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一节　光仁·桓武之治和《弘仁格式》

景云四年（770年）八月，53岁的称德天皇驾崩，接班人是天智天皇的孙子、施基皇子的儿子白壁王，号光仁天皇。光仁天皇（709—781年），年长称德天皇8岁，曾经当过中纳言、大纳言，成为第四十九代天皇时已经61岁。即位后因肥后国献上了一只白龟，以为祥瑞，于是在景云四年改元宝龟元年。十一月，光仁天皇赦免了因参与橘奈良麻吕之乱和藤原仲麻吕之乱而被流放的人员，并着手推行寺社、官制改革。第五十代天皇桓武天皇是光仁天皇的皇子，即位后平定叛乱，先后迁都长冈京和平安京。经过光仁、桓武两代天皇的整顿治理，中央集权制度日趋稳固，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史称“光仁·桓武之治”。桓武天皇的皇太子即位成为第五十一代天皇平城天皇，但因精神状况欠佳，没有什么作为，之后即位的桓武天皇二皇子第五十二代天皇嵯峨天皇敕令编纂了《弘仁格式》。《弘仁格式》和此前的《贞观格式》《延喜格式》并称“三代格式”，在日本法制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迁都平安京 据《续日本纪》宝龟元年（770年）八月四日癸巳条记载，“高野天皇崩，群臣受遗，即日立讳为皇太子”。“高野天皇”即称德女皇，“群臣”即左大臣藤原永手等。“讳”是避免直呼尊者其名，即避免直呼“近江大津宫御宇天命开别天皇之孙、田原天皇第六之皇子”（天智天皇的皇孙）白壁王的名讳。也就是说，称德天皇“山陵崩”后，皇太子白壁王即位，号光仁天皇。称德天皇的驾崩，意味着天武系皇统转向了天智系皇统。称德天皇治下，“道镜擅权，轻兴力役，务缮伽蓝，公私凋丧，国用不足”，律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动摇。因此光仁天皇登基后即进行体制性改革，并推出一系列新政，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各官司及人员进行清理整肃。天平时代“繁荣兴旺”的造寺造佛事业，造就了诸多传世流芳的精品杰作，同时也创造了给一批贪官污吏恣意用权的“天赐良机”。尤其在称德女帝当政时几乎“政教不分”的年代，以权谋私的官员几乎充溢官场。“己身不正，焉以正人？”为官为吏，如要行政有方，首先必须清廉正直。光仁天皇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当政后首先整肃官场。

第二，减轻民众徭役负担。在整个奈良时代，兵役特别是九州的防人、向中央运送调庸的脚夫、每年根据国司命令从事的杂徭，以及迁都、建造离宫等，使民众不堪重负。有鉴于此，光仁当政后大幅减少非边境地区的兵员，同时主要从“殷富百姓”通晓武术者中征募兵士。

同时，光仁天皇在藤原氏的藤原百川等助力下，整肃皇室，先后废黜了圣武天皇的皇女即他的皇后井上内亲王，以及井上内亲王之子即皇太子他户亲王，于宝龟四年（773年）立曾历任大学头、中务卿的山部亲王为皇太子。山部亲王时年35岁，年富力强，能力出众。但山部亲王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的“渡来人”，因此反对声音不小。最终在以藤原百川为首的藤原势力的拥戴下，山部亲王成为储君。

“宝龟十一年（780年）三月丁亥，陆奥国上治郡大领外从五位下伊治公呰麻吕反，率徒众杀按察使参议从四位下纪朝臣广纯于伊治城。”官军迟迟未能平息。深感疲惫的光仁亲王于天应元年（781年）让位于44岁的皇太子山部亲王，希望他能解决内政外交难题。

山部亲王即位，号桓武天皇（737—806年），改元延历，立同母兄弟早良亲王为皇太子。孰料，第二年闰正月，因幡国（鸟取县）国守冰上川继谋反，掀起了一场波澜。冰上川继的曾祖父是天武天皇，祖父是新田部亲王，父亲是盐烧王，母亲是圣武天皇的皇女不破内亲王，皇统血脉一脉相承，本很有希望继承皇位，眼见希望落空，顿时心生怨恨。光仁天皇对犯上作乱，自然不予姑息，立即发出全国通缉令。不久，冰上川继在大和国葛上郡被抓获。对他的处置，《续日本纪》卷三十七桓武纪二有如下记载：“诏曰：‘冰上川继潜谋逆乱，事既发觉，据法处断，罪合极刑。其母不破内亲王，反逆近亲，亦合重罪。但以谅闇之始，山陵未干，哀戚之情，未忍论刑。其川继者，宜免其刑，处之远流。不破内亲王，并川继姊妹者，移配淡路国（兵库县）。’”以白话文表述，即谋反重罪，依法本当处以极刑。冰上川继的母亲，也应处以重刑。但因她已开始为先帝服丧（谅闇之始，山陵未干），念及他们亲人亡故的悲情（哀戚之情），“未忍论刑”。对冰上川继也免其刑责，流放至偏远之地，不破内亲王和冰上川继的姊妹，则被发配至淡路岛。对冰上川继谋反事件的影响，东京大学教授保立道久有以下论述：“桓武即位后的第二年，圣武天皇之女不破内亲王及其子冰上川继因谋反之罪被处以流刑，而与这次谋反有关联的大批贵族也失去了地位。由此，在奈良时代的天皇家占据主流的天武天皇一系的子孙几乎根绝，而奈良时代的贵族对天武天皇王统抱有的‘天皇即神’的宗教式崇敬，也随之土崩瓦解。” 确实，纵观日本古今，“皇历”始终从属“权力”。

延历三年（784年），因政情不稳，农业歉收，疫病流行，桓武天皇决定在山背国乙训郡（京都府长冈京市）建新的都城，任命藤原百川的侄子藤原种继为“造长冈宫使”。但是，翌年九月的一个夜晚，藤原种继在视察建设工地时，突然被暗箭射中身亡。天皇震怒，立即下令将嫌犯大伴继人、大伴竹良等数十人捕获。嫌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遂被悉数流放。皇太子早良亲王也因涉嫌参与而被废，先被软禁于乙训寺，后被流放至淡路岛，在流放的船上绝食而死。著名的万叶歌人大伴家持也涉嫌参与，不久去世，其官位也被剥夺。长冈京建设历经10年，动用民夫31.4万人，但未能最终建成。之后，安殿亲王被立为皇太子。随之，天皇身边的人——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皇后藤原乙牟漏即藤原良继的女儿、天皇的夫人即藤原百川的女儿藤原旅子，接连去世。为了驱邪避灾，延历十二年（793年），迁都之事被再次提起。最后根据民部卿和气清麻吕的建议，在山背国葛野郡宇太村建设新都“平安京”（京都），任命藤原小黑麻吕为“造宫大夫”，负责建都。史书记载，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二年）正月申午（十五日），遣大纳言藤原小黑麻吕、左大弁纪古佐篑等，相山背国葛野郡宇太村之地，为迁都也”。山背国即现在京都一带，因曾是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皇子的领地而得名。延历十三年（794年）十月，桓武天皇诏令迁都。同年十一月八日再次颁诏，“改山背国为山城国，又子来之民，讴歌之辈，异口同辞，号曰平安京”。日本自此进入了平安时代。尽管平安时代的历史自延历十三年（794年）迁都，至建久三年（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而终止。但是，直到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迁都东京，平安京（京都）始终是日本的都城。

平安京地处京都盆地北端，居桂川（葛野川）和鸭川之间，南北5.3公里，东西4.6公里，基本结构和平安京类似，即以朱雀大道为中心将整个京城分为左京和右京，两京各设东市和西市，另有为外国使臣而建的左、右鸿胪馆和官立东寺、西寺。条坊的分割以40丈见方的一町为一单位（条坊的1/16）；公卿的宅基地为一町，并基本集中在左京北部的一条至四条之间；庶民的宅基地为公卿宅基地的1/32。

迁都平安京，意义不同以往。首先，迁都长冈京后难波依然是陪都，而且说是迁都长冈京，但长冈京历时十年没有建成，所以实际只是“纸上的都城”，但迁都平安京情况完全不同。其次，在此之前飞鸟、藤原京、平城京等主都，均因受制于古道而北进；而难波京和长冈京等陪都则均沿着淀川水系而建。迁都平安京则未受古道、水系的限制，而是为了使京城免遭洪水灾害，将南流的鸭河移向东面，和京城西面的桂川形成两大运河。最后，由于历史上都城均在大和，所以畿内五国，大和始终列第一位。但是自迁都平安京后，从延历十五年（796年）开始，山城国开始名列第一。

平安京的北部中央有南北约1.4公里、东西约1.2公里的“大内里”。在大内里的南面，中间是朱雀门，从朱雀门至京城南端的罗城门，有宽约75米的朱雀大道。从朱雀门进入“大内里”再过应天门，就是朝堂院。朝堂院东侧是民部省、宫内省的官司，西侧是丰乐院，主要用于宴请蕃客，以及大尝祭时举行丰明节会。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大极殿、朝堂、朝集殿在内的“朝堂院”这一名称，于延历十一年（792年）始见于史籍。

光仁·桓武之治 京城外观显示的威严和整齐仅仅是皇权的表象，迁都平安京后朝廷本质的改变更值得关注。在平安京，桓武天皇执政后通过对贵族豪强势力的抑制，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日本天皇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使皇权得以重建。因此，桓武天皇被称为日本古代史中最强悍的天皇。经过光仁、桓武两代天皇的整顿治理，中央集权制度日趋稳固，史称“光仁·桓武之治”。

皇权强化最明显的标志，一是延历四年（785年）桓武天皇在长冈京南面的郊野，举行了日本历史上首次郊祀。所谓郊祀，原是中国皇帝祭祀赋予其皇权正统性依据的“昊天上帝”的仪式。桓武此举，含义不言自明。二是以往天皇登基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即由中臣氏吟诵“神寿辞”，由忌部氏奉上玺、剑、镜“三件神器”。但是，桓武天皇登基以后，不再有这一仪式。与之构成表里的是，在大纳言以上的政府官员中，皇族明显占优，无一人出身藤原家族。但是另一方面，桓武天皇善待渡来系氏族的外戚，即和氏及百济王一族，并赐予侧近宠臣、贵族广大的田地原野，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特权集团。

桓武天皇强化和巩固皇权最根本的措施，就是继续推进光仁天皇时期开始的改革。上台伊始，桓武天皇即精简官司机构；查处惩治腐败；派遣“问民苦使”，严禁鱼肉百姓；积极开源节流，整肃违规乱纪，杜绝偷漏调庸。查阅史籍，桓武天皇严明政治的记载几乎比比皆是。如《续日本纪》记载：

敕曰：夫正税者，国家之资，水旱之备也。而比年，国司苟贪利润，费用者众，官物减耗，仓廪不实。职此之由，宜自今以后，严加禁止。其国司如有一人犯用，余官同坐，并解见任，永不叙用。赃物令共填纳，不在免死逢赦之限。递相检察，勿为违犯，其郡司和许，亦同国司。

同时严词抨击官员在班田中的鱼肉百姓行径及不正当交易现象，责令纠正：

诸国司等，校收常荒不用之田，以班百姓口分，徒受其名，不堪输租。又王臣家、国郡司及殷富百姓等，或以下田相易上田，或以便相换不便，如此之类，触处而在。于是仰下所司，却据天平十四年胜宝七岁等图籍，咸皆改正，为来年班田也。

延历十六年（797年）八月三日，太政官秉承旨意，下令禁止偷漏缴纳调庸，违者严惩：

浮宕之徒集于诸庄，假势其主，全免调庸，郡国宽纵曾无催征，黎元积习常有规避。宜令国宰郡司堪计见口，每年附账、全征调庸，其庄长等听国检校。若有庄长拒捍，及偷漏一口者，禁身言上，科违敕罪。国郡阿容亦与同罪者。

同时，因佛教势力之强盛甚至有凌驾朝廷之上的可能，桓武天皇遂果断采取抑制佛教继续发展的政策，限制修建新的寺院，限制捐助或出卖土地给佛教寺院。

在巩固中央皇权的同时，律令制向西南和东北两端边远地区渗透。

在日本列岛西南方的萨摩（鹿儿岛）、大隅（鹿儿岛）两国，有以从肥后（熊本）、丰前（福冈）等国迁入当地的居民即隼人的“栅户”为主组建的郡。这些郡是律令国家支配隼人的“前哨阵地”，在奈良朝及以前，当地居民似仍未完全进入律令制体系。天平元年（729年）实行大规模班田时，萨摩、大隅两国未施行班田收授。换言之，即“隼人”尚未被课以“调庸”义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廷臣民。但是延历十九年（800年），萨摩、大隅两国的既垦田被收归公有，然后作为口分田班给，即也必须承担调庸义务。恰好在大宝律令施行百年之际，隼人亦享有了班田收授和课役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正式成为平安朝的臣民。

在东北地区，律令制波及的区域和程度更为广泛。在当地虾夷人居住的地域内建有“城栅”，“城栅”内居住着由本州迁入的移民“栅户”组成的“郡”。在城栅里常举行“飨给”以促成虾夷归顺，而归顺的虾夷、俘囚（个别服属的虾夷）要承担“调”和“役”。虽然栅户的民众亦适用作为律令制重要内容的班田制和课役制，但在虾夷人中间仅施行供纳制。虽当地建有以栅户（移民）为主体的“边郡”（近夷郡）和以虾夷为主体的“虾夷郡”，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广大的未服属朝廷的虾夷人地域。奈良时代大和朝廷的权力范围，已达到陆奥的栗原郡（宫城县栗原市），但是在8世纪后半叶，朝廷在当地强制推行律令制曾遭到反抗，引发双方长达38年抗争的所谓“三十八年战争”。光仁天皇治下，当地曾发生大规模暴乱且迟迟未能平息。为了在当地实施有效统治，桓武天皇于延历八年（789年）、延历十三年（794年）、延历二十年（801年）三次派遣征东军平乱，最终取得成功，并在当地建起了城。之后，又从那里向北推进了近80公里。延历二十二年（803年），桓武天皇诏令田村麻吕在胆泽城北方构筑志波城（岩手县盛冈市），翌年任命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再次准备大张挞伐并进行了积极准备。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桓武天皇令藤原绪嗣（功臣藤原百川的长子）和菅原道真（官史“六国史”之一《续日本纪》的编者）议论“天下之德政”。年轻的藤原绪嗣表示：“方今天下所苦，唯军事征讨和宫殿建造。若能终止，则百姓当能休养生息。”长老菅原道真则表示反对，主张继续推进虾夷征讨和新都营造两大政策。最终桓武天皇采纳了藤原绪嗣的谏言，决定不在平安宫继续大兴土木，废除造宫职，将其并入木工寮。同时停止了计划中的第四次大规模征夷。结果，陆奥六郡和山北三郡被纳入律令制体系。尽管这些地区仍是东北人的自治区——俘囚地区，而且当时自东北最北部，即现在的岩手县、秋田县的北部，至下北、津轻，国郡制度未能得以推行，但是这项举措无疑意味着日本作为律令国家的政策性转变，即从试图建立以支配“蕃夷”的帝国为目标，向弱化“夷”与“民”的差异的方向转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形成统一“国民”是建立律令制的前提条件。在十一二世纪，上述地区成为“日本国领土”，国郡制在当地得以推广。但如大石直正在《东国、东北的自立和“日本国”》中所言，那绝不是由于“日本国”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安倍氏、藤原氏等当地具有很强自立性的政治势力开始形成。总之，迁都和“征夷”是桓武天皇的两大功绩。

12世纪，在国郡制度终于广及整个本州、四国、九州时，尽管北海道、渡岛已有许多被称为“和人”的日本人定居，但这些地区仍不属于“日本”领土。17世纪初，松前殿对偷偷潜入北海道要求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安杰利斯表示了如下态度：“日本”是禁止传教的，但“此地非日本”，传教亦无妨。 也就是说，迟至17世纪，国郡制仍未在北海道南部推行。松前氏虽受幕府支配，但不享有“石高制”，即身份和其他幕府下属地区的行政长官，仍有区别。 北海道成为“日本领土”还有待时日，跻身原先的“七道”成为“八道”中之一道，则是在进入明治时代后的明治二年（1869年）。当然，这是后话。

“三代格式”的完成 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平安京完全建成。翌年三月，70岁的桓武天皇在请藤原绪嗣和菅原道真论述“天下之德政”后驾崩。皇太子安殿亲王即位，号平城天皇（774—824年），改元大同，日本自此开始了平城天皇当政的时代。安殿亲王的胞弟神野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以后的嵯峨天皇）。

平城天皇患有焦虑症，这一病症难以断根。据史料记载，在父皇驾崩后，他号啕痛哭，几近失神。具有焦虑性格的平城天皇登基后，立即展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急进的改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项：

第一，仿效中国唐朝乾元元年（758年）往各地派驻“观察处置使”的做法，将作为太政官之议政官的“参议”，作为“观察使”派往各道：“（大同元年）五月丁亥（二十四日），始置六道观察使。” 所谓六道，即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不包括西海道。之后扩大至整个畿内七道。大同二年（807年）四月，八名参议均成为观察使，参议之号被废止。观察使以桓武天皇当政时的延历五年（786年）制定的“十六条条例”，考察国司郡司政绩。和以往作为地方政治监察官的巡察使、按察使相比，观察使不仅恒定，而且作为朝廷耳目，和天皇具有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是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一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以观察使的报告为基础，平城天皇推出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改革。

第二，大规模裁撤合并中央官司机构，裁减冗员。在光仁朝、桓武朝改革中，员外官、令外官被裁撤。而平城朝的改革不仅裁减冗员，而且在大同三年（808年）正月，将令内31个司中的兵马、锻冶、漆部、缝部、内礼、丧仪、隼人等13个司并入其他官司。与之相应，一些下级官员的待遇得以改善。

