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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考察了个人主义和浪漫爱情理想之间的密切联系（不管是怎么构想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一理想首先在美国被广泛接受，以及为什么时至今日，世界许多地区仍把这一理想看作典型的美国理想。
虽然美国文化中对性行为的种种态度深受清教徒的影响（后来是维多利亚时代），虽然反浪漫的“常识”传统在美国通常意味着否认激情的重要性，但19世纪的美国人在文化上仍比其他国家的人享有更多为爱结婚的自由，这为西方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正如19世纪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和洛克（Burgess and Locke，1953）在他们的历史研究《家庭：从制度到伴侣关系》中写道：“也许只有在美国，至少最完整地展示了浪漫爱情作为婚姻的序幕和主题。”
不怕你说我重复，有必要再次强调美国观念的特别之处，以及它与欧洲历史的彻底决裂之处，那便是它对政治自由史无前例的承诺、不妥协的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信条。尤其是，它坚信个人有在世上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今天的美国人很难完全欣赏这一观念的革命性意义，尤其是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被正确地描绘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俗社会，因为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把人看作是有权为自己的幸福而存在的独立个体的国家，而不是把人视为宗教权威、社会或国家的仆人。它是第一个在政治上明确表达这一原则的国家。
除去哲学和政治上的考虑，浪漫爱情在美国文化中的提升或许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即美国本质上是从一个移民社会开始的，其成员更容易抛弃传统；早期开拓边疆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更具冒险精神，态度上更开放；早期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女人不仅在性或经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各个层面都处于优势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男女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环境里越来越自由地交往。避孕工具随处可得，离婚也越来越为人接受，这更进一步解放了男女关系。20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性态度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人们对女性的性行为也越来越理解，男女平等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
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我们在私人生活特别是性生活上享有空前的自由。我们学会把性看作是整体人格的正常表达，而不是天性中“更黑暗的一面”。我们不会再像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那样美化悲剧。随着宗教影响力的持续下降，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放荡来反叛和证明自己的开明。因此，浪漫爱情的“自然”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