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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中人

打猎误了时的人们就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普罗科菲村长的杂物房里歇宿了。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和他很不相衬。全省的人都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是每年夏天都要到N伯爵家来做客的,对这个地方他早就很熟悉了。

他们都没有睡。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留着很长的唇髭,在门口脸朝外坐着,叼着烟斗,沐浴着月光。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在聊天。顺便谈到了村长的老婆玛芙拉。她是一位健康的女人,也不笨,但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近十年来总是守着炉灶,只有晚上才到外面走一走。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布尔金说,“生性孤独的人就像寄居蟹一样,竭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想重新回到人类祖先那个还不是群居而是各自单独地穴居的动物时代,也可能这只是人类各种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论及这类问题并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瞧,无须到远处去找,我们城里就有一个别里科夫,他是希腊语教师,我的一位同事,大约在两个月之前去世了。关于他的事,您当然也听说过。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即使在非常好的天气里,外出时他也要穿上套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上暖和的棉衣。他的雨伞也装在套子里,表也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当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时,这小折刀也是装在小套子里的。他老是把他的脸躲在竖起的衣领里,因此他的脸也好像藏在套子里了。他戴一副黑眼镜,穿着绒衣,用棉花塞着耳朵。当他坐上马车时,就立即吩咐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一贯的、不可遏止的愿望:用一层外壳把自己包起来,为自己制作一个所谓的套子,把自己隔离起来,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使他害怕。他老是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也许是为自己的这种胆怯,为自己排斥现实世界作辩护吧。他老是赞扬过去,赞扬那从未有过的东西。就是他所教授的那些古代语言,对他来说,实际上也和他的套鞋和雨伞一样,是用以躲避现实生活的。

“‘啊!希腊语多么好听,多么优美!’他带着一种甜蜜蜜的表情说,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话似的,眯起眼睛,伸出一根手指,念出一个词:‘安特罗波斯 !’

“别里科夫甚至连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那些告示和有关禁令的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疑的。当他看到禁止学生晚上9点钟以后上街的告示,或者是禁止性爱的文章时,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禁止就是了。而对于那些得到批准和许可的事情,他却觉得有些可疑的成分,觉得没有说透和模糊不清。每当城里获准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摇头,并小声说:“‘当然,这固然很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任何违反法令、偏离常规、不合规则的事都会使他精神沮丧,虽然这些事看来与他并不相干。如果同事中有谁参加祈祷迟到了,或者听到中学生调皮捣蛋的传闻,再不就是有人看到女子中学的女学监同军官玩得太晚,他都会非常激动,并且不停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各种教务会议上,他那种谨慎、神经过敏和纯粹套子式的意见,简直使我们感到难受。说什么不论是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的青年品行都很坏,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唉,千万别让上司知道了!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呢,他用叹息、牢骚及其苍白的小脸(您知道吗,那脸就像是黄鼠狼的脸)上的黑眼镜,使我们大家都折服了。我们让步了,扣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开除了。他有一种奇怪的习惯,经常到我们的住所来。他每到一个教师家,都是坐着,不说话,好像在观察什么似的。就这样默默地坐上个把小时。然后走掉。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显然,他到我们这里来坐着,在他也是很难受的。他之所以来看我们,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同事有这种义务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您瞧,也难怪,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培育。但是,这个老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禁锢了整整十五年!不光禁锢中学,还禁锢了全城。由于怕他知道,我们的太太们连星期日的家庭戏剧晚会也不举行了。他在的时候,牧师们不敢吃荤和玩牌。在别里科夫这种人的影响下,最近十至十五年来,我们城里人变得什么都害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不敢与人相识,不敢读书,不敢帮助穷人,不敢教人知书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清了清喉咙,但先点燃了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从容不迫地说:“是啊,有思想、正派,读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还读巴克尔 等人的书,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里。”

