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力衰竭

“肾小球肾炎。”伊妮德在她的笔记本上写道。这是她见过的第一例。奎因太太肾脏衰竭，且无药可救。她的肾慢慢干涸，变成坚硬且无用的颗粒状肿块。她的尿液少而浑浊，皮肤和呼出来的气都散发出一股不祥的苦味。除此以外还微微有一种类似于腐烂水果的气息，伊妮德觉得应该跟她身上那些褐中带紫的斑点有关。她的腿因骤痛而痉挛，皮肤奇痒无比，伊妮德只得不断用冰块为她擦拭。伊妮德把冰包在毛巾里，帮奎因太太缓解皮肤上的痛楚。

“你怎么会得上这种病呢？”奎因太太的大姑子问。她丈夫姓格林。她叫奥利芙·格林。（她说她之前没想过这个名字和姓放在一起会怎样，结婚之后才发现所有人都拿这个取笑她。 ）她住在几英里外的农场，在高速公路旁边。每隔几天她会过来，把床单、毛巾和睡衣带回去洗。孩子们的衣服也是她洗，送回来的衣物都是熨过又叠好的。就连睡衣上的缎带也熨过了。伊妮德对她很感激——她去过的有些病人家，得她自己洗衣服，甚至更糟，得扔给她妈妈洗；她妈妈只好把衣服拿到镇上，花钱叫别人洗。她不想表现得无礼，也知道这个问题背后的意图，只好答道：“这个不好说。”

“你肯定听说了，”格林太太说，“有的女人会吃一些药，治疗月经延迟。如果是为了调经，老老实实遵医嘱，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吃得太多，为了别的目的，肾脏就会出问题。我说得对不对？”

“我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伊妮德说。

格林太太高大又结实。和她弟弟鲁珀特——奎因太太的丈夫——一样。她的脸圆圆的，鼻子翘翘的，连皱纹都长得很讨喜——属于伊妮德妈妈所谓的“土豆似的爱尔兰脸”。虽然看上去脾气很好，但鲁珀特的神情中总透露着一股谨慎和克制。而格林太太似乎隐藏着一种渴望。伊妮德不知道她渴望的是什么。即便最简单的谈话，格林太太也兴致勃勃。可能只是渴望新闻吧。渴望重大新闻，渴望大事发生。

当然了，有一桩大事正在发生，至少对这个家来说是件大事。年仅二十七岁的奎因太太时日无多了。（她自称这个年纪——伊妮德认为不止，不过病情到了这种地步，年龄已经不好猜了。）当她的肾脏彻底衰竭，心脏就会随之停止工作，她也就没命了。医生对伊妮德说：“这个病人你得一直忙到夏天，但在炎夏结束之前，你应该就可以稍微休息一阵了。”

“鲁珀特是在去北边的时候遇见她的，”格林太太说，“他一个人去的，在森林里有活儿要干。她在一家酒店里做工。什么酒店我不知道。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她不是本地人——她说她是在蒙特利尔的孤儿院长大的。她也没的选。你大概以为她会说法语，会不会不知道，反正从没听她说过。”

伊妮德说：“有趣的人生。”

“说得好，再说一遍。”

“有趣的人生。”伊妮德又说了一遍。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哪怕她的玩笑话并不奏效。她俏皮地扬扬眉毛，格林太太果然笑了。

可她是否感到难过？她笑的样子好像高中时候的鲁珀特，为了避开他人的嘲笑而挤出一丝微笑。

“他在那之前还从没有过女朋友呢。”格林太太说。

伊妮德高中和鲁珀特同班，不过她没告诉格林太太。她不好意思说，因为她和她的女伴们取笑、捉弄过他和另外几个男生——其实主要是他。她们那会儿用的词是“找碴儿”。她们经常找鲁珀特的碴儿，跟着他到街上喊：“嘿，鲁珀特，嘿，鲁——珀特。”让他苦恼，让他脸红。“鲁珀特有猩红热，”她们说，“鲁珀特该被隔离起来。”她们会假装其中一个人——伊妮德、琼·麦考利夫或者玛丽安·丹尼——暗恋他。“她有话想跟你说，鲁珀特，你为什么不约她呢？你可以给她打电话呀。她特别想跟你说话。”

她们说这些并不是真的指望他有什么回应。可如果他回应了，她们会高兴得不行。他会立刻被拒绝，故事也会在学校里传开。为什么？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对他，追着他欺负？因为她们乐意。

他不可能忘记的。可他再见到伊妮德的时候，却只当她是个新认识的人，只是他妻子的护士，并不提过往。伊妮德也没说什么。

这里安排得很好，她没有多余的工作要做。鲁珀特吃住都在格林太太家里。两个小女孩本来也可以住过去，但是那样就得转学——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放暑假了。

