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一节　“源平争乱”：时代的序幕

了解作为武家时代序幕的“源平争乱”，首先必须了解何谓“武士”。“武士”最早产生于中国春秋时代，原先是指宫廷卫士。据《新唐史》记载：“天宝十一载（752年）改诸卫士为武士。”从唐代开始，日本全方位学习中国，“武士”一词传入日本。“武士”一词初见于《续日本纪》宝龟二年（771年）条：“赐亲王以下五位以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与“武士”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尽管这几个词语稍有差异：“兵”指以战争为职业者；“侍”指贵族的警卫；“武者”指政权中的武将。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直至12世纪，三个语义稍有差异的词才“三位一体”，被统称为“武士”，尽管“侍”作为武士的同义语仍长期得以使用。

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对武士的释义主要侧重三个方面：一是侧重历史。如《广辞苑》的释义是“一般泛指习武、以军事为职业者。如果将武士作为以武艺为生的职业人理解，那么武士当指自平安时代后期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延续至江户时代的一个社会阶层”。二是侧重职能。如《万有百科》的释义是“以武艺为专业者”；《世界大百科》的释义是“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三是侧重阶级属性。如《现代百科》的释义是“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小学馆百科》的定义是“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之所以产生不同释义，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没有明确区分不同时代武士社会地位的差异。具体而言，战国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武士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行伍的战士，不同点是战国时代及以后，特别是在江户时代，他们不仅是武士，更是社会统治阶级或社会管理者。

武士与平氏政权的形成 8世纪末至9世纪初，即平安时代早期，是武士开始形成阶段。当时，第五十代天皇桓武天皇，为将大和朝廷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本州岛东北部，派遣军队对当地的虾夷人进行讨伐。但是，讨伐军缺乏士气和纪律，难以战胜当地骁勇的土著虾夷人，于是朝廷便向地方豪族求助。弓马娴熟者因此成为天皇扩张势力范围的御用工具。这些人就是武士的雏形。至9世纪中叶，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以宗族和主从关系为基础的私人武装，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首领是朝廷赐封的“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尽管当时的“征夷大将军”和幕府“征夷大将军”性质迥异。至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的这股军事力量，从而使之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按佐佐木润之介等日本史学名家的说法：“武士由此诞生。”

平清盛（1118—1181年）和源赖朝（1147—1199年）互争雄长的“源平争乱”，是日本从平安时代进入镰仓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武家时代的序幕。“源平争乱”中的平氏本是天皇后裔。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桓武天皇将皇孙高栋亲王降为臣籍，并赐予平姓。之后，仁明、文德、光孝天皇的有些皇孙也被降至臣籍，并被赐予平姓。9世纪末，朝廷将平高栋的侄子平高望派赴上总国（千叶县中南部）任“上总介”。当时的国司分四个等级：守、介、掾、目，“上总介”即上总国的“二把手”。上总国地处坂东（关东），邻近虾夷（东北地区），那里“凶徒结党，群盗满山”，平高望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四年任期届满后，平高望被留驻当地维持治安。“源平争乱”中的主角之一平清盛，就是平高望的后裔。平清盛的父亲平忠盛在鸟羽上皇实行院政时，历任备前国（冈山县）和播磨国（兵库县）的国守。

“源平争乱”中的源氏也是皇族后裔。源姓始于第五十二代天皇嵯峨天皇。当年，嵯峨天皇子嗣众多，有皇子皇女多达五十余人。因为国库无力供养，嵯峨天皇于弘仁五年（814年）将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降为臣籍，赐予源姓，临死前留下遗诏：“母氏若有过，其子不得为源氏。”《日本三代实录》对此有明确记载。之后，清和、阳成、光孝、宇多、醍醐、村上天皇，也分别将自己的部分皇子皇女降为臣籍，并赐源姓，其中村上天皇的皇子昭平是最后获赐源姓者。因为从那以后除了后白河天皇三皇子以仁王因为叛逆被降为臣籍，改名源以光，再也不见皇子皇女获赐源姓。

镰仓幕府的创建者源赖朝，是第五十六代天皇清和天皇的皇孙源经基的后裔，史称“清和源氏”。清和源氏势力十分强大，有很多地方守护大名是源氏后人，尽管作为苗裔他们有自己的“苗字”（姓）。 2004年，历史作家八切正夫提出：“被称为桓武平氏一族，当时是尊贵的舶来民族。迄今为止与之并称的‘清和源氏’，其实和清和天皇毫无关系，即使和皇室有关，也是后来被藤原氏驱赶到山里的木地师元祖山民的祖先。” 不过，这种说法似有博眼球之嫌，并不为学界采信。

平治元年（1159年）十二月九日，藤原信赖、源义朝等发动叛乱，将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禁闭于皇居内里，一举夺得政权。但平清盛救出了后白河上皇及二条天皇。因有救驾之功且掌握强大的武士团，平清盛的势力不断扩张。“平治之乱”后，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父子明争暗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平清盛成了双方都想拉拢的人物。同时，政局的变化和平清盛在上皇天皇复杂的政争旋涡中能谨慎行事，左右逢源，也是他权倾举朝的关键因素。永万元年（1165年）六月，23岁的二条天皇因病退位后，时隔一个多月便大行不归。年仅2岁的皇太子即位当上了六条天皇，朝廷权力重心即刻倾斜，旷日持久的法皇和天皇之争结束，日本历史正式翻开了“后白河院政”一页。对握有军权的平清盛，后白河法皇自然不敢懈怠，不断对其加官进爵：仁安元年（1166年），平清盛升为正二位内大臣。同年十月，平清盛的小姨子小弁局平滋子所生的宪仁亲王（以后的高仓天皇）被立为皇太子，平清盛受命担任春宫大夫（负责皇太子饮食起居等事务的“春宫坊”最高长官）；十一月，平清盛升任内大臣。翌年，即仁安二年（1167年）二月，50岁的平清盛升任朝廷“第一行政长官”太政大臣，叙从一位，成为非藤原一族并且出身武门的首任太政大臣。虽然同年五月平清盛即称病辞退了这一职位，但足以看出平清盛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平”步青云，坐上王朝贵族头把交椅的显赫。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平氏一族亦因平清盛而一荣俱荣：在平清盛任太政大臣时，平清盛的嫡子、右兵卫督平重盛任权大纳言，从二位；他的另一个儿子平宗盛和他妻弟平时忠均任参议，正四位下；他的弟弟平赖盛任皇太后宫权大夫、大宰大二，从三位，几乎堪称“满朝朱紫贵，都是平家人”。平氏家族还有十多名家族成员任一方诸侯——国守，五人领有“知行国”。 “知行国”亦称“沙汰国”“给国”。领有“知行国”使贵族、寺社、武家获得特定分国的知行权（即国务权，亦可称吏务权），可获得相应利益。获得知行国者称“知行国主”可任命该国的国司，获得该国官物。平清盛私宅位于京都六波罗，因此平氏一族被称为“六波罗政权”。毋庸赘言，平氏一族不仅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且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强势的平氏政权 得上皇厚爱的平清盛病愈后，虽身为高仓天皇外戚，本可名正言顺摄政，但他却辞去了太政大臣的官职剃度出家，仿效“法皇”遥控朝政，权力不减反增。同年七月，平清盛的妻弟平时忠被任命为负责京城治安的“检非违使别当”（监察使）。但他作为“恶别当”臭名远扬。据《平家物语》记载，平时忠曾狂言，“非平氏者皆非人（贱民）”，可见其何等目空一切，骄横不可一世。

“平氏政权”有三大经济支柱：知行国、庄园、对外贸易。除了上述属于“六波罗政权”的知行国和庄园外，平清盛还为夯实对外贸易这根支柱殚精竭虑。出家后，平清盛常住摄津国福原（兵库县神户市），并在当地建起港湾，欲使之成为自濑户内海至九州的中转站。而平清盛与当地的关系，此前曾经写道，可追溯到其祖父平正盛和其父亲平忠盛时代。当时平氏祖先奉命追捕海贼进驻濑户内海，之后留驻当地，势力不断扩张。据史料记载，长承二年（1133年），作为鸟羽上皇院司的平忠盛，在兼管院领大庄园肥前国神崎庄时，擅自将下达的公文称为“院宣”，并反对大宰府的正当介入，同停泊在港内的宋船进行秘密交易。由此可见，“走私”之道在平清盛祖上时已经开通。平清盛亦在久安二年（1146年）至保元元年（1156年）任安艺国（广岛）国守时，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保元三年（1158年）和仁安元年（1166年），平清盛和他弟弟平赖盛，相继担任大宰大二。大宰大二为次官，但因长官多为亲王兼任，所以是实权掌握者。有此实权，兄弟俩在促进日宋贸易、扩张九州地方势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当时，大宰大二不赴当地就任是惯例，但平赖盛却亲赴当地经营，使平氏在九州的庄园面积和追随者人数迅速增加。

承安元年（1171年），平清盛的女儿平德子进入后宫，成为高仓天皇的女御（嫔妃），翌年成为中宫。此时，平氏一族仅在朝廷内担任公卿者就有八人，势力更今非昔比。随着平氏家族势力的不断增强，其与摄关家族藤原氏和朝中其他重臣的对立也日趋尖锐，最终和后白河上皇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治承元年（1177年），以权大纳言藤原成亲为首的反平氏官僚，在位于京都东山北麓鹿谷的俊宽僧都山庄（《愚管抄》称是信西的儿子静宪的山庄）几次密议，计划翦除平清盛，后白河上皇也参与谋划。但是，由于参与谋划的武士多田行纲告密，一干人被逮捕并或被处死，或被流放。经此次事变，上皇的势力趋于衰落，拥立高仓天皇的平氏势力进一步扩张。

当时的宫廷充满“清（亲）平气息”，无人敢不顺从。然而，“如日中天”即可形容威震遐迩，不可一世，也可暗喻已离日薄西山不远。天行有常，大自然的规律始终如此。风水轮转，政治力学的规律也无例外，“六波罗政权”也无法摆脱这一规律。平清盛如果懂得收敛，可能不至于四面树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灭亡。无奈他被权力刺激得太疯狂了，他要将所有人都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当时，平清盛授意颁布了“新制十七条”，除重复保元年间颁布的政策外，特别强调追捕“不法神人”和“邪恶僧人”，显示出更严厉的宗教政策，令神官僧侣极度不满。

治承二年（1178年）十一月，平清盛期盼已久的外孙终于降临人世：他入宫7年的女儿德子产下了言仁亲王，并很快被立为皇太子。平清盛与皇族的关系益愈紧密，“六波罗”更加“风景这边独好”。然而，有的皇族成员偏最讨厌这种风景，甚或有人举起反旗。平清盛的态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不仅铁腕处置反对势力，而且于治承三年（1179年）发动“治承政变”，将后白河上皇软禁于鸟羽殿，院政事实上已苟延残喘，尽管名分依然存在。治承四年（1180年），年仅3岁的言仁亲王接受父亲高仓天皇的“禅让”，即位成为第八十一代天皇安德天皇（1178—1185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德天皇在紫宸殿举行了即位仪式。让位后，高仓天皇成了高仓太上天皇，平清盛成了天皇的外祖父。

但是，平清盛并非能够为所欲为。后白河法皇的三皇子以仁王（因以仁王兄长守觉出家，故有些史料称他为二皇子）登高一呼，向以源氏为中心的各国武士和大寺社发出了围剿平氏的令旨：

最胜王（按：即以仁王）敕称，清盛法师并宗盛等以威势，起凶徒亡国家，恼乱百官万民，掳掠五畿七道，幽闭皇院，流罪公臣，断命流身，深渊込楼，盗财领国，夺官授职，无功许赏，非罪配过……仍吾为一院第二皇子，寻天武天皇旧仪，追讨王位推举之辈，访上宫太子古迹，打亡佛法破灭之类矣……若于有胜功者，先预诸国之使节，御即位之后，必随乞可赐劝赏也。诸国承之宜承知依宣行之。

源氏家族被以仁王寄予厚望，但平清盛对源氏根本没有警觉，何况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敢于公开向他挑衅的以仁王。五月十五日，平清盛宣布剥夺以仁王皇族身份，将其改名源以光，流放土佐国（高知县），并命令他的内弟平时忠统领的检非违使缉拿“反贼”，以正法令。同时命令平赖盛率三百余骑疾驶以仁王府。但是，检非违使将前来缉捕的消息，以仁王事先已从源赖政的嫡子源仲纲处获知，因此先已巧扮女装从王府溜走并跋山涉水、历经艰难地逃入其势力比较雄厚的近江国（滋贺县）圆城寺。平赖盛见事机不密，反贼逃逸，遂按照“依法连坐”的规矩，将以仁王6岁的儿子逮捕。翌日，平时忠、平赖盛从圆城寺长吏圆惠法亲王处获悉，以仁王逃入该寺，立即率兵将圆城寺包围，要求交出“反贼”。但是寺内僧侣众志成城，不仅不从，而且将圆惠法亲王的房屋烧毁，并在十八日向“南都北岭”，即兴福寺和延历寺发“牒”（地位对等的机构之间互发的公文），要求发兵支援，联手对抗平氏专制。这一呼吁得到兴福寺僧众的积极响应，但是延历寺不仅没有像兴福寺一样起兵，反而告密。尽管如此，“以仁王令旨”依然使散布诸国的源氏末裔武士纷纷举兵。眼见地方势力不断强大，平氏遂动员各方力量，在二十三日向“反贼”发起全面攻击。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源赖政也在被动员之列，说明源氏即将发动的叛乱，平氏仍未觉察。二十三日，源赖政见天赐良机，计划趁夜色掩护，对“六波罗”平氏官邸进行火攻。但由于当时他这方势力均在圆城寺参与围剿平氏，而他参加的马拉松会议一直开到拂晓，因此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规律可循，但历史的转变却往往在转瞬之间发生。上杉和彦指出：“考虑到以后的会战，不能不说错失这次良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历史往往因偶然因素而变化，过分强调必然有时有宿命论之嫌。

本来，以仁王对拥有众多僧兵的延历寺特别抱有厚望。但是，由于平氏的策反以及圆城寺等佛教内部势力的分裂，以仁王的厚望落空。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二十五日半夜，以仁王率众突围。五月二十六日，已经竖起反旗的源赖政护卫以仁王向奈良突围。但是，在京都宇治的平等院附近，遭到平知盛、平重衡率领的大军截击。源赖政、以仁王等虽殊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最后，77岁的源赖政切腹自杀。临死前，精于弓箭与和歌的源赖政吟诵了一首绝唱：“叹我如草木，土中终年埋。今生长已矣，花苞尚未开。”他的嫡子源仲纲战死，以仁王则被乱箭穿胸。与源赖政气脉相通的圆城寺和兴福寺，也在高压下挂起了白旗。一场事变，遂告平息。

“以仁王之变”虽然被平定，但却令平清盛感到京都处处暗藏杀机，于是“奏请”迁都并不出意外地获准。六月二日，在平清盛“护驾”下，安德天皇、高仓上皇、后白河法皇等全部离开平安京迁居福原京（神户市），史称“福原迁都”。迁都后，同年八月，平清盛遭受了又一场打击：他的嫡子、平氏一族的实际掌门人平重盛去世。后白河法皇趁此机会联手关白藤原基房打压平氏势力，试图将其消灭。 平清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十一月十四日，平清盛和平宗盛率数千铁骑从福原杀入京城。翌日早朝，在大兵压境的背景下，后白河上皇的院政被命令停止；关白藤原基房被解任，由藤原基通取代；太政大臣藤原师长、权大纳言源资贤等39名后白河法皇近臣和支持者被解职，其中多人被流放，有的甚至自杀。十七日，平氏一族及其同党或叙位封官于朝中掌权，或赴任国守于地方称霸，平氏主导的朝廷得以建立。二十日，后白河法皇被送至鸟羽殿软禁。

源赖朝举兵 源赖政虽然举兵失败，但“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平氏政权不再太平，各国武士纷纷高举“反旗”，源氏一族更是奋勇争先。治承四年（1180年）八月十七日，中秋刚过，平治之乱后跟随父亲被流放至伊豆国蛭岛、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源赖朝，趁这天是伊豆三岛大社祭礼，官衙放松戒备之际，率领其岳丈北条时政聚集的队伍，向平氏庶流和泉守平信兼之子、伊豆目代（国司代理人）山木兼隆住所发动袭击。山木兼隆兵马大部分不在身边，因此很快身首异处，这次袭击史称“山木馆袭击”。之后，源赖朝在千叶介常胤、上总介广常等房总半岛豪族的支援下不断扩张势力，于十月十六日经武藏进入镰仓，并以镰仓为根据地构建与平氏对抗的态势。

源赖朝是源义朝嫡系第三个儿子，他崭露头角是在元服翌年，即13岁那年。当年发生“平治之乱”，源赖朝身披甲胄，腰挎利刃，冲锋陷阵，弯弓搭箭，取得了射死敌骑两人、射伤敌骑一人的骄人战绩。在石桥山（今小田原市）的战役中，源赖朝再次显示了百步穿杨的箭术。平治之乱后，源赖朝原本难逃死罪，因为平清盛的继母池禅尼求情，最终被流放至伊豆国蛭岛。由于依然受到其乳母、亲友、父亲旧部的荫庇，生活并不算十分艰难，但终究无法摆脱源义朝嫡子的身份，危险时时存在。这次举兵，既是为父亲和自己报仇，也是为转变命运。

获悉源赖朝举兵后，九月五日，平清盛任命他孙子平维盛为“总大将军”，命令平忠度、平知度为将军，率军讨伐源赖朝，后白河法皇也颁旨，令东海、东山两道的武士协力。但是，讨伐军发兵迟缓，九月二十九日才从京都出征。等到十月中旬平氏军队到达骏河国（静冈县）时，驻扎在甲斐国（山梨县）的源氏部属武田信义，已将平氏麾下的猛将骏河目代橘远茂击败，并在十月十八日与源赖朝的军队会师，形成源平两军在富士川隔岸对峙的阵势。随后发生的富士川会战，是源赖朝举兵后的关键一战。当时，源赖朝战术巧妙，表面摆出阵势似欲与敌决战，暗里却令武田信义率军迂回偷袭。偷袭原指偷偷袭击，孰料歪打正着成“大鸣大放”：武田信义率军经过沼泽地时，惊动了栖息于沼泽地的野鸭，野鸭受惊，鸣叫纷飞。“羽音编成军势之状”，平氏军队见敌军声势壮大，慌忙撤退。源氏军队不战而胜，渡过富士川占得先机。明治时代的史学家三浦周行在他的《镰仓时代》一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治承四年（1180年）冬，受到富士川的水鸟惊吓，平氏军队全线败退。” 由此可见此战和由源赖朝开创的镰仓时代的关系。

之后，京都流言四起，称平氏军队四万人中因大量士兵临阵脱逃或不战而降，仅剩不足两千骑兵。右大臣九条兼实遂根据平忠清的主张，命令军队撤回，尽管讨伐军主将平维盛不愿撤离，但最终只能从命。眼见平氏军队溃退，源赖朝欲乘胜追击，一举攻克京都。但是千叶介常胤、上总介广常等源赖朝的主要支持者认为，常陆的佐竹义政等尚未归顺，应先攻克东国，然后进攻京都。源赖朝尊重他们的意见，即刻发兵常陆，并在诱杀佐竹义政后，于十一月五日攻克了金砂城。同一天，平维盛率领的讨伐军悄悄撤回了京都。十一月十七日，源赖朝率军班师凯旋，回到了镰仓。十二月十二日，源赖朝率三百余名武士迁入大仓乡新邸。自此，东国的武士“推源赖朝为镰仓之主”，关东南部源赖朝的敌对势力不复存在。乘战胜之威，源赖朝成为关东北部的实际统治者，命令免除武藏国寺领的课役、各地领主照旧履行职责，并拒绝承认平氏拥立的安德天皇。

另一方面，平清盛虽然在治承三年（1179年）迫使后白河法皇停止了院政，并将其幽禁于鸟羽殿，但面对众叛亲离，无奈放弃了政权，翌年十二月十八日再次恳请后白河法皇重开院政，并献赞岐（香川县）、美浓（岐阜县）两国作为法皇的分国。同时为了荡平反平氏据点，于十二月二十日将平重衡的部队派往南都，烧毁了兴福寺、东大寺以下的寺院，但也因此使原先不少支持平氏的寺院势力和贵族与他为敌。

当时，一直蛰伏于信浓国（长野县）的源赖朝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也响应“以仁亲王令旨”，在治承四年（1180年）九月七日打出了反对平氏的大旗，在信浓的千曲川击败了平氏势力，并于翌年三月将嫡子木曾义高作为人质送往镰仓与源赖朝讲和后，发兵京都，五月十一日在砺波山大败平氏军队，将平氏逐出京都，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入京。后白河法皇即刻令其讨伐平氏，同时遣使镰仓，催促源赖朝上洛（进京）。

进入养和元年（1181年）后，各地反平氏叛乱此伏彼起，平氏内忧外患。平清盛身心俱疲，终于病倒。《平家物语》称，当时平清盛高烧不退，浑身滚烫。他的亲属汲取比叡山千手井水倒入石制浴槽将他身体浸入，凉水顿时变成了开水。将井水浇在他身上，如同浇在烧得发红的石头上，发出“嗞”的一声，激起一阵热雾。按佛语，这是入了“焦热地狱”。在此之前平清盛的妻子时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平清盛因犯有焚烧东大寺大佛之罪，被阎魔厅判入地狱底层即无间地狱。但是平清盛不愧为一代枭雄。他留下遗言：“保元、平治以来，荣华的生涯别无遗憾，唯未能见到源赖朝的首级耿耿于怀。死后若能将源赖朝的首级置于墓前，当是最好的贡献。”治承五年（1181年）闰二月四日，九条兼实在其日记《玉叶》中如是写道：“入夜传闻，禅门薨去云云，但是否难知，可寻闻也。”翌日，他又在《玉叶》中写道“禅门薨逝，一定也”云云。按《平家物语》的说法，是年闰二月五日，平清盛“入道死去”。

平清盛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儿子平宗盛向后白河法皇表示，以后诸事均听命于院宣。源赖朝见朝中局势发生变化，认为是接近院政的良好时机，于八月一日秘密奏告后白河法皇，称原先行动皆为清除反后白河法皇的乱党，绝无叛意。法皇若能既往不咎，愿与平氏共同奉侍朝廷。后白河法皇当然希望这种局面出现，便向平宗盛传达了源赖朝的这一意向。但是，平宗盛决意遵循父亲遗训，和源氏抗争到底，拒绝了这一建议。

寿永二年（1183年）七月三十日，后白河法皇令源义仲负责京城守护。以此为界，原先的官军平氏军队成了叛军，而原来的叛军源氏军队则成了官军。八月初，后白河法皇削除了平氏一族两百余人的官职，但源义仲也不让他省心。因为源义仲的部队为筹措粮草，在京城内恣意劫掠，令民众非常不满，盼望源赖朝进京。后白河法皇顺应民意，叙源赖朝为正四位下；并令源义仲即刻率领军队离开京城，继续西下追讨平氏。这令源义仲倍感不悦，迟迟不执行院宣，直到法皇催促再三，才不得已于九月二十日率兵离开京都，但其战斗意志消沉，一个多月后即为平氏军队打败。平氏势力有重新抬头迹象，京都纷纷传言源义仲与平氏暗中勾结，此传言无以证实，但源义仲确实于十一月十九日袭击了后白河法皇的居所法住寺殿，将法皇迁往摄政藤原基通所在的五条，并将藤原光长以下百余人暴尸于五条河原。二十八日，源义仲又将藤原朝方等后白河法皇近臣四十余人的官职全部削除并没收领地，使后白河院政几乎陷于瘫痪。法皇无奈被迫妥协。源义仲遂要求后白河法皇宣旨讨伐源赖朝，同时宣旨陆奥的藤原秀衡从源赖朝背后发起攻击。寿永三年（1184年）正月十日，源义仲被拜为征夷大将军，但是未等出师，源赖朝已先发制人进入近江，二十日突破京都最后的防线宇治川。惊闻噩耗的源义仲不得不放弃挟持法皇前往北陆的计划，在近江的粟津迎击由源范赖、源义经统领的源氏军队，最后兵败身亡。源义仲的灭亡同时也宣告了“源平之争”开始进入新阶段。必须强调，正如上杉和彦所言，“发生在治承、寿永年代被通称为‘源平争乱’的内乱，并非始终是源氏的武士与平氏的武士之间的争斗”。

