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前时代

第一节　列岛、祖先的神话和考古

“史地不分家”。历史上任何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因此，了解日本历史必须了解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位于亚洲东部，而“亚洲”的英语Asia这个单词源于希腊语Αбíα，原义为“东方”。日本在“东方的东部”，因而有个表明其地理位置的同义语：远东。日本主要由带着“历史胎记”的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组成。论述它们“历史胎记”的形成和如何汇聚到“日本”名下，是本书有关章节的内容。除了四大岛，日本的版图还包括6800多个小岛，总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其大致确定于明治初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日本陆地面积不大，而且约75%是山地和丘陵，但专属经济海域的面积相当广袤，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地势狭长，北部属温带季风气候，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常年温和湿润，春季樱花自西南向东北开放，夏季梅雨也自西南向东北前行（分别被称为“樱花前线”和“梅雨前线”）。秋季的日本，台风劲吹，能观赏到“惊涛拍岸”的景观。

作为岛国的日本，有三条海峡堪称“生命线”：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的扼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要冲的宗谷海峡；西连日本海，东通太平洋，将本州岛和北海道岛隔开的津轻海峡；从日本通往东海、黄海和进出太平洋，被称为日本海“咽喉”的对马海峡。

按照地质学“板块构造”理论，地球由六大板块构成，即亚欧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南极洲板块。由于日本列岛处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接合部，所以不仅每年有感地震难以计数，而且历史上大地震也多次发生。据统计，明治以后至“二战”前，日本列岛发生了20余次里氏7级以上地震，包括“三大地震”：1891年10月28日的“浓尾大地震”（8.4级，岐阜）；1896年6月15日的“三陆大地震”（8.5级，宫城）；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8.1级，东京、神奈川）。“二战”后，日本也发生过多次大地震，如：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7.1级，大阪、神户）；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9.0级，宫城、福岛、岩手）。地震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对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民族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

日本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在总共约1.26亿人口中，主体民族是大和族，仅有约2万阿伊努族人。由于与大和族通婚，纯粹的阿伊努族人已不复存在。

日本一级行政区划是“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43县”，下设市、町、村。日本的都、道、府、县被分别归入八个地区：北海道地区、东北地区、关东地区、中部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区、四国地区、九州地区。日本有三大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

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在《何为日本》一书中，对日本史研究状况，有如下点评：

日本人的出现、日本国的成立、日本国首次登上国际舞台，这些堪称日本史出发点的重大事实几乎不为当今日本人所知的现实，的确令人惊讶。我认为，对这一现实不管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形成这一现实固然有深刻的根源，但是其直接的背景，则是明治以后政府将《古事记》《日本书纪》以神话描绘的日本“建国”的历史，不加分析地通过国家教育作为史实全面向国民灌输。战败后，战后历史学虽然对以神话为基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对天皇亦持有批判性观点，试图以史实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学术性探讨，并通过这种探讨还原历史原貌。但是，战后历史学依然没有将与天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日本”，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

日本的“创世记”神话 了解日本历史，首先需要了解“神话”和“事实”的显著区别。有关日本肇始即日本列岛的形成，在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均有记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并称“记纪”。《古事记》为日本古代官修史书，是民部卿太安万侣奉奈良时代第一位女天皇元明天皇之命，根据天皇系谱《帝纪》和神话合集《旧辞》，于和铜五年（712年）编纂而成，共3卷。现存最古老版本是南北朝时期（1336—1392年）的真福寺本。本书以皇室系谱为中心，记日本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皇（约592—628年在位）间的传说与史事，亦为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日本书纪》是天武天皇让皇子舍人亲王编纂的日本第一部正史，为六国史之首，原名《日本纪》，记述神代至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于养老四年（720年）完成。全书30卷，另有系谱1卷。系谱现已亡佚。《古事记》采用日文文体，《日本书纪》则采用汉文文体。两本经典开篇都记述了“神国日本”的由来。《日本书纪》开篇写道：

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溟涬而含牙。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博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

用白话文表述：在远古时代，天地是连在一起的，阴阳不分，混沌得像个鸡蛋。天如蛋清，地如蛋黄，先有天，后有地，神圣就生在天地间。当时，天地中生出一个形状如芦苇芽的物体并衍化为神，名号为国常立尊。所以，古代日本又称“苇原中国”，相对于“高天原”（天上的世界）和“黄泉国”（地下的世界）。之后，他生出了国狭槌尊，国狭槌尊又生出了丰斟渟尊。这三尊神，国常立尊是最高主宰，国狭槌尊掌管天上万物的生育，丰斟渟尊掌管冥界。他们都是“乾道独化”。乾为阳，坤为阴，“乾道独化”即男性的单性繁殖。从第四代神即“神世四代”至“神世七代”，男神哥哥和女神妹妹都成双配对。“自国常立尊，迄伊奘诺尊、伊奘冉尊，是为神世七代者矣。”

据“神代记”所述，众神均居住于高天原。一天，第七代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站在天浮桥上说：“下面难道没有国家吗？”于是，他俩便将手中的琼茅往下一扔。这时，从矛尖上滴下来的水凝聚成了一个岛，他们称之为“磤驭虑岛”（意为“凝结成的岛”）。这柄琼矛，今天就矗立在九州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境内的高千穗峰上。

岛形成以后，男神和女神便降临到岛上，竖起了一根擎天柱，叫“天之玉柱”。伊奘诺尊问伊奘冉尊：“你身体发育得怎么样了？”妹妹回答说：“基本发育好了，只是有一处没有合起来。”哥哥说：“我的身体也发育好了，只是多出了一样东西。我们围绕着这根‘天之玉柱’转，你从右往左，我从左往右，在相遇的地方结合，生产国土吧。”女神点头说：“好！”他们围绕着柱子行走相遇并媾合后，女神说：“哎呀！真是个英俊男儿！”男神赶紧说：“哎呀！真是个美丽女子！”忽然，男神像发现了什么，对女神说：“刚才女的先说话了，这不吉利！”或许真的是因为不吉利，他们媾合后生下了一个水蛭子（没有骨骼的怪胎）。他们把水蛭子放进一条芦苇船，让它顺水流去。男神对女神说：“我们去请教一下天神，问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于是，他们一同回到了高天原。天神问明他们的来意后说：“刚才因为女的先说话了，不行，回去重新再来。”果然如此！于是，他俩又回到了“天之玉柱”那里，仍围绕着“天之玉柱”走。这次相遇后，男神伊奘诺尊赶紧说：“哎呀！真是个美丽女子！”女神伊奘冉尊紧接着应答道：“哎呀！真是个英俊男儿！”然后，男女二神再次媾合，生下了大八洲。所以，古代日本又称“大八洲”。大八洲包括今天的四国、九州、本州岛等14个岛。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写道，“如果说我们日本人和日本民族有智慧才能的话，也许是指能把外国传入的东西，以不明显的形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日本创世神话也是这种“智慧才能”的体现。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生完“大八洲”后，男女二神又生了河神、海神、火神等33尊神。在生火神时，女神伊奘冉尊被烧伤，不久去世。男神伊奘诺尊心里异常悲伤，非常思念伊奘冉尊。于是，他便前往黄泉国去探望妻子。在返回凡间的路上，伊奘诺尊心想：“我曾经去了非常丑恶而污秽的地方，得清洁一下我的身体。”随后，他用水洗脸、洗澡。洗左眼时洗出了天照大神即太阳神，洗右眼时洗出了月读命即月亮神，洗鼻孔时洗出了素盏鸣尊即海洋神。

据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研究，“伊奘诺尊洗左眼时生出天照大神，洗右眼时生出月读命”，和中国三国时代问世的吴国徐整的《五运历年纪》中，盘古死时“气成风云，声成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的记述，显然异曲同工。大林太良指出：“日本古典神话中关于日月产生于伊奘诺尊双眼的神话故事，似与中国盘古神话有某种联系。除此之外，有趣的是，在现代日本的神道祭文中，盘古常通过各种谐音名词登场，包括日月化生的主题。” 确实，不仅“记纪”中的“创世记”，明显有中国“盘古开天地”神话的痕迹，而且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造人神话，也有借鉴中国伏羲和女娲造人神话之嫌：大雨不断，洪水泛滥，人类行将灭亡，仅剩下伏羲女娲兄妹二人。伏羲欲娶女娲为妻，初遭拒绝，但伏羲紧追不舍，女娲无奈，便说：“你追我跑，如果你能抓到我，我就依你。”随后，妹妹绕大树转圈，兄追赶不上，心生一计，反巡迎上，终将妹妹抓住。兄妹遂成夫妻，不久产下一个肉球。神话所述，当然不是信史。那么日本列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问题是有科学结论的。

列岛形成的科学结论 地球的历史，按照地质年代被划分为始生代、原生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今天的日本列岛在距今约60000万年至23000万年的古生代仍卧于海底。至古生代末期，海底开始隆起，在经历了地球在距今约23000万年至6500万年发生的剧烈的“造山运动”后，当今日本列岛的弧状骨架开始形成。

中生代后的新生代分为两部分：第三纪、第四纪。第三纪自距今约65000万年至2万年，是高等哺乳类动物和类人猿出现的世纪。自距今约200万年至今天，按照地质年代划分属新生代第四纪。第四纪自距今约200万年至1万年的第四纪，由两个时期构成：更新世（又称“洪积世”“冰川世”）和全新世（又称“冲积世”，日本称“完新世”）。更新世距今约200万年至1万年，全新世自1万年前延续至今。在数以亿年计的地球史中，堪称“现代”的新生代第四纪，也是今天我们在地表上能够以肉眼看到的各种事物，如火山、湖泊、河流、丘陵、盆地、平原开始出现的世纪。特别在更新世，地球上反复发生着对以后诞生的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动。例如，在亚洲大陆的东部边缘，经过激烈的地壳变动，呈弧状南北走向的日本列岛的基本构架开始形成，并在更新世几经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冰川的消长。1846年，英国地质学家福布斯将“更新世”称为“冰川世”。但是在长达约200万年的更新世，地球并非始终被封冻在冰床底下。事实上，在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中，因极地和高山的冰川显著扩大导致地球寒冷化的冰冻期，同冰川消融引起大地回暖的温暖期，曾有多次交替。科学家通过分析花粉等科技手段获知，当时至少经历了两个冰冻期和两个温暖期。