然而，正推行急进改革的平城天皇，因朝廷发生的一大事变而旧病复发，并使政权顿生变故——其异母兄弟伊予亲王及其母藤原吉子涉嫌谋反并被幽禁，嗣后两人均服毒自杀。据《日本纪略》前篇十三记载：“（大同四年）四月丙子朔，天皇自去春寝膳不安，遂禅位于皇太弟（嵯峨）。”退位的平城天皇成了平城上皇，并因在平安京难以静养而迁居平城旧京。同时，在平城上皇的侧近藤原药子及其兄藤原仲成的策划下，部分公卿和太政官外记局亦迁移平城宫。由于按照律令，让位后的上皇和天皇享有同样权力。因而产生了“两个朝廷”，彼此对立。特别在弘仁元年（810年）嵯峨天皇患病期间，平城上皇俨然成为朝政中心，双方矛盾日趋尖锐。为此，嵯峨天皇一方面严防机密向上皇方面泄露，另一方面任命藤原冬嗣为“藏人头”，使之成为自己和太政官之间的通信管道。而上皇则在是年六月颁发诏令，撤销观察使，恢复参议号，上皇和天皇各颁诏令，引起朝政一片混乱。

大同五年（810年，也是弘仁元年）九月，上皇诏令迁都平城京，并派藤原仲成前往嵯峨天皇处传达诏令。嵯峨天皇不仅以“先帝（桓武）赐定平安京为万代之宫”为由予以拒绝，而且为了断上皇“右臂”，趁机将藤原仲成拘禁并射杀。上皇闻讯举兵问罪，却遭到嵯峨天皇的军队阻截。无奈返回平成宫的上皇随后剃度出家，药子自杀。这一血腥一幕史称“平城上皇之变”，又称“藤原药子之乱”。其结局有史为证：“（弘仁元年）九月己酉（十二日），太上天皇至大和国添上郡越田村，即闻甲兵遮前，不知所行。（太上）天皇遂知势蹙，乃旋宫，剃发入道，藤原朝臣药子自杀。” 8世纪在奈良朝曾反复上演的同室操戈血亲仇杀在平安朝再现。所幸的是，在藤原仲成被射至“保元之乱”约350年时间里，都城未见执行死刑。“在这一宽松的时代形成的国制，成为以后日本国制之基础。”

弘仁元年（810年），嵯峨天皇还进行了两项加强皇权的机构改革。一是专门设立“藏人所”。藏人所属于“令外官”即律令制官制之外的官署，负责掌管天皇机密文书、宫中仪式等各项事务，传达旨令。这些原属于中务省掌管。二是撤销原属于后宫十二司之一的闱司，代之以隶属中务省的内舍人，定员90人。闱司的职责只是管理宫城各城门的钥匙，而内舍人则还负责宫中的警卫和天皇出行的护卫。

在奠定“以后日本的国制”之基础方面，嵯峨天皇显然功不可没。弘仁十一年（820年），嵯峨天皇根据桓武天皇遗愿，诏令编纂《弘仁格式》并最终完成。所谓“格式”，“格”是根据现时需要而颁发的补充法令，“式”是“格”的实施细则。随时间推移，“格式”不断增多，为了检索方便，需要将其归纳整理。这对于建设律令制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弘仁格式》系统整理了自大宝元年（701年），即《大宝律令》颁布之年至弘仁十年（819年）的法令，并将其归入格10卷、式40卷。该法典仿效中国的“格、式”按官司分类。另外，弘仁十二年（821年）又编定了有关宫廷礼仪的《内里式》3卷。同时，嵯峨天皇对官司机构也做了充实、调整。特别新设了“藏人所”作为传达诏令敕命以及监控律令制诸官司的机构。此后，在9世纪至10世纪初，清和天皇时期的《贞观格式》和醍醐天皇的《延喜格式》为《弘仁格式》编撰了序篇，形成了著名的“三代格式”。三代格式对了解当时的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嵯峨天皇在朝廷礼仪乃至服饰冠冕方面，刻意学习唐朝，将朝仪、官服和颁发给诸大臣的位章，均改为“唐式”。并将宫殿各个门的名称也改为仿唐雅名并挂上匾额。不难发现，奈良时代是举国学习中国唐朝的时代，而进入平安时代以后，这种风潮依然得以延续。

弘仁十四年（823年），具有雄才伟略且年仅38岁的嵯峨天皇在执政14年后表示，“万机之务，传贤嗣，八柄之权，不再问”，将皇位禅让于和他同龄的异母兄弟、皇太子大伴亲王。大伴亲王登基后号淳和天皇（786—840年）。但是，与平城上皇截然不同，嵯峨天皇退位后不仅主动入“人臣之列”，从“内里”迁往“后院”居住，而且不直接干预朝政。尽管如此，淳和天皇仍宣诏奉号嵯峨为“太上天皇”。之后，新天皇奉号让位的天皇为“太上天皇”成为一项制度。太上天皇从此不再拥有和天皇同等的权力，尽管历史悠久的皇权统治方式，不会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淳和天皇即位后，于天长十年（833年）诏令编纂了《令义解》。所以要编《令义解》是因为有些“令”较为原则，执行时容易因人而异的理解而发生偏差，需要有官撰的解释。《令义解》就是对“令”的“含义”的“解释”，类似于今天权威的法律实施细则。凡此说明，至平安时代，律令制已完全成熟。

同“皇权归一”相关，平安以后女皇即位不再。至8世纪，同天皇生前禅让的制度性存在互为表里，皇位争夺经常围绕立、废太子展开。在两代天皇交替之际如果出现政治乱局，一般推拥过渡性女皇，如推古、皇极、持统、元明女皇，均属这种性质。但是自此之后，除了江户时代的两个例外，女皇不复存在。

除了一时性迁都福原之外，平安京自此成为首都，历时一千一百多年，直至明治维新迁都江户。究其原因，平城上皇颁布迁都平城京的诏令后，嵯峨天皇强调“先帝（桓武）赐定平安京为万代之宫”，是重要因素。

继淳和天皇之后，天长十年（833年），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即位。在嵯峨、淳和、仁明三代天皇治世的约半个世纪，即弘仁（811—822年）、天长（823—833年）、承和年代（834—847年），以中央集权为背景，政治比较安定。但是，“承和之变”发生后，随着王权的弱化和外戚专权、豪强贵族势力抬头，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二节　“摄关政治”的形成和演变

“摄关”是“摄政”和“关白”的略称。按《神皇正统记》诠释，“所谓摄政，始于唐土。唐尧之时，启用虞舜代行政务，谓之‘摄政’”。按山川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史广辞典》的释义：“摄政”是指奉敕命替天皇代行国政，或代行国政者。“关白”，天皇成年后，摄政一般被任命为“关白”。“关白”本义是“陈述、禀告”，出自《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日本仿效中国，也有“关白”，是“辅佐天皇统理大政的职掌、地位”。职掌的核心是“内览”，即“政务公文在奏上、宣下之前首先经关白审阅”。关白还代拟诏书、代批论奏，参与叙位（赐予冠位）和为官吏任命提出建议，权力极大。日本摄关政治始于平安时代，藤原良房是首位摄政。之后，藤原氏作为天皇外戚，在天皇幼时为摄政、成人后任关白成为通例。

“弱帝和幼帝接连登基” 日本在平安时代出现摄关政治，有几方面原因：第一，“安史之乱”后唐朝日趋衰亡，最终裂变为五代十国，东亚国际局势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以强者为师”的日本仿效中国建立的律令制，日渐变异。第二，“9世纪，王权确立了同其他贵族和王族隔绝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王权固有的特征，即弱帝和幼帝接连登基”。 第三，外戚藤原氏日益强大并牢牢占据权力中枢，成为摄关政治的主角。

弘仁十四年（823年），桓武天皇的二皇子嵯峨天皇让位于他的弟弟、桓武天皇的三皇子淳和天皇。淳和天皇在位十年后，于天长十年（833年）又将皇位让给了嵯峨上皇的皇子即他的侄子正良亲王。正良亲王即位后号仁明天皇（810—850年），并“投桃报李”，立淳和天皇的皇子恒贞亲王为皇太子。承和七年（840年）五月，淳和上皇沉疴日重，遂落发出家并留下遗诏，后事从简，火化后撒骨灰于青山。同年五月八日，淳和上皇驾崩，享年55岁，火化于山城国乙训郡物集村。《续日本后纪》对此有明确记载：“御骨碎，奉散大原野西山岭土。”翌年，嵯峨先上皇也重病不起。承和九年（842年），嵯峨先上皇留下遗诏，同样要求后事从简。《续日本后纪》同年七月条记载甚详，其中有：“夫存亡天地之定数，物化之自然也。凡人所爱者，生也；所伤者，死也。虽爱，不得延期。虽伤，谁能遂免。人之死也，精亡形消，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体归于地。今生不能有尧舜之德，死而何用重国家之费。丰财厚葬者，古贤之所讳。汉魏二文，是吾之师也。”当年七月十五日，嵯峨先上皇驾崩，享年57岁，翌日葬于嵯峨院北山。仁明天皇根据先上皇下葬地，尊其谥号“嵯峨天皇”。

由于此前藤原良房深获嵯峨先上皇赏识，权力日渐扩大。藤原良房的妹妹藤原顺子是仁明天皇的中宫，并且生下了皇子道康亲王。藤原良房一心想让道康亲王成为皇太子。恒贞亲王生性平和，不愿卷入权斗旋涡，多次向父亲淳和上皇提出离开东宫即辞去太子之位的意向，但均被嵯峨先上皇拒绝。淳和上皇、嵯峨先上皇驾崩后，引起权力结构重大变动的“承和之变”随之发生。事变大致经纬是，侍奉皇太子的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和但马权守橘逸势，欲拥立恒贞亲王篡位夺权。他们将此计划告诉了平城天皇的皇子阿保亲王。阿保亲王对这一谋反计划感到震惊，即刻将此事告知橘逸势的堂姐、嵯峨天皇的皇后橘嘉智子。皇后立即将此情况密呈仁明天皇。仁明天皇得到消息后，立即颁布平叛敕令。《续日本后纪》对此有如下记载：

是日，春宫坊带刀伴健岑、但马权守从五位下橘朝臣逸势谋反。事发觉，令六卫府固守宫门并内里，遣右近卫少将藤原朝臣富士麿、右马助佐伯宿祢宫成率勇敢近卫等，各围健岑逸势私庐，捕获其身令杻禁。

之后，仁明天皇对他们做出如下处置：“罪人橘逸势，除本姓，赐非人姓，流于伊豆国。伴健岑流于隐岐国。” 仁明天皇的女御（嫔妃）藤原顺子的兄长、中纳言藤原良房升任大纳言。“承和九年（842年）七月丙辰，二十四日，废皇太子（恒贞亲王）。”翌年八月，道康亲王被立为皇太子。不过，所谓“谋反”，似有冤枉，因此他们获罪后“掠拷不服”。实际上，所谓“谋反”很可能是藤原良房等为了将道康亲王（文德天皇）立为皇太子而策划的阴谋。只因恒贞亲王聪敏沉稳，按《续日本纪》中的评论：“于时皇太子（恒贞亲王）春秋九龄矣，而其容仪礼数，如老成人。”有如此皇太子，“废旧立新”，谈何容易？于是藤原良房等便让皇太子莫名卷入谋反事件。“谋反”属大逆之罪，即便查无实据，但也事出有因，自然不适宜继续当皇太子。

嘉祥三年（850年）二月五日，“御（仁明天皇）病殊剧，召皇太子及诸大臣于床下，令受遗志”。《续日本后纪》这条记载，说明仁明天皇已后日无多。三月二十一日，仁明天皇驾崩，享年41岁。根据遗诏，葬于深草皇陵，丧事从简，鼓吹、方相等仪式也被取消。皇子常康亲王、宠臣良岑宗贞（以后成为僧正遍照）均剃度遁入空门。仁明天皇的女御（嫔妃），“风姿瑰丽，言必典礼，宫掖之内，仰其德行”的藤原贞子，落饰出家。同年五月四日，嵯峨太皇太后——橘家唯一被立为皇后的橘嘉智子大行。日本“六国史”之一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对她的美貌淑德，多有赞誉。称其“为人宽和，风容绝异”。因其“笃信佛理，建一仁祠，名檀林寺”。所以，嵯峨皇后世称“檀林皇后”。

嘉祥三年（850年）四月十七日，文德天皇（827—858年）在大极殿登基，时左大臣为嵯峨天皇的八皇子源常，右大臣为天皇的舅父藤原良房。一个月前，藤原良房的女儿明子已生下惟仁亲王（以后的清和天皇）。文德天皇登基后，同年十一月，未满周岁的惟仁亲王即被立为皇太子。天安元年（857年）二月十九日，文德天皇将右大臣藤原良房越级直接晋升为太政大臣。太政大臣此前均由皇族成员担任，以人臣出身晋升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人。源常去世后产生的左大臣“空位”，由大纳言源信递补。

天安二年（858年），文德天皇因病32岁崩，葬山城国葛野郡田邑乡真原冈。当年十一月七日，惟仁亲王以9岁之龄践祚，号清和天皇（850—880年），开启了平安时代摄关政治的先河。按《职原抄》记载：“清和天皇幼而即位，外祖忠仁公（藤原良房）奉文德天皇遗诏而为摄政，是本朝以人臣为摄政之初也。”

“摄关政治”正式登场 日本贞观八年（866年）闰三月十日，位于内里朝堂院南部的应天门发生火灾，大纳言伴善男告纵火者为左大臣源信，为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否定。八月三日，纵火者被捕获，供出首谋者为伴善男及其子中庸。尽管两人拒不认罪，但仍被流放远乡。以“应天门之变”为契机，当年八月十九日清和天皇颁诏：“敕太政大臣摄行天下之政。” 自此“摄关政治”开始正式推行。

藤原良房能够在朝中独揽大权，巧妙利用嵯峨先上皇治下的王室芽檗初生的矛盾，是他一大手段。在“承和之变”以前，王室表面安稳，实质上各种对立、矛盾已经产生。仅仅由于威严的父家长嵯峨先上皇的存在，这些对立和矛盾才没有爆发。但是，嵯峨先上皇大行后，权力产生“真空”。为弥补这种真空，政治格局必然发生变化。“承和之变”后，这种变化首先发生于朝廷努力在权力掌握上构建“均势”以相互制约。承和十一年（844年），嵯峨源氏的源常晋升为左大臣。源常逝后，源信于天安元年（857年）晋升为左大臣。源常、源信与藤原良房、藤原良相在太政官厅内“并驾齐驱”。没有了强权专断的均势，本应成为维护政治安定的法宝。但是，终究“一山难容二虎”，更无奈源氏家族虽为皇亲，但是缺乏政治方面的远见卓识和掌管政务的经验、能力，因此他们占据要职，必然导致官僚机构因贵族化而徒具形骸，而官僚机构向贵族化方向迁移，必然为外戚藤原家族逐渐问鼎政权中枢并建立霸权鸣锣开道。权力制衡的构想，几乎成为“多米诺骨牌”。与中央太政官厅要部的贵族化倾向相应，地方脱离中央统治的倾向亦日趋明显。这种倾向在10世纪迈出了使律令制全面变质的关键一步。

“承和之变”后，自仁明天皇当政末年至文德天皇当政期间，风灾水害、饥馑流行，疫病频发，盗贼猖獗，更是为律令制支配全面溃退之势推波助澜。例如，以疫病流行为背景，贞观五年（863年）朝廷在神泉苑举行了御灵会，祭祀“六所灵”。 这一祭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怨灵神信仰。当年也是藤原良房岁满甲子。《日本三代实录》对此有以下记载：“贞观五年（863年）十月二十一日，庚辰。（清和）天皇赐宴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于内殿，以贺满六十之龄。”由此可见，藤原良房所受之优渥。这是其在朝廷中地位的显示。

清和天皇在位期间希冀节俭政费，休养民力。由于政治宽松，吏治不严，百姓不仅纳贡懈怠，甚或调庸也疏懒。按《日本三代实录》中的记载，“诸国贡绢布等，总是粗恶，专无精丽。或如绢非绢，尤同蜘蛛之秋网。或如布非布，不异连锁之疏文。加以尺寸多缺，短狭无数，徒有输贡之劳，还阙支给之备”。成此状况，官吏固然有责，但“法不责众”，世风不淳也是原因。清和天皇时期禁止饮酒行乐并曾几次下诏。朝廷还要求佛寺僧侣在修灌顶日和贡舍利会时恪尽职守，同时“禁止寺里养马”“禁止山僧着美服”。但是，后世佛家子弟堕落，当时已经滥觞。

藤原良房为了保持与皇室的联姻，将其养子藤原基经的妹妹、比清和天皇大八岁的藤原高子嫁给清和天皇，生下了贞明亲王。贞观十一年（869年），仅出生3个月的贞明亲王被立为皇太子。贞观十四年（872年），69岁的太政大臣藤原良房谢世。贞观十八年（876年），清和天皇将皇位让与年幼的贞明亲王。翌年，贞明亲王登基，号阳成天皇（868—949年），并改元元庆。清和上皇让位后倾心佛教，元庆三年（879年）落饰入道并遍历各地削身苦行，所惜翌年即英年晏驾，年仅31岁。

年仅九龄登基的阳成天皇和清和天皇一样，也是名实相符的“儿皇帝”。元庆元年（877年）正月，藤原基经上表想辞去兼任的左近卫大将之职。幼帝阳成不知是否应该批准，让大纳言南渊年名去征询清和上皇意见，清和上皇表示：“右大臣担当国家重任，摄行万机，不可烦之以一职，准其所请。但君子武备，腰底忽空，特赐带剑，严其仪容。” 清和上皇随即交给南渊年名一柄金银装饰的宝剑，让他带回复命。阳成天皇收到宝剑后，当天就赐给了藤原基经，特许他带剑上朝。

