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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刻，所有的旧事物又一次成了新事物。
——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的《金发美女》（ Blonde on Blonde ）是我打包进行李箱的两张唱片之一，那是1974年的初夏，我的这个行李箱将从新西兰寄往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另一张唱片是《莱昂纳德·科恩之歌》（ Songs of Leonard Cohen ）。当时，我二十三岁，卖掉了自己收藏的其他唱片，想用这笔钱去希腊背包旅行两个月，在那之后，我将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是我的首次希腊之行，不过，从九岁开始，我便迷上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我在新西兰的奥克兰长大，同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之地相隔着半个世界。我于1974年8月18日抵达安娜堡，准备以一名古典文学教师及学者的身份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几天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刚刚辞职。10月份的时候，我的行李箱终于到了，看到那些熟悉的物件，我心里一暖。箱子里除了那两张幸存下来的唱片，还有我在本科阶段积攒下来的少数古典书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史诗诗人荷马（Homer）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还有萨福（Sappho）、卡图卢斯（Catullus）、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Ovid）的作品。从这些杰出抒情诗人和爱情诗人的作品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关于爱与生活、赢得与失去、哀悼与欢庆、成长与死亡的真谛。两千年来，他们的诗歌为哲学家和诗人、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以及梦想家和情侣带来了思想的火花，并激发了他们的想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身为一名古典学教授，我一直生活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的世界里，围绕这些诗人进行研读和写作，并将他们的原文典籍和英语译本传授给我的学生们。然而，我生活在鲍勃·迪伦歌曲世界里的日子比这还要长，在我的心目中，迪伦早已跻身那些古典诗人之列。他是那支古典溪流的一部分，它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然后一路流淌，历经岁月，直到今天依旧鲜活，不受时空的束缚。这便是鲍勃·迪伦之于我的意义，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自开启音乐生涯以来，鲍勃·迪伦一直秉承的艺术原则以及他对作品创作、修订以及表演的态度，与那些古典诗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所生活其间并进行创作活动的那个世界，也与古罗马的世界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性。美国的国父们（the Founding Fathers）便是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模式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系。我相信，迪伦早已认识到这样的相似性，而这一点，从一开始便展现在他为我们所创造的音乐世界中。
库伦·墨菲（Cullen Murphy）在2007年的《我们是罗马吗？》（ Are We Rome? ）一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即迪伦的时代）与古罗马千年历史中的诸多时期非常相似。在库伦看来，那些方面的共性构成了古罗马和美国之间的文化纽带：身为超级帝国的状况、种族差异引发的紧张不安、内战之后留下的难以磨灭的长久记忆、政权体制的虚弱感、人们生活境遇的下滑、道德与宗教束缚的松散以及对“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s）的抗拒。
