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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枚深藏于苏格兰的宝石

未竣工的苏格兰国家纪念碑坐落于爱丁堡市中心附近的卡尔顿山山顶上,纪念的是在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苏格兰将士和水手。纪念碑的设计以雅典的帕提侬神庙为原型,从中汲取的灵感却远超设计者的初衷。 [1] 帕提侬神庙已损毁过半,国家纪念碑则因资金匮乏于1829年弃建,半途而废。

纪念碑令人联想到古典希腊在现代苏格兰的显现,如此联想乍一看并不相宜。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奠定根基时,苏格兰如同英国其他地方,仍是没有文字的社会。但是,到了18世纪早期,苏格兰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的继承者,是世界哲学之都了。爱丁堡引领欧洲启蒙运动,仅有巴黎这个思想中心可与之匹敌。无论是在爱丁堡,还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说,苏格兰人“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杰出的文学民族” [2] ,此话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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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未竣工的苏格兰国家纪念碑,爱丁堡市卡尔顿山

近代有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于爱丁堡这座城市。一位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闻名遐迩、备受尊崇;另一位是休谟,在学术圈外则鲜为人知。然而,在哲学家这个群体里,人们都会赞美休谟,尊他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近年有一项研究 [3] ,邀请几千位学院哲学家(academic philosophers),请他们回答“你最认同哪一位已经作古的前辈?”;他们的答案显示,休谟明显领先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休谟曾描述过一个现象:“学者的活动封闭在学院和小房间里,与世隔绝,缺乏与良好伙伴的交流,故一直遭受损失。” [4] 其身后之事足以说明,他也为这种现象所害。休谟享受学术界无上的爱慕;在学术圈外,竟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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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并非总是哲学痴迷者——也会提及休谟对自己的影响。爱因斯坦在致信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时说,他“曾怀着热切、钦佩的心情”阅读休谟的《人性论》,“之后不久便发现了相对论”。他甚至说:“倘若没有这些哲学研习,我很可能找不到这个答案。” [5] 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也显示,他读过休谟的几部著作。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曾说,哲学家“很聪明,可是所言没有丝毫用处”;然而,他认为休谟属于例外,承认自己一度“深深爱上了”他。 [6]

即使是在学术上崇拜休谟的人,也未必能充分领会他作为 实践 哲学家的价值。休谟最有名的是他的因果观念、知觉观念以及对宗教的批评。可是,人们学习休谟的思想,往往不是为了过上良好的生活,此可谓一大损失。休谟耗费许多时间思索并撰写的内容,确实大多是关乎玄奥晦涩的问题,但那也只是因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关乎人性的最抽象的思辨,无论如何枯燥无趣,都可服务于实用道德(practical morality),并使实用道德的戒律更正确,使它的劝导更具说服力。” [7] 例如,休谟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与我们日常经验的每个瞬间息息相关。休谟绝不允许自己的理智插上幻想的翅膀,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扎根于经验,把经验称为“人生的伟大指南”。因此,休谟思考日常问题,犹如他思考哲学的终极问题一样庄重、理性。

休谟究竟如何给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要知道答案,我们不仅需要阅读他的著述,还要观察他的一生。除了偏执、自恋的让——雅克·卢梭以外,认识休谟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他晚年曾在巴黎旅居三年,在沙龙这样的社交场合游走的人们都渴望与他为伴,人人称他“好人大卫”。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在致休谟的书信中说,休谟是“一个伟大的人,您的友情弥足珍贵,我会视若珍宝” [8] 。亚当·斯密盛赞休谟:“也许在人之脆弱的本性可容许的范围内,他几乎接近‘智慧、美德皆完美的人’这个概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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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不仅撰写如何生活的文章,他还以身践行良好的生活方式。他的哲学主张中庸、适度,他倡导人类同情心,对同情心的重视程度即使没有超越,也不次于对人类理性的拥护。他不会恣意乐观地赞美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更不会歇斯底里地鞭挞宗教和迷信。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因为追求学问和知识而妨碍自己享受美酒、佳肴、社交和玩耍这些令人舒缓放松的乐趣。休谟以身践行一种温和、理性、友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涉及的一切都是今天的公共生活里罕有的。

休谟的所言和所行同等重要,它们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和谐的整体就是身心合一的生活,它激励我们所有人。我想纵观大卫·休谟这个整体,即此人本身,还有他论及他本人、他的生活方式诸方面时传递的哲学思想。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同时解读他的生活和他的著作。我跟随休谟一生的脚踪,包括他生活和旅居过的地方,旨在说明:跟随他哲学的脚踪,也是同样明智的。

