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和时代

第一节　倭·邪马台·古坟

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大和时代指大和政权定都大和地区的公元250年至538年。这一时代存在很多独具特征的古坟，因此也称古坟时代。之后是以奈良县的飞鸟（奈良县高市郡的藤原京） 为都城至710年迁都平城京的飞鸟时代。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大和时代下延至710年，即公元250—710年均属于大和时代。本书采纳后一种观点。因为“大和”是地名，当时的统治者虽屡次迁都，但其范围始终没有脱离“大和”地区，而且如此划分和后面分别以都城命名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能更好衔接。但必须说明的是，大和时代的象征是古坟，因此大和时代也称古坟时代，而飞鸟时代的象征是“佛教三宝”即佛、法、僧，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史籍中的 “倭”和“日本”“倭”是日本的旧称。汉代刘歆整理并呈献汉哀帝的《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已有关于“倭”的记载：“盖国在钜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最初的文字记载。《论语》称，倭是“九夷之一”。中国官修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关于“倭”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关于“倭”的记述，在“徐福东渡”中就有涉及。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由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因此，中国对倭和倭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句话说明，当时列岛上并没有叫“日本”的国家。那么，“日本”这一国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日本书纪》大化元年（645年）条有“日本天皇诏旨”一句。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的首次出现。但《日本书纪》的有些内容实在离谱，根本无法确信。例如，称神武天皇活了127岁，怎么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大和政权681年编纂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才正式开始以“日本”为国号。“日本”作为国号正式对外使用，则是在702年日本使者向唐朝武则天递交的国书。2004年在中国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墓志铭称井真成的祖国“国号日本”。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号，至迟在8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十二日，唐朝颁发给日本入唐求法僧、后成为日本天台宗创建者最澄的“过书”（通行证），证明他是“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这说明“日本”国号肯定出现在这以前。但是，“日本”国号究竟何时出现，迄今仍无定论。

分为百余国的“倭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称他们的国家为“日本”？唐朝的张守节在723年撰写的《史记正义》里写道：“倭国，武皇后改称日本。”据《日本书纪私记》记载，承平六年（936年）某日，参议纪淑光和一个博士有一段关于“日本”国名由来的对话：“参议（纪淑光）问云：‘倭国在大唐东，虽见日出之方，今在此国见之，日不出于城中，而犹云日出国欤？’博士答云：‘然则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

因认为“日本”国号系由中国命名，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些对“日本”这一国号“非常厌恶”的国家神道家。例如，会津藩国家神道的狂热鼓吹者佐藤忠满提出：“心安理得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吾等国家的国号并用以和唐朝交往，实在令人非常厌恶。”

1943年，日本建设社出版了井乃香术撰写的《日本国号论》。在皇国史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国号论》的出版受到极大关注。战后，这一问题仍得到日本学者持续关注。1993年出版的坂田隆《日本的国号》一书，列举了13种关于“日本”国号由来的观点。1997年吉田孝的《日本的诞生》一书提出，所以定国号为“日本”，是以太阳神信仰，以及明确意识到日本西面亚洲大陆存在帝国为背景的。按照他的观点，认为“日本”国号由中国所起，与史实不符。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也持同样观点。他在《何为日本》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日本的国号按照字面理解，既非特定的地名，也非王朝创始者的人名，而是指这个国家在东方，并且将观察的视点置于中国。我们可以从日本这一国名中看到，大和统治者一方面强烈意识到中华大帝国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试图作为一个小帝国与它抗衡。” 著名古代史家林屋辰三郎也持同样观点，他这样写道：“由飞鸟的圣德太子提出的日出之国的构想，堪称‘日本’诞生的前提。因为这一构想使人们认为‘日本’这一国号诞生于受普遍且理性的佛法，以及统一且规范的律令支撑的‘法’的感觉。”

但是，按照中国史籍记载，不是中国改“倭”为“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嫌弃“倭”这个名称不好听而改为“日本”。例如，《旧唐书》（《隋书》）是这样记载的：“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右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在《旧唐书》中，“倭国”和“日本”两种称呼都有。《新唐书》不再称“倭国”而只称“日本”。中国自《宋史》开始，不再有《倭人传》或《倭国传》，只有《日本传》。《宋史·日本传》有关于“倭”为何改为“日本”的说明：“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涉及异国和异国人的文书中，多称“日本”或“日本人”。例如，《今昔物语集》中的“日本”，即相对于“唐”“天竺”。“日本”国号也用于“彼岸世界”。《今昔物语集》第十一卷记述，某僧死后复活称，他在阴间的“阎浮提日本国”嫉妒行基（奈良时代的高僧），遭到阎罗王严词怒叱；第十六卷记述，某男因拯救了一条被捉的小蛇，被蛇带入龙宫，受到龙王赞誉，称“日本人心善良，实属难得”，并将“金饼”装入一个箱子赐予该男子。《平安遗文·金石文编》收录了一些埋于土中、用以奉献佛主和流传后世的经筒。许多经筒的铭文也都刻有“日本”国号。 德岛县大山寺的经筒铭文大治元年（1126年）十月十二日条，记有“南浮提日本国阿洲于大山寺”。表达意愿、祈求获得神佛护佑的“愿文”，也称“日本”。例如，兵库县极乐寺落款日期为天养元年（1144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愿文”，书有“南瞻部洲大日本帝国播州极乐寺别当大法寺禅慧”；文永二年（1265年）九月四日大和国西大寺光明真言会“愿文”，书有“南部洲大日本国西大寺卧云沙门叡尊”。

虽然“日本”国号在大和政权问世后出现，但“和州”“和国”“和朝”等名号，依然与之并存和延用。例如，《吾妻镜》建久三年（1192年）十月三十日条，有武者所宗亲试图从燃烧着的家里取出风筝而烧掉胡须后称，“唐国大宗之须施赐药之仁，和朝宗亲之须显惜弦之志”一句。

邪马台的历史 邪马台是众多由倭人组成的国家之一。“大和”既是政权（250—538年）的名称（因定都于大和地区而得名），也是“大和”国的国名。但“邪马台”和“大和”是什么关系？是“同义词”，还是大和兼并或消灭了邪马台而成为列岛中央政权？目前这个问题仍没有明确答案。按日本史籍《古语拾遗》所述，“上古之时，没有文字”。因此，关于“邪马台”的历史，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史籍进行了解和叙述。

范晔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倭》有关于东汉光武帝刘秀赐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天明四年（1784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博多湾志贺岛上，农民甚兵卫发现了一枚金印，发现过程在三月送交那珂郡役所的“口上书”（不签字的备忘录）中有明确记载：

志贺岛叶崎农民甚兵卫在水渠修缮过程中，发现了一块需要两个人才能搬动的大石头，用金属杠棒撬起石头后，他发现了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五个字的蛇纽金印。甚兵卫随即将这枚金印交给了当时的藩校（武士子弟学校）“甘棠馆”馆长龟井南冥。龟井南冥认为，这枚金印应该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记载的、光武帝赐予倭女王的“印绶”。于是，金印被立即送交福冈藩的藩库收藏。另有一说是，这枚金印随后经郡宰津田原次郎而交到福冈藩主黑田手里，并成为黑田家的收藏品。 今天，这枚金印收藏于福冈市九州国立博物馆。不过，被发现的金印是真品还是有人刻意伪造的赝品，学界存在争议。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通称《魏志·倭人传》）中写道：“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

关于“倭人”的饮食喜好、婚丧嫁娶、风俗民情、惩戒规定，《魏志·倭人传》亦有描述：

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

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

最初分为百余国的倭的政治状况，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弥生时代晚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伊都国，公元前后在汉王朝的扶持下，和奴国一起发展成了部落国家。2世纪初，在后汉王朝的庇佑下，伊都国登上了倭国盟主的宝座并在较长时期保持了盟主地位。1965年，在三云遗址群西北1.2公里的平原遗址的国王墓穴的随葬品中，发掘出了约40面已几呈粉状的镜子，以及玛瑙制管玉、玻璃制耳珰（耳饰）、勾玉、小玉。通过这些随葬品，考古学家有理由判断，伊都国最后一位躺在这种墓穴中的，是一位女性祭司王。之后，邪马台国崛起并成为30多个倭人国家的盟主。邪马台国对这些小国收取租赋，享有一定统治权。最初，邪马台的国王是男性，由于在公元2世纪发生了一场内乱，所以一位叫“卑弥呼”的女性被拥立，另有其兄弟襄助其治理国家：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

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248年左右卑弥呼死后，国内一度陷入动乱：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也就是说，卑弥呼去世后，该国又立一男性国王。但很多人不服，起而造反。无奈，只能再立卑弥呼之女壹与为王，内乱才逐渐平息。

如何认识卑弥呼这位倭人政治首领，长期存在争议。《日本书纪》的作者舍人亲王认为，卑弥呼就是神功皇后。江户时代，本居宣长、新井白石等大儒，对此提出疑问。他们似乎难以容忍皇室的祖先居然是女性。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试图通过文献记载的考证，复原古代日本的真实形象，纠正《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述中的虚妄和错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卑弥呼仿佛“君临天下”，俨然是个政治事主。另一方面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仿佛像个萨满教女巫，而亦政亦教，政教合一，恰是“二战”前日本叙史的显著特点。

关于邪马台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有史可查的是公元238年，卑弥呼曾派遣使者难升米谒见魏帝曹睿。魏帝曹睿赐予卑弥呼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还赐予包括百枚铜镜在内的礼物。“在3世纪，不仅是邪马台国，而且包括1世纪到2世纪的倭奴国和伊都国也一样，不得不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最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武器、生产工具、象征权力物这些作为国王不可或缺的东西，本国生产不了，而且还需要不断获取新技术和材料。也就是说，对于倭内部的各国国王来说，和中国、朝鲜交往，是他们在日本列岛内能否各自维持自己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卑弥呼而言，接受魏的册封，臣属魏，接受魏的文物，对于其强化对倭各国的统治力，与南方不臣服于邪马台国的狗奴国抗衡，是有利的。各国从卑弥呼处获得镜子，不仅意味与邪马台联合及对卑弥呼的从属，而且也是维护自身的权力所必须的。”

但是，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是在畿内即奈良县中部的大和盆地，还是在九州地区？早在18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这场争论。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新井白石和本居宣长，对《魏志·倭人传》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新井白石认为邪马台国在畿内，本居宣长则认为，邪马台国在九州。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在《卑弥呼考》一文中提出了“畿内说”。同年，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在《倭女王卑弥呼考》一文中提出了“九州说”。20世纪20年代，京都大学教授喜田贞吉发表了《汉籍中所见的倭人纪事的解释》，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并使“畿内说”和“九州说”这场被称为“东大和京大之争”的学术争论，暂告结束。

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支持“九州说”。日本古代史权威井上光贞也强调：“根据《魏志》地理记载，邪马台国当然位于北九州，考古学也证实在弥生时代后期，北九州处在同近畿地区不同的文化圈内。因此，将邪马台联合体视为北九州政治统合体的假说，似更加合理。”

1989年，北九州佐贺县神埼町吉野里遗址的发现，也为“九州说”提供了有力支持。当年2月23日，《朝日新闻》以《邪马台国时代的“国家”》《佐贺县吉野里、最大规模的环濠集落发掘》等醒目标题，对此做了报道。1998年1月10日，日本考古学者在奈良县天理市黑冢古坟又发现了34面镜子。奈良大学校长、考古学家水野正好在《读卖新闻》上撰文指出，“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受赐于中国皇帝并搜集的镜子”。“邪马台国在什么地方，已清晰可见”。这一发现又为“畿内说”注入了活力。但是，不少专家认为，“仅仅以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看法为依据展开邪马台国争论，似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主张“畿内说”的学者指出，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从魏国获得了很多镜子，而中国三国时期的镜子，仅在畿内被发掘出土。另外，卑弥呼死时筑了百余步的冢。那冢显然属于高冢式古坟，而高冢式古坟存在于畿内。但是，主张“九州说”的学者认为，镜子存在传世和移动的可能。镜子在中国制成后，未必马上输入列岛，而且未经传世和移动，即被葬入古坟。现在伴随古坟出土的三国时期的镜子，被推断为公元239年以后的物品。中国三国时期的镜子，很可能是后来被葬入冢中的。如果将镜子传世、移动的因素考虑在内并综合其他因素，则古坟的发生，当在3世纪后半叶4世纪初。换言之，在邪马台国存在的年代，日本尚未见那种古坟。因此，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迄今依然没有定论。

魏被晋灭亡后，卑弥呼的女儿壹与继续和中国保持联系并多次遣使。但是，自泰始初年（265年）后，在中国史籍中双方的交往中断了近150年。《晋书》记载：“泰始二年（266年）十一月乙卯，倭人来献方物。”之后，在《晋书》义熙九年（413年）才又见记载：“是岁，倭国及西南夷献铜头大饰及方物。”两国交往何以长期中断？林屋辰三郎在论述了当时中国动乱的政治形势后指出：“由于中国当时存在这种政局，因此使魏晋以来一直是中国和倭交涉对象的洛阳，被完全卷入了战争旋涡。再则，前此倭使前往洛阳一直经由朝鲜半岛，而倭本身在这一期间因侵略朝鲜而堵塞了这条路。”

3世纪末至4世纪中，随着中国王朝势力衰退，东亚的政治地图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朝鲜半岛，高句丽日益向南方扩展势力范围，百济统一了马韩诸国，新罗统一了辰韩诸国。在这一时期，倭保持着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其主要证据，就是坐镇于奈良县天理市布留的石上神宫和石上的七枝刀。石上神宫系《日本书纪》中的“振神宫”，原本和大神神社一样没有本殿（按：现在的本殿1911年动工、1912年建成）。神宫以瑞垣围起的禁足地信仰迄今仍有保持。经考古发掘，石上的禁足地出土了大量宝物，如各种玉器、金铜镮、环头大刀柄头、琴柱形石制品等。据推断，该处自4世纪后半叶很可能是一个作为祭司场所的圣域。在各种宝物中，尤其珍贵的是国宝“七枝刀”。这把刀长74.9厘米（刀身65厘米），刀身两侧刻有金象嵌铭文六十余字。对此铭文中的字，明治后学者即有多种解读。1981年，学者通过高倍显微镜及X线摄影，辨认出有“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字样。一般认为，此“泰和四年”（369年）当为东晋年号。关于宝刀来历，有认为系百济呈献倭王的“献上说”和认为系倭王下赐给百济的“下赐说”，两者可谓旗鼓相当。“但不管采用何种论说，七枝刀在考察古代日朝关系史方面，均堪称不可轻视的传世品。”

1971年，位于奈良的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开始着手发掘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隅三轮山西南方一个高坡上的遗址。这里的行政区划属于奈良县樱井市。经过20多年发掘，有了许多重要发现：遗址为总面积约238平方米的高床式结构，有一壮观建筑物。考古学家、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馆长石野博信认为，“这应该是卑弥呼的坟墓”。根据“放射性碳14检测法” 对墓穴中物品的检测发现，该坟墓很可能建于公元前250年前后，与卑弥呼的死亡年代基本相符。高度疑似《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的瑞垣宫、第十一代天皇垂仁天皇的珠城宫、第十二代天皇景行天皇的日代宫遗址，均在其周围。

这一发现被主张邪马台国“畿内说”的学者，提供了依据。但这并不能说明邪马台政权就是大和政权，两者是延续而不是迭代关系。有些学者主张，邪马台国很可能在畿内，后来“神武天皇”将其击败，建立了大和政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而且似乎更接近史实。

作为时代标志的古坟 “古坟”对于判定邪马台国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具有特定造型的“古坟”被视为时代的标志。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约100年间，以大和为中心、在近畿和濑户内海等地区，出现了前方后圆形坟墓。之后，这种坟墓逐渐扩展到从九州北部到东北南部的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域。最早的古坟，有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兵库县吉岛古坟、冈山县汤迫车冢古坟、山口县竹岛古坟、福冈县石冢山古坟、大分县赤冢古坟，等等。自5世纪后半叶，除了大型的前方后圆坟以外，中小古坟也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圆形的“群集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6世纪后期达到高峰，现身于列岛各地的山间岛屿。进入7世纪后，古坟生机勃勃的气势陡然衰颓，至日本开始建立律令制的7世纪，古坟的营造基本结束。象征一个时代的古坟不断向各地扩展，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显示豪强势力以畿内为中心，逐步建立了统一国家。即在列岛各地，整合了附近的共同体并确立起强大而稳固统治权的地方首领，均附属于以大和为中心的畿内首长联合体即大和政权，形成古代日本国家母体的过程。

所谓“古坟”，原本的含义是“用土高高堆起的古墓”。但是在日本，“古坟”特指高冢坟墓。由于高冢坟墓在3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即约400年的时间里遍布全国。因此，这一时期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为“古坟时代”。古坟时代大致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以镜子、碧玉制腕饰等咒术、宗教色彩较强的随葬品，以及狭长的竖穴式石室和黏土椁等为特征，跨越年代为4世纪前后，是古坟文化的形成期。中期的特征是前方后圆坟的规模达到顶端；将铁器、石制仿造品以及新增添的源自中国的马具作为随葬品；炫耀权力的古坟祭祀的礼仪化得以推进。跨越年代大致是整个5世纪，是古坟文化的发展期。后期以横穴式石室、须惠器、马具的普及、群集坟的发展等为特征，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吸收和咒术、宗教要素的淡化；古坟开始变质并踏上从衰退至消亡的不归路。后期的时间跨度为六七世纪。

以高冢古坟为象征的古坟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是因为在该时代初期，高冢古坟都建于鸟瞰平地的山丘或山尾上，显示出一种威压四方的气势。而这，显然是炫耀身份的重要手段。虽则古代的达官显贵往往通过建筑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寺院炫耀自身的权力，但对于古坟时代的豪族来说，进入那个阶段还要等待几百年。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外，这些古坟还显示出充分反映当时生产技术水平的特征：

第一，古坟无论是坟丘的规模还是地形的选择，不仅显示出与一般坟墓不同的风格，而且显示出在营造时经过很好的规划设计。前方后圆坟自出现时，就有长达数十米至二百数十米不等的坟丘。将圆丘和方丘联结起来的大坟丘，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均具有几何学轮廓，形态整然。整个坟丘的表面均堆有葺石。可以认为，当时的人们在营造这些坟丘时，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计划，并采用了统一的尺度和测量方法。

第二，虽然遗骸以各种方式被收入棺中，但埋葬设施的结构相当复杂，即在营造时首先自坟顶处掘出一个很大的方形土圹，在土圹底部铺上砾、黏土，将宽5米长7米的硕大的木棺安放在里面，然后用石板构筑的竖穴式石室将木棺围起，用厚厚的黏土覆盖其顶部，最后将棺木埋葬。这种特殊的埋葬设施，作为同前方后圆坟的坟丘一体化的内部结构而被定型。

第三，墓葬中有大量中国制的镜子、铁制武器、生产用具、铜镞、玉等成套的随葬品。需要强调的是，分布于濑户内海地区和山阴、北陆等地，承袭了方形周沟墓和方形台状墓传统的坟丘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坟丘的发达，但几乎没有随葬品。与之相反，在九州北部弥生时代的瓮棺墓中，虽然有大量中国制的镜子、金属武器、玉器等随葬品，但却看不到坟丘的发达。也就是说巨大的坟丘、复杂的内部结构、定型的成套随葬品整齐划一的组合，是宣告新时代来临的新的墓葬制度的标志。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古坟的随葬品中，有许多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按：即用相同的模子铸造的镜子）。根据镜子的分布状况判断，似由畿内的首长统一配发。通过这些墓的主人和畿内首长存在这种授受宝器的亲密关系，可以推断出他们之间的依附或从属关系。畿内，特别是大和盆地的前方后圆坟，相比其他地区更早显示出显赫规模。由此不难判断，当时以畿内豪族势力为中心的政治联合体已经形成。因为仅仅为安葬一个人而营造，并以大量贵重器物随葬的巨大的古坟，既是弥生时代最后的栖身之处，同时也是凌驾于共同体其他成员之上、握有权威的首长的摇篮，它无声地宣告一个时代的降临。

营造一个大则全长二百数十米，小则数十米，一般全长百米至四五十米的庞大的古坟，需要动员和组织大量劳动力。能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很多古坟所在的区域，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郡或一个郡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般均以一个水系的上、中、下游为中心，即显示了古坟的主人生前拥有的“势力范围”。这些古坟是渐次营造的，因此先后营造的座座古坟同时也显示了政治权力的代代传承。

在前方后圆坟中，镜子、铁制利器、玉等成套的随葬品，与其说是墓主生前的财物，毋宁说是显示其权力、具有强烈咒术和宗教色彩的宝物。同时，这些宝物是我们了解墓主身份的重要线索。如铁刀、铁剑、铁镞、铜镞等各种武器，在成套的随葬品中占据中间很大位置，说明墓主生前曾是一位军事首领。在古坟时代，墓主往往既是军事统帅者，也是共同体生产的指导和组织者。因此，在随葬品中也有许多铁制农具、工具。在古坟时代前半期，铁制农具和工具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并在5世纪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掌握铁制生产用具的供应源并集中管理、动员和组织，包括治水、灌溉在内的生产活动，也是当时墓主的一大权力。除了掌握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世俗权力外，当时的部落首领同时也是作为该部落最高司祭的宗教权威，并在生前和身后以此姿态君临共同体。在被认为用于祭祀的、位于玄海滩孤岛沖岛上的海神宗像神的遗址，考古学者发掘出了与以镜子为中心的古坟的随葬品种类一致的大量奉献品。依此判断，当时的人们显然将去世的首领作为部落的守护神供奉。特别考虑到作为重要随葬品的大量镜子，是由作为共同体司祭的部落首领管理的神圣祭器，因此首领本身从祭祀者转变为护佑部落安宁的被祭祀者，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探寻一下古坟文化的传播。以畿内、濑户内海沿海区域为中心的西日本古坟分布圈，自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迅速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西至九州北部和中部，东至东北地方南部。毫无疑问，在扩展过程中，不仅古坟的外观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圆筒埴轮为主的定型化埴轮的大量出现，以及台形、壶形、盖形、楯形的出现；而且古坟的内容——随葬品，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古坟时代初期，作为随葬品的镜子，均是中国制的所谓“舶载镜”，最初日本制的所谓“国产镜”，也只不过是对中国制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忠实模仿。至古坟时代中期，“在随葬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具、金铜制金属制品等中国要素的出现。在随葬品中显示出的中国要素，在4世纪后半叶的古坟中，已经可以看到其先驱者，如奈良县新山古坟出土的金属制龙文透雕带马具则最初发现于誉田山古坟的陪冢丸山古坟、石津丘古坟（履中陵）的陪冢七观古坟等，在坟丘规模最大化时期的大王陵周边” 。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在5世纪前半叶至中叶，在王权主导下，通过吸收中国的先进技术及人员，列岛的劳动生产率和武器生产水平得到了划时代的提高。日本列岛居民骑马的习俗不仅传自中国，而且是当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典型事例。事实上，当时确实有大批专门负责养马以及传授骑马技术的“马饲部”，以及专门从事马具制作的“鞍作部”的技术人员赴日。而马具的普及，则是古坟时代后期的一大特征。

第二节　“神话时代的天皇”与大和政权

“天皇”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史记·补三皇本纪》有：“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指人皇）”。唐朝司马贞《三皇本纪》中的三皇之一，就是“天皇”。另据《唐会要》记载，唐高宗在天元元年（670年）改皇帝为“天皇”，改皇后为“天后”。那么，在日本，“天皇”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中国很多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写道，公元606年，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国书中“东天皇敬禀西皇帝”一句，是“天皇”一词的首次出现。但事实上，天皇何时初现日本，迄今仍存争议，并无定论。