“别里科夫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在同一层楼上,门对着门。我们常见面,我知道他家里的生活。在家里他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一系列清规戒律,还有: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素食有害,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坚持斋戒,于是他就吃奶油煎的鲈鱼,这既不是素食,但也不能说是荤菜。他不雇女佣,因为他怕别人对他有坏的想法,所以他雇了一个六十岁上下、神志不清、性情乖张的老头子阿法纳西做他的厨子。此人以前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做点饭菜。阿法纳西总是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悄悄地重复着一句话:‘时下他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哩!’“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就像一个箱子,床铺挂着蚊帐。他一上床就把头蒙上,又热又闷,风抽打着关闭着的门,炉子发出嗡嗡声,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窝里心里很害怕。他害怕会出什么乱子,害怕阿法纳西把他宰了,害怕小偷溜进来,然后是整夜做噩梦。早晨,我们一同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发白。看得出来,他害怕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非常厌恶。跟我走在一起,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很难受。

“‘我们的班级里学生闹得很,’他说,好像是在尽力寻找说明他难受的理由似的,‘真不像话。’

“就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还差点儿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扫了一眼什物房,说:“您在开玩笑!”

“真的,尽管您觉得很奇怪,但他的确差点儿结了婚。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他的姐姐瓦莲卡一起来的。他年纪很轻,高个子,皮肤黝黑,一双手很大,从脸上就可以看出他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而她呢,可不算年轻了,大概有三十岁了,不过她个子很高,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两颊红润,总之,她已不是一位姑娘,而是一块水果软糖,伶俐活泼,爱说爱笑,老是哼着小俄罗斯的浪漫歌曲,并且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我记得,我们同柯瓦连科姐弟的初次相识是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在那些拘谨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作是尽义务的、紧张而又乏味的人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位新的阿芙洛狄忒 从泡沫里复活了:她双手叉腰地走着,又笑又唱,跳起舞来……她动情地唱着《风儿在吹》,然后又唱浪漫歌曲,接着又唱一支。她把我们所有的人,甚至连别里科夫,都迷住了。别里科夫靠近她坐下,甜蜜地笑着说:“‘小俄罗斯语言柔美,响亮动听,使人想起古希腊语。’

“这些话使她感到很愉快,于是她便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她们加嘉奇县有个庄子,她妈就住在这个庄子里。庄子里有多么好的梨,多么好的香瓜,多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称为卡巴克,把酒馆称作什诺克。他们拿红甜菜和茄子煮的红甜菜汤,‘很好吃,很好吃,简直好吃极了!’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

“‘让他们结成夫妻该多好啊。’校长夫人小声地对我说。

“不知何故,我们大家都想起来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结婚。这时我也感到奇怪,他生活里的这件大事,我们以前怎么竟会没有注意,一直忽略了呢?他对女人一般会持什么态度呢?他又将如何解决这一迫切问题呢?以前我们全然没有关心这件事,也许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个不论什么天气都穿着套鞋、放下帐子睡觉的人也会恋爱。

“‘他早已过了四十岁,而她也三十了……’校长夫人说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肯嫁给他。’

“在我们省里,由于烦闷无聊,什么事没做出来呀,有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根本不做。瞧,就拿这个别里科夫来说吧,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可以结婚,我们又何必突然要去撮合他们的婚事呢?校长夫人、副校长夫人以及我们中学的所有的太太们都活跃起来了,甚至比以前变得好看多了,好像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夫人在戏院里租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坐在包厢里的原来是瓦莲卡,她摇着那么一把小扇子,容光焕发,满面笑容。坐在她旁边的是别里科夫,矮小、驼背,就像人家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出来的。我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而太太们却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莲卡参加。总之,机器开动起来了。看来,瓦莲卡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弟弟家里过得并不十分快活,他们整天都是又吵又骂的。您看看下面一个场面吧:柯瓦连科在大街上走着,他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大个子,穿一件绣花汗衫,帽子下面露出一绺长发耷拉在额门上,一只手提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带节疤的粗木棍。姐姐跟在他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 ,这本书你绝对没有读过!’她大声争辩道,‘我跟你说,我敢发誓,这本书你根本没有读过!’

