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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早餐上，端上桌来的是非常好吃的小馅饼、虾和羊肉饼。正在吃饭时，厨师尼康诺尔上楼来打听，午饭客人想吃些什么。这个厨师中等身材，脸很胖，眼睛却很小，刮过了脸，但唇髭却好像不是剃掉的，而是拔掉的。
阿廖兴说，漂亮的彼拉盖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酗酒，而且脾气暴躁，所以她不想跟他结婚，但同意就这样同居。他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人，宗教信仰不允许他这样生活。他要求她同他结婚，否则就不与她同居了。他喝醉了酒，经常骂她，有时甚至打她。所以每当他喝了酒，她就躲到楼上去，号啕大哭。这时阿廖兴及他的仆人就都不出门了，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去保护她。
大家聊起了爱情的话题。
“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廖兴说，“为什么彼拉盖娅不去爱另一个在内心和外貌上都对她更合适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康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里大家都称他丑八怪），在爱情中个人幸福问题到底重要到何等程度？——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对所有问题都可以作随意的解释。迄今关于爱情的议论只有一种说法堪称无可辩驳的真理，这就是：‘它是一个大秘密’；其他各种关于爱情的文字和说法都不是答案，而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仍然悬而未决的提法。那种看上去似乎可以适合于一种情况的解释，对另外十种情况却行不通。因此我认为，最好是对每个情况作分别的解释，不要一概而论，要像医生说的那样，个别情况个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地说。
“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有失偏颇，通常都把爱情诗意化了，用玫瑰、夜莺之类去美化它。也是我们这些俄罗斯人，拿这些该死的问题来装饰我们的爱情，并且选取其中最令人乏味的部分。当年在莫斯科，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同居的女朋友，一个可爱的女人。每当我把她拥在怀里的时候，她所想的却是我每月会给她多少钱，如今牛肉又是多少钱一磅。我们也是这样，谈恋爱的时候，不断地给自己提出下列种种问题：这样做诚实不诚实，聪明还是愚蠢，这种爱情会有什么结局，等等。这种情况好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么一来就会使人感到别扭，感到不满意，让人生气——这我是明白的。”
他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事。大凡生活孤独的人，心头总有点东西很想向人们说出来。在城里，单身汉们常常故意进澡堂子或上馆子，无非就是想跟人说说话，有时还会向澡堂工人或饭馆服务员讲些十分有趣的故事。在乡村，人们一般也是在自己客人面前发泄一些心头的积郁。此刻窗外是一片灰暗的天和被雨水打湿了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无处可去，除了聊聊天和听别人聊天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干了。
“我住在索芬诺，从事农业生产已经很久了，”阿廖兴开始讲，“从大学毕业至今。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是体力劳动者，就我的志向而言，我也该坐在书房里。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家里的田庄已经负了很多债，而我父亲欠债的原因之一，是我的教育费用太多了。所以我决定不离开这里，而是自己从事劳动，直到还清这笔债务。我就这样决定并着手工作了。不过我也承认，心里还是极不舒服的。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为了不让农业经营亏本，就需要利用农奴或雇农的劳动力（二者几乎是一回事），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方式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全家人一起，亲自下地干活。折中的办法是没有的。可是我当时考虑得并不周到，我连一小块土地都不放过，我把邻近几个村的农夫和农妇都叫来了，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枯燥乏味，厌恶得直皱眉头，就像那只由于饥饿而到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一样。我全身酸痛，走在路上就睡着了。刚开始时，我还以为很容易就能把这种劳动生活与我的文明习惯调和起来。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在表面上遵守公认的日常生活习惯就可以了。于是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并做出下面的生活安排：早饭和午饭后让用人给我送来加有烈性酒的咖啡，晚上躺下睡觉时，我读读《欧洲通报》。可是有一天我们教区的伊万神父来了，他一口把我的烈性甜酒全喝光了，《欧洲通报》也拿给了神父的女儿们。因为是在夏天，尤其是在割草期间，我顾不上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随便在板棚里、雪橇上，或者是在守林人的小屋里就睡着了，哪里还顾得上读书看报呢？后来我渐渐搬到楼下去住了，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往日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了。留下来的就只有这几个仆役了。这些仆役还是当年侍奉我父亲的旧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刚来的头几年，我就被选为荣誉调解法官，有时需要坐车进城参加一些代表大会或区法庭会议。这一段时间我倒觉得很开心。但当你在这种地方住上两三个月，哪里也不去，特别是在冬天，最终必定让人怀念起那黑色的常礼服来。在区法院里既有人穿常礼服，也有人穿制服，还有人穿燕尾服，不过大家都是受过共同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跟谁都可以交谈。平时都在雪橇上睡觉，在下人厨房里吃饭，现在却坐在圈椅里，身上是干净的衬衣，脚下是轻便的皮鞋，胸前还挂着表链——这是何等的奢侈啊！