元庆四年（880年）十二月四日，清和上皇驾崩。当天，藤原基经官拜太政大臣。实际上，藤原基经是受清和上皇赏识才受重用，阳成天皇并不喜欢他。藤原基经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太政大臣（藤原经基）拜职之后，四上让表”。 也就是说，他曾四次请辞，但未获批准。

阳成天皇喜欢养马，在宫中养了三十匹马，号称“中厩院”，并常在宫中骑马。他还有两个善于御马和马术的小伙伴，一个叫小野清如，一个叫纪正直。俩人得蒙圣恩，为所欲为，频惹众怒。阳成天皇还殴打乳母，虐待和杀戮小动物，实在不成体统。元庆七年（883年），藤原基经认为阳成天皇举动“出格”，迫其称病让位成为上皇。臣下废黜君主，在日本前所未有，这是首例。阳成天皇之所以如此全无圣上威严，他的生母、皇太后藤原高子（二条皇后）的宠溺，难辞其咎。藤原高子在入宫前和前述阿保亲王的儿子在原业平有过恋情。入宫后仍暗通款曲，成为当时流传的一则丑闻。宽平八年（896年），藤原高子与东光寺座主善祐私通，事情败露后被废。《日本纪略》对此有如下记载：“皇太后藤原高子，与东光寺善祐法师窃交通云云。仍废御位。至善祐法师者，配流于伊豆国讲师。”阳成天皇退位后，于天历三年（949年）九月出家，当年驾崩，葬于山城国神乐冈东陵。

藤原基经因此权势更甚，摄政的藤原氏也自此进入全盛时期。

翌年二月，藤原基经拥立仁明天皇三皇子，当时已55岁的时康亲王登基，号光孝天皇（830—887年）。藤原基经因拥立之功，极受光孝天皇恩宠，程度历朝历代鲜有。光孝天皇曾经表示：“我曾久居藩府，因太政大臣（藤原基经）扶持，有幸得登皇极。枯木再荣，是谁之德？”“元庆八年（884年）六月四日，光孝天皇下诏，藤原基经自今日起坐太政官厅，领行万政。入则辅佐朕躬，出则总领百官。臣下应奏之事，君王应下之令，必先咨禀。朕将垂拱而治。”但是，藤原基经为避免自己专权遭到非议，也屡次请辞。光孝天皇的态度是：“一日不见如三秋，故望其日日入朝。一事不询如蒙面，故命其事事咨问。”所以，屡辞不获。

光孝天皇在位仅4年。仁和三年（887年）八月，光孝天皇突然病倒。根据藤原基经等请求，让已降为臣籍的光孝天皇三皇子源定省复归为亲王，于八月二十六日立为皇太子。当天，光孝天皇在仁寿殿登遐，享年58岁。

醍醐新政 仁和三年（887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太子在大极殿登基，号宇多天皇（867—93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宇多天皇颁诏：“万机巨细，百官总己，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宇多天皇颁布此诏，主要为藤原基经执政提供“合法依据”。因为藤原良房是外戚，而藤原基经没有这种身份，参与政务缺乏身份地位保障。或许以“尾大不掉”“养虎成患”来形容清和天皇、宇多天皇等的诏令所产生的结果非常恰当。因为他们既开了使藤原良房代替天皇总揽政务之例，又创了藤原基经能废立天皇之先。尽管当时仍是通过诏敕强化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权力，但作为摄政的“关白”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官位，和10世纪以后的摄关政治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为“前期摄（政）关（白）政治”。但毋庸置疑，这一时期奠定了“摄关政治”的基础。

宽平三年（891年），55岁但历清和、阳成、光孝、宇多四代天皇的四朝元老藤原基经去世。左大臣源融、右大臣藤原良世垂垂老矣，处理国政力不从心。源氏的大纳言源能有，成了太政官事实上的首班。同时，宇多天皇起用了颇有政绩的藤原保则和菅原道真等人才，特别是充实藏人所，任命菅原道真为藏人头；整顿朝纲，杜绝京官谋私；严格庸调，抑制地方官吏擅权中饱私囊；建立检非违使制度稳定社会治安；努力重建天皇“亲政”的政治体制且成效显著。

宽平五年（893年），宇多天皇立他和藤原高藤的女儿藤原胤子所生的皇子敦仁亲王为皇太子。宽平九年（897年），即在宇多天皇年富力强的31岁时，他令年仅13岁的皇太子元服 并于即日让位。敦仁亲王登基后，号醍醐天皇。

醍醐天皇（885—930年）登基后即任命藤原基经的儿子藤原时平为大纳言、菅原道真为权 大纳言。两年后，即昌泰二年（899年），醍醐天皇又晋升藤原时平为左大臣、菅原道真为右大臣。虽上皇让位之时，令新帝幼少时由藤原时平、菅原道真宣行万机，但作为文章生破格晋升为右大臣的菅原道真，终不免招诸派势力反对。因此，醍醐天皇借机“清君侧”，翦除身边的上皇宠臣，于延喜元年（901年）正月廿五日戊申诏将菅原道真左迁。《日本纪略·后篇一》论述了当时的情景：“诸阵警固，帝御南殿，以右大臣从二位菅原朝臣任大宰权帅，以大纳言源朝臣光任右大臣，又权帅子息等各以左降。”菅原道真左迁后，醍醐天皇重用左大臣藤原时平，并于延喜二年（902年）三月十三日以改革政治为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向诸国司颁发了一系列措词严厉的太政官符，以图重建律令体制，史称“延喜新制”或“延喜之治”。其主要内容共有九条：敕旨开田，禁止诸院诸宫及五位以上收买百姓田地舍宅，停止占用闲地荒田；重新班田；严格调庸缴纳；禁止诸院诸宫王臣家占用荒地、山川；修造破损的官舍、驿站、池堰、国分二寺及神社；等等。 不难发现，规定“诸院诸宫王臣家”及“五位以上”官僚的权力和义务，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而其历史背景是藤原良房为护佑其皇太子外孙，于仁寿二年（852年）在山城国（京都）深草建造嘉祥寺西院，贞观四年（862年）获贞观寺寺号并获庄园、土地。在镰仓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庄园，由此发端并愈益膨胀，侵吞公田。

需要说明的是，了解“诸院诸宫王臣家”，不独是了解“延喜新制”，也是了解9至10世纪的日本的几个关键词：“院”，指居于其中的太上天皇及其官邸。如“嵯峨院”“淳和院”即属此类。天皇亦有仿效太上天皇建立院的，此为后院，但是否包括在“院”内，尚不明了。“宫”，指春宫坊和中宫职，即皇太子和“三后”（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机构。七八世纪亦称亲王、诸王的官邸为宫。“王臣家”是亲王一品至四品，诸王、诸臣正一位至从三位的官邸。四位、五位官邸称“宅”。

“延喜新制”得到了有效贯彻实施。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律令制显然已成“明日黄花”。延喜九年（909年）藤原时平去世后，天不遂人愿，尽管醍醐天皇仍踌躇满志，但此后各种疫病流行、旱涝灾害引起的饥馑、盗贼频发导致社会治安混乱，不仅使继续推行原先的政策成为不可能，而且使律令制呈加速度崩溃。延喜十四年（914年）二月十五日，醍醐天皇向公卿下诏令官员就国政提出意见。四月二十八日，前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奉上了著名的“谏书”《意见封事十二条》，从维护律令制权威的立场出发，严厉谴责了各项政事的混乱：“风化渐薄，法令滋彰，赋敛年增，徭役代倍，户口月减，田亩日荒”，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消水旱求丰穰”“禁奢侈”“敕诸国随现口数授口分田”“依旧制增置判官”等。这封“谏书”既体现对时局的担忧，更是一面时局的镜子。 虽然三善清行的意见得到了醍醐天皇的高度重视，但是律令制的权威皇权都无法维护，一纸文书，如何撑得起律令制将倾的大厦？在日本被称为“时代剧”的历史剧总是一幕幕上演，何况以律令制为剧本的“王土王民”时代剧，剧终曲尽，“摄关政治”的时代剧已经开演。藤原时平逝后，不仅他的弟弟藤原忠平作为右大臣继续执权，而且推行维护“诸院诸宫王臣家”私人利益的政策。在开场锣鼓已经敲响的时候，皇权的衰弱和藤原氏权威的强化，已经决定了谁是以后的“摄关政治”时代剧的主角。

不可否认，醍醐天皇堪称一代明君。他在位期间始终亲理朝政，一生未设置摄政、关白。在他统治的年代，鉴往知来的《日本三代实录》和制定规矩的《延喜格式》的相继编纂，分别为“六国史”和“三代格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他统治的时代，作为文化“风向标”的《古今和歌集》问世，预示了唐风汉诗的地位终将被“和风”诗歌取代。顺提一笔，当今日本国歌，即国歌的3.0版《君之代》，就出自这本歌集。

延长八年（930年），醍醐天皇因病让位，时隔不久大行，享年46岁。醍醐天皇大行后，年仅8岁的皇太子宽明亲王即位，号朱雀天皇（923—952年），左大臣藤原忠平摄政。天皇元服即成年后，藤原忠平从摄政变成关白。天庆四年（941年）十一月二十日，天皇颁诏，令诸臣仿效仁和旧制，一切听命关白：“万机巨细，百官总己，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如仁和故事。”

天庆九年（946年），继朱雀天皇之后登基的村上天皇（926—967年），在天历三年（949年）70岁的关白藤原忠平仙逝后，和醍醐天皇一样始终未立摄政关白，并因亲理国政且治国有方，和醍醐天皇治世作为明君治世的圣代，被后人并誉为“延喜·天历之治”。确实，在藤原氏领衔主演的“摄关政治时代剧”已经开演后，这两位天皇理应赢得后世的掌声与喝彩。因为他们允许臣下犯颜直谏并和他们互相协调；他们高瞻远瞩的政策推动了文坛兴旺，文运隆昌。但是，正如“高潮”往往在戏剧谢幕之前出现，作为“延喜·天历之治”重要象征的国史、格式的编纂，钱币的铸造，堪称律令时代剧的最后一个高潮。自此以后，它们相继退出律令国家搭建的历史舞台。奴婢身份的逐渐废除虽然值得称赞，但却因此毁掉了固守律令制身份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后，摄政关白重新作为时代剧主角粉墨登场。

自冷泉天皇开始，被两代天皇视如“空气”的摄政关白，被设定为固定的职位。康保四年（967年），村上天皇驾崩，皇太子宪平亲王登基，号冷泉天皇（950—1011年）。摄政关白从此不再遭受“冷遇”。冷泉天皇即位时已是18岁的成年人，按理能够亲理朝政，无奈当年的宪平亲王在备位东宫（皇太子）时就精神有疾，举止怪诞。他甚至在给父亲的信件中画上一具男根。按现代科学的看法，这无疑与近亲繁殖有关，无奈那时的日本朝廷认为是灵异作祟，百般求神拜佛，然东宫的病却终不见好。这样的东宫摇身一变成为天皇，当然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君。

承平·天庆之乱 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的“延喜·天历之治”显现了律令制“王土王民”最后的荣光，但这种荣光无异于律令制寿终正寝前的“回光返照”。如果说当时律令制仍然还是“一栋楼”，那么也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10世纪承平、天庆年代，即三四十年代爆发的“承平·天庆之乱”，无疑是摧毁律令制这栋楼的狂风骤雨。律令制的衰亡不独是宫廷权力的转移，更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9世纪末至10世纪前半叶，各地反对国政改革的动乱频发。中央政府为了平乱，任命、派遣了一批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押领史和追捕使。但始料不及的是，由此埋下了“承平·天庆之乱”的种子：延喜初年任命平氏先祖高望王和足利氏祖先藤原秀乡为押领史，平定关东地区的动乱。而下文将会论及，平氏和足利氏均是“乱世之枭雄”。

严格地说，“承平·天庆之乱”应被区分。因为发生在承平年代和天庆年代的动乱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承平五年（935年），同为平氏家族一员的平将门和平良兼之间的“同氏操戈”，拉开了“承平·天庆之乱”的序幕。据记载这场争斗的原始资料《将门记》所述，平氏伯侄就是高望王的后裔，平将门是“桓武天皇第五代之苗裔高望王之孙”“陆奥镇守府将军平朝臣良持”之子；平良兼则是“将门之伯父”。9世纪末，高望王被降为臣籍，并获赐平姓，后作为“上总介”被派往关东平乱，平乱后仍留驻上总国。朝廷让高望王留驻当地，原本希望依赖其名声和武力维护地方治安，孰料“尾大不掉”，其一族在关东北部的势力日益壮大，最终催生了武士并成为使天皇沦为傀儡的武家政治的温床。这场内斗，有说起因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亦有说起因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争风吃醋。不管哪一说，均不认为具有“犯上作乱”的意图。尤其能支持这种认识的是，平将门在包围平良兼后，故意放了他一条生路。因为平良兼是朝廷命官“下总介”，不可随意处死；另外，朝廷获报两人“火并”后传唤平将门，平将门即赶赴京城为自己做了辩解，未被处置。

但是，承平之乱后发生的“天庆之乱”，无疑是一场反抗朝廷的“叛乱”。这场叛乱始于常陆国土豪藤原玄明向平将门申诉国司之无道，请求平将门为他做主。早已想“占山为王”的平将门欣然接受请求。天庆二年（939年）十一月，平将门率兵袭击了常陆国府，夺取了象征权力的印鉴和钥匙，并因此难辞“叛乱”的罪名。 之后，平将门逐一驱逐“关东八国”国司。在进入上野国后，平将门根据一个号称“八幡大菩萨使节”的女巫的“神託”，登上了“新皇”宝座。之后即仿效中央朝廷政体任命文武百官，并在下总国规划建设都城。朝廷接报后，先是向神佛祈祷，祈求平安，然后令关东周边各国采取平乱行动，任命东海道、东山道追捕使；最后任命藤原忠文为征东大将军发兵制止叛乱。最终，平将门被诛，包括其兄弟在内的同党被一网打尽。藤原秀乡、平贞盛、源经基等此后均加官晋级。

“东西呼应”，当时西海岸地区也发生了以藤原纯友为首、以伊予国（爱媛县）为根据地的“海贼叛乱”。藤原纯友原本不是海贼，其曾祖父是9世纪末的权中纳言藤原长良，父亲是筑前守、太宰少二藤原良范。10世纪30年代，藤原纯友被任命为平定伊予国海盗的军事首领“伊予掾”。 但是，自古“官匪一家”，藤原纯友借此纠集了濑户内海的诸多海盗自立为王，成为地方霸主。据原始资料《扶桑略记》天庆三年（940年）十一月廿一日条转述《纯友追讨记》记载：“纯友追讨记云，伊予掾藤原纯友居住彼国，为海贼首。唯所受性狼戾为宗，不拘礼法。多率人众，常行南海山阳等国，滥吹为事。暴恶之类闻彼威猛，追从稍多。押取官物，烧亡官舍以之为其朝暮之勤。” 天庆二年（939年），即平将门率兵袭击常陆国府的同一年，京中发生火灾，“备前介”（地方副职）藤原子高欲告发此乃藤原纯友所为，但被藤原纯友先发制人，在路上将其捕获。甚而翌年与“赞岐介”藤原国风率领的国衙军发生冲突，并放火焚烧国衙、抢夺财物。至此，藤原纯友脑后的“反骨”形态毕露。同年三月四日，朝廷任命小野好古为长官，任命“平将门之乱”的告密者源经基为次官，率二百余艘兵船前往藤原纯友的根据地伊予国平乱。本来和拥有千余船只比起来，官军寡不敌众，但藤原纯友手下最大的海贼首领藤原恒利却竖起了“反旗”。孰料内外夹击没有立刻摧垮藤原纯友，天庆四年（941年），他还率兵占领了太宰府。对此深感震惊的朝廷，即命令曾任征东大将军讨伐平将门的藤原忠文为征西大将军。官军和叛军在筑前博多对藤原纯友进行了水陆两路夹击，一举收缴了他统辖的八百余艘船，并将逃往伊予的藤原纯友诛杀。一场大乱终告平息。

上述两个叛乱之所以同时发生，无疑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彼此相关的一系列变化有关：首先，自9世纪至10世纪，随着唐朝衰亡，东亚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日本朝廷对军事体制进行了调整，军备开始减弱；其次，与中央军事力量减弱呈相反走势的，是随着律令制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官员、贵族、地方豪强、寺院等各种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各种地方武装；最后，为了应付日益抬头的地方豪强势力，中央在增强国衙权限的同时，也增强了触发矛盾冲突的可能。总之，导致叛乱发生的根本原因，当在地方势力的强化和朝廷势力弱化的趋势中寻找。

上述叛乱是以地方霸权反抗中央强权的方式展开的，这种叛乱几乎前所未有。因此，虽然难言上述动乱，是中世纪封建制开始取代古代中央集权制的报春鸟，但却无疑是以地方领主制为特征的中世纪社会萌芽的绽放。按照义江彰夫的观点，这两次大乱“是象征从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转换的大动乱”。