“‘我跟你说我读过!’柯瓦连科大声喊道,用木棍在人行道上敲得很响。

“‘唉,我的天呀,明契克! 你干吗要发火?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带原则性的问题。’

“‘我跟你说我读过!’柯瓦连科喊得更响了。

“在家里,有旁人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大吵大嚷。大概这种生活使她厌烦了,因此想有一个自己的窝,而且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年龄了。她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挑挑拣拣,嫁给谁都行!哪怕是那位希腊语教师也可以。原因是很明白的:对我们大多数的小姐来说,不管是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行。不管怎么样,瓦莲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串门了,就像常到我们这里来一样。进了他家就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而瓦莲卡就给他唱《风儿在吹》,或者是用她那双黑眼睛若有所思地瞧着他,或者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

“在恋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婚姻上,劝导往往能起很大的作用。不论是同事们还是太太们,大家都劝说别里科夫应当结婚,对他来说,生活中除了结婚已没有别的缺憾了。我们全都向他道喜,用严肃的面孔向他说了各种俗套话,比方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等;何况,瓦莲卡长得不错,挺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更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亲热而诚心地待他的女人。于是他有点飘飘然,拿定主意,真要结婚了。”

“那么,这时他的套鞋和雨伞就该收起来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想象一下吧,这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把瓦莲卡的照片摆在了桌子上,而且常到我这里来谈论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儿也没有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使他染上了某种疾病似的,他变得更瘦了,脸色更苍白了,好像更深地躲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我喜欢瓦尔瓦拉·萨维什娜,’他对我说,带一种微微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要结婚,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切来得有点突然……需要好好想一想。’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我对他说,‘结了婚,就完事了。’“‘不,婚姻是终身大事,首先得估量一下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以后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才好。这一点使我十分不安,如今我整夜都睡不着。说老实话,我害怕,她和他的弟弟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知道吗,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奇怪。她性格又很活泼,结婚以后恐怕难免会闹出点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没有求婚,一拖再拖,弄得校长夫人和我们的所有的太太们非常懊丧。他老是在琢磨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每天都同瓦莲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在他这样的处境下他应该这样做。他常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谈谈家庭生活。如果不是突然闹出一个大笑话的话,他后来可能就结婚了,从而也就做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了。在我们这里,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所事事,像这样结婚的有成千上万的例子。应该说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告密者,这样卑鄙的家伙。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啊!你们这里的空气要窒息人,坏透了!你们难道是教育家,是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里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并且散发出一股警察岗亭里的酸臭味。不,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们庄子里去了,在那里我可以捞捞鱼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我是要走的,而你们却要同你们的犹大留在这里。叫他倒霉去吧。’

“要不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眼泪。他时而用男低音,时而又用尖细的声音,摊开双手问我:‘他干吗要上我这儿来坐着?他想干什么呢?坐着,两眼发直。’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我们没有对他说他姐姐瓦莲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有一次,校长夫人暗示他说,要是他的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可靠的、受大家尊敬的人结婚,倒是一件好事。这时他皱起眉头说:‘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行。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的事情吧。有一个捣蛋鬼画了一张漫画,画中的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正在走路。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膊。下面的题名是:‘热恋中的人’。您明白吗,表情画得妙极了!想必画家不止画了一夜,因为所有男中和女中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和官员们都接到了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了一份。这幅漫画让他非常难受。

“这天正好是5月1日,星期天,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员事先约好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外的小树林里去。我们都来了,他却愁眉苦脸,脸色比乌云还要阴暗。

“‘竟有如此恶劣、歹毒的人!’他小声说道,嘴唇都颤抖了。

“我甚至同情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能想象到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她满脸通红,消瘦了许多,可是开心,快活。

“‘我们先到前面去了!’她大声喊道,‘咳,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极了!’

“他们俩一会儿就消失了。我们的别里科夫则从愁眉苦脸变成脸色苍白,好像是僵住了。他站住,望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道,‘也许是我看错了?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就让他们随便骑好了。’“‘这怎么可以呢?’他叫喊起来,看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很惊讶,‘你在说什么啊?!’