更新世诞生的人类，在温暖的气候和寒冷的气候，即如非洲大陆般湿润多雨的气候，同广袤无垠的寒冷的沙漠般干燥的气候交替的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变动中，依靠自己的劳动，不断适应着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延续至今的人类历史和文化。

在冰川时代即更新世，不仅在今天依然冰雪封冻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脉，以及阿拉斯加，而且在其他大陆也覆盖着如南极地区那样的厚厚的大陆冰床。在冰川时代的极盛时期（距今约2万年），自包括英格兰在内的西欧、北欧和东欧整个地区、西伯利亚大部，至中国北部、五大湖附近以北的美洲大陆，以及各地区的高山地带和周边地区，在占北半球整个陆地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广阔地域范围，覆盖着厚达2000多米的冰床。

大量冰雪覆盖大陆，海水必然相应减少，海水减少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地球上整个海面的下降。于是，在距今约13万年至12万年的间冰期，随着冰川的消融，海面开始隆起。间冰期持续达1万年至1.5万年。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达100米至200米。

在日本列岛周边海面，延伸着离海面200多米的大陆架；阻隔中国和九州的对马海峡，则水深不足140米；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水深约140米；横亘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宗谷海峡，水深约40米；连接北海道北部和库页岛的间宫海峡，水深也是40米左右。在海面下降达100多米的冰川期，日本列岛南、北两端，均由大陆架和大陆断续相连。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列岛”。从日本各地更新世的地层处，通过考古，发掘出了长毛象等20多种古象的化石，以及虎、犀牛、鹿等大型动物的化石。在今天的日本列岛，还发掘出了很多兽类动物的化石。那些现已灭绝的动物，是在日本依然由大陆架和大陆相连的各个时代从亚洲大陆到达日本的。

根据古生物学的化石资料以及地质学研究的证据，科学家推断大陆架形成的年代，最近的可以追溯至距今两三万年，在此之前是五六万年前，最久远的则可以追溯至十多万年前。在距今约一万年的冰川后期，由于海底地壳隆起、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最终形成。

日本先民的由来 列岛的原始居民来自何方？在中、日两国，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称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就是徐福带去的3000名童男童女，甚至有说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史记》，有关于徐福东渡的最初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巿（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先秦时期，“齐”包括今天江苏徐州等地和山东南部一些县市。至于徐福究竟是哪里人，一般认为是齐地琅琊郡（今江苏赣榆）人。这段话以白话文表述为：“齐人”徐福向秦始皇上书，称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生长着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仙药。一心想“万寿无疆”的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便命令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带上各类工匠和五谷种子等前去探寻。但是，徐福并没有获得仙药，为了免遭处罚，他谎称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鲨鱼阻碍，无法继续航行，要求派射手同行，秦始皇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徐福再度率众出海，到了日本九州一个叫“平原广泽”的地方。他发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民众友善，便在那里自立为王，还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再也没有返回中国。

日本史料也有关于徐福的记载，特别是《宫下富士古文书》有关徐福的记载最为详尽。这套古文书是山梨县富士吉田市一个叫宫下义孝的人的家传文书，完成于800年前。原始的古文书已经遗失，现存的古文书是宫下义孝的祖先重新抄写的，共20余万字，全部是汉字，用毛笔抄写在宣纸上。日本8家出版社曾投入巨资复印出版了300套，每套7卷，每卷540页，定价1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还取了个很有卖点的书名：《神传富士古文献》。

这套古文书有徐福第七代孙秦福寿讲述的徐福的故事，说在日本第七代天皇孝灵天皇时，徐福到了日本列岛，先后抵达九州、四国、富士山，并将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长子姓福冈，次子姓福岛，三子姓福山，四子姓福田，等等，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据说，日本但凡姓秦或带有福、羽田等字的姓氏和地名，都与徐福的子孙，或者与徐福一起东渡日本的秦人的子孙有关。

徐福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确证，但即便按照这个传说，在他去之前，日本已经有人居住、生活。那么，列岛上的原始居民是如何出现的？

有关日本人的起源的科学性研究，是由1823年赴日的德国人P.F.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1796—1866年）开创的，即距今已有190多年历史。在明治初期，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博尔德的儿子H.希尔德（H.von Sield），以及E.S.莫斯（E.S.Morse）、E.巴尔兹（E.von Bälz）、J.米尔内（J.Milne）等外国研究者，对日本人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之后，日本的研究者也开始了对日本人起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种理论：交替论、混血论、演变论（连续论）。

交替论。按照这种理论，在日本列岛曾经出现过一次或两次人种交替。简而言之，即在很久以前，土著的绳文（部分文献也作“绳纹”）人的祖先被现代日本人的祖先驱逐出了日本，外来民族是日本人的祖先。例如，平井正五郎即持这种观点，其依据是根据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当年的陶器，阿伊努人是不使用陶器的。这种理论能够比较简单地解释日本列岛上的绳文人和现代日本人，以及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差别。但是，仍存在许多按照这种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如何解释日本东西部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混血论。和人种交替论相比，这种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按照这种理论，绳文时代的土著居民，在进入弥生时代以后和日本周边族群的人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人。例如，京都大学医学部的清野谦次通过对1000多个人体遗骨的收集、测量，指出石器时代的人不仅和现代的阿伊努人类似，而且和现代日本人也类似。因此，不是继阿伊努人之后日本人的祖先登上了列岛，而是石器时代的人是两者共同的祖先。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阿伊努人、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的差异。换言之，难以用这种理论对作为整体的日本人的形成进行解释。

演变论（连续论）。按照这种理论，现代日本人是土著的绳文人经过长期的进化逐渐形成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即通过将绳文时代人骨和北海道现代阿伊努人的体格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存在相似处，如头骨缝合、眉间突出、上膊骨、胫骨扁平等。 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日本人所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如东西部日本人的差异。

尽管在日本发现了1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日本更新世人类化石仅有少量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例：

战前，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崩塌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类腰骨化石，有学者根据对其石膏模型推断，认为当属更新世猿人，但未被学术界所接受。1948年，日本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在《人类学杂志》第六十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论明石附近西八木前期堆积层出土人类（石膏模型）的原始性》一文，对此作了明确否定。战后，学术界对此再次进行了探讨，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其原始性再度表示怀疑，认为“明石猿人”化石可能是绳文时代以后的人类化石。

1950年，吉泽兵卫等人在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一块“葛生人”腕骨；1957年，石川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发现了所谓“牛川人”的左上腕骨和右大腿骨化石。经推断，这一化石当属10万年前，即更新世的猿人的化石。根据对其遗骨的复原，发现其身材很矮，较好地显示了原始特性。同年，即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现了“三日人”的大腿骨、头骨的一部分等7块遗骨。根据碳14同位素测定、将遗骨和鹿等动物的遗骨比较，以及对含氟量检测，科学家认定其为新人阶段的人类化石。 1961年，在静冈县浜北市根坚，即“三日人”出土的附近地区，浜北市教育委员会发现了“浜北人”遗骨，在冲绳发现了“山下洞人”“港川人”等遗骨。翌年，日本洞穴遗址调查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木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第三层，发现了成年人头盖骨片和尖锐石器。这是迄今日本人类化石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在约3万年前，居住在东南亚的原始人类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徙。当时，东南亚地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因此人口密度较高，呈饱和状态。这次迁徙是原始人类的无奈之举。根据考古发现，迁徙人群最初至少有两支：一支沿着中国北上，并至少到达了今天的中国河北省。另一支则从东南亚沿着东海大陆架东进，登上了尚未和大陆分离的今天的日本列岛。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日本人直系祖先的最早的遗骨，是距今约18000年的人类遗骨。这种遗骨以冲绳县那霸市近郊的具志头村港川发现的“港川人”为代表，由大山盛保发现、以东京大学铃木尚为中心的科研小组进行研究。当时发现的是一具男性遗骨，身材矮小，据推断身高约155厘米。总之，最初登上日本列岛的原始人类，来自东南亚。当时被称作绳文时代，因此这批列岛最早的原始居民，被称为“绳文人”。科学研究证明，绳文人的骨骼形态和中国同时期人的骨骼形态存在很大差异，而和港川人等则存在一些共同特点。1989年，宝来聪等研究人员将约5800年前的绳文人的遗骨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的DNA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二者基本一致，但他们和东北亚人的DNA则明显不同。这一结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绳文人和东南亚人存在血缘关系。

自绳文时代晚期弥生时代初期，亚洲大陆开始有原始人类往日本列岛迁徙。这是最初的“渡来人”，即移民。根据上田正昭的研究，一波又一波源自东北亚的移民潮持续至公元7世纪，即持续了约1000年。金关丈夫、牛岛阳一根据山口、佐贺等地出土的人类遗骨判断，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朝鲜半岛北部。另据考古发现，来自朝鲜半岛的除了朝鲜半岛人，还有不少是中国人。《日本书纪》钦明元年（540年）对此也有记载：“八月，高丽、百济、新罗、任那，并遣史献，并修贡职。召集秦人、汉人等诸番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惣，总七千五十三户。” 这一发现否定了“演变论”即“连续论”。当时日本处于“弥生时代”，因此来自朝鲜半岛和亚洲大陆的“渡来人”被称为“弥生人”。也就是说，日本列岛的原始居民是绳文人和弥生人并存的“二重结构”。

那么，对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该如何理解呢？在很长一段时期，阿伊努人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但是现经考古发现，自绳文时代早期，北海道便居住着和本土的绳文人相同的人类。后来，当地和日本本土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同，因此其进化过程也就必然不同。根据三泽章吾、尾本惠市等人进行的遗传学研究，阿伊努人也属亚洲裔族群，特别是尾本惠市还进一步证明了阿伊努人和菲律宾人的类似性。这一研究成果否定了阿伊努人“白人起源说”和“澳大利亚人起源说”，支持了“东南亚起源说”。