平定“承平·天庆之乱”的功臣之一的藤原实赖，就此登上了关白宝座。据《日本纪略》记载：“（康保四年）六月廿二日己卯，诏令左大臣（实赖）关白万机。”安和二年（969年），藤原实赖发动“安和之变”，使政敌、左大臣源高明被左迁为大宰权师且失去了政治生命，从此独掌朝纲。“安和之变”五个月后，冷泉天皇退位，其弟圆融天皇（959—991年）即位。藤原家之后、师贞亲王（以后的花山天皇）以2岁之身被立为皇太子入主东宫。圆融天皇时年仅11岁，当然需人“监护”，于是藤原实赖便以太政大臣的身份摄政。翌年，即天禄元年（970年），71岁的藤原实赖谢世。时年12岁的圆融天皇依然在政治上无法“断奶”。于是便由天皇的舅父、右大臣藤原伊尹担任摄政。冷泉、圆融两代天皇后，摄政关白基本上成了常设职位，由藤原实赖的子孙或他的弟弟藤原师辅的子孙担任。天皇幼小时由摄政“监护”、元服后由关白“辅佐”，成为惯例。永观二年（984年），圆融天皇让位，花山天皇（968—1008年）即位。藤原兼家之女诠子所生的皇子怀仁亲王（以后的一条天皇）被立为皇太子。宽和元年（985年）七月，即位仅一年多的花山天皇因痛失怀有身孕的宠爱女御，决意出家，让位于怀仁亲王。于是，朝廷又由一个年仅7岁的幼帝、第六十六代天皇一条天皇登基（980—1011年）。一条天皇的外祖父藤原兼家作为“监护人”摄政时，“高瞻远瞩”地立他的女儿超子所生的居贞亲王为皇太子。

巅峰期的藤原氏 外戚藤原家族作为摄政关白真正开始伸张势力，始于冷泉天皇时代的藤原实赖。经过代代努力，至藤原道长时，藤原家族在朝中的权力达到顶点，几乎将天皇玩弄于股掌之间。摄关政治因他而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天皇虽仍安坐紫宸殿，但早已风光不再。大津透一语指出关键：“（藤原）道长的时代，是摄关政治的典型。” 藤原道长能够为摄关政治奠定坚实基础，“长寿”和“多女”是两个重要条件。藤原道长能够成为四代天皇的岳父，关键就是具备这两个重要条件：他的女儿妍子是三条天皇的中宫、彰子是一条天皇的中宫、威子是后一条天皇的中宫、嬉子是后朱雀女御（仅次于中宫的妃子）。之后，彰子生下了后一条天皇和后朱雀天皇，嬉子则生下了后冷泉天皇。

长保元年（999年），藤原道长使其长女彰子进入了一条天皇的后宫，并于翌年迫使一条天皇将其立为中宫。由于当时藤原道长的侄女藤原定子已经成为中宫，而“中宫”本是皇后的别称，所以藤原定子改称“皇后”。从此以后，“中宫”成了与皇后地位同等但独立于皇后的正式封号，形成“一帝二后”的格局。

宽弘五年（1008年），藤原彰子不负父望，生下了皇子敦成亲王。宽弘八年（1011年）六月，32岁的一条天皇登遐，东宫居贞亲王登基，成为三条天皇。三条天皇的中宫是藤原道长的女儿妍子。几乎与三条天皇登基同时，敦成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嗣后，藤原道长急于让外孙登基，多次以三条天皇患有眼疾应该休息为由，多次劝其让位。最初三条天皇未轻易顺从，无奈内里在长和三年（1014年）二月九日和翌年十一月七日两次发生大火，三条天皇疑为天意警告，只得顺从，但提出一个交换条件：退位后立他和皇后诚子所生的敦明亲王为皇太子，藤原道长表示赞同。三条天皇退位后，即位的是一条天皇的二皇子敦成亲王，号后一条天皇（1008—1036年），母亲是藤原道长的女儿藤原彰子。践祚后，后一条天皇即把禅让皇位的三条天皇的皇子敦明亲王立为皇太子。当年后一条天皇9岁，敦明亲王23岁。“长和五年（1016年）正月廿九日甲茂，未剋，三条院天皇退位，让皇太子。皇太子春秋9岁，于时御坐上东门院，令新帝外祖左大臣藤原道长朝臣摄行政事。” 文中提到的皇太子即敦成亲王（后一条天皇）。后一条天皇登基后，曾任一条、三条天皇时期的“内览”的左大臣藤原道长，自此作为9岁幼帝的外祖父正式摄政，并确立了其在朝中的绝对权威。宽仁元年（1017年）五月，42岁的三条天皇驾崩。自知早晚被废的东宫敦明亲王向藤原道长提出“辞呈”，藤原道长当然求之不得，并再立自己的外孙、后一条天皇的同母弟弟敦良亲王为皇太子（以后的后朱雀天皇），并在三年后的治安元年（1021年），将自己的女儿嬉子许配给敦良亲王。之后，嬉子生下的皇子成了后冷泉天皇。如此，藤原道长不仅完全掌控了天皇的后宫，而且掌控了天皇的“任免权”。他的两个儿子藤原赖通和藤原教通，也沿袭了摄政的权位。

当时三条天皇于长和五年（1016年）退位，获太上天皇尊号。三条天皇在位5年。据《大镜》记载，三条天皇患有神经性眼疾，异常痛苦，退位时已经失明。为了治好眼疾，他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根据御医建议，数九寒天用冰水浇头，冻得脸色青紫。翌年，上皇落饰出家后即于当年五月九日驾崩。三条天皇是个才子，《百人一首》收录他的一首和歌：“不能如所愿，若致苟活忧世间，莫得脱苦海。今顾此事可恋者，唯有夜半清月哉。”由此可以窥见他的心境。

后一条天皇在位时，外祖父藤原道长担任摄政。之后，藤原道长辞去摄政，由他儿子藤原赖通继任。

长元九年（1036年）七月十日，因后一条天皇“禅让”，敦良亲王在大极殿即位，时年28岁，号后朱雀天皇（1009—1045年）。同年，后一条天皇驾崩。后朱雀天皇登基后，立长子亲仁亲王为皇太子，仍拜藤原赖通为关白。藤原赖通希望后世永为摄政关白，可后朱雀天皇还是皇太子时，就已娶三条天皇的女儿祯子内亲王为妻。祯子自然不姓藤原，藤原赖通自己膝下无女，未能将女儿送入宫中为皇后或女御（嫔妃）。于是，藤原赖通便将一条天皇的孙女嫄子内亲王收为养女，改名藤原嫄子并送入宫中。他的两个弟弟藤原教通和藤原赖宗也相继将女儿送入宫中。后来，嫄子成为中宫皇后。然而，藤原嫄子在生下两个女儿后病逝。

长久五年（1044年），因皇宫连年发生火灾，后朱雀天皇改年号为“宽德”。在位九年后，天皇因御体违和，于宽德二年（1045年）正月十六日退位，被尊为太上天皇。正月十八日，太上天皇落饰出家，同日驾崩，享年37岁。四月八日，21岁的亲仁亲王即位，号后冷泉天皇（1025—1068年），立先帝后朱雀天皇的二皇子，即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尊仁亲王为皇太子（后冷泉天皇的母亲是藤原道长的女儿藤原嬉子，尊仁亲王的母亲是三条天皇的女儿祯子内亲王）。按照惯例，天皇在退位之前当颁布立太子诏书。后朱雀天皇当时想立尊仁亲王为太子，但关白藤原赖通称立太子之事以后再说，所以此事在后冷泉天皇即位后完成。藤原赖通之所以拖延，主要是因为尊仁亲王不是藤原家女子所生。他的如意算盘是等藤原家女儿为后冷泉天皇生下皇子后，再立太子。那样藤原家可继续作为外戚主理朝政。所以，后来尊仁亲王入主东宫后，藤原赖通违反定规，没有将家传宝剑“壶切”献上，作为东宫护佑。直到尊仁亲王即位，这把宝剑才由藤原赖通的弟弟藤原教通献上。

后冷泉天皇即位当天，即诏令藤原赖通依旧担任关白。康平四年（1061年），藤原赖通出任太政大臣，藤原教通升任左大臣，藤原赖宗升任右大臣。朝廷中的国事，仿佛成为藤原家的家事。

关白虽然权倾举朝，但以往都不是终身担任，而是在年老力衰时请辞。藤原赖通打破了这一惯例，不仅没有请辞，而且在京都宇治新建了平等院，命令官吏将公文送到那里供他批阅。藤原赖通如此“恋栈”，令他的兄弟藤原教通颇为不满。后冷泉天皇对此洞若观火，于是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以往藤原氏用于朝廷的谋略，诸如挑拨离间，用于他们兄弟，以便将权力收归朝廷。下文所说的“院政”在此时已埋下种子。后冷泉院巧妙的政治策略，终于取得成效。治历三年（1067年）十二月，任关白长达51年的藤原赖通上表辞去关白，由藤原教通继任。然而此时改变的还只是表象，不变的是实质，关白依然姓藤原。

第三节　院政：太上天皇治国理政

“由上皇或法皇（皈依佛门后称法皇）在院厅主理国政”，略称“院政”。“院厅”是附属于上皇处理政务的机构。院厅主要由下述人员和机构组成：由别当（主管院厅行政事务的官员）、判官代（比别当级别低的官员，由五位、六位的官员担任）、主典代（“主典”音同“佐官”即辅佐官员，主要负责公文处理）等组成的行政事务处理机构；由殿上人（获准进殿的官员，指四位、五位官员和六位的藏人）、藏人（负责诏敕传宣的官员）等组成的太上天皇的侧近；有别纳所（收纳贡品等库房）、文殿（放置文件、档案的地方）、御厩（马厩）等处；还有御随身所、武者所、北面等上皇和院厅等警卫机构。院政在嵯峨上皇时期初步形成，在宇多太上天皇时期扩大，在平安中期圆融太上天皇时期近乎成型，在白河太上天皇时期进一步扩充并最终形成。

从摄关政治向院政转型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院政”的特征是太上天皇掌握天皇的“任免权”，而在摄关政治时期，这些权力事实上为外戚藤原氏掌握。最初，后三条天皇试图从外戚手中夺回这一权力，最终未能取得成功。白河天皇即位后，成功指定了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崇德天皇继承皇位，即指定了直至曾孙的直系子孙继承皇位。院政时期的另一项变革是太上天皇拥有对廷臣公卿的人事任免权。廷臣公卿的加官进爵，须通过叙位、除目仪式。所谓“叙位”即授予位阶。平安中期以后，每年正月五日或六日，在宫廷中举行敕授五位以上公卿廷臣位阶的仪式。所谓“除目”，就是将获得晋升的官僚名字记录在册。在平安时代，任命诸司、诸国的主典以上官吏，均在宫廷中举行仪式，由主事官员根据诏敕逐一记下获任官员的姓名。在天皇幼小时，这些仪式在内里的摄政官邸举行。天皇成人后，这些仪式则在御前举行。这一原则至摄关时期始终得到遵循。但在院政时期，朝廷的官吏任免权实际上已为院所掌握。因此，无论在内里还是御前，都只是徒有其表。

尽管“院政”出现于平安时代末期，但迟至江户时代末期，赖山阳撰写的《日本外史》才首次出现“院政”一词。至明治时代，“院政”作为历史学术语被广泛采用。按照《广辞苑》的释义，所谓院政，即“白河上皇专政的权势下确立、以上皇或法皇在院厅主理国政为常态的政治形态。院政名义上持续至江户末期的光格天皇时期，但实际上院政至镰仓末期后宇多天皇时期已经结束，历时250多年”。也就是说，院政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由太上天皇掌握实权的一种政治形态。虽然院政历时长久，但实际上只有应德三年（1086年）院厅建立至建久三年（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百余年间，才是真正的“院政时代”。镰仓幕府建立后，历史向“武家之世”迁移，“院政”名存实亡，即实质全变，面目全非。

一般认为，院政始于应德三年（1086年）十一月，白河天皇让位于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而成为太上天皇，在居处建立院厅掌握国政大权。但院政并非瞬间出现，而是经历了一段过程，并由多方面因素铸成。治历四年（1068年）四月十六日，后冷泉天皇禅让，尊仁亲王即位，号后三条天皇（1034—1073年）。五月七日，后冷泉天皇晏驾，享年44岁。《今镜》不无惋惜地写道：“对后冷泉院在位二十三年，没有留下一位皇子或皇女，实在令人惋惜。”后三条天皇12岁被立为太子，35岁即位，在东宫生活了20年。《续古事谈》对他的评价是：“后三条院，居太子位二十年，潜心学问。不仅才通和汉，而且有掌天下政治之能。即位后，即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对关白藤原教通称应允许捐功（即买官卖官），后三条天皇曾怒斥道：“摄政关白要职，本只有天皇外祖父才能担当。朕毫不犹豫任命你担任这个职位，你却如此忤逆朕的法令，朕十分生气！请你马上退出！”虽然三条天皇随后感到此举过于偏激，将藤原教通召还，但当堂如此横扫关白威仪，史无前例。

后冷泉天皇在位时，已有意抑制摄政和关白的权力。后三条天皇即位后，继续以亲政的方式强化皇权。后三条天皇积极大力推行新政，其中最著名的新政，就是于登基翌年即延久元年（1069年）二月二十二日，设立了记录所，负责征集各国庄园的券契，检验真伪。这一举措直击利益集团要害，令朝野震惊。据天台宗僧侣慈圆撰写、论述摄关和皇权斗争的史论《愚管抄》记载：“延久年间，朝廷始设记录所。此因后三条院意识到，日本各地庄园主未获天皇或官府颁发的合法文书，即把国家土地圈为私有，成国家一大弊害。”虽然后来对藤原家法外开恩，但双方矛盾已昭然若揭。

后三条天皇在位期间禁止奢靡的作为。有一次，后三条天皇行幸石清水八幡宫，看到自己及随行人员乘坐的车舆雕金饰银，当即下令停车，将金银雕饰全部撤下。此事一直传为美谈。同时，后三条天皇还注重选贤任能。参议中将源隆纲，专司断案。当时有人射杀了斋官寮的狐狸，源隆纲对此做出的判断是“虽闻引羽之由，未知首丘之实（虽然射箭属实，但是否射杀了狐狸不详）”。后三条天皇觉得这一判决相当睿智，遂提拔他为近臣。

延久四年（1072年）十二月八日，39岁的后三条天皇在位四年后，让位于20岁的皇太子贞仁亲王，被尊为太上天皇并依然执掌朝政，但在让位五个月后晏驾。后三条天皇及其主政时期，是从摄关政治向院政转型的转折点。但是，由于缺乏明确记载后三条天皇何以让位的史料，因此踌躇满志并已展开“新政”的后三条天皇为何突然让位，并在让位后五个月晏驾，是想尽早推行院政，还是因为身体有恙，一直是个谜团。几个世纪以来，研究日本史的专家一直费心破解这个谜团。首先试图破解这个谜团的是慈圆。慈圆，谥号慈镇，关白藤原忠通之子，11岁在延历寺受戒，称道快，后改名慈圆。九条兼实担任关白期间，慈圆作为后鸟羽天皇的护持僧，任天台座主，后升任大僧正。慈圆在写于镰仓时代初期的《愚管抄》中，提出了对后三条天皇何以让位的看法。他指出，后三条天皇对长期延续的摄关政治极为不满，欲亲自主理朝政，并在退位后亦制订了亲自理政的计划。但是，因突然驾崩，壮志未酬。此后白河上皇掌握了政治实权，院内近臣势力急剧膨胀，摄政和关白地位大幅下陷，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因此诞生，后三条天皇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完成。慈圆的见解为南北朝时代后醍醐天皇的近侍北畠亲房所承袭和强化。北畠亲房在他被并称为“中世纪两大史书”之一的《神皇正统记》中，不仅坚持了慈圆的见解，还进而提出白河上皇主掌政权，完全改变了以往的政治形态的观点。按照他的观点，摄关政治时期，政令是通过天皇的宣旨（天皇宣布的旨令、诏书）、太政官的官符发布的。但是自白河天皇以后，院的宣令、院厅下发的公文比前者更受重视。至近世江户时代，新井白石在他的名著《读史余论》中也对上述见解表示赞同。按照新井白石的见解，“天下之大势有九变”，其中第四变是“后三条院抑制摄家之权”；第五变为“上皇御政务之事”。明治以后，黑板胜美《国史的研究》和三浦周行《有关院政的一项考察》，均支持上述看法。现代河野房雄的《论后三条天皇的让位》也认为，实施“院政”是后三条天皇让位的主要目的。有关解读在至文堂1958年出版的吉村茂树所撰《院政》中有详尽论述。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诸多学者的实证性研究证明，上述见解并不准确。因为史料显示，当时日常政务仍由以太政官为首的各官厅处理，重要事项仍由“阵定”即太政官最高官员议决，以往的朝政运作方式并没有因院政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改变。上皇和院厅发出的公文，即院宣和院厅文件，并不具有天皇的宣旨和太政官的官符那样的效力。例如，铃木茂男指出，在白河、鸟羽两院政时期，院厅下达的文件和院厅牒等有别当、判官代、主典代署名的文件，均仅和院厅有直接关系，与一般国政无关。院宣虽然是向各方传达上皇圣意的文书并受到高度重视，但并不是正式的官方文件，并没有取代太政官的官符等官方文件，更不具有那种效力。关键是，在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的背后，上皇下达的敕旨和诏令往往对重大问题的裁断有重大影响。换言之，即作为天皇的父亲乃至祖父的上皇，继续利用以往的政治机构和执政形式左右国政，包括立选东宫以及厚待宠臣，并因此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不是以院政取代国政，这才是院政的实态。因此，“院厅政治”并非如以往各家所言，是以“院政”取代“国政”的一种政治状态。事实上，院政是一种政治形态，更是一种新的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但院政没有取代国政。院政存在，但国政照样存在。田中文英在他的论著中有一段对认识院政颇有启发性的评述：“所谓院政这一政治形态，即使在中央政界贵族阶级范围内，也并非是国家政体所需求的不可或缺的存在。特别是以摄关家为首的反院政派政治势力，更执拗地展开否定上皇干预国政的思想和政治行动。那么在这种政治状况中，院以怎样的理论逻辑和实际方法使其干预国政正统化，使院政这一政治形态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呢？不难发现，院就是基于其和摄关政治不同的、院独特的立场出发，强调与帝王的关系。”

