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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推行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中央政府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获得25%的收益。基于责权利相当的原则，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相对而言，县的地域小，人口少，留存税收少，经济能力普遍较弱，对于很多突发的事件靠自身无法解决，需要市级乃至省级的帮助，比如重大生产项目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自然灾害的救援、重大疫情的防控、恶性刑事案件的侦破等，这是上级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正因为职责和义务方面，市里承担了更多的职能，也意味着花钱的地方比县区更多，需要协调的关系比县区更复杂，付出的成本也更高。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完善县乡村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重点镇集聚功能”，中央提出了大批支持县域经济
发展的政策后，县域经济让区县成为拉通城市和农村的走廊，一方面承担着乡村振兴的重任，另一方面承担着政令上传下达和夯实落地的职责，也就代表了权力和权利扮演着双向奔赴的角色。
随着大批的县被纳入市级管理的区规划范畴，市级政府便可以统一协调区县的发展，但也有大批的区县被“虹吸效应”影响巨大，财政收入不高、需要市里支持的区县自然就矮了一截，借市里的钱来发工资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而市里需要向其借钱的区县腰杆子硬也是正常的，钱是男人的腰杆子，也是区县领导的腰杆子。由此可见，行政自主权与财政收入是有一定正向匹配度的。现实存在的状况是：虽然县区都是归市里管，但是市财政未必比县区财政日子好过，现在依然有地级市还需要向财政状况好的区县借钱，用于发工资和开展大项目。
县强市弱的地方在国内有不少，浙江金华除了金华火腿被网络“吃货”们熟知，其余的都比不上辖区内四个县级市：义乌、东阳、永康、兰溪；同样是浙江的嘉兴，下辖的海宁、平湖、嘉善、桐乡、海盐也都是百强县；福建泉州的名气和GDP也比不上辖区内的晋江、石狮。这几个市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县域经济含金量高，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跟地方主政官员思路开放有关，更与沿海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有关。码头文化带来的外来物质和精神的冲击，让大批当地人意识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是脱贫致富的机会，机会来临时，放手一搏成为地方快速发展的重要砝码。
区县的日子好过，还借助注册地优势。毕竟，企业落地注册一定要在适合的区县，区县了解掌握着企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从金融、物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为企业法人和员工提供相应的服务，借此加快提升政府工作的综合能力，也能够留存更多的企业所得税。深圳粤海街道的上市公司扎堆就是最好的例子，街道的钱比区里的钱都多。粤海街道位于南山区中部，因地处粤海之滨的粤海门村而得名，20.99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坐拥百余家上市公司，腾讯、迈瑞医疗、大族激光等知名企业都在粤海街道，撑起了南山区GDP的半壁江山。
县区辖区内的一家优质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能够带动整个区的经济活力和消费水平。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为例，山东胜利油田作为中石化的重点企业，兴建了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省重点工程、公益工程，催生了新兴石油城市——东营市。胜利油田每年实现的企业增加值及上缴税费，在山东省特别是东营市经济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东营大批的石油化工企业群都是因为胜利油田的崛起而萌芽、成长、壮大。也正因为如此，胜利油田的员工收入比东营市县公务员的收入要高出一大截，胜利油田总公司所在的东营市东营区也成为人均消费水平居高不下的区。
县强市弱就需要市里转变工作思路，加大对市区的扶持和建设力度，吸引人才和企业落地落户，要在提升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上下功夫，在注册地优惠上下功夫，发展总部经济，通过市政府更完备的服务，留住优质企业和优秀人才，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增强与下辖区县相比的竞争力。
在企业和人才奖励、补贴政策层面，市、区县会有配合较高的统筹协调。市里对人才和企业有不同层次的支持和补贴，比如住房补贴、政策税收补贴、返还留存部分税收等，还有对上市公司、挂牌新三板公司的各种奖励，对公司拿到国家级、省级奖项的奖励，等等。区县参照市里的政策也会出台相应的规定，有适当比例的缩减或增加，在市、区县的加持下，企业的未来可期。比如根据《呼和浩特市支持企业上市若干措施》，本市首发上市企业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市本级分阶段给予其资金奖补，奖补额合计不超过500万元；企业上市后，积极协助企业再享受自治区500万元上市补助资金。对实现在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注册制上市的企业，企业完成自治区证监局辅导备案后，奖补200万元；企业经主承销券商递交发行上市申请材料并获得证券交易所受理后，再奖补200万元；正式上市奖补100万元；对进入新三板精选层的企业奖励300万元。抓大放小，放水养鱼，对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大力度扶持。
政府对有先发优势的上市企业进行奖励是锦上添花，对后备企业融资支持“雪中送炭”需要“真情实意”地体现在真金白银上，不少省份把“新增上市公司目标数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产业引导基金、创投基金就成了政府提升企业在落地竞争力方面的首要选择。
在基金层面，省、市、区县联动也成为常态化操作。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后，部分险资、银行理财子出资受到限制，政府引导基金成为PE/VC机构募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部分地区也推行高比例出资方案，但实际上出资并不尽能达到最高配置要求。大批的基金管理人在申请市里产业引导基金的同时，也在同步申请省里和区县的产业引导基金。比如市里配资比例为20%，省里是10%，区县为19%，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比例原则上最高不超过子基金规模的50%。不过，深圳的创新依旧在继续，2022年3月推出的《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明确，深圳市内各层次、各级别的财政资金和国有成分资金出资总额占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70%，根据返投倍数的不同，梯度对子基金LP或GP进行业绩让渡，最高可让渡50%超额收益。在产业引导基金的要求下，完成省、市、区的返投也是可以重叠的，落地区县的返投就等于是落到了省、市，对基金市场化运作有积极的影响。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市、区两级的联动不光体现在政策和基金上，还需要诸多行政的协同和配合，区县的平稳发展、平衡发展也会为市里的财政收入和产业战略布局提供弹药粮草。市里要学会用行政的手段和金融的工具撬动每一块木板，把市里财政的桶沿做高，才能留住滋润地方生命力的水（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