第二节　“镰仓幕府”：二元政治的滥觞

“幕府”一词也传自中国，原意为“将帅的营帐”。日本存在三个幕府，根据所在地分别被称为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三个幕府时代合称“武家时代”。“幕府”是权力中心，但必须明确的是，迄今无从发现“镰仓幕府”一词在当时已经出现。事实上，称之为“镰仓幕府”是在江户时代，是“江户幕府”建立后，对其武家前辈的“追认”。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也有“幕府”，但那是指“近卫府”，即“近卫大将”的“官府”，和“征夷大将军”无关。但是，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对镰仓时代建立的武家政权，仍称“镰仓幕府”。镰仓时代武家政权的建立以何为标志，有几种说法。一是“治承四年说”，即1180年源赖朝在关东地区建立统治政权；二是“寿永二年说”，即1183年源赖朝取得东海道、东山道的行政权；三是“寿永三年说”，即1184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侍所、公文所、问注所等军事、行政、司法机关；四是“文治元年说”，即1185年源赖朝在全国各地设守护、地头，掌握地方军政权；五是“建久三年说”，即源赖朝于1192年就任征夷大将军。虽然镰仓幕府至元弘三年（1333年）垮台，但源氏三代绝嗣，后来六代将军，两代是藤原氏，四代是皇族，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执权”北条氏。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近七百年“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立”的“二元政治”，开始形成。按照福泽谕吉的观点，这是日本的“幸运”。因为，这种政治格局避免了极权专制的形成。

镰仓幕府问世 镰仓位于神奈川县境内三浦半岛近海处，南面朝着相模湾白砂堆积的海滩，北面群山环绕，邻接东海道，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8世纪中叶奈良时代的文书中，“镰仓郡”“镰仓乡”的地名已经出现；在正仓院宝物中亦有标明“此布出自镰仓”的标记；在《万叶集》的“东歌”中更有多首咏叹镰仓的和歌。不过，源赖朝选择在镰仓建立武家政权，并不是因为它有秀丽的风景，而是因为那里有险要的地形。源赖朝的祖先源赖义，早年就在那里经营。为了防止外敌入侵，源赖义开凿了一条起伏不平、蜿蜒曲折且宽仅一米的“穿山道”，还在各处设立了关隘，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同时，源赖义还将环绕镰仓的群山易于攀爬的山岩削平，形成一条长约百米、高约十米的人工峭壁，号称“大绝壁”。要进入镰仓，必须经过这人造的“天然要冲”。因为地势偏僻，所以人迹罕至。根据《吾妻镜》的描述，当地只有少量渔民和农民。根据考古发掘，镰仓时代以前的底层，几乎没有后来的武器和餐具。

源赖朝选择在镰仓建立自己的政权，就是因为镰仓具有险峻的地势。当时，平清盛虽已去世，但他的儿子依然继承家业，平氏政权并未消亡，而且趁源赖朝和源义仲争斗之际，势力稍有恢复，寿永三年（1183年）正月，平维盛护拥平德子的儿子，即他的外甥安德天皇，回到了福原京，并派数万骑兵扼守位于摄津与播磨之间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试图将源赖朝的军队阻挡于关西门外。但源赖朝并没有止步不前。正月四日，源平两军在一谷山隔山对阵。镰仓幕府正史《吾妻镜》对当地的地形以及战事的展开如此写道：当地山势险峻，“石崖高耸二驹蹄难通，涧谷深幽而人迹已绝”，山与山之间“相隔三里行程”。源赖朝挑选了七十余名勇士，命令他们攀越山崖奇袭平氏军队指挥中枢。“中军帐”遭到突袭，平氏军队顿时群龙无首，溃不成军，“或策马出一谷之馆，或划船赴四国之地”。

一谷战役大获全胜后，源赖朝返回镰仓，建立了统领御家人、指挥作战并负责治安的“侍所”。侍所是源赖朝和东国武士形成主从关系的最初机构。元历元年（1184年），源赖朝任命大江广元设立了中央行政机关“公文所”，之后又建立了负责诉讼审理的司法机关“问注所”。至此，源赖朝拥有了军事、行政、司法机构的独立政权，称霸关东一方。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源义经则留在京都，负责维持京都的治安和治理西部地区。源义经是源义朝的第九个儿子，幼名牛若，《源平盛衰记》对他的评价是“躯干短小，白皙反齿，神采秀发，矫捷轶人”。法皇对源赖朝权势不断膨胀深感担忧，于是采用“离间计”，任命源义经为检非违使、左卫门少尉，意图激化源赖朝和源义经之间的矛盾，让兄弟俩豆萁相煎。这一招果然奏效。源赖朝对源义经未经他允许，擅自接受后白河法皇的任命非常不满，尽管源义经再三申辩，“朝廷所赐，不可以辞”。但是，源赖朝仍怀疑是源义经自己要官。按《源平盛衰记》的记载，“赖朝疑其自请，益不悦”。作为惩罚，源赖朝解除了源义经的追讨使头衔，令源范赖接任。因为源赖朝不允许武士和其他人建立主从关系，认为那将破坏对他的忠诚。据《吾妻镜》记载，源赖朝属下佐藤忠信犯此“戒条”，被朝廷任命为兵卫尉时，他曾破口大骂：“你这家伙连黄鼠狼都不如！”亲弟弟犯戒如果姑息，如何服众？然而，后白河法皇却是“趁热打铁”，同年八月又任命源义经为伊予（爱媛）守。源赖朝和源义经之间的矛盾，因此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后白河法皇急欲使安德天皇重回京都，索回落入平氏手中的三件神器，即镜、剑、玉。法皇通过在一谷战役中被捕的平重衡斡旋，同平宗盛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文化不成，然后加诛”。后白河法皇随后试图通过武力讨伐，达到目的。八月二十九日，他对源范赖下达了追讨“逆贼”的旨令。源范赖沿山阳道推进并历经艰险到达了丰后，但由于平氏强大的水军控制着濑户内海，无法攻占平氏的大本营屋岛，而且由于粮草不足，士气低落。面对这种情况，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源赖朝，决定再度起用精通武略的源义经。文治元年（1185年）二月，源义经从背后向屋岛发起突袭，将平氏武装赶到了海上。平氏从海路赶赴长门的彦岛，以此为据点展开反攻。于是，双方在长门坛浦展开了决战。根据《吾妻镜》同年条的描述：“平家五百余艘分三手，以山峨兵藤次秀远并松浦党等，为大将军挑战于源氏之将帅。及午刻，平氏终败倾。二品禅尼持宝剑，按察局（平清盛正室时子）奉抱先帝（春秋八岁）共以没海底。”也就是说，双方在坛浦激战时，平德子拿着宝剑，平清盛的正室时子抱着安德天皇跳海。三件神器，镜留在船上，玉和剑在平德子跳海时没入水中。后来玉被捞起，剑是否就此失去，迄今存疑。

这一仗，平家末代首领、平清盛的三儿子平宗盛被捉。源赖朝因追讨有功，升至从二位。但是，当源义经押解平宗盛回镰仓时，源赖朝却禁止源义经入城。按《东鉴》记载，“义经先遣使报明日将入镰仓。赖朝使北条时政至酒勾驿受俘获。义经不得入府，留腰越驿”。源义经写信说明情况并要求对他此前的不妥之处予以宽恕，请求进入镰仓，但仍遭源赖朝拒绝。

源赖朝是个杀伐决断，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他决定大义灭亲，问属下谁愿意进京刺杀源义经。大和国兴福寺金刚堂僧人土佐房昌俊表示愿意。土佐房昌俊曾因为年贡和代官（地方首领）发生矛盾，愤而投奔源赖朝，他想报知遇之恩。他要求源赖朝照顾自己的老母和幼子，因为他可能一去不返。源赖朝当然一口答应。于是，土佐房昌俊即刻率领83人从镰仓启程，于十月十七日对居住在京都六条宅邸内的源义经发动袭击。源义经遭到突袭，措手不及，但仍亲自与一众刺客进行搏杀。驻扎在附近的他的叔叔源行家，闻讯率军队赶来为源义经解围，将土佐房昌俊等击退。土佐房昌俊在撤退途中被源义经的属下生擒，一周后被斩首。见源赖朝如此绝情，源义经和源行家要求后白河法皇宣旨，讨伐源赖朝。右大臣九条兼实和权中纳言吉田经房对此表示反对，但后白河法皇下达了讨伐源赖朝的旨令。由于源义经居功自傲，有时作风霸道，近边武士对他大都不满，而畿内的武士能参与讨伐的力量不多，在京都与源赖朝对阵不利，因此源义经和源行家决定离开京都。公卿贵族为京都免于成为战场而庆幸，连反对下旨让源义经出征的九条兼实，也在其日记《玉叶》中对源义经离开京都的行为表示赞叹，曰：“实堪称义士。”

源义经等离开京都后，源赖朝马上遣使赶赴京都，就宣旨讨伐事询问后白河法皇。法皇百般解释，并应源赖朝要求，于十一月十二日转而向各国宣旨讨伐源义经和源行家。见后白河法皇如此翻云覆雨，朝令夕改，源赖朝不断得寸进尺，奏请由亲幕派右大臣九条兼实为庙堂首班和内览。虽然九条兼实认为内览已有摄政藤原基通，权力两分容易引起祸乱，但后白河天皇尊重源赖朝的提议，九条兼实固辞不获，只能答应。另外，源赖朝还奏请让以九条兼实为首的十名公卿为议奏公卿，合议理政，并赐予他们知行国。同时，源赖朝还奏请法皇将与讨伐他的旨令有关的官员，以及源义经和源行家的同党，全部解职，将其中为首的大藏卿高阶泰经、刑部卿藤原赖经等流放边地。后白河法皇一一准奏。后白河法皇对源赖朝有求必应，说明院政已徒剩躯壳。不过，源赖朝也作了妥协，没有对宣旨“问罪”，而且因此被罢免的官员很少，尤其没有罢免与此必然有关的摄政藤原基通。但是，藤原基通却主动远离政务。文治二年（1186年）三月，后白河法皇宣旨由九条兼实取代藤原基通担任摄政。不过，对源赖朝提出将高阳院、冷泉宫、堀河院等领地让与九条兼实的要求，后白河法皇仍寻找各种理由予以拒绝，使源赖朝最终不得不放弃分割皇室私家领地的计划。这说明源赖朝当时还不能为所欲为。

之后，源赖朝致函摄政九条兼实，要求明确朝廷和幕府各自的职责，联手执政，并提出由幕府负责维持治安、武士的升迁，但不干预其他国政。随着幕府向各地派出“守护”“地头”，一种双重政治结构开始形成。

“守护”一职始于为追捕源义经而临时设置的九州“惣追捕使”，后推广至其他各国，发展成为各国持久设置的职位。守护负责一国治安的稳定，原则上由幕府的有力御家人担任。最初，守护的权限是对“大犯三条”者进行惩戒和取缔，即负责追捕领内的谋反者、杀人犯，指挥领内御家人轮流承担京都御所的“大番役”即警卫任务，战时则率领国内御家人出阵。如后文所述，这些守护后来成为“守护大名”，进而成为“领国大名”，在应仁元年（1467年）“应仁之乱”后成为“战国大名”即“一方诸侯”。也就是说，日本“战国时代”的帷幕，此时已悄然开启。

“地头”在平安时代是庄园的领主为了管理土地而设置的，并不是一个职位。但文治元年（1185年）以后，原先只是“职责”的地头成了“职位”。那一年，源赖朝得到法皇敕许，以追捕源义经、源行家为名，在各国设立了地头。很多史书称，地头的基本形态是以国为单位，一国设一地头。但是以追捕源义经等紧急任务为目的设立的国地头，在源义经等去世后即被废止。真正对武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源赖朝在国以下行政单位设立的“地头”。那些地头都由他的御家人（家臣）担任，包括各郡、乡、庄、保的地头。后白河法皇虽然敕许源赖朝设地头，但有时间、范围、权限的明确规定。而源赖朝在各地设立地头的范围达到除关东以外的六十六国，权限更是被不断突破，以致地头在庄园内拥有了刑事判决权，后慢慢发展为在地领主。具体而言，镰仓幕府设置的“地头”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本补地头”，又称“本领安堵地头”。领地自祖先继承并获得幕府“安堵”（承认领主权），即原先就是该地领主，后获得“地头”头衔追封，使之在领地内继续获取原先所得。源氏曾除了拥有本家、领家等地位的“关东御领者”外，保留领主和领家之间以往的关系；而镰仓殿则使领主和领家之间建立起新的主从关系，使一个根本领主对一块土地有双重支配权，因而引起了庄园机构质的变化。

二是“新恩地头”或“新补地头”。源赖朝对御家人论功行赏赐予的地头头衔。所谓“御家人”，当今史书一般解释为“家臣”。按照《沙汰未练书》定义：“所谓御家人，即往昔以来为开发领主、赐武家御下文人事也。所谓开发领主，乃根本私领也，又称本领。非御家人即其身虽为侍，不知行当役勤仕之地人事也。”此项举措始于平家的“没官领”，即将官方领地赏赐给御家人。承久之乱和其他内乱时期没收的土地亦多有作为“奖品”赏赐御家人的情况。虽对御家人的赏赐形式内容多样，但一般均以赐地头头衔的形式进行赏赐，使之获得相应权益。

三是处理警察事务的临时地头，所领土地等不具有长时性，头衔不固定。

地头大致拥有以下权限：土地管理，包括荒地开发权，为当地领家、国衙以及自己征收年贡和其他物品权，警察权和司法审判权。

通过守护、地头职位的设置，镰仓幕府掌握了全国的警察权，最终发展为全国性的武家政权。没有进入源赖朝权势范围的，只有在平安末期由藤原氏构建了坚实基础的奥州地区。因此，遭到讨伐的源义经远遁奥州，得到了当地首领藤原秀衡的庇护。不久，藤原秀衡健康状况恶化，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儿子藤原泰衡继续关照源义经。文治三年（1187年）十月，藤原秀衡去世，藤原泰衡继位。源赖朝强烈要求他交出源义经。藤原泰衡慑于源赖朝武威，没有遵从父亲遗嘱，于文治五年（1189年）闰四月，率兵将源义经居住的衣川馆包围。31岁的源义经自知在劫难逃，和妻女以及色艺双绝、性格温柔的爱妾静一起自焚而死。他的门人武藏坊弁庆、鹫尾经春等人则拼死相搏，直至气绝——源义经虽死，但是他和爱妾静的爱情悲剧却成为日本文艺历演不衰的主题，堪称日本版的“霸王别姬”——源义经死后，源赖朝并没有就此罢手。六月，源赖朝要求后白河法皇宣旨讨伐藏匿谋反者源义经的藤原氏，且未待宣旨便指挥东海道、中路、北陆道三路大军，向藤原氏的大本营平泉发起攻击。藤原泰衡此时方意识到唇亡齿寒，袭击源义经无异于“自掘坟墓”，但为时晚矣。九月，源氏和藤原氏的军队进行了会战，包括藤原泰衡在内，藤原一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

建久元年（1190年）二月，源赖朝又平定了出羽的大河兼任的叛乱。三月，源赖朝任命伊泽家景为陆奥国留守。至此，源赖朝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政权，同时也开始了幕府对朝廷的政治折冲时期。当年十月三日，源赖朝率御家人离开镰仓第一次前往京都，会见了后白河法皇和摄政九条兼实。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求官”——希望获封征夷大将军。但是后白河法皇只任命源赖朝为权大纳言和右近卫大将。翌年十二月，未达目的的源赖朝辞去两项官职回到镰仓，将“公文所”改为“政所”，长官改为“别当”，显示了另立中央的意图。这使后白河法皇明显感到源赖朝的威压，也感到九条兼实的威胁。于是，他着力构筑对抗体制，削夺摄政权力。院政和摄政之间原先的暗隙因此逐渐裂痕明显。九条兼实在日记《玉叶》中，表露了他对后白河法皇削弱他权力的感受，“无权之执政，孤随之摄政，如履薄冰，如踩虎尾”。 确实，随着后白河法皇势力的增强，九条兼实举步维艰。建久元年（1190年）源赖朝的长女大姬即将进入内宫成为后鸟羽天皇妃子的消息，更令九条兼实坐卧不安。因为，九条兼实的女儿任子当时是后鸟羽天皇的中宫，如此一来，任子的地位必然受到威胁。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建久三年（1192年）三月十三日，后白河法皇在六条殿驾崩。后白河法皇在政坛独领风骚四十余年，同平清盛、源义仲、源赖朝周旋博弈，几度扶院政大厦于既倒，被称为“治天之君”。但他也因此遭政敌忌恨。信西称他为：“和汉之间，难与伦比之暗主。”源赖朝骂他是：“日本国之第一大天狗。”他的死，也标志着以他为中心的朝廷势力急剧衰落。

后白河法皇驾崩后，九条兼实出任关白。后白河法皇的宠臣丹后局、源通亲（土御门通亲）开始讨好源赖朝，虽然他们曾一直认为幕府是朝廷的敌人。但是源赖朝非常清楚，随着后白河法皇的驾崩，他们已经失去了抗衡幕府的实力，只能仰仗源赖朝的力量约束九条兼实。这正符合源赖朝的需求，因此他对先前政敌的投诚表示欢迎。九条兼实当然知道和源赖朝为敌的后果。于是，他积极斡旋，使源赖朝被拜为征夷大将军。建久三年（1192年）七月十二日，天皇宣旨，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白河天皇在世时，源赖朝的这一意愿始终未能实现。后白河法皇驾崩，源赖朝才得遂其愿。按照《吾妻镜》的记载：“源赖朝欲任征夷大将军一职，然许久未能如愿。至后白河法皇驾崩，朝政更新，诸事须倚仗源赖朝，故派御史前往通知。”同时，朝廷废除了执掌陆奥北方防卫的镇守府将军。当地防务划归“征夷大将军”管辖。事实上，源赖朝已经占有了陆奥和出羽国。至此，源赖朝掌控了相模国、武藏国、伊豆国、骏河国、上总国、下总国、信浓国、越后国、丰后国九国即“关东分国”。如前面所述，征夷大将军早已存在，但并不是武家首领的头衔。所以此时的征夷大将军，性质迥异。

源氏将军三代而绝 建久三年（1192年）八月五日，幕府举行了象征政所开始主理政务的仪式。之后，下发公文开始有了源赖朝的花押（类似于艺术签名）。建久六年（1195年）三月四日，源赖朝偕夫人北条政子和嫡子源赖家进入京都，入住六波罗宅邸。

建久六年（1195年）三月四日，源赖朝偕夫人北条政子、女儿大姬，出席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供养仪式。丹后为源赖朝的大姬入宫积极活动。当时，九条兼实的女儿任子产下一皇女，而源通亲的养女源在子，却生下了皇子。第二年，由于源通亲的进谏，九条兼实的关白职位被罢免，任子也被赶出宫中。史书有载，谓之“建久七年中宫政变”。但是，令源赖朝沮丧的是，天不遂人愿，翌年大姬病故，源赖朝想让大姬成为皇妃，然后他也可以成为幼天皇外公的计划化为泡影。后鸟羽天皇毕竟已经成年，但碍于幕府势力无法亲政，而且行动处处遭到掣肘，很是不悦。建久八年（1197年），后鸟羽天皇向幕府表达了退位意向，并获得了源赖朝的赞同。

建久九年（1198年）正月十一日，后鸟羽天皇退位，当天立源在子的儿子为仁亲王为皇太子，而且马上即位，号土御门天皇（1195—1231年）。如此一来，源通亲成了天皇的外祖父，掌握了朝廷的实权。源赖朝当然不甘心，于是想将二女儿三幡送入宫中。但是，时间不等人。建久九年（1198年）冬，源赖朝罹患重病，尽管他当即皈依佛门，但未获佛陀眷顾。正治元年（1199年）正月十三日，源赖朝一命归西，享年53岁。不过，关于源赖朝的死因，史籍记载不一。《猪隈关白记》称他死于“饮水重病”（糖尿病），而《吾妻镜》则写道，建久九年（119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源赖朝在相模川参加大桥落成典礼，返程途中不慎落马而重伤不治，遗体葬于幕府后面的大仓山。供奉源赖朝牌位的佛堂，后更名法华堂。源赖朝生前用过的佩剑等遗物均存放于堂内。《方丈记》作者、文学泰斗鸭长明曾前往法华堂探访，并在法华堂廊柱上留下和歌一首，表达他对源赖朝的缅怀之情，其中有这么一句：“秋霜消逝草木枯，山风瑟瑟青苔抚。”

源赖朝的去世，对日本历史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按《明月记》记载：“朝中从未发生如此大事，形势非常紧张。”源赖朝是日本近七百年的“二元政治”即“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存的始作俑者。然而，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源赖朝并没有取代朝廷的野心。例如，下向井龙彦写道：“赖朝在设置守护、地头的同时，要求朝廷果断进行政治改革，并借此宣布‘天下草创’。于是，王朝国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新的国家在朝廷和幕府构成的庄园公领制的基础上得以成立。” 从文治元年（1185年）设置守护、地头，以及从源赖朝给九条兼实的公函中可以发现，他要求的是明确区分朝廷和幕府的职责。也就是说，源赖朝孜孜以求的，是强化同朝廷的关系而不是与朝廷对立。他既竭力维护御家人的权益，但也对朝廷采取妥协政策。终其一生，幕府和朝廷的矛盾并未显现。

源赖朝去世后，他和北条政子所生的嫡长子源赖家（1182—1204年），于正治元年（1199年）正月被任命为左近卫中将，并奉旨继承家业。诸国守护作为源氏家臣，仍行使原有责任。源赖朝去世后，新当主源赖家18岁，正当年，但是幕府经十三名重臣合议，停止了源赖家的诉讼亲裁权，释放出削弱将军绝对权威的意愿。随着将军权威的削弱，有实力的御家人围绕幕府主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而三浦义澄、千叶常胤等幕府草创时期的元老则相继病故。面对幕府乱局，朝廷开始反击。正治二年（1200年）九月，朝廷要求幕府追究淡路、阿波、土佐三国守护骚乱之罪，幕府竭力庇护未果，三守护分别受罚。由此可见，朝幕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

建仁二年（1202年），源赖家就任征夷大将军，成为镰仓幕府的第二代将军。但是，幕府的基础是御家人制度。铁腕人物源赖朝在世时，维系幕府将军和御家人关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制度，毋宁说是源赖朝的个人魅力。源赖朝辞世后，源赖家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均不足以成为那种纽带。于是，源赖家便采取强硬手段进行抑制，他和幕府重臣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尖锐。另外，源赖家即位后耽迷宴游，冷落幕府重臣，导致民心渐失，边患频发。正治二年（1200年）八月，源赖家召见陆奥国芝田三郎，遭到抗命。幕府遂派宫城四郎率军讨伐，攻占陆奥，杀了芝田三郎。建仁三年（1203年）五月，源赖朝的弟弟阿野全成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流放至常陆国，最后被杀。 由于源赖家不擅理政，也无以服众，幕府的实权逐渐落入源赖朝的岳丈北条时政手中。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和他的女儿北条政子合谋，决定让源赖家交权并抑制源赖家的岳父比企能员的势力。北条政子运筹帷幄，堪称“巾帼不让须眉”。无奈源赖家刚愎自用，偏偏宠信一味溜须拍马的梶原景时。不过梶原景时后来却被流放。关于梶原景时的下场，史料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一说是梶原景时向将军源赖家进言，陷害重臣结城朝光，结城朝光获知此事后，和65人联名上奏，请求将梶原景时流放；另一说是梶原景时察觉到御家人中有推翻将军源赖家，拥立源赖朝次子源千幡（1192—1219年）的动向，立即向源赖家发出警告，但因查无实据反遭流放。两种说法不管听信哪种，其“清君侧”的结局并无区别。

