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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经历过北海
风暴的人，都会对那样的场景永生难忘。
阴沉沉的乌云在海面上空盘旋，混浊的巨浪从四面八方袭来，风从甲板上呼啸而过。面对无情的大自然，人们感到无助。除了任由风暴摆布且尽量远离大海以外，他们别无他法。成千上万的渔民在这种风暴中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今人们与风浪做斗争的每一处地方，曾经都是干燥的陆地。
北海只有约 7 500 年历史，从地质学角度看，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1.5 万年前，全球气温回升，剧烈的气候变化改变了欧洲北部和西部的整体地貌，而北海正是全球变暖的产物。那些居住在冰川消融地带的人们发现，当地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
公元前 1 万年，后来成为北海的地方是由杂乱无章的盐碱滩、沼泽地、河流、小溪和小湖泊组成的。这片低洼地区的江河入海口和沼泽地必定非常富饶，盛产各种鱼类和野生陆地动物，为时常出没在该地区的狩猎部落提供了理想的猎物。猎人们扎营时一般会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地方。他们也会在小海湾或小溪后面驻扎，因为那里便于独木舟靠岸和卸载猎物。这片土地上曾升起缕缕炊烟，男人们用扁斧温柔地打造着独木舟，而女人们则用工具刮洗着钉在地上的鹿皮。然而随着河水逐渐泛滥并突然改变流向，后人将忘记这里曾有过熟悉的港湾和可供独木舟安全靠岸的地方。面对海平面不断上升的大海，人类束手无策，只能在这里留下短暂的生活印记。
数百年后，北海慢慢变成一个由地势低洼的岛屿组成的群岛，然后变成如今变化无常的浅水海域，灰暗的海水时不时卷起惊涛骇浪。海面下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只流传于人们的口中。不过，这并不妨碍低地居民继续打鱼。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必定是在桦树皮或兽皮筏子制成的独木舟上度过的。随着海平面的升高，他们只能把家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或者沿着波罗的海急剧变化的海岸线定居，但他们的专业捕捞技能却世代沿袭了下来。
波罗的海盆地及盆地内的湖泊、沼泽和河流是在复杂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即冰川、隆起的地壳和急剧变化的海平面塑造了盆地的地貌。斯堪的纳维亚冰盖逐渐消退，其南部边缘出现了一个冰川湖，湖水因德国和波兰北部沿海低矮丘陵的阻挡而无法流入大海。冰层的重量减轻时，陆地也开始上升。陆地和海平面的交错上升把海洋变成了湖泊，然后又变成了半咸水湖。大约在公元前 5500 年，海水终于淹没了丹麦和瑞典之间的陆桥，形成了如今波罗的海的前身。气候变暖使海洋哺乳动物和水鸟更加多样化，海鱼和溯河鱼类在不断变化的水温和盐度中茁壮成长，贝壳类物种也是如此。
早在公元前 10500 年，人们就开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新环境中。公元前 8000—前 2000 年，人类可获取的海洋食物和陆地食物极其丰富，品种多样。人口稠密的聚居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海洋食物也成为人们钟爱的食物。猎人们对海豹、水鸟、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依赖度极高。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来，他们都在同一地点扎营捕猎，但是他们不一定生活得很好。波罗的海沿岸季节变化明显，一些鱼类和水鸟只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尤其是春季和秋季；而在其他季节，沿海地区的人们只能依赖陆地猎物、近岸鱼类和贝类动物为食。贝类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四季常有，而且很容易大量采集，特别是在海水退潮后。在古代社会，尽管贝类动物只是日常饮食的一种补充，但它的来源稳定可靠。贝类动物在波罗的海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营地附近留下了巨大的贝壳堆。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在贝壳堆上面建房。
对于首次研究这些贝壳的考古学家来说，大大小小的贝壳堆定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早期居民。丹麦动物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学教授亚帕图斯·斯滕斯特鲁普（Japetus Steenstrup）是第一个研究丹麦陆地上数百个史前贝壳堆的学者，并给它们起名“贝冢”，后来19 世纪的考古挖掘者也沿用了他的命名。这位极具天赋的动物学家从古代留下来的贝冢中发现了古人采集贝壳习惯的变化，但在随后的100 多年里，考古界并不认同他的结论。