天皇诞生的神话 虽然迄今仍未彻底弄清神武天皇的真实身份，甚至有徐福就是神武天皇的说法。但是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关于“天皇”的由来，却记述得相当清晰。前文第一章第一节写道，第七代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生出了“大八洲”，“洗”出了天照大神等三姐弟。同样按照“记纪”的记载，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天照大神在高天原生活得很幸福，子孙满堂。一天，她把孙子琼琼杵尊叫到跟前，让他前往“大八洲”，并给了他“三件神器”作为统治“大八洲”的权力象征：一柄天丛云剑、一块八坂琼勾玉、一面八咫镜。对此，《日本书纪》有如下记载：“丰苇原中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是时天照大神手持宝镜念咒曰：‘视此宝镜当犹视吾，可与同床共殿以为斋镜’，添上八尺琼之曲玉和天丛云剑赐授，以作天玺。”这便是后来作为天皇权力象征的“三件神器”的由来。据说天丛云剑现存于名古屋的热田神宫，八咫镜现存于伊势神宫，八坂琼勾玉现存于皇居。三件神器是权力的象征。承继这“三件神器”就是“践祚”。“践”意为“登”，“祚”意为“皇位”。这一仪式迄今仍得以举行。

天孙琼琼杵尊从天上降到日向的高千穗峰后，在笠纱的海角遇到一位灵动娇俏、温婉美丽的女孩。天孙问她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木花开耶姬。天孙对她一见钟情，便去向她的父亲大山津见神求婚。大山津见神对天孙也很中意，当即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不久，木花开耶姬怀孕了。不知何故，天孙居然疑心那不是他的后代。木花开耶姬向天孙发誓，只有天孙之子才能够安然降临。于是，天孙让她钻进了一个没有窗的大殿。当木花开耶姬临产时，天孙在大殿里点上了火。火势正旺时，木花开耶姬生下了老大，随后又生下了老二和老三。天孙分别给他们取名火降芹命、火明命和彦火火出见尊。老大老二擅长出海捕鱼，又称海幸，彦火火出见尊擅长上山狩猎，又称山幸。一天，弟兄出去打鱼。不料，山幸将哥哥的钓钩弄丢了。哥哥很生气，命令山幸必须将钓钩找回来。弟弟不知如何是好，坐在海边哭泣。有个老翁见山幸那么伤心，给了他一条竹船，让他去海神宫找。山幸划着竹船到达海神宫。为了探寻钓钩究竟在哪里，他爬上了一棵桂花树。这时，正好有位侍女模样的姑娘出来提水。山幸见到姑娘，便向她要水喝。女孩便将玉壶递给了山幸。但是，山幸没有喝水，而是取下脖子上的一块玉含在口中，吐进了玉壶。女孩回到海神宫，将玉壶给了她的女主人丰玉姬，并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说那个小伙子长得英气逼人。丰玉姬很是好奇，便外出见了山幸，而且一见倾心，便回海神宫将此事禀告了她的父亲海神。海神差属下将山幸唤入宫中，见山幸是神的后裔，便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在海神宫住了一段时间后，山幸回国了。过了一段时间，丰玉姬前去找他，对他说：“妾已有孕，天孙之胤岂可产于海中？故当产时，必就居处。如为我造屋于海边，是所望也。”山幸当然答应，在海边建了一个产房。产房建好了，丰玉姬在进入产房生产时对山幸说，“愿勿见妾”，即要求丈夫山幸不得偷窥，更不准走进产房。山幸答应了。但是，山幸实在熬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偷偷看了一眼。令他极为震惊的是，他发现妻子丰玉姬竟然变成了一条大鳄，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啊！”刚刚生下孩子的丰玉姬听到叫声走出了产房。她对丈夫不信守承诺，非常愤怒，但也无奈。

孩子生下来了，山幸给他取名不合尊。这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帮不合尊挑选奶妈。因为按照习俗，母亲不能喂养自己的孩子。 于是，丰玉姬便让她的妹妹玉依姬哺养。后来，丰玉姬回到了海神宫，而玉依姬则留在那里。不合尊后来同他的阿姨兼奶妈、长他约15岁的玉依姬结了婚，生下了4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叫神日本盘余彦尊。盘余彦尊长大后从九州岛出发东征，统一了各个小国，建立了大和朝廷，成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他即位这一天是日本旧历，换算成公历是公元前660年2月11日，这一天便成为日本纪元的开始。1873年（明治六年），明治政府废除农历改行公历，将2月11日这一天定为纪元节。1948年纪元节被废除。1966年，纪元节被改为“建国纪念日”，成为日本的国定假日。但是，神武肇国真的可信吗？按照《古事记》记载，神武天皇享年137岁，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神武天皇享年127岁，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就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记述的天皇系谱提出疑问。他指出，首先，从第一代神武天皇至第十四代仲哀天皇，仅记有天皇尊号。这是因为在被用作“记纪”之材料的《帝纪》中，未记有实名即讳名。事实上，从第二代天皇绥靖天皇至第九代天皇开化天皇，“记纪”均只提其尊号，未记其事，因此被日本史学界称为“欠史八代”。那八代天皇是否真实存在，或者是子虚乌有？难免令人生疑。其次，前十四代天皇的所谓“尊号”，其实仅是一些称号，同6世纪后自第二十七代天皇至第四十四代天皇各有实在的、与之对应的尊号（如第二十七代天皇的尊号是“安闲”，第四十四代天皇的尊号是“元正”）相比，前十四代天皇缺乏固有性。再次，自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至第二十六代天皇继体天皇，均将其皇子时的名字用作天皇的名字并表记，这显然更接近于《帝纪》的原型。在6世纪中叶已经成书的《原帝纪》中的记述，仅是一种不可信的传说。最后，考察天皇系谱可见，在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之前，王位的继承是子承父位，这和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身后屡有兄终弟及的情况相比不相吻合。因为，父子相承的原则在7世纪后半叶之前尚未形成。父子直系传承王位，萌芽于继体天皇时的“大兄制”，确立于天智天皇的“不改常典”即“以此为规定”。

津田左右吉对“记纪”中与史实不符之记载的批驳，倡导了一种关于大和政权起源的理论——“应神王朝论”。按照他的考证和分析，大和政权的真正创建者是270年至310年在位的应神天皇即第十五代天皇，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历代天皇中，唯第一代神武天皇、第十代崇神天皇、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在谥号中附有神名，体现了皇主神天照大神的神格。其中神武天皇和崇神天皇虽被视为国家的创立者，但应神天皇的事迹具有理想化和人格化色彩，以此观之，属于现实社会的大和王权当始于应神。所谓“应神”，意为天照大神的“应身”。应神天皇是在世俗社会现实、具体地体现神格的最初的天皇。

第二，磐余、矶城等遗址规模庞大的前方后圆形古坟的存在，表明在应神天皇之前，大和地区也曾存在王朝，而颠覆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就是以难波（今大阪）为根据地的应神天皇。

应神天皇是不是大和政权的真正创建者？对此，有必要根据“记纪”及《大和志》等相关史籍中的记述，概述此前的历代天皇。由于自第二代绥靖天皇至第九代开化天皇，属于“欠史八代”，因此我们从第十代崇神天皇开始了解。实际上，日本早就有学者提出，“欠史八代”天皇及之前“始驭天下之天皇”的神武天皇，都是虚构的，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使日本的历史显得更加悠久。日本真正的初代天皇是崇神天皇。这种说法主要是依据由东京大学教授江上波夫首倡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即崇神天皇属于骑马民族，在北九州创建了大和政权。根据《大和志》记载，崇神天皇是开化天皇的儿子，皇居在矶城瑞篱宫，即奈良县樱井市金屋附近。崇神天皇为了讨伐北陆、东海、西海、丹波，派遣了“四道将军”。在位第七年，为了占卜，他将80万神召集到了神浅茅原，其中有第七代天皇孝灵天皇的女儿倭迹迹日百袭姬。这位皇女帮崇神天皇平定了武埴安彦的谋反。而她就是《魏志·倭人传》中的卑弥呼。这么说的理由是《日本书纪》称，这位皇女造了很多陵墓，而《魏志·倭人传》中也有卑弥呼造陵墓的记载。《古事记》称，崇神天皇168岁驾崩，《日本书纪》称崇神天皇120岁驾崩。因为当时曾疫病流行，田地荒废，天皇专心致志崇拜天神祛除疫病，所以获汉风谥号“崇神”。

崇神天皇驾崩后，翌年皇太子即位，号垂仁天皇。垂仁天皇是第十一代天皇，即位后立狭穗姬为皇后，生下了誉津别皇子，并将皇居迁往缠向珠成宫，即奈良县樱井市穴师附近。孰料，皇后狭穗姬和她的兄长——垂仁天皇的表兄狭穗彦合谋篡位。垂仁天皇在梦中获知这个阴谋后，举兵讨伐，放火将皇后兄妹烧死。之后，垂仁天皇立丹波道主的女儿日叶酢媛为皇后，生下了后被立为太子的五十琼敷入皇子。天皇在位99年驾崩后，太子即位，号景行天皇。

第十二代天皇景行天皇即位后，皇居迁到了向日代宫，即奈良县樱井市穴师。景行天皇立了两位皇后，一位是播磨稻日大郎姬，生下了日本武尊；另一位是八坂入媛，生下了稚足彦即以后的成务天皇。景行天皇还娶了很多妃子，共有80个皇子皇女。景行天皇本人曾远征九州，并在各国建立了屯仓和田部。但是在“记纪”的记述中，当时最主要的角色是皇子日本武尊。武尊东征西伐，帮父皇景行天皇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景行天皇的时代，几乎就是武尊“打天下”的时代。但是，武尊在参拜伊势神宫时哀叹，父皇让他东征西伐，无异于不想让他活。确实，武尊在征伐中多次遭遇大蛇、野猪等，命悬一线。他死后，由于怨灵作祟，多次天灾降临。景行天皇在位60年驾崩，《古事记》称享年137岁，《日本书纪》称享年106岁。

景行天皇驾崩后，翌年四皇子稚足彦即位，号成务天皇。这位第十三代天皇和他父皇相比，史籍中记载的政绩甚少，只说他立了苏我氏的始祖武内宿祢为大臣，设置了国造、县主（稻置），划定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并将都城迁往志贺高穴穗宫，即滋贺县大津市坂本穴太町附近。成务天皇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在位60年后大行。依此推算，景行天皇享年121岁。

成务天皇驾崩后，由于他没有儿子，他的侄子即日本武尊和垂仁天皇的女儿两道入姬的儿子足仲彦即位，号仲哀天皇。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的皇后长足姬，就是以后的神功皇后。再说日本武尊去世后，灵魂化为天鹅。为了悼念父亲，仲哀天皇敕令在武尊陵墓旁的池子里饲养天鹅，同时要求各国晋献天鹅。即位第二年二月，仲哀天皇在敦贺建造了笥饭宫，将皇居迁到了那里，并在淡路设置了屯仓。三月，仲哀天皇行幸南海道，除了熊袭，各国均纷纷纳贡。于是，仲哀天皇决定讨伐张狂的熊袭。他派人前往敦贺，让皇后长足姬前往穴门与自己会合。但后来天皇认为熊袭的土地荒芜，占领了也没有多大意义，遂决定攻占富庶的新罗。但是，他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令神愤怒，不久驾崩，享年52岁。天皇驾崩后，皇后对群臣说，讨伐新罗是神的旨意，如果违背神的旨意，国将不保。当时皇后已身怀六甲。亲征新罗前，皇后坐在一块石头上祈愿，凯旋时就在此处生产。进入朝鲜半岛后，在天神地祇的护佑下，皇后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新罗很快举旗投降，称臣纳贡。从新罗凯旋后，皇后在筑紫生下了誉田别皇子，即后来的应神天皇，然后带着儿子返回大和，沿途遭遇诸王叛乱，所幸武内宿祢等非常勇武，很快平定叛乱。三年后，神功皇后立誉田别皇子为太子，并在摄政69年后驾崩，享年逾百岁。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历代天皇的“功劳簿”，关于“神话时代的天皇”的记述，未必属实。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互相印证，自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以后的历史，相对比较可信。因此，称大和政权真正的创建者是应神天皇，似乎不无道理。

“天皇”号的由来 早在元永元年（1118年）即平安时代就已有人提出，作为君主号的“天皇”初现日本，是在推古朝。按照这种说法，则当时圣德太子取“天子”和“皇帝”字首，创制了“天皇”号。公元606年（日本推古十六年、隋大业二年）日本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就有“东天皇敬禀西皇帝”一句。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至少在7世纪初，“天皇”名号已经出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和角林文雄的《论日本古代的君主称号》，对此说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当时“日本”君主自称“天王”，而别国则称之为“倭王”，上述国书中的“天皇”，很可能是“天王”。由于原文佚失，故史实已不可考。另外，《雄略纪》引注《百济新撰》，有一处写为“天皇”，其他几处均为“天王”。因此推古朝时“天皇”号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明了。迄今为止，“天皇”号何时出现，日本学术界主要有始于推古天皇、持统天皇、天智天皇三种说法。也有学者指出，日本正式采用“天皇”称号，是天武天皇在位的公元681年颁布《飞鸟净御原（律）令》时，但未被采信。

1998年，奈良县飞鸟池工房遗址出土了一枚写有“天皇”字样的木简。同时出土的木简写有“丁丑年十二月三野国刀支评次米”。“丁丑年”是天武六年（677年）；“三野国”即“美浓国”（岐阜县南部），“次”是郡国，“次米”是郡国奉献用于“新尝祭”的贡米。这是“天皇”号至迟在7世纪中叶已经出现的实物证明。总之，上述4位天皇均生卒于7世纪。无论采用哪种说法，“天皇”号在7世纪已经出现，当无疑义。

虽然“天皇”称号在7世纪的日本已经出现，但在以后的日本古籍中，“天皇”“人帝”“人王”的称呼经常并用。例如，《金刚峰寺杂文》记载，宽弘四年（1007年）十月十一日的金刚峰寺解案中称“当日本卅二主钦明天皇即位十七年”，《石清水八幡宫文书》记载，永承元年（1046年）河内守源赖信在告文中称，“本朝大日本国人帝第十六代治武皇”；宝治元年（1247年）八月十八日，《西大寺爱染明王像胎内瑜伽瑜祇经》中的《叡尊愿文》称，“日本国人王八十九代”。

虽然“天皇”称号屡见于中国正史，但是因顾忌“天子”的存在，“天皇”这一称号不用以致东亚各国的正式外交文书。唯一的例外，是致渤海国的外交文书。按照吉田孝在《日本的诞生》中的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天皇不愿接受大唐帝国的册封。同样，天皇之所以无姓，也是因为不愿接受册封的天皇试图超越中国“姓氏”制度，而且“赐姓”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天皇“至高无上”，无人能给天皇赐姓，所以无姓。

中国的“天皇”既有作为君主的政治含义，更有作为神的宗教含义，但日本采用“天皇”号的主要理由，是后者。按照日本著名史学家津田左右吉的观点，在前近代，天皇基本上不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天皇具有“神性”的思想是通过古人的实际生活培育起来的一种“国民精神”。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在《皇帝支配的成立》中提出，至迟在汉代以后，中国君主名号的功能已出现分化：在祭祀天神地祇和致函南蛮北狄西戎东夷时，是“天子”，在号令王侯和臣民时则是“皇帝”。在隋唐时，更有“八印玺制”。三个“皇帝”印玺用于颁发国内文书，而五个“天子”印玺则用于致蕃国的文书。但是在日本，“天子”和“皇帝”自古就是“合二为一”的“天皇”。无论何种场合，天皇均使用三寸见方的“天皇御玺”。现在关于何以称“天皇”，有几种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根据自然法则，认为“天皇”名号源于“天子面南”思想，即视位于天空北面恒定的北极星为“天”的“皇帝”。

大和政权的形成 有学者从社会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大和政权究竟何时形成做了分析。例如，井上光贞指出：“纪元前3或2世纪至纪元后3世纪的日本，阶级尚未正式分化，是初期农耕社会。按照《魏志·倭人传》的记述，在邪马台国九州论者看来，当时日本尚未出现统一国家。即使退一步采取大和论者的立场，在2世纪末倭国大乱之前，也绝不可能已经由大和朝廷建立了统一国家，而使用汉字记录更是在4世纪末即应神天皇以后。所以，‘记纪’的有关记述，即在此一千多年前的公元前7世纪，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东征并即位建立大和，显然不可能是信史。” 也有学者认为，4世纪初的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当是真正的大和政权的缔造者，在他之前的神武天皇和之后的八代天皇即“欠史八代”，均属子虚乌有。近年更有学者认为，“记纪”中对作为大和统治者的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政绩的记述，比较可信。例如，对男女分别课以不同额度的租税；向北陆、东海、西海、丹波派遣四道将军以扩充统治范围，均属信史。此外，大和朝廷先已崇奉的大神神社及大倭神社（现称大和神社）中明确表记的祭祀，也始自崇神天皇。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广受关注的论说，其中主要有：

一、“九州王朝东迁说”。该论说的主要倡导者水野祐在《增订日本古代王朝史论序说》中提出，应神天皇很可能是当时在九州和邪马台国对立的“狗奴国”的后代，东迁后在畿内的大和建立了新的政权。

二、“骑马民族征服说”。由日本著名史学家江上波夫竭力主张的这一论说提出，大和政权是由亚洲北方的骑马民族南下，在征服了高句丽、百济和任那之后，以之为据点越过大海，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使倭臣服，并在日本列岛上建立的史无前例的征服王朝。也就是说，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建立王朝的模式，对倭也同样适用。

三、“河内王朝入侵说”。和上述论说类似，即认为大和政权是由于河内地区豪强势力侵入畿内，建立起的大和政权。这种说法及其影响相对而言不具有代表性。

不难发现，上述论说均认为大和政权系由外来者通过征服而建立，并曾获得不少拥趸。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这些论说开始受到有力反驳。例如，平野邦雄指出：“首先，如果‘九州王朝东迁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当属征服王朝。然而事实上‘邪马台国东迁说’‘狗奴国东迁说’‘应神九州诞生说’，以及‘骑马民族征服说’，不仅完全没有统一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记纪’的批判而一度被否定的‘神武东征说’和‘应神九州诞生说’，在未获得任何新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得以复活。这无疑意味着学术的倒退。其次，就‘河内王朝入侵说’而言，大和同河内、摄津原本是一个地方，大和政治势力如果不能抑制作为其门户的河内、摄津，那么大和政权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这两个地区在以后的‘大和朝廷’时期，即使在作为天皇、贵族统治根基的畿内，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因此，来自河内的外来势力侵入并征服大和，似不太可能。”

尽管有些史实仍“云遮雾障”，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大和政权”出现于3世纪末4世纪初的畿内即奈良，而且不再像邪马台那样，被原始部落酋长般的统治者统治，而是由掌握强大权力的王者统治。王死后，也不像邪马台国那样即刻发生内乱，而是依靠已稳固建立的体制，由新的王者执掌政权继续统治。所有这些均表明，当时畿内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

近年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探究大和政权形成的时间，而且为探究大和政权发祥的空间，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一些专家根据考古发现提出，公元200年左右，大和朝廷在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隅的缠向，新建了古代都市。那时的当朝者约在公元220年去世，葬于缠向的石冢古坟。由于缠向遗址和冈山县吉备遗址类似的遗物很多，因此大和朝廷很有可能是从吉备迁入的集团建立的。大约在公元260年至270年，大和朝廷的势力急剧扩大，箸墓古坟就是为创建这一伟业的大和朝廷领袖建造的。安葬王族成员的黑冢古坟、安葬朝廷属下物部氏的西殿冢古坟，也基本上在同时期建造。凡此事实，为大和朝廷究竟起于何时，提供了重要思路。尤其是在缠向遗址中的发现，更具有启发性。

以大王为中心建立的大和政权，最初和北九州、出云、吉备等地的政权一样，也是地方政权。在统一了全国之后，其统治区域西起九州、东至关东，成为“中央政权”。

概括而言，大和政权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公元4世纪初，即继弥生时代以后，日本列岛开始进入“古坟时代”。“古坟时代”之所以又称大和时代，就是因为以大和地区为根据地、以大王氏为中心的豪族集团，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凌驾于北九州势力、出云势力、濑户内海地区势力的王权势力。

4世纪中叶，与百济缔结了军事同盟的“大和国家联军”入侵朝鲜，击败了“新罗国”，占领了半岛南部的“任那”。公元391年，“大和国家联军”继征服百济国、新罗国后，与高句丽进行了战争。结果，“高句丽军大胜、大和国联军败退”。约在这一世纪，日本古代国家的轮廓开始显现。这一史实被镌刻于“广开土王碑”。广开土王碑又称“好太王碑”。因为高句丽广开土王的正式谥号为“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或“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好太王于永乐元年（392年）即位（王陵碑上永乐元年为391年）。他采取了阻止百济南下并不断扩张领土的政策。他的后任长寿王，于丁卯年即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并自冠“永乐大王”。长寿王即位后，在甲寅即公元414年为了歌颂先王业绩，立该碑。现诸多史家经考证认为，其中不乏不实之处。井上光贞、永原庆二、儿玉幸多、大久保利谦编《日本历史大系》第1卷《原始·古代》第284—286页“广开土王陵碑”一节，有详细考证。

广开土王碑现立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境内，高6.34米，在角砾凝灰岩梯形四角柱石碑的四面碑文上，共刻有1800多字（一说1700多字）。需要强调的是，“倭寇”一词，就是在广开土王碑上首次出现的。碑文中被称为“辛丑年条”一节，记述了其与日本的关系：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丑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

公元5世纪是实现全国性政治统治、确立倭王权的所谓“倭五王”时期。 根据“乐浪海上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的记载可知，在日本列岛，“国”古已有之。但是，那时候的“国”类似于部落。虽然圣德太子在7世纪初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也有“国司”，但那和律令制下的“国司”意味迥异，一如当年的“宪法”和现在的宪法有云泥之别。

第三节　“倭五王”和“部民制”

如前所述，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第十四代仲哀天皇，属于“神话时代的天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大都不能作为信史。自第十五代应神天皇起，即进入“古代的天皇”时代后，包括“记纪”在内的记载相对比较可信。本节主要介绍属于“古代的天皇”的前十五代天皇，即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到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的主要生平，以及在此期间形成的日本“身份世袭制”的肇始——部民制。

倭五王时代 第十五代天皇应神天皇是“古代天皇时代”的肇始。应神天皇是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的第四个皇子，是神功皇后唯一的儿子，据称于仲哀天皇九年（200年）出生于筑紫（福冈）的蚊田。由于当年神功皇后身怀六甲亲征朝鲜半岛，因此应神天皇也被称为“胎中天皇”。神功皇后摄政三年后，当时仅3岁的“胎中天皇”被立为太子。直至神功皇后摄政69年后去世，应神天皇才于翌年登基，并将皇居迁往轻岛丰明宫（奈良县橿原市大轻町）。应神天皇在位期间，很多“渡来人”从中国来到日本，中国很多文化技术也随之进入日本，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农地耕作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和兵器的普及。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携《论语》和《千字文》进入日本，也是在应神天皇在位时期，标志儒教正式传入。

应神天皇的皇后是品陀真若王的女儿仲姬。其妃子众多，因此子女也多，《古事记》说有26个，而《日本书纪》说有20个。应神天皇在位40年某日，将皇后生的儿子大鹪鹩皇子和妃子、皇后的姐姐高城入姬生的儿子大山守皇子叫到跟前问，是大的孩子可爱还是小的孩子可爱？大山守皇子说是大的孩子可爱。大鹪鹩皇子说是小的孩子可爱。这个回答符合天皇的心意。因为，天皇想立菟道稚郎子为太子。于是，他让大山守皇子去大山里管理林野（让他守大山也算是实至名归）。翌年，应神天皇驾崩。据《古事记》记载，享年130岁，这显然不足为信。也有说是110岁，也似乎不太可信。但应神天皇长寿，不必存疑。