关键的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古罗马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都拥有一定的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古罗马已经基本确立了它在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地位。当时，古罗马共和国已颇具规模，且无外部强敌之忧，在这种情境下，那些负责治理国家、扩张并捍卫其广袤疆土的高层人物展开了权力争斗。各方势力的冲突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其核心领导人物在一系列内战中被接连清除——死于战场、谋杀或暗算——于是，他们所代表的理念或利益也随之落败。这些人物赫赫有名，有伟大的庞培（Pompey the Great）、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布鲁图斯（Brutus）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他们都殒命于历时十八年之久的连续血腥内战。到了公元前30年左右，幸存到最后的那个男人，即未来的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给了共和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并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开国之君。
这段政局动荡的时期，亦是诗人和其他类型的作者接连涌现的繁盛时期。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政局危机或太平盛世的时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和大不列颠——所谓现代（Moderns）崛起的时期。这些时刻，引发了人们对过去的强烈意识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之感。这些时期的新艺术形式，是在回应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它们打乱和破除旧有的形式与传统，去翻新那些逝去的事物，并向未知的领域迈进。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会渐渐熟悉此处涉及的这些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还有一些诗人也应归入这一行列，可惜他们的文字未能留存于世。这些诗人的艺术，论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重要问题、他们那个世界的危险局势以及古罗马内战的后果。同样，迪伦的艺术也在回应他自己时代的问题：一是战争的可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冷战，以及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历史性事件；二是核战、越南战争，甚至包括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在这两种情况下，迪伦和那些古代诗人，通过音乐和诗歌探索了什么是人性这一根本问题，而时间将会证明，他们的作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被人称道，并具有超越自身时代的重要意义。
迪伦的歌一直占据着我少年时代以来的歌曲回忆，而几十年后，在重读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的诗篇时，我才在心里将他的歌曲与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相提并论。迪伦在其歌曲中，对这些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参考、借鉴以及“创造性的再利用”，他的此类创作主要发生在21世纪。我是去诺曼底海滨出差回来之后开始做这一关联研究的，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受邀在诺曼底海滨的卡昂大学做了一场关于维吉尔与其他古罗马诗人的讲座。该校的语言学教授凯瑟琳·梅森（Catharine Mason）在火车站迎接了我，并为我提供了住处。她提议说，与其去镇上观光，我们不如到海滩游览，因为该城镇在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之前遭到连续轰炸，城内的历史遗迹基本被毁。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于是，我便随她去了停车场。我们坐进车里，凯瑟琳转动汽车的点火器，车载音响立刻乐声大作。她在上次熄火之前忘了将音量调低，像我们很多人那样，于是，迪伦《白痴风》（“Idiot Wind”）的熟悉节拍急切地冲断了我们的寒暄，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过去是，现在也是：
你伤害了我的那些最爱，还以谎言将真相掩盖
总有一天你会跌进阴沟，苍蝇嗡鸣在你的眼边
鲜血染红你的马鞍
我们的谈话迅速转向了迪伦，谈论起这首歌和它的重要性。凯瑟琳不仅是新近离了婚的单亲妈妈，还是在法国抚养着两个儿子的美国侨民，这首分手之歌引起了她强烈的个人共鸣。她对迪伦的迷恋比我晚了二十五年，始于迪伦1990年的专辑《红色天空下》（ Under the Red Sky ），那张专辑的摇篮曲韵和童话传统是她那两个儿子成长旋律的一部分。我们在昔日的剑滩（Sword Beach）漫步，那里曾是诺曼底登陆的英军第三指挥中心。这时，凯瑟琳说起她计划举办一场关于迪伦表演艺术的学术会议，问我要不要在她的会议上做个演讲，甚至一起将会议论文编辑成册。我说，当然愿意，即使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切入这一会议主题。不过，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想法：迪伦1997年专辑《恍如隔世》（ Time Out of Mind ）里的歌，最近会让我联想到古罗马诗人的作品。然而，我还没有向任何人分享这一看法。
