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一节　律令国家的象征

日本史学家吉田孝认为：“‘和同开珎’和‘平城京’是律令国家的象征。” 这句话直接涉及古代国家改朝换代两个重要因素：铸币和迁都。而铸币和迁都经常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例行公事”。同时，铸币和迁都，也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缩影。律令和经济政治历来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同时在外交方面，奈良时代恰是日本全方位向唐朝学习的“唐化”时代。

都城奈良的建成 奈良时代始于迁都，终于迁都。认识奈良时代，必须从认识奈良开始。近江朝廷在豆萁相煎的壬申之乱中灭亡后，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将都城从近江再次迁返飞鸟，并将其命名为“飞鸟净御原宫”。近年考古发掘证明，该宫殿是在齐明天皇“后飞鸟冈本宫”的遗址上兴建的。天武天皇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他“法统”的来源。此后，天武天皇虽然没有迁都，但他有建立新都城的构想，并将其命名为“新城”，安排阴阳师观测风水，令劳工平整土地。然而未及计划实现，在位10年，天武天皇于朱鸟元年（686年）晏驾，工程随之中断。他的妻子持统天皇建成了藤原京，完成了他的夙愿。藤原京位于奈良县橿原市。考古发掘显示，藤原京是个条坊制都城，而且遗迹下层有天武天皇试图建设的“新城”的工程遗址。规划布局显示，藤原京是日本“固定的都城”之滥觞。不过，从飞鸟净御原迁都藤原京到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藤原京作为都城仅存在了16年。很多人认为，平城京就是今天的奈良，实际上平城京在今天奈良市与大和郡山市附近，两者并不等同。另外，因读音相同，奈良（なら）有时也写作“宁乐”（なら）。如《万叶集》卷三第三二八首“宁乐京师地，盛开满眼花”中的“宁乐”，就是奈良。因此，“奈良时代”有时也称“宁乐时代”。《早稻田大学日本史》第二卷，书名就是《飞鸟宁乐时代》。

为什么要将都城从藤原京迁到平城京？这得从奈良时代的第一位女天皇元明天皇继位说起。

庆云三年（706年）十一月，文武天皇在病榻上向母亲阿闭皇女提出，要将皇位让给她，遭皇女婉拒。庆云四年（707年）六月，文武天皇驾崩。阿闭皇女无奈，于当月二十四日在东楼面对百官，表明了将奉先帝遗诏即位的意向。值得关注的是，翌年七月十七日元明天皇即位时颁布的宣命。宣命涉及皇位继承的正统性。宣命首先提及持统天皇在藤原京治天下。之后将皇位让给孙子文武天皇，与其“并坐治天下”。然后指出，在近江大津宫统治天下的天智天皇规定，皇位须由男性继承，“此当为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同辉之不可更改的常典”（即“不改常典”）。文武天皇在弥留之际下了托付后事之诏。当时她称自己难当此任，然固辞不获。未免天地诸神劳心，故奉遗诏。宣命虽没有明确表达，但其意很清楚，即以后皇位当由先帝遗孤首皇子继承，自己仅是过渡性的中天皇。

由此可见，虽则奈良朝共有8位天皇，女天皇占了半数，但她们其实都是因为皇子年幼，无法理政而即位的“过渡性的中天皇”。例如，文武天皇驾崩时，首皇子只有七岁，所以他要求自己的母亲即位。

庆云四年（707年）十一月文武天皇葬礼结束。草壁皇子的妃子、47岁的阿闭皇女即位，号元明天皇（661—721年）。翌年（708年）正月，武藏国秩父郡晋献了当地发现的“和铜”。所谓“和铜”即未经提炼的纯铜。为示庆祝，元明天皇改元“和铜”。除了皇统更迭，天皇换代，一般改元无非出于两个目的：或因祥瑞而庆贺，或因灾祸而驱邪。改元“和铜”自然属于前者。问题是，为何秩父郡献上铜块？为何朝廷因此改元？须知日本自古没有矿产，作为制币原料的金银铜，都靠进口，主要从朝鲜半岛进口。因为感到银太贵重，天武十二年（684年）时曾经下诏，“自今以后，必用铜钱，莫用银钱”。由此不难理解发现“和铜”的意义。

改元之后，朝廷即决定迁都。和铜元年（708年）二月十五日，元明天皇颁布了迁都诏书。笔者将这份诏书和隋文帝杨坚的《营建新都诏》进行比对后发现，元明天皇的迁都诏书仅改动了《营建新都诏》几个字，“翻版”的痕迹明显。仅以两份诏书的开始部分为例。隋文帝的诏书开始部分：“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志未遑也。”《续日本纪》刊载的元明天皇迁都之诏的开始部分：“（和铜元年）二月戊寅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宇内，以菲薄之德，处紫宫之尊，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迁都之事，未必遑也。”这说明当时日本对中国仿效的程度。

建设平城京的构想在文武朝已经提出。“庆云四年（707年）二月十九日，文武天皇召集贵族议论迁都事。” 但因为4个月后文武天皇驾崩，所以，他的母亲元明天皇实现了他未竟的迁都遗愿。至和铜八年（715年）大极殿落成，建筑过程至少耗时5年。古代的人们大都出于水源、生产、生活等自然形成集落，最后发展为城市。但是，平城京和藤原京一样，也是按照天皇和豪强的政治意图，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人工都市。和铜元年（708年）九月底，朝廷新设“造平城京司”。该司有长官2名，次官3名，是一个具有“特异性”的庞大组织，显示了当朝统治者使平城京成为“百官之府，四海所归”的集权机构的强烈欲望。十二月初，平城宫建筑用地举行了镇祭仪式，正式开工建造。“和铜三年（710年）三月辛酉（十日），始迁都于平城，以左大臣正二位石上朝臣麿为留守。”太极殿等建筑均被拆除瓦片和其他建筑材料被运往平城京。文武百官也跟随天皇移居平城京，他们原先的居所也被拆除，“化整为零”，材料被运往平城京用以建造“新居”。

平城京地处奈良盆地的北端，翻越奈良山就是木津川和淀川，经大坂湾的难波通日本西部，顺着宇治川可以到日本东部。南有池、北有山、东有川、西有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奈良时代，日本与唐朝的交往极为密切频繁，朝廷曾四次派出遣唐使“西行取经”，其中733年和752年派出的遣唐使分别达594人和500人之多。当时的朝野以“仿唐”为时尚，平城京的营造也模仿长安城的格局建设，是长安城的微型版：平城京东西宽32町（4.2公里），南北长36町（4.8公里），总计约2400万平方米。 平城宫处于平城京最北端的中央，朱雀门（南门）外有朱雀大道，大道的西侧为右京，东侧为左京。朱雀大道的南端是平城京的入口罗城门。平城京的东侧有个被称为“外京”的区域。

平城京基本上呈正方形，大小为长安的四分之一。所以选择这块土地营造都城，据称是因为这块土地受四神保护，处在朱雀（南）、青龙（东）、白虎（西）、玄武（北）四神当中。因此，平城京的四座城门，也分别以四神的名字命名。平城宫内大极殿的正面是一个广场，正面是“鸟”，左边是画有太阳、青龙、朱雀的幡，右边是画有月亮、玄武、白虎的幡。这些原初都是中国文化的元素，显露出日本受中国影响的印记。在平城宫里有“阴阳寮”。该政府机构除了负责天体观测、日历编制、风水占卜，还负责管理被称为“漏刻”的水钟，由两名博士和二十名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番管理。以“漏刻”观测时间，以钟鼓告知人们作息，为奈良所不可或缺。因为东市和西市的营业都有规定时间。据推断，日本最早的“漏刻”是在齐明天皇六年（660年）问世的。因为人们按时作息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根据考古发现，奈良的明日香村有使用过“漏刻”的遗迹。另外，留存至今的法律显示，原则上居住在平城京的人们晚上是禁止外出的。平城京沿街有类似于岗亭的小屋，晚上有士兵在火堆旁值守。那种小屋有考古发现。之所以如此，一是防止刑事犯罪，一是防止“民工”逃跑。

平城京的规划是模仿而不是照抄中国的长安城。中国的都城为防止外敌入侵，在城的四周一般都建有城墙，但日本因是岛国无此担忧，故没有高大坚实的城墙，仅以“盛土”将城内城外隔开。在城内，中央的朱雀大街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各宽约24米的两条南北大道和9条东西大道把城市切割成72个正方形街坊，每一坊分十六等分，十六分之一即一坪。一坪的面积相当于15000至16000平方米。表达坪的范围的词语就是“町”。居民在其中拥有六十四分之一至三十二分之一不等的宅基地。平城京内的平城宫拥有五坊面积，甚为宽广。坊和坪基本上都有矮墙和周边隔开，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平城京有兴福寺、元兴寺、纪寺、大安寺、药师寺、唐招提寺、西大寺、法华寺、西隆寺九大寺院，宛如一个佛教都市。城外，群山环抱，四周翠绿，衬托着城里的红顶寺院，使平城京获得了“朱红翠绿之都”的美称。《续日本纪》里有“平城京”和“平城宫”“平城之大宫”。据推测，由于天皇起居生活的宫殿只有一个，所以两者是同义语，和今天的“皇居”类似。《万叶集》也将平城京写作“奈良”或“楢”，天皇起居的平城宫则被写作“宁乐（奈良）之京师”。和铜元年（708年）九月十四日，元明天皇曾经巡幸菅原，向被动迁的农民发放稻米和布匹等作为补偿。现在奈良西大寺的南面，依然保留着“菅原”这一地名。

考古发现，建平城京的这块地原先是农村和稻田，没有人口聚居区。后来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主要来自被称为“畿内五国”的大和、河内、摄津、山城（山背）、和泉。担任警卫的卫士则来自全国各地。根据留存下来的记录，当年从列岛东北前往九州，须有被称为“译语”的翻译随行。参与平城京建设的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人，都讲不同方言。出于沟通需要，一种共通的“日本语”开始形成。

虽然奈良时代已有户籍，但由于资料未能留存，所以究竟平城京有多少人，迄今不明。以前日本学者泽田吾一通过对平城京和金泽市比较，同时根据宝龟四年（773年）政府文件记录的平城京老人的数量推断，约为20万人。但是，近年有些学者通过对平城京和藤原京的比较，结合平城京宅地面积，认为在62000至74000人之间。多数意见认为，随着人口增加，约10万人，其中40%是僧侣和政府工作人员。男女比例约为六比四。根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户籍记录，其他地方人均寿命仅约20岁。京城居民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但人均寿命也不会比20岁高出多少。

平城京遗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筷子，在平城宫遗迹甚至发现了金属做的筷子，而对藤原京遗迹的发掘完全没有发现筷子。这说明以往平城京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筷子。据推断，使用筷子的习惯很可能是从朝鲜传入的。另外，在东大寺藏宝库正仓院，保存有从中国、朝鲜、波斯、印度等传入的乐器，包括打击乐器、弦乐器、吹奏乐器。其中起源于印度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实物，非常珍贵。

近年有学者提出，文武天皇之所以要将都城从藤原京迁往平城京，是因为大宝元年（701年）遣唐使栗田真人发现，藤原京的结构和长安城有很大差异。长安城皇宫位于最北端，皇帝坐北朝南，即“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但是藤原宫则是在藤原京的中央。这或许是迁都的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为了实施以天皇为唯一和绝对权威的律令制。京城必须威严和有气势。

和同开珎的铸造 在决定迁都的同一年即和铜元年（708年），朝廷还作出了另一项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铸造“本朝十二钱之嚆矢”——和同开珎。

“和同”的原意是人们能彼此信赖地行为处世，将此二字命名货币，是祈望人们能够公平交易，通过货币使商品交易更趋活跃，同时又由于“和同”与当时的年号“和铜”谐音，故采用此名。值得注意的是，荣原永远等指出，和同开珎的“珎”和“珍”是同一字，是以唐的开元通宝为蓝本铸造的四字“正统”货币。《续日本纪》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对于了解日本的货币发展史非常重要：“和铜元年二月甲戌（十一日），始置铸钱司”；“和铜元年五月壬寅（十一日），始行银钱”；“和铜元年八月乙巳（十日），始行铜钱”。和铜二年（709年）八月乙酉（二日），“废银钱，一行铜钱”。和铜二年（709年）三月，朝廷规定交给官府的赋税，四文以上用银钱，三文以下用铜钱。和铜二年（709年）八月，朝廷废除银钱，全部使用铜钱。

这段记载说明，7世纪末市场上仍流通银钱。因此政府分阶段、分步骤推行以铜代银货币政策。同时，朝廷还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尤其对私铸钱币进行严厉打击。由朝廷统一发行铸造货币，结束了普遍采用以稻和布为实物货币，以货易货的货币史前史，翻开了日本以“本朝十二钱”为主要内容的古代货币史的第一页。

铸造“和同开珎”的源流当在天武、持统朝寻找。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十二年（683年）四月，朝廷颁布了全面禁止使用银钱，改用铜钱，但允许在铸造钱币时使用生银的诏令。通过考古发掘，有一百多枚当时的银钱出土。这些银钱被称为“无纹银钱”，即圆形没有花纹图案的平板银币。当时日本是否已使用铜钱？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天武朝已经开始使用铜钱的“证明”：1991年初夏，在位于飞鸟寺东南方一个丘陵北侧的“飞鸟池”遗址的底部，发现了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工场遗址。1997—1999年，奈良县为在当地建设“万叶博物馆”而进行了考古发掘，从而揭示了该遗址的全貌：飞鸟池遗址南侧是工场区，有约200个冶炼金属用的炼炉，地层堆积有以金属废渣为主的渣土层；北侧有一些方形池子，据分析，当是用来进行水处理的，即沉淀、净化从南侧工场排水沟流过来的水，再排泄出去。另有一些井、房屋、土坑。在南侧的工场区，有一个个按金、银、铜、铁等不同金属，以及玻璃、琥珀、水晶、漆等非金属进行分类的工房，如同一个“综合工业园区”。在这一“工业园区”里，有铸造被称为“富本钱”的铜钱的工房。所谓“富本钱”，亦是“孔方兄”家族成员，即一种外圆内方形铜钱，方孔的上下有“富本”二字，左右有“七曜文”，即七个点。在飞鸟池有近三百枚“富本钱”出土，而且多数铜钱周边一圈留有脱离于铸模的边痕，并有铸模出土。根据历史记载和实物证明，飞鸟池工房曾铸造铜钱的判断得到印证，并且专家一致认为，“富本钱”当为日本最早的铜钱。

虽然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的一致，为前此悬而未决的铜钱起源于何时的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当时银、铜货币的流通极为有限，并没有在社会上真正发挥货币的职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和同开珎才得以在“本朝十二钱”中位居首席，成为由各种金属演奏的“日本货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而以前的货币，包括金属货币在内，均仅是“序章”。

按照珀兰尼首倡的货币理论，近代以后的货币具有“四种职能”，即交换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价值尺度。虽然和同开珎还只是前近代的货币，但其功能似已不止“四种职能”。通过以下史实，我们可了解其不仅具有“四种职能”，还有“另类”“奇特”的职能。

