统计所见，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只葬玉器的习俗集中表现于上层积石冢，又集中于上层积石冢中的高等级墓葬，且下层积石冢时期已出现只葬玉器的习俗。这说明，只葬玉器，是牛河梁遗址埋葬习俗的代表性特点，而这一特点是在积石冢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制度化的。
史前诸文化的墓葬，都以陶器和石器为主要随葬品，只有红山文化是个例外。本来红山文化已具备相当发达的制石和制陶工艺
，但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却极少有这些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陶器和石器，而只葬非实用的玉器。据研究，史前时期玉器是巫者与神沟通的工具，巫者参与玉器的设计甚至制作，反映巫者的品德信仰，从而赋予了玉器特定的价值观。这就涉及了玉与礼德的关系。在红山文化玉器最初被确认时，研究者曾依据其造型十分抽象又高度统一，以为有思维观念制约，推测为“礼的雏形”。“唯玉为葬”的观点提出后，笔者联想到王国维先生释“礼（禮）”字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其独以玉为“礼”字创字的初意，只有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之吻合。这就进一步将玉和礼的起源联系起来，说明玉器确为最早的礼器。而史前时期特别是红山文化玉器对玉器质地的刻意追求，以达到通神的最佳效果，也与后世“以玉比德”有先后承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