鲁珀特晚上会过来陪陪孩子们。

“今天表现得好吗？”他会问。

“快给爸爸瞧瞧你们搭的积木，”伊妮德说，“给爸爸看看你们在填色书上画的画。”

积木、蜡笔、填色书都是伊妮德拿来的。她给她妈妈打电话，让她看看旧木箱里能翻到什么。她妈妈找了，还带来了一本她从别人那儿拿来的剪纸娃娃的书——上面是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的各种装扮。两个小女孩始终不肯说谢谢，于是伊妮德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直到她们道了谢才给她们。路易丝七岁，西尔维六岁，都跟小野猫一样不服管。

鲁珀特没有问这些玩意儿是哪儿来的。他只是叫孩子们乖一点，又问伊妮德有没有要从城里带的东西。有一次她说她换了地下室入口的灯泡，他可以再买几个备用。

“怎么不叫我来换？”他说。

“换灯泡根本难不倒我，”伊妮德说，“换保险丝、钉钉子我都在行。我们家没男人，我跟我妈妈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她本来想开个玩笑，把气氛弄轻松点，可没起到作用。

最后鲁珀特会询问妻子的情况，伊妮德会说，她的血压降了一点，或者她晚餐吃了一半煎蛋卷，或者冰敷缓解了她的皮肤刺痒，现在睡得还不错。鲁珀特说，既然她在睡觉，他就不进去看了。

伊妮德说：“怎么能不看呢。”对女人来说，见丈夫一面比睡一小觉有用多了。她带两个孩子上楼睡觉，给这对夫妻留一点私人空间。可是鲁珀特每次都待不了几分钟。等伊妮德再下楼，走进前厅——现在是病房——为病人做睡前的准备时，奎因太太总是仰面躺着，看起来有些焦躁，但并非不满。

“他没待多久吧，对吗？”奎因太太会说，“我真想笑，呵呵，你怎么样？呵呵，我该走了。怎么不把这女人扔出去，丢到粪堆里得了？就当她是只死猫，倒垃圾一样倒了不好吗？他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不会的。”伊妮德说。她拿来了盆子、毛巾、擦身用的酒精和爽身粉。

“不会的。”奎因太太恶狠狠地说。但是她依旧配合地让伊妮德给她脱下睡衣，把头发梳到脸后，再把毛巾放到她屁股底下。很多人不愿意这样被脱光，即便她们已经很老或者病得很重，对此伊妮德已经习惯了。有的时候她还会开个玩笑，故意用问题烦他们，好让他们放松。“你觉得我是头一次见人的屁股吗？”她说，“屁股也好，胸也好，看多了就没意思了。不过是我们出生长大的必经之路罢了。”但奎因太太不害臊。她把腿张开，身体往上抬，方便伊妮德工作。她身形瘦小，病后变得怪异，四肢和腹部鼓起来，乳房塌下去，两个乳头瘪得像葡萄干。

“我肿得跟猪一样，”奎因太太说，“偏偏胸不肿，它们以前也不中用。我从来没有过像你那么大的胸。看我这个样子，你不嫌烦吗？你难道不希望我赶紧死了算了？”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来这里了。”伊妮德说。

“终于解脱了，你们到时候肯定会这么说。”奎因太太说，“总算解脱了。我对他已经毫无价值了，不是吗？我对任何男人都毫无价值。他每天从这里离开之后，就去找别的女人了，难道不是吗？”

“据我所知，他是去他姐姐家住了。”

“据你所知，你知道什么。”

伊妮德懂她话中的恶意，知道她攒着这口气，就是为了发泄一通。奎因太太正在寻找可以仇视的对象。生病的人喜欢恨健康的人，甚至夫妻之间、母子之间也会这样。对奎因太太而言，丈夫和孩子都成了她仇恨的对象。有一个周六早上，路易丝和西尔维在门口玩游戏，伊妮德叫她俩过来看看妈妈多漂亮。她给奎因太太擦洗了全身，换上了干净睡衣，还用蓝丝带挽住了她柔美稀疏的金发。（伊妮德照顾女病人的时候，都会带上几根丝带——以及一瓶香水和一块香皂。）她今天确实很美——或者能看出她曾经是个美人，宽额头，高颧骨（现在都快拱出皮肤了，像两个陶瓷门把手一样），还有绿色的大眼睛和孩子般透亮的牙齿，以及一个倔强的小下巴。

孩子们兴致缺缺，只是乖乖进了屋。

奎因太太说：“离我远点，她们脏得很。”

“她们只是想看看你。”伊妮德说。

“行，看完了吧，”奎因太太说，“看完可以走了。”

她的反应并没有让孩子们意外或失望。她们望着伊妮德，伊妮德说：“好吧，你们的妈妈该休息了。”于是她们跑了出去，砰地带上厨房的门。

“你就不能让她们安静点吗？”奎因太太说，“每次她们这么关门，都像一块砖头砸在我的胸口。”