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后三条天皇让位后即设置院厅，任命包括五名公卿在内的七名别当、主典代、文殿主管等院司，并设立院藏人所等组织，说明他试图以此遥控朝政。但不管何种原因，有一点似可肯定，即“后三条奠立了自己决定皇位继承者的立场。虽则他的构想因翌年五月去世而未能实现，但因此提供了由院掌握皇位继承决定权的关键，并形成由院‘监护’天皇这一导向院政政治形态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而言，似可以认为后三条天皇的‘禅让’，就是院政的开始”。

上皇成为权力核心 有些学者认为，院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出现，是对发端于9世纪的摄关政治的否定，是日本社会行将进入中世纪即武家时代的里程碑。也有些学者认为，天皇亲政、摄关政治、院政等概念，其指向是实权所在，而非指政治结构。院政的成立仅意味着权力重心发生了变化，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生。因此，在考察从古代向中世纪转变时，就权力关系的变化而言，与其说中世纪的基础是由摄关政治向院政转变奠定的，毋宁说是由藤原道长规划、由“院政”方式体现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奠定的。同样使天皇形同木偶的摄关政治和院政，究竟有什么明显区别呢？就本质而言，摄关政治是天皇的父系和母系共同执政，而院政则努力排除母系，试图由父系独掌大权。

“院政”之所以正式酝酿于后三条天皇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花山天皇后的一条、三条、后一条、后朱鸟、后冷泉天皇，除三条天皇外，或驾崩于在位之际，或登遐于让位不久，均无当太上天皇的经历，从而使外戚藤原氏长期成为摄政和关白。二是藤原道长之子、主掌朝政达51年的藤原赖通与后三条天皇没有姻亲关系。因此，后三条天皇是宇多天皇驾崩170多年后，首位不以藤原氏为外戚的天皇。

延久四年（107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三条天皇的长子、20岁的贞仁亲王即位，号白河天皇（1053—1129年），他的弟弟实仁亲王被立为皇太子。藤原教通、藤原师实、源师房、藤原信长，仍分别担任关白、左右大臣和内大臣，一切如旧。三年后，藤原教通去世，32岁的藤原师实继任关白。虽然他也将养女藤原贤子送至中宫之位，但关白此时已成空衔，藤原师实无法独揽朝政。而白河天皇按照《今镜》的评论，则是“承担天下的勇气及关爱百姓的仁心，均与后三条天皇如出一辙”。白河天皇天资聪颖，知人善任，文武兼通，政务清明，在国家治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的家庭却厄运连连。应德元年（1084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藤原贤子病逝。在他还没有从悲伤中自拔时，翌年皇太子实仁亲王因罹患天花去世。应德三年（1086年）十一月，白河天皇再立藤原贤子所生善仁亲王为皇太子，同时将皇位让给了当时年仅8岁的善仁亲王即堀河天皇（1079—1107年）。白河天皇在位14年，退位后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当了太上天皇。白河上皇问世，是院政正式鸣锣上市的标志。

善仁亲王因太子病逝而递补进入东宫，立足未稳即旋踵进入紫宸殿，而且年仅8岁，所以仍由摄关家嫡系藤原师实摄政。藤原师实因既无与上皇分庭抗礼的野心，也无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术，所以实权由上皇掌握。嘉保元年（1094年），对白河上皇大权独揽极度不满的藤原师实提出辞呈并获敕许，关白一职遂由藤原师实的儿子藤原师通担任。33岁成为关白的藤原师通好学有能，得志后自想大展宏图，而16岁的堀河天皇亦不甘再当傀儡，也想有番作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分割上皇权力，形成了天皇、摄政（关白）与白河上皇各为一方，“世间事，两方相分”的对立格局。 这种格局使上皇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永长元年（1096年）八月七日，白河上皇最宠爱的皇女媞子内亲王病逝。此前在应德元年（1084年）九月，因痛失最宠爱的中宫贤子曾想退位的白河上皇，经受不住感情和精神上的一再沉重打击，于两天后落饰出家。然而，剃度遁入空门，并不意味着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在位14年的白河天皇，34岁退位后对权力依然心有向往，且仿佛愈爱愈深。至77岁去世，白河上皇历堀河、鸟羽、崇德三代天皇，始终把持朝政。院政因此扎下根基。

康和元年（1099年），藤原师通猝死。嘉承二年（1107年）七月堀河天皇驾崩，堀河天皇5岁的长子宗仁亲王即位，号鸟羽天皇（1103—1156年）。本来，天皇、太上天皇、天皇外祖父等协力处理政事，是摄关政治的特征。特别是在决定东宫皇太子或天皇继嗣等重大问题时，均由天皇、上皇、国母、外戚等协商决定。但是鸟羽天皇即位，是完全由白河上皇决定的，没有上述程序。而上皇独揽大权，是院政形成的主要标志。

鸟羽天皇当政后，由藤原师通的儿子藤原忠实摄政。当时，天皇的舅舅、上皇的宠臣藤原公实作为外戚亦觊觎摄政之位，为此，藤原忠实特别要求在任命其为摄政的“宣命”中明记，此任命乃奉上皇之旨意。 这一任命过程昭示了摄政一位由上皇决定的实情，使院政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通往院政的道路上进一步的跨越，发生于保安元年（1120年）。当年发生的一件事，使藤原忠实的关白一职实质上被罢免。事情经纬如下：

保安元年（1120年），白河上皇诏令藤原忠实的女儿泰子入其后宫，藤原忠实不仅推诿犹疑，而且策划使泰子入鸟羽天皇的后宫。上皇获悉，极为震怒，当即剥夺了藤原忠实的实权——内览 ，后诏令藤原忠实之子藤原忠通担任关白。藤原忠通提出，若对父亲的处罚不解除，实难从命。于是，上皇解除了对藤原忠实的处分，让其自己提出辞呈。此事件实际上诏告天下，对摄政、关白，上皇有绝对处置权。既然连作为最高廷臣的摄政、关白的任免权都由太上天皇操控，那么朝廷的一切权力最终都握于太上天皇手掌之中，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权大纳言藤原宗忠在白河上皇驾崩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自后三条院驾崩，禅定法皇（白河上皇）掌控天下之政57年（在位14年，退位后43年），任意而不拘法，行除目、叙位（官员、阶位的任命和诏赐），古今未有……威满四海，天下归服，掌幼主三代之政，成齐王六人之亲，桓武以来，绝无此例，堪称圣明之君，长久之主。然理非决断、赏罚分明；爱恶揭焉，贫富显然。因男女之宠殊甚多，至天下之品秩破坏。

藤原为隆也在他同一天的日记中，对白河上皇有如此评价：“百王之间，未闻此例，威满四海，权震一天。” 从此以后，退位后的太上天皇虽身在院内而不在紫宸殿，但却可以对朝政独断专行的政治形态开始出现。这种被后世称为“院政”的政治形态以后历久不衰，成为日本的一种政治特色。

白河天皇延久四年（1072年）登基，应德三年（1086年）退位任上皇，让他的二皇子善仁继位，号堀河天皇。嘉承二年（1107年）堀河天皇驾崩，他的长子宗仁登基，号鸟羽天皇。保安四年（1123年），根据白河上皇的旨意，鸟羽天皇退位，任上皇，其长子即5岁的显仁亲王继位，号崇德天皇（1119—1164年）。不难发现，白河上皇是名实相符的“太上皇”。大治四年（1129年），77岁的白河上皇驾崩后，鸟羽上皇承袭白河院传统，在“院”里行“天下之政”。但是，和白河上皇时期相比，鸟羽上皇时期的院政呈现出几点应予以关注的变化：

第一，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权中枢随专制君主的更替而发生变化。原先得宠于白河上皇的藤原显盛等被冷落一边，以藤原忠实为代表的新的权势人物开始出现。如前面所述，藤原忠实并非政界新秀，在白河上皇时即任关白。因不情愿将女儿泰子“许配”上皇而触动逆鳞，无奈递交“辞呈”离开关白宝座。天承元年（1131年），藤原忠实在“笼居”宇治12年后复归朝廷，并在翌年即长承元年（1132年），按照上皇的敕令“内览”。不久，藤原忠实的女儿泰子成为上皇的女御（嫔妃），并很快史无前例地被立为上皇的皇后。藤原忠实曾因此迁怒白河上皇，白河上皇特立遗言严禁泰子“入内”。鸟羽上皇此举，极具象征意义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此外，事务官僚出身的藤原显赖、藤原实行，以及武士代表伊势平氏家族的平忠盛等，成了决策层的中心人物。武家专权，自此已开始发酵酝酿。

第二，白河院政时期比较活跃的“受领”即地方权势人物，地位日趋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领”本身在当地的势力增强，整个社会开始向“封建化”转化；另一方面是院领庄园的扩大使院政本身经济基础得以加强。

第三，颁布“新制”，放宽对庄园的限制。鸟羽院政时期曾分别在长承元年（1132年）和久安元年（1145年）颁发了“新制十四条”和“新制九条”，以纠正“天下之过差”，但具体内容目前尚不明了。目前比较明了的，是鸟羽院政时期对庄园的政策。据现存文件分析，虽鸟羽院政期亦颁布了庄园整理令，但当时院厅下发的公文，多是对庄园的成立给予认可，而白河院政时期此类公文则绝无仅有，两相对照，差别一目了然。以能登国为例，在鸟羽院政时期的1136年至1145年批准建立的庄园土地面积，达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4%，若狭和伊贺等国也与能登情况类似。同时，鸟羽院政时期是所谓“庄园公领制”确立时期，即许多庄园向上皇“周边”集中，成为上皇建立的神社寺院的领地，或由上皇宠爱的女性、子女分割、传承。总之，庄园作为社会重要的土地制度的确立，是在鸟羽院政时期。而摄关家藤原氏的庄园，在藤原赖通任关白时属领有所增加，在藤原忠实任关白时被归并为一个大庄园。被称为“富家殿”的藤原忠实此举的目的，是在长期掌握的实权被院政夺去之后，作为庄园主维持摄关家的权威。

鸟羽院政时期的一些皇朝年号颇耐人寻味：大治、长承、永治……久安元年（1145年）四月五日，因东方出现彗星且“尾长一丈”；二十三日西方又出现彗星。此乃祥瑞，必须庆贺。为谢天酬，这一年改元久安。然而，无论大治、长承、永治还是久安，均只能表明祝愿而不能反映现实。鸟羽院政时期，在统治阶层相对祥和的表象背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围绕皇位的斗争，更是剑拔弩张，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朝廷内外弥漫着驱之不散的血腥。其实，都姓“藤原”，都是藤原不比等的子孙，但分为四个家族：始于藤原武智麻吕的南家、始于藤原房前的北家、始于藤原宇合的式家、始于藤原麻吕的京家。奈良时代，藤原四家共同繁荣兴旺，但在平安时代，仅北家在各种意义上“人丁兴旺”。

以摄关藤原家族争权夺利为背景，保安元年（1120年）十一月，已经从鸟羽殿（位于京都南郊的上皇离宫）入住京中三条殿的鸟羽法皇，颁布了终止藤原忠实内览的宣命，即剥夺了他作为关白的主要权力。翌年即保安二年（1121年）三月，如前所述，藤原忠实之子藤原忠通被任命为关白，并作为四代天皇的关白，掌握内览权长达38年。尽管鸟羽上皇以后的崇德上皇、近卫上皇均没有先帝的雄才伟略，但是摄关政治的黄金时代却随鸟羽上皇驾鹤西行，未能复返。

保元·平治之乱 崇德天皇说是鸟羽天皇的长子，但他的母亲、藤原公实的女儿藤原璋子在入内前，和白河天皇已经明铺暗盖，所以辈分上虽然他是白河天皇的曾孙，实际上是白河天皇的落胤（私生子）。 大治四年（1129年）七月，白河法皇驾崩后，鸟羽上皇的院政开始取代白河法皇的院政，而崇德天皇则因失去了白河法皇这座靠山而缺乏了存在感。永治元年（1141年）十二月，崇德天皇被迫让位于鸟羽上皇宠爱的八皇子体仁亲王。于是，3岁的体仁亲王即位，号近卫天皇（1139—1155年）。久寿二年（1155年）七月，17岁的近卫天皇早逝。鸟羽天皇和藤原公实的女儿藤原璋子所生四皇子雅仁亲王登基，号后白河天皇（1127—1192年）。时隔整1年，54岁的鸟羽上皇在鸟羽殿登遐。长期以来铁腕“治世之君”的辞世，如火种点燃了权力之争这堆干柴：想让自己的皇子重仁亲王当天皇而未果的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的矛盾，摄关家的藤原忠实和次子藤原赖长、藤原忠实的长子藤原忠通之间的矛盾最终爆发：是月十一日，“保元之乱”发生。

这一天与往日明显异常：破晓的不是鸡叫声，而是迅疾的马蹄声。在接下来上演的“时代剧”的序幕中演对手戏的平清盛、源义朝、源义康，分别率领数百铁骑，分几路向崇德上皇的居所白河殿发起攻击。据史籍记载：“十一日庚戌鸡鸣，清盛朝臣、义朝、义康等军兵都六百余骑向白河。清盛三百余骑自二条，义朝二百余骑自大炊御门方，义康百余骑自近卫方。” 面对奇兵，崇德上皇招架不住，逃入仁和寺；左大臣藤原赖长身中流箭，身负重伤，在逃往奈良三天后死于般若寺。“保元之乱”很快被画上休止符。当月二十三日，已逃入仁和寺的崇德上皇被流放至赞岐国（香川县）。支持崇德上皇的藤原忠实被软禁于知足院，源为义被斩首。其余的官员或被问斩，或被流放。绵延持久的皇权之争，最终通过武力在短短数小时内即告解决。

美川圭的《院政》一书，在论及“保元之乱的历史意义”时这样写道：“院政期的政治结构经白河、鸟羽院政期产生了皇家和摄关家两大权门。但是，围绕鸟羽法皇的身后安排，皇家至少分裂为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个皇统的派系，摄关家也分裂为藤原忠实、藤原赖长与藤原忠通两大派系。正统的皇位继承者近卫天皇夭折，翌年鸟羽法皇驾崩后，由于两大权门的分裂，政界急剧变动。保元之乱将摄关家主流藤原忠实和藤原赖长逼上绝路，最后走向灭亡。‘保元之乱’的背景，就是父系和母系支撑的皇权、父院、母后、外戚等共同执政的摄关体制即‘近亲政治’，仍是一种旧制，对奉行专制主义的父院显然是一种束缚。于是，父院通过院政独断专行地决定了皇位后继者。”

保元元年（1156年）闰九月二十三日，即乱后仅三个月，朝廷以太政官符的形式，颁布了史称“保元新制”的七条规定，主要内容：（一）非宣旨许可，不得擅建庄园；（二）已建庄园不得擅自扩大；（三）禁止伊势、贺茂、春日等神社神人滥行，不得新增神人；（四）禁止兴福寺、延历寺等诸寺院恶僧之滥行；（五）传令诸国国司，禁止国中私设滥行；（六）伊势、贺茂、春日等神社近年建立“神社领地”夺占公田，需缴纳神社领地和神事费用；（七）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等诸寺，亦须缴纳与上述神社同样费用。保元二年（1157年）十月，朝廷又以宣旨形式颁发了三十五条“新制”，基调仍是抑制神佛势力，天皇亲政，其中有四条涉及京都街市的管理、检察。

上述两次“新制”的策划者，是后白河天皇的侧近——以“信西入道”的僧名为人所知的藤原通宪。藤原通宪学识渊博，仅现今残存的《通宪入道藏书目录》就达97箱，涉及各个领域，并曾受上皇之命，独力续写了官撰国史书以后约270年历史的浩瀚史书《本朝世纪》（现存47卷）。另有搜集诉讼案件和法律问答的大著《法曹类林》（原230卷，现仅存4卷）。久寿二年（1155年），近卫天皇猝然驾崩。信西入道再婚的妻子哺育的后白河天皇即位。信西入道以其学识和与天皇的关系当然成为“首席智囊”。特别是在“保元之乱”后，按照慈圆在《愚管抄》中的评价，当时纯然是“信西入道之世”。

“保元之乱”虽仅历时几个小时，但却使平安后期的政治局势因新制的颁行、皇权的再度崛起而打破了皇权和摄关两大权门的平衡。本来，摄关家藤原氏长者地位，是由摄关家独自决定，然后接受朝廷宣命。但是事发当天，后白河天皇即无视这一惯例，宣旨称若能粉碎上皇方的军势，则不管藤原氏长者藤原赖长生死如何，均封藤原忠通为氏族长者。这当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保元三年（1158年）八月，后白河天皇让位于东宫守仁亲王，自为上皇。守仁亲王即位，号二条天皇（1143—1165年）。历史开始进入后白河院时代。原本就极易产生矛盾的院政这种皇权二元化的政治形态的发展，使信西入道成为众矢之的。平治元年（1159年）十二月九日，左兵卫督藤原信赖、左马头源义朝等趁上皇护卫——曾因平定“保元之乱”而得宠于后白河上皇的平清盛赴熊野神社参诣，离开京都，发动军事政变，矛头直指信西入道，“平治之乱”爆发。“叛军”将上皇和二条天皇禁闭于皇居内里，一举夺得政权。信西入道虽闻讯逃脱，但他自知在劫难逃，在山城国令人将自己“活埋”，辉煌一生就此了断。叛军不依不饶，将其尸体挖出斩首并将其首级送往京都。之后，平清盛假装顺从叛军，设法救出了后白河院及二条天皇并获得宣旨，依靠各方势力一举平定了叛乱。源义朝逃到尾张国（名古屋）被下属杀死。源义朝的儿子源赖朝被平清盛流放至伊豆国蛭岛。平清盛居功至伟。“平治之乱”后，上皇和天皇之间为掌握政治主导权关系微妙，廷臣和武士亦貌合神离。但是，通过“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通过军事手段决定政权归属的政治构图已经画就。按照慈圆在《愚管抄》中的说法，时代开始进入“武者之世”。