在和铜元年（708年）发行和同开珎，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促进铜钱流通后，朝廷于和铜四年（711年）十月甲子（二十三日）颁布了“蓄钱叙同时位令”：“诏曰，夫钱之为用，所以通财贸，易有无也。当今百姓，尚迷习俗未解其理。仅虽卖买，犹为蓄钱者。随其多少，节级授位。其从六位以下，蓄钱有一十贯以上者，进位一价叙。” 也就是说，如果钱蓄积到一定的量，可以换取“位阶”。据《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二年（768年）闰六月庚戌（八日）条，雄万根据“献物叙位”，由外正七位下，叙位至外从六位下。

有学者认为，“蓄积叙位法”的功能类似于现代政府采取的发行“国债”政策，只是与国债发行相比有一点重大区别或曰好处，即政府通过“蓄钱叙位令”吸收到的货币无须偿还，因此可以作为国家的财源重新投放市场。至万年通宝发行，和同开珎完成了其持续52年的历史使命，实现了日本货币自富本钱发行以后的质的飞跃。和同开珎发行后，不断发挥作为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等货币特有功能，有力地推动了朝廷所在地平城京的发展、繁荣。

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古今亦然。因为，市场经济注重竞争，竞争须有规则。律令就是规则。严格地说，平城京与和同开珎只是律令制国家的表象，法律才是其内核。元正天皇在位的养老二年（718年），《大宝律令》又被修订，作为《养老律令》颁布。

《养老律令》的“律”由10卷12篇构成，现仅存3篇，主要显现以下特点：（一）没有神道色彩；（二）注重犯罪动机；（三）不乏伦理要素；（四）对官吏有免职等特殊处罚；（五）没有残酷刑罚。《养老律令》的“令”由10卷30篇构成，“夫养老令，则多半收于《令义解》中，遂得以流存至今”。《令义解》是清原夏野、小野篁等编纂的《养老律令》官撰注释书，完成于天长十年（833年）。“令”涉及阶级、位阶、社寺制度、土地制度、民法、诉讼法等各方面。相对于“律”而言，“令”有较多具有日本特质的要素。例如，日本也有阶级，主要分良民和贱民。良民包括皇族、贵族和自由民。皇族分亲王和诸王。亲王为天皇的皇子、兄弟、姐妹；诸王为亲王二世以下至四世。位阶五位以上者为贵族。贱民又分“私奴婢”和“官奴婢”等。原则上只允许同阶级之间通婚，良民和贱民通婚将被贬为贱民。必须强调的是，《养老律令》在元正天皇时期已经制定，诸多原因至孝谦天皇时才正式实施。但是，其中很多法律精神，在此前早已开始贯彻。川崎庸之等总监修的《日本史》写道：“《养老律令》只是对大宝律令作了修订，如将‘官员令’改为‘职员令’等，未作根本性变更，而且722年朝廷行赏撰定《养老律令》的功臣时，因藤原不比等已逝，中心人物丧失而中绝，所以施行并不充分。直至757年，即《养老律令》被束之高阁约40年后，才由藤原仲麻吕施行。”

平城京设有东、西两市，由市司衙门、店铺、市人住所三部分构成，面积各为四坪，合计八坪的空间是约十万人的平城京的“厨房”。作为官方设立的市场，是否有监管市场的公职人员呢？《养老律令》有“职员令”“关市令”，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者、经营者、消费者，分别做出了具体规定。例如，根据“职员令”对东市司条官员职责的规定：“东市司（西市司参照执行）正一人，职掌财货之交易、器物之真伪、度量之轻重、买卖之估价，非违之禁察；佑一人；令史一人；价长五人；物部二十人；使部十人；直丁一人。”也就是说，市司之职权，就是管理市场，杜绝暴力和偷盗（“非违之禁察”）的发生。又，《续日本纪》和铜五年（712年）十二月己酉条记载：“东西二市初置史生各二员。”“史生”是该年新设的下级书记官之类的官吏，负责公文处理，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作为民间代表的“市领”，类似于今天“民间企业家协会”会长。

《养老律令》的“关市令”是以法治规范市场经济，其中有几条特别值得关注。“关市令”第十一条规定“凡市均于午时开集，日落前击鼓三下闭集”，即规定了交易时间。第十二条规定“每肆均须树立标志题写行名”，明示店铺经营类别或内容；“市司应核准商品时价，将商品分列三等；十日成一簿册案记市况，季别申告各本司”。之所以有此规定，是因为当时商品交易不仅按照“时价”，而且还要按照“估价”。商品估价主要用以公私交易。按《令义解》的“职员令·大藏省铜钱事条”解释：“货物之价格因时而异……临时与官方交易时，交易商品由市司估价，以中估价进行交易。”《令义解》还对“中估价”举例进行说明：如上等布有300钱、350钱、400钱一匹共3种价格，350钱一匹即为中估价。“核准商品时价”并分等、造册，主要用于这一目的。此举措意在保证交易之公平，不随意定价，并使官府尊重市场，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第十四条规定：“凡官私之权衡度量，每年二月送交大藏省平校。不在京城者，则送交所在国司平校。”这里的“权衡”相当于秤，“度”相当于尺，“量”相当于升，即规定“度量衡”类量器，必须每年送交官府校（查）验。其目的是防止商家以短斤缺两、短尺少寸的方式蒙骗消费者。第十七条规定：“凡出售者，不得行滥；属横刀、枪、鞍、漆器等物，均需刻上制造者姓名。”“不得行滥”即不得粗制滥造，旨在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通市场。“关市令”第二十条规定：“除官司购入外，均须在市场交易，不得私下招揽物主以背离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无论官私，均不得悬违。”前者意为不得进行“传销”（私下交易），后者“悬违”按照《令集解》的解释，“悬”即仅付订金或押金，获取货物后不支付全部资金，“违”即获取货物后根本不支付应付金额。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规定不仅反映了对商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反映支付“订金”的商品交易方式，在奈良时代已经出现并已经产生弊害。“关市令”的各项规定显示，当时有关市场运作的法令和机制，已相当完备。市场的规范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关市令”对商业和交易行为的规范。

当时的“市”不仅是商业场所，而且是男女谈恋爱，甚至是酿造、荡漾男女情色的场所。《万叶集》卷十二第2951首有如此描绘：“椿市立歌垣，踏平街衢；斯时结衣纽，解来堪惜。”所谓“歌垣”始于中国三国时期，当时曹魏每年三月三日举行歌会，日本引进了这一习俗，男女以和歌表达情谊，若情投意合，则结为伉俪。对吟和歌的场所就叫“歌垣”。“据《摄津风土记》记载，‘此国西有歌垣山，昔者男女皆集登此山，常为歌垣’。”“大倭的海柘榴市，是当时进行物品交易的大市场。在这里又设立歌场，男女相会，比赛和歌，称作歌垣。”

平城京的“市人”（商人）在京城建成之前多半独自开展商业活动，后应朝廷邀请而赴东西两市行商。商人不仅商业行为得到朝廷保护，而且其政治权利亦得到尊重。8世纪及以后，朝廷曾四次迁都：从藤原京至平城京，从平城京到恭仁京、从恭仁京到难波京，从难波京重返平城京。不仅每次迁都天皇均征询百官意见，如“（天平十六年）闰正月乙丑朔，诏唤会百官于朝堂，问曰，恭仁难波二京何定为都，各言其志”（《续日本纪》），而且当局还征询掌控着都城经济命脉的市人的意见，显示了朝廷对市人，或更准确地说，对商业的重视。天平十三年（741年）八月丙午（二十八日）迁都恭仁京的诏令，明确宣告“平城二市迁恭仁京”；再迁京都时，于延历五年（786年）五月辛卯（二日）发布的告示，亦明确显示了对“市”的重视：“赐左右京和东西市人物各有差。”朝廷之所以如此“厚待”东西市，主要是因为对律令国家来说，东西市已不可或缺。其不仅是达官显贵等获取日用生活品和奢侈品的场所，也是出售全国朝贡物和获取必需物资的交易场所。而朝廷既敛财又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同时赢取人心的一石三鸟之招，令人拍案叫绝。

《续日本纪》和铜六年（713年）三月壬午条：“诸国之地，江山遐阻，负担之辈，久苦行役。……国郡司等，募豪富家，置米路侧，任其买卖。一年之内，卖米一百斛以上者，以名奏闻。” 即适用“蓄钱叙位令”。采取这项政策看似鼓励人们认识钱的重要，但事实上朝廷此举绝不是，或绝不仅仅是体恤民情，也不是为了使人们认识钱的重要，而主要有如下目的：第一，由于沿途即可获得稻米，脚夫可携带钱币作为旅费而不必再带干粮，轻装上阵，有利于各地上缴的货物顺利运抵京城；第二，可以加速货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第三，地方豪强虽因此获得大量货币，但地方货币用途有限，因此通过颁布“蓄钱叙位令”，将这些钱币回收。

那么，当时从事商业活动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料中此等人除了“市人”外，还被唤作商贾之辈、市廛人、商旅之徒，等等。根据“杂令”第二十四皇亲条：“凡皇亲即五位以上者，不得遣帐内、资人，以及家人、奴婢在市内立肆兴贩。但在市内沽卖、出举及差人在别处贸易、往来，不适用此例。”显而易见，这条规定不是不允许皇亲相关者经商，而是不允许其在市内开店设铺经商。

东西市“市人”的作用当然不可忽略。但是，仅仅依靠他们，尚不足以推动整个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地商人即市人的作用亦不可忽略。不仅如此，当时日本诸多民众均已有明确的商品货币意识。《日本灵异记》中卷第二十四章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叫楢磐岛，活动时间为圣武天皇时代，活动空间为大安寺西边一个集落。一天，楢磐岛从大安寺讲大般若经的费用中借了30贯钱，前往越前国敦厚地方做生意。他在回家途中碰到了阎魔王宫的差役，花钱请差役施展法术使其能延年益寿。这个故事本身显然是不真实的，但却反映了当时身处佛教净土的人也懂得贷款获利，“以钱生钱”，以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远离平城京的地区，虽则有田园牧歌般的氛围，但同样存在人们聚集于集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图景。《出云国风土记》岛根郡朝酌促户渡条，有如下一段描述：“市人从四处汇聚于此，自然形成集市，收购从浜里捕捞到的大鱼小鱼，人声嘈杂，熙熙攘攘。”虽然似此类偏远之地的市只是在捕获或收获季节自然形成，不同于固定且朝开暮闭的京城的市，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奈良时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哪里有商品，哪里就有商人。

第二节　女皇掌权的时代

元明天皇根据儿子文武天皇遗诏即位时，在即位的“宣命”中特别强调了天智天皇所定的规矩即所谓“不改常典”，意思是年仅7岁的嫡孙首皇子以后终将继承皇位。“不改常典”因此作为“皇位继承法”首次登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从神武天皇到德仁天皇，日本共历126任天皇，其中8位10任是女天皇：推古天皇、皇极天皇（重祚为齐明天皇）、持统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孝谦天皇（重祚为称德天皇）、明正天皇、后樱町天皇。奈良时代始于和铜三年（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止于延历十三年（794年）迁都平安京（京都），历时84年，不到一个世纪，历经8代天皇，其中4代是女天皇：元明（女）、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女）、光仁、桓武。圣武天皇虽然是男性，但在位25年真正掌权的是光明皇后。淳仁天皇在位6年，也是受母后孝谦太上天皇操控。因此，奈良时代被称为“女皇掌权的时代”。

女皇当朝和权臣主政 论述“女皇掌权的时代”，必须从这个时代第一位女皇元明天皇说起。元明天皇登基后除了迁都和铸币两大举措外，还采取了一些非常关键且对以后日本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举措。元明天皇登基4天后，便在中央官制的武装机构武卫府之外，新设作为天皇和皇太子“亲卫军”的“授刀舍人寮”。同时，对上至左右大臣、下至地方官僚的人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几个重要职位的人选尤其值得关注：穗积亲王（天武天皇和皇妃苏我常陆娘的儿子）任知太政官事（太政大臣），总揽政务；69岁的右大臣石上麻吕晋升左大臣；50岁的大纳言藤原不比等（也有文献记为藤原史）晋升右大臣。由于石上麻吕兼任藤原京留守司，因此藤原不比等无异于太政官的“第二把手”。

藤原不比等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藤原不比等出生于齐明天皇五年（659年），是645年“乙巳之变”和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藤原镰足）的次子，因兄长定惠遁入佛门而成为中臣镰足的政治后嗣。669年中臣镰足（藤原镰足）去世时，藤原不比等年仅11岁，壬申之乱时年仅14岁。但是，长年在严酷的宫廷政治中栉风沐雨，使藤原不比等增长了见识，也增强了他的政治抱负，在持统朝时他就进入政界。大宝建元之日，藤原不比等成为律令制国家的大纳言，即42岁时他就成为中央上层官僚。《大宝律令》的编纂显示了他的才干，并因此获得天皇信任和众臣青睐。

不可否认，藤原不比等能成为一代名卿，并非仅仅因为父亲中臣镰足（后获天智天皇赐姓改名为藤原镰足）的荫庇，而是确有才干。藤原不比等仕途顺遂，也和他的夫人有关。藤原不比等的夫人是县犬养三千代，和铜元年（708年）十一月，元明天皇下诏赐她“橘”姓。诏书曰：“橘乃果之长上，人所好也。凌霜雪而繁茂，叶经寒暑而不凋，和珠玉竞光，和金银相交愈美。一词为汝之姓。”在16世纪末“羽柴秀吉”改名“丰臣秀吉”，晋升“五大姓”之前，日本有平、源、藤、橘四大姓。平姓和源姓原先都是皇族，藤原姓是中臣改姓的藤原，橘姓始祖就是橘三千代。橘三千代和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宫子，就是元明天皇的孙子、文武天皇的儿子首皇子（圣武天皇）的生母。藤原和橘在奈良时代是最有力的两大姓，在朝廷根深叶茂。藤原氏在平安时代长期作为“摄（政）关（白）政治”核心人物左右朝政，实际从此时发端。

在日本史书中，元明天皇被描述为体恤民情、从严治吏的天皇。和铜五年（712年）正月，元明天皇颁布诏书，语气暖心，用白话文表达就是：诸国服劳役的百姓返回乡里时，因粮食匮乏而忍饥挨饿，有不少倒在沟谷饿死。各国国司对百姓须慈悲为怀，发给适宜物品。同年五月，元明天皇颁布诏书，批评官员：“律令制定以来已有时日，然有些官员不谙律令，屡有过失。”为此，弹正台检察和巡察使的督察日趋严厉。同时，元明天皇还指示式部省加强干部考察，明察功过和才能。太安万吕编纂的《古事记》，也是在这一年完成的。