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这种关系，在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也同样存在。早在明治时期，西方学者贝尔茨就指出了阿伊努人和冲绳人明显的相似性，认为二者源于同样的祖先。日本学者池田次郎也通过头盖骨研究，显示了阿伊努人、冲绳人和东南亚人的相似性。安田喜宪将池田次郎的研究数据和其他许多人类集团进行了比较后，将阿伊努人、冲绳人归为“绳文人”，将本土人同中国人和朝鲜半岛人归为“弥生人”。实际上，至少至17世纪，冲绳诸岛的居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都和日本隔绝，和日本朝廷并不存在政治联系。冲绳当时属于琉球，直至明治时代才被日本强行并入，这一点和北海道类似。二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与这一历史背景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冲绳人和阿伊努人虽然承继了绳文人的很多特征，但那两个地方被划入日本版图，都是在明治时代以后。

今天，人们不难发现东西部日本人在语言、风俗习惯、食物偏好、考虑问题的方式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存在差异。不仅如此，东西部日本人的身高、头和面部形态、指纹、掌纹、血型、DNA分布频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考古发现中也能够找到答案：特别是在弥生时代以后，东西部的差异日趋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东西部的差异以中部为界，而且大多数特征自西向东呈渐进性变化。根据小山修三的研究，在绳文时代，日本列岛东部的人口远比西部的人口多，但是从弥生时代开始，西部的人口急速增加，并在弥生时代晚期，至迟在古坟时代初期超过了东部日本。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渡来人”传入了以水稻种植技术为主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今天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存在的东西部差异，主要起源于弥生时代。

1951年，日本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对现代亚洲各民族的体质做了详尽比较和调查。他在《日本人的祖先》中提出：“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南部的主张，是迄今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主张。”20世纪末，安田喜宪组织日本各大学、博物馆30名人类学者和解剖学者，对自北海道至九州13个地区的711个男性遗骨标本和537个女性遗骨标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自日本西部至日本东部呈明显的渐进性变化：九州北部和本州西南部的日本人，有着东北亚系（弥生人）的遗传特征。在日本列岛其他地区，包括北海道、本州东北部、四国、九州南部，则有着东南亚系（绳文人）的遗传特征。这一研究结果和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日本人常被称为“单一民族”，但安田喜宪认为，考虑到日本人中并存着东南亚系和东北亚系两大集团，他们之间的融合迄今仍在进行这一事实，或许将日本人称为“混合民族”更为恰当。

1996年，中日两国学者组成了“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期的人类遗骨，以及考古发掘出的同期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文至弥生时代的人类遗骨进行了历时3年的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两者DNA的排列顺序，有些部分竟然完全一致。1999年3月19日，日本媒体专门就此做了报道。

第二节　无土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家根据人类所使用的器具的材质，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种通过器具的进步划分历史的方式，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萌芽。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ēsiodos，生卒年月不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和不死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铁和恐怖时代共五个阶段，以显示具有宿命论色彩的末世观。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9年—公元前55年）提出，人类经历了三个时代：使用木器和石器的时代、使用青铜的时代、使用铁器的时代。虽然这种考察是哲学而非自然科学的考察，但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考察却成了唤起人类关注自身历史的动因，并使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形成。

18世纪，被誉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美术史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年）奠定了以古典古代世界研究为中心的考古学基础。在这一考古学确立期，北欧各国，特别是瑞典和丹麦的学术界，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开研究。19世纪中叶，瑞典史学家S.尼尔森（S.Nilsson，生卒年月不详）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殊资料为依据，发表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土著居民》一书，并在书中首次使用了“史前史”这一概念。他提出，当地居民最初使用石器，之后使用铜器，再后使用铁器。

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杰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积极吸取了S.尼尔森等人的学说，在1836年发表了《关于北欧远古纪念物和古代遗物的简单展望》一文，明确提出了“三时代划分法”，即根据器具的材质，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引起极大反响。不仅如此，汤姆森还在担任丹麦皇家文物保存委员会负责人、整理各大学图书馆陈列室的资料时，将出土文物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他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三时代划分法”最初的具体运用。汤姆森的“三时代划分法”很快在欧洲获得接受并得以普及。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埃德瓦·拉泰（E.Lartet，1801—1871年）对将石器时代细分为属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以及属于完新世的新石器时代进行了探讨，但是“三时代划分法”作为人类发展史最基本和普遍的时代划分，迄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继汤姆森之后，英国考古学家罗德·埃维布雷（Lord Avebury，1834—1913年）在1865年出版了《先史时代》（ Prehistoric Times ）一书，引起极大关注。罗德·埃维布雷在书中将“石器时代”前半期称为“漂流的时代”（driftera），其时段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即洪积世）。按照埃维布雷在书中的叙述，当时人类和长毛象或獾等现今已经灭绝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将这一时代称为palaeolithic，意为“旧石器时代”。今天人们普遍采用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概念，就是在他的书中首次出现的。与之相对，埃维布雷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称为“石器时代之后的磨制石器时代”（the later of polished stone）。同年，另一位英国考古学者J.鲁博克（J.Lubbock，1834—1913年）将石器时代的前半期命名为“旧石器时代”，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命名为“新石器时代”。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事实上这种划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对旧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现已灭绝属于更新世的动物。这种观点属于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观点，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磨制石器，即依据考古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对石器时代两分法，并非依据同一基准。因此，对石器时代的研究，还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

石器在日本的发现 日本是否也存在与其他地区类似的旧石器时代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始终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疑问。但是，学界曾普遍认为，日本不存在旧石器时代。例如，坂本太郎在他的《日本史》中就写道：“在日本，迄今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以人们认为最古老的文化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 但是，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疑问因“岩宿遗迹”的发现而开始遭到质疑。

1946年，24岁的年轻考古学者香泽忠洋在群马县笠悬村，发现了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迹。1949年9月11日至9月13日，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以杉原庄介教授为首的考古队，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预备性调查。10月1日至10月10日，该研究室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调查，之后于翌年4月11日至4月20日，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调查。通过三次调查，取得了巨大收获：从被认为属5万年前即更新世第四冰川期的地层（堆积着火山灰的赤土层），发掘出了无疑由人类打造的、形状如斧子的石器，即通过考古发掘首次证明了在日本列岛也曾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存在。这一遗迹，根据地名被命名为“岩宿遗迹”。此后，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2000多处同属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全都是2万年以前的石器，其形状大都呈刀状或茅状，按照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编年，属新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或紧随旧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器物。

“岩宿遗迹”被发现后，日本学术界指称这一普遍采用石器的原始时代的术语，随研究的进展几经变迁。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将这一时代称为“先绳文时代”或“前绳文时代”。之所以采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对这些新发现的石器是否属于旧石器，仍持审慎态度。例如，八幡一郎1955年发表于《日本考古学年报》第三号的论文，即开宗明义地将标题定为《先绳文式文化遗迹》。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更普遍采用的是“无土器时代”这一术语。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芹泽长介。芹泽长介不仅早在1954年即将其发表于《骏台史学》第四号上的论文定名为《预察关东及中部地区无土器文化的终末和绳文文化发生的关系》，而且在1957年由日本评论新社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无土器文化——考古学笔记先史时代（1）》。以芹泽长介为代表的考古学者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所有新发现的这些器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均不是以土器制成，同有土器存在的绳文时代形成了对比。他们同时认为，很难断定石器一定存在于绳文时代之前。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迄今仍有学者将相应于石器时代的这一时代称为“无土器时代”。

1960年后，又有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为“先土器时代”，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明治大学“岩宿遗迹”考古队的领军人物杉原庄介教授。1965年，杉原庄介教授编纂并由河出书房出版的《日本的考古学》第一卷，更使这一术语得以普及。学者们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无土器文化”（non-ceramic culture）这一术语，虽然是用以指称日本仍处在尚未拥有土器的特殊文化阶段，但是以“无”，即“没有”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指称一个时代，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应该将这一先于绳文、弥生两个时代，即先于陶土器制作的时代，定名为“先土器时代”（pre-ceramic），使之作为考古学意义上的日本史的一个时代。可能和“旧石器时代”相比，“先土器时代”这一术语更能显示日本原始时期的特征，因此由几位日本历史学权威主编或撰写的论著，如井上光贞、永原庆二、儿玉幸多、大久保利谦主编，山川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历史大系》，以及林屋辰三郎撰写、岩波书店出版的论著《日本文化史》等，均采用“先土器时代”这一术语。

之后，由于日本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学家探明“先土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更新世（洪积世）。按照世界史的观点，那个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因此，许多学者开始采用“旧石器时代”这一术语。而强烈主张采用这一新术语的代表人物，就是当年以“无土器文化”指称这一时代的芹泽长介。他刊载于1962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的《日本旧石器时代的诸问题》，在标题中即显示了采用新术语的主张。在当今日本学术界，“先土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两个术语均被采用。

但是，也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先土器时代”的器物基本属于“新石器时代”器物。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是日本石器时代研究代表性人物山内清男。他的理由是：第一，以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年代的数值并不可信；第二，从先土器时代的遗迹中，有磨制圆凿和磨制石斧出土；第三，同日本周边特别是西伯利亚出土的新石器比较，绳文早期的夏岛遗迹的年代距今约4000年，而先土器时代是从约7500年前开始的，历时约5000年，而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约1万年；第四，地质学者的研究具有明确目的性，难以信任。不过，山内清男并没有否定日本存在旧石器时代，但他认为，“旧石器仅在大分县的丹生遗迹、群马县不二山遗迹、群马县权现山遗迹等遗迹中有极少发现”。 山内清男的观点自然遭到反驳，特别是他认为碳14同位素测定法不可信的理由，被认为是对科学的否定。

1962年对长野县野尻湖遗址进行的发掘，出土了纳玛象和巨鹿化石，还发现了少量石器和骨器，说明与人类生活有关。那个时代当属于旧石器时代。

1965年，由杉原庄介教授主编的《日本考古》第一卷《前陶器时代》出版。该论著将年代按顺序，分列为石斧文化、石叶文化、尖状器文化、细石器文化各期，各地专家学者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石器，进行了详尽论述。