二条天皇是后白河天皇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大纳言藤原经实的女儿藤原懿子。二条天皇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而鸟羽天皇的皇后藤原得子因亲生儿子近卫天皇夭折，所以对他照护有加。保元三年（1158年）八月，16岁的二条天皇即位，立藤原实能的女儿藤原育子为中宫。因平清盛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平氏的势力日趋壮大。同时，二条天皇不仅重用藤原经宗、藤原惟方，而且对关白藤原基实颇为信赖，很想亲政有所作为。但在当时，这显然是有政治野心的标志。在上皇压力下，永历元年（1160年）二月，藤原经宗、藤原惟方均被流放。同时，近卫天皇的皇后藤原多子被再次立为皇后。这在日本史上极为罕见。永万元年（1165年）六月二十五日，二条天皇将皇位“禅让”于二皇子顺仁亲王，获封太上天皇。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仅23岁的二条上皇驾崩，在位7年。

顺仁亲王即位后，号六条天皇（1164—1176年）。这位日本第七十九代天皇是年仅2岁的幼帝，执掌实权的依然是得到平清盛等武士支持的后白河上皇，尽管名义上由藤原基实摄政。翌年，后白河上皇的七皇子、宪仁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宪仁亲王当年6岁，比六条天皇年长3岁，但论辈分是六条天皇的皇叔。关白藤原基实的正妻平盛子因在御所对六条天皇有抚养之恩，是天皇的义母，获封准三宫。藤原基实自然成为六条天皇的“义父”。尽管藤原氏历代从未获此殊荣，但以后真正发迹的不是藤原氏，而是平氏。六条天皇即位后，平盛子的父亲平清盛升任内大臣，翌年即仁安二年（1167年）升任太政大臣。此时，藤原氏和平氏的矛盾开始突显，后白河上皇为了抑制藤原家势力，于仁安三年（1168年）二月二十八日让六条天皇退位。年仅5岁的六条天皇史无前例地成了太上天皇。翌日，8岁的宪仁亲王受禅登基，号高仓天皇（1161—1181年）。两年前年仅24岁的藤原基实已经去世，当时的摄政是22岁的藤原基房。安元二年（1176年）七月十六日，尚未元服的六条上皇驾崩，年仅13岁。

幼帝接连登基、退位，后白河上皇始终主掌朝政，一切似乎没有改变。但是，代代以天皇外戚身份享有荣光的藤原氏，却因后白河上皇对平氏圣宠有加而风光不再。以往中宫基本出自藤原氏，但是高仓天皇却根据后白河上皇的旨意，立了平清盛的三女儿平德子。自此以后，平氏开始取代藤原氏被视为第一显贵。旧爱新宠的矛盾已无法避免。然而，养虎成患。随着平氏势力壮大，院政也受到掣肘。治承三年（1179年），平清盛发动“治承政变”，将后白河上皇软禁于鸟羽殿，院政因此中止。治承四年（1180年）二月，在平氏的主导下，高仓天皇被迫退位给他和平德子生的长子言仁亲王，改称“新院”。言仁亲王登基后，号安德天皇（1178—1185年）。安德天皇当年只有2岁，因此掌控朝政的是他的外祖父平清盛。寿永二年（1183年），武将源义仲（又名木曾义仲）举起了讨伐平氏的旗帜。日本历史开始逐渐进入武家时代，而且序幕非常精彩和著名，那就是源赖朝和平清盛互争雄长的“源平争乱”。

第四节　“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吉川真司主编的《日本的时代史》第5卷《平安京》，以“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为题，论述了平安时代的文化。他指出：“唐风不是‘和’与‘汉’的互相排斥，而是在天皇统治的理念中，使‘唐’范畴化并占有一定地位。似只有如此理解‘唐风’才有意义。” “国风”一词源于中国，意为“国之风气”。由“风雅颂”构成的中国儒家经典《诗经》中的“风”，即“国风”。“国风”汇集了都城之外的周代民谣。但是，日本借用这一词汇，则主要表示日本的“独特性”，一如江户时代日本将脱胎于汉服的民族服装称为“和服”，以别于西方的“洋服”；将本国的学术称为“国学”，以别于来自西方的“洋学”，尽管日本所谓的“国学”也源于中国。中国《诗经》的“国风”之“国”，意为“乡土”，而日本形成于平安时代的“国风”之“国”，则是指代“日本国”。所谓的“国风”文化，即具有日本自身特点的文化。必须强调，相对于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化”无异于“日本的中国文化”，在平安时代，具有日本个性和特征的文化艺术开始形成，尽管那时候所谓的“日本文化”，仍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胎记。

唐风文化 平安时代文化日渐兴隆，并首先体现于“唐风文化”的兴隆。唐风文化的兴隆期因嵯峨天皇和清和天皇的年号得名——“弘仁、贞观文化”，并以承和九年（842年）嵯峨上皇驾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自桓武朝至嵯峨朝，皇权显著伸张。为显现和论证皇权之神圣和威严，中国式的礼仪、学问获得朝廷重视。是尤其在嵯峨天皇时代，“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凌云集》序）成为一种指导思想，文学艺术被赋予了促进国家繁荣的政治使命，尊重文艺的气氛充溢朝野。在嵯峨天皇的宫廷里，每逢游览、宴会，赋诗助兴堪称一种时髦和“常规”，天皇亦热衷此道，诗人辈出，如小野岑守、滋野贞主、空海等。与之相应，《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诗文集相继得以编纂。桓武朝以后，作为上述风潮的反映，原先明经道的地位，即为支撑律令国家政治理念而以学习儒教经典为中心，被“纪传道”的地位所取代。“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的学习，成为大学主要科目。“文章博士”的地位也获得提升。弘仁十二年（821年），文章博士的官位由从七位下跃升至从五位下。 中央的有力氏族也顺此风潮，在大学附近创建了所谓“大学别曹”的教育设施。和气氏的弘文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王氏的奖学院等，即属此类设施。 同时亦有学者在私邸授课，特别是连续三代承袭“文章博士”地位的菅原清公、菅原是善、菅原道真，更是门生众多。

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并为治世提供借鉴，国史编纂继续进行，《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相继问世，与《日本书纪》一起合称“六国史”。相关信息参见下表：

嵯峨天皇统治的弘仁年代，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各种文献相继问世。除了上述文献，还有《弘仁格》《弘仁式》《内里式》等法律法令，以及解释律令的《令义解》，还有作为敕撰氏族志的《新撰姓氏录》。

至9世纪后半叶的贞观年代，以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化动向日益抬头，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松弛，敕撰汉诗集不再编纂，取而代之的是菅原道真编纂的《菅家文草》《菅家后集》，纪长谷雄编纂的《纪家集》等私家诗文集。汉文学方面，继仁明天皇时期的小野篁之后，载9世纪后半叶的有春澄善绳、都良香、菅原道真、纪长谷雄等，他们均是可圈可点的大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汉文学繁荣的标志不仅仅是人物和作品，汉诗传统表现形式本身也不断发生变化，即日本汉文学的特征正式形成。

早在奈良时代《万叶集》问世的时候，汉诗与和歌已经开始结缘。如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正月，大伴池主赠大伴家持的“歌”又记为“倭诗”，可见当时已有“倭诗”与“汉诗”对应的意识。9世纪初，空海撰写了《文镜秘府论》，论述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理论。该论著引用了中国《毛诗序》中的观点，对诗做了如下定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一思想构建了“诗”与“歌”的桥梁，对和歌的创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9世纪中叶后，“倭歌”即“和歌”一词开始流行。宽平八年（894年），大江千里奉宇多天皇之命，在《白氏文集》等文集中搜寻诗句撰成的《句题和歌》，就是诗歌联姻的铁证。

嘉祥二年（849年），为祝贺仁明天皇“宝算四十”即40岁寿辰，兴福寺法师等撰文讴歌天皇的仁政。《续日本后纪》对那些颂圣的文章有这么一番评论：“夫倭歌之体，比兴为先……故采录刊载。”“比兴”原为汉诗表现手法，如此评述，足见“汉诗”与“和歌”，在当时已形成日本“诗歌”双璧。

和歌·日记·随笔 和歌、日记、随笔，是10世纪至11世纪形成的“国风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所有和歌集中，《古今和歌集》无疑是平安时代“国风文化”的首席代表。曾经盛极一时的和歌，在弘仁·贞观年代唐风劲吹、汉诗汉文似锦繁花中，不仅显得很不起眼，而且曾一度几乎身姿难觅。但是进入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仁明天皇时期之后，和歌创作又趋活跃，贺宴和法会吟诵和歌重新获宠，被称为“六歌仙”的遍照（良辰宗贞）、在原业平、小野小町等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C位”。当时，如今天红白歌会般分左、右两队赛歌的形式，受到人们热烈欢迎。和歌在一度几乎被打入冷宫之后，终于再次跻身朝廷，与汉诗争宠。延喜五年（905年），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奉醍醐天皇诏令，完成了20卷本《古今和歌集》的编纂，为以后和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以醍醐天皇为中心的朝廷，强烈希望赋予和歌同汉诗一样的文化价值。天皇的恩宠对和歌发展的意义，毋庸赘言。

《古今和歌集》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和歌的真谛：“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整部《古今和歌集》由春、夏、秋、冬、贺、离别、羁旅、物名、恋、哀伤等部构成。在各部，例如春，又分立春、雪、莺等主题，相当缜密。和歌的作者运用了枕词、序词、挂词、缘语、拟人等各种创作技巧，以优美的五七调韵律，展示了贵族文人纤细的情感。这种歌风给予后世和歌创作极大的影响。此后，和歌在宫廷社会扮演了社交的角色，而其作为表现思想的载体，则逐渐让位于不断崛起的日记、随笔和物语。

在日记文学中，纪贯之的《土佐日记》，以及出自女性手笔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是平安时代日记文学重峦叠嶂的山脉。

《土佐日记》是平安时代和歌“超人”纪贯之的日记体作品，发表于承平五年（935年），是第一部使用纯粹日文“假名”写成的作品。因此，纪贯之也被视为“平假名日记文学”的开拓者。当时，男性一般都以汉字记日记，女性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纪贯之却假借女性身份，以平假名写下了这本日记体游记。《土佐日记》开篇写道：“男人会写日记这种文章，女子我也来写写看吧。”纪贯之将老国守（即作者本人）作为客观对象加以描写，并假托一个妇女之口，叙述一个任职于土佐地方的老“国守”任期届满乘船返京，追怀在任上失去女儿的感情，以及长途旅行中的种种苦乐悲欢。作品的语言平易洒脱，诙谐幽默，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

10世纪70年代问世的藤原道纲母亲的《蜻蛉日记》，亦是日记中的杰作。作者之所以名为“道纲母亲”，是因为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故借用其子藤原道纲以传其名。也就是说，作者是摄关政治要人、外戚藤原兼家众多妻子之一，是有名的女歌人。“蜻蛉”则意为“浮生”。这部作品共3卷，记录了作者与藤原兼家结婚后20年间的生活，倾诉作为一名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既揭示了平安时期男性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也反映了贵族妇女对自身地位的反省。作品反映的是作者的切身体验，文笔细腻，真挚动人。

11世纪初登上日记文学舞台的《和泉式部日记》，是一部介于“日记”和“物语”之间的作品，也称《和泉式部物语》。作者和泉式部（987—1048年）与清少纳言、紫式部并称平安时代“王朝文学三才媛”。和泉式部同时也是一位风华绝代的佳人和杰出的女诗人，创作了约1500首和歌，收在《敕撰集》中的和歌就有246首，被列入“中古三十六歌仙”。她的诗歌直抒胸臆且构思奇特，充满了新颖别致的魅力，读了令人荡气回肠。所谓“红颜薄命”，和泉式部一生命运多舛。20岁时和泉式部同长她17岁的橘道贞结婚，生下独生女小式部后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和泉式部又同冷泉天皇第三皇子为尊亲王相恋，但为尊亲王26岁夭折。翌年，和泉式部和为尊亲王的弟弟敦道亲王相恋，并被迎入宫中。但敦道亲王也在26岁时撒手人寰。之后，由于和泉式部才华出众，藤原道长邀她为自己的女儿藤原彰子（一条天皇皇后）担任家庭教师。她的《和泉式部日记》用第三人称撰写，叙述作者（就是她本人）与冷泉天皇的皇子敦道亲王的爱情生活。作者以110首爱情赠答歌为中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奔放的感情和无所顾忌的恋爱心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安贵族妇女的精神面貌和情感世界。

《紫式部日记》于宽宏七年（1010年）秋，即与《和泉式部日记》几乎同时登上文坛。紫式部出生于承平七年（937年）前后，卒于宽仁三年（1019年）至万寿二年（1025年）之间。紫式部本姓藤原，名不详，之所以署名“紫式部”，是因为“紫”取自她的不朽名著《源氏物语》的主角紫之上，“式部”取自她父兄的官职“式部丞”。紫式部丧夫寡居后，应召入宫侍奉一条天皇的中宫藤原彰子。《紫式部日记》记录了作者担任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的侍从女官时的宫中生活。作者在作品中描述了藤原道长一族的豪华生活，并对这种生活感到怀疑，表现出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紫式部日记》虽然不如《源氏物语》广为人知，但也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更级日记》的作者是日本“学问神”菅原道真的玄孙菅原孝标的女儿，她的姨妈就是《蜻蛉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亲。《更级日记》问世于11世纪中叶，是作者对自己10岁那年随父亲到上总国（千叶县中部）赴任，至51岁丈夫去世的41年生活的回忆。作者既没有和泉式部的美貌，也没有清少纳言的机灵。33岁那年，迫于父亲政治联姻的需求，她同橘氏家族其貌不扬的橘俊通结了婚。她从小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但现实却令作者感叹：“既没有光源氏那种男人，也没有薰大将在宇治金屋藏娇那种恋情。”但是，婚后生活使她逐渐认识到，男人的魅力在于是否勤奋工作和体贴妻子，不在于容貌和门第。她将这些感受写入了作品。因此，《更级日记》就是一本平凡主妇描述平凡生活的作品。但是，平凡不是平庸。《更级日记》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年轻时期的种种幻想和年老时的宗教生活，既有一定反差，也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作品不完全连贯，但其心路历程一以贯之。《更级日记》结束于她丈夫的离世，以这么一句话结尾：“各自离散，旧居唯我一人。悲戚不安，耽于思虑，夜不能寐。”

随笔文学也是在平安时代繁荣起来的。日本的随笔文学和日记文学有相似之处，内容广泛，但不受日记那种系日系年形式的拘束。随笔既有纪行和日记式的文章，也有对自然、人生、社会各方面的观察、记录、评论以及记载考证、研究的成果，是日本文学中足以同诗歌、说话、戏剧等媲美的一种文学形式。随笔文学最初的代表作，是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定子的女官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清少纳言（966—1025年）姓清原，名不详。《枕草子》由互不连属的杂文或散文组成，记录了作者任女官时的生活、见闻，以及对人事、自然的感想与评论，显示了作者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凡脱俗的纤细感觉，以及驾驭文字的天赋。作者在最后写道：“这本随笔本来只是在家闲居无聊的时候，把自己眼里看到、心里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并没有打算给什么人去看。”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种“不经意”，将作品的真实性、随意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枕草子》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部分。“类聚”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的事物，标题简洁明快，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等，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从作者的描述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唐朝李义山《杂纂》对她的影响。“日记”则记录作者在宫中所见所闻所感，其中既有作者与皇后藤原定子的感情交流，也有她在宫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显示出作者作为女性特有的细腻观察和审美情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映现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品位素养。“随想”则是作者面对自然的遐想和对人生的感悟。《枕草子》是日本随笔文学的先声，与镰仓时代鸭长明的《方丈记》、室町时代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并称“日本三大随笔”。清少纳言被誉为“日本散文的鼻祖”。同时，《枕草子》也是日本文学重要体裁“草子”文学的“报春鸟”。

物语和艺术 物语的形成受中国六朝和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但却是“国风文化”的重要内容。物语文学在产生之初就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虚构物语，即将民间流传的故事经过有意识的虚构和润色形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竹取物语》是这类物语的代表。创作于10世纪初的《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故事写一位伐竹翁在竹心中取到一个美貌的小女孩，经三个月就长大成人，取名“细竹赫映姬”。五个贵族子弟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能寻得她喜爱的宝物的人，可是这些求婚者都遭到失败。皇帝想凭借权势来强娶她也遭到拒绝。赫映姬在这些凡夫俗子茫然失措之中突然升天。另一类为歌物语，作品使和歌与散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竹取物语》差不多同一时期写成的《伊势物语》即属这一类型。《伊势物语》由125个短篇汇集而成，各篇均为独立完整的故事，但全篇由一个叫在原业平的中心人物在宫廷和外地的种种恋爱经历贯穿。在原业平是平安时代歌人，六歌仙、三十六歌仙之一，是有名的风流美男子和“情种”，据称与3733个女子有肌肤之亲。《伊势物语》采用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以在原业平的30多首和歌为叙事基础，通过“张冠李戴”即将别人的作品加在他身上的手法，丰富他的魅力。整个作品通过不同的场景设置和故事安排，叙述了在原业平热恋、失恋、苦恋、悲恋的感情经历，并在父子之情、主仆之信、朋友之义中展示他的人格和人品，将历史中确有其人的在原业平，描写得令人既似曾相识，又非常陌生。