和铜六年（713年）十一月乙丑（五日），元明天皇颁诏，“贬石川、纪二嫔号，不得称嫔”，就是剥夺广世、广成两个皇子的母亲即石川刀子的女儿以及纪龟门的女儿“嫔”的名号。元明天皇颁发此诏，似与藤原不比等夫妇有关。因为藤原不比等夫妇欲使其外孙首皇子被立为太子，所以希望元明天皇剥夺那两个皇子的皇嗣继承权。当时，橘三千代已位居内侍司最高长官尚侍之位，经常伴随元明女帝左右，有挑拨离间的机会。

和铜七年（714年），朝廷要员相继离世。五月，壬申之变的功臣、大纳言大伴安麻吕去世，以他的声望和资历，足以同藤原不比等分庭抗礼。六月，朝廷中的两位实权人物长亲王和知太政官事（太政大臣）穗积亲王，亦相继去世。虽然左大臣石上麻吕位高权重，但已年届76岁，在精力上明显不比57岁的藤原不比等。藤原不比等在政治上更少制衡，日趋强势。当年（714年）六月下旬，14岁的首皇子被立为太子，一遂藤原不比等的心愿。

和铜八年（715年）九月，元明天皇以自己年老力衰为由，提出退位。由于上年六月首皇子已被立为太子，顺位接班本是题中之意，何况元明天皇即位时发布的宣命，即暗示她只是个“过渡性的天皇”，皇位将传给当时7岁的首皇子。但是，她退位成为上皇时，即位的却是她的女儿、36岁的冰高皇女。在让位诏书中，元明天皇阐明了理由：“此神器欲让皇太子，然皇太子年齿幼稚，未离深宫，庶务多端，一日万机。”而冰高皇女（元正天皇）“早适祥符，夙彰德音”。（早有君王气质，更有良好口碑）。当时首皇子15岁，日本历史上比他年幼的儿皇帝比比皆是，为什么元明天皇说他“年齿幼稚”呢？须知幼儿登基是在平安时代，奈良时代有太上天皇，但没有帮天皇治国理政的摄政和关白。

当年，冰高皇女即位，号元正天皇（680—748年）。元明天皇任太上天皇。据《续日本纪》记载，元正天皇颁布的即位诏书称：“朕谨奉先帝之命，承让天皇之位，不敢推诿固辞，惟即天子之位，祈国家安宁。”为图祥瑞，改元灵龟。元正即位后，为了使律令国家获得稳固基础，非常重视农耕，要求改善农业。灵龟三年（717年）九月，元正天皇在美浓国（岐阜县南部）的行宫住了几天，在多度山泡了温泉，感到神清气爽，于同年十一月再次改元养老。据说，这是受中国汉光武帝泡了礼泉后改元的影响。

养老二年（718年），元正天皇敕令藤原不比等负责编纂《养老律令》。由律和令各10卷构成的《养老律令》在养老年间（717—724年）完成。但是诸多原因，直到孝谦天皇的天平宝字一年（757年）才开始实施，至明治维新后被废止，有效期达千年以上，是日本历史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明文法律。元正天皇在位期间，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的监察。养老三年（719年）七月，日本首次设置了监察国司行政的按察使。同时，为了回顾自天智天皇至文武天皇日本律令制趋于完备的历程，以历史“教育”百姓，元正天皇敕令舍人亲王和新田部亲王编纂“国史”。

养老四年（720年），作为日本“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编纂完成。同年，朝廷实权人物藤原不比等去世，宫廷内因此发生动荡。了解藤原不比等去世后为何宫廷内会发生动荡，须先了解此前藤原不比等的所作所为。概括而言，藤原不比等在世时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第一，雷厉风行地贯彻律令条文统制思想，努力实现“舆论一律”。

当时有个和尚，法号行基，15岁至药师寺学唯识、瑜伽，37岁建家元寺。平城京开工营建时，朝廷从各地征用役民脚夫群集当地。行基见之，既行善事关心他们生活，又向他们宣扬观想法门与净土之说等佛理教学，一时“道俗募化追从者至少千人”。养老元年（717年）四月，行基及其弟子违反大宝僧尼令的数条禁令，并在民间煽动民众规避课役。行基所行虽得民心，但影响社会稳定，无法见容于朝廷。藤原不比等通过天皇，以颁布敕令的方式进行了坚决镇压。养老元年（717年），天皇下诏，历数行基三大罪状，称：“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叠街市，妄说罪福，合构朋党，焚剥指臂，历门假说，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进违释教，推法犯令。”

第二，韬光养晦，免遭猜忌。

养老四年（720年）穗积亲王去世后，整整五年“知太政官事”的高位空缺。据《公卿补任》养老二年（718年）记载，当时天皇有意任命50多岁年富力强且有政治才干的藤原不比等出任该职，但藤原不比等固辞，可见他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谋略。灵龟二年（716年），藤原不比等和妻子橘三千代的女儿藤原安宿媛又被选为皇妃。安宿媛和皇太子同庚，都正值16岁的豆蔻年华，将来前途不难预料。翌年正月七日，橘三千代晋升从三位，与丈夫藤原不比等一起身居高位。夫妇同朝，权倾举朝。同年三月三日，78岁的左大臣石上麻吕去世。因“知太政官事”缺位，本来属于太政官三号人物的右大臣藤原不比等，成了位居律令官制顶峰的人物，而其他议政官身影，在朝廷里相继消失，独剩藤原不比等一人，因此于名于实，当时的政权均无异于“藤氏政权”。

第三，先行铺路，培养传人。

藤原不比等有四个儿子。长子藤原武智麻吕，年少时就因才华出众而获穗积皇子赏识，成年后官运亨通，升迁迅速，养老二年（718年）成为式部卿，掌握了决定官员政治前途的实权。翌年正月，藤原武智麻吕被任命为东宫傅，主要承担首皇子的教育工作。养老五年（721年）晋升为从三位中纳言兼造宫卿。神龟元年（724年）首皇子成为圣武天皇后，藤原武智麻吕升至正三位，在天平年间再升为从二位右大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平九年（737年），藤原武智麻吕患上了当时流行的“赤豆疮”（天花）。临终时，他在床上接受了正一位左大臣的任命，时年57岁，逝后被追封为“知太政官事”。

藤原不比等次子藤原房前在和铜二年（709年）出任东海道、东山道检察。养老五年（721年）十月，病危的元明上皇对藤原房前托付后事，使房前任遣唐使副使，得以发布相当于敕旨的命令。神龟五年（728年），藤原房前任新设的中卫府即禁卫军大将。获授位阶是正三位。藤原房前和兄长藤原武智麻吕同年死于天花，享年56岁，时任参议民部卿，逝后被追赠为正一位左大臣。之后，淳仁天皇准其儿子惠美押胜的奏请，再追赠藤原房前为太政大臣。藤原房前也颇有文才，与当时著名歌人大伴旅人等时有对吟。

藤原不比等的第三个儿子藤原宇合，灵龟二年（716年）任第八批遣唐使副使，后历任常陆国守兼安房、上总、下总按察使。养老五年（721年），藤原房前接替兄长藤原武智麻吕职务，出任式部卿，获授位阶是正三位。藤原宇合不仅和两位兄长死于同一年，而且死于同一种病：天花。

藤原不比等的第四个儿子藤原麻吕是藤原不比等和同父异母妹妹五百重娘所生。灵龟三年（717年）元正天皇行幸美浓国时，藤原麻吕任美浓介，侍奉君前，颇受好评。当年改元养老后，升任参议、兵部卿，获授位阶是从三位。藤原麻吕自诩“圣代之狂生”，好诗书琴酒，《万叶集》中收录有他的三首作品。可惜，这个“狂生”也没有逃过劫难。天平九年（738年），藤原麻吕也死于天花，时年42岁。由此可见，当年疫情多么严重。

四个儿子中，藤原不比等最赏识的是次子藤原房前。养老元年（717年），藤原不比等为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代代相传，趁议政官激减的难得时机，让他37岁的次子藤原房前“参议朝政”，藤原不比等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将为首皇太子和藤原光明子（又名安宿媛）保驾护航的重担，交给了藤原房前。藤原不比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日本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女婿长屋王。长屋王是天武天皇的孙子、高市皇子的嫡长子。长屋王的母亲是元明天皇的姐姐御名部皇女，其正室吉备内亲王是元正天皇的女儿，侧室藤原长峨子就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纵观日本历史，有两大特征相当明显：一是皇族和士族（包括武士）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二是婚姻大都是政治联姻，尽管亲家既可能是政治盟友，也可能反目成仇。公众较熟悉的如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都既是儿女亲家，也是政治对手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敌。藤原家和长屋王家也属于这种关系。一根根强有力的皇统血脉注入年富力强的身体，不仅使长屋王极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而且使他激情澎湃，踌躇满志。另一方面，当年41岁的藤原房前担任“参议”时，比他长一岁的哥哥藤原武智麻吕已成为中纳言。但是，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元正女帝当面对藤原房前颁诏：“汝卿房前，当作内臣，计会内外，准敕施行，辅翼帝业，永宁国家。”也就是说，藤原房前作为名实相符的“内臣”，将直接领受天皇“御令”，通过与议政官合议体不同的“捷径”，直接参与国家机要，同时，作为有资历的议政官“参议”，藤原房前出任“授刀头”，即掌控天皇和首皇子安全的亲卫军。于是，在权力角逐中，一个分别以知太政官事舍人亲王和右大臣长屋王为代表的皇亲势力，和以“内臣”藤原房前为代表的藤原氏势力的二极权力机构，开始形成。

养老四年（720年）八月三日，62岁的藤原不比等再也无法从病榻上起身，终于驾鹤西行。为了表彰藤原不比等的功业，天皇追封他为太政大臣，叙从一位。四天后，舍人亲王成为“知太政官事”、新田部亲王入主“授刀舍人寮”。同时，政权机构被大幅调整：和铜年间的议政官几乎全部被撤换，取而代之的是养老年间上位的官僚。长屋王由大纳言晋升为右大臣。养老五年（721年）十二月七日，61岁的元明太上天皇登遐。登遐前留下遗言：“朕闻，万物之生。靡不有死。此则天地之理，奚可悲哀？厚葬破业，重服伤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后，宜于大和国添上郡藏宝山雍良岑造甍火葬，莫改他处。”

失去掌控实权的母亲，元正天皇为使首皇子顺利继承皇位而殚精竭虑。恰在此时，又一“祥瑞”之兆降临：养老七年（723年）十月，有人呈献长着一对赤目的小白龟。据中国古籍记载，此乃“能流传王者之德的征兆”。元正天皇顺从天意，让位于24岁的首皇子。首皇子在大极殿即位，号“圣武天皇”（701—756年）。圣武天皇即位后改元“神龟”。同年，长屋王晋升为正二位左大臣，成为太政官中仅次于舍人亲王的实权人物。其后，藤原不比等的长子和次子藤原武智麻吕和藤原房前，均晋升正三位。

圣武天皇即位后为尽孝心，颁布敕令，封母亲藤原宫子为“太夫人”。但是，这一敕令遭到长屋王激烈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很清楚，也很有依据：根据律令，只有“皇太夫人”，没有“太夫人”。那么，为什么圣武天皇的敕令会少一个“皇”字呢？因为藤原宫子并非皇族。无奈，圣武天皇只能收回敕令进行修改，决定文字称“皇太夫人”，口头称“大御祖”。双方的矛盾此后不断公开化。圣武天皇即位三年后，于神龟四年（727年）和爱妃藤原光明子（安宿媛）生下了皇子基亲王。当时道喜者盈门，唯独不见长屋王身影。一个月后，圣武天皇即立基亲王为太子。如此迅速确立后继天皇人选，空前绝后。翌年，为了加强对皇太子的警卫，圣武天皇新设了扮演禁卫军角色的中卫府，将授刀舍人寮并入其中，由皇太子的舅舅藤原房前担任长官。然而，皇太子命薄如纸，不久夭折。圣武天皇悲痛异常。恰在此时，圣武天皇的夫人县犬养广刀自又生了一个皇子即安积亲王。藤原氏和亲家县犬养氏，围绕着是否立安积亲王为太子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为了避免权力旁落，藤原武智麻吕和藤原房前兄弟决定孤注一掷，力促藤原光明子晋封皇后。因为按照皇朝惯例，如果天皇驾崩后产生皇位之争或皇子年幼不堪大任，当由皇后作为“过渡天皇”即位。推古、齐明（皇极）、持统女皇，都是“过渡天皇”。按照藤原氏的如意算盘，如果藤原光明子获封皇后，那么身体羸弱的圣武一旦千秋，光明子可迅速即位。然而，藤原氏兄弟的提议遭到长屋王明确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立藤原光明子为后，违背“不得立非皇族血统出身的人为皇后”的惯例。皇后必须是皇族女性，确实是古已有之的惯例。如果强行立光明子为后，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这个最大的障碍必须清除。于是，藤原氏兄弟便先翦除长屋王羽翼，令长屋王的死党大伴旅人调任大宰府长官，把他“发配”到九州。

政变频发的时局 神龟六年（729年）二月，圣武天皇接到密报，称左大臣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作为皇帝，最忌惮和警觉的就是这种试图颠覆政权的图谋不轨，他当即令藤原宇合率六卫府军队包围长屋王官邸。但长屋王毕竟是皇族，且位高权重，圣武天皇并没有敕令他们将长屋王拿下。十一日，知太政官事舍人亲王、新田部亲王、大纳言多治比真人池守、中纳言藤原武智麻吕等前往长屋王府进行审问。翌日令长屋王自行了断。长屋王没有抗命。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正妻吉备内亲王和儿子膳夫王、桑田王及葛木王、钩取王。一族中留下的，只有长屋王的侧室藤原长峨子和三个儿子，即安宿王、黄文王、山背王。“长屋王之变”始末，《续日本纪》卷十有详细记载：

（天平元年）二月辛未（十日），左京人从七位下漆部造君足、无位中臣宫处连东人等告密，称左大臣正二位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其夜，遣使固守三关（按：三关为伊势国铃鹿关、美浓国不破关、京城越前国爱发关），因遣式部卿从三位藤原朝臣宇合、卫门佐从五位下佐味朝臣虫麻吕、左卫士佐外从五位下津岛朝臣家道、右卫士佐外从五位下纪朝佐比物等，将六卫兵围长屋王宅（按：“六卫”指令制五卫府加神龟五年七月合并授刀舍人寮创设的中卫府）。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知太政官事舍人亲王、新田部亲王、中纳言藤原武智麻吕等究问使赴位于都城左京三条二坊的王宅审问。癸酉（十二日），令王自尽。其室二品吉备内亲王、男从四位下膳夫王、无位桑田王、葛木王、钩取王等，同亦自经（“自经”意为“自缢”）。乃悉捉家内人等，禁着于左右卫士兵卫等府。