应神天皇大行后，菟道稚郎子和大鹪鹩皇子互相谦让，均不肯即位，一时传为美谈。据《日本书纪》记载，大鹪鹩皇子容姿端丽，心胸豁达。菟道稚郎子认为，君主如天，万民如地。君主只有德才兼备，方能俯视万民，哥哥大鹪鹩皇子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理应即位。但大鹪鹩皇子强调，让菟道稚郎子即位是父皇的心愿，不可违背。皇位为此空缺3年。后因菟道稚郎子去世，大鹪鹩皇子方才登基，号仁德天皇。对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不一。《古事记》称，由于菟道稚郎子夭折，大鹪鹩只能即位。《日本书纪》则称，菟道稚郎子为了让大鹪鹩即位而自杀。接到菟道稚郎子的噩耗，大鹪鹩皇子立即从难波宫赶到菟道宫，抱着弟弟的尸体号啕大哭并大声呼喊弟弟的名字。

仁德天皇即位后，将皇居迁往难波高津宫（今大阪市中央区）。翌年，仁德天皇立磐之媛为皇后，生下了后来的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三代天皇。据《日本书纪》记载，仁德天皇生活简朴，将难波高津宫用作皇居后没有进行任何装修，不仅墙根破旧，而且屋顶的茅草破旧不堪，能照进点点星光。这或有过誉之嫌，但仁德天皇即位后确实免去了诸国3年课税。仁德天皇好色，但是个“妻管严”。仁德天皇在位22年即335年某日，遇见了八田皇女，一见倾心，想纳她为妃，但皇后磐之媛坚决不同意。无奈仁德天皇对八田皇女情真意切，念念不忘，8年后某日，趁皇后去纪伊国（和歌山县）采柏叶，将八田皇女唤入宫中。皇后知道天皇的苟且之事后大怒，迁往筒城宫，和天皇分居。仁德天皇几次派人劝说，皇后不为所动，最后死在筒城宫。皇后去世几年后，天皇立八田皇女为皇后，但惹恼了皇后的妹妹雌鸟皇女（《古事记》中为女鸟王）。于是，仁德天皇派隼别皇子去当“说客”，希望能得到理解。结果，雌鸟皇女不仅没有理解，而且还和隼别皇子结了婚并写歌讽刺天皇，将“隼”（一种鹰）比作“鹪鹩”。天皇大怒，举兵讨伐，将他们夫妻俩杀死。据《古事记》记载，仁德天皇83岁驾崩，他的陵墓全长486米，是日本最大的前方后圆形坟墓。

不过，仁德天皇留下的主要遗产，是将郡县改称国郡。之后，国郡不断增加，一个字的国名被改为两个字。如“津”改为“摄津”，“纪”改为“纪伊”，等等。但同样因受汉字同音字多的影响，且日文假名还没有问世，国郡的名称很不确定。大化改新时，虽然朝廷颁布诏书，要求国郡固定名称，但直至《近江令》和《大宝律令》颁布，仍有一些国郡没有固定名称。例如，“萨摩”也被写作“萨末”，“三河”也被写成“参河”，“土佐”也被写成“土左”。日本国郡均包括在“五畿七道”内。“五畿七道”又称“畿内七道”。七道原是由山脉、海滨等地理环境形成的：以京畿为中心，东至东海、东山、北陆；西至山阴、山阳、南海；另外还有“镇西”一道。第十代天皇崇神天皇的“四道将军”，就是分管东海、北陆、山阴、山阳“四道”。

仁德天皇驾崩后，他的3个儿子即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先后即位，成为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代天皇。兄终弟及的这3代天皇，前两代都短命：履中天皇在位6年驾崩；反正天皇在位5年驾崩，史籍也没有关于他们政绩的记载。允恭天皇在位时间较长（412—453年），根据中国史籍《宋书·蛮夷传·倭国》（简称《宋书·倭国传》）记载，可能是“倭五王”中的“济”，曾向宋朝纳贡。公元453年，允恭天皇驾崩，葬于今大阪府藤井寺市惠我长野北陵。

允恭天皇驾崩后，太子木梨轻皇子和二皇子穴穗皇子为争皇位兄弟阋墙，兵戎相见。太子木梨轻皇子平日生活淫乱，如果成为天皇当不是国之幸事，因此朝野人心都向着穴穗皇子。最后，木梨轻皇子在走投无路之际自刃身亡，穴穗皇子即位，成为第二十代天皇安康天皇。安康天皇即位后将皇居迁往大和三边郡的穴穗宫（今奈良县天理市）。为了消除隐患，他将有可能威胁他皇位的叔叔大草香皇子杀死，并娶了大草香皇子的妻子中蒂姬，还将她立为皇后。大草香皇子有个儿子叫眉轮王，当年只有7岁。长大后，眉轮王为了给自己报杀父之仇，也为了给父亲报夺妻之恨，一天在安康天皇酒酣耳热，枕着皇后的膝盖休息时，发起突然袭击，将安康天皇的首级割下。安康天皇在位3年，被杀时56岁。《雄略天皇纪》开篇就是眉轮王杀安康天皇的情景。

安康天皇被杀后，忍坂大中姬所生的五皇子即刻举兵讨伐，最终将眉轮王包围在一间屋子里烧死，随后即位，成为第二十一代天皇即雄略天皇。史籍记载，雄略天皇独断专行，性格暴虐，令众臣恐惧。在位23年后，雄略天皇驾崩，临终前颁布遗诏：天下事无论大小皆由太子定夺。雄略天皇的太子是葛城氏的韩媛所生，生下来即长着白发，因此号清宁天皇，为第二十二代天皇。在《古事记》里称清宁天皇“白发大倭根子”，《日本书纪》则称“白发武广国押稚日本根子天皇”。这位天皇虽冠号“清宁”，但日子过得并不清宁，因为他即位后一直没有子嗣，以致焦虑病倒，5年后驾崩。

清宁天皇驾崩后，履中天皇的孙子、市边押磐皇子的儿子来目稚子，即位当了第二十三代天皇，号显宗天皇。关于显宗天皇，史籍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只说他是个体恤民众的天皇。关于其在位时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迥然有异。《古事记》称，显宗天皇在位8年，38岁驾崩，而《日本书纪》称在位3年。

显宗天皇驾崩后，履中天皇和妃子荑媛的儿子，即意祁王即位，成为第二十四代天皇，号仁贤天皇。意祁王有大脚、大为、岛郎等别称。史料记载，仁贤天皇“年少时即才气焕发，成年后谦逊温厚”，确实有仁贤之德，但究竟有哪些具体政绩显示他的仁贤，却几乎没有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仁贤天皇即位当年立雄略天皇的皇女春日大娘为皇后，在位11年。

仁贤天皇驾崩后，皇后春日大娘的儿子若雀即位。若雀7岁被立为太子，即位后号武烈天皇。武烈天皇赏罚分明，但是性格暴虐，冷酷无情，震慑朝野，令人恐惧。《日本书纪》对他的评价是：“长好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又频造诸恶，不修一善。凡诸酷刑，无不亲览。国内居人，咸皆震怖。”武烈天皇除了“好田猎，走狗试马，出入不时”，还有此处难以下笔的各种嗜好，整日“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常与宫人沉湎于酒”。 武烈天皇即位前，有个叫平群真鸟的大臣主宰国政，颐指气使，而且以营造太子宫室的名义，为自己修建了奢华异常的府邸。更令当时还是太子的武烈天皇难以容忍的是，太子看上了物部氏的女儿影媛，邀她一起游乐。虽然影媛已经和平群真鸟的儿子鲔好上了，但太子的邀约岂能拒绝？只能赴约。当他俩正亲热时，鲔突然闯了进来，令太子非常不爽。之后，太子令大伴金村带兵将鲔斩杀，并且纵火焚烧了平群真鸟的府邸，将平群真鸟活活烧死。武烈天皇甚至令人将孕妇的腹部剖开，看里面的胎儿，残暴得令人发指。在位8年后，武烈天皇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命呜呼。

这一时期，“倭”从中国吸取了被称为“部”的新的国家组织管理生产的方式，在全国配置了屯仓。象征大王权力的前方后圆古坟，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倭五王系谱在中国史籍《宋书》《梁书》中均有记述：

中国史籍《宋书》记载有“珍”“赞”“济”“武”“兴”。

中国史籍《梁书》记载有“赞”“弥”“济”“兴”“武”。

日本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有“倭五王”的记载，但因不用上述名讳而用天皇年号，故“倭五王”究竟和哪几位天皇对应迄今未明，主要争议点是：

“赞”对应应神天皇、仁德天皇或履中天皇；

“珍”对应仁德天皇或反正天皇；

“济”对应允恭天皇；

“兴”对应安康天皇；

“武”对应雄略天皇。

诸多中国史籍，如《晋书》《梁书》《宋书》，均有关于倭五王和中国朝廷交往的记载，其中尤以《宋书·倭国传》的记载最为详尽。按其所记，421年、425年、443年、451年、462年等，历代倭王先后遣使中国：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425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443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451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462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对《宋书》中的上述记载，熊谷公男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评论：“倭五王执拗地要求承认其在半岛南部的军政权，是希望通过获取中国王朝的官爵，显示其是这一小世界的统治者。但是，对自认为是‘天下’唯一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来说，承认倭王为‘天下’中的小世界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可能。因此自倭王武开始，列岛统治者终于意识到其以往外交政策的矛盾。于是，倭王决意脱离册封体制，与中国王朝诀别，开始踏上作为独自的‘天下’的世界王者的道路。使之决意踏上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是倭王已不需要借助中国王朝的权威，维持自己作为列岛统治者的地位。因此，自7世纪至9世纪，虽则列岛持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但那仅是倭王、天皇派出的进行朝贡贸易的使节，并没有受到册封。在这一时期，如以后也将看到的，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 熊谷公男的评论不无道理，对列岛的君主而言，中国王朝的册封并非不可或缺。诉诸历史，列岛和中国之间确曾多次“断交”。例如，在倭五王向宋朝派遣使臣之前，以4世纪为中心的一个半世纪，以及倭五王不再遣使至遣隋使出现的120多年间，列岛和中国不存在官方外交。因此，以“册封体制”这一概念概括东亚国际关系，显然与史实不符。

部民制的建立 武烈天皇驾崩后，即位的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彦主人王和垂仁天皇的七世孙女振媛的儿子男大迹，号继体天皇。继体天皇立武烈天皇的妹妹手白香为皇后。在继体天皇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百济国贸易频繁，但也因此和统辖肥前、肥后、丰前、丰后的筑紫国造磐井矛盾尖锐，发生了“磐井之乱”，最终磐井被镇压。继体天皇在位25年，《古事记》称驾崩时43岁，而《日本书纪》称驾崩时82岁。

继体天皇驾崩后，他和尾张连草香的女儿目子媛所生的长子勾大兄即位，号安闲天皇。安闲天皇即位时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翁。他即位后将皇居迁到了勾金桥，即今天奈良县橿原市曲川町，立仁贤天皇的女儿春日山田皇女为皇后，另外还纳了三房妃子，后妃都和仁贤天皇血缘很近。或许是近亲结婚的缘故，也或许是年老力衰，安闲天皇虽然有四位后妃，但她们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子嗣。安闲天皇在位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是在九州至关东许多地方设置了屯仓，并因此和各地国造、豪强矛盾日趋尖锐。对此，《日本书纪》有明确记载。

公元536年，在位4年的安闲天皇驾崩，享年70岁。继体天皇和皇妃目子媛生的儿子桧隈高田皇子即位，号宣化天皇。《日本书纪》对其评价不错，称其清廉而为人坦荡。即位后，宣化天皇将皇居迁到了桧隈的庐入野，立仁贤天皇的女儿橘仲皇女为皇后，并任命苏我稻目为大臣。如后面所述，这一任命对日本历史有重大影响。同时，宣化天皇敕令各地将粮食运往筑紫国那津的官家，以备不时之需。同时敕令加强筑紫的防备，以减轻与新罗对峙的百济的压力。宣化天皇也比较长寿，73岁驾崩。

宣化天皇驾崩后，成为第二十九代天皇的是继体天皇和手白香皇女的儿子即钦明天皇。钦明天皇即位时年纪尚幼，因此由安闲天皇的皇后春日山田皇后作为皇太后理政。长大后，钦明天皇立了宣化天皇的女儿石姬为皇后。由于他们的长子夭折，因此立了次子为太子。这位太子，就是继钦明天皇之后成为第三十代天皇的敏达天皇。除了皇后，钦明天皇还娶了5位妃子：皇后的两位妹妹稚绫姬和日影皇女、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和小姉君、春日臣的女儿糠子。坚盐媛为天皇生了七男六女，其中包括以后的用明天皇和推古天皇。小姉君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崇峻天皇。用明天皇的皇后即圣德太子的母亲，是小姉君的女儿。由此不难设想，苏我稻目在朝廷中的地位。《钦明天皇纪》中记述较多的，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之间的交流和亲密关系。作为日本佛教传入标志的佛像，就是从百济迎入的。对此，本章有专节论述，在此不赘。

在“古代的天皇”在位期间，日本身份世袭制开始形成。日本大和政权的统治阶层，是由不同姓氏的权贵组成的，但日本的“姓氏”与中国的“姓氏”明显不同。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已有姓，距今约五千年。“姓”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子女都随母亲姓。所以，一些古老的姓如姬、姜、姚、妘、妫、姒、嬴等，都是女字旁。到了氏族社会时期，随着同一祖先繁衍的子孙增多，一个家族往往分成若干支系并散居各地。于是，各支系的子孙便有了“氏”。《国语·周语》记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按《通志·氏族略》的说法，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通志·氏族略》记载：“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至周代，姓氏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定，“礼不娶同姓”。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女子称姓，但这类姓与氏都是贵族才有权使用的称号。没有名字的平民百姓，人们统一以其职业称呼，如庖丁是对姓丁的厨子的称呼、优孟是指姓孟的艺人等。秦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并渐渐合二为一。《通志·氏族略》记载：“秦灭六国，子孙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意思是西汉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已将姓氏视为同一概念。

但是，日本却是姓以“别贵贱”。因为“姓”是朝廷给予的尊称（称号）。5世纪至6世纪，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建立起了全国政权——大和政权。大和政权的政治结构均如金字塔：位处塔尖的是“大王”；塔尖以下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均由合称“臣连”的臣姓和连姓豪族担任。其中臣姓地位更高，称“大臣”；连姓次之，称“大连”。前面冠有“大”还意为此人有政治实绩。地方上相当于准领主的伴造、国造，以及县主、稻置，则由臣、连、君、早、直、首“六姓”豪族担任。再后，依次是部民、奴隶。公元5世纪左右，使各豪族获得新的身份、作为大和政治体制核心的氏姓制度，以及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部民制最终确定。“部”最初也有称“伴”，后来统一称“部”。部民主要来源于三种人：一是被征服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二是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移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拥有技能，所以主要从事手工业生产；三是因违背统治者意志等被贬为部民的平民（自由民）。部的基本构成如下：

名代是把大王及其一族的名字传之后世，子代是继承没有后嗣的大王的名字。从事农业劳动的称“田部”，从事手工业及其他职业的部称“品部”。各生产集团组成的“品部”有田部、园部（耕作）、服部（纺织）、赤染部（染色）、玉造部（装饰）、弓削部、鞍作部（武具）、史部（文书）、忌部、宫部（葬祭）、土师部、陶部（土器）、倭锻冶部、韩锻冶部（工具、农具）、矢作部（武器）、工部·漆部（工具）、犬养部·马饲部（饲养）、山部·海部（相关事务）。

处于上述金字塔形政治结构塔尖的，是大王。但是大王并不直接掌握“绝对权力”，而是通过由官员组成的“合议制”处理和解决问题。因此，负责“合议制”的人物是“实权人物”。此实权人物一般和大王有姻亲关系，并必然出自“大臣”或“大连”。“氏”表明出生地区（如葛城氏、石川氏）、所从事职业（如忌氏、服部氏）、所在门第（如久米氏）。按照日本著名史家坂本太郎的说法，“这个时代的‘氏’具有观念的和现实的两种含义，必须分别加以理解。在观念的意义上，是指有着或相信有着同一父系祖先的全体家族和人们，而在现实的意义上，则指这些家族的某些成员聚集在一起，组成部落的形式。” 以历代天皇为祖先的氏，有臣、君等姓。以神代史上的神为祖先的，以连为姓。祖先是“归化人”的，多姓史、村主。由于大和、河内、摄津地区是支撑“大和政权”的地区，因此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官吏豪族较多，其中最有权势的是大伴氏、物部氏、和珥氏、巨势氏、平群氏、苏我氏。

获得“大臣”荣誉的，最初是自5世纪初任职70年的“葛城氏”，其次是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平群氏”，再次是6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任职长达140年至150年的后发势力“苏我氏”；而担任大连的“氏”，最初是5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初的“大伴氏”。从氏和姓与职务的连贯、一致性判断，可知“氏姓制”是世袭制。大和政治体制这种对权力的垄断，往往成为权力争夺的重要原因。同时，世袭制往往在政治中孕育怠惰和满足现状，因此为支撑和推动大和朝廷提供原动力的，是大和地方的中心豪族集团。这些中小豪族集团统称“伴造”，即生产集团的首领，具体职能是管理、支配为朝廷提供必要的技术、劳力、物资的“部民”。

4世纪至5世纪，“大和朝廷”积极推动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因此诸多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来的人登陆列岛，并传入了灌溉等“农业技术”、打制铁制品等“工作技术”，为日本列岛的生产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而带入了汉字和学问、宗教、思想。为了留住人才，大和朝廷给予他们“氏”的身份，并赠予土地。据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记载，在1182个氏中，有373个氏是“渡来人”的氏，约占总数30%。

“子代”系大和朝廷时代（5世纪至6世纪）的“皇室私有民”。为了使亲王（皇子）和内亲王（皇女）的花费（如养育费）由民众负担，将一部分部民划为直属皇室的“私有民”。

“名代”是相对于为“养育”亲王和内亲王而设置的生产集团“子代”的、冠以大王和皇族之名的生产集团，其性质和“子代”无甚差别。“名代”主要存在于关东。

“品部”又称“部曲”，是隶属于中央和地方豪族的“私有民”、享有受庇佑的权利与提供“租税和劳力”的义务。部民的身份高于奴隶，作为下层民众从事各项生产活动。

“奴隶”又称“奴卑”，处在社会底层。除了侍奉权贵外，奴隶中有一部分是隶属神社的“神奴”。此外还有从事“马饲”“墓守”等职业的奴隶。

综上所述，按照林屋辰三郎的说法：“5世纪的古代王权，最初通过政治的统一而获得了最大规模，其权力结构是，拥有臣的氏姓者多半是皇亲国戚，从中产生大臣（如葛城氏、平群氏），从拥有连的氏姓、大多沿袭伴造系谱的军事、技术职业者（如大伴氏、物部氏）中产生大连，料理政务，通过天皇口头颁布的敕、宣传而贯彻统治意志。因此，支撑大臣、大连等权力阶层的豪族之间，始终围绕天皇的统治地位反复展开争斗，并多次引发内乱。”

公元675年，部民制被废除，臣、连、伴造、国造等旧部民所有者成为国家机构中的官僚。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更替是日本律令制国家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四节　汉字和儒教：日本的路标

世界历史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将历史分为如古代、近代、现代的“断代研究”。“历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成书于公元前443年的《历史》，是这类研究的先声。《历史》以希波战争为主线，叙述了西亚、北非、希腊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全书共分9卷，每一卷都以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缪斯女神的名字作为题目。第一卷的题目是历史女神“克里奥”（Clio）。另一种是将历史分为不同文明或文化区域。俄国学者尼古拉·达尼莱夫斯基1870年发表的《俄国和欧洲》，是这类研究的先声。达尼莱夫斯基认为，将历史分为古代、近代这种研究不科学，理由是，各国发展并不同步，欧洲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时，非洲还处在蒙昧社会。俄国和欧洲的文化也存在诸多相异之处。他将当时的世界划分为11个文化圈。这种研究被称为“文化形态史”或“文明形态史”。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两者之间还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菲利普·巴格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汉字文化圈”的研究，本质上属于“文化形态史研究”。

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是一面向前走，一面树立路标的民族，而日本人则是依靠路标走过来的民族。” 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汉字和儒教就是日本民族据以前行的最初的路标。

日语的语源 “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学者提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出版社“大修馆”打算出一套关于东亚的书，想找一个能够涵盖东亚地区的术语。然而“东亚”是产生于近代的地域名称，怎么办？主编龟井孝是语言学家，精通德语，他提出参照Chinesischer Kulturkreis，叫“汉字文化圈”。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认为，汉字文化圈包括四项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日本完全具备这四项要素是在8世纪。尽管地理大发现后，日本开始转向西方寻找新的路标，但作为其文化根基的四项要素均源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曾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按照日本史籍《古语拾遗》的记载，“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那么，日语是如何产生的呢？早在江户时代，已有学者通过日语和周边民族语言的比较，调查了解日语语系，探究日语的源流。例如，新井白石和藤井贞干就曾指出，日本语和朝鲜语相类似。明治以后，语言比较进一步展开，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一是日语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特别是属于阿尔泰语；二是日语和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关系密切；三是日语和南方语系关系密切；四是日语源于阿伊努语，是从阿伊努语分离出来的。第四种论说的主要倡导者，是被称为“阿伊努之父”的J.巴切拉。但是，阿伊努语研究大家金田一京助和知里真志保均指出，上述两种语言虽然文法方面存在相似点，但也存在很多相异点，并且两种语言不存在数词和其他基本单词的对应性。因此，上述第四种论说现已被排除，而第一种和第二种论说则可以归并为“乌拉尔·阿尔泰语说”。

1908年，东京大学语言学教授藤冈胜二列出了14项阿尔泰语的特征，其中13项特征日语同样存在。他的论说，受到很多学者支持。但是，阿尔泰语和日语对应的单词非常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存在亲缘关系，日语应很早就从阿尔泰语中分离出来了。

所谓南方语系，是指从包括夏威夷和新西兰在内的南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诸岛的岛民使用的语言，总称波利尼西亚语。1914年到达日本的语言学家E.D.波利瓦诺夫，通过对长崎县西彼杵郡三重村的实地调查和其他各项研究后声称：“我可以证明，日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同根同源。”他的这一着眼点为比较神话学者松本信广所承袭，语言学者泉井久之助也提出，自西南日本至朝鲜南部，可能存在使用南方语的时期。

“二战”后，有关日语起源及其所归属的语系仍继续得到探讨。

村山七郎在《日本语的诞生》《日本语的起源和语源》等论著中，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日语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对日语的研究必须关注其“祖形”和“祖语”。村山七郎通过对作为世俗用语的“子”和“人”的语源对比，以及作为宗教用语的“神”和“皇”的语源对比指出，日语受到来自日本南、北两方面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这和日本人的祖先即“绳文人”和“弥生人”分别来自日本列岛的南方和北方相符。

大野晋认为，在考察日语语源时，不应拘泥于在研究印欧语系时形成和采用的比较语言学方法，不应局限于语言学本身，而应采用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他在1957年撰写的《日本语的起源》中，列举了几个颇为关键的波利尼西亚语和日语的类似点，并据此推断：波利尼西亚语为日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之后，他又在《日本语的起源·新版》中提出，日语和泰米尔语不仅在语法上均属黏着语，而且两种语言之间有300多个词语的语义和音韵对应。他在这本论著的“对应语和物的世界”一章中强调：“日语有关农耕、农产品的单词，与泰米尔语中的相关单词多有对应。”他还强调：“在考察日本的稻耕文化来自何方这一问题时，这是不可忽略的材料。”他同时还指出，上述两种语言在欢庆丰收的礼仪、婚姻丧葬、日常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等许多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按照他的研究结论：“日本的基层语言曾经是南洋语言，后在绳文时代末期，泰米尔语覆盖了这种近似于波利尼西亚语音韵组织的语言。”