“在城里我受到亲切的接待，我也很乐意和他们结识。在所有的相识者中，最牢靠的，而且说实话，使我感觉最愉快的要数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两人都认识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这种友情是在审完那桩著名的纵火案之后开始的。审讯延续了两天，我们都很疲劳了。卢加诺维奇看了看我，说：“‘您听我说，您就上我们家吃饭去吧！’
“这有点儿突然，因为我与卢加诺维奇的交情还不深，只是公事上有些来往，还从未到过他家。我匆匆地回旅馆换了衣服，就到他家吃饭去了。就是在这里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当时她还非常年轻，不超过二十二岁。半年之后她生了第一个孩子。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很难说清，当时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如此喜欢她。可是在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我见到的是一个年轻、美丽、善良、有知识、有魅力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我当即就觉得她是一个十分亲近、早就相知的女人，她的容貌，她那双和蔼可亲的、聪慧的眼睛，仿佛在童年时放在我母亲五斗柜上那本纪念册里就已看见过。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他们被判定是一伙匪帮，可在我看来是完全缺乏根据的。吃午饭的时候我非常激动，也很难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说了些什么了，只记得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直摇头，对她丈夫说：‘德米特里，怎么会这样呢？’
“卢加诺维奇——心地善良，属于朴直、憨厚的一类人。他坚定地抱住一种见解，认为一个人既然受到审判，那就意味着他是有罪的。谁若对判决的正确性有怀疑，他也只能按照法律的程序通过书面形式提出来，决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在私下交谈中发表出来。
“‘我跟您都没有放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我们就不受审判，不会被送进监狱。’
“夫妻俩都尽量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某些小事情中，例如，他们俩一块儿煮咖啡，他们只说半句话就能彼此理解，我可以断定，他们生活得很和睦，很美满。他们也很好客，午饭后他们在钢琴上表演了四手联弹，后来天黑了，我就乘车回家了。这是在当年的初春，后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在索芬诺度过，没有外出，我甚至都没有工夫想到进城去，可是对这个端庄、美丽的金发女人的记忆却始终留在我的脑际。我并没有去想她，可她却像一个轻幽的影子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
“到了秋末，城里有一场为慈善事业而举办的演出。我来到省长的包厢里（我是在幕间休息时被邀请到这里来的），一看，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坐在省长夫人的旁边。于是，她那美丽动人的容貌、和蔼亲切的眼睛对我引起的不可抗拒的、震撼心灵的印象又重现了，当初的那种亲近感又重现了。
“我们并排坐着，然后又到休息厅里散步。
“‘您瘦了，’她说，‘您生病了吗？’
“‘是的，我有一个肩膀着凉了，而且下雨天我睡不好觉。’
“‘您的气色不大好。您春天来吃饭的时候要年轻一些，精神也比较好，当时您朝气勃勃，很健谈，也很有趣，而且坦白地说，我甚至都有点被您迷住了。不知为什么，今年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来剧院时就觉得我会见到您。’
“她说完笑了笑。
“‘可是您今天气色不大好，’她重复说一遍，‘这就使您显老了。’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吃早饭，早饭后他们便回自己别墅去安排过冬的事，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然后又跟他们一起回到城里，午夜时分还在他们宁静的家庭氛围里喝茶，燃起了壁炉，年轻的母亲不断地看看孩子睡着了没有。从此以后，每次进城我都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去。他们对我习惯了，我对他们也习惯了，我进他们家一般都不需要通报，就像自家人一样。
“‘谁在那边？’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个拉长的嗓音，这嗓音我觉得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仆人或奶妈回答说。