“长屋王之变”半年后，藤原麻吕向天皇晋献了一只背上刻有“天王贵平知百年”的“神龟”，按《续日本纪》记载“六月己卯（十日），左京职献龟长五寸三分，阔四寸五分，其背有文云：天王贵平知百年”。顺应此“祥瑞”之兆，朝廷取其中“天平”二字，于八月癸亥（五日）改元天平，同月戊辰（十日）宣告天下：“诏立正三位藤原夫人（即藤原光明子）为皇后。”时隔400年，圣武天皇的皇后成为继仁德皇后（出身葛城氏）又一非皇女出身的皇后。因平定“长屋王之变”藤原氏居功至伟，“论功行赏”，藤原不比等的四“家”儿子，即藤原武智麻吕（南家）、藤原房前（北家）、藤原宇合（式家）、藤原麻吕（京家），均获重用，形成了所谓“藤原四子体制”。这为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平时代是以正仓院宝物为代表的唐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同时也是经历了天平十二年（740年）九月的“藤原广嗣之乱”、天平宝字元年（757年）七月的“橘奈良麻吕之变”、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的“藤原仲麻吕之乱”等一次次政治动乱的时代。

天平九年（737年），藤原四兄弟因染天花相继去世后，藤原氏势力锐减。藤原氏的政治对手橘氏势力迅速扩张，将大养德守兼式部少辅藤原广嗣贬为大宰少二，等于将其发配边陲。之后，僧侣玄昉垂涎留在京城的藤原广嗣美貌的妻子，图谋不轨。藤原广嗣从妻子处获知消息后大怒，上表请求处分花和尚玄昉。但左大臣橘诸兄却称藤原广嗣图谋造反。于是，藤原广嗣和弟弟藤原纲手在大宰府举兵以“清君侧”名义造反，最终兵败板柜河之战，兄弟俩均死于刀下。“藤原广嗣之乱”后，天平十二年（740年）十二月十五日，圣武天皇从平城京迁都山背国恭仁京（京都府木津川市）。近年考古发现，恭仁京是一个东西宽约560米、南北长约750米的长方形区域。

“橘奈良麻吕之变”是一起谋反事件。天平二十一年（749年），圣武天皇让位于阿倍内亲王（孝谦天皇），藤原仲麻吕获得重用，势力急速崛起。（天平宝字元年）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联合大伴氏、佐伯氏等旧贵族，企图废除藤原仲麻吕推举的皇太子大炊王，结果事情败露，橘奈良麻吕被捕入狱，亡于狱中。

“藤原仲麻吕之乱”的影响尤为深远。因为这次动乱再次改变了政权格局。天平二十年（748年）四月，69岁的元正太上天皇驾崩。天平二十一年（749年）七月二日，圣武天皇自称“三宝之奴”遁入佛门，让位于其长女、32岁的阿倍内亲王。阿倍内亲王登基后号孝谦天皇（718—770年），同年改元“天平胜宝”。阿倍内亲王于天平十年（738年）被立为皇太子，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皇太子。圣武天皇则是第一个有史可考出家当和尚的天皇，尽管他同时也是太上天皇。

孝谦天皇登基后，即进行重大人事调整。藤原武智之子，即藤原不比等之孙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升任从二位大纳言。之后，几经“政荡”，因成功防止“政变”并将反对势力彻底清除出中央政界的藤原仲麻吕，巩固了其作为事实上的“政界第一人”地位。

天平胜宝九年（757年）八月朔，41岁的孝谦女皇让位于大炊皇太子，她自己当了太上天皇。26岁的皇太子即位后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760年）正月，藤原仲麻吕从右大臣跃升至正一位太师（太政大臣），在淳仁朝位极人臣，其三个儿子也陆续成为参议，权势之大，被认为旷古少有。但恰如“浪峰之后必是浪谷”所形容，是年藤原仲麻吕的“后盾”及“支柱”相继丧失：其叔母光明皇太后、担任高级女官为其把守“后宫”的正室藤原宇比良谷（藤原房前之女）、御史大夫（大纳言）石川年足先后辞世。同样，恰如“屋漏偏逢连夜雨”所形容，自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开始，狂风、地震、淫雨、亢旱等“天变地异”接踵不断，造成全国范围的饥馑和疫病流行，并且恰在此时，因道镜而引起的天皇和太上天皇不和，更增加了朝廷的乱局。道镜出身于河内国若江郡（今大阪府八尾市）的弓削氏，并修行佛道、学法相宗之义渊，并有咒术附身。后作为治病禅师近侍孝谦女帝，因使用秘法治好孝谦太上天皇的疾病而得宠。当然，孝谦宠爱道镜可能不独与“治病”有关。据史料记载，道镜长相颇为俊朗，孝谦太上皇如此厚待，恐另有私情。淳仁天皇对道镜极不待见，多次进谏劝太上皇“自重”，出身草壁皇子直系的孝谦太上皇因自尊受损，或因深陷情网，根本无法纳谏，两者的矛盾日益加深。《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六年（762年）五月辛丑（二十三日）条对此有详细记载。

在上述背景下，早已对藤原仲麻吕的专横不满的藤原宇合之子藤原良继，开始密谋“除奸”。由于事机不密，藤原良继因“大不敬”而被捕并被夺去官位和姓。来自血亲的谋杀对藤原仲麻吕的打击自然沉重，并更加深了其孤独感。而这一孤独感更因其“臂膀”的丧失而进一步加深：天平宝字八年（764年）六月乙亥（九日），藤原仲麻吕的女婿、参议授刀头兼伊贺近江按察使藤原御楯死去。自此，授刀卫不再为藤原仲麻吕所掌控，三个月后，就是当年九月，发生了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关于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有详细记载。

因“举兵谋反”，藤原仲麻吕被捕后即被问斩，淳仁天皇也于这年十月壬申（十日）被逼退位，和其生母当麻山背一起被软禁于淡路国。孝谦天皇重祚，号“称德天皇”，成为继7世纪的齐明天皇后又一个重祚的天皇，而且也是女天皇，道镜因此飞黄腾达，于太平神护元年（765年）成为“太政大臣禅师”，进入政治中枢，以翌年十月壬寅（二十日）在隅寺（海龙王寺）佛像中发现舍利为契机，获封“法王”，并被待若皇亲。神护三年（767年）正月壬申，道镜在西宫正殿受大臣以下拜贺之礼。因此，尽管此后谋反、叛乱事件依然不断，但“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堪称佛教政治，名副其实的政治荡然无存”。

神护景云三年（769年）八月，称德天皇晏驾。称德天皇的离去，使早已犯下众怒的道镜也没了气数，被左迁至下野药师寺，翌年八月去世，享年53岁。根据遗诏，天智天皇系的皇子白壁王即位，号光仁天皇。光仁天皇的即位，使皇统自天武天皇系转向天智天皇系。同时，随着道镜势力的垮台，藤原氏的藤原永手和藤原百川作为光仁天皇的臂膀，重新进入政治舞台中央。

白壁王曾经担任中纳言、大纳言，有实际政治经历。成为光仁天皇后，肥后国献上了一只白色的乌龟。因有此祥瑞之兆，神护景云四年成为宝龟元年（770年）。白壁王的妃子是圣武天皇的皇女，白壁王成为光仁天皇后，妃子升为皇后。她和天皇生有他户亲王。宝龟二年（771年），他户亲王12岁，被立为皇太子。光仁天皇推行稳健政治。即位当年即释放了因“藤原仲麻吕之乱”而被流放者。同时在藤原氏的支持下，强化对佛教寺社的管控，推行官制改革，整顿律令制国家政治体制。藤原不比等的子孙也纷纷被封官叙位。太政大臣藤原永手去世后，光仁天皇对他表达了最大限度的敬意。

第三节　统治的强化和版图的拓展

如前面所述，以“道”为行政单位，在大和时代已经存在，而“五畿七道”这个概念，则是在8世纪初的大宝年间出现的。奈良时代，朝廷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基础，对五畿七道进行了重新规划。如果说这种规划仅仅属于“内部调整”，那么平定列岛西南部的熊袭和东北部的虾夷，则无疑属于“开疆拓土”。

强化统治的举措 奈良时代的和铜年间，朝廷对国郡进行了整顿。和铜六年（713年），朝廷规定诸国须有吉祥名称，同时命令诸国将当地的矿藏、禽兽、虫鱼、山川原野、旧闻传说等编纂成《风土记》呈上。因此，《扶桑略记》中有“朝廷令作风土记”一句。《风土记》是千余年前的古籍，记有很多人名、地名和古老传闻，对了解当时社会和民情风俗颇有参考价值。所憾历经战乱和灾害，留存至今的《风土记》不多，仅有出云、常陆、丰后等国的风土记。但多方印证，可知此后日本国郡的名称趋于固定，其痕迹留存至今。

在奈良时代，日本律令国家大致的行政区划，由“五畿七道”和属于“道”统辖的“国”、属于“国”统辖的“郡”组成。“五畿”指京畿区域内的五国，又称“畿内”。即大和（奈良）、和泉（大阪）、河内（大阪）、山城（京都）和摄津（兵库）。 京畿之外的日本全土则仿中国唐制，称为“道”，全国共分“七道”。七道中皆建有同名的官道，构成古代日本的交通路网。以“畿内”为基点，东面自南向北依次是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西面是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以及九州的西海道。“五畿七道”制不仅是将国土进行了大范围划分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而且是通过贯通各道的“道”路，对“日本国”进行规划建设。这一规划影响长远，其痕迹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清晰可辨。木下良以近年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对“七道”进行了考证。1998年，木下良在《道和站》一书中提出，规划建设的“七道”是宽十多米的直线道路并不时得到铺设，有测沟，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政府在虾夷地设立了“北海道”，“五畿七道”成了“五畿八道”。

作为行政管辖区域的“道”由“国”组成。这里的“国”是指“令制国”或“律令国”，正式发端于7世纪天智天皇颁布的《近江令》。令制国就是律令制下的封建国家。七道共有66个令制国。当然，个别令制国有分化组合，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加贺国（石川县）是从越前国（福井县）分离的。大隅国（鹿儿岛县）是从日向国（宫崎县）分离的。但总体格局没有大变。“国”由若干个“郡”组成。各国因大小有异，郡的数量不等。例如，伊豆国是3个郡，山城国是8个郡，大和国是16个郡。相对于道和国，各个郡的框架虽然长期得以维持，但是流动性较大，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曾发生上中下、东西南北的变动。同时，郡的名称和境界亦有变化。因为郡和乡一样，同社会生活的变化具有更密切的联系。但必须强调的是，是时日本朝廷以律令制为基础，努力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尽管当时建立的各项制度和推行的各项举措并未得到完全贯彻，特别是在10世纪以后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很多制度和举措几乎停止运作，但是国郡制和道制对统治机构依然产生了重要影响。每个郡有若干个乡。最基层组织是每50户组成的里。

国的长官一般称国司。大化改新时，地方官员分臣、连、国造、伴造等。至天武天皇末期即7世纪80年代，经“八姓改革”，臣、连、伴造的称呼消失。和铜年间，国造的称呼也消失了，诸国长官改称国司。国司是朝廷命官，是由朝廷派往各国的京官。国司有一定任期，如果任期届满依然在该国任职，则改称“任国司”。国司的下级是目，负责管理乡郡。如果目的人数不足，则由国司任命目代或代官进行管理。目代或代官不属于京官。有些国的长官称国宰。公元697年，文武天皇在藤原宫继位时颁布的诏书称：“国宰等遵守天皇的敕命和国法。”大宝元年（701年）六月颁发的文武天皇的诏书也称：“国宰、郡司必须依法处理税务。”那么，国宰是怎么回事呢？追溯历史，据称，国宰最初是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在任那府设立的，主要管理屯仓。之后，诸国分为国造的领地和国宰的领地。自6世纪上半叶宣化天皇以后，诸国普遍设立屯仓，国宰支配的区域不断扩大。“宰”字有“拓荒”“屯垦”的含义，因此都在偏远地区。由此产生的旧有的国造、伴造和新来的国宰的矛盾不断加剧，这也是大化改新的原因之一。

如前面所述，大化改新始于“乙巳之变”，是在同室操戈、刀光剑影后展开的。奈良时代律令制的建立，同样不是朝廷径情直遂，在“风平浪静”中推进的，而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权力争斗。另一方面，奈良时代日本疆域的扩大，也是以金戈铁马南征北战进行的，并因此使“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大。

被誉为“古代伟大学者”、逝后被尊为“学问神”的菅原道真（845—903年），曾撰有一部按项目类别对“六国史”的记述进行分类的巨著，题名《类聚国史》。该巨著原由200卷构成，遗憾的是大部已经佚失，现仅存62卷。在遗存的“风俗部”，作者记述了当时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一些具有独特生活习惯的异民族，如东北地方的虾夷、俘囚；南九州至西南诸岛的隼人、多祢人、南岛人、掖玖人、阿麻弥人。最初这些地区都属于未能沐浴皇恩的“化外之地”。天平十年（738年）左右问世的《大宝令》注释书有如下定义：“夷人、杂类者，毛人、肥人、阿麻弥人之所谓也。”由此可知，在日本西南部，曾生活着一些与律令制统治下的民众生活习惯迥异的原住民。

在奈良时代之前，吉备国（冈山县）和伊豫国（爱媛县）以西，也属于“化外之地”。但至晚7世纪70年代左右即天武天皇时期，朝廷已在吉备设大宰。 大宝年代即8世纪初以后，大和朝廷只在西南设大宰府，未在东北奥羽设大宰府，说明西南地区的民风更加彪悍，难以控制。灵龟二年（716年）元正天皇时期，大宰府在丰后（大分县）和伊豫国（爱媛县）边界设置了关卡，禁止人员自由往来，理由是尊卑有别，说明仍将九州西南部的民众视为“化外之民”。

软硬兼施收纳熊袭 九州西南部，古代称“熊袭”，一再爆发反抗朝廷的暴乱，直到8世纪20年代才被平息。之后，朝廷在“熊袭”进行了人口调查并编造户籍，派官员在当地进行治理，同时将整个九州岛划分为九个令制国，之所以叫“九州”，是因为日本的“国”有时也称“州”，也是仿效中国的叫法。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废除了以前的行政区划，改设县，并将有的藩（国）合并，所以今天的九州是七个县。