我在卡昂之行的几个月后，才理清了自己要在迪伦会议上发表的内容，那是在“9·11”事件后不久——2001年9月11日，是永久改变世界的一天。就在这同一天，迪伦的专辑《“爱与偷”》（ “Love and Theft” ）正式发行，我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高塔唱片店（Tower Records）买到了这张唱片，当时我的精神有些恍惚，因为几个小时前纽约双子塔刚刚倒塌。当最终细听这张唱片时，我在那首《寂寞的日子布鲁斯》（“Lonesome Day Blues”）的第十行歌词里听到了维吉尔：
我会饶恕那些被击败的人——我会对人群发表演说
我会饶恕那些被击败的人，年轻人，我会对人群发表演说
我会向那些被征服的人传授和平
我会驯服那些傲慢的人
这首歌的语言风格、韵式和曲调属于迪伦，但它的思想和措辞来自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只是迪伦对此进行了重新编排。在迪伦创作的歌词里，我认出了源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Aeneid
）的这几句，它们出自古罗马城的神话缔造者安喀塞斯（Anchises）之口。安喀塞斯（在从特洛伊逃往西西里的途中身亡）在冥界教导自己的儿子埃涅阿斯（Aeneas）
，关于罗马将要如何统治世界：
但是你将会拥有统治万国的王权，
记住，罗马人，以下将是你的统御之道：
向那些被征服的人，传授和平，
饶恕那些被击败的人，驯服那些傲慢的人。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6卷，第851——853行
当我听到维吉尔的诗句在迪伦的歌曲里回荡时，自己的论文题目便显而易见了。这场“鲍勃·迪伦的表演艺术性”学术会议最终于2005年3月在卡昂举办。我带上小女儿一同出席，她那时是大一新生，还是看过多场迪伦音乐会的发烧友。女儿选择和我在鲍勃·迪伦学术会议上度过她的第一个大学春假，令我又惊又喜。而这是关键所在。我以前也带她和她姐姐参加过学术会议，而她们常常到了会议举办城市后便自己玩自己的去了。可是，在诺曼底的那次迪伦学术会，事情却不同于往常。我女儿参加了每一场会议，甚至还参加了迪伦学家们的餐后迪伦小游戏。我们欣赏了凯瑟琳·梅森两个儿子的表演，他们演唱了亨德里克斯版（Hendrix-style）的迪伦的《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他们的热情让我震惊，或许我不该如此。看到年轻一代的迪伦粉丝演绎着他的作品，像我的女儿们、凯瑟琳·梅森的儿子们或新生研讨课上的学生们，我觉得这证明了迪伦作品拥有跨越世代的魅力，他的艺术历久而弥新。
在介于我两次诺曼底旅行之间的2003年，我决定向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委员会提交申请书，提议开设一门迪伦研讨课（据我所知，这样的课程前所未有）。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但这门研讨课最终获得了委员会的批准。后来，从一位支持课程申请的朋友（他是委员会成员之一）那里，我听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反对声音，其普遍态度是：“他要做什么？是要和学生坐在教室里一起听《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吗？”嗯，也是，这门课很难不把迪伦那首歌收录进来。我朋友反驳说，我的迪伦研讨课提议没有什么另类之处，和讲授艾略特作品的课程申请一样正常和恰当。这一论断占了上风，自那以后，这门研讨课受到了热烈拥护。我每四年开设一次迪伦研讨课，最近一次是2016年的秋季学期。
从2003年起，随着迪伦不断发行新的作品及突破新的界限，这门研讨课也在相应地调整和演变。我们追溯了迪伦歌曲的演变轨迹，从早期植根于民歌、布鲁斯和福音曲的风格，到如今他在录音室及现场表演中以电子音乐替代原声伴奏的艺术转变，而现场表演的舞台给了他最大的激励和灵感。我们沿着时间线进行梳理，但也探究迪伦歌曲主题之间的历时内在关联，这些主题是某种更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年以来，迪伦的歌曲与歌曲、专辑与专辑在这一体系中相互连接。像那些成为他艺术之源的民歌和文学文化一样，迪伦歌集里所思考的主题深邃无边，它们是我的研讨课的讨论主题：音乐与社会正义、战争与人类对战争的回应、爱与死亡、信仰与宗教、歌曲作为人类必死现实的某种补偿。我着重引导学生将迪伦的艺术看作艺术，但不将他的歌曲看作他的自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富于高度创造性的想象力之果，某些真实生活经历的细节和时间线被不断地窜改和转换，迪伦从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其中的大部分信息。