“这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就满脸关切地出来见我，每次都要问：‘您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来呢？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的目光，她伸给我的那只优雅而高贵的手，她的家庭便服、发式、嗓音、步态，每每都给我留下一种新的、在我的生活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印象。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也很长时间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要不她就给我弹弹钢琴。如果他们两人都不在的话，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聊聊天，跟孩子玩一会儿，不然就在书房里那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看看报。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回来的时候，我就到前厅去迎接她，把她所买的东西全都接过来。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接过这些东西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得意得不得了，就像小孩子一样。
“有一句谚语：婆娘闲着心发慌，买只小猪来喂养。卢加诺维奇家的人也没有什么操心的事，所以就跟我交起朋友来。如果我长时间没有进城，那就意味着我生病了，或者出什么事了。他们俩就会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担心我这个受过教育、懂得几国语言的人不去从事科学工作或文学工作，却住在农村里，像个踩着轮子转的松鼠那样，干了许多活，却依旧是身无分文。他们以为我是在受难。如果说我还照常在说说笑笑，照常吃吃喝喝，那也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苦难罢了。甚至在我感觉极好、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他们那寻根问底的眼神。而当我真的处境困难，遭到债主逼债，或者缺钱应付定期支付时，他们的表现尤其令人感动。夫妻俩在窗口互相耳语后，他就走过来对我严肃认真地说：‘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要是您眼前需要钱用的话，我和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先拿我们的钱去用好了。’
“他激动得涨红了耳朵。以前有一次也是这样，他们俩在窗口耳语之后，他涨红着脸走过来说：“‘我和妻子恳切请求您收下这份小礼物。’
“于是他送给了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给他送去猎获的飞禽、奶油和鲜花。顺便说一句，这对夫妻是富有人家。开始时我是经常借钱，且不选择对象，哪儿能借就到哪儿借，但任何力量也无法迫使我去向卢加诺维奇家借钱。不过又何必要说这些事呢？
“我是个不走运的人，不论在家里，在地里或板棚里，我都想念着她，苦苦地力图解开这个年轻、美丽、聪慧的女人的秘密。她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差不多是老头子的人（她丈夫已年逾四十），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我也想了解这个枯燥乏味、心地善良、朴直憨厚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说些无聊的大道理，舞场上和晚会上只跟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在一起，没精打采，无所作为，一副恭顺、冷漠的表情，好像他是一件被运到这里来出卖的货物。但是他却相信自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有权与她结婚生孩子。我还极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她遇上的竟是他，而不是我，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要发生这种可怕的错误呢。
“每一次进城，我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她在等待着我。她本人也曾向我承认，打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预感到我就要到来。我们交谈了很久，也静默了很久，但就是没有表白我们彼此的爱情，并且犹豫忐忑地、带着醋意地掩饰这种爱情。我们对一切可能揭穿我们这一秘密的事情都感到害怕。我温柔地、深深地爱着她，但我也思前想后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默默的苦恋会突然破坏她丈夫、孩子和他们全家正在过着的幸福生活。而这个家庭却是如此地爱我，如此地信任我。我这样做诚实吗？她若是跟我走，我们到哪里去呢？我能够把她带到哪里去呢？假如现在我过着美好的很有意思的生活，假如我正在从事着，比方说，为祖国解放而斗争之类的事业，或者我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演员、一位画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可是现在我只会把她从一个平淡、单调的日常生活带进另一个同样的、甚至更为单调无聊的生活环境里去，那我们的幸福又能维持多久呢？万一我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彼此不相爱了，到那时她会怎么样呢？