建仁三年（1203年）七月，源赖家罹患急病。八月二十七日，源赖家在弥留之际，任命他年仅6岁的嫡长子一幡继承家业并担任总守护，同时担任畿内、东海、东山等关东二十八国的地头。源赖家同时任命他的兄弟、源赖朝和北条政子所生的千幡（后被赐名源实朝），担任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等关西三十八国的地头。千幡当年也只有12岁。源赖家的这一任命略显矛盾。因为，总守护本该统辖全国的守护，但源赖家却将关东和关西分别交由叔侄二人统辖。他之所以这么做，主要为兼顾一幡和千幡背后两大家族的势力：比企能员是一幡的外祖父，北条时政是千幡的外祖父。但是，这一分配不仅没有缓和两大家族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之后，北条时政设计诱杀比企能员。比企家族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坐以待毙，百余号人立即占据了一幡的住所固守。北条时政早已运筹帷幄且绝不手软，下令包围一幡住所并进行火攻，将一幡活活烧死。比企家族成员及其追随者或被杀死，或被流放，几乎灭门。获悉这一噩耗，源赖家认为北条氏手段太狠，命令和田义盛及新田忠常等老将讨伐北条时政。但是，两位老将认为如此同室操戈，非常不妥，并未实施讨伐。北条家族则步步近逼。北条政子以源赖家病重无法理政为由，逼其出家。九月七日，幕府向朝廷上奏，称源赖家病逝。此时源赖家的儿子一幡及其外祖父比企能员等均已赴死，东国无主，幕府请求朝廷宣旨，由源赖朝和北条政子的儿子千幡继任征夷大将军。后鸟羽上皇准奏，并赐千幡讳名源实朝。源实朝遂成为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十月，幕府为源实朝举行了元服仪式。事实上，源赖家当时并没有死，而是出家后被北条政子幽禁在伊豆国（静冈县）修禅寺，元久元年（1204年）七月十八日死于该寺，时年23岁。关于源赖家的死因，《吾妻镜》没有相关记载，而《愚管抄》《增镜》《梅松论》等相关史籍则称，源赖家系北条时政派人暗杀。

在让源实朝成为征夷大将军后，北条时政自任幕府的政所“别当”（首长），成为镰仓幕府代将军掌管幕府实权的“执权”。元久元年（1204年）八月，北条时政受后妻牧之方等怂恿，意图杀害源实朝，另立女婿平贺朝雅为征夷大将军，但他的女儿北条政子和儿子北条义时均强烈反对。遭此挫折，北条时政剃度出家，取法号明盛，于建保三年（1215年）病逝，享年78岁。平贺朝雅则在此前被北条义时派人暗杀。北条义时遂成为第二代执权。

第二代执权北条义时仍将幕府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在北条氏的权势面前，显得相当无力。按照《吾妻镜》中的描述，“征夷大将军源实朝多才多艺，尤喜和歌与蹴鞠”。源实朝不是纨绔子弟，对待属下也非常严厉，铁面无私。但是，他既没有栉风沐雨、金戈铁马的经历，也没有老谋深算、笼络人心的能力，更遭北条义时和北条政子的掣肘，在治国理政方面近乎一筹莫展，于是便逐渐疏离政治，逃避现实。他还曾听从宋人陈和卿的建议建造大船，准备投靠宋朝，尽管终未如愿。为拉拢源实朝，朝廷不断对其加官进爵，将其一升再升。建保元年（1213年），源实朝获赐正二位。北条义时虽表面上奉源实朝为将军，实际上不断将他架空并压制其他御家人。北条义时还试图将守护终身制改为交替制，以便利诱幕府众臣。但是，这一图谋不仅因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而且使反北条氏的人逐渐成为一股势力。当年二月，和田胤长及他的两个儿子和田义直及和田义重反北条义时的计划暴露。虽然和田胤长因他的兄长、幕府老将和田义盛的多方奔走而仅被没收领地，流放至陆奥岩濑郡。他的两个儿子也因父亲功勋显赫而得以赦免，但冤仇就此结下。五月二日，和田义盛率兵袭击了北条义时的官邸。孰料，他原先约定共讨“逆贼”的表弟三浦义村突然反水，向北条义时告发了和田义盛的行动，使和田义盛最终兵败战死，其属下也分别受到惩罚。北条义时平定梶原氏、比企氏、和田氏叛乱后，进一步强化了执权的权限，开了使执权由北条氏世袭的先河。

另一方面，在朝廷幕府二元政治形成之际，朝廷也出现了“二元政治”。因为，在安德天皇夭折于坛浦战役前，寿永二年（1183年）八月，后白河法皇已经颁诏，让高仓天皇的四皇子尊成亲王即位，号后鸟羽天皇。当时，三件神器在平氏手里，所以后鸟羽天皇践祚时没有剑玺，这在日本史上属于特例。同样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时日本出现了两个天皇“并立”。安德天皇去世后，建久元年（1190年）后鸟羽天皇元服，立摄政九条兼实的女儿任子为中宫。三年后，后白河法皇驾崩，后鸟羽天皇开始亲政，宫中反九条兼实的势力随后发动政变，剥夺了九条兼实的摄政权。他的女儿任子也被逐出内宫。建久九年（1198年），后鸟羽天皇将皇位让给了4岁的长子为仁亲王。为仁亲王即位后，号土御门天皇。后鸟羽天皇则以太上天皇身份复活了院政。这一院政持续了23年，经土御门、顺德、仲恭三代天皇，直到承久三年（1221年）才结束。

承元四年（1210年）十一月，后鸟羽上皇废了土御门天皇，让他的三皇子守成亲王即位，号顺德天皇（1197—1242年），为第八十四代天皇。此次换天皇，朝廷事先没有告知幕府。让顺德天皇即位，完成公家（皇室）内部整合的后鸟羽上皇的下一步行动，是扫除幕府这个“政权归一”的障碍。为此，后鸟羽上皇除了直属院的武士“北面武士”外，又设立了“西面武士”，同时着力加强僧兵势力。

就在朝廷和幕府矛盾日益激烈时，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被刺身亡。

承久元年（1219年）一月二十七日，镰仓大雪纷飞。在一片银色世界中的鹤冈八幡宫内篝火通明，分外耀眼。朝廷拜幕府将军源实朝为朝廷右大臣的仪式正在八幡宫本殿举行。待烦琐的仪式结束后，源实朝带着满意的微笑一步步走下殿堂的台阶。为防滑倒，他非常小心。突然间，只听有人大喊一声：“杀父之仇，不能不报。”声音未落，一个银装素裹的人出现在源实朝面前，挥刀直刺他的颈部，鲜血如喷泉从源实朝的颈部涌出，他当即一命归西。这时，只听刺客大声宣告：“我乃八幡宫别当阿阇梨公晓是也。我已报父仇！”原来，刺客是源赖家的儿子源公晓。只见他割下源实朝的首级提在手里疾步离开，消逝于茫茫夜色之中。源公晓回到备中阿阇梨宅，告知其乳母的丈夫三浦义村，他是“东国的大将军”。三浦义村表面上表示认同和归顺，私底下却将此事密告北条义时。结果，20岁的源公晓在前往三浦义村府邸时，被长尾定景所杀。 源实朝被刺杀后，幕府将军不再姓“源”。源氏将军，三代而绝。

第三节　执权：无冕的“将军”

镰仓幕府自源赖朝建立，共有九代将军。源氏将军三代绝嗣，尽管在辈分上只有两代。因为第二代将军源赖家和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是同胞兄弟。后六代将军都不属源氏宗族。但是，幕府的实际掌门人“执权”，却由北条氏一族世袭了十六任。北条氏不仅长期掌控幕府，而且左右朝政。因此，镰仓时代有时也被称为“执权治世的时代”。本节将扼要论述和镰仓幕府共存亡的执权世系。

承久之乱 源实朝被刺身亡后，谁出任第四代征夷大将军，成为一大难题。因为，源实朝没有子嗣；源赖家的长子一幡被北条氏所杀，次子公晓因刺杀将军被处死，三子荣实死于暴乱，只有遗孤即他的第四个儿子禅晓活着，常年住在京都。如果按照血统，由他继任征夷大将军是最合理的。但是，幕府对常年居京的禅晓不放心，决定推选顺德天皇的同胞兄弟雅成亲王或同父异母兄弟赖仁亲王担任征夷大将军。承久元年（1219年）二月十三日，北条义时命令政所执事二阶堂行光携带御家人联署的奏折进京，希望后鸟羽上皇同意幕府请求。后鸟羽上皇认为，若顺德天皇的弟弟东下任征夷大将军，有导致国家分裂之虞，因此不予批准。但他也没有硬扛，而是说一定会择贤能之士继任征夷大将军。二阶堂行光虽然碰了个软钉子，但京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他将禅晓带回镰仓并将他软禁。这是北条政子的安排。她担心禅晓很可能继任征夷大将军，所以将他软禁。承久二年（1220年）四月，禅晓在东山被杀，源赖家彻底绝后。虽然凶手是谁始终没有查明，抑或始终没有认真追查，因为谁的嫌疑最大，显而易见。当年六月，北条义时和北条政子立源赖朝妹妹的曾孙、当时年仅2岁的三寅为源实朝接班人，同时奏告后鸟羽上皇。三寅是藤原北家嫡系九条氏的后人，之所以叫三寅是因为出生于寅年寅日寅刻。

几乎与此同时，承久三年（1221年）四月二十日，顺德天皇突然让位，由中宫九条立子生的皇太子怀成亲王登基，号仲恭天皇（1218—1234年）。此等大事，幕府事先却没有被告知。不到3岁的天皇连自己吃饭都不会，遑论治国理政。顺德天皇退位后也成为上皇，称新院，土御门上皇称中院，后鸟羽上皇称本院。三位太上天皇并存，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特例。关于顺德天皇为何让位，北畠亲房于延元四年（1339年）完成的六卷本《神皇正统记》这样写道：“倒幕之事近在眼前，为了能以更加自由的身份专心筹备倒幕大计，顺德天皇决定让位。”

除了院政，当时负责教导皇太子怀成亲王的“东宫傅”九条道家成为摄政，朝廷赐予九条道家随身佩剑的权利。后鸟羽上皇一方面筹划倒幕大计，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清除异己。承久元年（1219年）七月，后鸟羽上皇令“西面武士”袭杀了察知朝廷动向和机密的大内守护源赖茂，同时决定对付佛教势力。当时，延历寺、清水寺、清闲寺、兴福寺不仅频起争端，而且违反朝廷不得动用兵器的禁令。于是，后鸟羽上皇敕令幕府加以管制。他很清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后鸟羽上皇还让多位皇子在各寺院出家。承久三年（1221年）四月，后鸟羽上皇授意权僧正承圆，将天台座主之位让给18岁的尊快入道亲王。后鸟羽上皇的这一安排是想在倒幕时方便借助僧兵。

承久三年（1221年）五月十五日，朝廷宣布罢免北条义时的官职。按察使叶室光亲随后向五畿七道武士颁布了讨伐北条义时的旨意。因时值承久三年（1221年），此次朝廷和幕府的冲突，史称“承久之乱”。但是，参与倒幕的“京都派”和“武家派”两股势力却并没有齐心协力。京都派包括僧人神官，获朝廷恩宠，倒幕相当积极。“武家派”包括隶属朝廷的“北面武士”“西面武士”，以及护卫上皇御所的“武者所”。当时武家已成气候，各国武士大都聚集于北条氏旗下，奉院宣为圭臬的武士很少。更重要的是，当时幕府内除了执权北条义时外，三浦义村最有权势。朝廷试图通过他的弟弟三浦胤义利诱三浦义村。但是，三浦义村在收到三浦胤义的亲笔信后，即刻驱逐信使，将信交给了北条义时，以示忠诚。五月十九日，北条义时、北条泰时和其他一些主要御家人汇聚北条政子的住所，聆听她的训诫。安达盛景代表北条政子向众人阐述了她的想法：

请诸君团结一心，这是我最后的恳求。已故右近卫大将（源赖朝）征伐朝敌，为朝廷立下丰功伟绩。然后鸟羽上皇听信逆臣谗言，下此追讨幕府的纶旨。诸位均蒙受大将军恩宠，何以回报？三代将军之墓，岂容马蹄践踏？我现申明，如欲听从宣旨，请先将我杀了并烧毁镰仓，然后赴京请赏。

北条政子的这番话，被誉为“一世一代之名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御家人的斗志。众将士含泪起誓，决意舍命报效幕府。于是，幕府决定分三路出击，进兵京都。北条时房和北条泰时率十万余人从东海道出发，武田信光、结城朝光等率五万余人从东山道出发，北条朝时等率四万余人从北陆道出发。消息传到朝廷，公卿们张皇失措。他们原以为院宣发出，定会有人献上北条义时的首级，没料想会有如此反应。对此，《增镜》有明确记载：“先前，诸公卿大有信心，他们却完全没有料到会有如此结果，均惊慌失色。” 朝廷官军原定于承久三年（1221年）六月二日出发迎战，后推迟了一天。朝中公卿无人参战，军中士气萎靡不振。六月十五日，北条时房和北条泰时率五千骑兵进入京都。获知这一战况，后鸟羽上皇决定让土御门上皇和顺德上皇、雅成亲王和赖仁亲王前往贵船等地避难，自己独守宫中。当天，北条时房和北条泰时抵达六波罗，很多朝廷官兵放火焚烧自己宅邸后逃遁，也有一些被幕府军队抓获。最终，近两万名官兵被近二十万幕府军横扫。六月十八日，后鸟羽上皇正式撤回讨伐北条义时的院宣。七月七日，幕府遣史进京。八日，幕府罢免了九条道家的摄政之职，由近卫家实代理摄政。同时“建议”朝廷拥立新天皇。幕府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后鸟羽上皇的皇子皇孙即位。后鸟羽上皇不敢不接受幕府方面的建议。九日，10岁的茂仁亲王登基，成为第八十六代天皇，号后堀河天皇（1212—1234年）。当天，仲恭天皇放弃神器，迁入九条宅邸，被称为“九条废帝”。仲恭天皇没有举行过天皇登基大典，没有举行过一代天皇只能举行一次的重要仪式大尝祭，更因为年幼，没有举行过元服礼。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写道：“仲恭天皇即位不过七十七日便无奈放弃神器和皇位，如同古时的饭丰天皇。”所谓“饭丰天皇”也是女天皇，据称在清宁天皇驾崩后曾短暂执政，但没有被列入天皇之列。不过，也因为年幼，仲恭天皇没有被流放。

承久三年（1221年）七月八日，后鸟羽上皇投入佛门，成为法皇。七月十三日，幕府要求后鸟羽法皇迁居隐岐国（岛根县）刈田别宫。七月二十日，幕府要求顺德上皇迁居佐渡岛（新溩）。二十四日，雅成亲王迁居但马国（兵库县）。翌日，赖仁亲王迁居备前国（冈山县）儿岛。同年闰十月十日，与倒幕没有任何瓜葛的土御门上皇主动迁居土佐国（高知县）。之后，幕府处置朝臣，掌握了政治实权。幕府所为有以下犯上和僭越之嫌，但是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朝廷有没有责任呢？对此，《神皇正统记》提出这么一句反问，值得关注：“如果没有后鸟羽上皇的追讨旨意，幕府是否会大动干戈，发动兵变？”文历元年（1234年）五月二十日，仲恭天皇驾崩，年仅17岁，直到明治三年（1870年）七月才被追加谥号仲恭天皇。也就是说，“仲恭天皇”这一谥号并不是驾崩后就获封的。

承久之乱是日本历史的一块里程碑，意义极为深远：国家政权自此被幕府实际掌握。一句话，经承久之乱，朝幕关系逆转，朝廷大事均需报请幕府同意才能定夺、实施。同时，承久之乱的发生，使幕府感到必须加强对京都朝廷的监视，决定让北条义时的嫡子北条泰时和弟弟北条时房留守六波罗府。北条泰时住北亭，北条时房住南亭。因此世人称他俩为北殿和南殿，并称为六波罗探题（长官），地位仅次于执权。按《吾妻镜》记载：“（承久三年）六月十六日己巳，相州武州两刺史移住六波罗馆。如右京兆爪牙耳目，迴治国之要计，求武家之安全。” 此后，六波罗探题一直由北条氏的人担任。六波罗府的机构宛如缩小版的幕府，也设有合议政事的评定众、辅佐评定众处理诉讼和其他事务的引付众，等等。六波罗府除了监视朝廷，还负责畿内和西国的行政及司法事务，府内任职的大都是北条氏近亲。不过，幕府规定，如果西国的守护、地头、御家人违法犯禁，必须上报幕府，由幕府处置。

朝幕关系转变最明显和典型的标志，是自此武家开始左右“治天之君”的命运，即皇位的继承由幕府的意志决定。以下史实可以为证。如前面所述，根据幕府的“建议”，后堀河天皇登基。天皇如此年幼，自然谈不上政绩。贞永元年（1232年），一直病恹恹的后堀河天皇让位给了长子秀仁亲王，可是成为太上天皇才一年多便驾崩了。秀仁亲王出生于宽喜三年（1231年），母亲是“五摄家之一”九条道家的女儿藤原竴子，还在吃奶便践祚成了第八十七代天皇，仁治二年（1241年）元服，随后娶了九条教实的女儿彦子，翌年因事故夭折，谥号四条天皇（1231—1242年）。四条天皇既无兄弟，更无子嗣，由谁继承皇位？九条道家为了保持“外戚”的地位，打算让顺德上皇的皇子忠成王即位，但遭到当时的幕府执权的强烈反对。无奈，朝廷只能尊重幕府的意见，由土御门上皇的二皇子、源通宗的女儿通子的儿子邦仁亲王即位。以邦仁亲王即位为起点，皇位继承者的选定权落到了幕府手里。

成为第八十八代天皇的邦仁亲王即位时已23岁，但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还没有元服，于是赶紧元服，然后践祚，成为后嵯峨天皇（1220—1272年）。后嵯峨天皇娶了太政大臣西园寺实氏的女儿篯子，生下了二皇子久仁亲王。在位四年后，后嵯峨天皇将皇位让给了年仅3岁的久仁亲王，作为上皇施行院政。久仁亲王即位，成为第八十九代天皇，号后深草天皇（1243—1304年）。后深草天皇在位13年，正元元年（1259年）根据后嵯峨天皇的旨意，将皇位让给了10岁的同胞弟弟、后嵯峨天皇的三皇子恒仁亲王。恒仁亲王即位后成为第九十代天皇，号龟山天皇（1249—1305年）。后嵯峨天皇驾崩后，后深草天皇和龟山天皇究竟谁是“治天之君”？最后，根据幕府意见，龟山天皇获得了这项“荣誉”。文永五年（1268年），二皇子世仁亲王被立为太子。5年后，龟山天皇将皇位让给了太子。世仁亲王即位，成为后宇多天皇，并立了后深草上皇的女儿妗子为皇后。乱伦？当时日本朝廷不仅没有这个概念，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皇统的纯粹。

北条泰时改革 承久之乱后，由执权掌控的幕府是以“辅佐”朝廷之名，行“监视”朝廷之实。在幕府扶持下，后堀河天皇的父亲即从未当过天皇的守贞亲王，史无前例地成为后高仓法皇并执掌院政。时过不久，贞应二年（1223年）五月，45岁的后高仓法皇就大行不归。后堀河天皇年幼，北条义时必须更加致力于治国理政。但是，元仁元年（1224年）五月，北条义时罹患重病，于六月十三日出家，当天去世。据《吾妻镜》记载，北条义时死于“脚气冲心”（由脚气引起的急性心脏病），临终状态为“心神违乱”。因此，后人认为北条义时有可能被毒死，确切与否迄今尚无结论。北条义时死后，他的妻子伊贺氏与在政所担任执事的兄长伊贺光宗合谋，欲将其女婿藤原实雅立为将军，让伊贺氏的儿子北条政村任执权，由伊贺光宗执掌幕府实权。但是，处事果断的北条政子见北条义时去世，未及安排执权的继任者，鉴于围绕权力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为了防患于未然，六月二十八日便命令京都六波罗府的北条泰时和北条时房返回镰仓出任执权，执掌幕府政务，同时派北条泰时之子北条时氏和北条时房之子北条时盛赴京都接任六波罗探题。此后，幕府实际并存两位执权，其中北条泰时叫执权，北条时房叫联署，地位略低于执权。伊贺光宗的图谋不仅未能得逞，而且被流放信浓，藤原实雅则被流放越前，伊贺氏被迁移至伊豆。

北条泰时就任执权当年，幕府元勋相继去世。嘉禄元年（1225年）六月，大江广元去世，享年78岁。大江广元深受源赖朝和北条政子信任，是唯一始终参与幕府重要机密的老臣，深受同僚敬重，为镰仓幕府的建立立下显赫功劳。大江广元深谋远虑，他提出的建议，如设立守护和地头制度均被采纳，守护和地头的设立，对维护幕府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七月十一日，“尼将军”北条政子因患“不食之病”去世，享年69岁。骨灰被葬在高野山。政所执事二阶堂行盛等一众男女为她落饰出家。《吾妻镜》对北条政子有如此评价：“如汉高祖吕后统领天下，又如神宫皇后转世庇佑日本皇室。”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有过誉之嫌，称北条政子是旷世女杰，应不为过。

北条政子去世后，幕府开始进入由北条泰时治理政事时期。但是，执权毕竟不是将军，加之北条氏出身伊豆下等豪族，既无将军之“权”，又无名门之“威”，难以服众。因此，北条泰时决定进行改革，制定可据以遵守的各项规则。这是唯一可以立威的途径。基于这一考虑，北条泰时就任执权后，实施了三项重要改革：

第一，建立“执权联署制”，避免个人专断。北条泰时将此制度化，即除了他本人担任执权外，由他叔父北条时房担任联署，有重大决定或有重大事项颁布时，必须由联署签名。虽然仅两人，但体现了“合议”的原则。

第二，任命三浦义村等11人为“评定众”，和执权一起就重要政务进行评议。以后，评定众会议成为具有最高行政、审判、立法机关属性的机构，位居主管财政的政所和主管审判的问注所之上。评定众成员由北条及大江、清原、中原、三善、二阶堂等家族世袭。建长元年（1249年）十二月“引付众”设立后，由评定众成员兼任执掌诉讼审理及其他政事的“引付头人”。评定众人数亦逐渐增加，自文永三年（1266年）三月，评定众被分为三组，轮流当班。

第三，贞永元年（1232年）由北条泰时主导，由太田狂练、太田康练和斋藤长定等起草，制定了《御成败式目》。“成败”意为“处分”，“式目”意为“法规或法律条文”。《御成败式目》因制定于贞永元年（1232年），后世也称之为《贞永式目》，共51条。北条泰时制定该法规的目的，在他给当时任六波罗探题的弟弟北条重时的信函中，表述得很清楚，即以此使审判基准法规成文化，统一判案尺度，“断滥诉之所起”。幕府强调，“今日以后诉论是非，固守此法”；“使文盲之辈亦了解法令之规定，以免不知不觉中陷入犯罪”。这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骏河守殿下（北条重时）：

这项法令记载了审判相关的各项规定，也可称作目录。里面也涉及了神社和寺院的相关事宜。执笔之人非常贤明，在名称之后添加了式条二字，但由于略显夸张，最终改为式目。不知你是否知晓此事。肯定会有人对这项法令的制定依据提出疑问。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规则，只是依据道理而制定。在此之前，因为没有这种法令，幕府可能会依据是非、强弱、天皇的旨意裁决。既然如此，不如提前制定审判的规则并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样，无论人们的身份高低，幕府都可以公平裁决。这项法令可能与朝廷的律令有不同之处。例如，律令的主要受众是阅读汉字的群体，不适合只会阅读假名的人。但是，世间有很多只能阅读假名的民众，此项法令适合更加广泛的人群，是为武家之人而专门制定的，绝不会改变京都的裁判规定或律令内容……