据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上，有大和政权的大王名这一史实判断，6世纪左右，大和政权的势力范围已向九州中部和南部扩张。《宋书》所谓的“众夷”，就是指九州南部的原住民。现在，九州南部的熊本仍有时被称为“球磨川”（按：在日语中，熊和球磨的读音完全相同）。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景行天皇部分记载，古代称这一地域为“熊袭”。关于缘何称该地域为熊袭，众说纷纭。一般认为，熊袭应是“熊”地方（熊本县球磨郡）和“袭”地方（鹿儿岛县曾于郡）的合称。关于熊袭何时被纳入大和政权的势力范围，《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元年（655年）和天武天皇十一年（683年）等，均有隼人服属向朝廷呈献供品的记载。“隼人”是较晚出现的称谓，以前称“熊袭”，隼人原先属于部落民，有五个部落。《日本书纪》有些条目还提到多祢人、掖玖人向大和朝廷朝贡的记载。“多祢国”是律令制国之一，属西海道，区域范围相当于鹿儿岛县的大隅群岛，即种子岛和屋久岛。多祢国和多祢人显然不无关系。“掖玖”有时也写作“夜久”，《日本书纪》舒明天皇元年（629年）夏四月条，有“遣田部连于掖久”的记载。“田部”是部民制的构成单位，“连”是官员。此句说明当时大和政权同该地已有交往。综合这些记载，可知自南九州至西南诸岛地区受大和朝廷统治，应为7世纪后半叶，即日本列岛开始进入建设律令制国家阶段。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自和铜七年（714年）奄美（奄美大岛）、信觉（石垣岛）、球美（久米岛）等朝贡以后，除了多祢岛以外，《续日本纪》中不再有具体岛名的出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实态亦完全无法察知，而关于南九州的隼人的记载则比较完整。因此，笔者只能通过对日本列岛西南部“异人”的代表隼人的考察，进一步探究当时当地土著和大和政权的关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武四年（700年）六月庚辰（三日），隼人曾大规模“造反”。之后，《续日本纪》大宝二年（702年）、和铜六年（713年）均有“隼人”对大和朝廷以武力强使其臣服进行顽强抵抗的记载。这说明律令制当时尚未将这一地区完全纳入掌控之中。《续日本纪》和铜四年（711年）三月壬寅（十五日）条记载：“隼人昏荒野心，不习宪法，故移居丰前（今福冈县南、分县北）国民二百户，相导劝。”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大和政权也采取通过将大和民族居民迁往当地，对隼人进行同化的手法，并非一味强力镇压。按照律令制管理方式，一个里由50户构成，一下子迁移相当于4个里的人去同化当地人，力度可见一斑。

8世纪初，大和朝廷在南九州设置了萨摩、大隅两国，并在当地推行了国郡制。10世纪的文人源顺曾编纂《和名类聚抄》一书，记载了当时日本全国的国郡乡的名称，其中大隅国桑原郡有大分、丰国两个与丰前、丰后相关的乡名。萨摩国高城郡亦有合志、饱多、宇土、託万等与肥后国的郡名相关的乡名。结合上述诏令可以推测，大和朝廷曾令丰前、丰后国的居民移民大隅国，令肥后国居民移民萨摩国。

另一方面，亦有隼人入居京城。大和政权在征伐隼人部落时，也将隼人迁往畿内，让他们充当守护，或从事艺能、相扑、竹细工等职业。在以前的京都府南部邻近奈良的京田边市，即以前的山城国，曾有一个大隅隼人聚居区，名为“大住”。1964年，日本考古机构对平城京遗址一角属于奈良时代的一口古井进行了发掘，发现在用作井的“枠板”的木板表面，刻有S形的螺旋状和锯齿状花纹，经确认，此件系所谓“隼人之楯”。理由是10世纪初编纂的《延喜式》中有相关记载：在都城，隼人在举行仪式时持楯以显示威仪，楯长五尺、宽一点八尺、厚一寸，楯的上面附有马鬃，并有土红、灰白、墨黑三种颜色的钩形图案。考古发现的这个楯没有马鬃，但其他部分和《延喜式》的记载吻合。

据《续日本纪》和铜二年（709年）十月戊申（二十六日）条记载：“萨摩隼人郡司已下一百八十八人入朝。征诸国骑兵五百人，以备威仪也。”同史籍灵龟二年（716年）五月辛卯（十六日）条则记载，大宰府上奏“萨摩、大隅二国贡隼人，已经八岁，道路邀隔，去来不便，或父母老疾，或妻子单贫，请限六年相替”。 之后，京城的隼人每六年轮换。养老二年（718年），大和朝廷编纂了《养老令》，在其中的“职员令”部分，记有名为“隼人司”的政府机构，该机构隶属负责警卫皇居诸门的卫门府，对在京隼人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即让其习歌舞，编竹笠等。朝廷何以让隼人入京城列仪仗、习歌舞、编竹笠？答案只有一个，即通过歌舞升平显示朝廷和隼人关系的融洽，以及隼人的臣服。

但是，南九州的状况显示，朝廷和隼人的关系并不彼此融洽，更无“歌舞升平”。至养老四年（720年），大和朝廷似仍未平息当地叛乱。《续日本纪》同年二月壬子（二十九日）条记：“隼人反，煞大隅国守阳候史麻吕。”但是，隼人的反抗似自此发生变化。《续日本纪》同年六月壬辰（十一日）天皇致征隼人军将军的慰劳诏书，传递了这一信息：“今西隅小贼，怙乱逆化，屡害良民，因遣持节将军正四位下中纳言兼中务卿大伴宿祢旅人诛罚其罪，尽彼巢居，治兵乐忠，剪扫凶徒，酋师面缚。请命下吏。寇党叩头，争靡敦风。然将军暴露原野，久延旬月。时属盛热，岂无艰苦？使使慰问，宜念忠勤。” 以后虽有零星骚扰，但大规模造反不再见有记载，可知南九州的大规模战乱，在养老年间（717—724年）基本平息。不仅如此，有24名隼人还奉诏协助圣武天皇平定了天平十二年（740年）因上表“指时政之得失，陈天地之灾疫”而获罪的藤原广嗣之乱，并因此获得褒奖，获授位阶，成为大和朝廷的官吏。律令政府在招安隼人后，在当地进行了人口调查并编造户籍，派驻官员，使当地居民完全成为朝廷的臣民。

另外，鉴于当地多为火山灰形成的土地，不适宜水田耕作的实际情况，天平二年（730年）三月，大宰府还专门上奏天皇，请求对前一年在当地全面实施的班田授受规定进行调整，允许百姓仍耕作旱田，以免引发新的冲突，并获得批准。由此可见，至8世纪30年代，律令制的基本内容在南九州亦得以贯彻。

大军压境平定虾夷 在“南征”的同时，大和朝廷亦积极“北战”，南北呼应，使日本疆域迅速扩大。在当今的日本东北地区，曾居住着一些不属大和政权或曰律令制国家管辖的居民，包括最权威的“六国史”等史籍均称这些居民为“蝦夷”（日语发音为“えみし”，中文写作“虾夷”）。“えみし”原是个美称，意为“勇者”，之后该词有了“强暴”的色彩，从而变成了一个兼有褒义和贬义的词。为何将当地居民称作“虾夷”，有两种说法：一说“虾”这个词是形容当地人长有长长的胡须，弓着腰，和“虾”颇有几分相似，而“夷”则是借鉴了中国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称呼，意为“东方的蛮人”，故称之为“虾夷”；另一说是因为当地人自称“かい”（音“kayi”），“虾夷”二字的发音与之吻合。不管怎么说，均是基于大和政权立场对当地人的蔑称，不是当地人对自己本称。也有学者认为，“虾夷”在日语中也读ezo，“沃沮”在日语中读ozo，“虾夷”很可能是对“沃沮”的讹误。沃沮是古国名，今天朝鲜半岛咸镜道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都属于当时的沃沮国。

在明治时代以前，日本东北包括北海道，至少一半地区属于虾夷地。关于虾夷人究竟是什么人，迄今仍有两种观点：阿伊努人或边民（边境的日本人）。“二战”前，虾夷人即阿伊努人的观点占据优势。战后，一些学者基于体质人类学的立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同时结合对平泉留存下来的奥州藤原氏四代“木乃伊”的调查，以及考古学发掘，确证当时水稻耕作一直扩大到东北北部的事实，由是均支持“边民说”，因此“边民说”开始占据优势。但是近年，由于通过调查确认了东北各地的许多地名源于阿伊努语，从而在语言方面认定虾夷人和阿伊努人存在联系，“阿伊努说”又重新得宠。不管采用哪种学说，“虾夷人”不同于当时的“日本人”毋庸置疑。在日本的“六国史”中，虾夷人均被视为异族、蛮族。如《日本书纪》景行天皇四十年（110年）七月戊戌（十六日）条对虾夷人是如此描述的：“冬则宿穴，夏则住巢，茹毛饮血。”另从《续日本纪》等书中可以获知，被降伏、被强制移居东北外地域的虾夷（当时被称为“俘囚”）难以顺应农耕生活，因此在东北寒冷气候之下，他们在当地的生活主要靠狩猎和渔捞，而不是靠农耕维持。

当时，日本在当地派驻有所谓“征夷大将军”“镇守将军”。最初担任这些职务的是临时性的军事指挥官，说明虾夷和大和朝廷的关系最初是通过战争建立的。在“六国史”中，自《日本书纪》开始，虾夷似已成为征讨对象。如《日本书纪》舒明天皇九年（637年）三月乙丑条记载，当时大和朝廷派遣了上毛野形名为将军，对虾夷进行征讨，为虾夷所败后逃入城栅，即“还为虾夷见败，而走入垒，遂为贼所围”。上毛野形名的妻子一面让他饮酒壮胆，一面拿着丈夫的剑，戴上十张弓，率领数十女人鸣弦威吓虾夷。虾夷以为城栅中兵士众多，落荒而逃。“亲佩夫之剑，张十弓，令女人数十俾鸣弦。虾夷以为军众犹多，而稍引退之。”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之《日本书纪》下卷注释中称，青木和夫曾说：“这一记载与其称之为历史记载，毋宁称之为历史传说。” 上述记载或有美化政府之嫌，但政府对虾夷进行了武力征讨毋庸置疑。

在进入《续日本纪》时代即8世纪初以后，大和朝廷即挥师北陆北部的越后（新溩县）、东北南部的陆奥（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县），正式开始了对列岛东北的进攻，在沿太平洋一侧和沿日本海一侧，分别建立了陆奥和出羽两个国家。同时，朝廷还向当地殖民并建立“栅户”。无法继续按原有方式生活的虾夷人，当然奋起反抗。对此，《续日本书纪》和铜二年（709年）三月条对此有较详细记载：当时，大和朝廷以中国“讨伐”东夷、北狄的“异族”为蓝本，分别向陆奥和出羽派遣了征夷将军和镇狄将军。养老三年（719年）七月，大和朝廷进行行政改革，分别将几个小“国”并为一个大“国”，由正五位级高官出任新建立的行政区域最高长官——按察使。养老五年（721年）八月，出羽被划归陆奥按察使管辖，且陆奥按察使的地位较其他按察使显赫，位居从四位上。

神龟元年（724年），朝廷建多贺城作为陆奥国首府，将两国并入陆奥，同时在各地设立“栅户”，强化对当地的统治。过去学界认为，所谓“栅户”是军事设施，但是近年据考古发掘证实，“栅户”的结构和其他“国”的“郡家”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判定“栅户”是朝廷在尚未建立郡国制的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设施，即向这些“城”“栅”（二者的规模无大差别，名称也经常混用）移民，使之从事农耕，为在当地设郡奠定基础，并获取兵源。平安时代后，其他地区的按察使逐渐不复存在，而陆奥按察使依然得到历代天皇任命，成为全国唯一的按察使，足见朝廷对东北地区之“另眼相看”。

天平宝字年间，中断达三十余年的“栅户”再度得以兴建，同时以浮浪人、奴婢、逃亡军士甚至罪犯为殖民对象，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结构。不仅如此，此后除了少数例外，正史不再有向栅户殖民的记载。按照熊谷公男的解释，原因是政府自此不再新建栅户，而是鼓励自愿移民。对虾夷人，则一方面不断进行“压迫”，将国境线不断向北推移；另一方面将在征夷过程中俘获的虾夷俘虏一批又一批发配东国以西地区。有关内容在《日本后纪》宝龟五年（774年）七月条中，有较详细记载。

对上述举措极其不满的虾夷人，于宝龟五年（774年）向桃生、胆泽城发动攻击，并由此拉开了与朝廷长达38年的抗争——“38年战争”的序幕。《续日本纪》七月壬戌条对此有如下记载：“海道之虾夷，忽发徒众，焚桥塞道，断绝往来，侵桃生城，败城之西郭。”

大和朝廷对虾夷进攻胆泽城、烧多贺城极为震怒。8世纪末，桓武天皇在诏令大兵压境进行讨伐却吃了败仗后，进一步投入十万大军进行围剿，并建造了志波城，将国境进一步往北推移。但是，东北人韧劲十足的抵抗使大和朝廷未能将东北最北部纳入统治范围，最终只能向东北人妥协。由此可见，“日本”的发展和开疆拓土的对外扩张具有密切关系。国郡制度的最终定型，就是在加贺从越前国分离出来成为加贺国的弘仁十四年（823年）。自此，日本“各国”的名称和范围基本定型，只是稍有变动。明治时代府县制施行后“实存名亡”，直至今天。

政府为何大兵压境征讨虾夷？律令国家以大唐王朝为楷模，以教化“蛮夷”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日本之所以很早就放弃了对南方各岛施行同样政策的想法，是因为南方各岛分布各处，难以统治，同时当地缺乏如东北的马匹、黄金、老鹰那样对政府具有诱惑力的产物。东北虽有上述宝物，但征伐东北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昂。与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相比，政府仅仅获得虾夷以“朝贡”的形式晋献的实物和劳役、兵役。以陆奥地区为例，正是通过长期征伐，自7世纪中至7世纪末，该地区被纳入政府管辖的面积约增加了两倍，为通向“今日日本”，铺设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明治二年（1869年）以后，明治政府仿效北欧各国和北美加拿大，开发高纬度的“虾夷地”。例如，建造结实而抗风保暖的房屋。所以，北海道很多地方具有北欧风情，和日本其他地方明显不同。同时，明治政府决定给“虾夷地”取个新的地名。探险家松浦武四郎建议，用北方的“北”、阿依努人对当地的称呼“加伊”，以及作为行政区划的“道”，取名“北加伊道”。因为日本行政区划是“五畿七道”，有东海、南海、西海道，所以最终定名为“北海道”，“五畿七道”成了“五畿八道”。

日本列岛中部西北边日本海沿岸地区，包括新溩、富山、石川、福井四县的北陆地方，至奈良时代也是蛮夷之地。甚至越前（福井县）、美浓（岐阜县）、伊势（三重县）三关国守，也几乎无异于大宰。和铜元年（708年），朝廷赐予三关国守手杖，就是意味着他们的地位等同大宰。当时天皇驾崩都要固守三关，就因为关外是蛮夷聚居之地，防止他们借机生乱。正因为此，朝廷设置五畿七道并在各国设置国郡、颁布律令，实施中央集权，使列岛实现了统一。这是律令制的一项重大历史贡献。

第四节　遣唐使的“荣光”和“屈辱”

中国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局面，为中、日两国交往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推古天皇十五年（隋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大和朝廷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使、鞍作福利为通事（翻译）。《隋书》对此也有记载：“大业三年，倭王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也就是说，遣隋使相当于礼佛使者，所以有学问僧同行。同年，隋炀帝杨广派文林郎、鸿胪卿掌客裴世清率十三人回访，小野妹子伴随他们回国，受到热烈欢迎。翌年九月，裴世清等启程回国，倭王又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人偕同前往。小野妹子在中国一直待到第二年九月。但是，相比遣隋使，遣唐使，尤其是白江之战后派遣的遣唐使，无论规模还是目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必须强调，遣唐使在唐朝既受到欢迎，也不时遭受冷遇。