安本美典采用计量方法对日本语起源进行研究，并对原先的研究提出批评：第一，在对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取得相当成功的系统论模式，未必适用于对日语的研究。因为与可以明确追根溯源的西方语言不同，日语是在周边语言“逐渐流入”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强调，在考察日语起源时，与其采用“系统论”，毋宁采用“流入论”更为有效。第二，必须客观地辨别“必然的一致和偶然的一致”。他举例说，德语中的hand和英语中的hand具有同源关系，因此属于“必然的一致”。与之相比，日语中的そう和英语中的SO虽然意思相近，发音相似，但属于“偶然的一致”。安本美典以“流入论”模式作为前提，采取统计、量化的具体作业方式，对日语和周边各种语言的一致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描绘了一幅“日语形成网络图”，并最终得出结论：“至少有不同语系的四至五种语言的流入，对日语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他特别强调：“这幅日语形成网络图，可以说是一幅显示日本民族、日本文化起源的鸟瞰图。”

虽然上述学者的观点相左，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均认为日语在其形成期已具有多元性。

“真名”和“假名” 对日本影响如此深刻的汉字即“真名”，是如何传入日本并变异为“假名”的呢？在中国的三国时期，魏国使者登上日本列岛时，已将文字传入。但当时的倭人对汉字只是“观赏”，并未仿效。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是日本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的一幅人物画像镜铭文。48个字组成的铭文，有“癸未年八月”字样。据推算，383年、443年和503年均是癸未年，但443年说（倭五王“济”，即允恭天皇统治时期）最有说服力。还有两份证据证明至5世纪日本人已开始使用文字：一是478年中国的史籍中，有“倭五王”中的“武”，即雄略天皇呈“上表文”的记载。当时有“归化人”为皇室撰写文书，倭王武的“上表文”，很可能由“归化人”书写。 二是在九州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一把大刀，刀上有银的象眼铭文，计74个字。据推断，这把刀当属反正天皇时的器物。当时的文字，皆为铸造或雕刻、镶嵌的文字，并非用笔直接书写。其结构古拙，近似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只是中国的青铜器铭文是钟鼎文，而日本当时的文字是具有典型的中国六朝时代风格的魏碑体。

至推古天皇在位的7世纪初，日本才有确切的金石文字。7世纪以降的遗物，其数量急剧增加。最初书写在纸上的墨宝，可以圣德太子“自撰自书”的《法华义疏》为例。虽然藤枝晃氏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法华义疏》很可能是职业的写经生所作，并非圣德太子亲笔。但不管怎么说，《法华义疏》显示了典型的六朝书风，问世于当时属不争事实。之后，对文字发生兴趣的人不断增加，文字的书写很快在达官显贵中传播。正如中村元所写道：“大约在一千四百年前，汉文就传入了日本但直到推谷朝（6世纪），只有一小群专家使用汉文，他们对当地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以及隋唐文物制度的引进（6至9世纪），学汉语和懂汉文的人数才大大增加。”

现代日语基本上属于拼音文字，其拼音字母，就是日本独有的书写方式“假名”。所谓“假名”，是相对于“真名”汉字而言的。“假”意为“借用”，“名”意为“字”。顾名思义，“假名”是在吸收和借鉴汉字读音及书写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不确定的汉字，如“依”或“伊”为日语的YI注音，是“日文”形成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将表意的汉字“取其音而舍其义”，是创造假名的最初思路。留存至今的“推古遗文”，即推古天皇当政时的文书，就是此类用例的证明。而在对汉字进行这种改造、利用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归化人”。按大野晋的说法：“这意味着第一批归化人在文字表记上留下的足迹，深深印入了日本文字史。”

“万叶假名”，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万叶集》是以“汉字”写成的一部具有日本民族文学体裁和风格的诗歌集，共收录诗歌约4500首。但是，其中的汉字只是以汉字读音为日语表音，并不具有汉字原初的含义。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时为日语表音的汉字已相对固定。这些“汉字”，就是日本独有的书写方式的发端——万叶假名。万叶假名共有88个。

但是，“万叶假名”仍存在汉字笔画烦琐的弊端。至平安时代初期，“片假名”开始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一弊端。今天的片假名字母中，有十多个是对“归化人”为日语表音的常用汉字楷体的简化，基本方法就是仅取其偏旁，如“阿”简化为“ア”，“伊”简化为“イ”，“加”简化为“カ”，等等。

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男权主义社会的特征日趋明显，妇女开始与汉字疏远。但是，由于贵族社会的妇女依然需要通过文字进行表达、进行交流，因此“万叶假名”逐渐被改造成一种女性专用文字——“女手”。女手是在简化汉字草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加”被简化成“か”，“奴”被简化成“ぬ”，等等。

总之，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至引进汉字、借用汉字为日语表音、创造万叶假名、片假名、平假名，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演变，“日文”终于形成。

“去汉字化”历史 虽然“假名”脱胎于“真名”，但是，日本“去汉字化”的动向，始终若隐若现，长盛不衰。根据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所述：“如果将范围限缩在现在还存留的文书的话，夹杂着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文书大约是在10世纪左右出现的。而在大约13世纪后半叶时，夹杂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文书大约占全部文书的20%。南北朝时期也没有很大的改变。直到室町时代（15世纪）时，这个比例才突然上升，夹杂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文书从大约50%，上升到60%至70%左右。”

18世纪初，新井白石首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表意文字的观点。新井白石在正德五年（1715年）发表的《西洋纪闻》一书中写道：“（西洋）字母仅廿余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而汉之文字万有余，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之后，他又在《东雅》一书中进一步批评日本人过分使用汉字，以致令汉、和字主客颠倒。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泱泱东方大国败于西方英伦之夷虏，并被迫签“城下之盟”。消息传至日本，令日本朝野震动。一些日本人开始质疑汉字文明已不足持。庆应二年（1866年），前岛密向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递交了《汉字废止之议》，被视为首倡“废汉字”的第一人。他在该文书中写道：“值此国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讲求救国之策，我的议论好像有点儿迂远，其实不然。救国之本在于教育，教育应不论贵贱士庶、普及到全体国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简便易学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汉字、汉文，难学难用，因而学习的人很少。有限的学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时代的宝贵光阴耗在认记汉字的音形上。少年时代应该是讲求事理学问的好时光，如今却为学习这种无用的古学而磨钝了精神感性，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 明治二年（1869年）五月，前岛密又向明治政府递交了《关于语文教育之议》，再次提出废除汉字。这一主张不仅为很多人拥护，而且为很多人继承。1886年，语言学家小岛一腾发表了《日本新字》一文，率先提出“汉字全废论”。19世纪末，评论家木村鹰太郎和历史学家重野安绎分别提出了“日本文字改良案”和“汉字限制论”。日本“二战”失败后，“汉字废止论”被重新提出。1945年11月12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废除汉字，可以同时促进我们扫除头脑中存在的封建意识，奋起追求美国式干脆利落的效率。”但是，直到今天，日文依然无法“驱逐”汉字。据统计，日文中现包含25种语言，有四种书写方式：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二战”前，东京各大报纸上使用的汉字有7500至8000个。1946年，日本文部省将“当用汉字”即常用汉字，减为1850个，并对其中的740个汉字进行简化。之后，“当用汉字”进一步减少。1981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当用汉字”为1945个。另据统计，今天日本报刊上使用的汉字有4000至5000个，在各类学术专著和论文中使用的汉字有8000至10000个。虽然现在日文中以片假名表述的外来语日益增多，但汉字在日文中依然牢牢占据一席之地，不可或缺。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而语言文字则是探寻民族文化特征最好的线索。根据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的“语言世界观”理论（Language Weltanschauung）：“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是由语言结构决定的。”德国裔美国学者萨丕尔和沃尔夫这对师生也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中提出，“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决定该民族的文化结构”。日本能够即时吸取外来文化，同时又较好地保留传统文化，和日语的特性显然不无关联。

儒教的传入 中国人自古重视死亡的丧葬礼仪，需要有人打理，因此在商朝逐渐产生了一种专门办理丧葬事务的专职人员。这些人精通当地的风俗文化和礼仪习惯，他们就是早期的儒，又称“术士”。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有明确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以后，“儒”逐渐演变为“读书人”的代名词。东汉的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写道：“儒者，濡也。”意思是“儒”就是以道德浸润人心，以优柔安抚人心。

儒教是在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日本书纪》记载，大约在公元3世纪，因学者阿直岐的推荐，应神天皇邀请朝鲜半岛百济国的五经博士王仁访问日本，担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王仁便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作为课本。当然，真正的《千字文》是6世纪梁朝人周兴嗣所作，3世纪问世的“千字文”，充其量只是一种“课本”。这段历史被视为儒教传入日本的正式开端。值得关注的是，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以后，儒教思想构成了贯穿律令制的道德要素。当年颁布的《男女之法》，既是最原始的《婚姻法》，也是构建男子中心主义的正式文告。根据该项法律，以往作为世系氏族成员的子女，一律划归父系氏族。同时废除了母子同姓，父子异姓制，在法律上体现了源于中国儒教的男尊女卑。

独步于世的日本天皇制有着浓厚的儒教色彩。自9世纪后半叶在位的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开始，皇室男性大都叫“×仁”。因为，天皇至高无上，而“仁”是儒学的核心。除了“仁”字，天皇名字中另一个字也大都取自中国儒教典籍，如昭和天皇裕仁的“裕”字，典出《尚书》“裕乃以民宁”。明仁天皇的“明”字，包含《周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之义。今上德仁天皇的“德”是儒教核心价值观。天皇的年号也大都典出儒学经典，如“明治”二字，典出《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昭和”二字，典出《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则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寓意天下和平。由此可见，儒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源远流长。

用明二年（587年）用明天皇驾崩后，第三十二代天皇崇峻天皇即位，在位5年。公元592年崇峻天皇驾崩后，留下3个皇子：敏达天皇的彦人大兄、敏达天皇的竹田皇子、用明天皇的厩户皇子。选哪个皇子即位都是左右为难的事，何况与其立名义上的幼主，莫如名正言顺掌权。于是，用明天皇的同胞妹妹在众卿劝进下即位，成为大和朝廷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554—628年）登基后，在用明天皇嫡子厩户皇子19岁时，将他立为太子并请他摄政。厩户皇子出生于用明天皇别宫，当年是马官即厩户，因而得名，“圣德太子”是其谥号，是后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身具佛德、深谙佛法而对他的尊称。“圣德太子”在《日本书纪》中的称谓是丰聪耳厩户皇子，并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因其居于上宫，故又称上宫王、上宫太子。关于圣德太子的身世，《日本书纪》卷21有以下记载：

（用明天皇元年）春正月壬子朔，立穴穗部间人皇女为皇后，是生四男，其一曰厩户皇子，更名丰耳聪圣德，或名丰聪耳法大王，或云法主王。是皇子初居上宫，后移斑鸠，于丰御食炊屋姬天皇世，位居东宫，总摄万机，行天皇事。

推古天皇在圣德太子摄政下推行政策的基本路线，和苏我马子的路线一脉相承。许多史家指出，推古朝最初十年的政治体制，堪称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共治体制。但即便如此，两人之间的矛盾显然存在。推古天皇九年（601年），圣德太子移居在斑鸠之地建造的宫室，“总摄万机，行天皇事”。究其迁移斑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脱离苏我马子的控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圣德太子以儒教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内政外交改革。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有两项：一是制定官员等级制——“冠位十二阶”，二是颁布规范社会秩序和官员行为的“宪法十七条”。

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十一年（603年）十月，推古天皇在小垦田宫设立朝廷，十二月即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并于翌年正月实施。所谓冠位十二阶，即将官员分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的一种官位制度。显而易见，冠位十二阶将作为儒教最大道德准则的德置于第一位，然后依次是儒学强调的、必须奉行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共十二阶，充分显示了推古朝对儒学的重视。同时因采用不同颜色的絁制成的“冠”作为官位等级的标志，故称“冠位十二阶”。实际上，各阶官员不仅冠不同，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不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冠位是天皇授予朝廷和地方豪族、官员表明其身份的标志，但与当时及以后依然存在的氏姓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特征：姓氏是一定范围的族员的共同标志，强调的是血统，而冠位则是授予个人的、显示个人官职的标志，强调个人的功绩。推古朝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是使以姓为基础的强调血缘的秩序，向强调功绩的官员秩序转变的开端。之后，随着国家组织的完善，特别是律令法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并经过大化改新后的冠位制修改， 冠位十二阶成为以后官员身份制度的起源。

同样据《日本书纪》推古十二年（604年）条，有“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一句，以及宪法十七条全文：

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臣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至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四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礼乎，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五曰、绝飨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日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岁。须治讼者，得利为常，见贿听谳。便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

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见恶必匡。其谄诈者，则为覆二国家之利器，为绝人民之锋剑。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世少生知，尅念作圣。事无大少，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因此国家永久，社禝勿危。故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监，终日难尽。是以迟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尽。

九曰、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

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日者赏不在功，罚不在罪。执事群卿，宜明赏罚。

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收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十三曰、诸任官者，同知职掌。或病或使，有阙于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识。其以非与闻，勿防公务。

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悦，才优于己则嫉妒。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则以私妨公，憾起则违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谐，其亦是情欤。

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间，以可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曰、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辫，辞则得理。

“宪法十七条”之“宪法”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作为国家一切法律之基础的宪法（constitution）。现代意义的宪法在日本的问世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但是就功能而言，宪法十七条在规范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方面，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宪法十七条强调国家由君（3次）、臣（4次）、民（6次）三大要素构成，即体现了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尽管在宪法十七条中，“君”也时以“王”出现；广义的“臣”包括“王臣”“群臣”“群卿臣百僚”等中央官吏，以及“国司”“国造”等地方官吏；同时“官”“官司”等词语也多次出现；“民”则既有“百姓”，也有“人民”。

其次，宪法十七条规定了国家臣僚应该具备的道德操守和必须服从的纪律规定。如规定官对君要“承诏必谨”（第三条）；官对官“群卿百寮，以礼为本”（第四条）；官对民要“绝飨弃欲，明辨诉讼”（第五条），“国司国造，勿收敛百姓”（第十二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第十五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一条），则体现了法家的治国原则。

最后，宪法十七条虽然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例如，“笃敬三宝”（第二条）即强调必须尊崇佛教。

总之，虽然宪法十七条是一种训诫，和被称为律令的法律属两个系统。但是，无论是在通过对官吏的训诫来阐述国家的理想方面，还是在遵循儒家和法家的世界观方面，宪法十七条同律令，特别是令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宪法十七条被视为日本法制的起源。例如，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式》在序言中写道：“上宫太子亲作宪法十七条，国家制法自兹始焉。”另外，宪法十七条虽无刑罚规定，但是《隋书·东夷传》关于倭国风俗所写道的“其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则明确无误地显示了推古时代“笞、杖、徒、流、死”五刑的运用。

圣德太子另一项重要政绩是自公元620年开始着手编纂《天皇记》和《国记》。这是日本“国史”编纂的正式开端。在“大化改新”的争斗中，这一珍贵资料焚于战火，现已无法查考。

在外交方面，推古朝推行的基本路线是“亲隋”路线。遣隋使的派遣，就是圣德太子利用他摄政的权力做出的决定。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大和朝廷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按照《隋书·东夷传》的记载：“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也就是说，学习佛法是小野妹子出使隋代中国的重要目的。这一年也是大和朝廷首次派学问僧同遣隋使一起前往中国。

第五节　内政外交的激变

中国元号制肇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日本“元号制”传自中国。根据通行说法，日本“元号制”的设立始于645年“大化改新”。所谓大化改新即孝德天皇“改元大化”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大化改新作为日本历史的里程碑，意义深远。因为经此“改新”，日本开始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日本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大化改新后，日本和唐朝围绕对朝鲜半岛的争夺，发生了白江之战。此战后，中国确立了在东亚的地位，而日本遣唐使规模和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

乙巳之变 据法隆寺金堂的释迦如来像光背铭文记载，圣德太子、苏我马子、推古天皇相继乘鹤西去，他们的后人山背大兄王和苏我虾夷，成了大和朝廷政治舞台的主角。 由于推古天皇在圣德太子去世后未另立太子而晏驾，接下来谁在宫廷中做“男一号”，即谁继承皇位，成了一大难题。当时，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田村皇子，另一个是山背大兄王。田村皇子是敏达天皇的孙子，山背大兄王是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女儿刀自古郎女的儿子。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在临终前，分别将他俩叫到病榻前。她对田村皇子说：“天下大任，本非辄言，尔田村皇子，慎以察之，不可缓。”意思是，治理天下是一项重大责任，不可轻易发表意见，但是田村皇子你要审慎观察，不可踟蹰拖延。她又对山背大兄王说：“汝独莫諠讙（此二字为原文照引，意为“争吵”），必从群言，慎以勿为。”意思是，你不要随意发表自己意见，一定要听从众臣的意见。 推古天皇的临终遗言含义深刻。她皇权在握三十多年，在朝廷拥有极高的威信，至死未立储君，其中自有隐情，值得史学界继续深究。

推古天皇驾崩后，在讨论皇位继承问题的众臣会议上，大臣们意见相左，主要分成两派。摩礼臣等四人拥戴田村皇子。他们以推古天皇“遗诏”为据，坚称推古天皇对田村皇子的遗命有“天下大任”一词，就是让田村皇子担当“治理天下之大任”，即继承皇位。大麻吕等三人拥戴山背大兄王。他们完全不接受“遗诏”有让田村皇子即位的意思。争执半天，众臣会议仍没有选出继任天皇，苏我虾夷无法宣布。众臣商议立君的消息不知怎么被泄露出去，传到了住在斑鸠宫的山背大兄王的耳朵里。于是，他派三国王和樱井臣两人前往苏我虾夷处探问究竟。苏我虾夷表示，不是我个人，而是群臣认为推古天皇的“遗诏”是让田村皇子继位。对这种说法，山背大兄王当然不予认可，并表明了自己志在必得的坚定态度。实际上，苏我虾夷的本意是想让田村皇子即位。嗣后，苏我虾夷暗中将重臣逐一招致宅邸进行策动。然而，重臣并未全部顺从其意。于是，苏我虾夷决定孤注一掷。他首先试图说动山背大兄王一派的急先锋摩理势倒戈，但摩理势不为所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苏我虾夷随即举兵讨伐，灭了摩理势，令众臣不敢再说三道四。田村皇子因此得以即位，号舒明天皇。舒明天皇（593—642年）的祖父是敏达天皇，父亲是敏达天皇的儿子大兄皇子，母亲是他父亲的同父异母妹妹糠手姬皇女。舒明天皇即位后，争夺皇位的时代剧继续上演。

公元629年舒明天皇即位后，第二年立了曾经是高向王的妻子并生有汉皇子的宝皇女为皇后。舒明天皇驾崩，皇后宝皇女即位成为皇极天皇，后来重祚（再次登基）成了齐明天皇。舒明天皇本身除了派遣唐使，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功业。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位天皇。一位是葛城皇子（通称中大兄皇子），他是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以后登基成为天智天皇。另一位是大海人皇子，后来成为天武天皇。如后面所述，在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的过程中，天武天皇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伟业。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政局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公元618年，李渊（唐高祖）建立了唐王朝。由于王朝初建，无暇外顾，因此未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621年，百济、新罗开始对唐遣使朝贡。624年，唐朝廷遣使对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国王进行了册封。“之后，三国年次朝贡，重新形成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推古三十一年，即623年，作为遣隋使被派赴中国的惠日等经新罗回国，奏请朝廷早日召回在隋留学生；尽快和唐朝建立国交。推古朝时，这一奏请未被采纳。但是舒明天皇登基后，即于舒明二年（630年）派遣原遣隋使犬上君三田耜（御田锹）和惠日，任第一批遣唐使正副使，在朝鲜半岛三国向唐朝遣使朝贡十年后，与唐朝通交。唐朝也于两年后派遣高表仁为使节，取道新罗到达日本。原先派往隋朝的一个叫僧旻的学问僧随同回到日本。

舒明十二年（640年），遣唐留学生被日本朝廷相继召回。当时的唐朝文明发达，文化繁荣，并建立了以严谨的律令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这些留学生对唐朝有长期、切身的感受，他们的返回对飞鸟朝廷，特别是对青年贵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日本书纪》和《家传》对此都有记载，如据《家传》记载，“尝群公子咸集于旻法师之堂，讲周易焉”，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和中臣镰足亦同席听讲。

当时朝鲜半岛三国在642年后相继发生政变，彼此间争斗日趋激烈且唐朝的干预不断升级，因此被称为“大化改新”的划时代变革，一部分源自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朝廷贵族和熟悉唐朝政治文化的留学生联手推动改革，另一部分与试图建立集权国家以因应朝鲜半岛风云变幻的局势不无关系。考察大化改新，不可忽略这一国际背景。

舒明天皇在位13年，于舒明十三年（642年）十月在百济宫驾崩，皇后宝皇女即位，成为皇极天皇（594—661年）。之所以由皇后即位，主要是因为中大兄皇子、山背大兄王都是天皇“候选人”，让谁即位都可能引发冲突。皇极天皇虽然颇有威严，母仪天下，但苏我虾夷专横跋扈，漠视皇权。据《日本书纪》记载：“皇极天皇二年十月壬子（六日），苏我大臣虾夷，缘病不起，私授紫金冠于子（苏我入鹿）。”按照《冠位十二阶》，紫冠为正一位所戴，唯天皇有授予权。苏我虾夷这么做是僭越皇权。不仅苏我虾夷专横异常，他的儿子苏我入鹿更是跋扈无忌，甚至试图通过发动政变左右朝政。《日本书纪》皇极天皇二年（643年）条记载：“戊午（十二日）苏我臣入鹿独谋，将废上宫王等，而立古人大兄为天皇。”又据《上宫太子传补阙记》，翌年苏我入鹿袭击斑鸠宫，诛杀山背大王一族，“太子子孙男女二十三王无罪被害”。

苏我虾夷父子的仗势横行，令一些皇室成员忍无可忍，也令朝廷诸臣愈益不满。于是，反苏我氏的势力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为中心，迅速集结。据《日本书纪》记载，中臣镰足的先祖曾助力神武东征，其父御食子和其叔国子，在推古朝和舒明朝时的“冠位十二阶”中，均获次席“小德”，主管祭祀，参与朝政，颇有势力。皇极天皇四年（645年）六月，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商定，趁“三韩进调日”，即朝鲜三国向倭王进贡举行仪式之际，诱使苏我入鹿进入板盖宫正殿，将其诛杀。中大兄皇子对仓山田麻吕说：“三韩进调之日，必将使卿读唱其表。遂陈欲斩入鹿之谋。”意思是让他读唱三韩表文，同时宣布为什么要诛杀苏我入鹿。

苏我入鹿不知是计，如约而至。“时中大兄即自执长枪隐于殿侧。中臣镰子连等持弓矢，而为助卫。”苏我入鹿入席后，仪式开始。“仓山田麻吕臣恐唱表文，将近，而子麻吕等不来，流汗沃身，乱声动手（声颤手抖）。”苏我入鹿见状起疑，问：“何故掉战（为何如此紧张？）”仓山田麻吕回答道：“恐近天皇，不觉流汗。”

