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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唯有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才能够生存下来；那些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会被大自然淘汰。
既然所有的生命都遵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么“社会”是否也存在这样一套发展法则呢？生物进化论能否用来解释今天的社会现象呢？19世纪欧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开始纷纷思考这一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原理》一书，他指出：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必然会导致灾难和战争。唯有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如战争、瘟疫、限制结婚等方式，才能维持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这一观点吸引了斯宾塞的注意，并给他带来了启发。于是，他将生物进化的法则引入社会领域，提出了“社会进化论”。
斯宾塞认为，宇宙存在着一个首要原理，即进化是宇宙的主要过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同质到异质的过程，人类社会也遵循这样的原则。
（1）从简单到复杂：简单的部落形式→复杂多元的国家形式。
（2）从不确定到确定：没有强制效应的习俗、礼仪→明确的法律法规。
（3）从同质到异质：传统农村→现代都市。
（注：在乡土社会中，多数人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活动，人口流动性小，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不同的工作岗位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越发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
斯宾塞和孔德都认为，社会是像生物一样的有机体。只不过，孔德强调是人类的精神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更加强调社会体系与功能。在他看来，社会的进化是朝着更大规模、更有凝聚力、更具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斯宾塞是最早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念引入人类社会的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与自然界一样的残酷斗争，那些弱小的、低劣的人种会被淘汰，社会总是让“最适者”生存下来。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激烈的讨论浪潮，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更多地将它与种族主义、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引发了各国知识界的批判与争议，并逐渐淡出了思想世界。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无比激烈的社会之中，“狼性法则”也许能获得一时的优势领先，但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如果任由“优胜劣汰”的法则在人类社会无止境地运用，人人就会自行其是，争当可以生存下来的“最适者”，从而导致无穷无尽的混乱；更糟糕的是，存活下来的“最适者”，未必都是“最优者”，也可能是投机取巧、不择手段之人。
要理解“物竞天择”在社会中的作用，还需用辩证思维。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逃脱不了“优胜劣汰”的规律，不能妄想完全用配给代替竞争。但是，自然选择是一种彻底的唯结果论，把生存优势简化成几个简单的维度，过于狭隘和随意。生物之间的相处方式，并非单纯的竞争和对抗那么简单，把充满成长性的生存竞争定义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并不恰当，它既不符合生物进化的事实，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
人类社会过去两三百年的高速发展告诉我们，新知识的创造、传播和积累，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竞争与对抗，但也需要开放心态、合作精神和长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