武藏守（北条泰时）
贞永元年九月十一日

如信中所述，制定《御成败式目》是以平凡的“道理”为基础，即依据当时在武士社会公认的“道理”为基础制定的行为规范。“式目”（武家法）并不取代律令（公家法）。按照北条泰时的说法：“彼者海内龟镜，此者关东鸿宝。”也就是说，《御成败式目》是武士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确认或部分修正原先已经习惯性存在的基本原则，使之对应现实并具体化。所以，《御成败式目》也被称为“关东武士式目”。《御成败式目》规定了守护和地头的职责及违反规定的裁判标准，确认了知行年纪法等保护御家人领地的原则，确认了御家人领地的转让、继承、买卖原则并使之成文化，是“最初的武家法典”，其基本内容可分类如下：

第一条和第二条强调，必须崇敬幕府支配下的各国和庄园内的神社、佛寺，如有损坏应予修理。第三条至第六条规定了诸国守护、地头的职权，规定了幕府和朝廷及庄园本所的关系，即守护的职权主要是禁绝“大犯三条”。如第三条规定：守护的职责是追捕“大番催促之谋叛杀人犯和强盗、山贼、海贼等事”。禁绝“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等现象发生。同时规定“大番役并谋叛杀害之外，可令停止守护之职，若背此式目相交自余事者，或依国司领家之诉讼，或依地头土民之愁郁，非法之至为显然者，可以撤职并设代官一人代行职务”。第五条警诫地头不得滞纳年贡，不得干预国司、庄园本所的裁判，并强调：“犹背此旨令难涉者，可撤换其职。”以上六条实质上限定了《御成败式目》的适用范围，即相对于律令制下的“公家法”，《御成败式目》是在幕府势力范围内贯彻执行的“本所法”，或者说是“武士的家法”。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了幕府判案的大原则。第七条规定：“右大将军以后，历代将军并二位殿御时所充给所领者，依本主诉讼，不得更改。”即强调由源赖朝及以后的将军和北条政子赐予的领地，即便旧主提出诉讼，亦不得变更。第八条则进一步明文规定，即便不拥有领地的权属证明，但只要实际拥有该土地支配权并连续二十年从该土地上获得年贡，即承认其对该土地支配权。当时被称为“年纪法”的这一规定，得到了武士的热烈欢迎。总之，强调“实际拥有”而非“书面拥有”的原则，是整个《御成败式目》的支柱。第九条以下主要对谋反、杀人、盗窃、放火、伪造文书、诽谤、强奸和通奸等犯罪行为，以及执法不当、滥用职权，作了处罚规定。例如，《御成败式目》规定，“若路上强抢或强奸民女，御家人禁闭百日，下级武士剃去半边发须”，“与他人之妻秘怀罪科之事，无论强奸和奸（勾搭成奸），与他人妻子有染者，俸禄减半或流放”。

《御成败式目》的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幕府权限所及地域，但以后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整个中世纪，即从镰仓时代经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的武家基本法典。和8世纪贵族仿效中国的律令蓝本制定的艰涩难解的法规相比，《御成败式目》显然朴实易懂，容易普及。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御成败式目》不断得到补充修改。修改补充的单行法被称为“式目追加”。《御成败式目》不仅是后世武士政权制定法律法规时效法的范本，而且对“公家法”和“本所法”（“本所”为名义上的最高庄园主）产生很大影响。

镰仓幕府灭亡 嘉禄元年（122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年仅8岁的三寅元服，改名九条赖经。九条赖经是五摄家之一九条道家的儿子，因为出生于寅年寅日寅刻，所以幼名叫“三寅”。源实朝被暗杀后，源家绝嗣。镰仓幕府执权北条义时和源赖朝的正室北条政子决定，让九条赖经继任第四代将军。因为九条赖经的母亲西园寺伦子是源赖朝的同胞妹妹坊门姬的外孙女，相对而言血缘较近。因是作为源家人继位，所以改姓源，名赖经。嘉禄二年（1226年）一月二十七日，源赖经成为摄政将军，因为源赖经是摄政九条道家的儿子。宽喜二年（1230年），源赖经娶了源赖家的女儿源鞠子为妻，进一步密切了和源氏的关系。当时，源赖经13岁，又称“竹御所”的源鞠子28岁。天福二年（1234年）七月，源鞠子难产，生下一死胎后去世，享年33岁。著名歌人藤原定家写道：“源赖朝再无子孙。他曾灭绝了平氏家族，物皆有报。”

仁治三年（1242年）五月九日，苦于痢疾的北条泰时在征得将军九条赖经的许可后，剃度出家，法号观阿。但是，北条泰时的病情并未因此缓和，而是高烧不退，食欲不振，同年六月十五日夜晚永眠，享年60岁。《神皇正统记》对北条泰时不吝溢美之词：“北条泰时为人正直，治世严谨。他生活节俭，善于培养人才。他非常重视公家的事务，努力处理本所的各种诉讼。兵不血刃却得以平定天下。多年来，北条泰时一直励精图治。作为陪臣（家臣的家臣）却能长久执政，无论在日本还是汉朝均史无前例……北条泰时继承执权的职位，开始施行仁政，制定了严格的法规。”由于北条泰时的嫡子北条时氏在27岁时已经去世，因此由他19岁的嫡孙北条经时继任执权。北条经时虽然年轻，但谨记祖父的遗训，并且仿效祖父晚年的做法，没有任命联署。

如前所述，同年，年仅12岁的四条天皇突然驾崩。九条道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外戚地位，想让顺德上皇的皇子忠成王即位。这一想法得到了不少朝廷公卿的支持。但是，由北条氏掌权的幕府认为，顺德上皇因参与后鸟羽上皇的倒幕行动而被流放到佐渡岛，让其后嗣继承皇位甚为不妥。最终，幕府派安达义景上洛，表示拥戴土御门上皇的皇子邦仁亲王。幕府的意见最终“一锤定音”。邦仁亲王当时已23岁，但还没有元服。于是，朝廷赶紧在土御门上皇为他举行元服礼，在冷泉万里小路殿践祚，随后即位，号后嵯峨天皇。由此，幕府可左右朝廷甚至决定皇位的承袭。

宽元二年（1244年）四月二十八日，北条经时让朝廷废黜了将军源赖经，让年仅6岁的赖经之子九条赖嗣（1239—1256年）元服，并就任右近卫少将和第五代征夷大将军。翌年七月，28岁的九条赖经采取隐忍之策剃度出家，法名行贺。表面上看，北条经时和九条赖经的胜负已经判然，但实际上九条赖经可谓“虎倒不失威”。宽元四年（1246年）三月，北条经时病危。由于两个儿子年幼，北条经时希望由他的弟弟北条时赖继任执权。同年闰四月，刚刚出家，法号安乐的北条经时永享安乐，年仅23岁。见执权变更，九条赖经伺机东山再起。在北条义时的孙子越后守北条光时（又名“名越光时”）的谋划下，一个推翻北条时赖的计划悄然进行。然而，事机不密，谋反的动向很快被北条时赖察知。北条时赖先发制人，将政变者一网打尽。北条光时被发配伊豆，他的同党也被处以流刑。同时，北条时赖将九条赖经送往京都，以斩断威胁执权的祸根，九条赖嗣被废。这一事变史称“宫骚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执权北条氏与幕府最有实力的御家人三浦氏又起争斗。三浦氏和北条氏是几代姻亲，并曾努力和北条氏协调关系。但是对热衷政治的权贵而言，姻亲终不如权亲。正如当年三浦泰村所言：“本人官位已至正五位下，一族中多人任官并兼任多国守护，掌管的庄园达数万町，堪称兴隆之至。因此，遭他人谗言并不足怪。”如此权势，当然对北条时赖是个威胁。北条氏和三浦氏对立的直接原因，是作为评定众成员的三浦光村、三浦泰村是策划谋反的九条光时的同党。可惜三浦氏意欲推翻北条时赖最初却以挑拨、谋略为武器。手段差于梶原、比企、和田氏，结果自然更惨。宝治元年（1247年），双方剑拔弩张展开格斗，结果三浦氏一门总领三浦泰村率近亲五百余人逃入源赖朝的墓所法华堂，并在那里悉数自杀。这场血腥格斗史称“宝治合战”。三浦氏灭亡后，幕府内部再无堪与北条氏对抗的豪族。因此，北条氏大权独揽的道路，进一步拓宽。

建长元年（1249年），北条时赖设置了作为“评定众”附属机构的“引付众”，协助处理公文、诉讼。建长四年（1252年），北条时赖改变了藤原赖经、藤原赖嗣均出自摄关家的“摄家将军”的惯例，迎请后嵯峨天皇皇子宗尊亲王任第六代征夷大将军。其实，迎请皇族将军并非新的构想，在源实朝死于非命后，北条义时就曾提出由皇族出任将军的建议。但他的提议被后鸟羽上皇否决，无奈选了出身藤原北家九条氏的“摄政将军”。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次朝廷顺从了幕府的要求。自此以后，由亲王出任将军成为惯例：第七代将军是宗尊亲王儿子惟康亲王，第八代将军是后深草天皇皇子久明亲王，第九代将军是久明亲王的儿子守邦亲王。这么做的目的，除了使幕府和朝廷建立亲睦关系，更因为被送至京都的藤原赖经和藤原赖嗣，和佛僧了行等密谋对执权实施报复。

康元元年（1256年）八月，39岁的九条赖经病逝。同年十一月，30岁的北条时赖罹患疟疾。他辞去执权职务，在最明寺出家，法号觉了房道崇。北条时赖的儿子北条时宗年齿尚幼，因此由北条重时之子北条长时出任第六任执权。但是，《吾妻镜》《镰仓大日记》《镰仓吴江执权记》均称：“北条时宗年幼之时，由代官负责幕府政务。”显而易见，北条长时只是个“临时工”。文应元年（1260年）后，北条长时也被病魔缠绕，于弘长三年（1263年）出家，法号专阿，他的叔父北条政村成为第七任（代理）执权，15岁的北条时宗出任联署。八月二十一日，35岁的第六任执权北条长时在秒光寺长眠。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任执权北条时赖身着袈裟，在最明寺去世，时年37岁，死前留下辞世歌：“业镜高悬卅七年，一锤击碎，大道坦然。”他的儿子北条时宗由联署改任第八任执权。

文永三年（1266年）七月，北条时宗遣史赴京，禀告后嵯峨上皇，称宗尊亲王存有异心。上皇即遣史赴镰仓调查。七月二十一日，幕府派二阶堂行忠和城时盛上洛，要求朝廷同意更换征夷大将军。七月二十四日，3岁的惟康亲王就任征夷大将军，宗尊亲王被废。北条时宗废立将军的原因，也有说是因为宗尊亲王妃近卫宰子和松殿良基私通。由于史籍记载不一，未知究竟，但3岁的孩子容易把控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北条时宗在位期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忽必烈征伐”。对此本章另有专论，在此不赘。

弘安七年（1284年）三月，34岁的北条时宗罹患重病，于当年四月四日出家，法名道泉。出家当天去世，号法光寺。北条时宗生平敬奉无学祖元，无学祖元对他评价甚高，并被认为比较恰当：“人称人生七十古来稀，法光寺殿不满四十，但成就的功业却在七十岁人之上。他治国平天下，不见有喜怒之色，不见有矜夸炫耀之风，此乃天下之人杰。” 北条时宗任执权时期，幕府进入鼎盛时期。但持续用武导致国库空虚，使众多武士和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其后继者采取了诸多补救措施，但均告无效。换言之，北条时宗任执权时代虽则呈现向荣气象，但镰仓幕府的衰落也自此开始。

弘安七年（1284年）四月，北条时宗14岁的儿子北条贞时继任执权。正应二年（1289年）九月十四日，幕府将惟康亲王送回京都，其同年出家。十月，根据幕府的奏请，朝廷任命久明亲王赴镰仓任征夷大将军。正安二年（1300年）八月，北条时宗的养子北条师时取代北条贞时出任第十任执权。他也是北条时赖的孙子。不久，北条贞时出家，法号崇晓，但仍掌控幕府。延庆元年（1308年）七月，幕府再次请求将久明亲王送回京都，由久明亲王的儿子守邦亲王出任其职务，获得朝廷赐准。于是，8岁的守邦亲王成为镰仓幕府第九代也是末代将军。幕府更换征夷大将军的动机无人得知，唯一可知的是，一切都服从执权的意志。

应长元年（1311年）九月，北条师时去世。十月，北条贞时去世，北条宗宣由联署改任执权，为第十一任执权。正和元年（1312年）五月，北条宗宣出家，北条熙时出任执权。正和四年（1315年）七月，北条熙时出家，几天后即去世，享年54岁。当月，北条基实成为第十三任执权。翌年七月，北条基实辞去执权一职，北条贞时之子北条高时就任第十四任执权，同时也是北条氏最后一位担任执权的嫡系子孙。当时，幕府已不断走向衰落。嘉历元年（1326年）三月，北条高时出家，号崇鉴。金泽贞显成为第十五任执权，改姓北条，不久亦出家，由后来也改姓北条的赤桥守时出任第十六任，也是最后一任执权。

执权之所以仅延续到第十六任，最重要的原因是幕府的衰落给了朝廷崛起的机会。当时，后醍醐天皇想将自己的皇子立为皇太子。但是，只要幕府存在，此等大事必须听从幕府安排。后醍醐天皇盘算再三，决定推翻幕府统治并得到了一些臣属的支持。不料，事机不密，倒幕计划败露，日野资朝、日野俊基等参与者均被六波罗府捕获并被流放。尽管“打狗欺主”，但幕府没有追究后醍醐天皇的责任，而后醍醐天皇却仍不甘心，再次筹划“倒幕”。嘉历二年（1327年），后醍醐天皇任命三皇子尊云法（还俗后称“护良亲王”）为天台座主，让四皇子尊澄（还俗后称“宗良亲王”）进入妙法院，试图动员延历寺的佛教势力。元德三年（1331年）八月，后醍醐天皇改元元弘，并召集诸国武士和延历寺僧侣，敕令他们进攻六波罗府。但是，事先已获得原权大纳言吉田定房密报的幕府，早已做好准备，采取了进攻皇居的“围魏救赵”策略。八月二十四日夜，后醍醐天皇逃往奈良。元弘二年（1332年）三月，幕府仿效“承久之乱”后的做法，将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岐国（岛根县），将护良亲王流放到土佐国（高知县），将宗良亲王流放到赞岐国（香川县），将静尊法亲王流放到但马国（兵库县）。幕府希望后醍醐天皇在出发前能剃度出家，后醍醐天皇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发出勤王令旨并获得诸国官兵积极响应。元弘三年（1333年）五月，新田义贞在上野国新田郡起兵“勤王”，势如破竹，迅速逼近镰仓。眼见大势已去，北条高时放火烧毁了镰仓幕府宫邸后自杀。家臣数百人在东胜寺集体自杀。第九代将军守邦亲王出家，镰仓幕府经历九代将军后宣告灭亡。但是，北条家并未绝后。北条高时次子北条时行趁乱逃离镰仓，发动了后文所说的“中先代之乱”。

第四节　镰仓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制和庄园制

镰仓时代明显有别于平安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主要有两项：一是具有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的“御家人制”；二是具有封建性特征的“庄园制”。御家人是直属将军的武士，为对将军及武士本人表示尊敬，所以称“御”家人。从武士成为御家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天庆二年（939年）爆发的“平将门之乱”到长元元年（1028年）发生的“平忠常之乱”。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武士阶层与朝廷公开对抗。第二阶段是从“平忠常之乱”到保元元年（1156年）至平治元年（1159年）发生的“保元·平治之乱”。这一阶段特征是武士内部冲突激烈。第三阶段是从“保元·平治之乱”到文治元年（1185年）平氏灭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武士成为新贵族。第四阶段为平氏灭亡至建久三年（1192年）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这一阶段的特征是镰仓幕府最终建立。庄园制是幕府的经济来源。通俗地说，将军和御家人必须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御家人必须为将军出生入死，这是义务；同时享有将军给予他们的生活保障，这是权利。将军必须为御家人提供生活保障，这是义务；同时享有御家人对他的忠诚，这是权利。

御家人制的结构 以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的武家政权，具有几项特征：

第一，以武力征服全国，建立政权。在镰仓幕府建立过程中，源赖朝以军事实力和实际领地为基础，迫使朝廷承认他对东国的实际统治权；迫使朝廷允许他向全国派遣守护地头；迫使朝廷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授予他军事指挥权。

第二，幕府所在地即武士政权的首都，不仅设在远离京都的镰仓，而且有独立于朝廷的行政司法体系，不仅有独立的包括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内的中央机构，而且有自成系统的地方机构。

第三，制定以武士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惯例为基础的武士社会第一部成文法典——《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

第四，在内战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主从原理与家族原理相结合的统率武士的制度，即以惣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度，形成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武家政权。“所谓御家人，即往昔以来为开发领主，赐武家御下文人事也。所谓开发领主乃根本私领也，又称本领。非御家人即其身虽为侍，不知行当役勤仕之地人事也。” 所谓“惣领制”，“惣领”即族长，惣领制就是以惣领为中心，由惣领统率全族，强调氏族认同的制度。惣领制的基础是领地和财产的分割、继承。嫡子在领地和财产分割时所获的“惣领分”最多，剩余的分给庶子。分得惣领的庶子往往以地名为“苗字”（姓）分家自立，奉本家为宗家，接受本家“家督”（惣领）的统领，以血缘为纽带，与本家保持紧密联系。由“本家”“分家”构成的血缘集团称为一门、一族、一家，从而形成镰仓殿—惣领—庶子的主从连锁关系。惣领制虽为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结合，但并不排斥无血缘关系的小领主作为“家子”加入，结成拟似的血缘关系。惣领的职责是对内统帅庶子（家子），祭祀族神，分配领地和赋役；对外代表全族“奉公”即为幕府服役，战时率领一族出征。家督（惣领）原则上由本家的嫡长子继承。但如果嫡长子不具备担任家督的品质和能力，则由长者从其他子嗣中选拔，此谓“选拔的嫡子”。总之，“举族一致”是武士社会的基本原则。

御家人最初为东国武士。但是，随着源赖朝的势力向西伸展，西国的武士也逐渐被纳入。将军与御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结成主从关系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御家人谒见将军并宣誓，此谓“见参式”（亦有从者呈上表示忠诚的“起请文”），将军则颁发认可他是原有领地主人的证明书，此谓“本领安堵（对原有领地给予确认，保障支配权）下文”。身份和领地的继承也要履行同样的手续。不过，西国的程序没有东国烦琐严格，仅有源赖朝派赴当地的武将作为代表，向源氏呈上将成为御家人的武士“交名”（列有名字的文件），然后由源赖朝下发公文给予认可。随着御家人的人数渐多，程序也逐渐简化，仅由源赖朝的代表向新的“御家人”发放“奉书”（奉将军之命而发的文书），将军不再下文。

将军和御家人结成主从关系的基础是“御恩”即恩赐，主要有四项内容：“本领安堵”，“新恩给予”（分给新的领地），发生领地纠纷时将军为御家人提供保护，向朝廷推荐御家人以获取官职。

奉公的主要内容：一是率领一族参战。二是由六波罗探题统辖承担“京都大番役”（又称内里大番）即皇宫警卫任务，三至六个月轮替；由西国御家人承担“篝屋役”，“篝屋”意为驻留京城的营房，即西国武士进京承担警卫任务；由东国御家人承担“镰仓番役”，即镰仓的警卫，一至两个月轮替；准战时须承担“异国警固番役”即戍边警卫，抗击异国入侵；战时承担临时性军役。三是作为经济性奉公的“关东御公事”，即承担固定和临时的课役，包括承担皇宫、幕府、佛寺神社以及驿站等的修建费用等。奉公义务由侍所通过守护，按各人的领地分配。奉公必须认真，不得懈怠，否则将受到削减领地，剥夺身份，没收领地乃至处死的惩罚。御家人制原本是私人间的主从关系，但从源赖朝获得任命守护和地头的权力以后，逐渐成为一项正式制度，并且与幕府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相结合，形成了将军—侍所—守护—地头的统辖系统。这种主从（纵向）关系和家族（横向）关系相结合的武士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武家政权的长久性和稳固性。

作为武家政权的镰仓幕府，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一是被称为“侍”的武士，包括作为将军直属武士的“御家人”。二是被称为“郎党”的上级武士的追随者。在武士团中，与主君有血缘关系者称庶子或家子，与主君没有血缘关系者称“郎党”。三是作为一般庶民的“凡下”“平民”“甲乙人”四是作为贱民的奴婢、杂人。

源赖朝举兵后，无论源氏历代家臣还是后来归顺他的平氏家臣，只要宣誓效忠，皆可在其麾下成为御家人，即“将军的家臣”。成为御家人是一种荣耀，也能获取相应的利益。为了使“御家人”保持对他的忠臣，避免他们离心离德，源赖朝也为御家人定下了明确的规矩，主要有：御家人如果想担任朝廷官职，必须由他亲自推荐，但“成功”（通过捐钱为朝廷营造寺院等买得官位）除外。禁止御家人担任幕府指定不得担任的朝中要职，但“受领”（担任国司等地方长官）除外。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均将遭受处分，包括要求朝廷撤销其官职。所以做出这一规定，主要因为以前朝廷是唯一的政权，而且武家政权的建立并不否定公家政权（朝廷）的合法性，理论上源赖朝本人就是朝廷命官，无论他作为右近卫少将还是征夷大将军，都是由朝廷宣旨任命的。但是，如果武士未经允许接受朝廷的任命，将影响乃至破坏武士特别是御家人对将军的忠诚，有损幕府的权威。另外，之所以定这些规矩，还因为当时武士和主君的从属关系，相对比较松散，不存在“一仆不事二主”的观念。一个武士往往“兼参”，即同时为几个主人“奉公”。例如，伊势国（三重县）武士加藤光员，从源赖朝举兵时就一直追随他，是源赖朝的御家人。但加藤光员同时还身兼数职：是“西面武士”，即担任后鸟羽上皇御院西面的警卫任务；是幕府整肃武士风纪的“检非违使”；是管理伊势神宫的大中臣氏的家司（管家）。源赖朝很清楚，如果不定规矩，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将很难使包括御家人在内的武士对将军绝对忠诚，为幕府不惜牺牲生命。

源赖朝惜才爱才，即便是罪犯，如果武艺高超，精于骑射，也可以获得宽释并成为御家人。源赖朝禁止奢靡，力倡节俭。有一次，他看到筑后国（福冈县）权守（定员以外的国守）藤原俊兼衣着奢华，当即用随身佩刀割破其衣衫。另外，源赖朝也相当尊重恪守孝道的人。日本历史上三大复仇事件之一的“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就体现了源赖朝的这种品格。建久四年（1193年），幕府初立，源赖朝在富士裾野举办狩猎比赛，曾我十郎佑成和曾我五郎时致也混入其中，令杀父仇人工藤佑经一命呜呼。未经允许而在将军面前复仇，原本罪不可赦，但源赖朝为兄弟俩的长期隐忍和孝心感动，原想赦免二人死罪，无奈工藤佑经的儿子苦苦哀求，才不得已下令将曾我兄弟处死。之后，源赖朝下令免除曾我庄园的租税，并将他们的遗书珍藏于文库。源赖朝的这种做派，对以后作为武士价值规范的武士道，特别是武士的“名誉观”和“复仇观”，具有重要影响。