“看样子，她也有类似的考虑。她考虑自己的丈夫、孩子，考虑那爱女婿如同儿子的母亲。如果她屈从于自己的感情，那么她就必须撒谎或者说出实话，而就她所处的地位来说，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同样的可怕和不妥。折磨她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她的爱能否给我带来幸福，会不会使我本来就很艰难的、充满诸多不幸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呢？她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大年轻了，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勤劳，精力不够充沛了。所以她常对丈夫说，我应该娶一个聪明的般配的姑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好主妇和好助手。不过她又立即补充说：这样的姑娘恐怕全城也未必能够找到。
“这期间又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当我来到卢加诺维奇家时，仆人微笑着来迎接我，孩子们则边大声喊着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叔叔边走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并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感受，都以为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把我看作是高尚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觉得走进屋来的是一个高尚的人，这就使他们对我的态度特别好，似乎我的到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纯洁更美好了。我和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一起去看戏，每次都是走着去。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擦着肩。我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望远镜，这时我就觉得她跟我十分亲近，她就是我的，我们彼此不能分离。然而由于某种奇怪的阴差阳错，每次走出剧院时却又像陌生人一样，彼此告别分手。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些什么，不过他们所说的没有一句是事实。
“最近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开始更常去看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姐了。她的心情很不好，觉得事事不如意，生活一团糟，因此她既不愿意看见丈夫，也不想看见孩子。她已经在治疗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都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当着旁人的面，她总是对我莫名其妙地怒气冲冲，不论我说什么，她都表示不同意；如果我跟别人争论起来，她就站在我敌对者一边；如果我失手打翻了什么东西，她就会冷冷地说：‘给您道喜了。’
“跟她去看戏时，如果我忘记了带望远镜，事后她就会说：‘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的。’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或早或晚都是要结束的。诀别的时刻到了。由于卢加诺维奇被任命为西部一个省的法院院长，需要把家具、马匹、别墅都卖掉。当我们坐车来到别墅，然后又回来时，大家都不断回首，希望最后一次好好看看那花园，那绿色的屋顶，人人都不免有些伤感。我明白，不得不与之告别的何止是别墅。已经决定，8月底，按照医生们的建议，我们要送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到克里米亚去疗养，稍晚，卢加诺维奇也将带上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去赴任。
“我们一大群人都去为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送行。当她与丈夫和孩子们告别后，在列车第三遍铃声即将响起之前的瞬间，我跑进她的车厢里，为的是要把一个她差一点忘掉的篮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要告别一下。就在这里，在车厢里，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再也克制不住了，我拥抱了她，她把脸紧贴在我的胸前，眼泪潸然而下。我吻了她的脸、肩膀、沾满泪水的双手——啊，我和她是多么的不幸啊！——我向她表白了自己对她的爱，一种揪心的痛苦让我明白过来了：一切妨碍我们相爱的理由是多么无能，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自欺欺人。我这才明白了，您若是爱一个人，那么您在谈论这种爱情时，就应当从一个最高的、远比世俗之见的幸与不幸、罪恶与高尚更为重要的原则出发，否则就根本不需要去谈论它。
“我最后一次吻了她，握了她的手，从此我们就诀别了——永远诀别了。火车已经启动，我坐在相邻的一节车厢里（一个空车厢），痛哭流涕。直到第一站停车之后，我才下车，然后步行回到索芬诺自己的家里……”
阿廖兴在讲这个故事时，雨停了，天空露出了太阳。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凉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和在阳光照耀下像镜子一样正在闪闪发亮的河湾，美丽的风光尽收眼底。他们俩一边在欣赏，同时也在惋惜——这个生着一双善良、聪慧的眼睛、直爽地向他们吐露心曲的人，确实像松鼠踩动小轮似的在这个巨大的田庄上无谓地团团打转，而没有去从事科学或者其他可以让他的生活变得更欢快一些的事情。他们俩还在想：当他在车厢里与她诀别、吻她的脸和肩膀时，那位年轻太太的脸该是多么的悲伤。他们俩都曾在城里碰见过她，布尔金甚至还与她相识，并认为她确实很美。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