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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脑，也被称为原始脑，主要负责与情绪有关的事务；理性脑，也被称为高级脑，主要负责逻辑思考、理性分析等事务。拖延就是“情绪脑”和“理性脑”对抗的产物。
上司交付给美娅一项工作，并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美娅不太认同这一方案，可她也知道上司个性极为强硬，就没敢直说。任务是接了，但抵触的情绪也萦绕在她心头。
美娅心情低落，提不起工作的兴致，望着办公桌上的摆件发呆了十几分钟，又起身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好不容易定下神来，办公室里忽然嘈杂起来，一位客户吵嚷着走进公司，声称要投诉某位销售代表。瞬间，客户的不满声、同事的解释声、领导的询问声此起彼伏，吵得美娅心烦意乱。
到了下班时间，美娅的电脑屏幕上依旧是一份空白的文档，她什么也没有做。沮丧和抵触的情绪，犹如一块巨大的石头，阻碍着她去执行那个自己不认同的方案。
谢菲尔德大学心理学教授弗斯基亚·西罗斯博士说：“人们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围绕一项任务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当我们接手一项新任务，或是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时，无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情绪都会出现波动，可能是兴奋、无聊，也可能是焦虑、恐惧。我们会产生怎样的情绪，取决于给定的任务或情况。如果任务本身令人厌恶，或是涉及更深一层的感受，如自我怀疑、低自尊、不安全感等，拖延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布朗大学神经学家贾德森·布鲁尔博士指出，我们的大脑总是在寻找相对回报。如果我们有拖延的习惯而没有一个更好的回报，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拖延。
推迟一项任务可以缓解压力，感受到短暂的放松，这可以理解为“因拖延得到了回报”。当我们因做某事得到了奖励时，就会倾向于再做一次，这也是为什么拖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很容易成为长期习惯的循环。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拖延就是“情绪脑”和“理性脑”对抗的产物。
在拖延的情境下，情绪脑代表的是本我的需求，渴望得到即时的情绪满足；理性脑代表的是现实原则和目标指向，即客观事实和要完成的任务。当情绪脑与理性脑对峙，最终前者获胜时，大脑就会释放出一种和愉悦相关的神经递质。
在面对情境压力和现实任务时，为了能够获得短暂的、舒适的体验，情绪脑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逃避任务、脱离当下的行为，以避免理性脑带来的痛苦体验。也就是说，如果执行一项任务会让我们产生消极情绪，而现实又要求我们不得不做时，拖延就成了第一选择。
情绪是人类面对外部刺激而产生的内在心理过程，本身不受意愿的控制，也不存在好坏、对错之分，它的产生就像我们看到黑板感知到黑色一样自然而然，不必抗拒和排斥。对情绪了解得越多，对改善拖延问题越有益，因为拖延的核心压根儿就不是时间管理，而是情绪调节，你无法指望下载一款时间管理的App就能彻底终结拖延症，变成高效能的行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