你可能会以为两个孩子太闹腾，仿佛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希望她赶紧撒手得了。可有的人就是这样，迟迟不肯接受将要死亡的事实，甚至临到最后一刻也不放手。如果是比奎因太太性格温和——或者说看起来温和的人，可能会说他们懂，他们明白自己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儿早已经厌倦，也知道别人都盼着他们离世。他们可能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这些话，在家人的簇拥中宣泄一番，甚至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然后也就消停了。但同样常见的是，在生命最后的几天乃至几周里，人们会反复思量过去的恩怨和这一生遭遇的种种不公。曾经有一个女病人，她让伊妮德从碗柜里拿一个青花盘来，伊妮德以为她想最后看一眼这美丽的瓷器，获得一些慰藉。谁知她竟用最后一丝力气，把盘子砸碎在了床柱上。

“这样我姐姐就再也碰不到它了。”她说。

通常他们会说，那些探视的人不过是来看他们笑话，他们之所以这么痛苦，全赖医生。他们讨厌看见伊妮德，讨厌她那么有精力、有耐心，凭什么生命之泉就能在她体内欢畅流淌。伊妮德已经习惯了，她能理解他们的境况，理解生命消逝的痛苦，或者有的时候，生命存续的痛苦。

可到了奎因太太这里，她做不到。

这不仅是因为她怎样都安抚不了这个女人，更因为她不想安抚她。她无法克服对这个悲惨又无望的年轻女人的厌恶。她讨厌这具身体，她不得不给她擦洗、扑粉、冰敷，用酒精擦拭。她现在明白人家说讨厌疾病和病躯是什么意思了。她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女人对她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反正我做不了，我怎么样都不会做护士的”。她讨厌眼前的这具身体，以及身体上所有疾病的特征。那种气味，那种失去光华的色彩，恶性病变一样的乳头和又小又稀疏的牙齿。她觉得这些都是自甘堕落的征兆。她其实和格林太太一样坏，嗅出了污秽的气息。即使她是专业的护士，她的职责——也是天性——是去同情。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奎因太太有点让她想起高中时的一些女孩——穿着廉价的衣裳，一副病容，未来一片惨淡，却对自己有一种麻木不仁的自信。她们在学校待不了一两年——有的怀孕退学了，有的直接结婚了。后来，她们有人在家中生产，伊妮德照顾过她们。她们的自信被消磨殆尽，曾经无畏的性格变得顺从甚至虔诚。她替她们不值，虽然她没忘记当初她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有多么决绝。

奎因太太的情况更加复杂。她的身体一点点垮掉，只剩下阴郁的叛逆，以及逐渐腐坏的内心。

这种嫌恶，不仅伊妮德感觉得到，奎因太太也一清二楚。伊妮德实在调动不出一丝耐心和温柔，更无法装得愉悦来掩饰这种嫌恶。奎因太太更是把知晓这种嫌恶当作她的胜利。

终于解脱了。

伊妮德二十岁，即将完成护理的学业时，她父亲在沃利医院去世了。那时他对她说：“我对你选的职业既不了解，也不赞同。我不想你在这种地方工作。”

伊妮德俯下身去，问他以为自己在哪里。“这里是沃利医院。”她说。

“我知道，”她父亲说，语气中带着一贯的平静和理智（他是保险和房产经纪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要你保证不会走上这条路。”

“保证什么？”伊妮德说。

“保证你不会做这种工作。”她父亲说。再也没有更多的解释。他紧闭双唇，就好像这些问题冒犯了他。他只肯说：“保证。”

“这算怎么回事？”伊妮德问母亲。她母亲说：“你就由他吧，他让你保证你就保证。有什么关系呢？”

伊妮德想不到她母亲竟然这样说，但她没有多说什么。她母亲看事情一向是这样的。

“我不明白的事，不会随便承诺，”她说，“我什么保证都不会给。你要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最好告诉我。”

“他就是有了这个念头，”她母亲说，“他觉得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得粗俗。”

伊妮德重复道：“粗俗。”

她母亲说，她父亲反对护理工作，是因为护士对男人的身体太熟悉了。她父亲觉得——内心臆断——这会改变一个女孩对男人的感觉，男人也会改变对这个女孩的看法。她可能会失去好姻缘，甚至染上不好的桃花。好男人不会看上她，坏男人反而打她的主意。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希望你快点嫁出去。”她母亲说。

“这可是真没辙。”伊妮德说。

可最后她还是保证了。她母亲说：“希望这样能让你开心点。”不是“能让他开心点”，而是“让 你 ”。看样子，她母亲早在她之前，就知道这个保证对她是有吸引力的。临终前的承诺，对自身的否定，如此草率的牺牲。越荒谬就越好。这就是她所做的让步。不是出于对父亲的爱，这一点她母亲也明白，而是为了那种战栗。一种纯粹而高贵的任性。