2004年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可以期待些什么。对于这门有十二场次的迪伦研讨课，每一场次的申请人数会有四名还是四十名？那些十七八岁的学生真的会对这位音乐人感兴趣吗（一位在很多人眼里只是20世纪60年代缩影的音乐人，而对他们而言，那个时代比后视镜中的镜像还要遥不可及）？多年以来，我在迪伦的音乐会上见过不少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所以心中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最终的结果显示，对迪伦感兴趣的学生很多，于是，这四年一次的研讨课收获颇丰。学生选课的理由多种多样。有些人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父亲或祖父对迪伦那么迷恋，有些人则想提升自己对迪伦艺术的鉴赏力，还有些写歌人想提高自己歌曲创作的技术水平。在写课程申请时，学生要回答参加该研讨课的理由，而他们的回复显示，迪伦的吸引力如同他的艺术维度那般多种多样：
“我想参加这门研讨课，因为我想成为更出色的创作者。我想分析他的歌词，将他引人情感共鸣的缘由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许我做不到，或许这样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我既写词也谱曲。迪伦如何将歌词与旋律进行有机结合，我对此颇有兴趣。”
“我不到四岁时便记住了《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全部歌词。几乎是从我出生的那刻起，我爸就一直在播放迪伦的歌。”
“我喜欢的高中英语老师超迷迪伦。”
“虽然迪伦可能没有斯莱什（Slash）或者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那样超一流的吉他演奏能力，但他在歌词方面的才华使得他的音乐拥有了至少同量级的震撼力。”
“我想了解音乐如何能与历史和哲学互动。”
我教授这门课已有十二年之久，对迪伦跨越世代的影响力有切身的体会。他的艺术可以超越时间，他的歌曲也深深吸引着年轻一代，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在迪伦开始写词谱曲的时候都尚未出生呢。迪伦一直在这里。他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多年以来，他的每一张新专辑都在改变着他所从事的艺术的边界。2016年，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全世界都承认了他的文学价值——而对那些早已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这个奖项意味着尘埃落定。我的研讨课碰巧在诺贝尔奖颁奖的那一天进行，那是2016年10月13日，这是我教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时刻，在那天，我感受到这些一年级学生的深深喜悦之情，因为他们知道诺贝尔委员会做出了公正的判断。
本书将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颁奖礼结尾，但此刻，让我们一同拜访下迪伦漫长音乐生涯里较近的一个演出场所吧。2017年的4月1日，已经七十五岁的鲍勃·迪伦依然在路上，他刚刚开启了一轮二十八场的欧洲巡回演出，而在斯德哥尔摩海滨将举办两场，这便是其中的第一场。当天的早些时候，迪伦与瑞典皇家学院十八位委员中的十二位进行了私下会面，领取了他的获奖证书和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色奖牌。这一奖项是在五个月之前宣布的，迪伦的获奖原因是“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意表达”。瑞典皇家学院的成员兼常务秘书长萨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在她的博客里记录了这场私人授奖仪式的基本要点：
现场情绪高涨。大家喝了香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端详金牌，尤其是金牌背面的精美图案：一位坐在月桂树下的年轻男子在聆听缪斯之声。奖牌上还刻有一句来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原话：Inventas vitam iuvat excoluisse per artes，可大致翻译为“那些以自己的新技能让地球上的生命变得更加美好的人”。
没人会相信达尼乌斯模棱两可的描述——“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端详金牌”——因为现场的其他人早已见过奖牌很多次了。显然，迪伦才是那位仔细研究奖牌的人。作为会留意周遭一切的艺术家，而且面对的是一枚与维吉尔作品（对此，我们会在本书后面了解更多）有关的奖牌，迪伦肯定会被奖牌背面的图案吸引，此图案由瑞典雕刻师埃里克·林德伯格（Erik Lindberg）于1902年设计。
我们在奖牌图案里看到的这位年轻人，并非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而似乎应视为诗人维吉尔的代表，他是维吉尔诗集《牧歌》（ Eclogues ）首篇里的一位牧羊歌手，当他在树荫下歌唱时，他的心在“为林间的缪斯女神苦思冥想”。奖牌上的这位歌手也在望向正弹奏七弦琴的缪斯女神，这种七弦琴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称为西塞拉琴（cithara），我们的吉他（guitar）一词便来源于此。这个年轻人的旁边画着一个古盒（capsa），上有三卷莎草纸，是他的书写材料。迪伦了解自己凝视的这个场景，他在2012年发行的那首《古罗马国王》（“Early Roman Kings”）中融入了《奥德赛》（ Odyssey ）的荷马式吟唱及竖琴演奏——“取下我的琴，调好我的弦”——而第二天他将在斯德哥尔摩演奏这一曲。和这幅图案一样，刻在奖牌边缘的那一圈文字也来自维吉尔：Inventas vitam iuvat excoluisse per artes。其更大的背景框架是，这句诗出自《埃涅阿斯纪》第6卷的一段描述，关于歌吟者（singers）应在维吉尔笔下的天堂里获得一席尊贵之地：
