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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手绝活：看棺断生死。我在很多文章里讲述过很多父亲的故事，这个绝活一直没对谁讲过，一则是没人相信，二则是他不让讲。如今，他走了六年了，我把它讲出来，估计他知道了也不会生气了，就算生气也没有办法。
所谓看棺断生死，并不是通过观察棺材判断受用者的寿数，而是根据打棺工作第一斧头下去木屑飞出的方向和远近，当然，也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根据。通常是棺材打好了，主家儿女悄悄问：师傅，你看这棺能放几年？父亲一般不说，或者不说实话，但他会对不相干的人说，比如主家的亲戚和朋友，由他们传到主家耳朵里，这么做仁慈一些。
父亲的木匠手艺是跟外公学的，外公的木匠手艺跟谁学的，已经无从考证，如果一定要追溯根本，大概也能追出点什么逸事来，有意义的肯定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外公的手艺并不怎么样。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外公家度过的，那时候家里没吃的，在外公家可以填饱肚子。虽然那时候外公早已不在了，但他盖的房子、打的家具都在，它们都十分粗糙，像缺乏营养的人。父亲后来的手艺大部分属于自我升级，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看棺断生死的绝活，是跟人学的，还是长期自悟出来的，已是无解之谜。
1988年秋天，是个平常的秋天，它与任何一个从前和后来的秋天并无不同，芦花在峡河两岸漫无边际地开放，野狗在路上奔跑、觅食，见谁都是一副可怜相，只有争食时才表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所不同的是，向来刚强无比的张大良病了，一病不起，他的五个儿子两个姑娘鞍前马后，车轮一样旋转，但病情不见减轻一点。他的家人感到是时候了，请父亲给打棺材。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个子到了一米八多，仅有的裤子成了七分裤，皱皱巴巴悬在半腿上，那时候还不流行七分裤，买一条新裤子成为当务之急。父亲说：“和我一块去干活，挣身衣裳。”我就背起木工篓子去干活了。
照例先探望病人。病人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屋子仅有一个窗户开在后墙上，后墙后面是一堵山，距后墙一步之遥。山沿上开着一溜灯笼花，一盏一盏，白花花地迎风招展。那时候峡河这儿还没有通电，一盏油灯点在隔墙的孔洞里，这样厨房也能受到灯光的照顾。父亲摸了摸张大良的手，张大良说：“伙计，给我打结实些。”父亲说：“好，你放心。”张大良有些不放心，说：“凤，给你叔拿烟。”凤是他的小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我记得读小学时，她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她清瘦得让人老是悬着心脏，她利用我外出读初高中的时间，悄悄长成了低眉顺眼的大姑娘。父亲点上一支烟，我们出去到院子里开工。
野板栗树砍倒困山一年，解板后再水浸一年，除去碱性，才能成上好板材。这一堆板材正是这样的好东西。一块板材百十斤，父亲虽然正当壮年，抱起来依然吃力，所以打棺材的活一直都需要两个人干。把板材架上柴马，父亲把板斧递给我，说：“你来！”我举起板斧照着板头奋力劈下去，当然，那地方属于板材多余的部分，在墨斗弹出的线条之外。一片木屑子弹一样呜一声飞起来，它飞向墙壁，在墙壁上撞击了一下折返到另一个方向，它飞过众人头顶，气势凶猛，最后轻轻落在地上。
吃饭的时候，父亲对张大良说：“这么好的板材，可惜你没福分享用。”张大良说：“不知道要便宜哪个杂种。”父亲说：“不知道，反正你还能活。”棺材十五块板，打了整整七天，到我们离开那天，张大良能下地了，他躺进棺里试了试大小，连声说：“真好，真好！”张大良活到了1997年，从电视里见证了香港回归。那口棺材后来给了他最小的女儿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那口棺太重了，八个人抬得东倒西歪。
父亲和张大良之间有一段故事，两个人算生死之交。有一年，他们去山上打豹子，那时候家家都有枪，那时候所有的动物随便打，那时候豹子已比别的动物值钱。张大良向豹子开枪的时候，豹子先发制人，扑倒了他，他们在山坡上打斗、翻滚，像马超战许褚，半斤八两。张大良十几岁时做过刀客，也不是吃素的。父亲赶到，奋力刺了一刀，刺刀穿过了豹子的心脏，也穿过了张大良的臂膀。
父亲有一次对我说：“本来你张伯还能活，但他不想活了，人活得没了意思，不活也行。”又说：“他一直想让你做他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