庄园制的 “名”与“实”御家人的主要生存资源是庄园。中世纪庄园制的上层，由庄园领主、庄官、名主构成。但是，仅此尚不足以理解他们的确切身份。因为庄园领主、庄官、名主，既有属于旧律令制系统的身份，也有属于新庄园制系统的身份；既有在律令制“官权”中兼有官职者，又有在庄园制“私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者，他们是一个重合、层叠的群体。当然，他们本身不是劳动者，真正使庄园能够正常运营的，是从事农耕的作人（农民）以及从事手工艺品等生产的手工业者。他们构成了庄园制的基础。虽然农业经营的主体存在地域差别，但一般都是以名主为父家长制的家族共同体。不过，从属于名主的所谓“亲类”“缘者”“胁者”“所从”“下人”等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个别经营分离化倾向不断加剧，自立化现象日趋普遍。庄园制的经济生活虽然以自给自足为主，但自平安末期以后，由于宋朝钱币的不断流入，商品货币经济也不断发展。13世纪以后，由于庄园内定期集市的广泛形成，庄园经济不断成为整个国内经济循环系统中的一环。农民个别经营分离化倾向和自立化现象日趋普遍，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镰仓时代即中世纪的庄园，无论就形成的契机还是就规模、内部结构、支配收取形态而言，均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种体制，中世纪的庄园无疑存在某种共性，而这种共性主要体现于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相对不变的主从关系。简而言之，这种主从关系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庄园领主（他们有的并不生活在庄园），庄官（即在地领主），农民。但是，土地不是将三者维系在一起的唯一“黏合剂”，除了土地，既有一些旧的因素，如古代律令制的官职和职业等身份意识，也有新的因素，如“所职”（即相应于职务的权力）、“得分”（即相应的收益），更有在社会职业分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的非农业因素。因此，虽然社会不断发生变化，但主从关系本身，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如果将庄园制比作一个“金字塔”，那么居于塔尖的无疑是庄园领主。就身份而言，庄园领主分属皇室、公家、幕府、寺院；就权限而言，有所谓“本家”、“领家”（领主）、“预所”（代领主管理各项事务的人员，又称“中司”）。

介于庄园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庄园实际支配者，即“金字塔”的中间阶层，是庄官。庄官有各种名称：下司、公文、庄司、别当、专当，以及从庄园内有势力的名主中挑选出的沙汰人、番头。不同的名称与以往身份、职务、庄内的地位密切相关，但他们的职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负责收取年贡，通俗地说就是收税。各种名称的庄官主要来自：在厅官人，郡司、乡司等律令制下的地方官员；刀祢（地方官员）、大名田堵（“田堵”原为“田头”，即现场的意思；“大名田堵”即耕作庄田缴纳年贡的农民）、系统的村官和有实力的农民；武家政权系统、兼有将军御家人和庄官二重身份者。

“金字塔”的底层是农民。农民的阶层、身份比领主和庄官更复杂。如果按照其村落的居住分类，可分成两大类：一是被称为“根本住人”“村住人”的名主层；二是从其他地方迁入的“间人”（非名主层的下层农民，较缺乏稳定性）。按照以承包、耕作为媒介的庄园制身份系列分类，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名主即“根本住人”阶层；二是借耕、承包名主所有土地、相当于名主亲友的“胁者”“胁在家”；三是从其他地方迁入、定居并承包前两者土地的“间人”；四是作为在地领主和名主家奴的下人、所从。

另外，还有畿内的“非人”“乞食”；地方的“散所民”；各国在行商时定居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原本处于庄园制身份系列之外，但为获得某些特权而作为神人、寄人、供御人从属于庄园领主的新阶层。镰仓时代的庄园制还通过所谓名体制、工匠“给免田” 支给体制等，将非农业劳动者吸收、编入庄园体制。

中世纪庄园制和古代非庄园制，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古代以律令制国家权力集中投放劳动力，或运用土木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中世纪主要由田堵、名主以及零散的百姓进行小规模经营开发。虽然居住于庄园之外的领主阶层，对庄园的农业经营并非漠不关心，但是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在地领主和农民。这种倾向在进入中世纪以后日趋明显。同时，中世纪以后，农业的集约化倾向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间耕的普及，即同一年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种两类作物，如同时种豆类植物和麦子。

庄园制虽然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但是商业经济也不断得到发展。自平安末期，日、宋贸易的发展已极大刺激商品经济。进入镰仓时代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变，日本各阶层对交换的依赖性急速增强。以公卿贵族、大寺社为主体的庄园领主阶层、武家的交换，主要依赖京都、奈良、镰仓等都市市场，而在地领主阶层、名主以下的农民阶层、手工业者等非农民阶层，则主要依赖在庄园、公家领地内的行商，以及每月两三次的定期集市。特别是镰仓时代在全国形成的定期集市，不仅满足地方各阶层的经济欲求，而且满足庄园、公家领地收纳的年贡及各种物品的调剂需求，因此同庄园领主经济的运营及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密切，扮演着维系相互孤立、缺乏有机结合的中央、都市同地方、农村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

经济结构的转型 据史料记载，庄园和公家领地内定期的集市，形成于平安末期的12世纪，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在全国普及。定期集市的开市频率因各地经济发达程度而不同，但大致以每月三次为基准。场所一般设在：寺院前，如摄津国广田社市、备前国西大寺市等；庄园政所附近，如筑前国粥田庄堺乡市、越前国坪江庄金津八日市等；守护、地头等在地领主府邸前，如纪伊国大野庄市、萨摩国入来院借屋崎市等；各国国衙前，如尾张国中岛郡国衙下津市、周防国府中宫市等；主要街道边的宿场、驿站，如骏河国藤枝·前岛宿市，尾张国萱津宿市等；年贡物始发港，如伊势国安浓津御厨市、安艺国佐东八日市等；水陆交通要道，如山城国淀鱼市、近江国大津市等。在这些集市里经商的，既有行商，也有坐贾；既有周边庄园的名主、农民等商业兼营者，也有“山村住人”（山民）、渔民和既无耕地也无居所的“贱民”。交易的商品从“锅釜以下打铁锄鍫”，到“布绢类米谷以下大豆小麦”，非常广泛。

庄园领主经济的基本成分主要由三大要素构成：以庄园名主制为基础征收的年贡，各种租、庸、调、课役、劳役； 各种手工业劳动者制造的商品；以神人、寄人、供御人、座人等身份从属于庄园领主的商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取的各种物资。

不仅庄园领主经济，实际上整个镰仓时代的社会经济也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以庄园、公领内的名体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被称为“道道细工”“道道辈”的各种工匠从事的手工业生产；分属各种系统、持有不同身份的商人从事的商品交易活动。如果说中世纪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三大要素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就是满足这个有机体的各种需求，使它的生命得以延续。

特别是以工商业为代表的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即社会分工的划时代的进步，是中世纪社会经济的一大历史特征。很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获得经营特权、拥有供御人、寄人、神人等身份的同时，必须缴纳贡纳、提供服务。以此为背景，以保护自身权益为主要目的的工商业同业者组织——“座”，在中世纪不断增加。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同庄园领主的侍奉、从属关系为杠杆，形成排他性的“座”，并利用免服国役、免缴通行税的特权和其他各种经营特权，不断强化其经济自立性。而居住在京都和奈良、视货币为必需品的庄园领主阶层，虽然通过收取市场钱、座役钱、关钱等满足了部分对钱币的需求，但这种满足仅仅是“部分”而非“全部”。因此，他们最终只能动用其手中所掌握的获取钱币的有力手段——以上缴的年贡物换取钱币。这种交换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以各地集市和港口地区的年贡物换钱币为基础的“代钱纳”（以钱缴纳租税等）历久不衰。13世纪以后，“代钱纳”在都市和乡村均成为普遍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以从事远途年贡物交易，即从事“隔地”交易的商人不断登上商品经济舞台这种历史趋势作为前提。

在12—13世纪，庄园领主阶层基本延续着依靠庄园的“名体制”和“给免田体制”这两大支柱，维持着以自给自足经济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然而，随着商品交换的活跃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镰仓时代中后期，商品流通日益广泛、复杂，中央的庄园领主对钱币的需求亦日趋强烈。以此为背景，庄园领主开始征收市场钱、关钱与座役钱，开始对商业高利贷者课税，并不断扩大以钱代替实物年贡和“公事”即租庸调税的范围。这种领主经济自发性的转变，成为对以后社会经济整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因素。

在镰仓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结构的形成，也经历了并非那么短暂的演变过程。给予包括庄园领主在内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行为深刻影响的钱币，主要是通过宋、日贸易输入的宋、唐钱。但是至12世纪末，使用钱币买卖遭朝廷和公家严禁，其罪孽如私铸钱币，罪同“八虐” （“八虐”即依律认定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八种重罪）。据文献记载：“近日，天下上下，皆为钱病所烦恼。” “万物之估价，差距悬殊，有违成法。” 之所以如此，皆因为当时钱币的使用，被朝廷视为引起社会经济混乱的渊薮。建久三年（1192年）十二月，朝廷命令停止使用铜钱，并将该命令传达至镰仓幕府。 对于朝廷命令，幕府表面立即显示服从姿态，实际对是否执行犹豫不决。因为幕府内部对朝廷命令的意见很不一致，结果未能取得“合意”。因为与顽固沿袭旧制的京都不同，东国的钱币使用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已浸透于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幕府无法对抗这一现实。

面对朝廷的旨意和社会现实，幕府只能采取折中立场。历仁二年（1239年）正月二十二日，致陆奥国郡乡的“将军家御教书”，非常明确地显示了当时的货币流通现实及幕府对这种现实的无奈。这份御教书写道：“自今以后，白河关以东，当禁止钱的流通，而下向之辈所持钱币，商人以下确应禁断，但上洛之族所持则不应禁断。” 这份御教书训诫了当时陆奥国“沙汰人”、百姓等在缴纳年贡时，不喜欢用绢布现物，喜欢用钱币代纳的倾向，并下令禁止相关人等持钱币出白河关以北。白河关与勿来关、念珠关并称“奥州三关”，奈良时代为防范虾夷南下而设，位于今福岛县白河市旗宿附近。但同时允许奥州上洛者将当时在奥州流通的钱币带出白河关以南。由此可见，13世纪前半期，钱币流通早已扩展至遥远的郡国、町镇。货币经济已发达如此，想要严厉禁止显然不可能轻而易举。事实上，即便在仍以自然经济为主的镰仓时代，钱币也已从一部分中央统治阶级的特需品，演进为边境地区代官、百姓缴纳年贡的替代品，可见钱币在当时社会使用之广泛。因此，不仅发出上述命令的朝廷抵制商品经济，而且幕府也抵制商品经济，尽管二者的目的不同。

永仁五年（1297年）幕府颁布的《永仁德政令》，也包括对当时盛行的买卖私领、恩领的现象加以严格限制。这其实是对已普遍化的社会商品经济状况无力的阻止，以避免武家统治的基础被摧毁。 朝廷禁止寺领与神领买卖、典当，也是同样目的。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土地买卖、抵押的剧增，作为支付手段的钱币的使用，必然相应增加，并逐渐波及社会各个阶层。有关研究显示，在镰仓时代前期，即12世纪初至13世纪上半叶，大部分以稻米支付，而中期的13世纪后叶，约百分之五十以钱币支付，至末期的14世纪上半叶，这一比例上升至近百分百。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13世纪以后，货币流通范围非常广泛，达到全国规模。第二，货币经济的参与者分属社会各阶层，成员非常广泛。这种成员的广泛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共同需求。第三，理论上，将军和御家人彼此承担对等的权利义务：御家人必须对幕府尽忠，为幕府“奉公”，幕府则必须维持“御家人”及其家属的生计。然而，“御家人”是世袭的，他们的人数必然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没有因为战功而获得新恩赐地，他们的领地随着代代繁衍，必然不断细分，从而导致“御家人”趋于贫困。这是当时社会一个非常突出、危及幕府统治基础的问题。为了稳定作为幕府统治基础的“御家人”队伍，使之免于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的生存资源，幕府在颁布了《御家人所领移转禁止令》，禁止御家人买卖土地以后，永仁五年（1297年）又颁布了《永仁德政令》，对“御家人”以土地作抵押贷款，或将土地出售，接受抵押者或土地收购者，必须将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之所以进行这种法律规定，是因为“御家人等贫败之基已成”。他们如果垮了，幕府将缺乏最主要的支柱，难以为继。必须强调的是，货币的流通对武家社会形成了强烈冲击，甚至成为庄园村落内名主制解体、以名主为中心的农民的分解和重整的重要因素。第四，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山僧”（山门延历寺的部分僧侣从平安末期开始，借助山门的权威从事商业、高利贷等经营）、“借上”（主要指镰仓、南北朝时期的高利贷者）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从而促进了社会构成和行业的进一步分化。

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镰仓时代，京都官营的东西市，演变成了以条坊制下主要大路交叉点为中心的繁华的町座商业市场。通过日宋贸易输入的绫、锦、缎制成的高级服装，其他各种珍贵“唐物”，以负责宫中宿卫、行幸侍奉等杂务的大舍人和大宫（对皇宫、神宫、神社的敬称）任职人员为顾客的高级绢织物，在市场上摆放得琳琅满目。《庭训往来》 等史籍，对各种市场情景有栩栩如生的描述。被这些商贩视为“顾客”的人，也难以抗拒那种诱惑。因此，运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获取钱币，成了很多人满足欲求的重要途径。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快成燎原之势，最终使具有自然和自给特征的自然经济结构，发生本质转变，对各阶级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成为价值观、伦理观转换的基础和金钱万能思想萌发的主要根源。

第五节　“忽必烈征伐”

按照“长时段”观察历史的理论，可以发现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末”时代的对外政策迥然有异。镰仓时代末期，因遭遇“忽必烈征伐”，日本断绝了和中国的外交往来。室町时代末期，日本当局试图采取禁教政策，阻止基督教传播，但因西班牙、葡萄牙采取“商教一致”政策，日本当局因无法放弃对外贸易，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直至江户幕府与不奉行“商教一致”的荷兰接触后，才摆脱这种困境。江户时代末期，因“培理叩关”，日本采取了开国政策，进而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实现近代化。外交既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影响内政的重要因素。镰仓时代末期，忽必烈征伐不仅使中日“断交”，而且使镰仓幕府不断走向专制，使作为御家人支配体制之基础的“惣领制”遭到严重动摇，最终导致幕府崩溃。诚如新田英治所言：“对元防卫战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日本政治和社会。”

“忽必烈征伐”的历史原因 元世祖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对日本的讨伐即“忽必烈征伐”共有两次，发生于元至元十一年（日文永十一年，1274年）和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1281年）。日本分别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忽必烈为什么要派遣军队“征伐”日本？这个问题不仅对了解镰仓时代的日本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对了解当时的国际秩序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有一种说法称，忽必烈征伐日本是为了获取黄金。因为公元1254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旅行者到了亚洲，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游记。在这本游记里，日本被描述为到处都是黄金的土地。他写道，曾经到过日本的人告诉他，日本君主的宫殿富丽堂皇，屋内的天顶到处贴着金箔，屋顶全部用金箔覆盖。许多房间里都摆放着纯金打造的桌子，窗户也用各种黄金雕饰装点。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饱受质疑。例如，中国被马可·波罗描述得惟妙惟肖，可很多学者怀疑书中很多内容都是他道听途说，并非亲历。但是，有一点史实还是可信的，即忽必烈曾经将年轻的马可·波罗请进自己的营帐，给他讲述从威尼斯到大蒙古国沿途的见闻。元至元二十九年（日正应五年，1292年），忽必烈交给马可·波罗一项任务：让他当“护花使者”，送阔阔真公主前往中东和伊利汗国的阿鲁浑大汗成婚。马可·波罗也因此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另外，马可·波罗曾经在中国扬州待过三年，而扬州曾经是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国际码头”。所以他听到些添枝加叶的描述，并非完全不可能。

其实，“忽必烈征伐”的主要原因是重建东亚秩序。追溯历史，中国同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同属“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包含以汉字为核心的四大要素，即汉字和以汉字为媒介的儒教、佛教、律令制。这些对东亚地区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化和政治要素，虽然在各国有不同变异，但却或起源于中国，或受中国影响。与之相应，汉字文化圈在政治上的典型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宗属关系象征的“册封体制”，一是以等级差别的政治关系为本质、以经济贸易关系为形式的“朝贡贸易”。“册封体制”和“朝贡贸易”是“东亚秩序”的两大支柱。“东亚秩序”以中国为轴心，因此中国国势的强弱必然影响“东亚秩序”的命运。由是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东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因为自此以后，东亚各国的政治联系趋于松弛。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唐乾宁元年（日宽平六年，894年），菅原道真提出的《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停止状》为日本朝廷所采纳，不再外派遣唐使。

唐朝衰亡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中国在宋朝又复归统一。虽然宋朝的国势和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同盛唐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胜过唐朝并因此极大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平安时代末期，日本政府为避免宋朝商船来航过频，规定“每三年一航”。同时规定，除了获得许可的赴宋巡礼僧，其他人一律不得出海。但是至11世纪，这一规定已名存实亡。至平安时代末期平清盛实际掌握政权，日本对开展与宋朝的贸易态度积极。镰仓时代初期，镰仓幕府沿袭了平清盛时期的方针，允许民间和宋朝开展自由贸易，日本赴宋朝的贸易商船日益增多。至镰仓时代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参与和中国的贸易。《宋史·日本传》中“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日宋贸易的结构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第一，宋代以前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在几乎被官方垄断的中日贸易中寻隙展开，在夹缝中求生。到了宋朝，尽管官方贸易依旧存在，但民间贸易往来，开始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如佐伯次弘所言：“担任日宋贸易主角的，是前往日本的宋商，以及被称为‘博多纲首’的宋商（居住在九州博多的宋朝商人）。当时在日本九州博多湾等海岸，有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幕府指定的贸易港鸿胪馆前面的海港，逐渐被荒弃。赴日宋商亦多有长期居留当地者。11世纪后半叶的宋代陶瓷在日本博多被大量发掘出土，就是当时活跃展开的日宋贸易的考古学依据。”

第二，随着贸易往来的活跃展开，在中国、日本、朝鲜之间开始形成开放型的环流贸易圈：从日本的博多经对马海峡进入朝鲜；从王京经开城、义州进入中国的沈阳，从山海关进入北京。环流贸易圈同样以中国为轴心。因此，随着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东亚秩序的日趋解体，以及作为经济贸易关系的东亚秩序的逐渐形成，虽然中国的轴心地位并未改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却随着这一环流贸易圈的形成而出现，即中国不再具有确保这一秩序安定持久的政治权威。

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忽必烈即试图重建中国以往的政治权威。窝阔台即位后，于南宋绍定四年（日宽喜三年，1231年）派遣大将撒礼塔率大蒙古铁骑踏上朝鲜半岛。以权臣崔氏家族为首的高丽王朝进行了不屈的抵抗，甚至在半岛全境沦陷的境遇下，依然迁都江华岛做最后抗争。然而，毕竟实力悬殊，而且大蒙古军队获得了“韩奸”洪福源的帮助，接连攻城略地，直逼高丽王朝首府开城，高丽王朝高宗王皞只得遣史求和，俯首称臣。随后，高丽王朝实际采取的是隐忍之策，一直忽软忽硬，虚与委蛇，直到窝阔台去世，高宗王皞也没有按窝阔台的要求，前往开城觐见窝阔台，当面称臣。

南宋开庆元年（日正元元年，1259年），王皞派世子（太子）王倎前往蒙古，见到了忽必烈。第二年，王倎即位，改名王禃，推行亲元政策。同年，忽必烈即位成为可汗，对高丽王朝采取怀柔政策。双方打打停停约30年，双边关系还算正常。但是，由于受到权臣金俊掣肘，王禃总感到治国不顺。于是，他密令武将林衍杀了金俊。根据《高丽史》记载，这个林衍“蜂目豺声”，长相凶狠，手段更凶残。杀了金俊一党后，他将与他一起诛杀金俊的宦官金镜和他的弟弟金琪，也弄到大街上砍了头。为啥？因为他得到密报，说王禃密令金镜兄弟要杀他。翌年，林衍废黜了王禃，另立新主安庆公王淐。但王禃随后即倚仗大蒙古国的扶持，推翻武臣政权，恢复了权力。最后，林衍因背上长一毒疮而一命呜呼。

在高丽归顺后，元至元三年（日文永三年，1266年）八月，大蒙古国可汗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计议官伯德孝先一行，携两份国书到达时称“江都”的“临时首都”江华岛。两份国书，一份是致王禃的，主要内容是希望他协助自己晓谕日本，使之臣服。另一份国书是致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遣使，以求通好。其传檄而定，诏谕臣服之意，昭然若揭。面对要么卷入对日战争，要么遭到大蒙古可汗迁怒的两难选择，高丽宰相李藏用最终以“风涛险阻”为借口，力劝所来使者黑的放弃诏谕日本的使命，折返大都。高丽此举遭忽必烈严词训斥：“卿先后食言多矣，宜直身焉”，并一怒之下令高丽单独与日本交涉。日本文永五年（高丽元宗九年，1268年）闰正月，高丽被迫派遣使者潘阜携带两份国书到达对马。当年闰四月，筑前守护武藤资能将国书送交幕府。国书内容如下：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罹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大蒙古君主的信函内容是主张修好罢兵，并以中原王朝继承者自居，用了《周书·泰誓》中的“畏威怀德”典故，即“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是日本长期的主张。最后的“不宣”，意为“不一一细述”，是书信常用落款。幕府接到国书后，让公卿西园寺实氏启禀后嵯峨上皇。后嵯峨上皇当即让几位公卿进行评议。如何既不得罪大蒙古国，又不按要求办理？这可是个难题。经过旷日持久的研究讨论，最后众臣大都认为“书辞无理”。日本朝廷最终决定对大蒙古国的要求置之不理。不过，朝廷很清楚大蒙古国这一要求遭拒，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便在伊势神宫祈祷国家安全，并在其他神社寺院举行降伏异国的祈祷。担任戍边任务的幕府，则为防止蒙古军队的袭击，积极加强军备。幕府一方面令各地守护加强警戒，另一方面任命北条氏刚刚成人的得宗（嫡系继承人）北条时宗为执权，由64岁元老北条政村任联署，辅佐年轻的家督。

在国书遭拒后，忽必烈又四次遣使赴日本递送国书，均被置之不理。特别是元至元六年（日文永六年，1269年）三月，大蒙古国使节和高丽使节到达对马，要求返还牒状未果而带走两个岛民的事件发生后，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元至元九年（日文永八年，1271年）八月，高丽使节携牒状递交大宰府、九月大蒙古国使节赵良弼抵达筑前今津（福冈县），发出“十一月前必须答复”的最后通牒，但仍被置之不理。

“文永·弘安之役” 幕府对大蒙古国书视如白纸，并没有抱着“你奈我何”的心态，而是积极构筑战时体制，开始设立“异国警固番”，任命少弍资能和大友赖泰，担任负责北九州防卫的“镇西西方奉行”和“镇西东方奉行”。1271年大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忽必烈称元世祖。元至元十年（日文永十年，1273年）三月，派往日本的赵良弼再次无功而返。翌年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军两万人，加上金方庆统领的高丽军一万两千余人共三万两千余人东征日本，开始发动“文永之役”（中国史称“甲戌之役”）。十月三日，元、高丽联军分乘九百余艘战船，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三天后登陆对马岛。在元军东征船队出现在博多湾的时候，日本九州地区由于连降暴雨，不仅很多桥梁被洪水冲垮，难以渡河，甚至军队也没有完成最后集结。因此，原先打算在元军发动攻击前进入各自阵地的日军，只有镇西奉行少弍资能的儿子少弍经资率领的九州联军和萨摩守护岛津久经率领的萨摩军，以及临时武装起来的当地神官和僧兵。

十六日和十七日两天，元军东征船队沿着海岸线发动了几次进攻。元军上岸焚烧一些房屋后撤回船上。但是在松浦（长崎），双方的战斗相当激烈。松浦水军头领佐治房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佐治直、佐治留、佐治勇及数百官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全部阵亡。不过，主战场不在松浦，而是在筑前国（福冈县）。因为，那里是九州政治中心大宰府所在地，也是国际经贸中心博多港所在地。日军认为，元军必然主攻筑前国，事实也没有出乎他们预料。二十日，元军登陆后，双方在赤坂山展开了攻防战。如果元军攻占赤坂山，可以将其作为立脚点，控制博多湾登陆点，不断补充援军。日军如果守住赤坂山，则可以袭击停泊在海上的元军船队，阻断元军后路。胜败对双方都关系重大。最先对赤坂山发起攻击的，是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据《高丽史》记载，金方庆身先士卒，忽而弯弓射箭，忽而挥刀劈砍，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数处于劣势的日军曾想通过自杀式攻击迫使高丽军退却，但没有奏效，最终“伏尸如麻”，被迫放弃赤坂山后撤。元军由各民族构成，语言不同，因此指挥官用鼓和钟号令官兵：击鼓冲锋，敲钟后退。这种“通信”方式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令敌军胆寒。同时，另一支元军在箱崎登陆，击退了那里的萨摩军，放火烧毁了箱崎八幡神宫。