中大兄皇子见子麻吕畏惧苏我入鹿，迟迟不动手，便大喊一声，率子麻吕等冲进殿内，“出其不意，以剑伤割入鹿肩头。入鹿惊起，子麻吕运手挥剑，伤其一脚”。入鹿转向御座，边叩头边启禀皇极天皇：“臣不知罪，祈垂审察。”皇极天皇大惊，问中大兄皇子：“不知所作，有何事耶？（这究竟怎么回事？）”“中大兄伏地奏曰：‘鞍作（苏我入鹿后改名鞍作）尽灭天宗，将倾日位’（他这是要犯上作乱）。”“天皇即起，入于殿中。佐伯连子麻吕、稚犬养连网田，斩入鹿臣。是日雨下，潦水溢庭。以席、障子覆鞍作尸。”也就是说，那天下雨，上演这幕时代剧的舞台为雨水浸透。他们用草席和格子窗盖在苏我入鹿的尸体上。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贵，下场凄惨。古人大兄看到这一情景，对别人说：“韩人杀鞍作臣，吾心痛矣。即入卧内，杜门不出。”中大兄皇子则进入法兴寺，准备应对苏我氏族人报复。“凡诸皇子、诸王、诸卿大夫、臣、连、伴造、国造，悉皆随侍。”同时，他派人将苏我入鹿的尸体送交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的心腹汉直，遂会聚眷属，磨刀擦枪，准备报复。预料必有此事的中大兄派将军势得陀前往苏我氏处，“以天地开辟始有君臣说于贼党，令知所起（告诉贼党，你们这么做是犯上作乱）”。听了将军一番言论，高向国押对为首的汉直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译成白话文是：苏我入鹿颠覆君臣之序，理当被杀。苏我虾夷被杀也是迟早的事。难道我们要为他们卖命，也被杀头？说完，放下剑和弓走了。追随者即作鸟兽散。“己酉（十三日），苏我臣虾夷等临诛，悉烧《天皇记》《国记》和珍宝，船使惠尺，即疾取所烧《国记》而奉献中大兄。是日，苏我臣虾夷及鞍作尸，许葬于墓，复许哭泣。”即最后，苏氏虾夷点燃了自家邸宅，自焚而死。权倾朝野，四代人叱咤风云的苏我氏，自此覆亡。但覆亡不是灭门。“苏我”宗家改姓“石川”，继续繁衍，苏我分家则依然保留原姓。也就是说，现在有些姓“石川”的日本人，可能是其后裔。当年干支是乙巳年，因此这场政变史称“乙巳政变”。

苏我虾夷自焚后，翌日，皇极天皇将中大兄皇子召去，向他表示了让位之意。对此，中大兄没有即刻作答，而是回去求教中臣镰足。中臣镰足认为，中大兄皇子的兄长古人大兄皇子依然健在，此时即位颇为不妥，因为这么做会使人认为中大兄系为权力欲所驱使而发动政变，不仅会失去人心，而且会授人以柄。不妨让其叔父轻皇子即位，既可避免让身体康健的古人大兄皇子即位，从而掌握实权，又可笼聚人心，使其打倒苏我氏的行为获维护“大义名分”之美名，可谓一举三得。不愧为策士中臣镰足，能出此妙策。中大兄皇子当即表示赞同并依此向皇极上奏。皇极准奏，欲将皇位让与轻皇子，但轻皇子固辞并推古人大兄皇子。古人大兄拱手谢辞，并遁入飞鸟寺剃度为僧。轻皇子无以再辞，遂受让登基，成为孝德天皇，开了日本历史上“让位”之先例。

据《日本书纪》记载：“皇子再三固辞，转让于古人大兄皇，曰：‘大兄命是昔天皇所生，而又年长，以斯二理，可居天位。’于是古人大兄避座逡巡，拱手辞曰：‘奉顺天皇圣旨，何劳推让于臣？臣愿出家入于吉野，勤修佛道，奉佑天皇！辞毕讫，解所配刀，投掷于地，亦命帐内皆令解刀，即自诣于法兴寺佛殿与塔间，剔除髯发，披著袈裟。由是轻皇子不得固辞，升坛即祚。……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以阿倍内摩吕臣为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臣为右大臣，以大锦冠授中臣镰子连为内臣，……以沙门旻法师、高向史玄理为国博士。’”孝德天皇（596—654年）登基后，立中大兄皇子为太子。“大兄”意为同母兄弟中的长子和有皇位继承资格。“中大兄”意为“第二的大兄”，其本名是“葛城皇子”。孝德登基后，古人大兄和先王皇极、中大兄皇子集群臣于飞鸟寺西面的作为神树的槻树下，对众神发誓效忠新王。

乙巳政变不仅是历史上历演不衰的争夺政权的惨剧中的一幕，更是使日本自此正式形成律令制国家的政治改革的序幕。“乙巳之变”后，孝德改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府内），推行变法。所有这些，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 新政权成立后，即向不断反抗唐朝干预的高句丽派出了友好使臣，要求连年受到新罗压迫的百济不可忽略日本的特权，并向东国（现关东和本州岛中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原来的直辖领地、倭的六县派遣了使者，传达了以强化中央集权为基本内容的诏书。同时，新政权制定了所谓《男女之法》，仿效中国的“良贱”观念，在“奴婢”和“良民”之间划定明确界限，废除了原来以子女归母系的归属意识为基础的“访妻婚”，规定了中国式的父系主义原则。但同时规定，奴婢之子仍归奴婢。所以如此规定，皆因将奴婢视为畜牲，“不知其父”。至平安末年，在被称为《法曹至要抄》的法律文书中仍有此记载：“案之于奴婢者，律比畜产，仍所生之子皆可从母也”。

同年八月，大化朝廷还遣使各国家寺院，向佛教界阐明了新政，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以学自唐朝的“十师制”取代推古朝制定的、学自朝鲜的僧正、僧都，担当佛教界的指导。并规定对伴造以上的佛寺给予财政援助，由是不仅继续了前此兴隆佛教的政策，同时促使氏寺向官寺转换。

是年年末，大化朝廷在原属于大和朝廷“外港”的难波（今大阪府内）着手营造难波长柄丰碕宫（俗称难波宫），并在经历了上述改革预备阶段后，正式开始全面推行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春正月甲子朔，贺正礼毕即宣改新之诏”。“改新之诏”全文由四项目构成，在《日本书纪》卷二十五中载有全文，在此录其要点并简释如下：

其一曰，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仍赐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降以布帛赐官人、百姓有差。又曰，大夫所使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

即废除原先所有“部曲之民”以及各处“田庄”，给予官僚新的“俸禄”，并说明此举之目的。

其二曰，初修京师，置畿内国司、郡司、关塞、斤候、防人、驿马、传马，及造铃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长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按检户口，督察奸非。其坊令，取坊内明廉强直堪时务者充。里坊长，并取里坊百姓清正强干者充。若当里坊无人，听于彼里坊简用。凡畿内，东自名垦横河以来，南自纪伊兄山以来，西自赤石栉渊以来，北自近江狭狭波合坂山以来，为畿内国。凡郡以四十里为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为中郡，三里以下为小郡。其郡司，并取国造性识清廉堪时务者，为大领、少领。强干聪敏工书算者，为主政、主账……

即划定行政单位及区域范围，确定择官标准。

其三曰，初造户籍、计账、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户为里，每里置长一人，掌按检户口，课殖农桑，禁察非违，催驱赋役。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随便量置。凡田长三十步、广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段租稻两束两把，町租稻二十二束。

即在上述行政区划内，对基层组织、责任人做进一步具体规定。

其四曰，罢旧赋役而行田之调。凡绢、絁、丝、绵，并随乡土所出。田一町绢一丈，四町成疋（“匹”的异体字）。长四丈，广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疋，长、广同绢。布四丈，长、广同绢、絁。一町成端。别收户别之调。一户赀布一丈二尺。凡调副物盐贽，亦随乡土所出。凡官马者，中马每一百户输一疋，若细马每二百户输一疋，其买马值者，一户布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输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者，改旧每三十户一人，而每五十户一人，以充诸司。以五十户充仕丁一人之粮。一户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

即废除原有之赋役，以租、庸、调取而代之，具体做法是：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交谷物（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庸），交地方土产（调）。

不难发现，“改新之诏”的基本精神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其基本做法，大抵采自隋唐律令制，曾留学中国的“博士”们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大化二年（646年），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时，新政权努力“移风易俗”，提出了规定坟墓营造规格的“薄葬令”，以及改革葬仪旧俗的举措。

大化三年（647年），新政权为了改革旧职、新设百官，设定了七色十三阶，大化五年（649年）又“制冠十九阶”，并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置八省百官”。虽则当时仅是令其起草方案，但至迟在白雉（亦称“白凤”）年间（650—655年）已得以推行。如《续日本纪》和铜元年（708年）八月条中的《高向麻吕传》，有高向麻吕的文章是“难波朝廷刑部尚书大花王上”的记载。

大化政权建立后新政频出，既获得拥护，也招致反对。特别是由于苏我氏的灭亡而无法问鼎皇位，并因此出走吉野遁入佛门的古人大兄皇子，更是利用部分人的不满和焦虑情绪，在大化初年即图谋反。但中大兄皇子早已防患于未然，迅速予以平定。大化五年（649年），左大臣阿倍内摩吕臣去世后，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试图谋反遭到密告，中大兄皇子未予细究即举兵讨伐，使苏我石川麻吕在山田寺自杀，其族人和盟友多人殉死，多人被处死刑。

白雉四年（653年），中大兄皇子突然向孝德天皇建议离开新宫重返飞鸟。孝德对此建议不予采纳，但中大兄皇子仍偕其母皇极天皇和妹妹间人皇女，迁往飞鸟河边行宫，其众多兄弟及朝中多数大臣亦跟随前往。是年，日本朝廷连续派出了两批各120人的遣唐使，其中第二批遣唐使在海上遭难，未能重归故里。白雉五年（654年），日本朝廷派出了第三批遣唐使。可以认为，在同室操戈的宫闱争斗方兴未艾之际，一再遣使唐朝主要已不是出于文化需求，而是执政者立足未稳，希望获得唐朝支持的政治需求。但是，见众叛亲离，甚至连最爱的妻子也弃他出走的孝德天皇，在这一年十月于郁郁寡欢中去世。事实上，重归飞鸟故里不是中大兄皇子本人，而是其母皇极天皇的意愿。皇极天皇让位后仍贵为“大御母”（天皇号成立后称“皇祖母尊”），长期以来曾在位于飞鸟的其夫舒明天皇冈本宫，以及自己板盖宫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因此飞鸟返都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产物。654年孝德天皇驾崩后，年号中断了32年：天武天皇673年至686年在位，但至686年未使用年号，直至686年7月才定年号为“朱鸟”。但年号仅使用了三个月，天武天皇就驾崩了。之后又经历15年的“年号空白期”：686年持统天皇即位后年号停用；697年文武天皇即位后，直至701年才起用“大宝”为年号。当然，这是后话。

公元655年正月，皇极上皇在飞鸟板盖宫即位，号齐明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重祚。 655年因此成为“齐明元年”，尽管这不是年号。然而，在齐明天皇登基不久，一场史称“有间皇子之变”的政变悄然酝酿。

有间皇子是逝于难波的孝德天皇之子，杀父之仇自古不共戴天，因此他对齐明天皇（宝皇女）当然怀有刻骨仇恨。为了使这种心理不被察觉，他平时故意装疯卖傻。齐明三年（657年）某日，有间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治病，回来后禀告齐明天皇，称“仅看一下那里的景色，病就痊愈了”。齐明天皇闻之心动，于翌年十月偕中大兄皇子一起前往。

在两位执掌政治权柄的人物离开都城的时候，天皇巡幸期间负责值勤的苏我赤兄造访了有间皇子。苏我赤兄向有间皇子历数了齐明天皇的三大“苛政”：大建仓库聚敛民财，此其一；挖掘运河劳民伤财，此其二；以船运石，以石造丘，此其三。一直为寻觅盟友而殚精竭虑的有间皇子听后大喜过望，遂决意起兵。

两天后，有间皇子到了苏我赤兄住宅，孰料在登楼谋事时不慎扭伤了脚。预感这是不祥之兆的有间皇子当即回到家里静卧。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天半夜苏我赤兄即派兵包围了有间皇子的住宅，将他拿获，并遣使向齐明天皇禀报。根据旨令，有间皇子及同党被带往纪伊温泉女皇处。自感来日无多的有间皇子悲愤交加，在途经盘代（今和歌山县日高郡南部町）赋诗一首抒发胸臆：“磐代岸边松，结枝祈幸免；得幸免，归来重见。”到了纪伊后，中大兄皇子问有间皇子：“为何谋反？”答曰：“此乃天和赤兄知，我一无所知”，表达了被诱入圈套的悲愤和无奈。两天后，有间皇子在藤白坂（今和歌山县海南市）被处以绞刑。

白江之战 一波平未，一波又起，此时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唐和新罗的联手，向齐明朝提出了新的课题。于是，齐明朝在659年派出了第四批遣唐使。迄今依然留存的第四批遣唐使成员伊吉连博德当天的日记，记载了这批遣唐使的行踪。当时，与伊吉连博德同乘一条船的副使等，在觐见唐高宗时，奉上了道奥虾夷男女二人，似夸耀大和朝廷的德化已播及远方。当年年末，遣唐使一行为唐朝官员抓捕，称唐高宗有旨，因近期有“海东之政”，禁止他们回国。所谓“海东之政”，即唐和新罗欲联手。663年日本在与唐朝、新罗联军争战的白江之战（又叫“白村江之战”）中遭遇惨败。此战大致经纬如下：

齐明天皇六年（唐显庆五年，660年），唐将苏定方、新罗武烈王率领的军队会师于高句丽的盟国百济，对百济发动猛攻，百济义慈王在首都泗沘城（扶余）被迫签城下之盟。翌年（661年）初，日本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不料齐明天皇或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至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约5000名日军护送百济余丰璋王子归国即位（余为百济王室的姓）。翌年（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并在同年五月派舟船170艘前往增援，在本土“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下一年（663年）三月，日本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率战船7000艘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发生严重内讧，唐、新罗联军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白江之战随即拉开战幕。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但是，因唐军实施“左右夹船绕战”的包抄合击之术，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按《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王余丰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梦想破灭。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继续挥师征伐，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唐朝则确立了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如后面所述，此战之后，日本遣唐使的规模有明显扩大，向唐朝学习的愿望，日益强烈。

667年，中大兄皇子下令迁都近江大津宫。668年，作为皇子摄政十多年的中大兄皇子正式即位，号天智天皇（626—671年）。“天智”源于中国历史典故“殷代末王纣王心爱的天智玉”。之所以迁都，和663年发生的白江之战有关。天智天皇担心万一唐朝和新罗联军进攻日本，将从濑户内海进入难波。大津宫位于琵琶湖边，有地势险要的山谷，易守难攻。而且大津是去往东国的交通要冲，危急时可以后退。日本古代都城，唯独大津地处偏远，原因就在这里。同时，白江之战的惨痛教训，使天智天皇不得不审时度势，努力修复和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并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从那时候开始，遣唐使人数规模和目的，有极大变化。天智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所谓《近江令》，“世人所谓近江朝廷之令也”。这部法令集有22卷，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所憾已经失传。日本学者推测《近江令》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编纂。翌年，中臣镰足病危。临终时，天智天皇赐予他大织冠冠位，并赐姓藤原。如后面所述，藤原氏后来位极人臣，是日本古代最有力的贵族。虽然藤原氏作为“国丈”，权倾朝野，在历史上不乏负面评论。但是，藤原家族为律令制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无法否定。

第六节　佛教的传入和“三宝”的兴隆

约公元前5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境内有一个迦毗罗卫国，这个国家的王子叫乔达摩·悉达多，但以“释迦牟尼”闻名于世。“释迦”是族名，意为“能”“勇”，“牟尼”意为“文”“静”，专指出家修行有成者即“圣者”。“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他的功绩众所周知：创建了佛教。因此，释迦牟尼又被尊称为“佛陀”。

在“释尊入灭”即释迦牟尼涅槃后，大约在公元前273到公元前232年，佛教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从犍陀罗国（巴基斯坦）向北传播的一支，经中国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传入中原地区，进而传至扬子江流域，继而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高句丽、新罗。这一支叫“北传佛教”，俗称“大乘佛教”。按照梵文发音，大乘佛教读作“摩诃衍那”。从隋唐开始，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中心，而且大乘佛教的经典主要属汉文系统，所以这一支又称“汉传佛教”。向南面传播的一支从恒河流域传入僧伽罗国（斯里兰卡），然后沿海路到达东南亚的缅甸、暹罗（泰国）、柬埔寨。南传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音译“希那衍那”，常被称为“小乘佛教”，以巴利文编纂经文。按照中国佛教协会前主席赵朴初居士的解释，“乘”意为交通工具。大乘着重利他，强调普度众生，小乘着重自我修行，关注自我解脱。还有一支在7世纪从东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地区，这一支叫“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经典属于藏文系统。

佛教传入 日本佛教共13宗56派，本书后面有详述，大都传自中国，但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无定论，最普遍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高僧到洛阳，在洛阳建了第一座官方的佛教寺庙白马寺，在白马寺完成了中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日本，《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略称《法王帝说》）和《扶桑略记》等古籍，有538年传入和552年传入两种说法。

《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志癸岛天皇（即钦明天皇）御世戊午年（538年）十月十二日，百济国主圣明王始奉度佛像佛经并僧等。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

《扶桑略记》卷三及《元享释书》卷十七记载：“延历寺《僧禅岑记》云，第二十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522年）壬寅，大唐汉人（南朝梁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给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皈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日本书纪》钦明十三年（552年）十月条：“百济圣明王（更名圣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利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

也就是说，佛教是在538年或552年钦明天皇在位期间传入日本的。不过此前亦有佛教进入列岛的记载。如《叡岳要记》中的“三津首百枝本缘起”称，显宗天皇三年丁卯（487年），百枝在志贺的草屋中用泥土塑造了一具长3尺 的比丘像，人们见之忌惮。但这不被用作佛教传入日本的凭信。初传日本的佛菩萨被称为トナリクニノカミ，一般被译为“蕃神”。但笔者认为，按该词原意译作“邻国之神”或更贴切。

之后，佛教通过种种路径从朝鲜半岛特别是百济进入日本，并对日本构成影响。据《元兴寺缘起》钦明十五年（554年）二月条记载，百济在替换五经博士的同时，又派遣僧侣昙慧等9人，替换原先派出的僧侣道深等7人；敏达六年（577年）十一月条记载，百济王向倭派去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6人。这些人均被安置于难波的大别王寺（四天王寺的前身）。崇峻元年（588年）为营造法兴寺（飞鸟寺），百济向倭奉送了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根据《崇峻纪》《元兴寺露盘铭》记录的人名判断，白昧淳、阳贵文、凌贵文、白加等人不像百济人，很可能是经由百济赴日的中国人。

佛教的传入，不仅影响社会发展，而且一开始就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在“百济国主明王始奉度佛像”，即在538年或552年，百济国王派使节奉佛像到达日本时，在朝廷内部，以渡来系势力代表苏我氏为一方，以土著系势力代表中臣氏和物部氏为另一方，围绕是否接收佛像佛经，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面对佛像经卷，询问诸臣如何因应，苏我稻目当即回禀：“西藩诸国（按：指西邻朝鲜诸国）举国礼拜，倭国不应单独拒绝。”物部尾舆和中臣镰足则主张：“吾王若使蕃神获得礼拜，必惹怒国神。”最终，钦明天皇采纳了苏我稻目的意见，“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也就是说，钦明天皇将佛像给了苏我稻目，让他兴隆佛教。

苏我稻目从钦明天皇手中接过佛像后，将其供奉于小垦田的邸宅，并且日日礼拜。之后，他将自己在向原的邸宅用作佛寺，供奉佛像。孰料，时隔不久，当地疫病流行，死者甚众。物部尾舆等称，此番灾祸皆因崇拜蕃神惹怒国神所致，于是征得天皇恩准，将佛像投弃于难波的堀江，并将伽蓝付之一炬，酿成日本最初的“废佛毁释”事件。

在此之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阻，直至敏达十三年（584年），鹿深臣（甲贺臣）从百济获得一尊弥勒佛石佛后，苏我稻目之后苏我马子才以此为契机使佛教再兴。据《日本书纪》记载，当时苏我马子拜高句丽僧侣惠便为师，在邸宅的东面建起佛殿，并将弥勒佛石像供奉其中举行法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佛殿惊现舍利。这一灵异，令众人感到匪夷所思。《日本书纪》对此特记，曰佛法之启蒙自此开始。翌年，即585年，苏我马子又在大野丘（今奈良县明日香村）的北面建起佛塔，举行大规模法事，并将舍利置于塔顶。此后，苏我马子在各地建造佛堂佛塔，经常举行大型法事，使崇佛在列岛不像其先人那样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然而，佛教在日本注定命运多舛。在一次法事后，苏我马子因有恙在身，遂向弥勒佛祈祷。然而，事与愿违，日本国内再度疫病流行，死者甚众。物部尾舆的儿子物部守屋和中臣镰足的儿子中臣胜海向敏达天皇奏诉，称疫病流行，祸起佛教信仰。敏达天皇准奏，敕令禁教。于是，物部守屋亲往佛寺，推倒佛塔，烧毁佛殿，将佛像投入难波堀江。佛教僧尼也因此遭到弹压。上述事件，在《日本书纪》和《元兴寺缘起》中均有记述，经专家考证，属于信史。

敏达十四年（585年）敏达天皇驾崩后，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的对立更趋表面化，甚至在安置敏达天皇遗体的殡仪宫互相嘲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将要继位的，是钦明天皇的四皇子大兄皇子（用明天皇）。由于大兄皇子的母亲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太后，因此物部守屋的危机感急剧加深。为了化解危机，物部守屋密谋拥立钦明的妃子小姉君的三儿子穴穗部皇子。

用明二年（587年），用明天皇在新尝祭当天以带病之躯（据说所患疾病为天花）召集重臣，表明欲皈依佛门之意，征询众臣属意见。席间，崇佛派和废佛派自然再起冲突。苏我马子表示支持，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表示反对。争论正酣之际，押坂部史毛屎走进会场，悄悄告知物部守屋，他将大祸临头。物部守屋大惊，当即逃往阿都（今大阪府八尾市迹部）。

时隔不久，用明天皇驾崩。苏我马子当即集合兵力，首先将物部守屋想拥立的穴穗部皇子斩杀，随后偕泊濑部皇子（崇峻天皇）、竹田皇子等诸王子，以及纪男麻吕、巨势比良夫等，举兵讨伐物部守屋，决意斩草除根。面对讨伐，物部守屋集合一族之众及其部民迎战，与苏我马子阵营浴血相搏。据史籍记载，物部守屋亲自登高射箭，不幸被迹见赤梼射杀。主帅阵亡，物部氏全线崩溃。

据《日本书纪》记述，当时厩户皇子即后来的圣德太子也在苏我马子阵中。在双方激战正酣时，厩户皇子正雕琢四天王木像，发誓征战胜利后定为四天王建造寺院佛塔。之后，厩户皇子在摄津国建立了四天王寺，将物部守屋半数部民和奴隶捐赠给该寺。但据史家考证，这一记述当为伪史，因为四天王寺建于7世纪初。《日本书纪》之所以出现这种讹误，主要是因为《日本书纪》的这段记载取自《四天王寺缘起》。《四天王寺缘起》的作者为了提高该寺地位，刻意与厩户皇子扯上关系。关于厩户皇子参与平乱的记述及其誓言也不足信。因为厩户皇子生于敏达三年（574年），当时年纪尚幼。尽管《日本书纪》这段记述是伪史，但佛教此后获得圣德太子弘扬，则是不争的信史。正是在圣德太子的关照下，佛教在列岛迎来了璀璨的黎明。列岛第一个寺院飞鸟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造的。