“他大为震惊,于是不想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身体欠佳。还没上完课他就走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这样做。也没有吃午饭。尽管外面已完全是夏天天气,傍晚时他还是穿得很多,慢慢地往柯瓦连科家里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见到了她的弟弟。

“‘您就请坐吧。’柯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他的脸上睡意未散,午饭后他刚休息一会儿,心情很不好。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左右才开始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有一个卑鄙的人画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与我们俩都很亲近的女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您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可以为这种讥讽做口实的事情。相反,我任何时候的行为举止都是一个完全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噘着嘴坐着,一言不发。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接着又用忧郁的声调小声地说:‘我还有一点事要对您说。我已经从教多年了,而您刚刚开始工作,作为一个老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对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游戏对一个青年教育者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男低音问道。

“‘这难道还要解释吗?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您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就只有用头顶着地走路了!既然当局没有通令允许这样做,那就是不行。昨天我大吃一惊!当我看见您姐姐时,我眼前都发黑了。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警告您,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前途远大,您要十分谨慎小心才成,而您却如此马虎大意。哎呀,如此马虎大意。您穿绣花汗衫,经常在大街上提着书走来走去。而现在又骑自行车。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让校长知道的,然后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干任何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干涉我的家事和家属的事,我就叫他妈的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了起来。

“‘要是您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那我们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求您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这样地谈论上司,您应该尊敬当局才对。’

“‘难道我对当局说了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道,生气地看着他,‘请您不要打搅我。我是个正直的人,我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神经质地慌乱起来,急忙穿上大衣,脸上显出害怕的表情。要知道,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如此不礼貌的话。

“‘您要说什么,随便吧,’他一面说,一面走出前堂,来到楼梯台阶上,‘我只是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曲解和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要点,向校长先生报告一下。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顺着楼梯滚下去了,他的套鞋啪啪地响。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下面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碰碎没有。可是,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时,恰巧瓦莲卡回来了,还带了两位太太,她们站在下面并瞧着他——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哪怕是摔断了脖子和两条腿,也比成为取笑的对象要好些,因为,这下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并将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哎哟,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人家又会来一幅漫画,其结果就会命令他辞职……

“当他站起来时,瓦莲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揉皱的外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是他自己意外地摔下来的,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整所房子都听得见:‘哈哈哈!’

“这响亮的有节奏的‘哈哈’笑声把一切都结束了:做媒求亲的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也结束了。他没有听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他回到家里,首先是把桌上放着的瓦莲卡照片拿掉了,然后便躺下来,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说他主人有点毛病。我便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不言语:不管你问什么,他都回答‘是’或者‘不是’,别的什么也不说。他躺着,阿法纳西则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满脸忧郁,愁眉不展,深深地叹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酒馆里的烈酒一般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都去给他送葬,就是说,两个中学和一个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如今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顺、愉快、甚至高兴,好像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里,永远也不用再从套子里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天公好像也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暗,下起雨来了。我们全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放进墓穴时,她哭了几声。我发现,乌克兰女人总是不是哭就是笑,中间的心情她们是没有的。

“说实在话,埋葬别里科夫这种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种快活感。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大家的表情是谦逊而忧郁的。那种快活感就像我们许久以前做孩子的时候,当大人不在家,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哎呀,自由啊,自由!甚至哪怕只是一种暗示,一种可能得到自由的微弱的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后,心情很好。可是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生活又和原先一样了:严峻、厌倦、乱七八糟。这样的生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人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又点燃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布尔金又说了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什物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敦实的矮胖子,头全秃了,黑胡子几乎齐腰长。有两条狗也跟着他跑了出来。