我们观察休谟的生平和为人,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没有从学术界的卓越地位“转身”,而获取公众的赞扬。简言之,休谟没有可以彰显知识的魅力和神秘感的个人特征。还有一些浪漫的悲剧人物,遭人误解,默默无闻,不得人心,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休谟亦非如此。相反,休谟和蔼可亲,整日兴高采烈;他去世时,受人爱戴,饱享声誉。他的思想合乎情理,不会惹人反感;他的观念没有明显的极端倾向,不至于令人诧异。他对“狂热者”的厌恶——他指的是各种狂热分子——让他极其温和,不会在仰慕者中间唤起狂热行为。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一个睿智而完善的人,可是,同样的品质又遏制了他,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受狂热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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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要在近代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回归休谟的哲学,这个时间点肯定就是现在。狂热分子愈来愈多,民粹主义的铁腕政治人物维护人民的意志时,仿佛认为人民的意志是绝对的,且是绝对正确的。在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也许可以借助尼采式的人物帮我们摆脱中产阶层盲目自满的情绪,或者心存柏拉图式的完美而不朽的梦想。可现在这些哲学理念是多余的,沉溺其中会产生祸害;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健全的理智和非同寻常的见识。

我会使用许多休谟用过的词汇,主要因为我发现休谟的词汇如此精湛优美,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词汇升华他的词汇。我知道,许多人认为休谟的作品不易读懂,这主要归咎于他18世纪的文风——句子长,词汇过时。但是,在他貌似冗长枯燥的漫谈式文本里,瑰宝俯拾即是。休谟特别懂得文章开头和结尾的重要性。此处以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第一段为例:

在所有争论中,与那些顽固地扼守自己原则的人争论最令人气恼。然而,也许这种气恼远不及与那些毫无诚意的人争论,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自己维护的观点,他们参与争辩乃是因为装腔作势,源于一种对抗精神,或渴望炫耀自己的机智和技巧比其他人更高明。我们可以预测,这两类人同样盲目坚持自己的论证,同样蔑视自己的对手,在固守诡辩和谬误时保持同样狂热的激情。他们在争论时并非从推理中获得原则;由于逻辑和感情毫不相干,若我们指望运用逻辑让他们接受更合理的原则,则是枉费心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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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克服文本中“pertinaciously”(顽固地)、“whence”(从那里)、“inforcing”(固守)这类词汇造成的障碍,你就能看出,这个段落简直就是一篇微型论文,直击顽固之人的本质,并说明这种顽固性何等令人反感;我们还能看出,休谟决意远离这样的恶行。休谟所做的研究是真诚的,绝不试图为自己既往坚持的信条辩护。读者应当用同样开放的精神解读他的作品。

我们可以向休谟学习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我从这些经验和教训中提取精华,由此产生源自休谟的箴言。比如,从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可以汲取这个原则: 倘若人们持守信条的原因和理性无关,理性也 就无力改变他们。 这些原则,我基本上用自己的词汇表述,有时也用休谟的语言,全部收集在本书的附录中。这些原则有时是负面的教训,即我们从休谟的错误和失败中获得的经验。休谟为人谦卑,常自我贬低,他肯定很赞同我这么做。他曾经说,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胜一筹,原因之一是人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从自己的失误中获益” [11] 。他在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的品格下断语之后,又特别提到:“公平公正的读者(假如真有这样的读者)和子孙后代(如果他们知道这样的琐事)完全有能力纠正我的错误。” [12]

为方便读者在本书中找到这些格言,我使用了不同的字体。既然我们的旅程有休谟的指引,我们就直接引用休谟的一句箴言来开启这段旅程:“ 旅行有许多好处,它是消除偏见的最佳方式 。” [13] 休谟一生中游历甚广,两次最重要的旅行都是去法国。这两次旅行恰好在他创作生涯的两端,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他年轻时去卢瓦尔河谷寂静的拉弗莱什镇,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撰写了第一部哲学著作《人性论》。待他年迈,主要作品均已完成时,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巴黎生活了两年多,这里的知识分子整日盛宴款待他。两次旅行颇似一排图书两侧的书立,既对称又不对称,同时塑造他的生活和创作,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个人生活和创作生涯。这两次旅行告诉我们,无论休谟是孑然一身还是宾客盈门,是誉满天下还是默默无闻,是飞黄腾达还是苦苦挣扎,是年轻力盛还是年近垂暮,他在人生的每个时刻都在劝导我们每一个人。休谟和他的哲学是我们生命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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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Robert Cockerell & William Henry Playfair.

[2] Letters of David Hume Volume 1 ,ed.J.Y.T.Grei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Letter 135.

[3] philpapers.org/surveys/demographics.pl.

[4] “Of Essay-Writing,” 4.

[5] Einstein to Moritz Schlick,December 14,1915,Papers,A,vol.8A,Doc.165.

[6] Interview with Julian Baggini, Philosophers’ Magazine ,issue 42(2008): 120—126.

[7]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3.3.6.6.

[8] Letters of Eminent Persons,Addressed to David Hume ,ed.John Hill Burton(W.Blackwood & Sons,1849),Letter 16,March 1766,p.234.

[9] Adam Smith to William Strachan,November 9,1776,available at www.ourcivilisation.com/smartboard/shop/smitha/humedead.htm.

[10]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1.1.

[11] Of the Dignity or Meanness of Human Nature ,5.

[12] Essays,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 ,“ Advertisement ”,(1752),2.

[13] Letters of David Hume,Volume 1 ,Letter 64. Kzhaq96YKewWa/EkhofRmqqN6YzsiM9IEk2OY/44myIfppIbo56+CXqHTi0V/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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