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既有长时间的南北割据、频繁的政权更迭，又有活跃的文化交流、广泛的民族交融。南京作为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偏安江南一隅，却始终与北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能利用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一段简单的故事，做成一个公众容易理解的展览，来管窥这段历史。

在策展人的努力寻觅下，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出现了。半个世纪前，位于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被发掘，出土了许多鲜卑族和汉族的随葬品，史书上关于墓主人父亲北奔和迎娶北魏公主的记载，也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特殊家族的认知，我们获得了一个联系东晋和北魏的很好的例子，于是，“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览诞生了。

回望历史，公元420年，立国百余年的东晋终被刘裕建立的宋所替代，中国南方由此进入南朝时代。在初冬的一天，一队驾着马车的行旅趁着夜色风尘仆仆，为首的是东晋皇室成员司马楚之，他正带着家眷和亲随逃离故土，而这次长途跋涉的终点是位于代北塞外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的首都平城（今大同）。

这一年是南朝刘宋的永初三年（422），作为旧皇室成员的司马楚之已经历了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在权衡与考量后决定北奔。这一年也是北魏明元帝的泰常七年，他慷慨地赠予南方皇族尊贵的琅琊王爵位，选鲜卑王族河内公主下嫁楚之，本展览的主角司马金龙便诞生在这个汉与鲜卑结合的家庭。司马金龙不仅袭爵琅琊王，还擢升为孝文帝的老师，位极人臣。在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去世，与妻子钦文姬辰合葬在平城东郊。

1965年，这座重要的墓葬被偶然发现，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尤以满绘精美人物故事的列女古贤漆画屏风板及构件、带有浓郁中亚造像风格的石刻震撼世人。屏风漆画的画风与被尊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如出一辙，是一件典型的汉文化风格文物；繁缛细腻的石刻作品风格与中国的传统迥异，可以显著地感受到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西风而来的中亚佛造像艺术，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北方。

本展按时间脉络解读了琅琊王司马金龙的一生，分为三章。第一章讲述琅琊王的家族，以文物营造一幅南方士族贵族的生活图卷，让帝王州、金粉地建康士族的华贵跃然眼前；第二章选取鲜卑特有的游牧民族器具，呈现塞北民族的奔放与豪迈；第三章展示司马金龙家族的光辉，通过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遥想琅琊王族的尊贵。总之，本展主要通过对江苏出土的东晋文物、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代文物的对比展示与阐释，讲述在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艺术风格下，两类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通过碰撞、交流，从而形成的5—7世纪南北不同民族的交融和变革。

展览得到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的积极响应与鼎力支持，他们提供了精美的藏品，与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的藏品一道，勾连起当时东亚最重要的两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间的交流互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南京博物院与山西博物院联袂举办过多次展览，在南北文物的交响中展示出江南水乡的绵柔与中原黄河的铿锵。区域文化的异同和交流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因此南北地域多样文化的对比、交流与展示，是我们两院深入合作的重要方向，让我们在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同市博物馆也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与帮助。山西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文明进程的重要区域，其间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无不展现出游牧民族的豪迈。而我院东吴、东晋乃至南朝宋、齐、梁、陈（统称为六朝）的丰富典藏，以及南京市博物总馆的珍藏，呈现的是“江东风流”的物质文化载体。风格迥异的南北方，因一位东晋皇族而联系在了一起。

朱金耀彩的漆绘屏风、矫若惊龙的法书、丝路远舶而来的异域金银器与南北方文物同堂并陈；北国的粗犷豪放、南国的优雅故事，将会折射出整个时代文化与艺术的激荡与辉煌。种种感怀，我们留给您来品读。

斯为序。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
南京博物院院长
龚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