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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移民小区共有五家理发店，在两公里长的襟带相连的门店房散点排开。数火车桥下一家生意最好，因为占尽了地利，但奇贵，剪头三十元。我上过一回当，那天下午急着出远门，又正好经过。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进过他家的门，不但不进门，每次经过门前时都会给摩托车加一把油，把它甩得远远的。小区前门后梢两家店的生意都不好，但也要二十元，如果只理不洗，十五元，反倒是服务和手艺好许多。

妇女们基本不用理发，勤洗即可，佐以香水，就能往人前面晃悠，当然染发烫发另说，毕竟爱时髦又有实力的是少数。男人很少在小区理发，理一次发的费用能吃两天饭，买两包烟，或者打半个月要紧不要紧的电话。他们一个月两个月总会回到乡下去一趟，侍弄没荒尽的地，或看看亲戚，顺带也把发理了。剃一回光头，能管三个月。有时实在不得不在理发店理一次，比如儿子一家从外面回来，比如有头脸的人物要上门来，需要光净相迎，会因之心疼好长时间。

小区有两个广场，大广场相对排开两行物业和行政机构，除了办事，少有人光顾。群众文化广场小一些，但最热闹，白天人多晚上人也多，跳广场舞的和看广场舞的人头攒动，还有附近来摆摊卖菜的老头老太。广场舞是十余年来小县城一道重要事物，漫延成河，流淌得到处都是。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经过她们轰轰烈烈的阵仗，朋友化用了两句古诗：女人不知生活恨，从早到晚广场舞。她们很多人的丈夫或儿女正在他乡他国奔波飘荡。但这些人不跳广场舞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根本无事可干的县城。大约半年前，广场来了一位流动理发的妇女，一只凳子，一片披单，几只推剪，生意就开张了。因为没有条件，只理不洗，理完了头的人，回家想怎么洗都行，剪头只收五元。这种早已绝迹的有些江湖味道的理发方式正中人们下怀，因而生意不错。我每次经过她（他），都会停下来看一看。除了手艺，我想看看她（他）们身前身后的生活，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留痕。

自从春节时“阳”过后，我再也没有理过发，发长超过了任何往时。今天中午从312国道边的物流点扛了件包裹回来，走到小广场时正好需要歇一会儿，也正好理发的人在。她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我，欲言又止。那是一双经历过风霜的眼睛，眼中已经没有清澈，只有太多的杂芜。我突然说：“师傅，给我理个发。”

充足了电的推子在头顶嗡嗡有声。对吃流动饭的没有半点根基的人来说，需要超常的手艺，更需要超常的认真，任何的失误与瑕疵都会砸掉饭碗。她的手法娴熟，显然经验丰富，但又十分小心，推子走得很慢很细，无微不至。我知道，这一方面是为了出效果，另一方面是想用时长显示与所收资费匹配。碎发落在披布上，有一半是白的，黑白纠缠在一起，白色的布把白色的头发隐没。我怎么也忍不住气急，不时发出咳嗽，我知道身体的抖动会让她的操作失准失形。我说：“我肺不好，总是咳嗽，随便理一下就行了。”她问：“感冒了？”我说：“尘肺，你不懂。”她突然停了一下，说：“我懂，我家里也是尘肺。”她说的是她的丈夫。我说：“怎么搞的，上矿山吗？”她说：“不是，打桩，在延安打了两年桩，给地基打桩，干打，灰土把肺糊住了。”我想起来在北京时，有一位工人诗人就是打桩工，在南方建筑工地打了多年桩。我一直不清楚打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打桩工》让我看，我因而懂了他们与它们。我问：“身体咋样？”她说：“两年没下地了。”我知道，与地相对的是床，那个男人在床上躺了两年了。

两年前的八月，我去秦岭腹地某县采访，见过一位两年没下地的人。他家住在三楼，一栋连排的搬迁房。他戴着一条十米长的塑料管子，一头连着氧气机，一头连着鼻孔，氧气机放在另一个房间，这样可以减轻噪声。床上，他的被子占了一半空间，他只能靠着它们，日复一日不能躺平。人异常瘦弱，肤色如壁。我离开时，问：“还有什么需要吗？”他说：“我想晒一回太阳，我有两年没见太阳了。”他家的房子窗户在阴面，离每天的阳光永远一步之遥。

太阳快落山时，我再次经过广场，理发人已经离开了。她的家可能很远，也可能不远；可能在某条街上，也可能在某座山上。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世界，它与所有的人和生活都隔着距离。她把理下的碎发都打包带走了，每天都这样，一尘不留。很多年前，它们被用来装填沙发，卖到本省外省，现在，把它们拌在土里，是防虫的好材料。

丹江在对面山脚闪着波光日渐盛大，商山的小桃花正在开放，它们的一部分在丹江口北上。 jmO0XjocgujOvOVL9ttQABLyQ3GFsTF/iQtw28isbRCS7ktptRrc/Fgn+nrRN6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