物语文学的巅峰之作是11世纪问世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将虚构物语与歌物语结合在一起，既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物语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摒弃了物语只重史实、缺少心理描写的缺陷，不仅促进了物语的发展，而且对日本散文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他本人的作品无法与之媲美。虽然这是谦虚的表述，但《源氏物语》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却是不争事实。《源氏物语》共54回，历时70余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全书以源氏家族为中心，上半部写了源氏公子与众妃、侍女的大量风流韵事，后半部则以源氏公子之子薰君为主人公，铺陈了复杂纷繁、缠绵悱恻的男女爱情故事。作者紫式部对“男女相悦之事”毫不惜墨，将其描述为人间至极之乐，然后又演绎乐极生悲，让其凄然破灭，以显繁华落尽的悲哀，将日本文化的“物哀”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物哀”最初是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物哀”，就是人在接触外界事物时，情不自禁地产生的一种感触。按照《广辞苑》的解释，即“难以名状的一种感触”。《源氏物语》的结局相当感人：薰君爱上了八亲王的大女儿公子，不料遭到拒绝。公子病逝后，他寻回外貌酷肖公子的八亲王的私生女浮舟，以慰藉对公子的思恋，弥补心灵的孤寂。可是一天深夜，匂皇子潜入浮舟卧房，假冒薰君的声音占有了浮舟。尽管薰君仍对她一往情深，多次捎信以求一见，但均遭拒绝，终未如愿。浮舟处在薰君精神的、静谧的爱情和匂皇子感官性的、激越的爱情之间进退两难，最后毅然削发为尼。浮舟的困惑和痛苦，演绎了一幕精神和肉体分离的悲剧。作为日本文学登峰造极之作的《源氏物语》，通过精神失去肉体、肉体失去精神的犀利刻画，在日本爱的历史上宣告了明快健康的恋爱的式微和民族青春期的不再。《源氏物语》最初在京都的公家中流传，到江户时代开始普及庶民之中。这部长篇爱情小说作为对“物哀”的细腻描述而成为不朽名著。

在平安时代，随着游宴的盛行，宫廷舞乐也逐渐成为一项制度。7世纪以后海外传入的舞乐，自9世纪以后被编为唐乐（左方）和高丽乐（右方）二部。经乐所的乐人世代传承，特别是在配器、曲目、上演形式等方面，构成了当今日本雅乐之基础。当时皇族、贵族中会演奏琵琶、笛子等乐器者比比皆是。同时，举行神事时演奏的神乐、扎根于民众的劳动歌催马乐，也获得不少贵族喜爱，其形式日渐完备。

迁都平安后，受唐朝文化影响，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工艺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体现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并存上。平城京的朝堂院显示了唐风的威仪，而内里的紫宸殿、清凉殿等则保留着和风的简朴；贺茂神社、日吉大社在简朴中显示出华丽；京都石清水八幡宫和八坂神社，则体现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虽然东寺和西寺的伽蓝沿袭了奈良时代的格局，但密教和真言宗的寺院却体现出该时代寺院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佛堂和佛塔，以及正堂前面供礼拜用的礼堂。遗憾的是，比叡山延历寺、高野山金刚峰寺、东寺（教王护国寺）、神护寺、室生寺等原始风格已经逝去，唯室生寺的金堂和五重塔还稍微能让人们想象其本来面目。在雕刻、绘画、工艺方面，密教的作品弥足珍贵，并体现出唐朝风格。例如，高野山金刚峰寺的七尊像颇能反映密教风格，可惜的是被1926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人们只能通过照片窥其“遗容”。空海在东寺供奉的、以密教教主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二十一尊造立，或是木雕像，或是木心漆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天台宗雕像亦令人瞩目，且留存较多。相对于真言宗空海系统主要吸收中唐末期的风格，天台宗最澄的高足圆仁、圆珍等传递的则是中国晚唐文化的信息。滋贺渡安寺十一面观音立像，是圆仁模仿唐朝新密宗图像的遗作，而圆珍系的京都仁和寺阿弥陀三尊像，则作为日后和风雕刻的先驱而在日本雕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体现神佛习合的雕像和祖师肖像雕像也不容忽略。前者有东寺的僧形八幡神等，后者有神奈川箱根神社的万卷上人（723—816年）座像。

绘画方面，平安时代以最澄和空海为代表，通过“唐八家”的传入，唐代中国密教绘画在日本画风一变。 例如，京都神护寺的紫绫金银泥两界曼荼罗图（高雄曼荼罗），佛尊端庄的容貌，不难引发人们对唐代绘画的联想。堪与曼荼罗媲美的还有作为密教绘画特色的忿怒尊，如作为金刚界五佛的化身（教令轮身）而得到尊奉的五大尊（五大明王）。除了佛画以外，具有“唐绘”风格的山水画和人物画迄今已遗品全无，令人扼腕叹息。但是观赏现存东寺的一些与之相关的“大和绘”水墨画，我们能够感觉唐绘的浓烈气息。书法方面，王羲之的拥趸甚众。被称为“三笔”的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的作品以及最澄的真迹，均有“王牌”印记。而仿效颜真卿书法的作品，则首推现存于神护寺的《灌顶历名》。

工艺方面，密教法具是平安时期颇有特色的遗品。空海请自大唐的五钴铃、五钴杵金铜盘现存于东寺，可以作为见证。此后制作的铜镜、铜像、金铜钵如意，则留存更多。另外，贞观十七年（875年）制作的神护寺铜钟，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漆工工艺既承袭前代，又受唐风影响，可列举的作品有当麻寺的当麻曼荼罗厨柜、京都仁和寺的宝相华迦陵频迦莳绘塞册子箱和东寺的海赋莳绘袈裟箱。总之，弘仁·贞观时代的美术既承袭前代传统，又受唐风影响，最终引导日本美术界“国风”日盛，具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色。

平安时代，日本文坛并非只是劲吹来自列岛西面的“唐风”。“国风”劲吹，也是这一时代文坛的特征。“国风”即“和风”，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词汇是在20世纪30年代，即日本民族主义高扬的背景下才频繁出现的。当时，以“国风”一词表示和歌的兴隆、假名散文的发展等文坛新的气象。至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文化论”日益高涨的时代潮流中，“国风文化”再次得到颂扬。正如川崎庸之在1951年指出的：“国风文化是平安时代具有特征的动向。当时，社会各阶层均朝这一方向努力。”事实上，认为“国风”等于“和风”并不确切。但是，近年日本有一种倾向，即不仅将“假名”写成的作品完全归入“国风文化”，而且努力在汉文的文体中，挖掘日本文化的“特征”，进而将其视为“国风文化”的表现。例如，山川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强调：“贵族在公开的场合都只使用以前流传下来的通用汉字写文章，这种文章与纯粹的汉文大不相同，所以是和风的写法。”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毋庸赘言。平安时代还留下了“三代集”和增补后形成的“八代集”。

第五节　平安佛教：天台·真言·融通念佛

佛教在奈良时代已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南都六宗”。但当时各宗均是唐朝佛教的传入，没有自己的创立者。在平安时代，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9世纪，最澄和空海两位高僧分别创建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天台宗和真言宗同南都佛教各宗一起，构建了日本国家佛教体制。但显然不同的是，天台、真言两宗都选择深山福地构建寺院作为潜修扬道场所，而南都六宗的寺院基本都在城市。佛教各宗既独立形成了各自教学体系，又彼此影响渗透，相得益彰。10世纪至11世纪，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作为独立的“平安佛教”，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

天台宗的创立 日本天台宗的创建者是最澄。最澄（767—822年）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出生于近江国滋贺郡，据《睿山大师传》和《最澄传略》记载，最澄是汉献帝的苗裔。最澄少时出家，延历四年（785年）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学习鉴真和思托带来的天台宗经籍。延历七年（788年），最澄入比叡山修行，并自刻药师如来佛供奉。他还撰写了《愿文》，透视出他深深的无常观和强烈的求道心。入比叡山修行期间，最澄还在当地建立了日枝山寺。此寺为日本天台宗的根本中堂，又称一乘止观院，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延历寺。修行期间，最澄阅读了天台“三大部”即《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

天台宗系由中国隋代的智顗集其思想大成。智顗按佛教“五时八教”之说，将佛教之诸教说分为不同体系。 提出释迦通过种种因缘、譬喻、言辞对众生说法；而《法华经》宣扬的达到佛之真理的道路的“三乘”（声闻、缘觉、菩萨），是作为宇宙统一之真理的一乘之妙法，显示了佛教之根本目的和大纲，主张应基于这种理解进行修行实践。正是这种思想，给予了最澄极大启示。在入山修行12年后，延历十七年（798年），最澄开始了布教活动。延历二十一年（802年），最澄应邀在和气广世主持的高雄山寺（神护寺）“法华经”宣讲会上传授天台教义，受到桓武天皇嘉奖。以此为契机，最澄向桓武天皇提出了作为“还学生”（短期留学生）入唐求法的要求并获敕许。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四月，即唐贞元二十一年，最澄奉诏率弟子义真等，随藤原葛野麻吕率领的第十六批遣唐使团入唐求法。最澄在中国总共逗留了8个月。其间先在天台山修禅寺随道邃大师学《摩诃止观》等，道邃还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向最澄授圆教菩萨戒。之后，最澄在国清寺受行满天台的付法和大乘戒，最后返回他登陆的临海龙兴寺，继续研习天台教观。他还抄写了大量天台宗典籍。最澄回国时，带回了以天台宗教说为主的典籍230部460卷。 同时还带回了茶籽、茶叶，是史上中国茶叶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最澄带回日本的茶籽种植于日吉神社的旁边，为日本最早茶园（今池上茶园）。在日本京都比叡山的东麓，迄今仍立有“日吉茶园之碑”，碑文记有最澄大师种茶、辟园、植茶的情况。与此同时，最澄还将茶文化传入日本，并曾煮茶晋献嵯峨天皇，嵯峨天皇撰写了《答澄公奉献诗》作为答谢：“羽客讲席亲，山精供茶杯。”不过，由于最澄带回的茶叶数量很少，并没有向社会普及。饮茶之风仅限于寺院和皇室。

根据求法所得，最澄在比叡山大兴天台教义，并于大同元年（806年）正式开立与南都六宗并立的日本佛教天台宗。是年，最澄的最大保护者桓武天皇驾崩。最澄遂开始了与南都其他宗派的论争。特别是在弘仁八年（817年），最澄为和法相宗的德一论争，撰写了《照权实镜》《守护国界章》《决权实论》《法华秀句》等大量论著。

弘仁九年（818年），最澄舍弃了在东大寺接受的二百五十戒，主张天台宗的僧侣应该接受大乘戒，并请求嵯峨天皇恩准其在比叡山设立戒坛，提出真正镇护只能借助大乘菩萨僧之力。按照他的看法，南都戒坛授受的具足戒（请三师七证，授二百五十戒）是小乘佛教之戒，真正的大乘佛教不应接受这种戒律，而应根据《梵网经》的论说，在佛菩萨前起誓，接受由十善戒、四十八轻戒构成的菩萨戒。天台的学生应不入僧籍，用自己的衣食；受戒之后在比叡山修行12年，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承担护国之任务。对于最澄的上表，嵯峨天皇咨询僧纲。弘仁十年（819年），僧正护命代表僧纲上表予以反对。对此，最澄于翌年撰写了《显戒论》上呈朝廷，对僧纲的主张进行反驳，并再次要求恩准设立戒坛。弘仁十三年（822年），最澄圆寂。其弟子光定等奔走吁求，在最澄圆寂七天后获得嵯峨天皇设立戒坛的敕许。翌年以后，每年三月桓武天皇忌日，天台宗均在比叡山迎接敕使举行得度、受戒仪式。弘仁十四年（823年），比叡山寺获赐延历寺之号。天长元年（824年），义真被任命为初代天台座主，且不由僧纲统摄。天台教团终于获得了独立。贞观八年（866年），最澄获传教大师谥号。中国临海龙兴寺则作为日本天台宗祖庭，为历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和信徒所景仰。

天台宗在日本的创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澄主张“一切皆成佛”、重视菩萨道之实践，并同奈良的教团进行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使国家实际上失去了通过僧纲统制教团，使佛教自身的权威得以树立，形成了新的镇护国家的佛教。而比叡山自此成为日本佛教教学的中心，在镰仓时代孕育出法然、亲鸾、道元、日莲等一代宗师的新佛教思想。

真言宗的创立 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是空海，谥号弘法大师。空海是足以与最澄媲美的又一高僧。空海（774—835年）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岐国（香川县）人。15岁学《论语》《孝经》等，后随伯父阿刀大足赴京都，入明经科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经历奠定了以后他学问、思想、文艺之基础。在读了《虚空藏求闻持法》后，他逐渐倾心于佛教，先信佛而做居士，后于延历十四年（795年）在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入山林修行。延历十六年（797年），空海撰写了《三教指归》（《聋瞽指归》），书中描述了登场的龟毛先生、虚亡隐士、假名乞儿等人物，论述了儒、道、佛三道之优劣，阐明了他选择佛教的理由。

当时，畿内及其周边各地亦有一些山林修行者，他们实践着一种密教的修行法。空海受此启发，决心在密教中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以解决经典中的疑义。密教是印度佛教发展末期的一个宗派，在教理上以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理论前提。大乘中观学派由活跃于150年至250年之间的龙树所创。龙树本姓阿周陀那，别名龙树或龙猛、龙胜，释尊入寂后七百年出生于南天竺即南印度的碑达巴，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释迦”和密宗祖师。他的学说由鸠摩罗什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强烈震动。当时盛行的佛教流派如般若宗、涅槃宗，都直接以龙树的学说为基础理论，随后发展起来的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密宗的主张，也都源于龙树的学说。龙树主张，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佛法和人们的认知，都是一种相对的、彼此依存的关系。概念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他提出了著名的“八不”学说，即不生不灭（从实体方面看）、不常不断（从运动方面看），不一不异（从空间方面看）、不来不去（从时间方面看）。按照龙树的理论，“八不”是一切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人们认识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密宗在实践上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崇拜等为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并在修法之际建筑坛场（曼荼罗，意为“轮圆具足”），配置诸佛菩萨。这种行法和华严经的哲学相结合而发展成为一个佛教宗派，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经典。龙树的思想对中国佛教影响很深很广，中国大乘八宗一致尊奉龙树菩萨为共同的祖师。

瑜伽行派约产生于4世纪的印度，据传创建者为弥勒，但弥勒是否实有其人，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现代学者认为，瑜伽行派实际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瑜伽行”一名出自弥勒或无著的《瑜伽师地论》，意为瑜伽禅定的修习者。瑜伽行派是对以龙树为代表的中观学派的批判和发展。与中观学派一样，瑜伽行派也承认世间诸法为空，但瑜伽行者在承认世界本质空性的同时，也肯定其有呈现纷繁差别相的一面。瑜伽行派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均由“识”所转变显现，并将识分为三类八识：第一类是六识，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第二类是末那识，起思维度量作用；第三类是藏识，是前七识的共同依据和宇宙万有的根源。修习瑜伽的过程就是实现转染成净，转识为智的过程。

密教以大日如来为法主，体现其法的是法身佛，其他佛、菩萨、明王等，皆是大日如来的分身或化身，各具特殊的个性和功能，而直观地表示诸佛、菩萨等地位和功能的，就是胎藏界（《大日经》）、金刚界（《金刚顶经》）的曼荼罗。一切众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宇宙的法世界都是平等、无差别、由大日抚育成长的，通过大日的加持和感应而归一于佛性。

密教曾经中亚传入中国，但在唐代，特别是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741年）、不空金刚（705—774年）相继入唐后，密教得以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得以传播。唐玄宗曾入坛受不空金刚灌顶。 代宗曾在宫廷内设立道场，请仏僧宣讲真言密法。中国密教的兴旺使空海萌生了入唐求法的思想。延历二十三年（804年）空海随遣唐使入唐，先到长安并于翌年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学习大日系（胎藏界）、金刚顶系（金刚界），被授予“阿阇梨”（密教秘法的传授者）的地位。同年惠果圆寂，空海奉唐宪宗命撰写碑文。翌年即大同元年（806年），空海携诸多经典经疏和法物，如密典、佛画、法具等回到日本。

回国后，空海初住京都高雄山寺，从事传法灌顶。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请来目录》。大同四年（809年）嵯峨天皇即位，翌年发生了“平城上皇之变”。空海应嵯峨天皇要求行密教之修法，并因此开始接近天皇。他曾兼任东大寺别当，统辖一寺僧职，补大僧正位。弘仁三年（812年）空海在高雄山举行了金刚、胎藏两界的结缘灌顶，最澄和诸多南都僧侣亦前往参加。空海作为密教“阿阇梨”的声誉日益显隆，但也因此和最澄的矛盾逐渐加深。

大同四年（809年）以后，空海和最澄常有书信往来。 但由于空海声名远播，学僧多聚于其门下，他俩日渐疏离。特别是最澄的弟子泰范拒绝师父的恳请挽留，投奔高雄山寺空海门下，对最澄的打击相当沉重。弘仁四年（813年），最澄向空海借阅《理趣释经》，空海以密教之兴废在人，其奥义非由文书传授为由，拒绝出借，最澄和空海就此决裂。另外，空海重视师弟传承、秘密主义，最澄重视经典学习。这种学识掌握和弘扬路径的分歧，也是两人芥蒂渐生的原因。弘仁十四年（823年），嵯峨天皇诏令，将京都东寺赐予空海。随后，空海仿效唐青龙寺之例，将其作为密教根本道场，并将从中国带回的所有佛像、佛画、经卷、法具悉数移入该寺。“东密”名称由此而来。同年，真言宗徒五十人获准常住东寺。空海为使密教理论体系化，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论著。天长七年（830年），空海奉淳和天皇敕令，撰写了记述真言宗之宗旨的《十住心论》（《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十卷，以及阐述其概要的《秘藏保钥》三卷。他在论著中将人类精神的发展分为十个阶段，并据此为诸宗教、思想、佛教宗派定位，强调人类精神的现象形态，均是大日如来绝对智的显现。在完成作为密教教判论的《十住心论》之后，空海又撰写了为之提供实践论基础的《即身成佛义》一卷，阐明了至真至朴的人类肉身，完成绝对宗教人格的密教理想，从而成功地将从印度经中国传入的密教，归纳为兼有教义和实践论的日本的真言宗。

