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和GDP哪个更能诠释官员的KPI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提供公共财物和服务需求而筹集的全部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表现为政府部门在一定期间内（一般为会计年度）获得的货币收入。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财产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富余状况。政府财政有四种主要的收入来源渠道：税收、社会缴款、赠与和其他收入。GDP是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在会计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除以人口的数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是综合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GDP的增长，因为GDP代表的是经济整体的发展态势。但并非所有的GDP都会计入财政收入，GDP总量中部分不能计入财政收入，比如职工薪资和福利、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农民自产自用收入、自有住房的虚拟服务等；部分财政收入与生产过程无关，所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原则，是不能计入GDP核算的，主要包括个人缴纳的契税、房产税、车船购置税以及部分非税收入等。

财政收入较大部分来源于税收和土地收入，很多发达的沿海省份的市县出现GDP和财税收入错配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进出口退税或者对外资企业退税引起的错位。一直以来，国内对外资企业是施行减免税收政策的，因为外资在本地的投资总额也是当地主政官员的KPI之一。免税减税之后是无法对当地财政收入产生影响的，但是能有效地拉动GDP的大幅度增长，促进当地就业水平，也能刺激当地消费能力人群的增加。算总账下来，对各项要素的考核是不亏的。现阶段，由于世界经济不振，国内经济增速呈逐步下滑态势，国家施行大规模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和前些年相比，财政收入与GDP的弹性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

使用税收手段来改善民生比较直接，同样也会影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由于现在大基建已经完成雏形，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的消费和使用需求。短期内大规模投入基建可以提振GDP，同时减少失业率，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等在外务工人员工作的稳定性，但是对财政收入并不能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不会增加下一次投资的机会。也正因如此，节流其实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市县级政府应该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支持创业和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减免税收支持上，能够让人民更切实地感受到在经济寒冬来临时，与政府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增加政企之间的亲密度。从长期来看，政府的正确引导能够刺激创业者百花齐放的创业激情，也能鼓励年轻人通过创业的方式完成就业，扩大培育企业基数，孕育更多的规模以上企业。政府通过创业引导基金的遴选，只有让创业机构在野蛮生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管理的规范化、企业运营的制度化，迅速建立流程机制，才能提升企业创业成功的概率。

KPI是关键绩效指标，不要以为只有企业员工才有KPI考核，市县政府主政官员也有。GDP依靠的综合支撑是从生产力角度对地方经济整体的把握，完整地反映出了经济整体盘面大小。各地在比较GDP是否过一定节点，是因为无论是拆屋顶还是建屋顶都是一种生产力的表现，准确映射到GDP的增长上。下大雨的时候依然有人在拆屋顶，不是因为增长GDP而努力，是因为这是他的KPI，主政官员为什么要关注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因为这也事关他们的KPI。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主要规范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领导职务所作的组织调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吸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于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明确表示，“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及民主测评优秀和称职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经认定确属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及时予以调整’。”由此可见，KPI的权重加分项很多，减分项也很多，在某个选项加了分数也不代表在其他部分可以原封不动地补回来。市、县、乡的政府考核包括一系列较复杂的、持续变化的指标。追溯到十几年前，北京大学的刘明兴教授在《地方治理实践：结构与效能》一书中写到，他在2000年、2004年和2007年对全国6个省、60个乡镇和120个村进行了跟踪调查，以全国若干地区县、乡政府使用的干部工作文件作为基本依据，要求被访谈的干部在备选的考核任务之中，选择县乡镇政府领导班子考核最重要的五项指标，并按照考核权重的高低排序。表2-1、表2-2列出的分别是该指标为该地首要考核指标的比例和属于前五项重要指标的比例。不难发现，对于乡镇级政府来说，招商引资是不变的主题。这其实契合了在省地级的GDP考核，也是一种对于经济发展的追求。另外，社会综治在前五项中出现的比例逐年上升。社会综治这个指标不仅包括当地治安，也包括信访数量等因素。这也是市、县、乡镇政府在全国两会期间等重大会议期间频频到北京截访的原因。

第三张表（表2-3）是所谓的“一票否决”项目，也来自对主政干部的调查。由于调查年代所限，计划生育依然在考核之列，其中，计划生育、社会综治和安全生产是县、乡镇干部晋升的“红线”，远远超过其他的指标。触及这根红线的干部，比如出了安全生产事故、超生数量超标或者是漏截了几个上访的群众，该县、乡镇的干部仕途就走到头了。所以，信访办一直是苦活儿、累活儿，政府主政官员最关心的也是维稳问题。当然，计划生育作为曾经的国策已经有了360度大转弯，鼓励多生孩子，增加本辖区内的生育率已经逆袭成为主政官员KPI考核的非硬性指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2月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要求，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资源利用权重占29.3%，环境治理权重占16.5%，环境质量权重占19.3%，生态保护指标权重占16.5%，增长质量权重占9.2%，绿色生活权重占9.2%。GDP增长质量权重不到资源利用、环境质量权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权重不到10%。具体来看，人均GDP增速权重仅仅占1.83%，但是单位GDP能耗权重达到2.75%；PM2.5指标达标权重占2.75%，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权重为2.75%；地表水劣五类水体比例、森林覆盖率等权重也为2.75%。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此之后，有关环境、能源资源的权重，超过了GDP，相比于速度，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财政收入和GDP的考核任务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转变的，任何量化指标出现之后，就一定会出现“数字游戏”的风险。为了避免考核成为作秀，政府要加强考核监管，优化考核方法，不能唯KPI考核论英雄，要从骨子里意识到，强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才是中国经济社会需要发展的必由之路。 gGaSECHhs6RBGvw+x1/inA7Wr11IxEd+8pXa9sFDkzwBu455TPmYwk3FTZ/SzX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