“如果他让你放弃的是你根本不在乎的东西，你肯定不会答应他。”她母亲说，“比如说，如果他让你以后别涂口红了，你肯定会继续涂的。”

伊妮德一脸耐心地听着。

“你为这件事祈祷过吗？”她母亲突然问道。

伊妮德说祈祷过。

她从护理学校退了学，住在家里，忙些有的没的。她不缺钱，因此不必去工作。其实她母亲一开始就不想让伊妮德去读护理学校，觉得这是穷人家的女孩才会选的路，因为家里养不起，又没钱送去大学。伊妮德没向她指出过这种说法的矛盾。她在家里给篱笆上漆，冬天快来的时候把玫瑰扎好。她学会了烘焙，学会了桥牌，代替她父亲每周陪她母亲和隔壁的威伦斯夫妇玩牌。没过多久她就——用威伦斯先生的话说——玩得很熟练了。他开始带巧克力和粉玫瑰给她，作为他这个搭档拖后腿的赔罪。

冬天的晚上她就去滑雪。她还打羽毛球。

她过去不缺朋友，现在也不缺。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现在大多快大学毕业了，有的已经在远方工作，当了教师、护士或者注册会计师。不过她和最后一年退学的那些人玩得更好，他们有的在银行、商店或者办公室工作，有的做了水管工或者帽商。这个圈子里的女孩一个个都飞走了，像她们说的——飞进了婚姻里。伊妮德负责组织准新娘的婚前聚会，还去新娘的娘家为亲友办的茶会上帮忙。再过几年女友们的孩子差不多也要受洗了，大家都争着找她当教母。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也会叫她阿姨。她成了和母亲同龄的那些妇女的荣誉女儿了，因为她是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小组里唯一的年轻女孩。就这样，年纪轻轻的她，已经毫不费力地承担起了重要、核心却又孤独的职责。

不过她一直都是这样。高中时她就是班级委员、活动组织人。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干劲十足，总是打扮得光鲜亮丽，但是未免有点距离感。她有男性朋友，却从来没有男朋友。这不是她的意愿，不过没有她也不担心。她一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先当传教士，再当护士。她从来没有把护理工作看成结婚之前的一个过渡。她想做个真正的好人，做真正的好事，不一定非要按传统路线做一位妻子。

新年的时候，她去镇政府参加舞会。和她跳舞最多，又送她回家，还握着她的手说晚安的那个男人是乳品厂的老板——四十多岁，没结过婚，舞跳得很好。对单身女孩来说，他是个慈祥和善的朋友，但没有女人和他交往。

“我觉得你可以报个商业课程，”她妈妈说，“要不然去上大学？”

那里的男人或许更能欣赏伊妮德这样的人，她肯定这么考虑。

“我太老了。”伊妮德说。

她妈妈忍不住笑了。“有这样的担心，只能说明你还年轻。”她说。看到女儿还有这个年龄的稚气——竟然觉得二十一岁和十八岁隔了一大截，她不禁感到宽慰。

“我才不想跟高中刚毕业的小孩混在一起呢，”伊妮德说，“我真这么想的。再说你为什么总想把我送走？我待在家里挺好的。”她的不情愿和不妥协似乎也让她妈妈很高兴，很放心。可过了一会儿，她妈妈叹了口气，说道：“时间过得很快的，你意识到的时候会吓一跳的。”

那个夏天好多人得麻疹，还有好几例小儿麻痹症。伊妮德父亲曾经的主治医生了解伊妮德的能力，问她愿不愿意帮帮忙，照料在家休养的病人。她说她得想一想。

“你想去吗？”她妈妈问。伊妮德的表情变得遮遮掩掩，却又不肯松口，这样的表情在其他女孩身上，一般是想去私会男友。

“那个保证，”第二天她对妈妈说，“说的是不能在医院做护理工作，不是吗？”

她妈妈说她也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说的是不能毕业当个执业护士？”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是在病人家中进行护理，比如有的人去不起医院，或者不想去医院，那么伊妮德就可以上门护理。她的身份不是执业护士，而是所谓的实习护士。这样一来，就不算违背了诺言，不是吗？并且大多数需要这种服务的要么是儿童，要么是生孩子的妇女，或者时日无多的老人，也谈不上变得粗俗，对吗？

“如果你见到的男人都是再也起不来床的那种，好像也确实无伤大雅。”她妈妈说。

但是她忍不住补充道，这样一来，她就彻底放弃了在医院谋个体面工作的可能，以后只能在简陋的人家里做劳累又薪水微薄的体力活儿了。她可能得从脏兮兮的井里打水，冬天得把水盆里的冰砸开，夏天得赶蚊子，还得去户外上厕所。洗衣服用搓衣板，照明用煤油灯，没有洗衣机，也没有电。与此同时还得照顾病人，操持家务，对付刁钻的穷孩子。