遣唐史的历史 奈良时代的日本不仅以干戈在列岛获得了版图的扩大，而且以玉帛在海外汲取了文化的营养。例如，日本列岛西南部的大宰府怡土城既是征伐隼人的大本营，也是与唐朝和朝鲜半岛进行各方面交流的门户。遣唐使，就是承载后一项功能、在迄今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无可替代位置的典型象征。具有“以强者为师”民族性格的日本的奈良时代，堪称全面“唐化”的时代。

所谓“遣唐使”，本来并不专指日本遣唐使节。西自丝绸之路沿途、南自印度尼西亚半岛的热带雨林、北自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凡前往大唐的各国使节均可称为“遣唐使”。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和唐朝通交的国家达五十余国——尽管其中有些即便在古代亦未必能称之为国。不仅如此，可以从陆路前往唐代中国的各国使节，其往返之频繁，远胜于必须漂洋过海的日本使节。但曾几何时，“遣唐使”已然成了受日本朝廷派遣，前往大唐中国使者的专有名词。之所以如此，原因众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遣唐使的活动在日本的历史旅程上留下了无数深深的脚印，而同时代唐周边各国因长年战火绵延，其使节的脚印大多为历史的尘土所覆盖，很多甚至已踪影全无；二是在日本政治和文化历史上，遣唐使树立的灯塔和路标，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研究奈良时代的著名学者青木和夫的说法：“七八世纪日本急速发展的基础，是由这些无名人氏奠定的。即我们必须对‘遣隋、遣唐使的波及效应’给予充分认识。”

有关遣唐使的论著汗牛充栋，但事实上即便对遣唐使的活动及其内容记载最详细的《续日本纪》，其记载也经常是片断性的。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原始资料全面而系统地记载遣唐使的遭遇。好在通过那些片断性的记载以及其他相关“链接”，我们仍可基本勾勒出遣唐使的大致历史。

严格地说，遣唐使人员规模超出百人，应该称“遣唐使节团”。不过，这种称呼已约定俗成，本书亦从俗。日本总共向中国派出18批遣唐使，成行15批。第一批至第七批遣唐使规模有限，多的也仅由百余人组成，分乘两艘船。有的不到百人，乘坐一艘船。但是，第八批至第十批（702—752年）遣唐使的规模比之前和之后的都大得多。据历史记载，这几批遣唐使人数众多，分乘四艘船。其中第八批557人，第九批594人，第十批500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白江之战”“安史之乱”有关。白江之战前已述及，即日本被唐朝和新罗联军打败。日本经此一战认识到了唐朝的强大，因此不仅努力恢复和唐朝的关系，而且时隔30多年后再次派出第八批遣唐使，规模空前，人数为以前的三倍，主要目的就是向唐朝学习。第十批之后遣唐使之所以规模缩小，是因为唐朝经过开元盛世，盛极而衰，犹如浪峰之后必是浪谷。经历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唐朝，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擅权，结束了“盛唐时期”而走向衰落，故而日本的遣唐使规模也缩小。所以白江之战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这段时期，中日间文化和经济交流相当活跃，出现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

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日天平十四年），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六次东渡，历经曲折和艰险，终于在754年（唐天宝十三年，日天平胜宝六年）到达日本，旅居日本十年，日本天平宝字八年（764年）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七十六岁，遗体被火化后葬于寺后松林。也就是说，“鉴真东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不同时代，疫情对人的影响不同。在以狩猎和采集为谋生手段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居住在稀疏分散的定居点，细菌或病毒难以扩散，疫情即便发生，影响范围也非常有限。在主要以种植和养殖为谋生手段的农业时代，病毒开始通过宿主在聚居的人群中蔓延。1973年，“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 Neill，1917—2016年），发表了《瘟疫与人》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疫情约每隔一代发生一次，反复重创日本人口总量，极大地阻碍日本列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据日本史籍《类聚符宣抄》记载，至平安时代的康平四年（1061年），日本平均每30年暴发一次天花。在奈良时代的天平七年（735年）至天平九年（737年）暴发的天花疫情，蔓延整个日本。《续日本纪》天平七年（735年）条目记载：“从夏至冬，全境豌豆疮（天花）肆虐。”疫情是如何发生的？据《本朝世纪》记载，源于一名渔夫和一名染病的“蛮夷”的冲突。有学者经过详尽考证指出，所谓“蛮夷”，是指朝鲜半岛的新罗人。当时，一名日本九州的渔夫在海上迷失了方向，渔船在朝鲜半岛搁浅。他在逗留期间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不幸染上天花。疫情发生后的天平九年（737年）三月，圣武天皇即令诸国建释迦三尊像，书写大般若经，敕令神官和佛僧作法诵经，祈求超自然力量降服疫病。天平十四年（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被派赴中国，并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戒，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前面提到权倾朝野的藤原家族四个儿子同年死于天花，也发生在这个时候。

疫情发生后，大宰府奏请朝廷称，“疫情大面积蔓延，民众均卧床不起。本府恳请朝廷免征本年地方税调”。圣武天皇遂颁布诏书，令九州各国的国司开仓放粮，“赈恤灾民”。太政官还向各国国司发出了护理染病者的七条指导意见。这七条指导意见载于《类聚符宣抄》，概要如下：（一）本传染病为“赤斑疮”，最主要的并发症是腹泻。（二）取麻布和丝绵缠于患者腹部和臀部，务必绑实。（三）须置草垫于地，令病人躺歇。（四）须强迫患者进食。宜饮用米粥，勿食生鱼片或新鲜果蔬。（五）将海藻或食盐置入患者口中。（六）勿饮水、沐浴、行房事。在20天饮食禁忌期后，鱼可熟食，不可生食。但不可食鲭鱼和竹夹鱼。（七）勿服用药丸或药粉。若体温升高，可服少量人参汤。太政官的文件不仅明确提及中国两位名医，称“若病症复发，纵然俞附或扁鹊亦无力回天”，而且对疾病的确定和护理意见，都采纳了典药寮专家的意见，而当时日本典药寮专家，都是汉方医。毋庸置疑，疫情的发生，也增强了日本朝廷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的决心。

遣唐使虽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但其不仅在政治上扮演了发展日本与唐朝关系的角色，在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而且在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律令典章制度，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文武天皇五年（唐长安元年，701年）正月（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宝建元），在时隔30多年之后，日本朝廷任命了第七批遣唐使，并于翌年即大宝二年（702年）六月，首次以“日本”使节的名义入唐。

追溯历史，在唐朝重新统一中国后不久，大和朝廷即于舒明二年（唐贞观四年，630年）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至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894年），共任命了18批遣唐使。但是，因第十八批遣唐使的正使菅原道真上奏《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停止状》获准，该批遣唐使没有派遣，所以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838年）派遣的第十七批遣唐使，实际上是最后一批。另外，第十二批遣唐使中止派遣、第十三批遣唐使没有出发，所以共计成行的遣唐使为十五批。其中第十一批是为了迎接上次没有归国的前大使、第十五批是为了送唐朝赴日使节回国。

遣唐使由使节、船员、随员三部分构成。使节按级别依次为正使（大使、押使、执节使、遣唐使长官）、副使（次官）、判官、录事（主典）、史生（书记官）、杂使（总务）、傔人（随从）。自第十批遣唐使（752年派出），一名正使、两名副使成为“标配”。船员包括知乘船事（船长）、船师（航海长，类似大副）、柂师（舵手）、水手长、水手、主神、卜部、医师、阴阳师、画师、射手、音声长（主管通信联络）、音声生（通信员）、船匠（木工）、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均为技工）、译语（翻译），随员包括学问僧、留学生、傔从（随员）、请益生（短期留学生）、还学生（归国者）。遣唐使所乘坐的船只长约二十四米，宽约八米，排水量约三十吨，承载人数一百至一百六十人。十五批遣唐使总计发出船只三十三艘，人数五千二百至六千余人（因《扶桑略记》等相关史料记载不同，统计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数据有差异）。纵览《续日本纪》等原始资料关于遣唐使经纬之记录，不难发现过去中国相关论著为强调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对有关遣唐使的论述过于偏重“学习”“友好”，较多描述日本统治者对唐朝的感佩，因此对遣唐使整个活动经纬和遭遇的考察难免有疏漏和偏颇之嫌。事实上，遣唐使的遭际不仅有“荣光”，也有“屈辱”。

遣唐风险和遭遇炎凉 和从内陆可直达大唐的国家相比，岛国日本遣使赴唐本身就承载较大风险。在奈良时代，由于周边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风险进一步扩大。事实上，史料不乏遣唐使乘坐的船只遇难的记载。例如，《续日本书纪》天平宝字六年（唐宝应元年，762年）六月丙寅（十七日）条记载，“遣唐使驾船一只，自安艺国至难波江口时，触滩”。再例如，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因遣唐使正使佐伯今毛人染病，光仁天皇令副使小野石根率第十四批遣唐使乘四艘船出发。翌年九月九日，遣唐使乘顺风回国，途中遭遇风浪，结果一艘船漂到日本肥前国（佐贺）松浦郡；一艘船漂到朝鲜济州岛后遭遇抢劫，最后船员和随员逃到了萨摩；一条船漂到萨摩（鹿儿岛）的出水郡；一艘船在风浪中受损，众人九死一生，最后使船漂到肥后国（熊本）天草郡。

值得关注的是，在时间上，所有的风险均发生于白江之战以后；在航线上，所有海难均发生在南线。这主要因为在7世纪以前，日本遣唐使均走“北路”航线，即从筑紫的大津浦（九州的福冈）经对马海峡贴着朝鲜半岛的西侧航行。但是白江之战后，与日本敌对的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迫使日本的遣唐使必须绕开朝鲜半岛、直接穿越大海走“南路”，因而大大增加了航行风险。从“遣唐使年表”可以获知，凡遭遇海难的船只全部在南路，没有一艘（次）是在北路遇难，而且遇难的多为返回日本的时候。船只在日本列岛靠岸，比在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靠岸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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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不仅会遭遇自然灾害，而且会遭遇唐朝冷眼。据《续日本纪》庆云元年（704年）七月朔记载，唐人对遣唐使颇有好评。之所以获此好评，主要是因为日本朝廷在挑选遣唐使时有严格和明智的要求。例如，在人员的选择上，日本朝廷重视“世袭”。“当时的读写由家属或亲属进行启蒙，且日文汉字完全按照中文读音，和今日不同。所以在选择新的遣唐使时，自然优先考虑以前曾经有过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的家族。” 另外，宝龟八年（777年）七月三日抵达中国的第十四批遣唐使随员中，有一个名为羽栗臣翼的中日混血儿。据菅原道真的《类聚国史》卷187记载，羽栗臣翼是灵龟二年（716年）遣唐使吉麻吕和一唐朝女性的儿子，天平六年（735年）16岁时和父亲一起回国。羽栗臣翼之所以入选遣唐使随员，不仅因为他符合日本朝廷挑选遣唐使的基本标准——兼具长相、气质、学识，而且会讲中文且熟悉唐朝习俗。让他这样的人担任遣唐使随员，自当赢得唐朝好感。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厢情愿。遣唐使在中国亦并非始终受到欢迎和善待。以下所述就是这批遣唐使的遭遇。

第十四批遣唐使出航八天后，到达了靠近中国东海岸的扬州。唐朝为了显示中华帝国的姿态，倒是显得比较慷慨，免收遣唐使的食宿等费用，并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时隔不久，有一个叫陈少游的“观察使兼长使”来到他们下榻处，让他们十月十五日赴京城长安，并称由于“安史之乱”，赴京人数只能限定在六十人。客人当然得听从主人安排。可是，六十人行了约五十五公里后，唐朝为了节约经费，又要求遣唐使节团将人数减少至二十人。最终经过交涉，遣唐使实际获准赴长安的人数为四十三人。正月初三，即时隔两个半月后，一行四十三人历经颠簸抵达长安并递上了日本朝廷的国书和朝贡物品。但是，直至三月二十二日，他们才得以谒见唐代宗。

第十四批遣唐使总共多少人，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依照四艘船的规模推算，当有五百人左右。换言之，赴京人数不足十分之一，而且其余人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依据是，9世纪赴唐的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当时一个遣唐使节团成员只是想在市场购物，却当即被衙役捕获。遣唐使成员的活动如此缺乏自由，由此可见一斑。窥斑见豹，第十四批遣唐使成员当不会例外。

遣唐使既“自谦”也“自傲”的双重性，使双方必然产生矛盾。按中村修也的说法，“所谓遣唐使，其本质与其说是被派往唐朝，毋宁说是代表天皇要求唐朝皇帝谒见”。“在出航准备完了后，遣唐使节团最高负责人会被授予意为天皇向其转让部分大权的节刀。” 对此，《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四年（752年）闰三月丙辰（九日）条有明确记载。同时，天皇授予的节刀，犹如中国皇帝授予臣属的“尚方宝剑”。如果遣唐使成员发生诲淫诲盗等恶行，遣唐使正使可以先斩后奏。遣唐使回国后，正使须将出使经历上奏朝廷并奉还节刀。遣唐使“代表天皇要求唐朝皇帝谒见”，这种“小帝国”使节自居的意识，以及“小帝国”或曰“小中华”意识和唐朝“华夷秩序”及“宗藩关系”的意识，必然产生矛盾。《续日本纪》记载：“天平胜宝六年（754年）正月丙寅（三十日），副使大伴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藩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上。”

“天宝十二载”即公元753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获知，在朝贺时，吐蕃使位居日本之前，列西畔第一。新罗使居大食使之前，居东畔首席。如此安排座次，显示出唐朝对日本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其“藩属国”。正因为此，日本使节对自己居然位列向日本朝贡的新罗使节之后，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事实上，8世纪中叶，日本已为征伐新罗积极扩军备战，此类动向屡现记载。如《续日本纪》记载：“（天平宝字三年）六月壬子（十八日），令大宰府造行军式，以将伐新罗也。”“（天平宝字三年）九月壬午，造船五百艘，北陆道诸国八十九艘，山阴道诸国一百卅五艘，山阳道诸国一百六十一艘，南海道诸国一百零五艘，并逐闲月营造，三年之内成功，为征新罗也。”“天平宝字六年（十一月）庚寅（十六日），遣参议从三位武部卿藤原朝臣巨势麻吕，散位外从五位下土师宿祢犬养，奏弊于香椎庙，以为征新罗调习军旅也。”

大臣·朝衡·鉴真 作为遣唐使成员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既有返回日本者，亦有“自愿”留在大唐者，有的成为日本与大唐之间的桥梁。《续日本纪》第33卷宝龟六年（775年）十月壬戌（二日）条“吉备真备薨传”，有这么一段话：“我朝学生名字播撒唐国者，唯大臣和朝衡二人。”