“月亮,月亮真好!”他抬起头说。

已经是午夜了。从右边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长长的街道延伸得很远,有五俄里长。一切都进入了恬静的深深的睡眠状态,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丝儿声音,甚至让人不敢相信大自然竟会如此寂静。你在月夜看见宽阔的村街及其农舍、草垛和熟睡的柳树,心里就会变得宁静。在这个躲开了劳动、操心和悲伤而被夜色包藏起来的静寂里,村街显得那么温和、忧郁、美丽,似乎星星在亲热地、动情地瞧着它,似乎大地上已没有了恶,一切都非常美好。左边,村子的尽头,便是田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直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洒满月光的田野上,同样是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又闷气又拥挤;我们写一些无用的文章、玩纸牌——这岂不也是套子吗?我们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和愚昧的浪荡女人中度过一生,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各种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喂,您如果愿意听,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到该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都走进什物房,在干草上躺下来。他们俩盖上被子,刚要入睡,却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离什物房不远有人在走动,走了不远又停了下来。过了一分钟,又吧嗒吧嗒响起来……狗叫起来了。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停止了。

“你看着、听着人家撒谎,”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家就会因为你容忍这种虚伪而说您是傻瓜。你忍受人家的欺负和侮辱,不敢公开宣布你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人的一边,而且你自己也撒谎,还堆出笑容。这一切无非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窝,谋到一个一文不值的官职罢了!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得了,您离题太远了,伊万·伊万内奇,”老师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以后布尔金就睡着了。伊万·伊万内奇却翻来覆去,并且直叹气。后来他便起来,走出去,在门边坐下,点上了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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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官之死

在一个美好的晚上,有一位同样美好的庶务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他坐在第二排的椅子上,用望远镜在看《柯涅维勒的钟》 。他看着戏,感到无上幸福。可是忽然……故事里常常会碰到这个“可是忽然”。作者们没有错:生活中充满许多意外的事!可是忽然他的脸皱了起来,两只眼睛翻腾着,呼吸停住……他摘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诸位看见,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地方,打喷嚏是不禁止的。农夫打喷嚏,警察局长也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有时也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丝毫不感到难为情,拿手绢擦了擦脸,像有礼貌的人那样,向周围瞧了一眼,看看自己的喷嚏是否打扰了别人。可就在此时,他不安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地拭擦自己的秃头和脖子,并小声嘟哝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个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 勃里兹扎洛夫。

“我打喷嚏溅到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虽不是我的上司,而是别的部门的人,但终究使人尴尬,应该去赔个不是才对。”

“对不起,大人,我打喷嚏溅到您身上了……我不是有意的……”

“没关系,没关系……”

“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原谅。我本来……我是无意的!”

“哎呀,请您坐下吧!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很难为情,傻笑着,开始看着舞台,他虽然在看,但已索然无味了。惶恐不安的心情开始折磨他。等到休息时间,他便跑到勃里兹扎洛夫跟前,挨近他,克制着畏葸心情,低声地说:“我打喷嚏溅到您身上了,大人……请你原谅,我本来……这不是……”

“哎呀,够了……这事我已经忘记了,而您还没完没了!”将军说道,下嘴唇不耐烦地抖动了一下。

“忘记了,可他的眼睛里却有一种凶兆。”切尔维亚科夫想道,狐疑地看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需要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以为我是有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也会这么想的!”

回到家里,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不礼貌的举止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所发生的这件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大吃一惊,后来得知勃里兹扎洛夫是“别的单位的人”,就放心了。

“好歹你还是去道个歉吧!”她说,“他会以为你在公共场合不善于控制自己!”

“说的是啊!我道歉了,可他不知为什么有点儿怪……连一句中听的话也没有说,不过当时也没有工夫交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的文官制服,理了发,便到勃里兹扎洛夫家里去解释……走进将军的客厅里,看见那儿有许多求将军办事的人,将军本人就在他们中间,他已经开始接受他们的呈文了。将军询问了几个请求人之后,便抬起眼睛看切尔维亚科夫。

“大人,要是你还记得起来的话,昨天在‘快乐之邦’戏院,”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于是……无意中溅了您……对不起……”

“多么肤浅的思想……上帝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您有什么事?”将军对下一个请求办事的人说。

“他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切尔维亚科夫想道,脸色苍白,“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就此丢下……我得去向他解释……”

当将军同最后一个求他办事的人谈完话,正朝室内走去时,切尔维亚科夫迈一步跟在他的后面,低声地说:“大人,即或我斗胆地打搅了您,那我也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悔过的心情……不是有意的,您要了解才好!”