“不过如果这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她说，“我知道我描绘得越艰难，你就越下决心要做。我不阻拦，但我也要求你给我几个保证。第一，喝水之前一定要烧开。第二，绝不能嫁给农民。”

伊妮德说：“真是些奇怪的念头。”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刚开始的那几年，人们越来越穷，去不起医院的人越来越多，伊妮德工作的那些人家，快要和她妈妈描述的差不多了。在那些洗衣机坏了没法修、电源断了，甚至还没通过电的地方，床单和尿布只能手洗。伊妮德的工作不是无偿的，否则对其他做同样护理工作的女人不公平，她们不像她还有别的选择。但她几乎把得到的钱都还回去了——给孩子们买鞋，买冬装，带他们看牙医，给他们买圣诞礼物。

她妈妈到处找老朋友要旧的婴儿床、餐椅、毯子和用旧的床单。床单要来之后，她自己再剪开，缝成尿布。人们都说她一定很为伊妮德感到自豪，她说是啊，是啊。

“可活儿也是真多啊，”她说，“当圣女的妈妈。”

接着开始打仗了，医护人员奇缺，伊妮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抢手。战争之后找她的人也很多，因为出生的孩子多。直到这时，因为医院扩建，很多农场赚钱了，她才可以卸掉一部分责任，只去照顾那些病情严重、回转无望的人，或是那些性情暴躁、被医院赶出来的人。

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下一场暴雨，出太阳的时候又很闷热，晒得湿透的草叶闪闪发光。清晨雾气很重——他们住得离河很近——即便雾散了，四面也没有哪个方向能望得远，夏天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叶茂密，灌木丛生，藤蔓缠绕，玉米、大麦、小麦都成熟了，草料也丰富得很。正如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欣欣向荣。草料本该六月收割的，鲁珀特说得趁下雨之前早点收到谷仓去。

他晚上回来得越来越晚，因为白天干活儿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只有厨房的桌上还点着一支蜡烛。

伊妮德赶忙去开纱门。

“停电了？”鲁珀特问。

伊妮德说：“嘘。”她小声说，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了，因为楼上太热。她把椅子搬到一起拼成了床，又铺上被子和枕头。所以她把灯关了，方便孩子们入睡。她在抽屉里找到一支蜡烛，她自己看书写字够用了。

“她们以后会记得在楼下睡觉的，”她说，“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其他地方睡觉的经历。”

他把手上的箱子放下，里面是给病房用的吊扇，去沃利买的，顺便还带了报纸，他把报纸递给伊妮德。

“你可能想知道外面的新闻。”他说。

她在桌上铺开报纸，摊在笔记本旁。报纸上有一幅图，是几只狗在喷泉边玩耍。

“上面说有高温天气来袭，”她说，“知道这个消息不是挺好的吗？”

鲁珀特小心翼翼地把吊扇从箱子里拿出来。

“真是太好了，”她说，“现在房子里已经凉快了，不过明天有吊扇她一定会很高兴。”

“我明天早点回来把它安上。”他说。然后问他妻子今天怎么样。

伊妮德说她腿上的疼痛减轻了，医生新开的药好像也让她休息得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她入睡太快了，”她说，“都没有机会让你陪陪她。”

“她能休息好就行。”鲁珀特说。

这种低声的交谈让伊妮德想起了高中时，他们都升到了高年级，刚入学时的肆意戏弄也好，假意示好也罢，都已经过去了。最后一学年，鲁珀特都坐在她后面。两人常有些简短的对话，内容非常具体。你有橡皮吗？“连累”怎么写？第勒尼安海在哪里？通常都是伊妮德转过头去，不用看，而是感觉到鲁珀特在她旁边，然后开启对话。她确实要借橡皮，她确实要问答案，但同时她也想和他说话。她想补偿——她为过去和朋友们对他所做的而愧疚。道歉是没用的——那只会让他再次感到尴尬。他只有坐在她后面，知道她不会直视他的脸，才会感觉自在。如果两人在路上碰到，他一定会先望向别处，直到最后一刻，当她欢快地说“你好呀，鲁珀特”，他才小声嘟囔一句“你好”。她听见自己那曾经捉弄过他的声音传回耳边，她真想把它掐灭。

可当他把一只手指放到她肩上，轻点着她，想要获得她的注意，当他向前侧身，几乎要碰到或者其实已经碰到——她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她浓密又乱飞的头发，她感觉自己被原谅了。她甚至很荣幸，终于恢复到了严肃认真的状态。

第勒尼安海到底在哪里？

她想知道现在的他还记不记得当初的哪怕一丁点细节？

她把报纸翻开。玛格丽特·杜鲁门去了英国，得到了皇室接见。国王的医生想要用维生素E来治疗他的伯格氏病。

她把头版递给鲁珀特。“我要玩上面的填字游戏，”她说，“我喜欢填字游戏——一天结束，它能让我放松。”