1970年，日本旧石器研究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基础建设也呈规模性展开。在机械深挖土地时，一些石器时代遗迹被相继发现。首先被挖掘到的两个遗迹，一个在神奈川金川沿岸，另一个在东京都武藏野市。新的发现，为日本也曾经历旧石器时代提供了实物依据。

在武藏野，由小林立夫和小田镇男领衔进行的发掘工作，为将旧石器分为10个文化层，形成文化序列，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后几年，日本考古学者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而且每处遗址都存在重叠的文化层。最关键的是，考古学者发现了堆积层的第三层是大约1万年前的松软土坡沉积，而旧石器时代就是存在于1万年前。

1989年，由加藤晋平主编的《旧石器时代的东亚和日本》，作为《季刊考古学》第二十九号出版。

总之，日本列岛是否曾经历旧石器时代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但迄今，日本究竟有多少旧石器时代遗址，尚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粗略统计达上千处。日本考古研究者不仅对旧石器时代的“断代”进行了细致分类，而且还将列岛的旧石器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旧石器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两者的同与异，探寻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源流。

日本石器时代发展阶段 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两项特征，一是研究石器制作技术，二是通过遗址出土的器物尽可能复原当时的社会结构。总之，两项研究都围绕石器进行。因为日本的土壤含酸度很高，动物化石难以留存。对石器的命名则根据石器制作方式、分布范围和存在时间，或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名称，分别称之为荒屋型雕刻器、东内野型尖状器，等等。近些年，学界通过使用高倍显微镜分析石器的使用痕迹，认识石器的使用情况，从而开发了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新领域。日本旧石器时代遗址一般都叠压而成几个文化层。尽管对日本旧石器时代的编年有几种观点，但毋庸置疑，日本“先土器时代”或“石器时代”的特征划分都是采用石质器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属于这一时代的石质器物的形态，经历了由易至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何时不详，结束时间距今约32000年，以刮削器为主，是狩猎器具产生阶段。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迹是宫城县高森遗迹。在这一阶段，以刃器技法作为石器制作技术之基础的剥片石器，特别是刀形石器还不发达。当时原始人类采用的，大多是砾器、握槌之类的敲打器。属于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不多，迄今为止考古学者发现的，仅有群马县岩宿遗迹、武藏野立川底层的垆坶质土层（火山灰风化后的褐色土壤）两三处遗迹，以及尚未完全确定的群马县权现山遗迹和同样在群马县出土的不二山遗迹。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均属于这一阶段。这些被统称为“敲打器”的石器，自最初作为人类工具的粗陋的砾器的出现至握槌问世，经历了漫长的约100万年时间。那些敲打器有一个短柄，可以直接用手握住，可以击打和杀死动物，可以分割猎获物，可以砍树，堪称“万能器具”。因此，按照器具发展史的观点，这种器具尚属于形态同用途不对应，即功能未分化阶段的石器。另外，那些狩猎器具在捕杀行动相对迟缓的体形高大的野兽时，主要依赖人的肉体和腕力进行攻击，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这一阶段相当于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早期或中期。

第二阶段距今约32000年至25000年，当时出现了制作石叶技术，以及用石叶制作小刀，是刀形石器出现并用作狩猎工具阶段。日本旧石器时代遗迹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石刀。具有尖头和利刃的石刀，不仅可以瞬时切开猎物的皮肤并拉大伤口，而且可以刺入猎物的身体，使猎物的伤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以便于将其捕获。如果装上长长的木柄，不仅可以在猛兽反击时有效地护卫自己，还可以追捕小动物。因此，刀形石器作为较进步的狩猎工作得以问世后，不仅被用作刺杀工具，而且催生了有锋利刀刃的石质刀具，因此可切开动物的皮肉，以及针对其他不同用途进行打造，如能便捷地用以切削木头和骨头的形态各异的刀形石器。刀形石器的问世，使旧石器时代制作狩猎工具的水平达到了顶峰。考察上述在武藏野的立川垆坶质土层下部出土的最古老时期的刀形石器，可以发现那些石器已经属于针对功能、用途的不同而具有相应形态的石器，即已经经历了石器的形态分化阶段。更重要的是，不仅刀形石器，那些用以切削、剥皮、凿孔的各种各样的石器，如雕器、削器、搔器、揉锥器等，在刀形石器出现以后亦一起亮相，构成了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多姿多彩的石器群，进而推动了这些石器制作、加工的发展。据有关专家的考察和分析推测，刀形石器之所以唯独在日本列岛取得显著变化和进步，可能主要是因为在被称为冰川时代的更新世的自然变化中，随着古象的灭绝以及取而代之的鹿、野猪和其他中小动物不断增加，还因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狩猎技术手段不断得到改进。在这一阶段，旧石器时代的遗迹较以往有明显增加，而且当时石器的制作特征，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疑似存在交流。

第三阶段距今约25000年至14000年。在这一阶段，石器的地域性特点已相当清楚。例如，九州和关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是在小型石叶两侧进行加工，制成石刀。这两地的石刀被分别命名为“九州型石刀”和“茂吕型琢背小刀”。日本西部濑户内海周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是对翼状石片的一侧进行加工制成琢背小刀，得名“国府型琢背小刀”。而在东北地区，则是对大而精致的石叶的底部进行加工，制成“杉久保型小刀”和“东山型琢背小刀”。

这一阶段矛形锐器的发展，特别是投掷锐器的出现，尤其值得关注。虽然在关东南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中，矛形器具的发达不甚显著，但是在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在关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日本西部，发现了许多矛形锐器在石器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石器群。虽然在将矛形锐器安装在长长的木柄上作为突刺用狩猎工具这一点上，矛形锐器承袭了刀形石器的传统，但是从石器的两侧被仔细调整加工，整个横断面被尽量均匀打造的目的判断，似不能仅仅以技术改良加以评价，而是应有其他原因。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都是矛形锐器，形状及大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在重量方面均超出较薄的刀形石器。究其原因，可能不仅是为了装上长柄后能用作强力有效的突刺器，而且可以提高其作为投枪的远投力和命中率。在这一时期继续得以制造的刀形石器，则整体上朝小型化的方向发展，有的似用作箭镞。虽然这种锐器当时是否已被用作石镞目前仍难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矛形锐器特别是投枪的出现，使当时人类能在相对较远的距离猎杀动物，因而在狩猎器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第四阶段距今约14000年至10000年。这一阶段有角锥状、圆锥状、角柱状等形状的石器出土，被分别命名为野岳型细石核、矢出川型细石核、休场型细石核、海老山型细石核等，被统称为“细石叶文化”。在日本东北地区，广泛分布着被称为札幌型细石核的楔形细石核。这些均属于细石叶文化范畴。这一阶段最值得关注的是细石器从周边地域流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组合型石器得以发展。那些能够藏于指间的非常细小的刃器，乍一看形如石屑，极不起眼，但是在人类工具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认为，理由是这种细小的刃器，是组合型器具的零部件，即当时的人类将很多这种细刃器，排列在木质或骨质的主体器物上，制成一种“大型武器”。如果刃器经多次使用后不再锋利，则可以如我们今天更换剃须刀刀头一样，更换新的刃器。同时，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当时的人类似还能够改变其主体器物的形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各种形状的狩猎工具。夸张一点说，这种以细石器为零部件的组合型石器的问世，是现代具有复杂结构的机械的出发点。

考古发现显示，北海道地区的细石叶文化早于日本本土。但是除北海道以外，日本各地区在这一阶段后半段都出现了陶器。第二至第四阶段相当于中国旧石器文化晚期或新石器文化早期。研究发现，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有密切关联。关于日本西南部细石器文化的起源问题，迄今为止意见尚不统一。有些日本学者认为，那里的细石器文化是由北面传入的。但更多学者认为，通过和中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等地出土的细石器文化遗物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特征，因此有理由认为，两者存在关联。

日本无土器时代的石器，东部地区主要出土于关东和长野县、山梨县，西部主要出土于濑户内海沿岸，特别是冈山县、香川县。北海道地区也有不少石器出土。总之，在石器或无土器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如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遗迹所显示的，列岛上的原始人类过着群居的生活。为这种观点提供证据的，有鹿儿岛县上场遗迹和北海道中本遗迹的竖穴；有长野县茶臼山遗迹、静冈县休场遗迹、北海道吉田遗迹等。 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事实：原始人类采用与石器时代或无土器时代各阶段相应的工具从事采集、狩猎和尚未发达的捕捞，创造出了日本列岛石器或无土器时代的原始文明。尽管由于资料的缺乏，考古学界无法了解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火已经被使用，而火的使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第三节　绳文时代三要素：陶器·贝冢·竖穴住宅

日本史家寺泽滋《通过探讨和考察理解日本的历史》一书，论述绳文时代一章的标题是“我国的黎明期——绳文时代”。确实，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绳文时代是真正为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奠定基础的时代。因此，就不难理解，了解“绳文时代”对了解日本的意义。

绳文文化的跨度 “绳文时代”得名于19世纪70年代出土的陶器。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摩斯对东京大森的贝冢进行考察时发现，该处出土的陶器口部大都有像用绳索勒出的一道道纹路，便称之为cord marked pottery。谷田部良吉将该词组译为“索纹陶器”，后白井光太郎改译为“绳纹（当时是“纹”字）陶器”，之后，这种陶器被称为“绳文陶器”，而“绳文时代”一词，是在“二战”后出现的。