“大臣”即吉备真备。吉备真备（695—775年）出生于备中国下道郡（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原姓下道，是吉备地区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吉备真备的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世居吉备国，23岁时随多治比县守为首的第九批遣唐使入唐交流，同行的还有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以及学问僧玄昉等。入唐后在长安鸿胪寺就学于赵玄默。吉备真备在唐近19年，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天平七年（735年），吉备真备携带大量典籍回到日本。他带回的《唐礼》130卷，天文历书《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音乐书《乐书要录》《东观汉记》，还带回了弓、箭、乐器等器物。《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则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乐书要录》在日本仍得以保存，而在中国则早已失传。吉备真备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学助，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后又任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很受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恩宠，叙从五位。曾为阿倍内亲王（后来的孝谦天皇）讲授《礼记》《汉书》等中国典籍。但是孝谦天皇即位后，藤原氏擅权，吉备真备被贬为筑前守、肥前守。天平胜宝四年（752年），吉备真备以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正使第二次赴唐，唐玄宗接见了他，并赠他银青光禄大夫称号，离唐时玄宗还赠诗相送。他因平定藤原仲麻吕之乱有功，得到晋升，后官至右大臣。以学者的身份位至大臣者，在日本近代以前屈指可数。吉备真备任右大臣期间，参照《唐律》等中国法律组织编纂了《养老律令》。光仁天皇即位后，吉备真备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去所担任的职务，光仁天皇准许他辞去中卫大将一职，但仍让他担任右大臣。传说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立了片假名。也有说他根据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出生于奈良，父亲阿倍船守是中务大辅，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被视为才子。公元716年（日本灵龟二年，唐开元四年），大和朝廷决定派遣以粟田真人为遣唐执节使、高桥笠间为大使以及共由557人组成的庞大队伍赴唐。红颜美少年阿倍仲麻吕被选为留学生。唐玄宗对阿倍仲麻吕颇为赏识，让他在唐朝做官，授左补阙。阿倍仲麻吕留在中国数年后改名“晁衡”（又作朝衡）。关于阿倍仲麻吕在唐代中国的生活情况，如是否有妻室等，目前尚未发现有史籍记载。天平十一年（739年）十一月辛卯（三日），遣唐使平群广成回国后给上奏朝廷的报告中提到，阿倍仲麻吕曾上奏唐玄宗请求回国并获准，然而他最终未归。中国史籍《新唐书·东夷传》中，有阿倍仲麻吕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的记载。所谓安南都护，即唐朝在越南河内官方机构的长官，颇似“中国驻越南大使”，可见他很受大唐朝廷信任和重用。天平胜宝五年（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遣唐使藤原清河要回日本时，阿倍仲麻吕向他吐露了想回日本的念头。于是，唐玄宗便让阿倍仲麻吕作为唐朝使节前往日本。此时的阿倍仲麻吕已在唐37年，两鬓染霜，早已过了容易热血沸腾的年龄，但听说能够返回故乡时，欣喜异常，当即赋诗一首：“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达金阙，骈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临。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离唐之际，诗人王维赋诗送行，依依惜别，阿倍仲麻吕又用母语作了一首诗。他将这首诗译成汉语示于中国友人，他们无不热泪沾襟。阿倍仲麻吕这样写道：“举头望夜空，月如金瓯；眼前如镜月，也悬三笠山头。”这首诗充分表露了他望月思乡的游子情怀。然而，阿倍仲麻吕乘坐的船因为遭遇狂风，漂流到了安南（越南），他只得从安南返回长安。或许是海上风浪让阿倍仲麻吕感到了危险，他决定继续留在长安。其后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直至70多岁时去世。

被井上靖教授誉为“天平之甍”的鉴真东渡，在中日关系史上影响更为深远。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出生于广陵江阳（江苏扬州），14岁在广陵江阳大云寺出家，师从智满禅师，当了沙弥。 唐景龙二年（日和铜元年，708年）到长安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后广采各宗之长，成为律宗高人。唐天宝二年（743年）至天宝七年（748年）鉴真曾五次东渡日本，但“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均未成功，直至第六次才到达东瀛。关于鉴真东渡扶桑经纬、鉴真在日享有的礼遇及其对日本佛教的贡献，《续日本纪》的记载言简意赅且容易读懂，兹摘录于下，再作扼要论述：

天平宝字七年（唐广德元年，763年）五月戊申（六日），大和上（按：日文和尚写作和上）鉴真物化。和上者，扬州隆兴寺之大德也，博涉经纶，尤精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天保二载（唐天宝九年，750年），留学僧荣睿、业行、等白和上曰，佛法东流至于本国，虽有其教，无人传授，幸愿和上东游兴化。辞旨恳至，谘请不息，乃于扬州买船入海，而中途风凛，船被打破。和上一心念佛，人皆赖之免死。至于七载更复渡海，亦遭风浪漂着日南（越南中部）。时荣睿物故（去世），和上悲切失明。胜宝四年，本国使适聘于唐，业行乃说以宿心，遂与弟子廿四人，寄乘副使大伴宿祢古麻吕船归朝，于东大寺安置供养。于时有敕，校正一切经纶。往往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暗诵多下雌黄，又以诸药物令名真伪，和上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圣武皇帝师之受戒焉。及皇太后不悇，所进医药有验，授位大僧正，俄以纲务繁杂，改授大和尚之号，施以备前国水田一百町，又施新田部亲王之旧宅以为戒院，今招提寺是也。和上预记终日，至期端坐，怡然迁化，时年七十有七。

荣睿等坚持邀请鉴真赴日，最终感动鉴真。鉴真不仅答应远赴东瀛，而且动员其他僧人和他同行。他说：“虽山川异域，但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仔细思量，日本佛法兴隆，与唐朝有缘。”经历了一番曲折，天平十五年（唐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鉴真等花八十贯钱买了岭南采访使的船并顺利启航。但是，他们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到明州（宁波），当地阿育王寺盛情邀请鉴真和尚前往讲戒法。越州（绍兴）的和尚听说鉴真要跟随日本人去日本传经讲法，便向州官告密称，“日本和尚荣睿蛊惑鉴真东渡”。接到密报，州官即刻派兵将荣睿捕获。所幸荣睿装死逃脱后，又来到鉴真处盛邀。精诚所至，感动鉴真。他们前往福州准备东渡船只和旅途食物。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扬州检校僧尼有无犯戒、失职的僧纲，也向官府举报，想借官府之力阻止鉴真东渡。官府得到举报后加强了防范，使鉴真等因难以遂愿而空耗数年。唐天宝七年（日本天平二十年，748年），鉴真终于获得机会，从扬州出海，但偏又遭遇强风而漂到越州（绍兴）。稍事休整后再次出海，结果又被风浪带到雷州（湛江）。再行出发后，荣睿在端州（高要）去世，鉴真又加上炎热而患眼疾而失明，最终只能返回扬州。这一年是唐天宝八年（日天平胜宝元年，749年）。最终，鉴真历经曲折和艰险于天平胜宝六年（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随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到达日本九州，受到高规格接待。鉴真到平城京后，朝廷令安宿王为敕使到最南端的罗城门外迎候。之后迎请鉴真进入东大寺讲经。

每次遣唐使入唐均向大唐皇帝晋献物品，大多是纺织品如各种丝、绵、布、帛等，以及地下资源如玛瑙、银、出火铁等。在所赠物品中，有两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珍贵物品，如黄金。《续日本纪》宝龟七年（776年）四月壬申（十五日）条记载，前入唐正使藤原清河赠“絁一百匹，细布一百端，砂金大一百两”。日本首次发现黄金是在天平感宝元年（749年），宝龟八年（777年）晋献大唐皇帝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黄金被带往国外的最初记载。翌年，奈良朝廷又以黄金赠渤海王。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一原因，在9世纪后半叶波斯人的记述中才出现了日本“遍地是黄金”的记载，并将此信息传至西方。

二是急需物品，如牛角。提起唐朝，往往同样给人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缺，原不借异邦货物以通有无”的印象，即接受“馈赠”，仅仅是满足自诩“天子”的中国皇帝的虚荣，其政治意义远胜于经济意义。但即便繁荣如大唐王朝，事实也并不尽然。《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761年）十月辛酉（十日）条有此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以此制作兵器并向日本提出这一要求。

同样，遣唐使回到日本，亦带回大量大唐朝廷“赐予”的珍贵物品，特别是绚丽璀璨的大唐文化的象征物。除了吉备真备所携法宝，玄昉僧也带回了“经纶五千余卷”。这些汉籍和经纶，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的影响，远超佛教和佛学领域。

第五节　“天平文化”和“南都六宗”

《广辞苑》对“天平文化”有凝练而通俗的释义：“奈良时代白凤年代以后，弘仁、贞观年代以前，以天平年代为中心的文化。举国吸收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在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等领域，形成以高超的技术手法显示的古典样式。具有中国的和佛教的特色。”“南都六宗”则是指在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的六个佛教宗派：法相宗、华严宗、律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

佛教兴隆的天平 奈良时代不仅有天平年号，还有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天平神护等有“天平”二字的年号，时间跨度为729—766年。总之，“天平”是关键词。这给我们一种启示：虽然奈良时代日本举国吸收盛唐时期的文化，奈良文化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在奈良时代的文化天平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得到了有效平衡。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何在8世纪末迁都平安后，日本文化会显示出“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并存的局面。

同飞鸟文化类似，天平文化也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但是，与通过百济、高句丽间接输入中国文化，进而形成的飞鸟文化不同，天平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形成的。天平文化的辉煌成果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日本很多珍贵文化遗产，都成就于奈良时代。以下表格中所列项目，或能为此佐证：

天平留存的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留存至今的文献中，7世纪以前无论是经过编纂的，还是因一时之需作成的公文、信函、证明都为数不多。但是进入8世纪以后，有大宝二年（702年）编制的美浓国和西海道诸国的户籍，有约12000件古文献作为《正仓院文书》被保存。 大量日本当时的古文献留存至今，连拥有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区出土文献的中国，亦难以与之匹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称德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年）至宝龟元年（770年），法隆寺等10个寺院各捐出10万个三重木制小塔，共计百万个小塔，其中存入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现法隆寺尚有部分保存。经卷高50毫米，长170—500毫米，据称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按照青木和夫的观点，“文字的普及和个性的诞生，是奈良时代文化全面繁荣的基本前提和关键因素”。 这一观点对我们认识作为奈良文化代名词的天平文化，颇有启发。

据《古语拾遗》记载，“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在日本产生文字以及纸张尚未被使用的日本古代，能够通过文字窥视当年政情、世情、人情的，主要是木简、竹简、漆纸文书、墨书土器，而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木简。1961年，考古学家在平城宫遗址首次发现了木简。之后通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在藤原宫遗址（奈良），在西自九州福冈大宰府遗址，东至仙台附近的多贺城遗址，日本出土的木简达20多万件。因此，奈良时代也被称为“木简的世纪”。 这些木简有的仅一两个字，有的以干支纪年，有的以“坪”标记国以下的行政单位，说明是7世纪以前的木简。因为8世纪以后，随着《大宝律令》的推行，同样是木简，但不再以“坪”，而是以“郡”标记行政单位。同时，以往的“治天下”天皇为“御宇”天皇取代，“皇子、皇女”等称谓也为“亲王、内亲王”取代。这些木简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考古新发现的史料和原先已有史料的对照判读，史学界对日本古代史的观察和研究不断深入。例如，昭和平成之交的1988年和1989年，考古学者在长屋王府邸遗址及近旁发现的木简，多达11万件，这些木简为研究“长屋王之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使史学家对当年长屋王究竟是真的“谋反”，还是在权力斗争中成了牺牲品，得以展开争论。

从古代留存至今的日本历史、文学、法律等领域的经典文献，最早始于8世纪，其中很多经典，都是在基本贯穿整个8世纪的奈良时代完成的。换言之，8世纪是日本文献史上一块几乎无与伦比的伟大里程碑：《古事记》3卷是迁都平城京后的第三年即和铜五年（712年）完成的。《日本书纪》30卷是在《古事记》问世8年后完成的。播磨、常陆、出云、肥前、丰后五国《风土记》，均是根据和铜六年（713年）的敕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陆续完成的。《万叶集》20卷的完成年代虽然诸说不一，但认为大伴家持为此做出重大贡献，众人没有异议，因此应当也是在8世纪后半叶完成的。汉诗集《怀风藻》一卷撰者不详，但序言显示成书年代为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另外，作为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留下的两个足迹，即藤原镰足的传记《大织冠传》和他孙子的传记《藤原武智麻吕传》。描述鉴真东渡之艰辛，具有西方“使徒行传”般催人泪下之震撼力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也都是在8世纪后半叶完成的。探讨歌的创作理论的所谓“歌论书”《歌经标式》，以及顾名思义即可理解的故事集《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简称《灵异记》），亦形成于这一时代。另外，无论《大宝律令》还是《养老律令》，无论是《养老律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还是私撰注释书《令集解》，都是在8世纪奈良时代完成的。因此，“若问日本的古典何时诞生，答案无疑是8世纪奈良时代”。

为什么7世纪的文献如此之少，而进入8世纪以后，文献急剧增加？除了文字的普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文书主义”得以贯彻。不难发现，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主要是文书、记录，全部与国家行政相关。即便与东大寺等寺院相关的文书，也主要记录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国家经费的使用，全无抒发个人感想和意见的日记、信函。文字为什么迅速普及？因为在处理哪怕借贷等日常事务时，和有读写能力相比，无读写能力不仅甚为不便，而且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人们的识字欲望急剧增强。当年的“习书”，即类似当今供摹写用的汉字楷书“习字本”的大量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习书”中存在不少《论语》和《千字文》，则向后人传达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识字率的迅速提高，使政府更有利于通过律令文书行政的方式进行治理，二者相辅相成。当年的平城京右京的账册、笔记，在《正仓院文书》中有大量保存。根据这一文献和人口规模推测，京城中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人具备汉字读写能力。

不仅如此，这种社会风潮还推动了寺院中书写和诵读佛教典籍人数比以往有成倍增加，并因此形成历史学、文学的全面繁荣。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古事记》《日本书纪》的问世。毋庸赘言，这两本经典的问世和“文字的普及”，互为因果。

《古事记》由序言和上、中、下三卷构成，是日本人自己撰写的关于古代日本历史、思想、宗教、文学、神话……的“经典中之经典”。《古事记》在序言中，以天武天皇语气强调编纂目的：“余闻诸家所传帝纪、本辞，有诡于事实者，或多加虚伪。若今不修其谬，唯恐数年之后，旨趣亡散佚矣。帝纪、本辞，乃我国组织之理，天皇政治之基，故欲撰帝纪、检旧辞，去伪、定真，使传后世。”是否真的为了达到“去伪、定真”的目的，使后世对日本的起源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学界各有观点。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序言中以天皇语气强调编纂目的？笔者认为，这是律令制国家进一步强化皇权的需要。事实上，《古事记》之所以被视为“经典中的经典”，其根本原因是使“皇国史观”文本化。

关于《古事记》是否达到“去伪、定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江户时代，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强调，《古事记》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并予以详尽论证。本居宣长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当时日本存在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古道学”思潮。御用文人需要通过强化“皇国”思想，实现所谓重建民族精神的目的，这种重建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难辞其咎。另一方面，现代著名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认为，《古事记》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他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狂时期，以极大的勇气否定了本居宣长的观点，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如前面所述，《日本书纪》是留传至今日本最早之正史，为“六国史”之首，记述了神代至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全书三十卷，系谱一卷。系谱一卷现已亡佚。《日本书纪》以编年体编纂，不仅采用汉字，而且采用曾流行中国的四六骈俪体表现文体之华美。尽管《日本书纪》的个别记述亦存在出于政治或其他目的的歪曲或杜撰，并亦有人对其中有些记述“证伪”，但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本书撰写过程中就有多处参考并引述《日本书纪》。