鲁珀特坐下来看报，她问他要不要喝杯茶。他自然说不用麻烦，她还是去给他泡了一杯，她知道乡下人的“不用麻烦”相当于要。

“是关于南美洲的题目，”她看着这期填字游戏说，“拉丁美洲。横排第一个是某种动听的…… 衣服 。动听的衣服？衣服。好多字格呢。噢，噢，我猜到了。是合恩角！ ”

“瞧瞧这些题目有多可笑吧。”她一边说着，一边起来倒茶。

他要是记得的话，会不会对她有意见？也许她最后一学年的那种随和友好，在他眼里也带着一股优越感，和前两年的嘲讽奚落没有半点区别？

她第一次在这个房子里见到他时，觉得他没怎么变。过去他是个高大结实的圆脸男孩，现在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圆脸男人。头发剪得很短，即便现在稀疏了点，从浅棕色变成了灰棕色，也看不出多大变化。过去脸红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永久的晒伤。他现在的忧愁、脸上的烦恼或许也跟以前一样——想在世上拥有一席之地，有一个大家叫得出来的名字，做一个别人认可的人罢了。

她回想着两人坐在教室里的情景。那时教室很小——五年中学下来，不读书的、不操心的、不上进的学生都被淘汰了，只留下了这些成熟、老练、听话的学生继续学几何，学拉丁语。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迎来怎样的人生吗？他们知道自己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吗？

她还记得那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史》深绿色的软封面。书是二手的，或者转手超过十次——没人会买新书。里面写满了前主人的名字，有的已经是中年家庭主妇，有的成了镇上的小商贩。你没法想象他们还学过这些，在“南特敕令”底下划了线，边上用红墨水标注着“重点”。

南特敕令 。这些毫无用处、远离生活的知识就这样装进了学生们的脑袋，伊妮德自己和鲁珀特的脑袋，伊妮德感到了一丝温柔和困惑。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所期望却最终没能实现。不是这么回事。除了在自家农场干活儿，鲁珀特也想不出别的未来了。他家的农场很好，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她最后做的也正是她一直想做的。你没法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或者做出了违心的选择，或者并不理解自己的选择。他们只是没想到时间会怎样流逝，而在这之中，失去的也许比得到的更多。

“‘亚马逊的面包’，”她说，“‘亚马逊的面包’？”

鲁珀特说：“木薯（manioc）？”

伊妮德数了数，“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道：“树薯（cassava）？”

“这样吗？有两个s？树薯。”

奎因太太的口味天天都在变。有时候她说想吃烤面包，配上香蕉再浇上牛奶。有一天她又说要吃坚果黄油曲奇。伊妮德就去准备这些吃的——反正孩子们也可以吃——等都端过来之后，她又看不得闻不得了。就连果冻，她都觉得有股受不了的味道。

有些天她讨厌一切声音，连电扇都不让开。还有些天她又要把收音机打开，她喜欢那些生日或纪念日点歌的节目，还有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的节目。如果回答正确，可以赢得去尼亚加拉瀑布免费旅游的机会，或者一罐汽油、一大包食品杂货、一张电影票等。

“都是安排好的，”奎因太太说，“他们假装给随便一个人打过去——其实人就在隔壁，也早就知道答案。我以前认识电台的人，我知道内情。”

那些天她的脉搏跳得很急。她语速很快，声音很轻，气都快喘不过来了，问道：“你妈妈开的是什么车？”

“是辆褐红色的汽车。”伊妮德说。

“什么牌子？”奎因太太问。

伊妮德说她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以前听她妈妈说过，后来忘了。

“她买的是新车吗？”

“是的，”伊妮德说，“不过已经买了三四年了。”“她住在威伦斯夫妇隔壁的大石头房子里？”

是的，伊妮德说。

“有几间房？十六间？”

“没那么多。”

“威伦斯先生溺水后，你参加他的葬礼了吗？”

伊妮德说没有。“我不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个时候病得还不厉害。我本来想跟赫维一家人一起去的，他们答应开车载我，结果后来她妈妈和她妹妹也想去，后座就坐不下了。然后克莱夫和奥利芙开着卡车去了，我在前面也挤得下，可他们根本没问我。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妮德想到威伦斯先生递给她一枝玫瑰的样子。他那可笑的殷勤让她牙都疼了，就像吃了太多糖一样。

“我不知道。可能不是吧。”

“他和他太太关系好吗？”

“据我所知非常好。”

“哦，是吗？”奎因太太说，故意模仿伊妮德审慎的腔调，“非——常好。”