将军做出哭丧的脸,一挥手说:“您简直就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完便走到门后面去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想了想,“这里毫无开玩笑的意思!一位将军,却不能理解!既然是这样,我就再也不向这个爱夸口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吧!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他给将军的信没有写成。他想啊,想啊,无论如何也想不好这封信该怎么写,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才打搅了大人,”当将军抬起探询的眼睛看着他时,他低声说道,“并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赔不是的,因为我打喷嚏时,溅到您身上……至于开玩笑吗,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开玩笑,那就意味着我对要人……没有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突然大喊一声,脸色发紫,全身颤抖起来。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发呆了。

“滚出去!”将军跺起脚来,重复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好像什么东西掉了下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倒退到门口,走到街上,步履蹒跚……机械地回到家里,没有脱去制服,躺在沙发上,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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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假面具的人

在某某公共俱乐部里,以慈善事业募捐为目的,举行了一次假面舞会,或者按当地小姐们的说法,叫作化装舞会。

深夜12点时,几个不跳舞从而也没戴假面具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五个人)坐在阅览室一张大桌子的旁边,有的在埋头看报,有的在打盹。按京城报纸驻当地记者——一位颇为自由主义的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在思考”。

从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 舞曲的音响。仆役们常在门边跑来跑去,发出响亮的踏步声和盘碟的叮当声。阅览室里却是一片静寂。

“这里好像更便当些!”忽然响起一种低沉而又喑哑的声音,就好像是从炉子里面发出来的,“到这边来玩,到这边来,朋友们!”

门打开了,一个宽肩、敦实的男子走进阅览室来,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帽子上插着孔雀的羽毛,脸上戴着假面具。跟着他进来的是两位戴假面具的女士和一个端着托盘的仆人。托盘上有一个盛着烈性酒的大肚瓶和三瓶红酒,以及几个杯子。

“到这边来,这里凉快一些。”那位男子说,“把托盘放到桌子上去……小姐们,请坐!热——武——普利——阿——里亚——特里蒙持兰 !而你们,几位先生,请让开……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

那男子身体一歪,手一挥,把那些杂志从桌子上扫掉。

“把托盘放在这里!而你们,读者先生们,请让开,这里不是看报和搞政治的地方……你们都别看了!”

“我请您安静一点。”其中的一个知识分子说,透过眼镜打量了一下戴假面具的人,“这里是阅览室,而不是小吃部……这里不是喝酒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喝酒的地方?莫非是桌子在摇晃,或者是天花板要塌了?怪事!不过……我没有工夫跟你们闲扯!你们就别看报了……看了一些,你们也够用了,就这样,你们也已经很聪明了,何况看报要伤眼睛。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你们看了。就这么一回事。”

仆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把餐巾搭在胳膊上,便到门边站着。两位女士马上就倒出红葡萄酒来喝。

“世上竟有如此聪明的人,对他们来说,报纸要比这些美酒更好。”那位头上插着孔雀羽毛的男子一边给自己斟上烈性酒,一边开始说,“可在我看来,你们,尊敬的先生们,爱看报是因为你们没有钱喝酒。我说得对吗?哈哈!……都在看报!可是报纸上都写些什么呢,戴眼镜的先生们!你们都看到了什么事实呢?哈哈!所以,你们就别看了!别再装模作样了!最好还是来喝杯酒吧!”

头上插着孔雀羽毛的男子欠起身来,一下子从戴眼镜的先生手里把报纸夺了过来,那位先生被气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惊讶地瞧着其他知识分子,而那些知识分子则同样地瞧着他。

“您忘乎所以了,阁下!”他愤怒地说,“您把阅览室当成了酒馆,您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竟从我手里把报纸夺过去!我不能容忍!您不知道您这是在跟谁较量,阁下,我可是银行经理热斯佳科夫!”