虽然目前皇国史观的奠基之作《古事记》问世于712年，《日本书纪》完成于720年，似已成为定论，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对这两本均完成于8世纪奈良时代的经典孰先孰后问世，日本学术界有“记前纪后说”和“记后纪前说”两种观点，目前认识仍未完全统一。关于《古事记》何时开始编纂，根据序文记载，系起意于天武天皇本人，由太安万侣编纂，稗田阿礼担任助手，“阿礼时年廿八”。经青木和夫考证，当为公元681年。何时完成，根据序言记载为“和铜五年（712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往对《古事记》成文年代颇有怀疑，但现在经过诸多考证，包括通过出土文物的印证，一般认为序言中的记载可以凭信，即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开始编纂的时间比较明确，即根据天武诏令，始于681年3月。何时完成在《续日本纪》养老四年（720年）癸酉五月条有记载：“一品舍人亲王奏敕，修日本纪，至是功成奏上，纪卅卷、系图一卷。”不过，不少学者认为，《日本书纪》原本的书名当为《日本纪》，称“书纪”不伦不类。理由如下：第一，中国谓之“书”即纪传体史书，谓之“纪”即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是编年体史书，理应称《日本纪》。第二，紧随其后的史书《续日本纪》，之“续”，显然意味续写《日本纪》。第三，表明《日本书纪》完成年代的养老四年（720年）《续日本纪》癸酉五月条，亦称“修‘日本纪’”而不称修“日本书纪”。这一说法似乎不无理由，但因目前尚无确切证据，且在留存至今的平安时代的写本的“内题”（写于卷首的书名）和“奥题”（写于卷尾的书名），均为《日本书纪》，故只能存疑。

“万叶时代”后期 《万叶集》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以致人们将以《万叶集》为代表的时代称为“万叶的世纪”或“万叶的时代”，即自大化改新至奈良中期（645—759年）。“万叶的时代”又以不同文化背景和都城分为白凤（藤原京）和天平（平城京）两个时期，前文已考察前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这里继续考察后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从迁都平城京起至天平五年（733年）。和铜三年（710年）迁都平城京后，都市的壮丽美景即刻在和歌中得到反映：“奈良京城，如同花开香满溢，而今正盛。”（《万叶集》卷三·328）。以来自大海彼岸的《王勃集》《文选》等中国诗文不断向日本各个层面渗透为背景，和歌的创作在奈良时代日趋兴旺。柿本人麻吕的赞歌传统为该时代个人所承袭，尤在“赤人派”歌手笠金村、车持千年、山部赤人的作品中印记明显。不过，和以往的赞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赞歌以讴歌自然为特征，天武、持统朝那种赞颂天皇神圣权威的色彩已极为疏淡，显示出和以往赞歌迥然有异的质的变化。渗入私人恋情的千年之歌，即堪称体现此种质变的典范。如《万叶集》卷六（913）有此几句：“黎明雾起，夕暮蛙喧，衣纽未解，独宿孤单。”卷六（915）还有此几句：“千鸟鸣，吉野河水声；我思君，无时或停。”

顾名思义，“赤人派”以山部赤人为代表。他的短歌显示出一种力量，并且因受咏物诗的影响特别擅长于客观叙景，即景抒情，工整对仗，洗练而充满美感。如《万叶集》卷八（1431）他的作品：“百济野，胡枝子；旧枝上，待春黄莺，已然啼鸣。”与山部赤人相比，山上忆良的作品和大伴旅人的作品，又显示另一番景致。山上忆良无位无姓，但却曾被选为遣唐少录，足见其汉学造诣之深。相对于以歌遣闷、超凡脱俗的大伴旅人，山上忆良直面律令制矛盾日益深化的现实，积极探寻人生价值。山上忆良的这一特质集中体现于他的代表作《贫穷问答歌》，尽管他的这一特质后继乏人。大伴旅人的作品无论风格还是思想，均和山上忆良形成对蹠。被中央政界边缘化后赴任九州产生的乡恋，爱妻的病逝触动的忧伤情怀，充溢着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具有催人泪下的震撼力量。

除了上述歌手，高桥虫麻吕的作品亦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具有取材于地方传说并以长歌叙事的方式予以表现的特点，而在这一特点的背后，则是隐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对古代的憧憬。

第四阶段的代表席，显然不能没有汤原王、大伴坂上郎女的位置。汤原王是天智天皇的后代，她的作品以纤细优美、观照自然见长。如《万叶集》卷八（1552）就是她的作品：“月明夜，心意正冷；庭院白露降，蟋蟀鸣。”大伴坂上郎女则是万叶和歌的“集大成”者即《万叶集》编者大伴家持的姑母，在《万叶集》的女性作者中，她留下的作品无有出其右者。大伴坂上郎女的作品以写景即物栩栩如生见长，从她的作品中，读者实不难领略这位为万叶后期的和歌增光添彩的才女独具的魅力：“一似青山白云绕，分明是，对我笑——莫使人知道。”（《万叶集》卷四·688）当然，论万叶末期的代表，更不可遗漏大伴家持。生活在一个天平文化已经非常成熟的年代、承袭其父亲大伴旅人以情入歌的传统、亲受姑母大伴坂上郎女的指点，大伴家持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集众家之所长。同时，大伴家持又经历了罹病、弟卒、藤原仲麻吕势力的抬头和大伴族势力衰退等人生辛酸，丰富的履历和阅历使他不断进入和歌更深的境地，使他的作品在万叶和歌中大放异彩。作为《万叶集》20卷的编纂者，大伴家持更是造福后人，功悬天际。不能不提的是，大伴家持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同他周围女歌人对他精神和心境的启迪，显然不无关系。如留下“恋君苦难又难，奈良山上小松下，只自伫立叹”（《万叶集》卷四·593）这种脍炙人口佳作的笠女郎，便是其中代表。《万叶集》能够问世，她们可谓功不可没。柿本人麻吕在溺死的出云女子火葬吉野村时写的：“出云少女，莫非化为雾，竟在吉野山头，飘拂。”（《万叶集》卷十九·429）这首挽歌被誉为表现忧伤哀愁的绝唱。另外，诸多留下佳作的佚名歌人亦不应被忘却。不可否认，正是那些著名和佚名作者的佳作，荟萃成了《万叶集》这一不朽名著。

“南都六宗” 天平文化与此前的飞鸟文化、白凤文化一样，也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及其基础的巩固，对佛教扮演“镇护国家”的角色的期待，愈益强烈。自以大官寺（大安寺）为代表的官方寺院建造以后，历代天皇均采取了保护佛教的方针。之所以如此，和前文提到的天花疫情有关。天花疫情发生后，日本朝廷推行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方面，疫情成为权力中枢变革的主要动因。藤原氏四个儿子均死于疫情，对朝政的影响可想而知。经济方面，疫情的发生使日本朝廷深感粮食的重要，而拥有更多粮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垦荒地。天平十五年（743年），日本朝廷颁布法令，宣布凡自行开垦的荒地，开垦者可三代不缴租税。这项法令调动了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使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但是，在天平神户元年（765年）三月，称德天皇颁诏取消了原先的规定，称“天平十五年规定垦田属于私财，三代不缴租税。因此，天下人等竞相垦田。有权有势者驱使百姓垦田。贫穷百姓无法生存。今后，朝廷禁止私自垦田”。 文化方面，释迦三尊像即建成于疫情发生后的天平九年（737年）三月。这是因为圣武天皇祈求超自然力量降服疫病。疫情缓解后，圣武天皇更笃信佛教，决意弘扬佛法。因此，日本当政者对佛教的政策从严格管控，转变为慷慨资助。和以往相比，作为天平文化重要象征的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建造，更如实地反映了“国家佛教”的性格。同时，中央和地方贵族豪强也建造了诸多寺院。在所有官私寺院里进行的雕像、写经，呈现的建筑、绘画、工艺美术等，都显示了佛教的繁荣。尤其是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法华堂的雕像，更是代表天平文化的遗产，而佛教的礼仪、建筑，亦给予神社的神祇祭祀和神社建筑不可忽略的影响。

天平文化具有浓郁的“国际化”色彩。通过魏晋时代和初唐时代的中国以及朝鲜的传递，在飞鸟文化和白凤文化的佛教艺术中，已经具有了希腊、西亚文化的明显留痕。之后，由于中国盛唐时代是比前此历朝历代更热衷于汲取异国文化的时代，天平文化也因此更具有“国际化”的色彩，显示出印度、波斯、东南亚等各国家和地域文化的明显影响。搜集天平工艺美术之精华的东大寺正仓院宝物，就洋溢着西域文化的浓郁气息。

“贵族化”也是飞鸟、白凤、天平文化共通的特色。以国家统一为背景，天皇和构成大和政权的贵族豪强集中了诸多财富。以此隔绝于庶民的财富为基础，贵族积极汲取外来文化，创造出璀璨的“日本文化”结晶。7世纪末正值国家统一的完成期。以中国律令制为楷模、以巩固政权为目的的律令制度的形成，唐风殿堂和寺院在都城的建立，具有异国情调的工艺美术品的雕琢等文化“贵族化”的显现，均始于这一时期。只是和以往不同，就“贵族化”而言，飞鸟和白凤文化时代，均属于向真正显示“古代贵族文化”框架的天平文化的过渡时期。

虽然佛教早已传入日本并在奈良时代形成六宗，但很多人当时并不了解佛教真谛，不知释迦牟尼体悟的作为人生真理的“四谛”，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从何来）、灭谛（如何不苦）、道谛（如何解脱）；不知道贪（贪婪）、嗔（易怒）、痴（迷惑于表象）是人的劣根性，要以戒（戒持心）、定（定力）、慧（智慧）克服劣根性，方能在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的六道轮回中达到好的境界。他们只是将佛作为外来的神即蕃神膜拜，求佛帮助人排忧解难，所以佛和神道并不矛盾。只是为了区别外来的神和本土的神的区别，他们为原先一直就有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取了个名字：神道。“神道”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书纪》：“天皇信佛法，尊神道。”

从天平时代开始，日本佛教开始有明显个性，“个性的诞生”最鲜明的象征，就是产生了“南都六宗”。南都指建成于和铜三年（710年）的奈良。“南都六宗”也称“奈良六宗”。在日语中，“南都”和“710”谐音，是“挂词”即双关语。“六宗”是法相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华严宗、律宗。不过，日本佛教十三宗——奈良系佛教的三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平安系佛教的天台宗、真言宗，以及属于法华系的融通念佛宗；镰仓系佛教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以及属于禅系的临济宗、曹洞宗；江户（近世）佛教的黄檗宗——没有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事实上，这三宗影响非常有限。

法相宗由道昭、玄昉将在唐朝所学传入日本，并分别在元兴寺、兴福寺弘法。不过，法相宗的法系后来传播于法隆寺。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属宗，严格地说并未在日本形成一宗。三论宗由师从唐僧吉藏的高丽僧慧灌传入日本。成实宗属于三论宗支脉，也难以被视为一宗。华严宗先由道璇传入，后由新罗僧审祥从唐僧法藏学华严后传入日本。律宗也由道璇初传日本，鉴真东渡后，律宗得以发扬光大，令日本律宗奉鉴真为始祖。因此，所谓“南都六宗”，主要因为研究的佛法教义不同而区分，是僧侣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没有日本自身的始祖，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几乎无关，名称各异的宗并不是因信仰不同的宗门之别。有时不同宗的僧侣共同研习佛理，也有一个人同时信几个宗。当时主修三论兼习成实的集中于大安寺和元兴寺，主修法相兼修俱舍的集中于药师寺、法隆寺，主修华严的在东大寺，主修律的在东大寺、大安寺。所以，“南都七大寺”无异于“佛教大学”各校区。而僧侣受政府管辖，并受世俗法律约束，不能自由传经布道。

《怀风藻》是汉诗集，是深深嵌入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的里程碑。“怀风”意为“缅怀先哲遗风”，“藻”典出陆机《文赋》：“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怀风藻》何人所编不详，有各种不同说法：“怀风撰述，未详其人，或有淡海三船，石上宅嗣，葛井广成之说。书成于皇纪一千四百一十一年，纳近江朝以至奈良朝间汉诗，起大友皇子以下，迄葛井广成以上六十四名之作，共一百二十首录之。” 《怀风藻》是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所收录的诗以五言八句为主，既有宴游即席之作，咏物述怀之作，也有借儒道老庄典故含蓄表达之作，文风浮华，讲求对仗，受中国诗集影响非常明显。《怀风藻》中有18位汉诗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中和歌作者，这种一身二任是平安时代“唐风和风”并吹的展现。

值得关注的是，从《怀风藻》的序宣称当时“宪章法则，规模宏远，自复古以来，未之有也”开始，这本汉诗集的作品大都是侍宴应诏歌功颂德之作，将天皇比作唐尧、虞舜、殷汤、周文，阿谀奉承，肉麻吹捧。例如，纪麻吕的《春日应诏》写道“天德十尧舜，皇恩沾万民”；比良夫的《春日侍宴应诏》写道“论道与唐齐，语德共虞邻”。总之，在奈良时代，随着律令制的建立，百官肃然，趋奉朝纲，中央集权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是，在“帝德被千古，皇恩洽万民”的喧嚣声中，是“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的经济和“人疑彼此，罪废者多”的政治。天平文化之瑰丽绚烂毋庸置疑。但是，在瑰丽绚烂的天平文化背后，也不乏黑暗。在光明与黑暗的交叠中，以延历十二年（793年）迁都平安京（京都）为标志，“大和丸”驶入了下一个港口——平安时代。

作者点评：

“汉字文化圈”由四大要素构成：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本章强调“和同开珎和平城京是律令国家的象征”，是试图以此显示，中国政治中心——皇城的建设，以及商品经济的“催化剂”货币，在政治、经济两个重要方面，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唐朝对奈良时代的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非仅仅是文化方面的四大要素。即，中国古代对日本的影响，涵盖了人类社会的三大领域：政治、经济、文化。

如本章所述，奈良时代同时也是日本货币经济真正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位居日本“本朝十二钱”之首的“和同开珎”，即在奈良朝铸就。或可以认为，当时铸就的不仅是钱币，更是战后奉行“贸易立国主义”的日本之商品货币经济的基础。奈良时代不仅是货币经济开始形成，也是日本开疆拓土、势力不断扩张的重要时期。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中的一国，到在其后一个个世纪中不断扩展领域，最终在“二战”试图建立几乎占半个地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自古就有对外扩张的“基因”。因为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土地特别是可耕地匮乏。生存的本能使日本自古“尚武”。 4HJuDqn845irYSZKJgscO/0ZseKNOT5wsBpoVm6Uj2OLRdNAd2KUR579vCXfxa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