俄耳甫斯（Orpheus），身着长袍的色雷斯祭司，
时而以象牙琴拨，时而以修长手指，
拨动着手中的七弦琴，旋律有力，节奏铿锵，
忠诚的诗人啊，他们的歌声不辱阿波罗的声望
他们以自己磨炼出的新技能丰富了我们的生命
他们带给人类的福祉，我们将铭记于心。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6卷
1945年，T. S. 艾略特（T. S. Eliot）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经典？》（“What Is a Classic？”）的文章，专门论述了维吉尔以及《埃涅阿斯纪》能成为跨越时间的经典的原因。1948年，当艾略特自己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一定很高兴看到刻在奖牌上的维吉尔的诗句以及这个图案。艾略特在那篇文章中将维吉尔视为经典的一段描述，对他自己的现代诗歌经典之作《荒原》（ The Waste Land ）以及鲍勃·迪伦的作品同样适用：
若曾有诗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品的企图，那便是维吉尔；而有一件事他不可能会设为目标，也不可能刻意去做，那便是去写出一部经典作品：一部经典作品之所以能被视为经典，是因为这只能在事后从历史角度得出评判。
这是一本关于鲍勃·迪伦的书，在我的生命里，他是一位对英语语言和它的歌曲传统进行艺术加工的天才，这一点确定无疑，如同艾略特是20世纪上半叶的天才诗人。现今，迪伦已经赢得了艾略特那样的地位，这略有些讽刺意味。毕竟，他在1965年的《荒凉的街巷》（“Desolation Row”）里提到艾略特时，听上去有些离经叛道——领奖的那晚，他在斯德哥尔摩海滨的演出里也唱了这首歌：
啊，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与T. S. 艾略特
在船长的瞭望塔里打成一团
卡里普索的海神歌手们大笑着
与手捧鲜花的渔民们一起围观
在那首歌里，迪伦似乎是站在卡里普索的海神歌手与渔民们一边，他们境遇相似：
在大海的窗户之间
可爱的美人鱼在游荡
而没有人会真的惦念
那荒凉的街巷
读者们会留意到，迪伦不仅对艾略特和庞德直呼其名，还暗指这几句歌词来自艾略特的第一首经典诗作《J. 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的最后部分（第124——131行）：
我听到美人鱼在歌唱，彼此应和。
我想，她们不会为我而歌。
我望见她们凌波驭浪奔向大海
将海浪向后纷披的白发细细梳理
当风把海水吹荡得黑白斑驳之时。
我们一直在大海的闺房里游荡
为那些头戴红棕海草花环的姑娘
直到被人声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
尽管迪伦在《荒凉的街巷》里似乎与这两位现代诗人保持着距离，即便他对其中一位有所暗指，但无论喜欢与否，迪伦自己也成了一代符号、一个经典，像艾略特那样。而这一改变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
本书还会探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如何为迪伦的天赋提供长久的滋养，那个时代的古典作品为何对他有着重要意义，以及那些古典作品为何对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爱好者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人文学科——一门研究人类思想所能企及的最美好事物的学科，如艺术、诗歌、写作及戏剧——正被要求自证其存在的价值，这门学科正在失去研究资助或正处于失去研究资助的危险之中。而与此同时，那些艺术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由此而言，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鲍勃·迪伦的艺术表现形式极具创造性，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并不逊色于人类思想所创造出的其他任何作品，一样能够为服务和保护人文学科做出贡献。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是古罗马的政治家、演说家、作家和思想家，他在写于公元前44年的最后一部著作《论道德责任》（ On Moral Duties ）一书中，引述了古罗马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的一段话：“我是一个人。我不会把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事物视为异类。”对西塞罗而言，在困境中思考正义与正确的行动是人文思想的一个标志，同样，以同情之心看待人类的境况也是人文思想的一个标志。这曾是西塞罗的思想印记，也是关注人性的一个标志，而这正是迪伦艺术的核心所在。长期以来，迪伦的艺术一直在丰富着他的音乐听众的人生，而通过其天赋，迪伦捕捉到了人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