“我可不管你是什么热斯佳科夫!至于你的报纸嘛,瞧,我可以给它这样的荣耀……”

那男子举起报纸,把它撕成碎片。

“先生们,这是什么意思?”热斯佳科夫喃喃地说,一时被惊呆了,“这真荒唐……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老人家生气了,”那男子笑起来,“啊呀呀,我被吓坏了!我的双腿都发颤了。尊敬的先生们,不开玩笑了,我可没有心思跟你们闲扯……是这么回事:就因为我想单独和这两位小姐在这里待一会儿,得到一点乐趣,所以请你们不要碍手碍脚。都离开这里……请吧!别列布兴先生,滚你的蛋吧!干吗要皱起你的丑脸?我叫你滚,你就得滚!快点滚吧,否则你要当心,说不准会挨一顿揍!”

“这到底是怎么啦?”孤儿院财务主任别列布兴问道,他被气得满脸通红,直耸肩膀。

“我简直不明白……一个无赖闯到这里来……还……突然说出这种混账话!”

“谁是无赖?”插孔雀羽毛的男子大喊一声,火冒三丈,一拳打在桌子上,托盘上的杯子被震得蹦起来,“你是在对谁说活?你以为我戴着假面具,你就可以对我胡说八道了吗?好一个刻薄刁钻的家伙!我既然叫你滚,你就滚!银行经理,你也趁现在还没有出事,赶快滚出去!你们全都滚出去,哪一个坏蛋也不许留在这里!赶快滚吧!”

“咱们这就等着瞧吧!”热斯佳科夫说道,激动得连眼镜都蒙上了一层水汽,“我要给你一点厉害看!快去把值班警察队长叫来!”

过了一会儿,小个子红头发的警察队长进来了。他上衣的翻领子上缝了一块蓝布带,由于刚跳了舞,还没有喘过气来。

“请您出去!”他开始发话,“这里不是喝酒的地方,请您到小卖部去!”

“你是从哪里跳出来的?”戴假面具的男子问道,“难道我叫你了吗?”

“请您不要你呀你呀的,请您出去!”

“我说,亲爱的,我给你一分钟的期限……因为你是队长,是个负责人。就请你拉着这些演员的手领出去,我的两位小姐不喜欢这里有第三者在……她们会感到不好意思。而我花了钱,就希望能看到她们的自然面貌。”

“看来这个任性胡闹的家伙还不明白他并不是在牲畜棚里,”热斯佳科夫大声叫道,“去把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东内奇叫来!”

“叶夫斯特拉特!”俱乐部里响起了呼叫声,“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东内奇在哪里?

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东内奇是一个穿警服的老头,他应声迅速来了。

“请您离开这里!”他哑着嗓子说,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抹了油膏的胡子在微微颤动。

“这可把我吓坏了!”那男子说,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真的是把我吓坏了!还真有这种可怕的东西,不信就让上帝打杀我好了!瞧那胡子,就像猫的胡子,两只眼睛就要鼓出来了……嘻!嘻!嘻!”

“少废话!”叶夫斯特拉斯·斯皮里东内奇气得全身哆嗦,声嘶力竭地喊道,“滚出去!不然我就叫人把你架出去!”

阅览室里响起了一阵无法想象的喧嚣声。叶夫斯特拉持·斯皮里东内奇的脸红得像龙虾似的,大喊大叫起来,不停地跺脚。热斯佳科夫也在叫喊,别列布兴也在叫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叫喊,但是他们的所有的叫喊声都被戴假面具的人的低沉、浑厚、压低了的男低音盖住了。舞会被霎时的一团混乱中断了,群众纷纷从舞厅拥向阅览室。

叶夫斯特拉持·斯皮里东内奇为了自己的尊严,召集了在俱乐部的所有警察,并坐下来进行笔录。

“你写,你写,”戴假面具的人用手指在他的笔下面指指点点地说,“现在我这个可怜虫将是什么下场呢?我真是个可怜虫!您干吗要毁掉我这个孤儿呢?哈哈。喂,怎么啦?笔录做好了吗?全都记上了?好吧,你们现在就瞧一瞧吧!……一……二……三!!”