崇峻元年（588年），百济遣使大和朝廷，向大和朝廷派去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技术人员。获得百济的帮助后，在选址飞鸟真神原后，飞鸟寺正式开工且按部就班地建造起来：崇峻三年（590年）开采寺院建筑用材；崇峻五年（592年）开工建造金堂和回廊；推古元年（593年）将百济晋献的舍利供奉于佛塔心础（支撑佛塔中心之心柱的基石），并树立心柱正式开始建塔；推古四年（596年）佛塔建成；推古十四年（606年）由止利佛师领衔雕琢的高4.8米的金铜如来像落成并供奉于金堂。该佛像即现在飞鸟寺安居院的本尊释迦像（飞鸟大佛），伽蓝也在此时构建。推古四年（596年）飞鸟寺竣工，历时8年。需要说明的是，以百济圣明王晋献一尊佛像和数卷经纶为标志，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正式传入日本，之后历经敏达天皇、用明天皇时期的“崇佛废佛之争”，至崇峻天皇时期以飞鸟寺的建造为标志，趋向繁荣。这一过程看似历经几代天皇颇为“漫长”，但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子。从538年（或552年）佛像和佛经传入，至596年飞鸟寺竣工，实则仅历时58年（或44年）。

崇峻天皇登基后，苏我马子作为国丈即天皇的岳父，更加飞扬跋扈，令崇峻天皇非常不满。某日，有人向崇峻天皇献猪。崇峻指着那头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不料，这话传到了苏我马子的耳内。苏我马子勃然大怒，称：“天皇这是自寻死路。好吧，容我在被杀之前先把他给杀了。”592年，苏我马子不辞“弑君之罪”，诱使崇峻天皇出席仪式，指使刺客东汉直驹将天皇刺杀。同年十二月，苏我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敏达天皇的皇后登基。日本列岛于是出现了统御列岛的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即位前纪”：“天皇为大臣马子宿祢见杀。嗣位即空，群臣请渟中仓太珠敷天皇之皇后额田部皇女，以将令践祚。皇后辞让之。百寮上表劝进，至于三乃从之。因以奉天皇之玺印。”所谓“天皇之皇后额田部皇女”，是因为推古天皇既是用明天皇的同母妹妹，也是敏达天皇的皇后及同父异母妹妹。也就是说，敏达天皇娶了同父异母妹妹为妻并立其为皇后。按现代观点，敏达和推古此举纯属乱伦。但在当时的日本朝廷，不仅近亲结婚，就是至亲结婚也非绝无仅有。例如，圣德太子的父亲用明天皇和他母亲，也是同父异母兄妹。另外，在推古天皇前后出现的女统治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萨满型即女巫型，如《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事鬼道，能惑众”的卑弥呼。清宁天皇逝后“临朝秉政”的饭丰皇女，亦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先帝的皇后，如舒明天皇的皇后齐明天皇，天武天皇的皇后持统天皇。

按照久米邦武的观点，“圣德太子是日本文明的启发者。在圣德太子的启发下，日本百余年的文明停滞状态一扫而光，国家的品位也得到提高”。“圣德太子政令的精神实质就是兴隆佛法。” 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记载：“（推古天皇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是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就是谓寺焉。”推古天皇二年是594年，“三宝”即佛宝（已成就圆满佛道的一切诸佛）、法宝（诸佛的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僧宝（依佛教教法如实修行的僧侣）。也就是说，在天皇诏令的推动下，佛教在日本开始兴隆。当时，在皇宫所在地飞鸟（今奈良县高市郡）、大和的外港难波（今大阪府天王寺区元町）等地，以佛教为中心的飞鸟文化日趋繁荣。

飞鸟文化 飞鸟文化得名于飞鸟时代。“飞鸟时代”这一概念最先由日本建筑史家关野贞和美术家冈仓天心于20世纪初提出。不过，关野贞认为飞鸟时代至646年大化改新结束，而冈仓天心则认为以710年迁都平城京终止。历史学家大多采纳冈仓天心的断代划分，而艺术史和建筑史学家则倾向于关野贞的观点，并将大化改新后的时期称为“白凤时代”。也就是说，飞鸟时代始于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学术界看法一致；但飞鸟文化止于何时，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其定为7世纪的大化改新或7世纪中叶的天智朝这段历史，即重点关注律令政治的正式建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迁都奈良标志飞鸟时代终止，即以政权的迁移作为标准。两种意见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推古朝处在飞鸟时代的中期。

飞鸟文化最典型的标志是寺院。在飞鸟时代，法兴寺（因地得名，又称飞鸟寺）、四天王寺、斑鸠寺（按：原寺被焚，后在其附近建起了法隆寺）竞相亮出身姿，不仅当之无愧成为推古朝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寺院，而且以基石、瓦葺等新的技术手法修建的寺院伽蓝建筑，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的寺院建筑风格。寺院中的佛像雕刻，如被认为是鞍作鸟作品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所示，明显受到中国北朝佛雕风格的影响。另外，如百济僧观勒向日本传播了历法，高句丽僧昙征传播了彩色、纸、墨的技法等史实所示，经百济和高句丽，飞鸟文化吸收了大量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1956年，在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织下，日本考古学者对法兴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许多新的发现。首先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法兴寺的伽蓝布局：以塔为中心，在塔的东西两侧和前方配置金堂。这种一塔三金堂的伽蓝布局，未见于日本列岛和百济，仅发现于平壤清岩里高句丽时代的废寺，它有以八角塔为中心的相同布局。专家据此推断，法兴寺的伽蓝配置很可能受到高句丽的影响。史料也为此推断提供了证明。当时，高句丽采取“亲倭”政策。推古天皇三年（595年），高句丽僧侣慧慈踏上日本国土，翌年与百济僧慧聪一起客居飞鸟寺。《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四年冬十一月，法兴寺造竟，则以大臣男善德臣拜寺司。是日，慧慈、慧聪二僧始住于法兴寺。”

同时，法兴寺出土的瓦，没有日本江户时代之前的庙宇通常用的轩平瓦，仅有轩丸瓦，上面有莲花图案，同百济古都扶余出土的瓦极为相似，为史料所载法兴寺的建造有百济瓦工参与提供了佐证。在塔离地3米处，考古学家发现了地下式心础，上面有安置舍利用的舍利孔。在心础的上方发现了一个木箱，里面是装有舍利的金铜制小容器。在心础的上面有翡翠和玛瑙的勾玉、管玉、水晶切子玉、玻璃制蜻蜓玉、小玉、金环、金银延板、各种金铜制器具、马铃，以及挂甲（骑马用的铠甲）、蛇形状铁器（马尾装饰物）等，总计达1750余件。法兴寺的考古发掘，还验证了文献中又一条重要史料的真实性：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元年（593年）正月，将佛舍利置于法兴寺刹柱础，使法兴寺形成了由佛堂、步廊、塔构成的布局，从而真正完成了使拜佛之地从“草堂”变成伽蓝的飞越。更重要的是，法兴寺的考古发现，再次展示了日本既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传统文化的特征：既吸收其他文化和先进技术，又沿袭古坟时代祖灵信仰的传统。

法兴寺不仅是日本佛教兴隆的标志，而且是日本的中国文明摄取史的一块里程碑。同时，通过对法兴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朝鲜半岛在当时扮演着将中国的佛教传向日本的“中介”角色。林屋辰三郎在《古代的环境》一书中写道：“在推古朝廷的支持下，苏我氏显示作为其权力象征的举措，就是营造法兴寺。法兴寺于崇峻天皇元年（588年）动工、推古天皇四年（596年）竣工。作为我国（日本）最初规划整然的伽蓝，法兴寺伽蓝不仅模仿了高句丽清岩里废寺的布局，而且成为以后日本伽蓝的蓝本。苏我氏推崇高句丽—北魏路线，不久得以供奉的本尊释迦如来像（飞鸟大佛），亦典型地显示了北魏样式，并被视为苏我氏采用的沿日本海路线接受文化传播的成果。故在此之后由圣德太子建造的法隆寺及其中的佛像等，基本采用这一模式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当时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有三条路径，并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条路径是位于中国北部的北魏的佛教文化，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列岛。法兴寺明显留有北魏佛教文化的痕迹。例如，仅就佛像而言，法兴寺飞鸟大佛和法隆寺药师三尊、释迦三尊等由止利佛师雕琢的佛像，均具有古拙涩硬的风格。第二条路径是位于中国中部的北齐、北周（南朝）的佛教文化，经百济、新罗传入日本列岛，以广隆寺、中宫寺的弥勒佛像等为代表，具有较为柔和的艺术风格。第三条路径是从中国的隋朝直接传入，以播磨国一乘寺的观音菩萨像、播磨国鹤林寺的圣观音像为代表，具有严肃中透出轻妙的风格。

四天王寺建于大和的外港难波（今大阪府天王寺区元町）。四天王系《金光明经》所述之护国天神，但该寺是否自始定名四天王寺尚难推断，有学者认为，最初可能以地为名叫荒陵寺。《太子传古今目录抄》所引《古今缘起》称，阿倍仲麻吕将四大天王像供奉于塔内。《日本书纪》孝德纪大化四年（648年）二月条也称，阿倍仲麻吕在四天王寺内安置佛像四尊。根据两项记载的一致性判断，不管该寺名称最初是否叫四天王寺，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当时已有祈愿四天王降伏恶魔的信仰。1955年后，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四天王寺的伽蓝的南大门、中门、塔、金堂、讲堂呈南北一直线状，周边设有回廊。这一格局和百济最后的都城扶余的军受里废寺、新罗古都庆州的皇龙寺的格局一致。另根据出土的大量古瓦判断，同时根据《日本书纪》等古籍所记，四天王寺于飞鸟时代早年开工，至推古朝末年竣工。

推古九年（601年）二月，圣德太子在斑鸠建造了宫室，因地名而称斑鸠宫。斑鸠位于大和盆地的西隅、矢田丘陵的南麓、小垦田宫西北方向，距小垦田宫20公里左右。1939年，浅野清等考古学者通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被推定为圣德太子建造的斑鸠宫的遗址。因为从东院的传法堂、舍利殿等处的地下，发现了与法兴寺同时期的许多掘立柱遗迹，长约21米，宽约6—7米，还有几处大小建筑物和水井的遗迹。另外，那些建筑物的地表层铺着砂砾，还有烧毁的壁土、灰、土器片等。据《日本书纪》皇极二年（643年）十一月条记载：“苏我臣入鹿遣小德巨势德太臣、大仁土师娑婆连、掩山背大兄王等于斑鸠……巨势德太臣等烧斑鸠宫。”根据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的一致性判断，该处当为斑鸠宫遗址。

斑鸠寺紧挨着斑鸠宫。被供奉于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像光背的铭文记载，丙午年（586年）用明天皇因罹患疾病祈愿痊愈，向炊屋姬（即敏达天皇的皇后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下诏，立佛寺和药师像，但终因未能如愿而成不归之人。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谨遵遗命塑造此像，完成于丁卯年（推古十五年，607年）。铭文中称推古天皇为“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称圣德太子为“东宫圣王”。此光背铭在《法王帝说》中亦有记载：“右法隆寺金堂坐药师像光背铭文，即寺造始缘由也。”另外一块与斑鸠寺兴建有关的金石文，是被供奉于金堂中央的释迦三尊像的光背铭文，上面镌刻有推古三十年（622年）圣德太子亡故，翌癸未年，皇后、皇子、诸臣祈愿太子往生，命鞍作首领止利佛师造此佛像云云。

据《日本书纪》天智九年（670年）四月条记载，斑鸠寺在当时被焚毁，后得以重建，7世纪先建成金堂，之后建成五重塔，并成为今日法隆寺之伽蓝。也就是说，法隆寺是在斑鸠寺被焚毁后重建的，是斑鸠寺“转世”。但明治以后，随着实证历史学的兴起，《日本书纪》天智九年（670年）四月条中“法隆寺被焚，一屋不剩”的记载开始遭到质疑。针对黑川真赖、小杉榅邨、喜田贞吉等以文献为依据提出的“重建论”，即原初的斑鸠寺已被焚毁，现在的法隆寺是之后重建的说法，平子铎岭、关野贞等以建筑为依据提出了“非重建论”。他们认为法隆寺的伽蓝建筑样式是唐代以前的样式，不可能在7世纪中期发生的大化改新以后重建，天智九年（670年）的记载或恐有误。1939年，考古学者石田茂等对法隆寺南大门东面的“若草伽蓝”，即斑鸠寺遗址进行了发掘，结果证实，若草伽蓝的中心线和法隆寺的中心线有16度之差。另外，斑鸠寺遗迹出土的轩瓦的年代，远较法隆寺的轩瓦久远，无法认为法隆寺和斑鸠寺是前后相续。以此为结果，学界对法隆寺建于何时进行了探讨。最初，“重建论”者以《七大寺年表》和《伊吕波字类抄》等平安时代的文献记载为依据，认为法隆寺当建于和铜年间（708—715年）。但是之后，因修缮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而进行的调查发现，法隆寺中心舍堂在7世纪后半期已得以建造。另据天平十九年（747年）的《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记载，在持统七年（693年）举行的仁王会上，法隆寺获得了经台和天盖等物品的捐赠，翌年又获得了《光明经》捐赠。在法隆寺观音像的铭文上，有“斑鸠大寺德聪法师”的名字。据此推断，当时金堂那样的中心堂宇已经存在。总之，斑鸠寺和法隆寺所建年代不同，不可能并立。所在方位不同，也不可能是在斑鸠寺的原址重建。

“三寺”建立后，氏寺建造之风在各地兴起，僧尼人数也随之增加。据《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二年（624年）四月条记载，当时推古女帝以一僧侣斧砍自己的祖父事件为契机，欲对以后非行的僧尼科刑，但因百济僧观勒竭力反对，推古女帝遂决定仿效中国和朝鲜的做法，建立僧正、僧都制，让寺院和僧尼实行自治，并命观勒对各地寺院先进行巡察。据《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二年（624年）九月甲戌朔丙子（三日）记载，当时“校寺及僧尼，具录其寺所造之缘，亦僧尼入道之缘，及度之年月日也。另有寺册六所，僧816人，尼569人，并1385人”。但是，1936年石田茂向圣德太子奉赞会提交的研究论文《飞鸟时代寺院址的研究》指出，若设定飞鸟时代为“自佛教传来至天智天皇以前”，根据基石等遗迹、古瓦等遗物、文献记载，这一时段当有58个寺院。1970年，墨水书房出版了福山敏男的《日本建筑史研究》。福山敏男通过对文献和古瓦的研究，详细列举了佛教传入日本至天智朝，日本寺院的名称和所在地。

自6世纪末开始营造的日本寺院，无疑是佛教文化历史的象征。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历经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绝大多数已不再是耸立于地面的建筑，而是藏身于地下的古迹。之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发掘的展开，这些古迹的真相开始逐渐显现。

除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鸟寺遗址的发掘和发现，1958年，考古学者对天武朝时建造的位于飞鸟寺西南方的川原寺遗址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发现：该寺遗址的伽蓝由两栋金堂和一座塔构成，这种一塔二金堂布局亦不见于日本其他寺院伽蓝。它和飞鸟寺的一塔三金堂伽蓝布局一起，成为7世纪伽蓝布局的新例引人关注。另外，专家通过比较分析后指出，川原寺遗址出土的复瓣莲花图案轩丸瓦，是以后建造藤原宫、平成宫等宫殿的丸瓦纹图案的原型。与之具有相同图案的轩丸瓦，在畿内周边的寺院也有出土。专家认为，所有出土这些轩丸瓦的遗址，都是壬申之乱时站在天皇一方的地方豪族的地盘，可见当时寺院的建造颇受政治的影响。另外，1972年在川原寺西北面的山的斜坡上，发掘出了很多塑像断片、绿釉水波纹砖、砖佛等，还在飞鸟地方发现了属于7世纪寺院遗址的山田寺、大官大寺、和田废寺，在斑鸠地方发现了若草伽蓝、法起寺、法轮寺等遗址。除了这些中央寺院以外，考古发掘还使许多地方寺院的遗址重见阳光。令人关注的是，地方寺院多半建于7世纪后半叶，说明佛教文化急速向地方普及始于7世纪后半叶。

虽然当年的寺院都已“作古”，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迹，绝大多数都仅剩下需通过发掘才能发现的残垣断壁。但是，寺院内部的一些展示日本早期佛教魅力的宝物，却有不少流传至今，其中雕像有法隆寺的释迦三尊像、救世观音像、百济观音像、金堂四天王像，还有广隆寺和中宫寺的半跏思维像等；工艺品有法隆寺的玉虫厨子；绘画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断片。 这些艺术珍品，如由古坟时代制作马具的鞍作部的工匠塑造的飞鸟寺和法隆寺的北魏式佛像，既表现了对古坟时代的文化技术不断修炼的结果，也反映了以朝鲜半岛为中介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和隋文化的强烈影响。

除了精湛的艺术品外，文献中记载的对飞鸟文化的一些侧面的记述也值得关注。如在《日本书纪》推古纪中，有关于高句丽僧昙征传授五经和画具、优质的纸和墨的制法和使用方法的记载；有百济僧观勒向大友村主高聪等传授历书、天文地理书和遁甲（一种占星术）、方术（一种咒术）的记载。《日本三代实录》有持统天皇四年（690年）“始用元嘉历、次用仪凤历”的记载。《政事要略》有推古十二年（604年）“始用历日”的记载。所有这些记载说明，至飞鸟时代，日本的艺术和科学，已取得显著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言：“统治阶级的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日本书纪》关于圣德太子向高句丽僧慧慈学习佛经，向博士觉珂学习儒教，以及撰成注释《法华经》《维摩经》《胜蔓经》的《三经义疏》，都揭示了飞鸟文化何以兴隆的重要原因。

白凤文化 大化六年（650年），有人在穴户国发现了一只白雉，呈献朝廷。孝德天皇下问僧侣吉凶，答曰此乃祥瑞之兆，于是新政权改元“白雉”。白凤文化因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 狭义的白凤文化时期以天武朝为中心，即672年至686年及前后。广义的白凤文化时期则指自大化改新至迁都平城京，即公元645年至710年。白凤文化前期受中国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在这一时期，各朝天皇实施佛教国教化，建造了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多所官寺，各寺多次举行法会讲解护国经典。同时，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扶桑略记》记载，据持统六年（692年）调查，当时日本全国共建有寺院545所。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有白凤样式古瓦的寺院遗迹，其数和《扶桑略记》记载数大致相符，说明其无甚夸张。以《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的传说为线索，可知佛教向全国各地急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百济的地方豪族直接见闻了百济佛教，或从百济偕僧尼请佛像回国。不管采取哪一说，均说明系受百济佛教影响。白凤文化的代表性佛教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这些珍贵文物均留存至今。

白凤文化之所以充满佛光，得力于朝廷的弘扬。推古天皇在推古二年（594年）颁布了《隆兴三宝》诏书。大化元年（645年），刚登基的孝德天皇即颁发《正教崇启》之诏，阐述了自佛教传入至苏我稻目、苏我马子显扬佛教、恭敬僧尼的事迹，以及朝廷设置十师教导众僧、捐助氏寺任命寺司寺主的宗旨，最后以“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结尾。 之后，佛教因素不断渗入朝廷，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例如，迁都难波的孝德天皇首先在宫廷礼仪中吸收了佛教因素，规定在一些重大法事中着大化三年（647年）制定的七色十三阶冠位。白雉二年（651年）年末，朝廷不仅白天在味经宫邀集2000多名僧尼一起诵经，而且夜晚在庭内点燃2700多盏灯，诵读《安宅神咒经》和《侧土经》。齐明六年（660年）五月，官僚奉敕造上百高座和制上百袈裟，并举行仁王般若会，诵读祈祷驱除灾害护佑国土的《仁王般若经》，等等。

然而，天武朝之前佛教并没有超越宫廷范围。作为佛教跨出宫廷迈向更广阔领域标志的，是根据天皇的意愿建造大寺。虽则佛教传来后，历代天皇都致力兴隆佛法，但真正由天皇发愿建造的大寺，始于舒明朝。舒明十一年（639年），天皇将圣德太子的熊凝寺移到百济河边，称为百济大寺，但据称因招惹了大寺附近的子部社引起一场大火，使大寺堂塔化为灰烬。天武二年（674年），该寺奉旨从百济川畔移至高市郡夜部村，因而获名高市大寺并在天武六年（678年）改名大官大寺，意为培养僧尼的“国家的寺院”或“天皇的寺院”。

天智天皇敕令建造的川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抄经寺院。据《日本书纪》天武二年（674年）二月条记载，是年，天武天皇敕令有学问的僧侣聚集该寺，抄写数千卷《大藏经》。1960年，考古学家经发掘发现，文献记载的川原寺遗址下层系川原宫，因而推断川原寺建于飞鸟川原宫，是天智天皇为纪念舒明天皇而建造的。2005年2月20日，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发表调查报告，称在川原寺遗迹找到了7世纪末的6座巨大基石，由采自当地的花岗岩制成，最大的基石横截面为1.4米×1.6米。它们以“一”字形间隔2.1米排列，从而证实了上述推断。川原寺伽蓝配置呈“塔与佛殿东西并立”，具有当时中国佛寺伽蓝的明显特征，因而再次印证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演变，是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投影。

与川原寺具有同样伽蓝配置的崇福寺，据昭和十六年（1941年）发表的第十号考古发掘报告《滋贺县史籍调查报告》，同《扶桑略记》天智六年（668年）二月三日条、翌年正月十七日条所载情况基本吻合，亦当为天智天皇所建。

与川原寺形成“双璧”、位于模仿中国都城规划建造的“新益之京”藤原京的药师寺，亦是白凤文化的时代杰作。据《宁乐遗文》收录的“药师寺东塔塔柱铭文”记载，天武八年（680年）皇后病笃，为了祈愿皇后（以后的持统天皇）病体早愈，天武天皇于当年十一月发愿造一寺供奉药师如来，始建药师寺。然未等竣工，天武即驾鹤西行。皇后登基成为持统天皇后，即秉承夫君遗志，创建堂宇，并于持统二年（688年）在寺内举行无遮大会（佛教举行的一种广结善缘，无论贵贱、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文武二年（698年）十月，寺宇建成，诏众僧入住。如果说大官大寺实质上是天武天皇的“大寺”，则药师寺堪称持统天皇的“大寺”。大官大寺、药师寺、法兴寺、川原寺，并称藤原京“四大寺”。此外，各地贵族亦竞相造寺，以致天武九年（681年）四月朝廷不得不颁布敕令，确立分层管理的“官寺制度”，并另设立“造寺司”。

在汲取中国佛教的营养方面，遣唐留学僧的地位不可忽略。以白雉（凤）四年（653年）入唐、齐明天皇七年（661年）回国的道昭为例，据《续日本纪》记载：“文武天皇四年三月己未，道昭和尚物化。天皇甚悼惜之。” 与寺院建设并立的，是佛事法会亦不仅在宫廷举行，而且在都城和地方诸寺举行。如天武五年（677年）十一月，朝廷遣使各国要求诵读《金光明经》和《仁王经》；天武九年（681年）五月，敕令宫中和诸寺诵读《金光明经》，等等。《金光明经》的诵读和大忌祭、风神祭、新尝祭等祭祀一起，作为国家祭祀而恒例化。

“大寺制度”和“护国法会”作为新生的律令制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柱，占有“国家佛教”的地位。同时，大化的佛教界的最高权威“十师”不久即被废除，天智朝末年，“僧正”“僧都”的名称得以复活，天武十二年（684年）朝廷任命了僧正、僧都、律师，敕令“统领僧尼”。

