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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世纪的浪漫主义饱受抨击，但浪漫爱情的理想（从这个词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想象力。中产阶级崛起于旧的哲学、科学以及社会的确定性分崩离析之际。那是在19世纪中叶，科学世界观的含义被充分领悟，作为一长串科学发现中的一个，进化论削弱了长期以来赋予人类存在意义和目的的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的承诺似乎成为人类体验中唯一稳定、持久和有意义的来源。
马修·阿诺德
1867年的诗《多佛滩》中的最后几行，深切道出了爱情似乎已是最后的安全堡垒：
信念之海
曾经，在浑圆的地球岸边，
像一条明亮腰带折起的褶皱。
但我现在只听见
它忧郁、悠长、退缩的吼声，
随着夜风的气息，
退到世界浩瀚阴沉的边缘，
和裸露的海滨砂石边。
啊，爱情，让我们真心相对！
因为我们面前的世界，如梦幻之乡，
如此多样，如此美丽，如此新鲜，
其实没有真正喜悦、爱情，也没有光明，
没有信心、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帮助；
我们在这里犹如在一片黑暗的平原，
被斗争和急逃混淆不清的警报席卷，
夜间，无知的军队在这里发生冲突。
19世纪许多人把爱情看作是这个混乱、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唯一的安全支撑点，是男人和女人可以抱有某种永久希望的唯一价值。正是在中产阶级中，浪漫爱情被“驯服”和家庭化，逐渐被看作是婚姻的适当附属品。在政治自由所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快速变革以及广泛动荡中，婚姻和家庭被理想化为社会稳定的必要制度，婚姻忠诚实际上成了一种社会义务。这不是一个很浪漫的浪漫爱情观。由于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清教徒式的，而作为新贵他们渴望得到尊重，于是他们驯化了浪漫激情，并使之感伤化：他们维护自由选择伴侣的权利，但在别的方面驯化了浪漫爱情。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以严厉压制著称。在最糟的时候，其浪漫领域的特点是对家庭生活的幸福采取一种伤感态度，同时严格压制性欲。在这个主要是清教徒构成的社会里，性欲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野兽激情。而在婚姻中，男人的兽性可以通过一个纯洁、高尚、无性的生物在道德上得以升华，这种形象在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小说里被称为“屋里的天使”
。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把相互尊敬、忠诚、爱慕与婚姻结合起来，却极大地抑制了性的因素。
虽然浪漫爱情的标志——自由和个人主义，已经在经济领域被接受，但对个人来说，与社会保持一致的压力依然巨大。尤其是中产阶级，他们渴望受到尊重，几乎没有情感上的开放坦率和性表达的自由，而这些在20世纪的人们看来正是浪漫爱情的基本要素。
然而，有些东西被释放出来后，便无法再阻挡。不可抗拒的变化正在发生。随着妇女在财产方面赢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她们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婚姻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民事承诺，离婚也越来越成为可能，法律的改变大大方便了人们对爱侣的选择。
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的心理学奠定了人们对性行为的新理解，至少在某些方面，将性从“兽性”的宗教观点中解放出来，把性行为看作一种具有深刻心理意义的自然功能。
不过，“弗洛伊德革命”的冲击是自相矛盾的。它在使人们更开明地看待性行为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强烈地反对浪漫和压制女性。弗洛伊德的反浪漫主义并不包括否认个人选择伴侣的权利，他不是赞成回到包办婚姻。但他宣称爱实际上只是“目标抑制的性行为”，同时认为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对恋人的“过度理想化”，是性渴望受挫的结果。在弗洛伊德看来，浪漫爱情只是隐秘性冲动的一个升华表达。性欲是爱慕的表达，这一观念与弗洛伊德对男女关系的看法格格不入，大概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大相径庭。以他对女人的看法，他完全同意“小女人”的教条，“小女人”是脆弱的、不太聪明的，需要被男性保护才能免受严酷的现实生活之害。他教导说，由于没有阴茎，女人一生都感到机能不全。因此，一个过于积极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女人，或在世俗意义上雄心勃勃的女人，都会被看成是在过度补偿，否认她原本残缺不全的天性。弗洛伊德不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英雄。
然而，由于弗洛伊德开辟了研究人类性行为的道路，将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的探照灯对准了以前完全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且自愿谈论不能讨论的问题，他产生的影响最终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后来那些反驳他的人铺平了道路——那些后来者将会看得更深入、更清楚。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还是为浪漫爱情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