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工业革命的起点与另一个革命的起点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后者对男女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捍卫了一种人生观，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文化。首先，浪漫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它将个人看作自身的目的，以及可以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人。其次，浪漫主义有深刻的价值取向：它认为人生并不是主要受外部力量——社会的或某种形而上的力量，或被某种内在“悲剧性的缺陷”控制，而是取决于个体所选择的价值观。实际上，浪漫主义的实质，是对那些有强烈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的赞美。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浪漫主义是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这种新运动的基本理念就是男女都是被他们所选的价值观激励的人。价值观被看作是人生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
鉴于典雅爱情已被高度模式化、习俗化和仪式化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赞赏个人特质和一派纯然的激情。他们的爱情观是希望两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精神基本相像的灵魂能结合在一起。因此，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选择适当的人，是最重要的。
虽然很罕见，但在这种关系中，这是女人首次在智力和激情方面与男人平起平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2）在《女权辩护》中强调了妇女的理性和智力。当拜伦
的浪漫主义英雄曼弗雷德描述他爱慕的女人时，他告诉我们她拥有和他一样强大的能力：“她有着和我一样的孤独思绪和犹豫彷徨，有对神秘知识的探索和领会宇宙的思想……”
虽然这种妇女观在当时并非主流（浪漫主义文学里充斥着堕落、残暴、忧郁、憔悴，有时甚至有施虐癖和受虐癖的男女主角），但显而易见的是，对浪漫主义者而言，理想的关系是拥有同等能力和价值的人之间的关系。
例如英国诗人雪莱这样的激进分子，便以最响亮的声音宣告他们自由选择伴侣的必要性。雪莱坚持，“爱是自由的”。他反对把婚姻作为一种抑制情感自由的社会经济制度。像拜伦爵士这样既是文化中的英雄又是浪子的人以他们在社会上的粗野行为闻名，他们宣扬自己在无数激情韵事中的浪漫能力，甚至嘲笑对乱伦的限制，再次强调自由选择恋人的重要性。在性关系上，重要的不是性激情是否被法律认可，而是它是否源于两人相爱。
我们通常根据浪漫主义小说、戏剧和诗歌中描写的爱情故事，来了解浪漫主义文学对男女关系的影响。但是，如果这是我们唯一的聚焦点，就忽视了浪漫主义影响的一个更根本的来源。正是在浪漫主义隐含的深奥理论中，即它对生命本性、世界、人性和人生存可能性的看法中，我们才能找到其对文化及文化理想和期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浪漫主义运动诞生之前，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是由“命运”这一主题主宰的。文学中的男女都是无法控制的无情命运的玩物，他们有时是目中无人的反叛者，有时是悲哀的屈从者，但几乎总会被击败。不管他们作何选择、有何愿望或采取什么行动，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人生的最终走向。在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戏剧、叙事史诗、英雄传奇和编年史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传达了同样的信息：男人和女人是命运的人质，被困在一个本质上与他们的利益相对抗的宇宙里；并且，如果他们竟然成功了，也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幸运的外部环境。这就是浪漫主义要反叛的人生观。
然而，在有着浪漫情节的小说里，人物的人生历程是由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决定的。他们通过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必须克服的障碍，必须解决的冲突——人物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或与他人价值观和目的的冲突——通过这一系列连贯、综合的事件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高潮。其哲学含义当然是：我们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命运由自己塑造，选择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这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之间最深层的连接点。
不幸的是，那些试图将这种人类处境的观点戏剧化的作家都落入了一个陷阱：他们有意或无意中发现，传统道德的价值观不适用于这个世界，无法践行，不可能作为通向成功或幸福的人类指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浪漫小说都有一个悲剧结尾。例如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或《笑面人》，这些浪漫小说中的生命意识，本质上是肯定男女的凡尘俗事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浪漫小说的背景设定在过去某个遥远的历史时期，尤其偏爱中世纪，例如沃尔特·司各特
的小说，或者今天的“古装”小说，它们是浪漫派的最后残余，已经从书架上消失了。一部处理作者那个时代关键问题的小说，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通过逃避当前的问题，浪漫主义者否定了他们自己隐含的对人的效能的基本哲学信仰：他们把个人看作（有时）是英勇的，而生活几乎总是悲剧性的。他们无法成功规划并具体实现个人在尘世生活中的圆满；不论是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还是他们自己固执的个人价值观（往往是极其不合理的），都无法使这种圆满成为可能。浪漫主义作家要么遁入历史，要么躲进极其不切实际的感伤小说中，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容易受到“逃避主义”的指责。他们发现自己被迫逐渐远离人类生存的实际问题。最终，他们放弃了对所有严肃问题的关注；他们的作品退化为通俗小说，这就是今天它的主要状态。（浪漫爱情理想的反对者通常会指责它们同时还造成了与浪漫主义相关的现实主义的失败。）
19世纪后半叶，浪漫主义者的人生观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不仅是因为其观点完全不符合当时机械论者—决定论者—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实质上是把人视为不受控制的力量的无助走卒；不仅是因为浪漫主义运动中充斥着对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痴迷；不仅是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无法从对宗教的破坏性价值取向中解放自己；更根本的是，浪漫主义者没有领会到理性对他们事业的重要性。
他们接受了论敌的理性—情感二分法，宣称自己是感性对抗理性、主观对抗客观的支持者。他们没有意识到理性和激情，或者智力和直觉，都是我们人性的表达和生命力的体现，并不需要相互争斗。他们把理性让给了他们的论敌，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实际上，浪漫主义者与论敌之间的争斗，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争斗，而是某些方面的非理性主义者与另一些非理性主义者的争斗。两个阵营中都没有出现胜者。
我们已经知道，“浪漫”一词之所以既适用于浪漫主义小说，也适用于浪漫爱情的概念，是因为它将人所选择的价值观作为生活中决定性因素的愿景。但是，浪漫爱情所要求的是理性和激情的结合——一种人类可以接受的主客观之间的平衡，这是19世纪浪漫主义愿景所完全不能提供的。换句话说，浪漫爱情需要的是心理现实主义，而这正是浪漫主义作家所无法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