绳文文化南起冲绳，北至北海道，基本覆盖整个日本列岛。因此，对绳文文化的空间跨度，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绳文时代的时间跨度，特别是起始时间，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并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土器就是绳文文化的标志，土器的问世即标志绳文文化的来临。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将日本列岛出现得最早的土器直接称为“绳文土器”。早在1937年，山内清男就在《先史考古学》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题为《绳文土器形式的细别和大别》的论文，将绳文时代分为五个时期，并以此开创了绳文时代的编年体式划分。1969年，山内清男根据考古新发现的更早的土器，撰写了《绳文草创期的诸问题》一文，为绳文时代设了一个“草创期”，将绳文时代分为六个时期。 1975年，冈本勇发表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咒术》，将绳文时代分为形成、发展、成熟、终末四个时期。 1982年，小林达雄等考古学者的论著，则对山内清男的“六时期说”表示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器的出现并不直接意味着绳文文化的形成，理由是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以考古材料为依据，认为在先土器时代和绳文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属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物的特征，既有别于以前“先土器时代”的石器，也有别于之后“绳文时代”的土器。最先系统提出这种观点的，是考古学家镰木义昌。1966年，镰木义昌在《冈山理科大学纪要》第二号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绳文式土器·绳文文化的起源》一文，系统阐述了他的这一新颖观点。之后，不少日本考古学家对这一“过渡时期”做了不同的命名。1967年，芹泽长介在《信浓》第十九卷第四号上发表的论文《旧石器时代的终末和土器的产生》，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样发表于《信浓》第十九卷第四号上的杉原庄介的论文《试论日本先土器时代的新编年体》，则将这一时期称为“原土器时代”。1980年，宫下健司在《信浓》第三十二卷第四号上发表的论文《土器的出现和绳文文化的起源（试论）》，则将这一时期称为“土器出现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意见虽然截然不同，但暗含着一个共同逻辑：均认为土器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因此，尽管笔者在本章中采纳“原土器时代”说，即注重考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动植物生态及原始人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明确赞同那种观点。事实上，判断两方面意见孰是孰非，也是笔者力所不逮的。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绳文时代的时间跨度应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这一时代属于更新世。自然环境的变动，使原始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连锁反应。从而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催生了绳文文化。

晚冰期是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时间跨度约为2万年前至15000年前。在晚冰期最寒冷时期，日本列岛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七八度。但是，从大约15000年前开始，覆盖于地球广袤地域上的冰川和冰床开始慢慢朝极地的高山方向退缩，气候开始显示变暖的征兆。在日本列岛，这一变化大约始于13000年前。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生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特别是耐寒的针叶树林逐渐为喜暖的落叶树林取代。植物生态的变化，又引起了动物生态的相应变化，导致一些依赖原先的植物为生的大型动物相继灭绝，并进而对原先主要以猎杀大型兽类动物为生的人类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地层下花粉的分析，考古学家取得了相关依据。 这一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变化的时期，就是日本的石器时代向以陶器为标志的绳文时代转变的过渡时代——原土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主要石器是刀形石器。继刀形石器之后流行于日本列岛的石器，是细石器。制作细石器的技术（细刃器技术），最先从中国和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亚细亚北方某地区同时传入北海道和九州地区，然后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传入本州中部。从西伯利亚方向传入的细石器以舟底状细石核为特征，而从中国方向传入的细石器则以圆锥状、角柱状的细石核为代表。两地传入的细石器在长野县附近汇合，即以长野县为界，两种细石器形态各异，如泾水和渭水般分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变迁后，九州的细石器依然流行，但在日本其他地区，这些石器均相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矛形尖头器和有茎尖头器。至爪形纹土器时期，贯穿以后整个绳文时代的以三角形为基本形态的精巧石镞在考古中多有发现。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狩猎器具已从先前依靠人投掷的阶段，进入了依靠弓发射的阶段。除此之外，从东北亚大陆传入的石器，赋予原土器时代的石器重要特征。这些石器因山内清男的首倡而被称为“渡来石器”。虽然前述细石器也是“渡来石器”，但是那些细石器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土著化”，成为“日本细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然而，在日本东部地区发现的许多单刃石斧等大型磨制或打制石斧、枪头，以及分布在日本海沿岸地区的植刃、断面三角形锥等，几乎在亚洲大陆北部各地区都有发现，而在日本列岛却迄今尚未发现这类石器的变迁痕迹。日本考古学家因此推测，这些石器可能属“渡来石器”。不难看出，在晚冰期或“原土器时代”，即自然环境剧烈变动的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吸纳了新的获取食物资源的技术和生活用品，同时通过自己的创造，为下一个新的时代——绳文时代，奠定了基础。

绳文文化的特征 绳文时代的文化以陶器、贝冢、竖穴住宅为特征。要了解作为日本“黎明期”的绳文时代，不解释这些概念，无疑将是重大缺憾。笔者不希望留下这种缺憾。

约15000年前，在这种细石器继续存在的同时，日本列岛上也出现了土器。那些土器被称为“豆粒纹土器”“隆起线土器”“爪形纹土器”，据称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土器，最初发现于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近年来，在日本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了早期陶器。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相继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000年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500摄氏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堪称名副其实的土器。其中隆起线土器问世后迅速向四国、东北地区中部和本州全部传播。继隆起线土器出现的爪形纹土器则进一步向北延伸，到达东北地区北部。这些土器在各地均具有统一特征，没有地方特色。这一现象在日本列岛以后漫长的土器变迁史上，未再见出现。因为，继爪形纹土器后出现的土器，在日本东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出土文物显示，日本西部一些地区的土器属“无纹土器”，比较厚实，而日本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日本海地区的土器，则在器物表面制有绳文图案，这些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器，制有这种图案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绳子不在器物表面打滑。一些研究绳文土器的专家认为，这种土器是以后绳文土器的母体。事实上，“绳文土器”就是因具有绳文状图案而得名。

1998年，日本举行了最大的“绳文遗迹发掘”并因此颠覆了“先史文化”常识：在青森市郊外的“三内丸山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在约6000年以前，当地已有了果树栽培技术，并已形成数百人规模的“定住集落”。这一重大发现，将此前的“考古学上的常识”彻底打破。

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年前至14920年前，在国际考古界引起轰动。

但是，当时的土器和严格意义上的绳文土器并不相同。因为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虽然根据隆起线土器是从下层出土，而爪形纹土器是从上层出土这一现象判断，两者似乎存在相续性，但是却难以发现两者在土器形态学上的相续性。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爪形纹土器和日本东部出土的押压绳文土器和日本西部出土的无纹土器，即难以发现它们具有同一传统特征的发展、演变过程。这说明，当时原始人类的生活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考古学的其他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以关东平原为中心的一些地区发现的距今约1万年的撚线纹系统土器群，以及在日本西南部出土的大致同一时代的押型纹系统土器群，则如名称所示，在图案、形状、制作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个土器群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至少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经几个阶段的具有相关性的变化，具有土器形态学上的相续性和关联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本列岛已经产生具有一定地域性、自身形态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土器群。这一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已经从相对不安定的生活方式，向相对安定的生活方式演变，并顺应当地的地域特色休养生息。正是这种变化宣告了绳文文化的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山内清男等学者对绳文文化的编年体式划分，揭示了土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编年体式划分，未必能准确反映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绳文时代作为日本的“黎明期”，其主要意义或价值就是和以往相比，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基于这一理由，笔者试以绳文土器的编年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关东地区为中心，根据土器形式群的动向，分阶段地阐述绳文时代的“贝冢”这一新生事物，以求窥斑见豹地把握当时生活在列岛上的日本先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演变。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以关东地区为中心，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关东地区南部是发现贝冢最多的地区。日本现今出土的约1200个贝冢中，约半数集中于关东的东京、千叶、茨城、神奈川、埼玉。绳文时代中期至末期即“贝冢文化”的极盛期，有约70%的贝冢存在于关东地区。

“贝冢”是位于海、湖泊和河流沿岸古代人类居住的遗址。这些遗址因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而得名。贝壳含有钙质不易腐烂。贝壳种类的变化可以反映古代海岸线和海水温差的变迁，从而反映古人类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使考古学家等能够据以了解当时的文化变迁。绳文时代以“贝冢”为特征的文化，通称“贝冢文化”。

目前发现的属于“贝冢文化”确立期的遗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流域长度仅次于信浓川、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沿岸的西城遗址，在这一遗址中发掘出了留有绳文时代早期土器的贝冢；另一个是神奈川县夏岛遗址，在这一遗址含有夏岛式土器的贝壳层中，发掘出了精巧的、以鹿角磨制的钓钩，以及鲷鱼、鲈鱼等鱼类的鱼骨。这些出土文物显示，当时那里的捕鱼技术已相当发达。同时，通过对属于这一时期的茨城县花轮台遗址、东京都多摩新城第五十二遗址、横滨市荏田第七遗址等处居住群的考察发现，当时日本列岛的人类不仅已开始了定居生活，而且已经出现集落的萌芽，尽管这种集落规模尚小。20世纪80年代，日本考古学界对大致属同一时期的静冈县若宫遗址进行考察时，发现了45处竖穴居所、59个炉穴、67个土圹。这些文物显示了较大规模集落的存在。

“贝冢文化”在经历了上述确立期后，开始进入上升期，其主要标志是贝壳条痕纹型土器的问世。这种土器是纤维土器，烧制时在胎土（制作土器的黏土）里掺入纤维，并在表面刻有贝壳条痕纹。值得关注的是，以往土器大都是尖底和圆底，而贝壳条痕纹型土器大都是平底。虽然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尚未被完全探明，但冈本勇等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显示，当时的人类已更注重于土器的功能和用途，而非外观，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同时，在关东地区发展起来的贝壳条痕纹型土器，又传入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推动了日本列岛其他地区绳文文化的发展。除了土器外，当时狩猎和渔捞工具性能的改良和数量的增加，也非常显著。例如，在贝壳条痕纹型土器的代表性遗址之一神奈川县吉井贝冢，发现了用于获取体形大小不同的鱼的鹿角制钓钩20多根，其意义毋庸赘言。

出现上述变化，似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约6520年前，气温的上升，导致极地和冰川的冰雪消融并进而导致海面上升，海域沿利根川和荒川沿岸的低地向关东平原扩展，形成了广阔的古东京湾。被称为“海进”的自然环境变化——海面上升，为“贝冢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使“贝冢文化”进入发展期。考古发现，不仅这一时期的遗迹数量较之以前明显增多，而且在千叶县幸田遗址、神奈川县南堀遗址、长野县阿久遗址，发现了许多定型的大规模集落群。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绳文土器中，这一时期的土器最富有装饰性：以羽状绳文为代表，土器表面显示出技术复杂、种类繁多的绳文图案。关东地区绳文系统土器群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贝冢文化”随着“海进”向关东北部挺进。另外，考古学者根据这些绳文的特征判断，当地可能吸取了日本东北地区的土器制作手法。

