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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开采云母矿，是两年后的事了。
这时候我长到七岁，开始上小学。学校在峡河边上，秋天满河的芦花，白得没边没沿，夏天芦苇丛里藏了数不清的小黑鱼。学校东西两边各有一棵树，一棵是柏树，一棵是柳树，它们互不相干又互不服气，把风和叶子往对方身上吹。小学的生活内容就两件事，一件是读课本，另一件是在两棵树下撒野。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毕业离开峡河去镇上读初中，无法无天的六年里，我们听到最多最响的声音是上课下课的铃声，其次是爆破声，它发自云母矿坑，不定时也不定量，充满了突然性和暴戾。戏剧性的是，二十年后，相同的爆破声在我手里接着发生，延续，响彻十六年，直到我的右耳渐渐失聪，肺里布满尘埃。现在，它们又在我的梦里向暮年延伸。
开矿的工人住在我爷爷的茅草房子里，爷爷住东屋，他们住西屋，而大量的云母堆在厦房，它们被分拣，按质分装，运到峡河边的加工厂，由女工们加工成薄片，运到城市的工厂。开矿的工人和加工厂的工人都是各村挑选来的青年，他们发了工资就交给所在的生产队，记工分，分粮食。后来，云母矿开大发了，矿工们在矿边盖了房子，其中有位青年，若干年后，做了我的岳父。
残次的云母叫云母渣，供销社里收购，二分钱一斤。星期天和假期，我跟着大人们去云母矿捡云母渣。那些年，它几乎是峡河边上人们唯一的收入。
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捡到，云母被爆破的气浪带到空中，落得漫山遍野，再好的云母，经过爆破，都变成了渣，工人们懒得去捡，他们只要那些好品质的、大块的。一段时间山上的云母渣被捡得少了、完了，一茬炮又崩出来，循环往复，总也有捡的。漫山捡云母渣的多是老太太和孩子，背一个口袋或一个竹筐，拿一柄小镢。有力气的人看不上，他们人手一柄大锤，见石头就砸，有的一块石头，能砸出几十斤云母。最热闹的时候，我看见过上百人捡云母渣的壮观情景，人们欢天喜地，仿佛不是来捡云母的，而是来看戏的。
捡云母渣的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故事，有人被石头砸伤，有人因争抢一块石头打架，还有日久生情的，但比较起来，还是刘席匠那个云母坑的事更有意思些。
松树梁北面有一条沟，是条旱沟，只有阴雨季节才会有水流。有一天，刘席匠砸了半晌石头也没砸出多少来，心里很不痛快。他到北面去方便，小便冲出一块云母，闪闪发亮，这是一片高品质的云母，不是渣，上面没有一丝拆纹，镜子似的。他用手里的锄头刨了刨，下面露出绵延的云母矿石。他白天不敢开，一方面是因为生产队里要上工，另一方面主要还是怕别人知道，山上的东西，见者有份，并不是谁可以专有的。刘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晚上上山开云母。那时候没有电灯，他让老婆掌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昏暗，只能把捻子调大，所以特别费油。
刘席匠的云母矿坑被人发现时，已经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其实不应该被发现，刘席匠做得很隐秘，白天都用树枝草叶把洞口盖上，伪装得不露一丝痕迹。事情败露在煤油上。那时候只有唯一的供销社柜台卖煤油，一般一家人一月一斤就够了，刘席匠一月灌三斤，且月月如此。供销社柜员老周觉得不对，报告给了民兵连长小黄。
黄连长带人找到了刘席匠的矿坑，矿坑已经打到了十几米远，延伸到了山体深处，洞体有宽有窄，有高有低，曲里拐弯，像藏着无数秘密，其实什么也没有。矿洞四壁都被煤油烟熏黑了，使人不敢沾身。人们提来了一桶水，泼在壁面上，壁上稀稀疏疏的云母立即无比耀眼。掌子面有一盏用葡萄糖瓶做的煤油灯，还有半瓶油。
没有卖完的云母自然被没收了，有两千多斤。大家也没有为难刘席匠，只把坑口封了。两年后，包产到户，大集体解体。刘席匠再没有打席，带着女人、女儿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南阳。如今，夹带着峡河的丹江水从他的老家被送往北京。我记得刘席匠的女儿叫莲，有一双惊鸿似的眼睛，一根永远打不散的辫子，别的，都记不清了。
两年后，云母矿倒闭，工人们各回各家，风云十年的集体企业风消云散，不是因为资源枯竭，而是因为云母被别的工业品代替。峡河的人们也不再依靠云母渣维持生计，开始四出打工，有的去南方工厂，有的去北方矿山，只有刘席匠留下的矿坑还在，牛羊和鸟兽们经常在那儿饮水，绿洼洼地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