二十日晚上，征东军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是持续进攻或固守海滩。这么做有极大风险，因为他们必须在难以获得后勤支援的情况下，击退日军必将展开的疯狂反扑。二是乘着当时的东风，撤回高丽，养精蓄锐后再战。62岁的老将金方庆主张“背水一战”，绝不后撤。但是，东征大军总司令忽敦表达了他的担忧：“我们以疲惫之师深入敌境，如果选择进攻，将是以卵击石。”最终部队执行了他的意见。所以，至二十一日清晨，日军惊讶地发现，元、高丽联军的船只全部消失了。“文永之役”至此结束。

很多史书称，元、高丽联军的消失是因为遭遇狂风。此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萨摩国的天满宫和国分寺呈朝廷的奏状。这两份奏状是在战事结束一年多以后的元至元十二年（日建治元年，1275年）五月呈上的。其中天满宫的奏状称：“蒙古凶贼等来犯镇西，虽经合战，但遭神风狂吹，异贼丧命，乘船或沉海底，或搁浅江浦。此岂非灵神之征伐，观音之加护？” 朝鲜方面史料《东国通鉴》也持这种说法，曰：“恰巧夜有大风雨，战舰多有触上岩崖而败。”中国学者也多承袭此说。如由日本史泰斗吴廷璆教授主编的《日本史》就此写道：“激战至暮，日本武士被迫退到大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元军可能为了防备日本武士夜袭，回到船上。就在当天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船200艘，剩下的船只不得不返航。”

当时海上确实风急浪高，有些船破损，有些士兵掉落海中。近年水下考古发现，东征军沉船的船板上有些钉孔。专家推测，很可能是因为造船工期紧迫，使用了一些报废的旧船船板，在遭到风浪袭击时容易散架。但称元军在“文永之役”还遭遇“神风”（台风），则是值得商榷的。对文永之役记载最详细的《八幡愚童训》写道：“文永之役与弘安之役不同，没有遭受任何风雨。”中国官修史书《元史·日本传》的记载则是：“（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也就是说，《元史·日本传》也称退兵原因是官兵疲惫，箭射完了。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撰文指出，阴历十月二十日即阳历11月26日，早已过台风季节，认为北九州海面当时因为台风而掀起大浪的情况，简直无法想象。这一说法得到了气象统计数据的支持。他认为，文永之役元、高丽联军的撤退，不是因为台风而遭受损害，而是自发的预定的行动。

不管元、高丽联军为何撤退，日本毕竟在文永之役中未遭败绩。因此，战后幕府犒赏了参战武士。同时，在京都朝廷，龟山上皇举行了感谢神佛降伏异国的仪式，并祈求神佛继续保佑。幕府也举行了类似的祈愿仪式，但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战备体制，以防元朝再度攻袭。事实证明，这绝非多虑。元朝在“甲戌之役”后征服了南宋，将整个中国置于其统治之下，于是招安日本的欲望更加强烈。元至元十二年（日建治元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再次任命礼部侍郎杜世忠与何文著为宣谕日本使远赴东瀛。四月，杜世忠与何文著一行五人在长门室津（山口县丰浦町）上岸后，即被日军官兵送至大宰府，大宰府随之急报镰仓殿。 三个月后，杜世忠与何文著被押送至镰仓。中国素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日本深受中国影响，不可能不懂这一规矩。但是，幕府居然将五人悉数斩首于龙口刑场，还将他们的首级暴晒刑场。幕府执权北条时宗试图以此显示日本对元朝的强硬态度。赴日宣谕使音讯杳然，令忽必烈感到纳闷。根据南宋降将范文虎的建议，忽必烈决定再派南宋人周福、栾忠等出使日本。但是周福等命运更惨。他们未被押解到镰仓就在博多被“就地正法”。周福等被斩首两个月后的八月，送杜世忠去日本的水手回到高丽，才告知当地人使者被杀的消息。消息传到大都（北京），忽必烈震怒，下令“立即攻打日本”。当年下半年，元朝征调了大量军队（包括南宋降兵），成立了“征东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征东行中书省”或“征东行省”“征日本行省”），准备再度发兵讨伐日本。

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兵分两路征伐日本。由蒙、汉、高丽军四万和战船约九百艘组成的东路军，由征东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统领，从高丽合浦起锚；从江南征发的十万士兵和约三千五百艘战船组成的江南军，由元朝老将阿塔海任主帅，南宋降将范文虎任副帅，从庆元（宁波）、定海出发。但是，发兵之际阿塔海突患重病，不能出征，江南军的指挥权遂落到了范文虎手里。五月三日从合浦出发的东路军在穿越对马岛、壹岐岛后，于六月六日登上了博多湾口的志贺岛。日军在海上以小舟围攻元军兵船，又从陆上对登陆元军进行袭击，并在博多沿岸以石块构筑工事，顽强阻击元军登陆。最后，东路军只得退至肥前（佐贺县）鹰岛，打算与江南军会合后再发起反攻。七月二十七日，江南军在肥前鹰岛与东路军会合，日军仍以小舟抗击，但元军重整阵容后计划分兵数路进击博多湾，攻占大宰府。由于元军内部成分复杂，将帅不和，两路大军行动不协调，而日军则吸取前次教训，调集六万五千兵力严防死守，并在海岸线上建造了石垒，防止元军登陆，故而双方相持不下，战事呈胶着状态。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狂风暴雨，由于元朝军队的战船系仓促建造，质量很差，而且蒙古官兵大都是“旱鸭子”，不擅水战，结果大部分船只沉没，军士溺死无数。按日本《八幡愚童训》记载，当时海里死者尸体相叠似岛屿一般，可在上面行走。《高丽史》则记载，是役军官阵亡十之七八，士兵阵亡十之八九，约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两万，损失极其惨重。尤其是江南军因范文虎在初五“独帆走高丽”即自顾逃窜，十多万江南军群龙无首，使数万士兵被俘，伤亡难以计数，只有三个士兵弄了条小船才得以逃生。忽必烈从生还的三个士兵处知道真相后，大发雷霆，命令将范文虎斩首。 范文虎原本就是南宋奸相贾似道的心腹大将，忽必烈重用这种人，只能说咎由自取。此役日本史称“弘安之役”，中国史称“辛巳之役”。日本人认为，使元朝军队大败的狂风，是日本应神天皇护佑日本而刮起的“神风”。不管有多少人对此信以为真，当时日本人对神佛非常崇拜，是不争事实。

“忽必烈征伐”的败因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恢复了一度解散的征东行省，下设两个招讨使，由类似于殖民地总督的“达鲁花赤”兼任。因为征东行省主司征伐日本，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征日本行省。不过，征东行省不是常设机构，以后曾几度废立。

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要求高丽筹备20万石军粮，任命阿塔海为征东行省宰相，并发两万兵员在朝鲜半岛待命。但是，由于“民间骚动，盗贼窃发”，不得不暂缓东征。东征行省也被解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重新起用老将阿塔海，但是，由于交趾骚乱，忽必烈表示，交趾犯边，征东之事暂缓。此言一出，征东行省又被解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平定了蒙古诸侯王乃颜的叛乱后，重新设立了征东行省，但终没有真正东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又意图东征，但最终仍是“只打雷，不下雨”。三年后，元世祖忽必烈驾崩，铁穆耳执政，征伐日本的计划终没有实施。

关于忽必烈征伐日本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的见解值得关注。他写道，“第一，忽必烈对日本实施征伐，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而是因为自宋代以后，东亚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所谓东亚贸易圈的经济世界，但是维护这一经济世界之秩序的政治机构却没有相应建立。于是，已经在东亚确立了霸权的蒙古皇帝以确定那种秩序为己任，发动了对日征伐。第二，征伐日本最终未能成功，并非仅仅因为暴风雨导致远征军的覆灭这一偶然因素，还因为中国国内对元王朝统治的反抗，以及元帝室的内讧。换言之，在东亚贸易圈确立一种秩序，首先必须有在中国国内能确立以强有力的统一王权为依托的社会秩序这一基本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想在东亚贸易圈确立新秩序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东亚秩序，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而且也关联着各国的国内问题。”

确实，忽必烈征伐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产生，也和镰仓幕府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如前面所述，北条氏的嫡流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北条泰时—北条经时—北条时赖，一直担任执权。至北条时赖担任执权消灭有“功高震主”之嫌的三浦氏，同时抑制了幕府内部的对抗势力后，北条氏家督即“得宗”的权力急剧膨胀，即便不再担任执权，得宗也仍然遥控幕府。甚至幕府政治事项，也经常在得宗私宅讨论决定，从而使以合议制为基础的执权政治徒具形骸。所谓“得宗专制”就是指这种情况。至文永五年（1268年）北条时宗任执权后，执权政治已名存实亡。随着执权体制向得宗体制转变，出现了类似“宰相家人七品官”的现象，原先仅掌管得宗家政的“御内人”（又称“御内方”，即得宗的家臣）不仅参与幕政，而且其“内管领”还担任掌握检察和刑事审判大权的侍所的“头人”（所司，即次官）。由于侍所长官“别当”由执权兼任，所以头人即实际统领。御内人独揽大权的治政格局，自然引起原先即参与幕政的御家人的不满。御家人虽为将军直系臣属，此时却被称为“外样”，心里颇为不平，于是聚集于曾为创建执权政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安达氏门下。两股彼此对峙的势力由此形成，矛盾和对立日趋激化。弘安七年（1284年）四月，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去世，14岁的北条贞时继任执权。翌年十一月，以北条贞时的外祖父安达泰盛为首的“御家人”势力，和以得宗内管领平赖纲为首的“御内人”势力，发生了武力争斗。因为十一月亦称霜月，所以这场争斗史称“霜月骚动”或“弘安合战”。经过一番激战，除安达泰盛的弟弟安达显盛幸免于难外，安达氏一族几乎灭绝。平赖纲等御内人势力不断扩张。但是，由于平赖纲一族专横跋扈，最后终于使日渐长大的北条贞时忍无可忍。永仁元年（1293年）四月，北条贞时将平赖纲一族九十余人分别处刑，史称“平禅门之乱” 。不过，此后仅仅是御内人换了主角，御内人势力并没有就此退出幕政舞台，御家人势力也没有趁势卷土重来。恰恰相反，御内人势力自此进一步扩大，得宗专制更加强化。

继元世祖之后登基的元成宗铁穆耳，于元大德三年（日永仁七年，1299年）派遣僧一山一宁为诏谕使到达日本，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招安日本，但遭到日本断然拒绝。至此，元彻底放弃了诏谕日本的念头。日本虽然成功抗击了元军的入侵，但是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对日本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公家和武家的权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反映在幕府关于修建寺社的命令，开始适用于全国；“一国平均役”的赋课征收权归幕府所有；武家权力大步踏进公家管辖范围，由守护掌控国衙机构这一室町幕府体制的萌芽，虽然仅是局部，但却是在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后出现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条氏的嫡系（得宗）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统治。

第六节　镰仓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

汉语原初的特点是“一字一义”，“文”和“化”原初各有其义。“文”的本义是各色交错的纹理。如《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按《说文解字》的释义：“文，错画也，象交叉。”“化”的本义是事物形态或性质的生成或改变。如《易·系辞下》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庄子·逍遥游》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文化”成为词语，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显而易见，“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是“武力”的反义词。镰仓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个性，最突出的个性，就是原本作为反义词的“文”和“武”实现了有机统一，即武家的“文”化。与之相应，镰仓时代的文学艺术也呈现新的景观。

武家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日本的武士最初是没有文化的。人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武士，是长期和平年代江户时代的武士。武士最初的特征是野蛮残暴。因为，那时候的武士是离不开暴力的战士，是职业杀手。镰仓时代有一幅《男衾三郎绘词》。“绘词”是图文并茂的艺术。画面是武士追一对男女，文字是：“莫让马场栅栏上新砍的人头用完了，要不停地砍。此门外，常有经过的乞丐、修行者，以鸣镝箭，追而射之。”然而，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再像以前那样打打杀杀，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们一面向统治国家的“公家”学习，另一面将“公家”视为反面教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规范。德国学者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提出，文化体现的是“差异”，文明追求的是“趋同”。虽然伊利亚斯指的是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似也可以据此认识武士文化所具有的特质。

按照这一观点，最能表明武士身份的是刀。刀在日本远古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随着锻冶技术的发展，日本刀的制作工艺不断提高，经反复锻打而制成的日本刀，既有值得观赏的柔美，又有实战需要的锋利，被称为“百炼的名刀”。刀和武士的生命密切相关，是忠诚和自我牺牲的象征。武士的刀有两重任务：一是破坏，即斩除一切和刀的主人意志相悖的势力；二是保护，即保护一切正义和进步的力量，这种保护同样通过破坏来实现。因为，只有惩恶，才能扬善。这时候，刀是“生”的体现。武士死的时候，刀被放在床边；生孩子的时候，刀被放在孩子的屋里。工匠在铸刀的时候，会在周边拉上一个“神圈”以防止恶魔进入，然后举行祓禊仪式，以祈求神灵的帮助。如此制作的刀因为有神灵的参与，也就能使武士与神灵进行交流。所以，当说“刀是武士的灵魂”时，不仅意味着刀是忠诚和自我牺牲的象征，而且被注入了神的庇护和宗教的情感。刀，不仅是兵器，而且是艺术品。如同一幅画，描绘形态只需要技艺，但描绘神韵则需要思想。毋庸置疑，“刀是武士的灵魂”。

另一项作为武士身份象征的是家纹。家纹的全称是“家族纹章”，也称“家徽”，出现于平安时代，最初是宫廷贵族的专属品。特别是被称为“五摄家”的，即有资格担任摄政的近卫家、九条家、二条家、一条家、鹰司家，以家纹为荣。后来武士家族为了便于在战场上区分敌我，也予以采用。在“源平合战”，即源赖朝和平清盛决战时期，势力划分相对单纯，在野的源氏使用白旗，将白旗确定为本族嫡系的专用旗帜，以象征纯洁，据说神灵将会附着其上。在朝的平氏使用赤旗，以象征热烈。“军记物语”的代表作《平家物语》有这么一句话：“平家所用皆为赤旗，红光映日闪耀；源家则大旗俱白，风吹作响，蔚为壮观，甚鼓其士气。”

“源平争乱”后，家纹迅速传布，其起点似有偶然。一次，源赖朝在金戈铁马南征北伐时，路过下野国宇都宫，佐竹隆义赶来会合。佐竹隆义是河内源氏的后裔，也使用白旗，但曾一度投靠平家阵营。源赖朝虽然有点瞧不起他，但既然为效忠远道而来，终不能申饬。经反复考虑，源赖朝将一把绘有一轮明月的“军配” 赐给佐竹隆义，让他将上面的图案绘在军旗上，这就是武士家纹的起源。有了佐竹隆义这一先例，源氏一门纷纷在白旗上绘以纹样，以区别于别家，并因此使旗纹成为家纹。最早将旗纹转为家纹的有佐竹氏的“五本骨扇和月丸”、武藏七党之儿玉氏的“团扇”，等等。之后，“分纹”也逐渐出现。所谓分纹，是指分家各自使用不同的家纹，或者略作修改以和宗家的家纹区别。此外，还有部分“幔幕纹”也逐渐转变为武士的家纹。幔幕是指战斗和宿营时，主将指挥所外张开的幕布，多为圆形，如新田氏的“大中黑”、足利氏的“二引两”、三浦氏的“三引两”，等等。至镰仓时代中期，家纹被武士阶层广泛采用。不过，家纹和家门并非纯然一一对应。毕竟，全日本成千上万个武士家的家纹难免重合。此外还有“赐纹”，即上级武士将自己的家纹赏赐给有功之臣，允许其在一定场合下使用。

镰仓时代，武家文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日本当权者虽颁布过“带刀禁止令”，但从未颁布过“家纹禁止令”，所以后来家纹逐渐为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农民所拥有。江户时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纹作为“商标”迅速增加。据统计，日本家纹有约一万两千种。

虽然武家政权在镰仓时代占据统治地位，但最初武家并不具有自己独有的武家文化。所谓的“武家文化”是在吸收、借鉴“公家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镰仓幕府建立之初，为了“对外”和公家交涉、“对内”统驭御家人，幕府管理者必须具备相应知识。因此，源赖朝录用了一些或没落于战乱，或衰败于生活的原京都“公家”的下级文人。这些原朝廷文人不仅对草创期的幕府对外交往和制度创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强化幕府政治的礼仪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使源赖朝在前往镰仓宗教中心鹤冈八幡宫参拜时，以及为其他目的“出御”时更显威武。 源赖朝被拜为右近卫大将的建久二年（1191年）正月以后，幕府礼仪更具有了宫廷礼仪般的庄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东国武士长期生活在农村，但是幕府在举行“年中行事”即每年定期举行的各种祭祀或庆典活动时，如《吾妻镜》所描述的，几乎没有沿袭任何农耕礼仪和乡情民俗传统，而是以宫廷礼仪为蓝本。因为，镰仓幕府的“年中行事”并不是在包容所有武士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新建成的幕府政治中心镰仓，由聚集在幕府侧近的武士形成的。以上层武士为中心的武家社会，试图通过摄取公家礼仪，对下级武士显示威严，从而维护其威望。另外，相对于源赖朝录用的前朝廷文人主要以文笔为他服务，源赖家和源实朝所采用的文人则传播了阴阳道知识、诗歌、管弦、蹴鞠等公家文化。在那以后，越来越多具备各种公家文化特长的朝中文人移居镰仓，使武家文化的内容不断丰富。

但是，随着幕府和朝廷对抗的逐渐产生，形成不受公家藐视的独自的礼仪和技能，日益显得迫切而重要。由于武士的特征主要体现于武勇和武艺，因此作为武士特技的弓马之技，首先得到重视。于是，镰仓幕府每年在鹤冈八幡宫举行大大小小的“行事”时，均让武士显示弓马之技，其中最大的“行事”，就是八月“放生会”时的“马场之仪”。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在律令制下的宫廷，也有很多和文官举行的礼仪并行的武将举行的礼仪，只是随着文官化的发展，朝廷中武将扮演的角色日益式微，武将举行的礼仪逐渐边缘化。因此，镰仓幕府举行的弓箭马术、相扑等，原初也是公家文化的要素。例如，在镰仓时代中期论述整体性公家文化的《古今著闻集》中，编者橘成季用30个篇章论述了公家文化，其中武勇、弓箭、马术、相扑角力，占了4个篇章。编者橘成季本人也以擅长赛马著称。武家社会强调“弓马之艺”并将其纳入武家“年中行事”，说明幕府并没有脱离公家文化的主观意愿。何况从原本文化贫瘠的东国的广阔生活中，汲取文化果实进行洗练，构建与公家文化相抗衡的武家文化，绝非易事。综观整个镰仓时代，接受公家文化并突出其“武化”要素，是该时代武家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真正具有明确的形式和特征，与政治礼仪和日常生活密切结合并在“年中行事”中得以体现的武家文化，直至进入下一个武家时代即室町时代，才开始真正形成。当然，对于镰仓时代在武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承先启后”地位，必须给予充分评价。

镰仓幕府较具自身特点的“行事”，是幕府将军参拜作为其守护神的鹤冈八幡宫。鹤冈八幡宫也是前朝平安时代的神社“遗址”：平安时代的康平六年（1063年），源赖义将石清水八幡宫请至鹤冈作为源氏神社。治承四年（1180年），源赖朝又将该社殿移至镰仓，改称鹤冈八幡宫。建久二年（1191年）社殿遭遇火灾，幕府在其后山上营造了新的社殿，将上下二社均视为本社。之后，鹤冈八幡宫中的八幡神作为源氏神社的主神，在镰仓幕府祭祀的诸神中位列首席。幕府将军每年正月初一均前往参拜。其他时候凡有重要事项，将军也前往参拜，特别是八月十五日的“放生会”，仪式最为隆重。但是，作为显示“神佛习合”的祭祀，“放生会”首次在宇佐八幡宫举行，是奈良时代末期，后来在平安时代转至石清水八幡宫。石清水八幡宫的“石清水祭”，和京都贺茂神社的“葵祭”（贺茂祭）、春日大社的“春日祭”，成为得到贵族社会重视的三大敕祭之一。它在镰仓首次举行是文治三年（1187年）。放生会最盛大的仪式是流镝马和笠悬。

军记物语的兴起 镰仓时代是尚武的时代，军记物语的兴起和繁荣是题中应有之义。军记物语展示了从古代向中世转型的特色。换言之，军记物语既承袭了平安时代的遗风，又融入了武家时代的特色。以物语为例，有《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三部通过口头传诵记录下来的“说话集”。“说话集”初现于平安末期，成形于镰仓时代，在江户时代被发扬光大。这三部说话集被并称“日本三大说话集”。

《今昔物语》成书于12世纪下半叶，作者是正二位权大纳言源隆国。不过，这是一本未全部完成的作品，总共31卷，缺了3卷。主要原因是作者因病去世，未能将原本想写的内容补上。全书共收录了1040个故事，佛教故事占了很大篇幅。有“圣德太子始于本朝传播佛法”“行基菩萨学习佛法劝化世人”“圣武天皇始建元兴寺”“鉴真和尚由中国来朝传戒律”“弘法大师赴宋传来真言教”。书中也有大量世俗故事，涵盖忠孝、节烈、爱情、鬼怪、神仙、盗贼等各种题材和僧侣、贵族、武士、农民、游女（妓女）等各阶层人物，林林总总。每个故事都蕴含着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道德说教，是了解镰仓时代武士与庶民生活及其思想的重要史料。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部作品直至16世纪中期即室町时代，才得以公开问世，在江户时代才成书上市。《今昔物语》被视为文学素材之宝库。和森鸥外、夏目漱石并列称为“近代日本三大文豪”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今昔物语》。

《宇治拾遗物语》成书于建宝元年（1213年）至承久三年（1221年）间，共15卷，作者不详。《宇治拾遗物语》共收录各种故事196篇，涵盖“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本朝”（日本）。这本物语集和《今昔物语》的类似之处是也分为“佛教说话”和“世俗说话”两类，并且也具有“教训色彩”，最大的特点是收录了一些不见于其他典籍的民间“说话”，如《摘掉瘤子的老翁》《割舌雀》等。特别是一些“世俗说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庶民生活和人情世态，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对日本的“狂言”有较大影响。

《古今著闻集》（简称《著闻集》）成书于建长六年（1254年），作者是伊贺守橘成季。全书由20卷30篇共726个故事构成。和前两篇“说话集”不同的是，《古今著闻集》更突出神明灵验，其第一卷是“神祇第一”，共讲述了33个关于神灵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天地开辟事并神祇祭祀事”。第二卷是“释教第二”，第一个故事是“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自百济国传来事”。之后是“政道忠臣第三”“公事第四”“文学第五”“和歌第六”“管弦歌舞第七”，还有“孝行恩爱”“好色”“武勇”等。《古今著闻集》的序，第一句话就是“夫著闻集者，宇系亚相巧语之遗类，江家都督清谈之余波也”，“名曰《古今著闻集》，颇虽为狂简，聊又兼实录。不敢窥汉家经史之中，有世风人俗之制矣”。也就是说，“说话集”题材非常广泛，甚至“鱼虫禽兽”也专列1卷即第20卷。

随着武士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对此前文学精华的萃取，镰仓时代出现了很多表现武家社会的文学作品，并逐渐成为镰仓文学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记物语的兴起。军记物语是以武士为主题的小说，发轫于平安时代后期的《将门记》和《陆奥话记》等“合战记录”，之后出现了以“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为题材的军记物语《保元物语》和《平治物语》。这两部物语和“合战记录”相比，更具有文学色彩。在此基础上，《平家物语》得以问世。