白凤文化的代表性建筑，当首推药师寺东塔。虽药师寺内有东西两塔，但唯东塔在日本建筑史和美术史上均占有突出地位，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东塔实为三层，但因每层都附有“裳层”（飞檐），因此看似六层，塔顶耸立的相轮有天女起舞的透雕水烟，给人以明快的感觉，它和柱子的铭文一起称誉于世。

雕塑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明确标识年代的有今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黄铜造半跏思维像），该像铭文不仅明确记有天智天皇五年（666年），而且记有其缘起：栢寺的智识等118人为了使天皇的病体早日康复，发愿而建。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图案，原为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可见当时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雕塑领域另一代表性作品是记有戌年（686年或698年）的长谷寺《〈法华经〉说相图》。顾名思义，该图描绘了宣讲《法华经》的情景。该寺铜版铭文还记载了寺内三重塔之缘起：依天武天皇敕愿，道明上人率众八十余人，为在飞鸟净御原大宫内日理万机治天下的天皇建千佛多宝塔（三重塔）。另外，壬辰年（692年）的岛根县鳄渊寺的金铜立像观音菩萨像，亦是该时期雕塑的逸品。据铭文记载，系由出云国的若倭部臣德太理为其父母所建。之后，显示唐朝初年佛教文化影响的作品开始出现，如药师寺东院堂的圣观音立像。该立像镀金铜，等身大，贴身衣纹的手法和清秀圣洁的表情，一洗前代生硬的皱纹和古拙的面貌。此作虽然精妙绝伦，但作为雕刻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真正路标，则是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这三尊像同样镀金铜，等身大，其中药师如来坐像端庄威严，分侍左右的日、月光菩萨立像则表情悠然，姿态轻盈。三尊像目前被安置于1972年复原完工的金堂内，不仅是药师寺的镇宝，也是日本美术史屈指可数的国宝。三位尊师守在白凤美术的关口，既保住初唐雕刻的洗练，又透露盛唐样式的圆熟，作为理想完美的典型令人叹为观止。其精妙绝伦却又不见确切的历史记载，和东塔一样，创作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一说是藤原京药师寺本尊的迁移，即随药师寺迁建而移座；一说是药师寺平城京的新铸，即药师寺迁建之后重新铸造。前者以“白凤说”者坚持的文武天皇元年（697年）开眼供养说为据；后者则因为“奈良说”者不相信前代会有如此精美的佳作。

绘画方面，无疑数法隆寺金堂壁画最美轮美奂：在法隆寺金堂大壁四面，绘有四个天界景象或曰四方净土的菩萨群像：北面墙壁上是弥勒佛；南面墙壁上是药师佛；东面墙壁上是释迦牟尼佛；西面墙壁上是阿弥陀佛。四个天界中央的主佛法座，绘有被俗称“四大天王”的护法天神和众菩萨围绕。上面的宝盖两边各有飞天，下面有—张祭桌、两头狮子。八角壁面上的八尊菩萨像两两相对，或坐或立。整个墙壁上部空白处是隐士们在山中修行。画面大小不一，但布局对称整齐，手法多样，风格迥异。整个壁画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研究者认为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其创作手法应源自印度经中国传至日本。1949年1月26日拂晓，法隆寺金堂失火，金堂彩色壁画严重受损。然而，祸福相依，这场火虽然使旷世奇珍原貌不再，但却逼出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案》，尽管所付代价过于高昂。所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隆寺大修进度缓慢，寺藏宝物都疏散各处，因此躲过了灭顶之灾，值得庆幸。

第七节　宫闱内斗和法制滥觞

公元672年，日本政坛发生了一场政变，时值壬申年，史称“壬申之乱”。 历史未必重复，但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日本历史上，绥靖天皇杀了兄长手研耳命；应神天皇杀了兄长忍熊王；反正天皇即位前杀了墨江皇子；安康天皇杀了兄长轻太子。所有这些杀戮，与其说是因为有仇，莫如说为了掌权，真是问世间权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搏！壬申之乱也是豆萁相煎。但是，如同“乙巳之变”后大和朝廷进行大化改新一样，壬申之乱后，律令制正式开始形成。纵观整个日本历史，由乱到治，乱治交替，经常是“变奏曲”。前一节提到，天智天皇在位时颁布了《近江令》，为律令制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历经弘文、天武、持统、文武四代天皇，终使律令制确立。本节仅论述天智天皇及他之后，至持统朝，律令制的初步形成。

何为律令？“当时的法学家认为，‘律以惩肃为宗，令以劝诫为本。’” 通俗地说，“律”是对作奸犯科者进行惩罚的标准，用以维护社会安全，使民众生活安定，相当于今天的刑法。“令”是命令，虽然也有禁止的含义和处罚规定，但以教育劝导为主，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必须说明的是，古代日本律令的修订，参照了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征律令》、唐玄宗《开元律令》，但也根据国情适时调整。公元6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律令制形成时期。

壬申之乱 这场日本古代最大规模的内乱，祸起萧墙。天智天皇锐意改革，引起皇族内部诸多成员不满，天智天皇同他的弟弟皇太子大海人皇子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尖锐。天智天皇本有后嗣，无奈四个儿子均不成器，不得已立大海人皇子为太子。大海人皇子是在大化改新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享有较高的威望，被立为太子后自然“如虎添翼”，和天智天皇渐生隔阂。但是，壬申之乱既有权力之争的要素，也与兄弟情仇有关。据史料记载，天智天皇七年（668年）五月五日，大海人皇子、中臣镰足等结伴前往琵琶湖南面的蒲生野（今滋贺县东近江市）狩猎。选在五月五日前往当地狩猎，只是找个名头，实际上是因为这一天当地有男割花鹿嫩角，女采山野草药的习俗。这一习俗传自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万叶女歌人额田王，也与大海人皇子同行。此时额田王已是天智天皇的皇妃。

到了狩猎场，额田王和大海人皇子作诗对吟，频频唱和。额田王：“往来紫野围禁场，守吏岂不见，君又举袖扬。”皇太子：“妹妍如紫茜，焉能憎厌；况知已是人妻，犹使我生恋。”一唱一和，宛如恋爱中的男女，情投意合。他俩宛如情歌的诗作，本当被收录于《万叶集》中的《相闻》，但却被收录于《杂歌》，而《杂歌》是狩猎结束后宴席上的即席余兴之作。之所以如此，自有原因：额田王和大海人皇子原本两情相悦，但天智天皇却横刀夺爱娶了额田王为妃，兄弟情仇因此萌生。据《家传》记载，天智天皇践祚时，在琵琶湖畔的楼阁宴请群臣，“酒酣极欢”时，大海人不仅在御前操枪起舞，不成体统，而且突然“以长枪贯敷板（地板）”。天智天皇见状大怒，欲将大海人皇子问斩，幸得中臣镰足勉力劝阻，方没有酿成豆萁相煎的血案。

为了遏制大海人皇子的专横跋扈，671年，天智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后为弘文天皇）为太政大臣，欲使大海人皇子受到掣肘。大友皇子自幼聪明好学，犹擅汉诗。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弘文天皇的两首汉诗。其中《侍宴》用词得体，气势恢宏：“帝德天地载，皇明日月光。万国臣义表，三才并泰昌。”当然，20岁的大友皇子被任命为行政首辅太政大臣，除了才能出众，天智天皇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精明如大海人皇子能不明就里？但皇子真正担心的不是权力受到牵制，而是自己太子的地位可能不保，甚至有生命之虞。

671年阴历十月初，天智天皇病危。他让苏我氏的后人苏我安麿召来大海人皇子交代后事。毕竟，使江山社稷代代传承是帝王的头等大事。苏我安麿和大海人皇子素有交情，他示意大海人皇子：隔墙有耳，说话注意。大海人皇子来到天皇病榻前，天皇对他说：“朕有意将后事托付给你。”大海人皇子拜伏在地，婉言谢绝，“臣多病，无力担此重任。望陛下将后事托付给皇后，请她帮助大友皇子处理政务。臣今日出家，为陛下敬修功德”，固辞不受。他这么说，消除了天皇的担忧，当即应允。于是，大海人皇子在大内的佛殿剃度出家。十月十九日，大海人皇子在宫中剃度后，披上天智天皇送去的袈裟，骑上骏马，披星戴月连夜离开京城驰往吉野宫隐居。十二月二日，46岁的天智天皇溘然长逝，留下遗诏让大友皇子继位。

大友皇子出生于大化四年（648年），但是否可算作一代天皇曾存在争议。据《水镜》《扶桑略记》等记载，在天智天皇山陵崩两天后，大友皇子即位，成为弘文天皇（648—672年）。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也有同样记载。但《日本书纪》却没有相关记载。按照伴信友在《长等的山风》中提供的考证，《日本书纪》原本也有关于弘文天皇的记载，后因编纂者舍人亲王有意抹去天武天皇篡位之嫌，所以将弘文天皇“略”去。舍人亲王之所以要篡改历史，原因很简单：天武天皇就是他的父亲。至明治三年（1870年），弘文天皇才“实至名归”，被列为第三十九代天皇。

672年五月，隐居吉野的大海人皇子获得了两个重要情报：一是近江朝廷以兴建天智天皇的皇陵为口实，命令美浓、尾张国司征用人夫（劳役）并授以武器；二是朝廷在近江至倭京（香具山以南、推古朝后诸宫所在地）各要塞布置关卡，阻挡运粮。获此信息，大海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决定前往东国（关东）建立根据地，举兵推翻近江朝廷。他迅速离开吉野，经伊贺、伊势（三重县一带）到达美浓（岐阜县南部），并联络东国各地武装。东国的国司、郡司积极支持大海人皇子的“义举”，纷纷投入麾下。获此支持，大海人皇子率领各路人马挥师挺进，首先占领和爱发关并称“三关”的不破关、铃鹿关，截断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七月初，大海人的两路大军分别向近江、大和进发。七月二十二日，大海人皇子的武装与朝廷的武装在濑田川展开决战，虽然损失不小，但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日本书纪》卷二十八天武天皇元年条，对濑田川决战有如下描述：“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十里。列弩乱发，矢下如雨。”“于是弘文天皇走无所人，乃还隐山前，以自缢焉。时左右大臣及群臣皆散亡，唯物部连麻吕且一二舍人从之。” 弘文天皇最后众叛亲离，自缢而死的凄惨，和此前皇家狩猎时吟诗作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随后，大海人皇子大开杀戒，将近江朝廷八名大臣处以极刑，其余弘文天皇的追随者大都被流放。同时，大海人皇子将弘文天皇的妃子即额田王的女儿十市皇女带回宫中，想为她另行婚配。但是出阁前夕，芳龄十八的十市皇女自杀殉夫。节烈至此，令后世唏嘘不已。

天武天皇的统治 672年，大海人皇子大兴土木，建造了飞鸟净御原宫（现奈良县橿原市境内）。按《日本书纪》记述：“是岁，营宫室于冈本宫南。即冬，迁以居焉，是谓飞鸟净御原宫。”翌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成为日本第四十代天皇天武天皇（？—686年）。天武天皇的父亲是舒明天皇，母亲是舒明天皇驾崩后继位的皇极天皇，皇极天皇重祚后成为齐明天皇。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都是天皇，而且母亲还两任天皇。集父母三任天皇威权于一身的天武天皇，异常强势。

天武朝之前，不仅有皇太子辅佐天皇，而且有畿内豪强任大臣、大连、大夫参理朝政。但是在天武朝，虽然随着律令制的初建，理论上有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大纳言等作为议政官参理朝政，但实际上几乎不见天皇臣属共议朝政的记载。当然，天武天皇治国理政并非孤家寡人。鸬野赞良皇女（以后的持统天皇）不仅是天皇的侄女，还是13岁时就嫁给他的皇后，此时不仅是侄女兼皇后，还是“高参”。天武天皇的皇后和7个皇妃生的皇子，都是天武天皇的参谋和顾问。因此，天武朝的政治又被称为“皇亲政治”。这种政治之所以能够推行，无疑与“壬申之乱”后畿内传统势力即豪强势力的衰退有关。因为在弘文天皇当政时期，豪强已趋分裂，而追随近江朝廷的豪强，又在“壬申之乱”后相继失势。天武天皇正是利用皇权和族权的均衡被打破之际，独揽大权，推行威权统治。天皇神格化的观念之所以确立于这一时期，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天武天皇在位期间，日本律令制国家开始形成。当时编纂的法典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如前面所述，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天智天皇敕令编纂的《近江令》可以算作日本法制史的一块里程碑，所憾未能留存下来，内容不详。天武天皇在位第十年（682年）开始编纂的，使天皇对日本国的统治体系化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是又一块里程碑。“《飞鸟净御原（律）令》是《大宝律令》问世之前据以规制国家十三年的法典，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综合性法典。”

法律和政治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在政治方面，天武天皇进一步加强皇权，在中央官僚机构中废除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御史大夫，改设直接听命于天皇的太政官和大辨官。大辨官统辖法官、理官、大藏官、兵政官、刑官、民官等六官。大辨官和六官构成的官僚机构，几乎是隋唐三省六部的“翻版”，也是以后左右弁官和八省的原型。作为地方官僚机构，在全国派驻权力有所消减的新国宰（天智朝时已有国宰）。新国宰亦由大辨官统辖。但和以往的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相比，太政官和大辨官实际上类似于天皇和群臣的联络官，并不掌握实权。同时，天武朝廷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在位第五年（677年），天武天皇下诏：“外国人欲进士者，臣连伴造之子，及国造子听之。唯虽以下庶人，其才能长亦听之。”天武天皇在位第六年（678年）下诏：“凡任国司者，除畿内及陆奥、长门国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并在翌年诏令奖勤罚懒：“诏曰，凡内外文武官，每年史以上其属官人等，公平而恪勤者，议其优劣，则定应进阶。正月上旬以前，具记送法官，则法官校定，申送大辨官，然缘公事以出使之日，其非真病及重服，辄缘小故而辞者，不在进阶之例。”

另一方面，虽然天智天皇制定的冠位二十六阶是“冠位十二阶”的改良版，但好歹仍得以保持，而天武天皇即位初年就另外设立了诸王位阶，使诸王亦成为授予冠位的对象。同时，为了提拔出生于畿外，但却是平定“壬申之乱”的功臣，天武天皇又创立了外位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天武天皇在位第十四年（686年）正月，朝廷开始施行爵位四十八阶，使皇子、诸王的爵位和群臣的爵位有别，并将授爵位对象扩大至皇子皇女。此举意义昭然——纵然贵为皇子（皇女），也同样是天皇的臣子。在统辖氏族方面，天武朝主要有两项政策措施：第一，废除天智三年（664年）设立的作为豪族私有民的部曲，将朝廷先前赐予亲王、诸王、诸臣及各寺院的山林池泽岛浦，全部收归国有，以支配封地上的劳役和收获物的制度“食封制”取代。第二，调整等级秩序，制定“八色之姓”。在位第十一年（683年），天武天皇诏令，将族姓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重要条件：“凡诸应考选者，能检其族姓及景迹，方后考之。若虽景迹行能灼然，其族姓不定者，不在考选之色。”“八色之姓”又称“八色姓”，依据与大和王权的关系表示其身份等级。以往的“姓”有臣、连、伴造、国造、县主等。经“壬申之乱”冲击，各氏族实力地位有极大变化。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天武天皇在位第十二年（684年）颁布诏书，宣布：“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姓放在氏和名之间。如大伴宿祢家持。 目的就是仍以“八色之姓”对原有的官僚秩序进行调整，以建立新的官僚秩序。

在对官僚加强控制的同时，朝廷对民众也加强了控制。在废除部曲，使民众全部成为“公民”后，天武朝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每50户为1里的行政组织。天武天皇在位第四年（676年）下诏：“自今以后，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在鼓励生产和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的同时，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北山茂夫认为，至天武在位第五年（677年），以此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可能已经产生。

同时，天武天皇基于“凡政要者军事也”的认识，于676年下令：“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备兵。”天武天皇在位第五年（677年）遣王卿于京、畿内“校人别兵”。天武天皇在位第十二年（684年）诏令诸国“习阵法”，要求文武官“务习用兵及乘马”。十一月下诏收缴私家兵器。

天武朝时期也是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确立期。这一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的确立，主要通过日本神祇思想和中国天命思想的结合，即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结合而完成。日本神祇思想的传统，主要见于高天原天孙降临神话，古已有之。但是，在神话中找到天皇统治合法性的根源，以后被融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成为“历史”，始于天武朝。留传于民间的与高天原神话系统不一的出云系神话，因强调对天孙服属之缘由被吸收于“记纪”，也是在天武朝。平定“壬申之乱”的东征途中，天武天皇在伊势国朝明郡的迹太川附近遥拜了天照大神，并在“壬申之乱”后让大来皇女作为齐王奉侍伊势神宫。日本以天照大神为皇祖神、以伊势神宫为国家祭祀对象，也是在天武朝确立的。

天武天皇吸收中国的天命思想并用作强化自己权力和权威的一根支柱，可以通过几个事例察知。如在“壬申之乱”时，天武天皇将自己比作汉高祖，以示剥夺弘文天皇的权力并取而代之是“易姓革命”；在“壬申之乱”时，长于天文遁甲之术的天武天皇以自己的方式占卜的运行，预言友军必胜，并在“壬申之乱”后立刻建造占星台；在“天武纪”中每年均记有祥瑞记事，如天武十一年（683年）正月的诏书是“朕初登鸿祚以来，天瑞非一二多至之，传闻其天瑞者，行政之理。协于天道则应之。是今当于朕世。”而所谓祥瑞，按诏书所言，是天帝对天武天皇善政之褒奖。高松塚古坟出土的星宿图，则是对天武朝存在这种天命思想的实物证明。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易姓革命思想，与日本皇统万世一系的思想，原本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日本以易姓革命的观念传递天命思想的内容，仅在异常时代出现，并非常态。

天武朝在统治中进一步增添了神道要素，特别是吸收民间的尝祭传统，创设了每年新谷收获后，天皇和皇祖神一起品尝新谷的“新尝祭”，并使之成为具有劝农和统制全国神社两大功能的国家祭祀。与之同时，天武朝还创设了为“新尝祭”添加作为服属礼仪之要素的“大尝祭”，并在治世中几度举行祭祀礼仪。正是在每年举行的“新尝祭”以及与之几无区别的“月次祭”“大尝祭”中，天皇通过与神的结合而强化了神格，成为“人间之神”。

同时，天武朝一如既往“兴隆三宝”，提倡造寺、写经、诵经。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九记载，“（天武二年）三月，是月，聚书生，始写一切经于川原寺”。“十二月戊戌（十七日），以小紫美浓王、小锦下纪臣诃多麻吕，拜造高市大寺司（今大官大寺）。”“（天武五年）十一月甲申（二十日），遣使于四方国，说金光明经、仁王经。”“（天武八年）十月，是月，敕曰，凡诸僧尼，常住寺内，以护三宝。”（天武十四年）三月壬申（二十七日）诏，“诸国每家，作佛舍也，乃置佛像及经，以礼拜供养”。

必须说明的是，“五畿七道”这一概念是在大宝年间出现的，但作为律令国家的行政区划，则产生于天武年间。日本著名史学家久米邦武在《奈良时代》一书中提出，“天武天皇末年，朝廷遣史六道。这是日本七道的起源。在文武天皇让巡察使检查国家治理情况时，臣、连、造、国造已经被废除了，国郡制度取得进步。因为这是新令颁行的时期，所以七道之称从这时开始。”

天武天皇的一切政策，似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集权。但是集权统治从来不可能根除异端，灭绝反叛。因此，对其后任而言，巩固政权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朱鸟元年（686年）九月天武天皇驾崩后，在其尸骨未寒的翌年十月发生的平定大津皇子“谋反”，就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一项举措。

持统天皇治国理政 天武天皇膝下虽有10个皇子，但在决定皇嗣问题上，一贯处事果断的天武天皇却踟蹰不决。因为他的妻子鸬野皇女曾偕子跟随丈夫在吉野山中流浪，而且曾随丈夫出征，夫妇同甘共苦。天武天皇对结发妻子鸬野皇女非常宠爱，即位后封她为皇后。皇后的亲生儿草壁皇子虽能力平平，体弱多病，但子以母贵，天皇自然不能不宠。令天武天皇在立太子问题上踟蹰不决的是，与资质平庸的草壁皇子相比，鸬野皇女的胞姐大田皇女的儿子大津皇子，才貌双全。按《日本书纪》朱鸟元年记载：“皇子大津，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第三子也，容止墙岸，音辞俊郎，深得天皇喜爱，及长，辨有才学，尤爱文笔，诗赋之兴，自大津始也。”但是，枕风强劲，最终草壁皇子在天武十年（682年）二月获封太子并“摄万机”。然而，天武毕竟爱才，他在封草壁皇子为东宫（即太子）两年后，又允许大津皇子“听朝政”。“摄万机”和“听朝政”，具体有何差别？如此“叠床架屋”，无疑又制作了一个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的翻版。事实上，如“一山不容二虎”，两位皇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朱鸟元年（686年）九月，天武天皇大行。为了翦除异己，翌年十月，皇后便以“谋反”罪逮捕了自己的外甥大津皇子及其同党30多人，并令24岁的大津皇子自行了断。大津皇子辞世前赋诗一首，韵律悲哀：“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离家行。”他的妃子山边皇女为皇子殉情。当时场景见载于《日本书纪》朱鸟元年（686年）：“妃皇女山边，被发徒跣，奔赴殉焉，见者皆唏嘘。”不过，皇后对大津皇子手下人的处罚比较宽容，有的直接予以赦免。

天武天皇大行后，表面上草壁皇太子理政，实际上朝政由他的母亲主宰。持统三年（689年），自幼身体孱弱的草壁皇太子去世，翌年皇后正式即位，号持统天皇（645—702年）。和天武天皇不同，持统天皇为皇亲贵族等提供了参政机会。尤其是持统天皇作为女性，在使妇女“参政议政”方面很有一番作为。持统五年（691年）正月初一，“天皇赐予亲王、诸臣、内亲王、女王、内命妇等爵位……爵位在五位以上的妇女称‘内命妇’。外五位以上的男子的妻子称‘外命妇’。《后宫职员令》规定，内亲王、女王及内命妇在上朝时，按照爵位排定行列次序。外命妇则按照丈夫的位次上朝”。 持统三年（689年）六月，《飞鸟净御原（律）令》正式施行。《飞鸟净御原（律）令》虽然全文佚失，难解其详，但其中户令、考仕令等篇目，在别的史籍中仍有留存。从中可知持统四年（690年）七月任命太政大臣、右大臣，以及迁任“八省百僚”“国司大宰”；在衣服令中有同年四月和七月关于施行朝服的记事。当年，朝廷命令诸国国司根据《飞鸟净御原（律）令》的“户令”，编制户籍。翌年即庚寅年，户籍编制完成。因此，编定的户籍被称为“庚寅年籍”。以后所谓“六年一造”，即六年审订一次的律令户籍，即始于“庚寅年籍”。持统六年（692年）朝廷又任命了畿内班田大夫，施行班田。持统天皇懂得江山社稷能否稳固，关键在于“人心”。因此，持统天皇主持实施了一项重要举措：将百姓的租、庸、杂徭减半，同时规定正月不得行往来拜贺之礼，违者按《飞鸟净御原（律）令》处罚。

持统八年（694年）十二月，天皇迁都藤原京。新都藤原京虽然在天武十三年（684年）已经规划，但是正式建造完成则是在持统朝。据史料记载，持统天皇在即位当年（690年）曾派遣高市皇子前往藤原宫工地视察。藤原京和难波京是日本以中国的都城为蓝本建造的正式都城。原先人们认为，藤原京系模仿中国长安建造，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岸俊男经过考证后指出，藤原京不仅和北魏洛阳城及东魏邺都南城有颇多相似之处，甚至近于《周礼》所记中国理想的都城形态。