在“贝冢文化”进入极盛期前夕，土器群分布圈的差异更加鲜明。“贝冢文化”的极盛期是土器制作充满原始活力的时期。当时的土器主要有以关东、中部地区为中心的胜坂式形态各异的土器，器面全部有装饰性的隆线纹，不少还有充满立体跃动感的装饰把手。值得关注的是，关东东部地区主要是阿玉台式土器，仅在连接中部地区的关东西部地区，有胜坂式诸形态的土器出土。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发达。虽然上述土器群已经显示了当时土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但真正迎来“贝冢文化”极盛期的，是在阿玉台式土器和胜坂式土器的“混血儿”出现以后。这种土器在东北南部地区独自发展的大木系土器群的影响下，形成泛关东型土器，它不仅体现了当时土器的制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活和交流状态。这些土器群不仅在形态方面明确显示了继承关系，而且传入了近畿地区和东北地区，使产生于关东的绳文土器得以扩散。

在“贝冢文化”极盛期后，分布范围以关东南部为中心，属绳文时代土器群的部分土器，最具有关东地方特色，有着堪称绚丽的形态和图纹。然而，这种绚丽已如“夕阳残照”或“回光返照”。绳文土器问世后，曾作为“贝冢文化”繁荣之象征的马蹄形贝冢，开始销声匿迹。之后，甚至贝冢本身也所剩无几。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也可能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曾在绳文时代前期达到顶峰的“海进”，此时转为“海退”。曾享受海水抚摸、作为通往资源丰富的渔场入水口的高地，此时变成了绳文人只能望而兴叹的沼泽。至“贝冢文化”开始明显衰退的绳文时代晚期，曾是关东“土著”的绳文系统土器，明显受到了在东北地区达到极盛的龟冈式土器的影响。也是在同一时期，承袭“贝冢文化”衣钵的绳文土器群寿终正寝，尽管“关东化的龟冈式土器”，依然微弱地延续着它的香火。与此同时，属于这一时代的遗迹不仅数量愈益减少，而且规模也呈零星化状态，令考古学界怀疑当时固定的集落是否依然存在。

绳文文化的分布 在上述以“贝冢文化”为中心，对绳文时代的文化进行纵向论述的同时，似有必要对绳文时代的文化在日本各地的发展，再作一番横向扫描。因为日本列岛是自北向南长约2000公里的弧状列岛，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对绳文时代各地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影响。必须说明的是，考古学界划定的陶器分布圈的大致演变，只是概要反映了绳文时代的文化动态。事实上，绳文时代的人类生活区域，远比考古学界划分的区域范围小，而且各地的生产活动也存在明显差异。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在考古学范畴内的古人类的生活是一样的。

在长野县八岳山麓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锹、锄、草耙、镰刀等用于农耕的打制石器；用于谷物、果实加工的石皿、石磨；疑是用于储藏和酿造的土器；以及作为农耕信仰、祈祷丰收用的土器和表现妇女妊娠和生产的土偶。藤森荣一等考古学者在对这些遗物进行研究后指出，当地在绳文时代，即在水稻栽培最终确定的弥生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原始农耕栽培。 另外，贺川光夫等考古学者也指出，在绳文时代晚期，受中国或朝鲜半岛新石器文化影响，以九州为中心的日本西部，已经产生相当进步的农耕，甚至有水稻种植已经开始的可能。 在“绳文农耕论”提出后，作为直接证据的十多种栽培植物的遗存，如荞麦、绿豆、桃子、紫苏等也陆续被发现，除此之外还有较难栽培的薯类等根茎植物，以及甘栗、胡桃等半栽培植物，种类相当丰富。虽然作为当今日本人主食的谷物不包含在内，但是各种迹象显示（如九州西北部出土的山寺式土器的表面，特别是底部，留有谷物的压痕），当时日本列岛的人类极有可能已经开始栽培谷物。1966年，在对佐贺县宇木汲田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已处于炭化状态的稻谷颗粒，经分析属绳文时代晚期的前半期。更具有信服力的证明是，1978年，考古学家在福冈县板付遗址的下层，发现了属于绳文时代晚期的水田遗迹。 1981年，考古学家在佐贺县菜畑遗址也发现了被推定为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叶、比板付遗址早约100年的水田遗迹。 这些经过规整的耕作场所的发现，排除了稻谷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运入、偶尔撒落在那里的可能，为绳文晚期水稻耕种已经存在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另外，科学家对出土花粉的分析，也为此提供了证据。上述一系列证据，使日本考古学界现已无人全面否定“绳文农耕”的存在。尽管农耕在绳文时代究竟占有什么地位，还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日本列岛最大的平原——东西和南北均约150公里的关东平原，由于西北为险峻山脉，东南面临太平洋，平原内部由冲积低地和洪积高地两大部分构成。同时，关东平原又处在日本中央，不论是地理位置、自然气候还是生态环境，都属日本列岛东北和西南的缓冲地带，而且可以“左右逢源”，吸收两边的新文化。正是这些优越条件，培育了璀璨的“贝冢文化”。同时，处在这样的位置，绳文时代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自然呈现另外一种景致。考古发现，在直径为数十米至二百多米的贝冢里，留有厚达数十厘米至两米不等的贝壳。通过对这些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贝壳的判断，是否能确定贝类是当时支撑人类饮食生活的主要支柱呢？根据铃木公雄等学者对东京都伊皿子贝冢的抽样资料分析，当地的人类每天从贝类中获取的卡路里，相当于成人所需卡路里的6.7%至8.9%。而且贝类的采集主要集中在春季。因此，当地的人类不可能主要靠采集贝类谋生。 他们的食品，主要是覆盖于广阔的洪积高地的暖温带落叶树林和照叶树林中的坚果类、薯类等植物性食品，其中包括经栽培的植物。同时，由于靠近海边，贝类、鱼类等海鲜，也得以大量采集、食用。这些食品为当地人类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证。

在绳文时代相当长一个时期，东北地方一直是培育独特文化的场所。绳文时代前期，在东北地区全部和北海道局部得以繁荣的，是具有东北地区土器显著特征的、硕大的筒形深钵形圆筒系下层式土器群；绳文时代中期，土器群虽然开始产生分化——东北北部是圆筒系上层式土器群，南部则是大木系土器群，但是二者仍具有共通的“东北”特征。至绳文时代晚期，虽然列岛其他地区的绳文文化显著衰退，但在东北，堪称“绳文文化最后的高扬期”的龟冈文化，却绽放出绚丽夺目的色彩。特别是壶和皿，土坛和一种带腿的食案或高足漆盘，不仅实用，而且以其华丽、洗练、精致，在美学意义上将原始土器推向新的高峰。其中，著名的似戴着墨镜的“遮光器土偶”可谓龟冈文化的代表。同时，这种土偶的存在，说明龟冈文化兼具有咒术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绳文时代的咒术不是为了非生产性的祈祷，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背景的具有活力的表现。因为在其他地区，土偶也是地域文化高扬期的象征。

早在1964年，山内清男就提出，为东北地区绳文文化的代表龟冈文化提供给养的，是鲑鱼和鳟鱼。 这一观点被称为“龟冈文化=鲑和鳟文化论”。虽则在石器时代或未开化时代的民族中，以鲑的捕捞和保存为生产中心的例子很多，但龟冈文化时代的人类，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日本居民素有食鱼的传统，当今日本的食鱼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一传统的基础是在绳文时代奠定的，而最明确显示绳文时代渔捞技术之发达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龟冈文化时期。在绳文时代早期，已经出现了精巧的用鹿角和鹿骨制成的钓钩。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铦（鱼叉），甚至编织渔网用的土梭、石梭也得以发现，并且可能用于共同捕捞的木船，在各地也陆续出土。而各种当时最先进的捕捞工具，均是在龟冈文化时期产生的，并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当然，当时的人们并非仅仅依靠渔业为生。正如其他地区一样，植物采集和狩猎，也是龟冈文化时期的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不仅如此，对青森县田子町龟石遗址的花粉分析显示，荞麦等植物的栽培，在当时也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绳文时代的人类在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除生产活动外，在社会生活方面，当时的人类则在各地域内部形成了各种集团或共同体。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正不断深入。长崎元广1980年发表的《绳纹集落研究的系谱和展望》，对绳文时代集落研究的学术史作了很好的概括。 在这些研究中，以具体把握共同体概貌为目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绳文时代集落生活和殡葬的研究。事实上，生和死对人类来说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考古发现和一系列研究成果显示，绳文时代的人类一开始就居住在半地下式的，具有圆、方、多角等不同形状的竖穴里。这些竖穴的直径或边长一般为四至六米。一个竖穴一般住四五人；根据其居住者不同年龄和性别判断，当属类似于今天核心家族的最小社会单位。而作为集落，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的、属绳文时代早期押型纹系统土器群遗迹的静冈县若宫遗址，在长和宽各为100米和50米的范围内，有45个竖穴遗迹。至绳文时代中后期，一个集落群往往有100个以上竖穴，不少遗址发现的竖穴超过200个。

绳文时代的人，男女平均寿命均仅30岁左右，且自前期至晚期基本没有变化。 死去的绳文人只要非特殊情况，均由其亲友安葬。目前绳文时代初期埋葬死者的墓穴已有发现，形式随时代变迁，但是均比较简朴，一般都是大小刚好够容纳一个成人的浅穴。所处位置一般在集落附近，但也有不少就在作为居所的竖穴的角落里。墓穴内遗体的姿势最初呈曲肢状，后呈伸肢状，并时有生前饰品和用品作为陪葬品。目前发现的绳文时代的墓穴不多，有长野县枥原岩阴遗址、爱媛县上黑岩岩阴遗址等。在绳文文化迎来发展高峰的时期，各地均出现了作为墓标的石块。在绳文时代终期，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墓群。墓群的出现表明，最初祈望死者入土为安的埋葬，经对祖先灵魂的崇拜，发展为对自然的信仰。宗教因素在墓穴中有大量体现。墓穴在绳文时代终期的显著改变，颇具象征性地宣告了绳文时代寿终正寝。