《保元物语》又名《保元合战物语》或《保久记》，是军记物语的滥觞，成书于承久年间（1219—1221年），全书共3卷，究竟是由叶室时长或中原师梁，还是由源喻僧正所作，学界存在争议。《保元物语》描述了镰仓时代的保元之乱，特别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源义朝的奋战情形。不过，作品的价值不是将血腥厮杀描述得栩栩如生，而是揭示了在利益面前，兄弟叔侄同室操戈，豆萁相煎这种人性的丑恶。《平治物语》又名《平治记》，也是3卷，被视为《保元物语》的姊妹篇，成书年代不详，究竟作者是谁，和《保元物语》一样，也有“三说”。全文和汉混淆，但作者通过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使读者能够清晰看到新兴武士的喜怒哀乐，在脑海里闪现六波罗合战、源义朝败北、平清盛出家、源赖朝举兵的历史场景。

关于《平家物语》的由来，说法颇多，难以辨识。一般认为脱胎于“四大军记物语”，即《保元物语》《平治物语》《治承物语》《源平盛衰记》，最初仅3卷，主要描述“治承·寿永之乱”，在承久之乱以前，《平家物语》已经形成，之后被不断增补，卷数最多的有48卷。13世纪后出现的《平家物语》，达100多种版本，传至今日的有12卷本。关于《平家物语》的作者，仅《醍醐杂抄》《卧云日件录》《徒然草》等史籍中提到就超过10人，其中对此记述最详尽的，是《徒然草》226段。该段写道，据一个叫生佛的东国盲僧所述，信浓前司行长在后鸟羽时代以学识丰富著名，后遁世并接受慈圆的扶持。就是他撰写了《平家物语》。

《平家物语》以史书和公家日记、平家一门的各种记录、合战片段等为素材，叙述了平氏一门的盛衰。《平家物语》序言中的一首诗，文武相济，脍炙人口，意味隽永，充满哲理：“祇园精舍之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娑罗双树之花色，表盛者必衰之像。骄奢之人不长久，如同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恰似风前之尘沙。”毋庸赘言，这首诗开宗明义地阐述了诸行无常、盛极必衰的佛理。

《平家物语》不仅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和《源氏物语》一起构成日本文学的双塔，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平家物语》按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前6卷主要描写平氏家族的荣华鼎盛和骄奢霸道；后6卷着重描述源平两大武士集团大战经过，渲染了平氏家族终被消灭的悲惨结局。《平家物语》围绕平氏集团由盛至衰这一中心线索，艺术地再现了平安王朝末期，旧的贵族阶级日趋没落，逐渐为新兴武士阶层所取代。新兴武士阶层占据政治舞台中央后，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贵族同化的历史画卷。尽管作者有意把平氏的消亡归咎于他们为所欲为的恶行，但在客观上却道出了“贵族化”才是平氏走向衰败的症结。《平家物语》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王朝文学所不曾有过的披坚执锐、跃马横枪的英雄人物。这些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开创了新的、与王朝文学迥然有异的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近年有学者对《平家物语》是“军记物语”的说法提出疑问。理由是所谓“军记”即描述战争的小说，本应以叙事为主，但是《平家物语》却富于抒情；除了描述战争，亦包含诸多爱情故事，女性在《平家物语》中身影频现。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不仅清纯可爱的女子如小鸟依人，而且勇武刚毅的武士亦儿女情长。整部作品，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如泣如诉，贯穿始终。总之，日本文学的悲情传统，在《平家物语》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描述。

以往诸多学者认为，作为军记物语的《平家物语》属于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史料价值，但这种观点近年遭到质疑。首先，以12卷的《平家物语》为例，从体裁上看，除了首尾两卷，第2卷至第11卷均以年月日开篇，承袭了日本传统的历史记叙体裁，相当写实。例如，第2卷开篇是“治承元年五月五日”，第3卷是“治承二年正月一日”，第4卷是“治承四年正月一日”。而且10卷中有5卷均始于正月。其次，《平家物语》以文学的笔墨记述了诸多史实。如收录了九条兼实日记《玉叶》寿永三年（1184年）二月八日条关于“一谷合战”的记述，其中有基于源义经、源范赖战况报告的藤原定能的谈话，对合战的大要作了简洁的概括。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其他史料对一谷战况虽有记述，但通过这些史料我们无法了解战役细节，而《平家物语》则对该战役的惨烈和悲壮作了细致而栩栩如生的刻划”。

《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被合编于日本岩波书店昭和六年（1931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大系》第十四卷，足见军记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

佛教文化和传统艺能的进步　新旧的并存、公武的合体，在和歌创作中亦得到很好体现。如果说被视为武士特征或武家文化重要内容的武勇和武艺，实质上是公家文化的构成部分，那么为镰仓幕府所推崇的和歌，当更难以割断其与公家文化的血脉。如前面所述，和歌是平安时代宫廷文化的重要象征。由于大批原朝廷文人移居镰仓，和歌在镰仓时代必然得以移植和传播，使武家亦出现不少和歌作者。如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和宗良亲王的《新叶集》，均是优秀的和歌作品。尤其是师从藤原定家的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金槐和歌集》，以忧伤的笔调抒发了作者受制于北条氏的郁闷和孤独，同当时贵族歌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其中万叶调的歌极富个性，获得高度评价。除了镰仓以外，宇都宫亦聚集了诸多歌手，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源实朝的近臣盐谷朝业的《信生法师集》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和歌在宫廷更得到发展。以后鸟羽院的宫廷歌坛为中心形成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录和歌20卷近2000首。除了前代和歌，《新古今和歌集》还收录了大量镰仓当代的名家之作，既保持着古典和歌洗练、幽美的境界，又融入了日本文学哀婉幽寂的历史传统，堪称日本文学的典型。

镰仓时代的佛教文学主要是佛教说话集和随笔集。

佛教说话集的代表作有无住一元的《沙石集》。《沙石集》共12卷149个故事，据称作者弘安二年（1279年）动笔，历时4年完稿。书名“沙石”寓意沙里淘金、集石磨玉。作者博览群书，尤其受禅宗思想影响。他从先行文献中采撷故事题材，荟萃佛教奇闻轶事，世俗杂谈戏说，采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叙述功德往生，援引名言警句，传播佛教金玉。《沙石集》尤其受人关注的是其中的“裁判说话”。“裁判说话”不仅记述了地方官吏与庄园主的矛盾冲突，而且辑录了庶民的遗产纠葛和离婚诉讼，对了解当时的财产规定和社会法治状况，是难得的参考资料和考证依据。

随笔集最杰出的作品是《方丈记》。《方丈记》问世于建历二年（1212年），作者鸭长明原是知名歌人，50岁时出家。作者创作这本随笔集的年代，正值镰仓时代初期的战乱年代。平氏的灭亡、朝廷的衰败，令作者深感世事无常，并将这一基调融入作品。在内容上，《方丈记》主要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主要记述了天灾，如安元年间的地震和火灾，养和年间的饥馑；后半部分主要记述了人事，包括作者出身神官家族的系谱，出家隐居生活的清贫。整个作品以和汉交融的文体写成，具有传世随笔的共性：文笔优美。

无论是佛教说话集还是随笔集，大多用佛教观念对贵族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给传统守旧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宿命观，也含有一些消极的思想，表现出日本中世纪隐者文学的特点。

在艺术领域，镰仓建筑仍以佛教建筑为主。由于时代转换期纷争不止，诸多佛教寺院严重受损，因此大规模的修葺成为当时佛寺的一大景观。同时由于日宋交流频繁，形成了中国建筑风格的第二次传日高潮，因此宋代的建筑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建筑界。镰仓时代的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大佛样”（又称“天竺样”），主要模仿中国南方寺院的建筑风格；二是“禅宗样”，其典型建筑是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精美细致，与豪放大气的“大佛样”有着显著的不同；三是“和样”，即传统的日本样式，它也曾一度复兴。

镰仓时代的雕刻艺术一如前朝，主要是佛像的雕刻。初期采用“玉眼”的雕刻技法，即用水晶嵌入佛像的眼睛，这成为以后镰仓雕刻的基本特点之一。代表作是仁平元年（1151年）建造的奈良长岳寺阿弥陀三尊像。镰仓初期最著名的佛像雕刻师是康庆，现存的作品有兴福寺南圆堂的不空绢索观音、四天王、法像六祖等，体现了镰仓雕刻生动写实的特色。建仁三年（1203年）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像，是康庆之子运庆和康庆的徒弟快庆共同建造的。他们的作品以写实为基调，结合了前代的唯美主义和镰仓的武士风格，体现出强烈的日本民族精神。当时，镰仓时代迎来了雕刻艺术的巅峰期。这一时期的雕刻深受宋朝美术的影响，融入了很多宋朝工艺手段。其中高德院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即镰仓大佛）是当时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的雕像，也是镰仓时代雕刻水平的最高体现。

镰仓绘画主要以佛教绘画与水墨画为主，特别随着净土宗的广泛弘扬，表现净土宗内容的佛画日渐流行，尤以阿弥陀来迎图为最，与净土宗教义一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镰仓佛画在题材、人物、布景等方面都与平安时代的佛画有很大不同。至镰仓后期，佛画不仅是绘画，而且成为有社会背景、故事情节、流行于民间的“绘卷物”，大都具有很明显的净土思想，如《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等。宋朝禅林流行的“顶像画”也传到了日本，始于荣西把其中国师父虚庵怀敞的顶像画带回日本。顶像画即禅宗祖师的肖像，主要显示像主的真实精神风貌，以写实为主。顶像画的整体画面虽不如前代佛画美观，但着色和线条却足可与之媲美。

除了佛教绘画外，还有表现市井百态的世俗绘画，以水墨画居多。相对于平安时代具有浓厚唐朝风格的日本画“唐绘”，镰仓时代的日本画被称为“大和绘”，更具日本独特风格。镰仓时代艺术与宗教的融合还反映于流行的朗诵艺术“和赞”。“和赞”是以和歌形式创作的顺口溜，明白浅薄，通俗易懂，在民间流传很广，多被镰仓时代的新兴佛教用来传播教义。

曲艺在镰仓时代亦取得承先启后的显著发展。例如，曾流行于院政时期的新式歌谣“今样”为镰仓的贵族和武士们所喜爱，在镰仓时代极为流行，被称为“郢曲”“郢律舞曲”。《梁尘秘抄》是收集“今样”最多的一本集子，可惜大部分失传。现存最多的是记录在《古今目录抄》纸背文书上的“今样”，共64首。在民间曲艺的传承方面，被称为“琵琶法师”的艺人功不可没。《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等军记物语大都由于他们而得以流传。琵琶法师多是以琵琶伴奏进行弹唱的盲人，演奏的曲子称为“平曲”，一般用于神社祭祀。《平家物语》是最早的“平曲”，后来经过发展创新，在镰仓中期流行一时。镰仓时代在曲艺的承先启后方面最值得强调的，是由“猿乐”发展而成的“猿乐能”。猿乐是各种曲艺形式的融合体，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藤原明蘅作于11世纪后半叶的《新猿乐记》，有咒能、侏儒能、田乐、猿乐、木偶戏、魔术、哑剧等28个种类，分属杂艺和写实滑稽短剧两大类，是论述猿乐特质的最初著作。书中写道：表演者“尽猿乐之态，用滑稽之词，令人捧腹大笑”。镰仓初期，猿乐得以显著发展，并逐渐从寺社的佛、神仪式中获得独立。至镰仓中期，猿乐融入了更多滑稽短剧或歌剧的要素，形成了“猿乐能”的雏形。据史料记载，猿乐能的最初登场是在正平四年（1349年），由巫女在奈良春日若宫一次临时节目上表演。“猿乐能”的发展又为室町时代的古典戏剧“能乐”和“狂言”的形成和发达，奠定了基础。

第七节　镰仓新佛教：佛教的日本化

镰仓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承先启后的特征非常明显。但是，在思想方面凝练地反映这种新动向的，当属镰仓新佛教。正如山本幸司所指出的：“镰仓新佛教确实存在前所未有的革新性。”不少日本学者甚至认为，日本佛教在镰仓时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理由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进入日本的佛教，经历了约七百年的发展后，在镰仓时代终于开始真正直面各种现实问题，真正开始被理解为一种救人济世的宗教。在平安时代，既成宗教中所谓“异端教义”的产生及其同中国佛教的交流，为以新宗派产生为标志的佛教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前提，而整个社会从平安时代向镰仓时代转换所引发的动荡不安，则为由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代构成的所谓“三世思想”，获得验证。以此为背景，如何评判以往宗教济世思想，是否应全盘否定和放弃既成佛教教义，成为新旧教派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镰仓佛教才被称为“镰仓新佛教”。

本土的始祖及其宗派 如前章所述，平安时代的佛教以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为主体，虽然当时创立的还有融通念佛宗，但影响有限。这三个宗派都有明显的承先启后的特征，但在日本佛教史上，它们的贡献主要是“承先”。更具有“启后”意义并广泛嵌入日本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当数镰仓新佛教。“镰仓新佛教”的缘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脱胎于日本佛教的旧宗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二是传播自中国佛教的新宗派，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格。前者均与旧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维系或强或弱的渊源关系，而且其创始人如法然、亲鸾、一遍、日莲等，均未曾赴中国求法，与奈良、平安佛教的开山祖师不同，这更使镰仓新佛教具有日本民族特色。后者则主要受中国佛教宗派影响，具有中国宗教文化的明显烙印。具体而言，前者以净土真宗、日莲宗为代表；后者则以同属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为代表。对幕府而言，镰仓时代兴起的民族佛教的效能尚属未知，因此幕府对其疑信参半，踟蹰观望，从而使镰仓新佛教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观世界宗教历史，贫、病、争是诱导人们皈依宗教的主要原因。12世纪前后，日本经历了从古代向中世转换的巨大社会变革，铁骑践踏山涧林泉，累累白骨堆积荒野；干旱、水灾、瘟疫、饥馑则如一只只无形的手将人们推向贫病的深渊。世态万象，犹如“佛法、王法俱灭”的末世来临。然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佛教诸宗，对此却视而不见，遂使部分关心民间疾苦的僧侣走出师门。新兴宗派遂应运而生。不过，必须强调的是，镰仓时代新兴的民族佛教，几乎都源出天台宗，即发轫于天台的净土信仰。法然使之脱胎而为净土宗，从净土宗中派生出亲鸾的净土真宗和一遍的时宗；至于日莲创设的日莲宗，更自始至终以天台正传自居。

镰仓时代有一流行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此流行语虽有偏颇，但大致概括了镰仓时代各佛教宗派的信徒分布情况，显示各宗所面向的信众。

镰仓新佛教首先登场的，是净土宗。净土宗始祖法然，出生于长承二年（1133年）美作国（冈山县）久米郡南条稻冈庄，幼名势至丸，父亲漆间食国是久米郡负责治安的押领使，因为与稻冈庄预所（类似公安派出所）的明石定明结仇，于永治元年（1141年）被杀。当年法然只有8岁。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让他不要怨恨、复仇，而要出家寻求往生极乐。根据父亲遗愿，法然被托付给了他的舅舅天台宗菩提寺的僧侣观觉，走上了皈依佛教的道路。天养二年（1145年），法然前往比叡山修行，先后师从源光、皇圆、叡空，得讳名源空。久安六年（1150年），源空离开比叡山，入黑谷拜叡空为师，得房号法然。之后，他又赴南都，广学法相、三论、华严各宗，最后发展了“称名念佛”的阿弥陀净土信仰，成为日本净土宗始祖。

阿弥陀净土信仰大约在奈良末期传入日本，平安时期以天台宗为中心传承。源信撰著的《往生要集》，对地狱与极乐世界（净土）进行了生动的对照描述，其中提出的通过念佛达到极乐往生的理论，给予法然极大影响。但是，法然认为，源信所倡导的，仍属“观想念佛”，虽然长期修行的僧侣和贵族或许能够做到，但一般民众难以做到。因此，他进一步弘扬了中国僧侣善导提出的“称名念佛”理论，即通过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将阿弥陀迎往极乐净土。安元元年（1175年），法然读了善导的《观经疏》后，受到极大启发，撰写了《选择本愿念佛集》，宣布将舍弃天台宗，选择专修念佛，并以东山吉水为据点开始布教。净土宗由此开宗。法然主张“专修念佛”，直接向武士、庶民甚至女子传播教义。他倡导的“称名念佛”的理论核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即便不能够通过觉悟获得菩提心，也能够通过念佛获得拯救；二是强调“称名念佛”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他倡导的简易的修行方式，虽然获得了广大庶民的热烈拥护，却从根本上对佛教僧侣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因而遭到旧佛教僧侣的猛烈抨击。这种抨击获得朝廷支持。承元元年（1207年），法然被流放至赞岐国（香川县，一说土佐即高知县），改俗名源元彦，他的两个弟子住莲和安乐则被处死。这一事件史称“承元法难”。后法然幸逢大赦得以重返京都。法然的主要著作是《选择本愿念佛集》，但论影响，他在建历元年（1211年）病逝前一段时日，应弟子源智请求而写的不满300字的《一枚起请文》，似更著名。在《一枚起请文》里，法然以通俗易懂的和文，凝练地概括了他的理论，为镰仓时代净土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法然逝后，他的弟子弘扬了他的理论。《法然上人行状绘图》对此有详细描述。建历二年（1212年）正月二十五日，法然上人安详西逝，享年80岁。

稍后于净土宗形成的新宗派，是净土真宗，又称真宗、一向宗，是日本特有的宗派，由亲鸾开创。亲鸾出生于承安三年（1173年），其父日野有范是一个下层贵族，但他4岁丧父，8岁丧母，从小是个孤儿。治承五年（1181年），9岁的亲鸾剃度出家，入比叡山。建仁元年（1201年），29岁的亲鸾造访了东山吉水法然，听信说教，决定皈依专修念佛而投净土宗，师从法然上人（源空），学他力念佛教义。

亲鸾的佛学主张主要有两项：一是“僧俗一如”，即僧和俗不必泾渭分明。据传，亲鸾在京都六角堂参笼时获观音菩萨启示，称如果他根据前世因缘娶女性为妻，则观音本身将成为如花似玉之女性与之成婚，他将一生富足，临终往生极乐净土。获菩萨“恩准”居家修行的亲鸾为了获得确信，遵此教诲，并始终亲奉法然为不二之师。亲鸾的终生伴侣惠信尼先入法然门下，后追随亲鸾。惠信尼的父亲三善为则也是下层贵族。

亲鸾的第二项佛学主张是“恶人正机”，按照亲鸾的理论，所有人皆为凡人，终其一生无法抑制欲望、愤怒、嫉妒。在充满各种人类烦恼的世界，凡夫俗子虽无法依靠自力获得觉悟，但如果笃信拯救众生的阿弥陀佛的誓愿，来世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按照亲鸾的观点，念佛与其说是获得拯救的手段，毋宁说是因为深信必然获得拯救而感到欣喜并予以感谢。亲鸾常自叹“悲哉愚秃鸾，沉没于爱欲广海，迷惑于名利太山”（《教行信证》），并结合自身经历提出“恶人正机”，称“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抄》），公然与传统佛教的“善人超度”说大唱反调。

承元元年（1207年），35岁的亲鸾遭遇了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也是日本净土宗史上遭遇到的最严厉弹压，即“承元法难”。亲鸾最初被判死罪，后改为流放越后国（新溩县）并被迫还俗，改俗名藤井善信。之后，亲鸾自称“愚秃”，开始了非僧非俗生涯。建历元年（1211年）亲鸾获赦，后仍留在越后国。建保二年（1214年），亲鸾和惠信尼偕两个孩子迁居常陆国（茨城县）笠间。之后至贞永元年（1232年）重返京都，亲鸾一直在当地布教，门徒甚众，包括《叹异抄》的作者唯圆。

亲鸾创设的净土真宗（亦简称“真宗”），系法然净土宗的支派，时人将其与净土宗混淆，或俗称之为“一向宗”。针对这种情况，他的后学莲如明确宣布：“祖师圣人（亲鸾）定本宗之名为净土真宗，盖因本宗比其他净土宗优秀，故祖师特意加上‘真’字，称本宗为一向宗非所愿。”净土真宗以亲鸾提出的“教”（奉《无量寿经》为根本教典）、“行”（主张“称名念佛”）、“信”（坚信“他力本愿”）、“证”（不论贵贱善恶，只要坚定“往相信心之愿”，往生即可成佛）四字为教理体系，从社会各个阶层获得众多信徒，很快脱胎为影响巨大的独立教派。亲鸾著有《教行信正文类》六卷，其理论赢得了众多信徒，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真宗十派”。弘长二年（1262年），90岁的亲鸾在烦恼中驾鹤西行。

日莲宗虽然本质上属于法华宗，但也属于日本独创的宗派，由日莲所创。日莲祖籍远江国（静冈县），贞应元年（1222年）出生于安房国（静冈县）小凑，俗姓贯名，幼名善日。日莲自称“日本国东夷安房国海边旃陀罗（贱民）之子”，但确切与否不详。天福元年（1233年）入天台山清澄寺随寺主道善房修行，16岁时正式剃度出家，法号莲长，后改名日莲。延历元年（1239年），怀着学佛学之神髓、究真正之佛说的理想，日莲前往镰仓游学，广涉诸宗佛理；后又赴比叡山跟俊范法师学天台学，并历访圆城、高野山、四天王寺和京中各寺。在广泛涉猎各宗学问后，日莲更加深了久有的疑问：既然佛法隆盛，为何发生安德天皇溺水、三上皇被流放的承久之乱？既然独崇释尊，何以宗派林立而不归于一统？经过比较考究，日莲认为法华经的说教才是真理，并于建长五年（1253年）自立山门传布法华信仰，并约在此时改号“日莲”。恰逢此时，天灾不断，疫病流行，日莲称人们皈依净土，是灾害根源，若不皈依法华信仰，必有“自界叛逆难”（国内战乱）和“他国侵逼难”（外敌入侵），并于正元元年（1259年）和翌年先后撰写了《守护国家论》和《立正安国论》呈执权北条时赖，鼓吹佛教镇护国家的思想观念。

日莲强调，佛教的正途应是国家如何引导现世的人们，而不是人如何在来世获得拯救。他的四句格言，即“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是他对其他宗派的抨击，也是他思想的显示。“念佛”就是指净土宗，因为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无间”是佛教“六道轮回”中的地狱道第十八层“无间道”。“禅天魔”意为禅宗是魔鬼。“真言亡国”是呼吁遏制真言宗的传播，否则将会亡国。“律国贼”即律宗是“国贼”。日莲在行动上的“折伏”（驳斥对立思想，教育、引导人们的方法）亦为日本佛教所仅见。日莲强调通过“唱题”（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和《法华经》的题目），使释迦、《法华经》和众生融为一体，众生将就此成佛，世界将成为“常寂光土”（信仰《法华经》的人们理想的净土、绝对常住的世界）。日莲认为，日本是释尊之御领，日本古来之神将助力于法华信仰之实现，是佛的守护神。他的这一思想否定了既成的权威，试图构建一个纯粹宗教的世界。日莲撰写的《曼荼罗》，体现了他对佛、菩萨、诸神的思想。

但是，日莲谴责幕府袒护净土宗等“邪教”并呼吁即刻取缔的主张，不仅未获支持，而且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文应二年（1261年）五月，已经在最明寺出家但仍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赖以诳惑罪将日莲流放伊豆半岛。日莲两年后获赦，复往各地布教。其后不久，蒙古军队来袭，日莲的预言似得到验证，皈依者甚众，而日莲则撰《撰时抄》，宣扬蒙古军队是因幕府妨碍正确信仰的弘通而前来讨伐，呼吁幕府弘扬正法，结果再次遭到幕府压制，又险被斩首，后改为流放至佐渡。其留在镰仓的弟子亦遭到种种迫害，日莲教团受到重创。日莲在佐渡仍矢志法华信仰，撰写了《开目抄》和《观心本尊抄》。之后，日莲虽为执权北条时宗赦免并受地头波木井实长援助，在甲斐国身延山建立了据点，但寒冷的身延山气候损害了他的健康。弘安五年（1282年）十月十三日，日莲在武藏池上疗养时病逝，享年60岁。日莲的六个门生将其遗骸葬于身延山，并建立久远寺，即今日日莲宗的总本山。