伊妮德睡在奎因太太房间的沙发上。奎因太太皮肤上的刺痒已经基本消失，晚上也不常起夜了。大部分时间她可以睡个整觉，尽管奎因太太有时候呼吸很重，非常吃力，但让伊妮德中途醒来、难以入眠的是她自己的心事。她开始做一些可怖的梦。她以前没做过这样的梦。她过去理解的噩梦是自己在陌生的房子里，房间变来变去，活儿怎么也做不完，以为做了的工作又发现没做，不断有事情让她分心。除此之外，她也有自认为浪漫的梦。在梦里，某个男人搂着她的腰，甚至把她抱在怀里。梦中的男人可能陌生，也可能认识——要真把他想成梦里那个样子还挺可笑的。这些梦有的让她思索，有的让她感伤，同时也让她欣慰——原来自己是有这些情感的。也许有些难为情，但跟她现在的梦相比，它们完全不值一提。在她现在的梦里，她会与不可能或者不应该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被打断（因为人或场景的变化）。比如胖乎乎的小婴儿、缠着绷带的病人，或者她的母亲。在梦里，欲望让她变得油嘴滑舌、毫无诚意，她眼里只有欲望，会粗暴地、带着邪恶的实用主义态度去完成工作。“好，这样就行。”她对自己说，“没别的办法，就这样吧。”内心的冷酷、毫无感情的处置，只会让她的欲望愈发滋长。她大汗淋漓、精疲力竭地醒来，像一具尸体一样瘫着，内心毫无悔意。慢慢地，羞耻感、难以置信的感觉才涌上心头。皮肤上的汗水变得冰凉。她在温暖的夜里颤抖地躺着，感到恶心，感到耻辱。她不敢再睡了。她习惯了黑暗，习惯了透着微光的窗帘上印出的长方形格子，习惯了旁边病重的女人恼人的呼吸声如同咒骂一般，然后又慢慢消失。

她想，如果她是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坦白这种事情吗？感觉即便是私祷，她也说不出口。她已经很少祷告了，除非是正式场合。而且，把自己刚刚经历的事情说给上帝不但没用，还很不尊敬。上帝会被冒犯到的。她自己都觉得被自己的内心冒犯了。她的信仰是充满希望的、理智的，没有空间容纳这种被魔鬼侵入睡眠的低劣戏码。她的内心有污垢，但是没必要太当回事。对，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一点心里的垃圾罢了。

从这栋房子到河边有一小片草地，草地上有奶牛。她能听见它们夜里咀嚼和碰撞的声音。她想到它们巨大而温柔的身躯，在麝香、菊苣和开着花的草丛中走动。她想，它们的生活多好啊，这些奶牛。

可它们的结局呢，屠宰场。一场灾难。

不过，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恶魔在睡梦中攫住我们。等待我们的是病痛和衰老。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想到的还要可怕。舒服的床、奶牛的呼吸、夜晚天上的星星——一切顷刻之间都能覆灭。而她，伊妮德，在这里，在劳作中消耗着生命，还假装这个世界不是这样。想宽慰人。想做好人。她是仁慈的天使，她妈妈这样说，随着时间流逝，语气中的讽刺渐渐消失。病人和医生也这样说。

而一直以来，又有多少人觉得她就是个傻瓜？她工作过的人家，说不定私底下很瞧不起她。他们会想，这样的活儿，他们永远也不会干。千万别那么傻。千万别。

可怜的罪人 ，她心里想。 可怜的罪人 。

让认罪悔改的人重归上帝。

于是她起床开始干活儿。据她所知，这是忏悔最好的方法。她整晚都在安静沉稳地劳作，把碗柜里脏兮兮、黏糊糊的杯盘洗净，再把乱糟糟的碗柜收拾整齐。之前简直一团糟。茶杯放在番茄酱和芥末酱中间，厨房纸在一罐蜂蜜上面。架子上别说铺蜡纸了，连报纸都没铺一层。袋子里的红糖硬得跟石头一样。考虑到过去几个月这个家的状况，这些倒也可以理解，可看样子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收拾过。所有纱帘都被烟熏灰了，窗框油腻腻的。瓶子里剩的果酱都长霉了。花瓶里的水闻起来一股恶臭，居然也没有人换。可房子依然是栋好房子，清洗刷漆之后还是有救的。

不过，前屋地板上随意新刷的那块难看的棕色涂料，还能怎么拯救呢？

下午晚些时候，当她空闲下来时，会帮鲁珀特妈妈的花坛除杂草。她把牛蒡和茅草挖掉，免得它们闷死那些坚韧的多年生植物。

她教孩子们好好拿勺子，做饭前祷告。

感谢主创造美好的世界，

感谢主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

她教孩子们刷牙，刷完牙也要祷告。

“上帝保佑爸爸妈妈，保佑伊妮德，保佑姑姑奥利芙和姑父克莱夫，保佑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然后她们还会加上对方的名字。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尔维问：“这是什么意思呀？”

伊妮德说：“什么是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是什么意思？”

伊妮德做了蛋奶酒，没加香草调味，用勺子喂给奎因太太喝。蛋奶酒很浓，她一点一点喂的话，奎因太太喝得下去。如果还是喝不下去，伊妮德就给她喂一杯温热又跑了气的姜汁汽水。