第四节　“弥生”四要素：陶器·铜器·铁器·水稻

在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工学部10号馆附近，有原水户藩驹込邸遗址。遗址前有一块高1.5米、宽1米的纪念碑。这块名为“向冈纪”的纪念碑，是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题写的名碑，碑文歌颂了日本秀丽的山川和德川氏的功绩。碑文刻有落款日期“文政十一年弥生十日”。“弥生”意为“新生”，是日本民间对农历三月的别称。“文政十一年弥生十日”即公元1828年农历三月十日。“弥生”也是地名。东京大学所在地是东京都文京区本乡弥生町。象征弥生时代来临的弥生式陶器，因发现于今天的东京大学工学部10号馆附近而得名。

陶器·铜器·铁器的发现 与“绳文时代”因绳文陶器而得名类似，“弥生时代”也因“弥生陶器”而得名。但“绳文”是陶器的形状，而“弥生”则是地名，而且“弥生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也并不仅仅是陶器。作为“弥生时代”象征的弥生式陶器的发现，纯属偶然。1884年初，考古学者有坂鉊藏踏访了本乡弥生町的向冈，发现了贝冢，在贝冢的贝壳层里发现了一个壶形陶器。有坂鉊藏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在现今弥生町的一部分、原来被称为向冈的地方，有一个陆军的手枪射击场……我多次踏访此地”。那射击场的后面有一山丘，“明治十七年初，我就是在那山丘靠近根津市街头的山崖上，发现了贝冢”。“我正在这个遗迹转来转去时，在埋有贝壳层的土堆里，发现一个瓶口探头探脑……由于周边没有任何可用以挖掘的工具，于是我就用手将它刨了出来。当时我心里又惊又喜，将这个瓶子小心翼翼包好后带回了家中，在一段时间里独自赏玩。”“明治十七年三月，如前面谈到的，由于坪井君和白井君都是我的挚友，我便对他们说想和他俩一起进行共同研究，并将这一土器交给了坪井君”。

文中提到的“坪井君”，即日本考古学的创始者坪井正五郎。他以壶形土器的“出生地”为其冠名，称之为“弥生式陶（土）器”。弥生式陶器的问世，为弥生时代提供了出生证明，为考古学提供了打开弥生时代之门的钥匙。1975年，在东京大学校园里的原浅野邸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不仅发现了伴有贝冢的弥生时代的沟，还从中发现了和1884年在有坂遗址发现的同一类型的陶器。这一发现为研究弥生时代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弥生时代始于公元前3世纪，终于公元3世纪，空间跨度南起萨南诸岛，北至东北地区，时空舞台远不及历时数千年、覆盖整个日本列岛的绳文文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弥生时代是日本开始以粮食生产为基础进行生活的时代”，即日本列岛自弥生时代正式进入水稻耕作时代，而水稻耕作，对自然环境有基本要求。因此在日本列岛上述地区进入弥生时代后，屋久岛以南包括冲绳诸岛在内的南方各岛，依然处在与弥生文化并行的、以采集经济为基础的固有的“南岛文化”阶段。不过，当时九州和南方诸岛之间，存在着恒常的交流。九州的弥生土器当时已传入南方各岛，而南方诸岛海域盛产的贝类海产品，也被运往九州。在北面，北海道当时亦未享有属于弥生文化一分子的荣光，当地的岛民仍主要依赖采集经济为生。山内清男称当时当地的文化为“续绳文文化”。

虽然和对绳文时代的研究相比，水稻的栽培，铜器、铁器的使用，取代陶器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新宠，但陶器作为这一时代的钥匙和象征，不应遭受冷遇。因此，本节的论述仍从陶器开始，何况“弥生时代”原本就是因为陶器的发现而发轫。另外，弥生时代历时五六百年，一般被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始于公元前3世纪，以板付遗址1式陶器的出土，以及与之同时出土的朝鲜磨制石镞、磨制石剑为标志。终于公元3世纪，即已经定型的前方后圆坟——古坟，登上历史舞台，日本进入“古坟时代”。因此，首先考察陶器，也是历史学的要求。

1896年，莳田沧次郎发表于《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的论文《关于弥生式土器（与贝冢土器类似的较薄的土器）的发现》一文，使“弥生式土器”一词在学术杂志上首次亮相，并促使日本学术界对弥生式土器进行更深入研究。19世纪末，虽然考古学界对弥生式土器进行了不少研究，并为它取了很多别名，如“中间土器”“马拉雅式土器”“埴瓮土器”等，但是真正集弥生式陶器研究之大成并为这一研究构建了基本框架的，是森本六尔和小林行雄编集、东京考古学会1938年出版的《弥生式陶器聚成图录》。这一划时代的成果为今日弥生式陶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按照形态及相应的年代进行划分，是比较通行的对弥生式陶器的断代划分。这种划分方法，首先在弥生式陶器研究比较领先的两个地区被提出：对弥生式陶器进行编年体研究的近畿地区，以及将弥生式陶器与亚洲大陆文物和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的北九州地区。最初，当地的学者都将弥生式陶器分为三种类型。近畿地区分为远贺川式、栉积式、穗积式，九州地区则分为远贺川式、须玖式、高三潴式。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于弥生前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阶段。之后，随着各地对弥生式陶器发展阶段同各地陶器并行关系的研究的深入，有更多式样的弥生式陶器被认定。目前学者普遍认为，一个地区当有约十种式样。

弥生式陶器研究的基础得以奠定的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从而确定弥生时代同时也是水稻栽培开始的年代。1926年，山内清男根据宫城县桝形（器皿状）贝冢出土的陶器上附着稻谷痕考古发现，于当年在《人类学杂志》第四十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石器时代亦有稻》一文，引起了学术界对水稻栽培起源的关注。之后，森本六尔于1933年、1934年，先后在《考古学评论》上发表了《日本原始农业》和《日本原始农业新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括，将“弥生文化”定义为“产生于原始农业社会的文化”，开辟了视弥生时代为初期水稻栽培农业时代的道路。和绳文时代从产生至衰落历经数千年相比，仅历时五六百年的弥生时代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但是，弥生时代在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迄今两千数百年的历史中，却占据了约四分之一。依此观之，弥生时代的历史又可谓相当漫长。不管认为弥生时代的历史短暂还是漫长，对以稻米为主食的日本人来说，弥生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显然意义极其重大。

继弥生式陶器之后被发现的是铜器。1917年，福冈医科大学教授中山平次郎，在福冈县板付遗址田端地区的弥生陶器的坛子里，发现了一些铜剑、铜矛。根据这一重要发现，他在当年的《考古学杂志》第8卷，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九州北部先史时代和原始时代两个时代中间期的遗物》。他在这篇论文中不仅明确提出了铜剑、铜矛在弥生时代已经出现的观点，而不是如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铜剑、铜矛最早产生于古坟时代的观点，而且认为弥生时代是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过渡的“中间时代”。

和中山平次郎的研究同时受到关注的，是富冈谦藏的汉镜研究。早在江户时代，青柳种信发表了《柳园古器略考》一书，论述了福冈县须玖、三云、井原出土的遗物。富冈谦藏对这些遗物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须玖、三云出土的铜镜，“是（中国）前汉时代，至少是王莽时代以前的遗物”，“井原村的遗物也是王莽时代前后的物品”。 这一研究提醒人们注意：弥生时代正值中国汉王朝时代。之后，在京都府熊野郡函石浜、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等七处遗址，发现了八枚王莽执政时期的铜币“货泉”。这一发现使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弥生时代的日本和汉代中国的交流。 之后，日本有关青铜器的研究日趋活跃，在1935年前后，完成了青铜制武器、铜铎的分类和编年，并大致明确了两者的关联性。总之，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作为弥生文化四大要素之一的青铜器的产生，和日本同中国、朝鲜半岛的交流密切相关。森本六尔更是不仅将弥生时代定义为“青铜时代”，而且明确主张这一时代的产生，不是日本自石器时代后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中国文明的强烈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与石器（包括陶器即土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相继登上日本列岛历史舞台的顺序相对应，铁器的发现和有关铁器的研究，也是在对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之后才开始的。尽管铁器的发现和弥生陶器、青铜器的发现一样，也非常偶然：

1941年，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通过对奈良先唐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各种弥生式陶器和木制农具、容器。由于那些木器不仅留有刃器加工的痕迹，而且在推断为弥生前期的鹿角刀的刀柄上，还附有铁锈痕迹，因此开始引起学术界对当时是否存在铁器的疑问。这一疑问在1955年得到解答：这一年，在熊本县斋藤山贝冢属于弥生前期的贝层中，出土了一把铁斧。之后不久，又在长崎县原辻唐原两个遗址，发现了大量属于弥生时代的铁器。这些考古发现使弥生时代基本上已经出现铁器的观点得以确认。

1943年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人在静冈县静冈市骏河区建设兵工厂时，发现了著名的“登吕遗迹”。1947年，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等各领域专家，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进行了综合性发掘，在当地出土了超过8000平方米的水田遗迹和井、竖穴式居所、高床式仓库的遗迹。此外还发现了农耕、狩猎和捕鱼的木制工具及引火工具、占卜用的骨头，等等。这一遗迹经复原后，现已建成登吕公园，供参观游览。“登吕遗迹”和“弥生遗迹”被认为是弥生文化的两大发现。

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弥生时代是农耕文化在日本列岛正式确立的时代。水稻的栽培和青铜器、铁器一起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了日本列岛弥生时代这幢古老的文化高楼。因此，我们必须对水稻耕作的起源、发展、普及，作一番扼要的回顾。