日本时宗的创立者是一遍房智，通称一遍。一遍于延应元年（1239年）出身于伊予国一个武士家庭，本姓河野，幼名松寿丸，10岁在天台宗继教寺出家，法名随缘。时宗与净土真宗相似，也是从净土宗独立出来的新兴教派，不仅最彻底地贯彻了镰仓新佛教“易行”的特质，而且以各种形式容纳吸收了传统的神祇信仰，因而比净土真宗更接近民众，也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一遍最初修学天台宗，其后“竟舍台宗，归净土门”，入法然系圣达之门修习净土宗，之后遍历各地传道。文永十一年（1274年），一遍入熊野参笼时接受神托，确信无论信不信、净不净，只要获得“念佛牌”，一心不乱唱颂念佛，并为了信仰之纯粹而“舍圣”，即舍弃一切，就可借外在不可思议之力达到往生，于是率同信弟子巡教各地，游行街头巷里，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手舞足蹈，向所遇之人广泛散发“念佛牌”，并因此创立了“舞蹈念佛”。一遍的足迹北至奥州，西至四国、九州，巡游六年间，得信徒二百五十余万人。一遍将自己所悟写成偈颂：“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正应二年（1289年），一遍在摄津（兵库县）津之观音堂圆寂，享年51岁。临终前，他将所持的圣教等付之一炬。

禅宗与日本文化 虽然法然、亲鸾、日莲、一遍为佛教的革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佛教革新的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学习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进行反思。在这方面，禅宗及其传播者扮演了主要角色。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更是其他宗派难以比拟的。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缩略语，意思是“静坐冥思”，由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创立。据传，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冥思四十九日，终于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这个静坐冥思的过程，就是“禅”。6世纪前半叶，菩提达摩将禅传入中国，因而他被奉为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认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被层层叠叠附加了很多东西，应该将这些东西剥去，使人们直接见到佛陀原有的根本精神——“般若”（智慧）和“慈悲”。这是他创建禅宗的目的。不过，印度的“禅”只是强调“静心”，没有知的层面的展开，让人很难产生共鸣，更不包含体验，而在中国和日本发展起来的禅宗，与其有明显差别。

禅宗的宗旨是十六字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教外别传”，是因为释迦牟尼用言语文字授法，叫“教内之法”。不用语言文字，直接以佛心印于他者之心，叫“教外之法”。对教内讲求“以声传心”，对“教外”讲求“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意思是不靠佛经和语言文字，而是靠习禅者自身的感悟去体会，就是强调自己领悟，自己体验，急中生智。即使需要语言文字，也只是将语言文字视为买卖东西时使用的货币。人不能为了防寒而穿货币，为了充饥而吃货币。货币要获得实际价值，必须换成实用的物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有三个关键词：心、性、佛。这里的“心”不是心脏的心，而是指“性”。性就是心，心就是佛。也就是说，心、性、佛是同一的，是思想和感觉的最深层。按照禅学理论，佛法不是仅仅通过学习就能了解的，不是讨论的对象，即便熟读百部经书也未必能真正了解，也不能成佛。因为佛法是深不可测的。“佛就是你自己的心，不假外求。”即便大字不识几个，但只要真正见到自己的本性，就能成佛。禅不是哲学，不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

7世纪中叶，禅宗自中国唐代传入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年间（650—654年），遣唐僧道昭在唐朝学习法相宗的同时，又师从扬州慧满禅师学习了禅宗。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僧侣义空赴日讲禅，后来嵯峨天皇的皇后橘氏（檀林皇后）建檀林寺供其居住，并积极倡导禅宗，成为禅宗在日本正式弘扬的始点，所憾应者寥寥。日本最初关注禅宗思想和修行并以禅为中心展开宗教活动的，是摄津三宝寺的大日能忍。1186年，大日能忍因仰慕德光禅师的名声，特派心腹弟子练中、胜辩两人，怀藏自己悟道后所写的诗偈，远涉鲸浪往中国明州阿育王寺参见德光，以求印证。德光对远渡重洋前来求法的能忍门人，至诚接化，欣然应允并授嗣书、自赞顶相，应大日能忍之请在震旦初祖的《朱衣半身达磨（摩）像》上亲笔题字交给练中、胜辩，令其带回以为传法信凭。德光的题赞颇有意境，兹转录如下：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太华擘开沧溟；倾竭虽然接得神，光争奈当门齿缺。日□□□法□远遣小，师练中胜弁来求；达磨（摩）祖师道像，大宋国住明州阿育王山。

法孙德光稽首敬，己酉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书

德光题赞的前两句，开宗明义地道出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和达摩禅劈山倒海的峻烈家风。第三句和第四句则幽默地点示达摩道像的败缺之处，即达摩虽然得到了神光这样的逸才，但却脱落了一颗大门牙。在落款处写明了题字的缘起和题写的地点与时间。

大日能忍派遣弟子代替求法，遭到佛教界旧势力激烈抨击。至能忍弟子觉晏为首时，达摩宗遭奈良兴福寺等徒众袭击，殿堂、塔院、僧舍俱被摧毁和烧尽。《朱衣达摩像》虽免遭劫难，但不难发现画赞的第五行中有四个字留有明显被刮削过的痕迹，按上下文字可推测，将所缺四字补上，当为“日本能忍法师”六字无疑。至觉晏去世，门下怀奘、怀鉴、怀照、义介、义演、义尹等人四散各地。

禅宗在日本真正兴隆是在12世纪末，即中国宋代。禅宗在日本形成了三支，有两支形成于镰仓时代。第一支是临济宗。文治三年（1187年），日本僧侣荣西回国后，融合了禅宗、真言宗、天台宗，创建了临济宗。临济宗关注诸如“万物归一，一归何处”之类进退两难的问题。这种问题叫“公案”，所以临济宗又称“公案禅”。第二支是曹洞宗，由荣西的弟子道元于贞应二年（1223年）创建。曹洞宗强调“一言不发，只管打坐”，即潜心修行，所以又称“默照禅”。第三支是黄檗宗，由隐元和尚在承应三年（1654年）左右创建。隐元本是临济宗的僧侣，因受临济宗僧侣排挤而在京都黄檗山另立山门，修建了万福寺并挂出“黄檗宗”的招牌，逐渐和临济宗分道扬镳。此乃后话。黄檗宗和临济宗两者最显著的差别是，黄檗宗吸纳了净土宗的思想，主张坐禅时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

临济宗始祖是明庵荣西。荣西出身于一神官家庭，14岁入比叡山，南宋孝宗乾道四年（日本仁安三年，1168年）四月入宋，师从重源，同年九月回国，将天台的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带回日本，献给了天台座主明云。在短短五个月留学期间，荣西虽然来不及学习禅宗，但是宋朝禅宗的盛行情形，无疑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的求法僧。当时，处于平安晚期的日本，以天台、真言以及南都六宗为代表的旧佛教宗派仍执日本佛教之牛耳，禅宗作为中国新兴的宗教文化，无法见容于这些宗派。1187年（宋淳熙十四年、日本文治三年），荣西在时隔十九年后从九州博多港登船，再度入宋留学。最初他立志仿效唐三藏法师玄奘往印度求法，但当时通往西域之路已经阻绝，荣西无奈遂往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向虚庵怀敞禅师参禅问道。后怀敞迁居明州天童寺，荣西随师同往，得师获准传法之印，于1191年（宋绍熙二年、日本建久二年）学成归国。虚庵的禅属临济宗，荣西依据法脉为其第八世法孙。荣西回国三年后开始在京都讲禅，但不久即因比叡山僧众状告而遭朝廷禁止，并和大日能忍一起遭到弹压。为了回应佛教既成宗派对禅的责难，荣西撰写了《兴禅护国论》一书，力说禅宗兴隆对国家的种种益处。正治元年（1199年）荣西移居镰仓后，获得了北条政子、源赖家等幕府高层的支持。荣西先在北条政子援助下建了寿福寺，后受源赖家援助，于建仁二年（1202年）在京都东山建起了建仁寺，使之成为京都禅宗的据点。建永元年（1206年），荣西继重源之后出任东大寺大劝进职，建保元年（1213年）被任命为权僧正。荣西所宣扬的禅，实以禅为中心融合了佛教各种宗派的思想，其宗教活动亦明显留有密教僧和戒律僧特征。荣西献呈源实朝的《吃茶养生记》和他从宋朝带回的茶种的种植，赢得日本社会的欢迎和接受，开了日本茶道之先河。

曹洞宗的始祖是道元。道元于正治二年（1200年）出生于山城木幡，其父为内大臣源通亲，其母为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基房之女，可谓名门之后，但其父母在其幼年相继去世。建历二年（1212年），道元受其叔父良显法眼之引导，入比叡山般若谷的千光房，翌年剃度，法号道元。之后，因不满足于比叡山天台教学，于贞应二年（1223年）和建仁寺明全一起渡宋，先在天童寺学临济各派教学，后在历访径山、天台山、大梅山后重返天童寺，安贞元年（1227年）回国。回国后道元以建仁寺为据点讲禅，强调坐禅乃佛法之真髓，并著《普劝坐禅仪》。但是和荣西一样，其说教亦受到比叡山压迫，并因越前门人的吁请，于宽元元年（1243年）移居越前，曾应北条时赖邀请赴镰仓，后复归越前。

与荣西不同，道元追求纯粹的禅的立场。在越前期间，除了应北条时赖之邀赴镰仓外，道元始终未离开寺院，贯彻出家至上主义，和弟子们一起严格修行，并撰写了《正法眼藏》一书，致力于在禅宗发现佛教理想和宣扬佛教本来的精神，对世俗化形骸化的日本佛教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佛教革新运动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禅宗虽然也属佛教，但不主张俯首帖耳于佛教经典。禅宗还认为，佛、菩萨等偶像，只不过是木材、石料、金属的合成，那些虔诚的祭拜行为，都是多余的。禅是一种人间精神，相信本来的清静，本来的善，因而努力使人的心灵自由无碍，排斥任何使人想起外部权威的事情。

禅宗之所以得到幕府的重视和庇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禅宗把先进的宋代文化带入了日本；二是禅宗与朝廷及旧佛教之间很少瓜葛，可借以压制南都北岭势力；三是禅宗倡导“道在日用”“不立文字”等简洁明快的修行方式，迎合了武士的需要；四是禅宗宣扬“兴禅护国”思想，符合统治者利益；五是“禅宗属于武士”，禅宗之所以受武士欢迎，还在于禅宗主张“生死一如”，主张“生也无所从来，犹如着衿。死也无所从去，犹如脱衿”。这种向死而生的价值观，容易获得出生入死的武士的青睐。

镰仓新佛教确实存在前所未有的革新。若对镰仓新佛教的革新作一大胆概括，似可以列举以下几个共通点：第一，其不是国家乃至共同体的祭祀，而是为了拯救个人的宗教，其信徒多半属社会下层且多集中于地方而非京畿；第二，看似具有来世志向，但从其具有通过提供来世保证而使徒众专念于现实活动的效果来看，似可认为其具有现世志向；第三，强调只要称颂“阿弥陀佛”之名，或称颂“南无妙法莲华经”的题目即可，修行方法非常简略，同时免去了信徒建寺院、开法会、捐善款、抄经典等负担，故一般庶民均可入信；第四，除了临济宗等个别宗派，不依存政治权威，故不像旧宗教那样因拥有庄园而经营寺院、过富足的僧侣生活，仅仅依赖信徒的施舍维持职业宗教人员的生活。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上述各宗并不占有镰仓时代佛教界的中心地位。镰仓时代佛教界的中心，依然是在平安时代即与朝廷和贵族联系紧密，并因此得以繁荣的比叡山延历寺和兴福寺，即在“南都北岭”的京都、奈良旧佛教大寺院。被总称为镰仓新佛教的各个宗派始终遭到旧佛教的压制和迫害，被排挤于畿内佛教界之外。但是，镰仓新佛教在革新日本佛教方面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必然使以“南都北岭”为代表的既成教团做出回应，从而推动了整个宗教界的变革。

既成教团对镰仓新宗教做出显著回应的，是“南都”各派僧侣。例如，虽然贞庆（解脱）被视为中世法相教学的集大成者，但其弟子良遍却对念佛和禅兴趣浓厚，并在吸收念佛和禅的基础上构筑法相教学。另一位为了驳斥法然的《选择本愿念佛集》而撰写了《摧邪论》的明惠（高弁），则是深受禅和念佛影响的华严宗高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镰仓新佛教对既成佛教的革新运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例如，贞庆和明惠对作为宗教实践的戒律颇为重视，贞庆曾积极倡导戒律复兴，而明惠则尊重戒律本身，并曾入宋学习戒律。对于他们来说，“戒”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戒实践宗教，一是向寻求宗教拯救的人们授戒。不难发现，前者维系宗教革新运动，后者成为既成宗教接近民众的踏板。相对于真言律宗的叡尊致力于前者，和他同宗的忍性（良观）则致力于后者。忍性还努力寻求幕府等权力，以开展架桥筑路、救死扶伤等社会事业。

以新佛教的兴起为契机，以南都为中心的诸大寺也顺应时代，开始整理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教学知识，涌现出了法相宗的贞庆、良遍，三论宗的明遍，华严宗的明惠、宗性、凝然等优秀的学问僧，使南都教学得以复兴。很多学问僧为了传达日本佛教的具体姿态，致力于教学和仪式的集成，觉禅的《觉禅抄》和承澄的《阿娑缚抄》即分别是东密和台密实践知识的集大成之作。这些对后世佛教以极大影响。他们还将其发展为对整个佛教发展史的关心。作为这种关心的成果，宗性的《日本高僧传要闻抄》是由学问僧撰写的第一本僧传；宗性的弟子凝然则不仅撰写了《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等多部佛教史论著，而且撰写了概括日本佛教教学的《八宗纲要》。至镰仓时代末，禅僧虎关师炼继承了这一整体关注日本佛教发展史的传统，撰写了综合性佛教史论著《元亨释书》。总之，不仅镰仓新宗教，既成教团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革新”。

“统治阶级的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因此禅宗在佛教界并不占据中心地位。但是，禅宗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意识，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禅宗强调“一在万之中，万在一之中”。例如，大海的波浪就具有这种特点。海水是“一”，波浪是“万”。之所以有两种名称，只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不同。海水在波浪中，波浪也在海水中。海水就是波浪，波浪就是海水。同样道理，参禅的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著名禅师清原惟信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刚参禅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参悟之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意思是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按照常识去认识山水。刚参禅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因为山水融入了自然，与万物合一。参悟之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因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辛弃疾的《贺新郎》中有这么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是这种境界的写照。当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差异就消失了。因为两者合二为一了：主观就是客观，主体就是客体，反之亦然。

日本艺术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侘”，二是“寂”。“侘”字的会意是“人在宅中”，即陋室与俗世隔离所带来的孤独而又自在的美感，即本义是“贫困”和“孤独”，最早是指山林隐士的生活。16世纪，千利休汲取了禅宗里的空寂、无我之意，将其引入茶道。禅宗主张在生活中安贫守拙，不追求华丽，满足于从后院菜地里采摘的一叠蔬菜，满足于聆听潇潇春雨的寂静。禅宗不欣赏生活表面存在的复杂，注重于在“自然”中安顿心灵。受禅宗影响，日本艺术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对“一”的重视。例如，通过一叶小舟在海上漂游，让人感到海的浩渺和广阔。借助荒凉原野上一片在积雪中微微探头的小草，显示生命的律动和春天的来临。通过一棵歪斜的竹子表现风的强劲，或者一只瑟缩在枯枝上的小鸟表现肃杀的秋色。

“寂”的本义是纯朴自然，本色本貌。“寂”并不代表原始，而是要求对自然有真切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感悟艺术家笔下的云朵、小溪、树木、波涛，才会有现实感，才能面对显示淳朴自然之美的“枯山水庭院”，产生如临陡峭山崖，如闻惊涛拍岸的大自然美感。日本流传着一个关于千利休的轶事。一天，千利休走进庭院，见整个庭院被打扫得非常干净，于是他故意摇下了一片树叶。虽然只是一片树叶，但却使整个庭院回归自然，不再有被清扫过的人工痕迹。因此，日本的传统建筑物，尤其是禅宗的寺院，大都保留着木材的本色。

日本艺术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称性。日本佛教寺院的设计就明确显示了这一特征。日本的寺院，虽然山门、法堂、佛殿等主要建筑物是在一条直线上建立的，但其他建筑物不是作为主线的两翼排列的，而是顺应地势，分散建成的。非对称性也是日本建筑的特色，不仅是寺院。

颇具日本文学艺术特征的俳句，也深受禅宗影响。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源于中国古代汉诗的绝句，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有一首《古池塘》，被称为俳句中的经典：“闲寂古池旁，青蛙跃入水中央，悄然一声响。”古池塘是静的，青蛙是动的。青蛙越入水中的声音，使人意识到整个环境的静谧。动与静，瞬间和永恒，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俳句就是这样，以很少的语言和笔触表达内容和情感。铃木大拙认为，“俳句是日本的天才宣泄自己艺术冲动的出口，是最妥当、最有趣，最有活力的诗歌形式”。“俳句是用日本人的心灵和语言才能完成的诗歌形式，而禅在俳句的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卓越的天职。”

禅宗和茶道的结合，即“禅茶一味”，更显示日本文化的特征。“茶道”一词早见于785年（唐贞元元年）诗人皎然的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该诗最后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题名“诮”字有诙谐之意。该诗主要是倡导以茶代酒，探讨茗饮艺术境界。茶道起于中国，但真正使之发扬光大却在东瀛。日本茶道大体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一是从受中国唐朝饼茶煮饮法影响，至平安时代，为“仿唐”期。二是受中国宋朝末茶冲饮法影响的时代。始于镰仓时期。日本独特的茶道也始于这一时期。三是受中国明朝叶茶泡饮法影响的时代，以江户时代为盛。

禅宗和茶道为什么有这种缘分？因为两者几乎同时进入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在将禅宗传回日本的同时，还带回了茶种，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并且将自己制作的茶和这本书送给了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不过，虽然荣西在中国的禅宗寺院里看到过茶道的演示，但他本人从来没有教授过茶道。半个世纪以后，是另一位谥号为“大应国师”的禅僧南浦绍明，将茶道的具体做法带到了日本。但日本茶道的初创者，是一休的弟子村田珠光。再后来，被称为日本“茶圣”的禅师千利休对茶道进行了改良，使日本茶道最终形成。

日本的茶道有一整套系统的礼仪，需要安排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遵循特定的程序，但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茶数奇”，即人和物的关系；二是“茶寄合”，即人和人的关系。在茶道的茶会中，对器皿的欣赏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茶道需要各种器皿，这些器皿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它们可以形成各种排列组合以“配合”季节、时间、参加茶会者的身份。茶道之美不仅是物与物的配合，而且是物与人的配合。日本人以“奇”而非“偶”为美。奇数之美是不对称、不完美、未完成之美。因此和不强调对仗、工整的“歌数奇”同理，“茶数奇”显示的也是“缺憾的美”。

因为受中国的影响，日本茶道最初对中国的器物情有独钟。从15世纪开始，质朴无华、显示自然美的器物日益受到青睐，最终形成了崇尚幽雅恬静的日本茶道风格。迄今为止，崇尚自然美仍是日本美学最核心的要素，构成日本独特的艺术哲学。

人和人的关系则突出强调“和、敬、清、寂”四个字。这四个要素是推崇情同手足、秩序井然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是禅寺的生活，也是日本人推崇的价值规范，是日本人的意识中最初的训令。当然，人和人的关系也离不开物。

大“和”民族非常注重“和”。7世纪初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第一条起首就是“以和为贵”。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本格指出，表意文字“和”是和谐的意思，这是日本民族最高价值规范。茶道强调的“和”，不仅指内在的感情，而且指外在的显示，如茶室的布置、光线、音响、香气，都以柔和为标准。

“敬”，原本是宗教精神。因为在神圣面前，人应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但是，禅宗倡导的“敬”极具特征。禅僧为了在寒夜中取暖，可以将佛像烧毁，可以毁掉贵重的遗产。因为，抛弃一切对视觉具有诱惑力的虚饰的东西，是禅宗的真理。但是，禅宗对在暴风雨中沾满了泥土的小草却充满敬意，并将未经修饰的野花奉献给佛陀。

“清”就是清洁。清洁是茶道的精神构成，也是日本神道所强调的要素。与茶道有关的一切，包括场所和器物，都注重清洁。在茶室外，潺潺流动的清水，可用以洗手。如果没有，那么在茶室内，必定有为客人准备的清水钵用以洗手。在武士道的经典《叶隐》中也这样写道：茶道之本意，清六根之为也。被视为茶道经典之一的《南方录》写道，茶道的目的，是在尘俗的世界建立一方清洁无垢的净土，一时汇聚在一起喝茶的人，要在这里创造理想的社会。因此，茶道强调“一座建立，一期一会”。“一座建立”，就是人们相聚一起喝茶，形成“一座”；所谓“一期一会”，意思是相聚一起喝茶的人们，即便是彼此非常熟悉的亲朋好友，也要将此次聚会视为人生只此一次的机缘。人生无常，如同茶的泡沫，转瞬即逝。因此要格外珍惜。

“寂”在梵语中不仅意味“寂静”“平和”，而且经常用来指“死亡”和“涅槃”。在茶道中则表示“单纯”“贫乏”“孤独”。一休的弟子珠光在讲授茶道精神的时候，经常讲中国唐代诗人郑谷为齐己改诗的故事。齐己写了两句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建议将“数枝”改为“一枝”。在皑皑白雪的山村里，一枝梅花傲霜斗雪，凌寒开放，这就是茶道要表现的意境和美感：一种静谧孤独的美，一种原始单纯的美。

概而言之，主宾“一座建立”对饮是为“和”，举止恬淡悠闲是为“敬”，保持自我的觉知是为“清”，在默默饮茶中让时间流逝是为“寂”。今天，日本有三十多个茶道流派，但最主要的流派，是千利休的子孙创立并承袭的“三千家”：表千家流、里千家流、武者小路千家流。

作者点评：

韩国著名“知日家”韩准石在他《文的文化和武的文化》一书中强调：“我在这里所指的日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经过长期的武家时代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武家文化”即“武”和“文”的对立统一，如同“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并行不悖，在日本似乎从来不是问题。

镰仓时代作为第一个武家掌权的政权，其所栽培养育的文化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我们难以低估的。因为，儒教、佛教、西学，但凡属于日本意识形态核心要素的内容，无不和武家文化互为因果。例如，中国的“四民”即士、农、工、商中的“士”，是文士，而日本士、农、工、商中的“士”，则是武士；中国儒教强调仁、义、礼、智、信，而日本儒教强调仁、义、礼、勇、诚。诚和信可通解，但“智”和“勇”却鲜明地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价值观。日本对“忠”的崇尚，使他们虔诚地在涩谷车站为一条名叫“八公”的狗竖立了雕像，并将它的事迹写入教科书，以至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和刀》中也对其专门论述。因为，那是一条忠诚的狗。而“忠”作为日本武士道的“拱心石”，确立于镰仓时代。其精神内核传承至今。按照日本著名学者神岛二郎在《近代日本的精神结构》一书中的说法，“日本人将以往对天皇的忠诚，转向了对企业的忠诚”。可以说，正是“忠诚”铸就了引导日本走向成功的“日本式经营”“三大神器”：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工会。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日本人忠诚的对象不同，但其本质不变。“松下信条”写道：“只有我们公司的每个人都同心协力，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进步和发展。因此，当我们投身到继续不断地改善我们公司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一最终目的牢牢地记在心中。”这，是要求对企业忠诚。

“花为樱花，人为武士。”这句曾经反映日本人人生追求的话，在日本已经历历史巨变的今天，似乎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qC8w2EeILgAR5QFbdzs6Nu6vlS8kPaehjlcoSenWQZST3bYkE7a2NEBQfu/X0F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