那男子站起来,全身挺直,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他露出了自己的醉脸,看着大家,欣赏所产生的效果。他倒在圈椅里,高兴地放声大笑。而所产生的效果也的确非同寻常。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张皇失措地面面相觑,脸色发白,有的还在挠后脑壳呢。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东内奇像是干了意外的大蠢事的人那样,后悔地发出呷呷声。

大家都认出来了,这个爱胡闹捣乱的人正是当地的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荣誉公民皮亚季戈罗夫。他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为他既喜欢捣乱闹事,又热心慈善事业,同时正如地方通报上多次报道的,他还喜爱教育事业。

“怎么样,你们走开还是不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皮亚季戈罗夫问道。

那些知识分子一句话也不敢说,踮起脚尖,默默地从阅览室里走出去了。皮亚季戈罗夫随后便把门锁上了。

“你当然早就知道这是皮亚季戈罗夫!”过了片刻,叶夫斯特拉拉特·斯皮里东内奇摇了摇给阅览室送酒的那个仆役的肩膀,低声地沙哑地说,“你为什么不说?”

“吩咐过不许说,长官!”

“吩咐过不许说……等我把你这该死的家伙送进牢里几个月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许说’了。滚出去!!而你们呢,诸位先生,你们倒好,”他又转过身来对那几位知识分子说,“居然造起反来了,连离开阅览室十分钟都不肯!现在你们就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吧。唉,先生们,先生们……我可不喜欢,真的!”

那些知识分子在俱乐部周边走来走去,垂头丧气,惘然若失,心里充满愧疚。絮絮叨叨,好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听说皮亚季戈罗夫“受了委屈”,而且生气了,一个个都不敢出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舞会也停止了。

深夜2点钟,皮亚季戈罗夫才从阅览室里走出来。他还是醉醺醺的,走路摇摇晃晃,一进大厅便坐在乐器旁边,在音乐陪伴下打起盹来,然后忧郁地垂下了头,开始打鼾了。

“别演奏了!”乐队队长对乐队队员挥手说,“嘘!……叶戈尔·尼雷奇睡着了……”

“请问,要不要送您老回家去,叶戈尔·尼雷奇?”别列布兴俯身凑到百万富翁的耳边问道。

皮亚季戈罗夫的嘴唇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把脸颊上的苍蝇吹走似的。

“请问,要不要送您老回家去,”别列布兴又重复说一遍,“或者,叫他们备好马车?”

“啥?谁?你……你有什么事?”

“送您老回家去……该睡觉啦……”

“我想回——回家……送我回家!”

别列布兴高兴得喜笑颜开,立马动手去搀扶皮亚季戈罗夫,其他几个知识分子也跑了过来,高兴地微笑着把这位世袭荣誉公民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马车上。

“要知道,像这般地愚弄一大群人,只有演员和天才才能做到,”热斯佳科夫一边扶他坐下,一边快活地说,“我真的很惊讶,叶戈尔·尼雷奇!直到现在我都还忍不住要笑……哈哈……而我们呢,却居然大动肝火,乱成一团!……哈哈!您相信吗,就是在剧院里,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地笑过……真是滑稽极了!这个难忘的夜晚,我将终生记住!”

把皮亚季戈罗夫送回家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着实快活了一阵,并终于放下心来。

“他还伸手跟我握别呢,”十分得意的热斯佳科夫说道,“这就意味着,没有事了,他没有生气……”

“谢天谢地!”叶夫斯特拉特·斯皮里东内奇叹口气说,“一个无赖,无耻之徒,可他偏偏又是个慈善家,不是吗!真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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