水稻的传入 如前文所述，1978年，考古学者在福冈县板付遗址的下层，发现了属于绳文时代晚期的水田遗迹。1981年，考古学者在佐贺县菜畑遗址，发现了被推定为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叶，但比板付遗址早约100年的水田遗迹。也就是说，在九州“上岸”的中国的稻耕农业，在弥生前期即已迅速向日本西部各地普及，使主要以水稻耕种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在日本西部落户。之后，掌握了“稻和铁”的人们，陆续向东部推进并改变了当地的生活。进入弥生时代中期后，落户于日本西部平原和盆地的稻耕农业发展迅速。考古显示，这一时期不仅平原和盆地的稻耕农业遗址大量增加，而且这类遗址在内海岛屿和山区也为数甚多。弥生前期呈点状分布的农耕遗址，在弥生时代早期、中期交替时已呈面状扩大。在围绕大阪湾的摄津、河内、和泉等平原地带，属弥生时代前期的稻耕遗址仅有10个。但是进入中期后，其数量增加了七八倍。在奈良盆地，迄今发现的属弥生时代初期的稻耕遗址仅有几个，但是进入弥生时代中期后，已发现的遗址就有约40个。最先开始水稻栽培的北九州地区，情况也一样。在玄界滩沿岸得以确认的数量庞大的瓮棺，显示了当时人口的急剧增加。在属于中间地带的山阴、山阳地区，弥生中期以后的遗址的增加也很显著。如在山阳一侧的吉井川中流的山间地区、冈山县栅原町，属于弥生前期的遗址迄今没有被发现，但是属于弥生中后期的遗址则达到50处。考古学界认为，遗址数的增多和分布范围的扩大，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分村现象，即随着低湿地的开发、水稻耕作技术的普及，人们集中于一个地区显然难以维持生计，必须迁徙、分散。这是导致从母集落衍生出许多子集落的基本原因。目前经考古发现的淀川北岸大阪安满遗址，以及福冈县下稗田遗址的发现，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佐证。

在九州北部成型的稻耕农业技术，经过濑户内海、近畿中部到达伊势湾沿岸，向日本东部普及，是弥生文化前期中叶的一大亮点。因为在东海西部的三河地区，至绳文时代末期仍形成了大规模的贝冢。这说明当时以狩猎、捕捞、采集为基础的绳文文化传统仍根深蒂固。但之后随着稻耕农业的传入，当地开始向农耕社会演进，并在弥生时代中期中叶，正式形成了以水稻栽培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耕社会。其影响进而达到东北地区北部。青森县垂柳遗址中的水田遗迹，明确显示了这一阶段稻耕文化的波及状况。

稻耕农业向日本列岛各地扩展和渗透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使各地方产生了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概观而言，各地的特色主要是：在北九州，以凸带纹为唯一饰纹的陶器（须玖式陶器）得以普及，瓮棺盛行，以及从中国传入列岛的青铜武器、汉式铜镜等成为随葬品；在以近畿为中心的各地区，被称为栉描纹的回转台和陶器表面饰有以栉齿状施文具制作的流丽的饰纹，方形、周边有沟的墓和土圹墓（无区划坑的墓）得以营造；在晚于日本西部各地进入农耕社会的日本东部地区，绳文时代的风俗仍有留存，如不仅陶器上仍留有传统的绳文，而且遗体白骨化后被放入一个大壶埋葬的再葬法依然流行。当然，在上述各地区内部，传统也各有不同。尤其在近畿各地最为明显。近畿地区在古坟时代后成为日本列岛中枢的基础，就是在弥生时代开始奠定的。

然而，必须进一步探究的是，上述基础的奠定，依靠的是内因还是外因？即依靠的是列岛居民自身的力量，还是依靠外力的推动？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笔者可以明确地指出，是内在和外在力量的合力，奠定了这一基础。具体而言，就是传承于绳文时代的文化传统、产生于弥生时代的创新因素，生发于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因素，合力奠定了这一基础，并不断推动弥生文化发展。

提及对绳文文化要素的传承，首屈一指的当属打制石器。其中在日本列岛各地普遍得以发现的，是石镞。仅在部分地区发现的有石匙（近畿、濑户内海）、石锥（近畿、北九州）、土掘具（山阴、北陆、南信）等。考古学家通过对石质、制作技术、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分析，肯定了弥生时代的石器和绳文时代的石器的一致性。至于弥生文化自身的创新，则实际上是绳文文化和中国文化联姻后产下的“混血儿”，是中国要素和绳文要素“合体”后重新产生的文化。其中既有主要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如矛、戈、剑等兵器形祭器铜铎；又有在绳文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的弥生文化自身的果实，如似用作盾的装饰器的巴形铜器；也有绳文文化和中国文化联姻产下的“混血儿”，如铜制手镯。需要强调的是，在代表最古老的弥生文化——板付式石器文物中，有朝鲜式磨制石镞，石制庖丁、三种磨制石斧、穴枪，打制石镞、打制刃器、打制石枪。

弥生文化能取代绳文文化并不断发展，列岛本身的文化力量作为一种惯性，其作用不可否认，但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力量的推动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否认，而在各种外来的文化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水稻耕作。

关于亚洲水稻栽培源于何处，有多种观点，但较有说服力的是源自印度阿萨姆邦、中国云南高地，然后传至东南亚北部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长年研究水稻耕作史的渡部忠世和探讨水稻遗传和变异多样性的中川原捷洋两位专家的有力支持。

关于日本列岛水稻耕作从何时何处传入，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三条路径传入：一是从华南、华中经海路传入；二是经西南海路传入；三是从陆路（今河北、辽宁）或海路（今山东）经朝鲜半岛南部传入。即有从长江下游分别直接传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的所谓“东进直接传入说”；以及从长江下游经华中、山东半岛一带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并在那里发展成熟后，进一步传入日本列岛的所谓“东进间接传入说”两种观点。现经考古发现，日本水稻耕作技术传自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绳文时代末期，朝鲜半岛的稻耕社会和九州北部的绳文晚期社会之间，已经有了直接的接触。这种接触对长期以来一直靠获取自然野生植物为生的日本列岛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也就是说，灌溉技术和水田耕作，以及大量磨制石器的传入，帮助日本列岛的居民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根据对北九州出土的、属弥生初期的文物判断，可以认为朝鲜半岛南部对当地从原始自然经济向农耕社会转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的，是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渡来人”。一些学者，如春成秀尔认为，直接导致弥生文化形成的契机，就是当时朝鲜南部的居民大批移居北九州，特别是移居玄海滩沿岸。他的观点不无考古学依据：福冈县板付遗址和有田遗址上的大规模集落，以及在玄海滩丘陵地带的福冈县金川遗址上的集落，均是弥生时代初期形成的集落。这些集落上的住所的形态，以及在这些集落中发现的铜镞、铜凿、磨制石凿、勾玉等，几乎是朝鲜半岛南部同类集落和物品的翻版，这些集落很可能是“渡来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所。 西谷正也在1982年和1983年多次撰文指出，这些“渡来人”的故乡很可能是朝鲜半岛洛东江下游的金海平原。和这种多少具有推测性的观点相比，体质人类学家金关丈夫的研究显然更有说服力。他以当时显然不同的亚洲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居民身高为基准，以出土的人的遗骨为依据，通过对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人的身高的判断，证实了大批来自朝鲜的“高身材种族”移民的存在，以及“混血儿”的存在。 永井昌文、内藤芳笃、铃木尚也通过类似研究，分别发表了《探寻日本人的祖先》《弥生时代人骨》《日本人的祖先》等论文，为金关丈夫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事实上，弥生时代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许多物品的相近，许多技术的相通，许多思想和习俗的相似，足以显示当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发现，当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在诸多方面相当一致，如多纽细纹镜、凸面镜、细形铜戈、铜矛、铁剑、铁制工具、铜鍑（一种锅）、铜纽扣、有柄式磨制石剑、磨制石镞、陶器等物品和制作技术；以及各种农耕礼仪、骨占卜术、支石墓（以石块作为墓标）、厚葬、用矢随葬等众多文化习俗。由于所有这些物品、制作技术和习俗在不断受中国影响的朝鲜半岛的形成，均早于日本列岛，因此谁受谁影响，当不言自明。

中国对弥生文化的影响，显然更无可否认。事实上，上述关于日本列岛水稻耕作起源的观点，均认为源于中国的水稻耕作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不仅如此，经考古发现，构筑弥生文化支柱的铜器和铁器，也显然受到中国的影响。如汉代的铜制腕轮、汉代的环头铁刀。东京大学考古学权威江上波夫指出，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转变，是突发性的、质的飞跃。创造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而是当时已经掌握高度发达的水稻耕作技术的外来民族。这个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来民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人。因此，“弥生文化来自中国”，是日本学界的共识。

金属器物的产生，是使弥生时代有别于以往时代的真正开端。以水稻栽培为基础的农耕经济的发达，以及由此产生的剩余成果和剩余劳动，则是使弥生时代真正走向末路的关键。因为这一关键为人剥削人的劳动及其成果提供了物质基础。弥生时代因此开始产生阶级社会的萌芽。和绳文时代末期一样，这一萌芽首先反映于墓葬和祭祀。因为一个社会的结构、传统、习惯，往往首先反映于人的埋葬方式，即墓和墓地的结构。随着稻耕农业的发达而形成的农耕共同体的首长与亲属的坟墓，以及作为地域整合体的大首长之墓的突出、显赫，明确显示了当时已经产生阶级社会的萌芽。虽然在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北九州、奠定了稻耕农业坚实基础的近畿中心地区、受中国影响较少的关东地区，墓和墓地的结构存在显然的差异，但其传递的社会文化信息却是同一的，即日本行将进入下一个时代。

作者点评：

本章通过对诸多日本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汇总，将“日本”和“日本人”的形成，在地球史和人类史的历史坐标中定位。本章侧重于对日本列岛的形成、日本人形成的“神话”和“史实”的对比分析，侧重于对日本史前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等问题的论述，侧重于对“研究史”或“学术史”的梳理和介绍。毋庸置疑，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在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寻找自己的祖先”，人类还处在跋涉途中，还无法得出最终结论。人类如此，作为人类一员的日本人同样如此。然而，这项功课必须要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探明“源头”，日本人才能借鉴镌刻在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 6Kp2zRiB0FjO49eufXCnL/gta7NbjfTt8iYUsN6QRs7PE6AYnPB25h7G695ZoQ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