同时，天皇的“神格”被继续强化。如前面所述，为使君主享有神的尊严，天武朝创设了大尝祭，在天武治世期间，曾几度举行。但是，当时的“大尝祭”还不具有后世天皇将此作为即位的必经程序的性质，不是一再举行，而是“一世一祭”。天武将净御原宫的正殿命名为“大极殿”，在传达天皇重要诏敕和天皇举行圣宴时，臣下可以进入“大极殿”。也就是说，当时的“大极殿”还不是臣属不可踏入的天皇独占的空间。“大尝祭”和“大极殿”作为升华天皇神圣权威的载体，均形成于持统天皇时期。

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称制3年后，持统天皇于持统四年（690年）元旦正式即位。在即位仪式上，首先由中臣大岛诵读“神寿辞”（诸神对天皇的祝福辞），然后由忌部色夫知奉上镜和剑，持统天皇升坛即位，再后由群臣列队绕坛徐行并拍手礼拜，诵读“福寿辞”并晋献镜和剑。这是史无前例的，其意已不是仅限于群臣对新主的拥戴，而是具有新天皇承袭了“太阳之子”的血脉、禀承先帝的遗愿的含义。而“拍手”就是“柏手”，《广辞苑》对“柏手”的解释是，“拜神之时，双手掌互击发出声音”。总之，将原来“天皇”即位的各项仪式改为“神”即位的各项仪式，发轫于持统天皇时期。

持统十一年（697年）二月，天皇在藤原不比等的辅佐下力排众议，立其孙即草壁皇子次子轻皇子（珂瑠皇子）为太子，并于八月将皇位让与15岁弱冠之年的太子轻皇子，成为太上天皇。轻皇子登基后成为文武天皇（683—707年）。大宝二年（702年），持统天皇在完成了几项使命性工作后驾崩，与天武天皇合葬于桧隈大内陵。文武天皇在位期间，日本律令制得以确立。

第八节　律令制的确立与“万叶时代”的开启

如前面所述，天智天皇敕令编纂的《近江令》堪称日本法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所憾未能留存。天武天皇在位时编纂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是又一块里程碑，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综合性法典”。《飞鸟净御原（律）令》这部法典在持统三年（689年）六月正式施行。但是，作为日本律令制完成的标志，是文武天皇在位时颁布的《大宝律令》。《大宝律令》“横向”吸收了诸多《唐律》的要素，“纵向”承前启后。“承前”是根据日本国情保留和修改了以往的条文，“启后”是十年后即迁都奈良后，为《养老律令》提供了范本。

在日本律令制逐渐形成时，文化特别是和歌有了明显进步，其中尤以被称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为代表。《万叶集》代表了一个时代。不过，《万叶集》收录的和歌，分别完成于大和时代和奈良时代，而《万叶集》反映的时代被称为“万叶的时代”，并以其赖以存在的文化背景和都城所在地，分为白凤（藤原京）和天平（平城京）两个时期，本节将先论述前期即“白凤的万叶时代”。

《大宝律令》和社会管理《日本书纪》安闲天皇元年（534年）闰十二月条有如下记载。 “大伴大连奉敕宣曰：‘率土之下，莫非王封。普天之上，莫非王域。’”这一记述说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主张，也为日本朝廷所用，但那是6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大和政权是皇族和地方豪族的联合体，部民制和屯仓制（也称屯田制），是这种联合体的两根支柱。部民制的部民职业世袭，是统治者通过“部”或“伴”的形式实现人身统治和依附。屯仓制是宅、仓、田三位一体的大王政权直辖农业经营地，是大王政权通过对土地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屯仓制的基础是直属天皇的御田，主要集中于大和国及周边。4世纪末5世纪初，大批朝鲜半岛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日本列岛，他们和原住民在摄津、河内、和泉等畿内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垦，形成屯田。6世纪以后，屯田制被推向全国。由土地、管理者、农民三个要素构成的屯仓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原先国造支配的领域，打入王权支配的屯田这个楔子。《日本书纪》记载，仅安闲天皇二年（532年），中央政府就在全国设置了26个屯仓。同时，中央政府还严厉治罪或罗织罪名，对地方豪强巧取豪夺。据《日本书纪》同条记载，河内县主被大伴大连问罪，“恐畏求悔，伏地汗流”，称自己“愚蒙百姓，罪当万死”。但河内县主表示，愿意为大和政权提供劳役作为赎罪，以求不死。他说：“伏愿每郡以钁丁（耕地的农民），春时五百丁，秋时五百丁，奉献天皇，子孙不绝。藉此祈生，永为鉴戒。”河内县主还贿赂大伴大连这位“钦差大臣”：“别以狭井田六町，赂大伴大连”。

6世纪中叶以前，大和政权是由畿内有力氏族的首领构成的大夫合议体制，大夫议定和执行重要政务。“乙巳之变”后的大化改新，由天皇及其以下的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内臣、国博士等构成中央政权。但当时还没有形成制度化体系化的官制。例如，内臣实际就是中臣镰足的辅弼。国博士也只是一些从唐朝归来、向新政权提供新知识以供参考的“参谋”，并不是固定职位。僧旻、高向玄理之后，没有再设国博士。

如前面所述，虽然“天皇”号何时开始使用，日本学界有几种观点，莫衷一是，但产生于7世纪当无疑问。7世纪中叶，随着“大王”向“天皇”从名称到实质的转变，675年部民制被废除，臣、连、伴造、国造等旧部民所有者，随之成为国家机构中的官僚。名实相符的古代“天皇制”正式形成。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大宝律令》当不太可能在文武天皇在位时问世。

公元697年，文武天皇登基。文武天皇出生于天武十二年（684年），是草壁皇子的次子即天武天皇的孙子，7岁时失去了父亲，自幼受到祖母持统天皇宠爱，在持统十一年（697年）被立为太子，同年即位。由于15岁就当了皇帝，所以在持统天皇的“监护”下治国理政。也就是说，持统天皇依然作为“后见”（辅佐官）“垂帘听政”，与文武天皇“并坐治天下”。成年后，文武天皇娶了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他们的长子首王子，后来登基成为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奈良时代第三代天皇圣武天皇。

为了进一步“依法治国”，文武天皇敕令藤原不比等等官员对《近江令》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了由六卷律和十一卷令构成的《大宝律令》，其中《大宝令》的编纂者由上层官僚、对唐文化有造诣的中下层官僚共19人组成，《续日本纪》对此有明确记载，“（大宝元年）八月癸卯（三日），遣三品刑部亲王、正三位藤原朝臣不比等、从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古麻吕、从五位下伊吉连博德、伊余部连马养等撰定律令，于是始成”，文武四年（700年），《大宝令》完成。《大宝律》则在《大宝令》完成后开始编纂，于大宝元年（701年）完成：“大宝元年，律令初定”；“昔我文武天皇大宝元年甫制律令，施行天下”；“律令之兴，盖始于大宝”。 总之，史籍对《大宝律令》的划时代意义，多有赞誉。

“大宝元年”（701年）也是可以确定的日本采用年号的起点。在此之前年号多次中断。如前文所述，白雉（凤）五年（654年）孝德天皇驾崩后，年号中断了整整32年。天武天皇673年至686年在位，但直至天武十四年（686年）七月才定年号为“朱鸟”。该年号仅使用了3个月天武天皇就驾崩了，之后大和朝廷又经历15年“年号空白期”，至大宝元年（701年）才续上。而且在日本古代，何时“改元”很不确定。新天皇登基后，经常沿用先天皇的年号，从而出现两个天皇共有同样年号。例如，光仁天皇驾崩后，他的年号“天应”为继位的桓武天皇沿用。后来，桓武天皇改年号“大同”，“大同”年号又为继位的平城天皇沿用。公元810年是日本的“弘仁”年，但“弘仁”既是嵯峨天皇的年号，也是淳和天皇的年号。与之相反，天皇在位时多次改元，也屡见不鲜。例如，1233年至1239年在位的四条天皇，在位仅7年，但却有贞永、天福、文历、嘉祯、历仁、延应、仁治共7个年号。改年号最频繁的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孝明天皇，即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1844年至1867年在位，有弘化、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共7个年号。直至明治睦仁天皇定下规矩：“一世一元，永为定制”，即一个天皇只能使用一个年号，这种情况才根本扭转。

《大宝律令》继续贯彻大化改新确立的“班田收授法”，规定户籍每六年修订一次，每户六岁以上男女均可获口分田，男子二段（180步），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120步），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死后收归国有。此外，各户可分得园田和宅基地，可以买卖。农民必须负担租庸调和杂徭。租是地租，每段为二束二把稻，大致相当于收获量的3%。庸是劳役，正丁每年到都城服劳役十天，可以用庸布二丈六尺代替。调是按正丁、次丁、少丁交纳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杂徭是国司每年役使的劳力，按规定正丁60天以内，次丁30天以内，少丁15天以内。

按官僚贵族位阶、官职、功劳授予相应的位田、职田、功田。位田赐予阶位在五位以上的贵族，不得世袭和自行处理。职田只能在职期间拥有，卸任或死亡须交还国家。功田分大、上、中、下四等，大功田可世袭，上功田传曾孙，中功田传孙，下功田传子。位田、功田是“输租田”，即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税，又称“私田”。位田、功田一般出租给农民耕种。职田除郡司的是输租田，大部分为不输租田。神田、寺田属不输租田。也就是说，《大宝律令》允许存在部分私有土地，如园田宅地、神田、寺田、大功田等。

《大宝律令》包括户田篇、继承篇、杂篇、官职篇、行政篇、军事防务篇、刑法和刑罚篇，在日本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详见下表。

①日本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律并未完成。因此，《飞鸟净御原（律）令》常被称为《飞鸟净御原令》。

必须强调的是，“将残留的法律条文和《唐律》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大部分内容一致。也就是说，《大宝律令》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唐律》，然后对不符合时代和国情的内容进行了取舍”。

文武天皇在位时期，朝廷通过中央集权体制下进行的各项改革，包括官僚制改革，为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律令制之枢纽的政治机构，是官僚制和支撑官僚制的各个机构。在文武天皇在位时期，日本的政府机构趋于完善，中央设立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具体结构如下：

各省设四等官，其名称不尽一致。有的称卿、辅、丞、录，有的称长官、次官、判官、主典等。

中央政府各机构的具体职责：二官是太政官和神祇官。神祇官主掌祭祀，大都由亲王或名门贵族担任，下由大副辅佐。太政官是最高行政机构，由“三公”即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主理政务。“三公”之下是大纳言，大纳言之下是少纳言，左右弁官是少纳言的副手。大纳言负责宣旨、侍从、献策。少纳言负责禀奏、用玺等。右弁官分管宫内、大藏、刑部、兵部四省；左弁官分管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四省。需要说明的是，中务省负责朝廷的各项事务，包括图书寮、缝殿寮、内药司、画工司等，不理民政。式部省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吏部。民部省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户部。大藏省类似于财务省。此外有独立机构弹正台，负责风纪，类似于纪律监察机构。五卫府负责京城各处警卫。奈良时代的天平年间，还设置了内大臣、中纳言、参议，称“令外官”。日本的律令制虽然仿效唐制，但并没有像唐朝那样建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鼎立的官制。另外，自奈良时代，大和朝廷开始正式设立“令制国”（又称“律令国”），68个令制国，分别归属“五畿七道”。每国设数个军团，由国司指挥监督。九州设由大宰府管辖的防人司，以防“外国”入侵。陆奥设镇守府，防备虾夷。

官职和位阶大致对应如下：太政大臣为正、从一位，左、右大臣为正或从二位，大纳言为正三位，大宰帅为从三位，中务卿为正四位上，卿为正四位下，弹正尹为从四位上，左、右中弁为正五位上，左右小弁为正五位下，弹正弼为从五位上，小纳言为从五位下，等等。

地方政府隶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特殊官府”，包括分管京师行政的左京职和右京职，分管旧京同时也是战略要地难波（今大阪府一带）的摄津职，负责列岛西大门、外交的大宰府，还有“一般官府”，分国衙和郡衙。随着国力充实和皇权扩展，政府组织也相应发生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不过随着律令制的形成，朝廷对全国的管理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施行“条理制”，将全国土地进行区划整理，即形成由N个小方块组成的中方块，由N个中方块组成的大方块的格局。

（二）如前所述，《大宝律令》按官僚贵族位阶、官职、功劳授予相应的位田、职田、功田。

（三）《大宝律令》继续贯彻大化改新确立的“班田收授法”。规定户籍每六年修订一次，每户六岁以上男女均可获口分田。口分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死后收归国有。此外，各户可分得园田和宅基地，可以买卖。农民须负担租庸调和杂徭。还有仕丁，即每50户出两人在都城劳动三年。出举，即向国家借稻米，归还时须另加50%作为“利息”。兵役实行“兵农合一”。正丁的三分之一为士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一定时期到军团服役。其中部分人作为卫士到京城守卫宫廷一年；部分人作为“防人”，到大宰府防卫九州边陲三年，即当兵三年。

（四）重新规定日本的等级制。《大宝律令》颁布前，皇族男子皆称“皇子”。《大宝律令》规定，“皇子”以外的皇族男子称“亲王”，二代以后皆称“王”。位阶五位以上者为贵族，享有荫位制的特权，即位阶三位以上者的子与孙和四位、五位者的儿子年满21岁时，可以获得一定位阶。贵族还享有减刑和子女受教育的特权。皇族、贵族等大小统治阶级和广大公民（大化改新前的自由民和绝大部分部民）为自由民。奴隶、“陵守”（守皇陵者）、公私奴婢为“贱民”。“贱民”和“良民”不得通婚。

《大宝律令》仍实施司法与行政一体化，即各级行政机关同时也是审判机关。刑罚的种类有苔、杖、徒、流、死五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八虐”均属重罪。

必须强调，如下一章所述，奈良时代的养老二年（718年）颁布的《养老律令》，无异于《大宝律令》的拷贝。9世纪至10世纪，随着按日本国情编纂的法律法令集“三代格式”，即《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延喜格式》编纂完成，日本律令更趋完善。所谓“格以衡量时间为制，式为补充拾遗之需”。“格”就是根据日本国情对律令适时进行修改，“式”则是“格”的实施细则。“三代格式”问世后，律令成了一纸空文。但必须强调，“律令”是“格式”的基础或“前期准备”，没有律令，格式无从产生。可以认为，至大和时代的文武朝，日本律令制已经确立。

“万叶时代”前期 在建设律令制国家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法律政治制度日趋完备，文化也欣欣向荣，出现了著名的白凤文化。除了本章前面论及的佛教的繁荣，由于文字的普及，和歌也开始发生飞跃性变化。和歌究竟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当源于天智朝。但是，和歌创作手法的明确变化，以及正式用汉字表记和歌，始自天武朝。“万叶假名”赖以“孵化”的《万叶集》，即产生于这一时期。由于《万叶集》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以致人们将以《万叶集》为代表的时代称为“万叶的世纪”或“万叶的时代”。这一时代又因文化背景和都城不同，被分为白凤（藤原京）文化和天平（平城京）文化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两个阶段。与之相应，《万叶集》里的和歌也相应于这四个阶段被分别考察。本节考察前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

自舒明朝（629—641年）至壬申之乱（672年），为第一阶段，即“初期万叶”阶段。毫无疑问，“初期万叶”阶段的出现，和大化改新、壬申之乱和近江朝灭亡等内政剧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就与文字记录的关系而言，这一阶段创作的和歌基本上是口诵作品，作者有舒明、齐明、天智、天武四位天皇，以及倭太后、额田王、镜女王、藤原镰足、大伴安麻吕等皇族和贵族。不过，其中有些显然是托名之作，因此究竟作者是谁颇有争议。这一阶段的特点概括而言，是集团性、意欲性、咒术性、与自然的交融，以及同歌谣、民谣的血脉相通。所谓集团性，不难发现“初期万叶”的许多和歌所描述的，是“年中行事”即每年按惯例举行的庆典活动或其他礼仪活动时的作品，如舒明朝的“国见歌”、宇智野狩猎歌、天智天皇千秋后的殡宫的歌，等等。即便一代才女额田王《下近江国时作歌》的“三轮山，岂可被遮掩；云但能体谅，怎再频遮掩？”也是在迁都奈良时，抒发别离作为大和之国魂的三轮山时的心情，使读者仿佛看到一种礼仪场景。所谓意欲性，如《额田王歌》的“乘舟熟田津，待月把帆扬；潮水涌，操棹桨”，描述了齐明七年（661年）驶向九州的船队，在印南野附近的海上或从伊予的熟田津西行时，向海神的祈祷，具有在以后的和歌中难以寻觅的充实的意欲感。所谓咒术性，则是古代灵魂观和自然观的反映，如有间皇子《自伤结松枝歌》的“磐代岸边松，结枝祈幸免；得幸免，归来重见”。再如倭太后的作品《天皇圣躬不豫之时，太后奉御歌》：“仰首高天凝眸，吾皇御寿，定然，天长地久。”上述作品，均具有和自然交融的特征。同歌谣、民谣的结合亦为“初期万叶”的特征，即便如在蒲生野的药猎时，额田王和大海人皇子的唱和，也不同于个人的恋歌。额田王：“往来紫野围禁场，守吏岂不见，君又举袖扬。”皇太子：“妹妍如紫茜，焉能憎厌；况知已是人妻，犹使我生恋。”

《万叶集》最初阶段的和歌所反映的各种特征，有一点同“记纪”中的歌谣颇为相似，即由艺术的自觉和个性的贫乏构成表里。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浸润，该阶段后期的和歌开始告别过于浓厚的主观表现而向客观即事的方向发展，以简洁的语言，表现事物存在核心的初期万叶和歌固有的诗情美，开始从歌谣向抒情诗转变。

第二阶段是壬申之乱以后至迁都平城京（710年）。文化的繁荣，往往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对文化事业的推动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为天武天皇统治时期的日本所印证。这一时期和歌的繁荣与朝廷的政策密切相关。

顺应当时社会对语言文字一体化的强烈关心，天武天皇当政时颁布了许多推进日本语文事业发展的诏敕，这些诏敕在《日本书纪》中多有记载。例如，天武四年（676年）二月“敕令大倭、河内、摄津……美浓、尾张等国，挑选能歌男女及侏儒、伎人贡上”。天武十一年（683年）三月“命境部连石积等造《新字》一部44卷”。《新字》是日本最初的辞典。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了日本和歌史上的一代宗师柿本人麻吕。在日本和歌史上，柿本人麻吕堪称“三朝元老”，因为他的活跃期跨天武、持统、文武三朝。这一阶段正是律令制国家确立时期和口诵文学向记载文学转换时期。与第一阶段艺术的自觉和个性的贫乏构成和歌的表里类似，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柿本人麻吕的作品构成表里。换言之，时代规定了柿本人麻吕作品的特征，时代也通过他的作品反映自身。这种表里构成是该时代创作的和歌的一大特征，其中尤以柿本人麻吕的作品为最。

柿本人麻吕的作品以“枕词” 和“对仗”的精美著称，写作手法和前代相比迥异其趣。枕词虽是以往口诵词章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咒术，但柿本人麻吕作品中的比喻性枕词，不是口诵的惯用句，而具有通过文字记录取得自立的倾向，其多样性及从中透示出的柿本人麻吕把握事物的敏感，通过这一媒体表现得淋漓尽致，宛如古希腊叙事诗中定型句（formulae）的变质。而一般被称为“对仗”的写作技巧，则从“记纪”歌谣和初期万叶和歌具有的反复性，向对偶地描写事物的方向转型，留有明显的受中国诗作影响的痕迹。虽然在天武朝之前，如额田王的和歌所显示的，已经有了“对仗”的萌芽，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对仗”与其说是在近江朝时期引入，不如说是柿本人麻吕以后。柿本人麻吕留下的很多与“初期万叶”明显有别的长歌，以及他在天武朝时创作的七夕歌，均显示出清晰的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形式和素材，而且文学意识和诗的灵魂，均受到来自大海彼岸的文学浪潮的推动和冲刷。尝试将长歌、短歌、旋头歌等不同的体裁作为装盛新的情怀的容器，也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特别是由柿本人麻吕定型的长歌“五七”形，既有天皇赞歌、皇族挽歌、悲叹都城荒废的哀歌如“志贺海湾，水纵回环，昔日之人，岂能再见”，又有感伤离别的情歌、悼念妻子的悲歌。这些和歌在经过雕琢的文字背后，栖息着朴实无华的精神思想。短歌数首一组的连作形式，也始于这一时期。旋头歌虽然发源于歌垣 中的片歌问答，但是柿本人麻吕将其作为六句体歌活用，开辟了和歌的一个新的领域。之所以视柿本人麻吕为和歌史上最初具有作诗意识的自觉者，主要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和柿本人麻吕基本同时代的歌人，还有持统天皇的皇子皇女，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的皇子皇女，以及石川郎女、志斐妪、高市黑人、长意吉麻吕等。他们的作品，如感叹大津皇子谋反事件的悲歌、称颂穗积皇子和但马皇女恋情的欢歌，均和新的抒情时代互相吻合，而高市黑人吟诵“恋物”旅情的佳作，与柿本人麻吕将古代和开化的自然观融为一体相比，则通过与歌咏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并以触景生情的感伤，开拓了和歌一块新的境地。总之，第二阶段的和歌比第一阶段的和歌更增添了技巧性和华丽感，且有时给人以做文字游戏的感觉。但是，这个时期的歌仍不耽形式之浮薄，仍不失线条之明快，仍不陷律令制之矛盾，仍反映充满建设活力之时代。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显示，前代氏族制的精神，仍作为支撑这种歌风的一根重要支柱，保存于个人和集团之间。

大宝二年（702年）持统上皇“山陵崩”后，大宝四年（704年）五月，因天现祥瑞之庆云，文武天皇诏令将大宝四年改为庆云元年。庆云三年（706年），文武朝廷颁布了七条改革诏令，开始推行以三项内容为核心的改革：减轻民众负担；提高贵族官员阶层待遇；调整官员设置、晋升和处罚条件。这场改革，史称“庆云改革”。庆云四年（707年）正月，文武天皇曾让文臣五位以上之高官议“迁都之事”。当年六月，25岁的文武天皇晏驾。他的母亲、天智天皇的女儿阿闭皇大妃根据儿子的遗诏登基，成为由“女人掌权”的奈良时代的第一位女天皇元明天皇。翌年，元明天皇颁迁都诏书，于和铜三年（710年）正式迁都平城京（奈良）。日本历史自此进入全方位学习唐朝的奈良时代。

作者点评：

本章与前章的衔接之处就是继续为日本和日本人“寻根”，故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不是地名，而是包含特定时间和地点、由特定的人类集团组成的国家。在“日本”成立之前，“日本”和“日本人”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为了澄清“日本”从何而来，本章引证诸多史籍记载和学者观点，对原初的“日本”如何发展壮大，进行了考察。

同时，本章还对日本语言文字、宗教和世俗文化在古代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在阐述中尤其注重揭示了一项史实：不仅日本语言文字、宗教和世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归因于统治阶级的推动，而且在“二战”前占统治地位、作为“日本是神国”之意识基础的“记纪”史观，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遭到批判，但在战前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统治阶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和诸多日本史专家对“大化改新”偏重于论述其意义、对“律令制”偏重于阐释其对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之仿效不同，笔者绝不敢“怠慢”日本在政治变革中“刀光剑影”“同室操戈”“血雨腥风”的史实。之所以如此，不仅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展现日本历史的风云激荡，更为了揭示一个普遍真理：在近代以前，任何革命和改革，都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都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人类只有确立“规则”并按规则行事，才能避免流血冲突的发生。 JE3czcZXF5xTFeHWRMP4JYm+Mu0eP3AKUGibPJjpfPHkgy/KJWOYlLiN3B2bve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