除了灌顶、修法、著述外，空海还广泛开展社会事业、文化事业活动。天长五年（828年）空海在东寺旁边开设了综艺种智院，仿效唐代长安的做法，向庶民传授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学艺理论、知识和技能，并撰有著名文学作品《文镜秘府论》。空海还学习和掌握了农耕不可或缺的灌溉知识，并受国司的委托，担任乡里赞岐国（香川县）满浓池改建工程的监理，使之顺利竣工。

弘仁七年（816年），空海获朝廷恩赐，取得了作为宗教冥想实践场所的高野山并努力经营。承和元年（834年），天皇敕许在宫中设立真言，并以唐的内道场为标准建立曼荼罗坛。翌年，真言宗年分僧三人获得认可。以此为标志，作为宗派的真言宗正式确立。同年，空海圆寂。延喜二十一年（921年）醍醐天皇诏令赐空海弘法大师谥号。

和最澄的复古主义不同，空海通过在佛教历史和理论的发展方向中寻找克服奈良佛教的道路，并因此走向密教。空海努力恢复将人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佛教原本的使命。他所宣扬的人类平等、即身成佛思想，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信徒。

融通念佛宗 创立于平安时代的融通念佛宗，全称“融通大念佛宗”，简称“大念佛宗”，由圣应大师良忍（1073—1132年）所创。良忍是尾张（名古屋市）人，早年在三味堂修行，22岁隐遁大原（京都市左京区）苦修并建立了来迎院。虽然融通念佛宗由良忍所创，但在寿永年间（1182—1184年）法统中断，渐趋式微，至元亨年间（1321—1323年）因第七代传人法明良尊戮力传教，中兴宗门，而其理论的最终完成是江户时代的第四十六代传人大通融观。大通融观定制规，设学寮，促进宗学的研究，并撰《融通圆门章》及《融通念佛信解章》，从而使融通念佛宗得以最终成立。因此，他们三位被融通念佛宗奉为“融通三祖”，即元祖、中兴祖、再兴祖。融通念佛宗汲取了天台、华严、真言宗的教理，所依据的经典有《华严经》《法华经》和“净土三经”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以及《梵网经》。虽然融通念佛宗是强调“他力”的“他力宗”，非“自力宗”。但却具有和净土宗、净土真宗等“他力宗”不同特点，因此被视为“他力宗”和“自力宗”、由圣教门向净土门过渡的桥梁，具有自身特点。其一，他力宗无不尊奉“净土三经”；而融通念佛宗却以《华严经》和《法华经》为根本，视“净土三经”为“傍依”。其二，以杜顺、至相、贤首强调的法则判解释尊的说教，不是依照龙树的难、易二道或道绰的圣、净二门判教。其三，他力宗都说教称名念佛的功德，但都不认为甲的念佛与乙的念佛是融通的。但融通念佛宗强调一人念佛与众人融通，众人念佛也与一人融通，事事融通，犹如灯灯相照，镜镜相映。其四，“他力教”无不以弥陀的愿行作为他力，而融通念佛宗认为，一人称名念佛与他人称名念佛是融通的，如此相互融通能达到圆满的念佛功德。其五，他力教谈安心、起行，无不由弥陀的愿行决定，融通念佛宗认为，自、他誓愿与修行必有成就并以此作为安心，合掌唱念弥陀所传融通，念佛十声就是“起行”。

在佛教日益发展的9世纪，特别是最澄、空海创建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不断弘扬之际，佛教正式向各地渗透，各地的造寺、造佛趋向兴隆。特别是在当时作为“边境”的关东、东北地区，因朝廷推行通过佛教镇护王土的佛教政策，这一趋向更为明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佛教传播者认识到，为使佛教向封闭的乡村渗透，有必要使佛教同传统的神道融合，同时由于“护法善神”思想得到官府宣传，因此“神佛融合”的趋向在这一时期日渐显著，人们的神祇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反映，就是诸神日趋人格化，神开始具有××命、××姬、彦等人名，历史上的人物作为祖先神得到祭祀。自8世纪后半期，政府将通过授予在各地得到祭祀的神以神阶，将神社纳入国家统治体制。贞观元年（859年），政府举行了同时授予各国267个神社神阶的仪式。 《延喜式》中记载的从太政官或国家衙门获得祈年祭等奉币的神社，分别达到3132个和2861个。同时，所谓“社会越黑暗，宗教越光明”，10世纪以后平安京治安不稳，盗贼、火灾频发，疫病流行，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普及。

9世纪至10世纪，随着平安京都市生活的成熟，作为贵族等都市居民信仰对象的社寺也获得了显著发展。迁都平安后，原先在平安京周围的贺茂、松尾、稻荷神社等，均成了皇族和贵族参拜的场所。特别是贺茂神社，更是被奉为皇城的守护神社。后石清水神社也获得劝请。天皇也经常行幸这两个神社。但是，由于寺院最初未获准从平城京迁入，于是在延历十五年（796年），平安京罗城门左、右两侧分别建了东寺（教王护国寺）和西寺。迁都后一个时期，最澄创建的比叡山寺（延历寺）、和气氏的高雄山寺（神护寺）、乙训寺等平安京周边的寺院，成了京城布教活动的中心。此后，自9世纪至10世纪，仁和寺、醍醐寺等天皇的御愿寺，以及藤原忠平的法性寺等贵族寺院，在京城周边陆续出现。10世纪以后，由于俗信流行和国家统治的弛缓，在平安京内，六角堂、革堂、因幡堂等产生于庶民信仰的佛堂也一个个显现身姿，佛教因此日趋繁荣。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天长七年（830年），淳和天皇诏令佛教各宗编纂其宗义大要。“天长敕撰六部宗书”因此问世，它们分别是：普几撰《华严宗一乘开心论》（6卷），延历寺义真撰《天台法华宗义集》（1卷），大安寺玄睿撰《大乘三论大义钞》（4卷），元兴寺护命撰《大乘法相研神章》（5卷），丰安撰《戒律传来宗旨问答》（3卷，一般又称《戒律传来记》），空海撰《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10卷，略称《十住心论》） 。另外，滋野贞主以中国的类书（百科辞典）为蓝本编纂的《秘府略》、景戒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也是平安时代问世的杰作。

平安佛教的特征及神佛融合 10世纪和11世纪，佛教在日本开始作为独立的“平安佛教”发展，同时呈现贵族化、世俗化倾向。在这一时期，净土信仰和法华信仰同密教相结合，并作为祈愿个人现实利益和来世往生的拯救佛教而兴隆，女性信徒亦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事实上，佛教自传入日本以后，本已包含贵族化和世俗化可能。因为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其经典、经论均以梵文或汉文写成，为了学习了解其深奥的教义、复杂的礼仪，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的，而当时具有这种文化底蕴的，主要是贵族。另外，欲真正修得佛教真谛，修成正果，必须少时出家，刻苦修行。因此在摄关政治时期，在出家者中有不少皇族和贵族子弟，而皇族和贵族亦为出家人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佛教因此受到俗界的强烈影响。

在这一时期，贵族汲取佛教文化的方式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学习佛教之神髓：通过对唐朝道世所撰《法苑珠林》《诸经要集》等经典，按照其内容的分类整理学习，或通过萃取经典主要内容编纂而成的要文集学习；或通过将经典中的佛教掌故通俗易懂地予以重现的故事集学习。另外，他们还通过僧侣的传记、寺院的缘起，了解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通过参加各种佛事礼仪和法会、僧侣的说经和绘解，以及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汲取密教、净土信仰、法华信仰体验佛教，进入佛学世界。尤其是作为“年中行事”（每年定期举行的风俗化的宗教庆典）的佛教法会，浸润了贵族的感情生活，使他们对佛教产生诉求、思索和精神寄托，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表现这种诉求、思索和精神的物语和日记，即用“和文”表现对教义的理解和对宗教的感慨的“释经歌”，以及用汉文撰写的“赞佛诗”，甚或自愿皈依佛门乃至临终时剃度出家。

了解平安时代，特别是摄关政治时期贵族皈依佛门情况的最佳读本，是佛教“说话集”（类似于故事）《三宝绘》。《三宝绘》是著名文人贵族源为宪为圆融天皇的妃子尊子内亲王撰写的佛法入门书。当时尊子为求佛法，年纪轻轻即遁入空门。源为宪为助其修行，特撰此书。该启蒙书共三册，佛、法、僧“三宝”各一册。《三宝绘》通过故事、传记、缘起、法会，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佛教基础知识，并收录了《法华经》和其他经典的部分内容，以及《摩诃止观》等天台宗的论疏，《大品般若经》的注释书《大智度论》。《三宝绘》对《法苑珠林》及其他要文集引述颇多。作为启蒙读物，该书还配有插图，故题名《三宝绘》。上卷（佛宝）主要由以日本最早的佛教“说话集”《释迦本生谭》为中心的13个故事构成，通过切自己身上的肉喂鹰以救鸽子的尸昆王等故事，宣扬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6个“波罗蜜”。中卷（法宝）由圣德太子、行基、役行者的传记，9世纪初问世的《日本灵异记》中的无名氏的故事，法华八讲的起源故事，《华严经》《方等经》《般若经》信仰故事等18个故事构成。收录有摄关时期最流行的《法华经》信仰故事是该卷的特征。同时，该卷的内容似有意宣扬佛法在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已呈衰退之状，而日本则圣、君辈出，佛法隆盛。下卷（僧宝）相对于上卷的“往昔”、中卷的“晚近”，显示了“现在”即摄关时期存在于贵族社会的佛教传播状况，并宣扬了各法会创始者、将来者的故事。即所谓的“现在”以作者源为宪和读者尊子内亲王皈依的天台宗的建立为起点。特别为了显示“现在”的僧尼行为，该卷对作为“年中行事”而举行的法会佛事做了重点阐述，凝练地展现了大量贵族皈依佛门的时代特征。

在平安时代，佛教还渗入了贵族的日常生活。如摄关政治时期的朝廷重臣藤原师辅，为子孙撰写了日常生活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题名《九条殿遗训》。其中写道，“起床后须首先轻声称颂七遍自己所属之相星之名号”，如卯年生者须称颂“文曲星、文曲星……”。而星宿崇拜，既是阴阳道信仰，亦是密教宿曜道信仰。而作为日常功课的念佛，虽初见于9世纪中叶藤原良相，但是念佛风俗化则是在10世纪。例如，《日本往生极乐记》作者、文人贵族庆滋保胤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其自幼念弥陀佛，40岁后向佛之心愈烈。《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也在《紫式部日记》里写道，她在38岁时面向阿弥陀佛习经。而作为日常功课称名念佛，不仅同真言宗通过陀罗尼念诵神秘以灭罪、延寿、除厄一脉相承，而且在密教的土壤上日益壮大。

摄关时期高僧和皇族、贵族的结合，可以尊意和良源为代表。尊意曾为天台宗座主，亦曾受醍醐天皇和朱鸟天皇皈依，同时是为天皇身心安稳祈祷的护持僧；平定“承平·天庆之乱”的功臣藤原忠平亦通过尊意皈依佛门，并依尊意取法号“法性房”，建立了法兴寺，尊他为寺主。良源则受戒于尊意，因承平七年（937年）的维摩会番论义而闻名，使藤原忠文请其主持家族法会及后世的吊唁。皇族、贵族不仅因此保护僧侣，而且为了祈祖先追善、后生安稳而建造了诸多私人寺院，如光孝、宇多天皇的仁和寺，醍醐天皇的醍醐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由贵族建造的私家寺院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由藤原家族建造的摄关家“六所氏寺”，即兴福寺、极乐寺、法兴寺、法成寺、法兴院、平等院。得此保护，佛教自然想不兴隆都难。

平安时代的佛教呈现出“神佛融合”的倾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祭祀菅原道真而建的天满宫。菅原道真家族原姓土师，自他祖父菅原清公开始改姓菅原。《更级日记》的作者就是菅原道真的玄孙菅原孝标的女儿。菅原道真的父亲菅原是善和祖父菅原清公都是文章博士，他本人于仁和二年（886年）出任赞岐守（香川县）和文章博士。菅原道真深受宇多天皇信任，曾担任多种要职，宽平六年（894年）被任命为第十八批遣唐使正使。但因为他的建议，日本停止了遣唐使派遣，没有成行。宽平九年（897年），菅原道真和宇多天皇成为亲家：他的女儿和宇多天皇的三皇子齐世亲王成秦晋之好。同年，宇多天皇让位于醍醐天皇成为上皇。菅原道真仍获醍醐天皇重用，并授予他“官奏执奏”（内览）的权力。另外享有此项权力的是藤原时平。昌泰二年（899年），菅原道真官拜右大臣并兼任右大将，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因才学而官至重臣者。但是，菅原道真的得宠引起了以藤原氏为首的一些公卿的嫉妒和警觉。901年，菅原道真被指意图帮助他的女婿齐世亲王篡夺皇位。为此，菅原道真被贬为大宰权帅，流放至九州大宰府，四名子女皆被处以流刑。这一变故，史称“昌泰之变”。因为被罗织莫须有罪名而左迁，菅原道真心情郁闷，延喜三年（903年）在大宰府病逝。

菅原道真去世20多年后，朝廷中发生了几起灵异事件，先是醍醐天皇的皇子先后病死，后是清凉殿遭遇雷击，多人死伤。有人认为，这是屈死的菅原道真怨灵作祟。因为害怕雷神是菅原道真的怨灵，朝廷敕令在京都北野建造了北野天满宫，947年落成，用以祭拜火雷天神。另外，朝廷还为菅原道真“平反”并多次追赠官位，直至封正一位太政大臣。他的儿子也从流放地被召唤回京。祭奠他的福冈、京都天满宫都是神宫，但怨灵作祟则是佛教的观念。所以，天满宫是神佛融合的标志。两地天满宫都有一头牛。为什么放置牛有三种说法：一说菅原道真属牛；二说菅原道真的政敌命令护送菅原道真的人在半道上将他杀死，牛见状将凶手顶翻；三说菅原道真病重时立下遗嘱，将他遗体放在牛车上让牛行走，在牛停下的地方将他安葬。菅原道真的书法极佳，他写的“离家三四月，落泪百千行；万事皆如梦，时时仰彼苍”，每一句都是一只小鸟，构思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菅原道真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被奉为学问神，编纂有日本六国史的第二部《续日本纪》。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学生为了考上心仪的学校还前往天满宫祈祷、祭拜。《万叶集》中诗人最爱的花是梅花，菅原道真也以“梅花诗人”闻名。2019年4月1日，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令和即出自《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这是日本首次从非中国古籍中萃取年号。这首诗的作者是政治家兼诗人大伴旅人。神龟五年（728年），大伴旅人作为朝廷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被贬至九州大宰府任九州都督。当时，他睹物抒情写了这首诗。那棵梅花树今天依然在福冈天满宫院内，它比福冈天满宫来到这块土地上早100多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在新年号启用当日，专门对这棵梅树做了介绍。

佛教宣扬“诸行无常”，就这个意义而言平安时代佛教的荣光并没有长久。11世纪初，一种“末法时代”到来的氛围笼罩社会。 但是“末法时代”究竟何年来临众说纷纭。源信采纳了与他有过交流的中国高僧行辿的说法，认为宽仁元年（1017年）为末法到来之年。于是，在宽弘四年（1007年）七月作成了《灵山院式》，在华台院南的灵山院开讲释迦。皇族、贵族亦一阵忙活，想方设法避免“末法时代”来临。“末法时代”最终没有来临，但佛教却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了下一个新的时代，即诞生了作为佛教革新运动重要阶段的镰仓新佛教时代。不过，平安时代的佛教艺术瑰宝，却得以留存，主要有：室生寺金堂和五重塔，室生寺弥勒堂释迦如来像，元兴寺药师如来佛像，观心寺如意轮观音像，药师寺僧形八幡神像，（应神天皇）神功皇后像，神护寺两界曼荼罗。

作者点评：

笔者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时，居住在“平安神宫”旁边的冈崎法胜寺80番地。初到京都时，平安神宫是使笔者能够“平安”回家的“路标”——在以“鳗鱼巷”纵横交错著称的京都，笔者经常“傻得连家都不认识”。每次回“家”找不到家门时，笔者都向路人探问：“平安神宫在哪里？”因为到了平安神宫，等于到了笔者“家门口”。其实，如同笔者在日本会“迷路”一样，在文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迷路。因为，在平安时代，“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的“共存共荣”，使日本正式进入了不同文化并行不悖的时代。正如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自的框子、形体和骨架”，“日本接近于没有骨骼的类似于海参那样的生物，原则上不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形体，经常变化形体”。自平安以后，日本文化的这一特性开始日趋明显。但也因此使人们难以辨明哪些才真正是“日本的”。其实，追根溯源，很多成为日本象征的文化符号，如相扑，也是“舶来品”。

纵观整个日本政治史，平安时代无疑是跌宕起伏的时代，和“平安时代”完全名实不符。例如，在政治方面，先后经历了天皇亲政、摄关专权、太上皇统治三种迥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在权力结构的嬗变中，充满了不平安的因素和残酷的争斗。这种争斗也奠定了以后武家社会的重要基础。“象征天皇制”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究其实质，却是古已有之。 dW9O4zUA4+lJBJpNe2FdZK+n3RrDrvS2ahCLiWxekMcybrRpYS7dAqN80Ej01Z6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