奎因太太现在特别讨厌日光，或者任何光，也不喜欢有声音。伊妮德只好把窗帘放下来，再额外遮一层床罩。按奎因太太的要求，风扇也关掉了，屋里闷热至极。伊妮德俯身照料病人的时候，汗珠就从额头上滚落。奎因太太却冷得发抖，总嫌不够暖和。

“还拖着呢，”医生说，“一定是你给她喝的奶昔，让她坚持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妮德说，好像这很重要似的。

奎因太太现在因为过于疲劳或者虚弱，很少说话。她有时候会陷入昏迷，呼吸很弱，脉搏也找不到，要是换了不如伊妮德经验丰富的人，该以为她死了。可有的时候她又精神不错，要求把收音机打开，然后又要求关上。有时她神志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伊妮德是谁，有时却用带着探究和疑惑的眼神望向伊妮德。她脸上早已没有血色，嘴唇也白了，可眼睛看起来却比以前更绿了——一种浑浊而阴郁的绿。伊妮德试图回应望向自己的这眼神。

“需不需要找位神父来？”

奎因太太一副唾弃的表情。

“我看着像爱尔兰佬吗？”她说。

“那找位牧师？”伊妮德说。她知道该问这件事，可是她问的心态不对——冷淡，甚至还带着恶意。

不，这不是奎因太太想要的。她不悦地哼了一声。她还有些精力，伊妮德感觉她是为了做些什么才攒着劲儿的。“你想见孩子们吗？”她问，尽可能让语气温柔，带着鼓励，“想和她们说话吗？”

不。

“想见你丈夫吗？你丈夫一会儿就会来的。”

伊妮德并不确定。鲁珀特有时回来得很晚，奎因太太已经吃完药入睡了。他便和伊妮德坐一会儿。他每天都给她带报纸。他问她在笔记本上写什么——他看见她有两个本子——然后她会告诉他，一个本子是给医生看的，记录有病人的血压、心率和体温，还有进食、呕吐、排便和服药情况，以及病人的整体状况。另一个本子是给她自己看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没那么精确，里面还会记录天气和每天发生的事，以及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

“比如，有一天我记下了路易丝说的话。那天格林太太来了，路易丝和西尔维进来时，格林太太说路边的浆果丛长得很旺，都伸到路面上去了。路易丝说‘就像《睡美人》里讲的那样’。因为我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件事记下来了。”

鲁珀特说：“我得去把那些多余的枝条砍了。”

伊妮德觉得他很高兴路易丝说了这样的话，也高兴她记下了这件事，他只是不好意思表达出来。

一天晚上，他告诉伊妮德，他得离开几天去参加拍卖会。他问过医生要不要紧，医生说尽管去。

那天晚上，奎因太太服下当天最后一剂药之前，鲁珀特就来了。伊妮德觉得他可能是想趁短暂离家之前来看看妻子。她让鲁珀特直接去奎因太太房里，他进去后把门关上了。伊妮德拿了报纸，准备去楼上读，又想到孩子们应该还没睡，肯定会找各种理由让她去她们的卧室。她可以去门口的沿廊，但是现在外面蚊子多，尤其下午还下了一场雨。

她怕听到两人私密的对话，或者是争吵，接着她撞见气呼呼出门的他。奎因太太正攒着劲儿大闹一场呢——这一点伊妮德很肯定。在她还没想好往哪里躲之前，她听到了一些声响。不是指责或亲热（如果还有可能的话），甚至不是她以为可能会有的哭泣，而是一阵笑声。她听见奎因太太病中虚弱的笑，那笑声中有伊妮德熟悉的讥讽和得意，也有她此生从未听过的——某种刻意营造的恶毒。她知道自己该走开，可她没有动，她就那么坐在桌旁，愣愣地望着房门。过了一会儿，鲁珀特出来了。他没有躲避伊妮德的目光——伊妮德也没有躲避他的。她做不到。可是她不确定鲁珀特有没有看见她。他只是朝她那边望了望，然后便出了门。他看起来就像是触到了一根电线，在乞求原谅——乞求谁的原谅呢？——原谅他竟让身体承受了这样的灾难。

第二天奎因太太的精力大大恢复，其中的反常和欺骗性伊妮德在其他人身上见过一两次。奎因太太想靠着枕头坐起来。她还让把风扇打开。

伊妮德说：“这个想法不错。”

“我要告诉你一件你绝不会相信的事。”奎因太太说。

“我听过的事多了。”伊妮德说。

“自然。不过他们说的都是假的，”奎因太太说，“我敢肯定都是假的。你知不知道，威伦斯先生那时就在这个房间？” tReQQRy42HLm2QJSgiwOiuG9UgVg1ni/V1yMJRFqpr5ZzdbE6r6mWoxUk/in9T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