斯滕斯特鲁普及其同事通过已经发展完善的种族优越进化论审视历史。但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从非西方社会的全新视角，科学地理解人类的多样性。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热衷于研究以采集贝类为生的原始人，他引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小猎犬号航行记》（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中对火地岛印第安人的描述：“主要以贝类为生的当地居民不得不经常改变居住地，但从通常重达数吨的一堆堆古老贝壳中可以看出，他们偶尔也会返回同一个地方捕捞贝类动物。”在那个时代，人们从严格的线性角度看待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无论是火地岛印第安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早期觅食者，都没有得到学者的赞美之词。“从岩石上撬一只青贝下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达尔文写道，“甚至都不用耍任何手段。要知道，耍手段是一种最低级的脑力活动。”在他眼里，火地岛那些吃贝类动物的印第安人的求生技能和动物差不多。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在研究日本、南非、美国西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贝冢，更不用说秘鲁和火地岛了。
1769 年，库克船长在新西兰发现了毛利人的贝冢。北美洲东部的早期旅行者说他们见过印度人留下来的大型贝壳堆。早期考古学家几乎很少效仿斯滕斯特鲁普或卢伯克的做法。他们挖掘贝冢的手法非常粗鲁，而他们关于贝冢的记载通常也仅限于寥寥几张清单，上面记录了他们在探沟中发现的贝壳种类，有时候还描述了贝壳品种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些关于贝壳堆的研究没有体现出古代狩猎方式的任何魅力，而早期学术文献都把采集贝类动物的先民刻板地描绘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原始人。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赞同英国著名史前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在 1952 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以贝类作为主要食物的饮食方式通常与较低的文化水平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积极从事狩猎和海上捕捞的社区中，贝类动物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说句公道话，克拉克后来还是改变了想法。在他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探讨了贝类动物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遗憾的是，学术界关于现存贝类觅食者的人类学研究非常少，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贝类动物只是人类在饥荒时期采集以供生存的食物。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因为以大量贝类为主食的饮食文化根本不是“原始”的标志，它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贝类动物唾手可得，而且数量很多。最重要的是，在一年当中最缺乏食物的那几个月里，贝类动物对猎人和渔民来说是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他们可以从贝类中摄取丰富的蛋白质。
光是斯滕斯特鲁普发现的贝冢，就可以证明软体动物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埃特伯勒遗址和位于丹麦其他遗址的大型贝冢即使没有上千年历史，也经过了数百年的长期和短期累积。当地居民常年采集贝类，尤其在其他食物资源短缺的季节，他们将鸟蛤、贻贝和牡蛎作为主食。
举个例子：公元前 4500—前 3200 年，丹麦东部日德兰半岛东岸的诺斯敏讷居民住在一个入海口的深水河道附近，那里有广袤的浅滩。他们以牡蛎为食，在早春时节尤其如此。牡蛎生长在低潮水位以下的浅滩，当地居民在采集牡蛎时必须站在刺骨的冷水中，把牡蛎从海底挖出来。即使海水退潮，牡蛎也在水下较深的地方，因此挖牡蛎可能是一项比较难的工作。换句话说，除非会潜水，否则人们在大多数时候是抓不到牡蛎的。每年 3 月的春分点和 9 月的秋分点是潮位变幅最大的时候，如今波罗的海的潮差已可以忽略不计，但有证据表明，在诺斯敏讷时期，潮位变幅比现在要大得多。
对贝冢进行了一个半世纪的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在过去1万年里，很多沿海社会都有采集软体动物的习惯。通过对南非尖峰遗址的发掘和对西班牙史前遗址的研究，我们还了解到贝类动物在冰期晚期是一种机会性食物。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冰期的结束，全球海平面上升，人们食用大量贝类逐渐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原因，但这有可能是因为海平面上升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低洼海岸线地区形成的广阔的近岸浅滩所致。
人类食用的贝类动物几乎都可以分为两类，即双壳类和腹足类。除此之外，人类还吃类似石蟞和角贝这样的贝类，它们的外壳有时会被当作价值不菲的装饰品。腹足类软体动物较为常见，比如鲍鱼、青贝、海螺、蛾螺和蜗牛；双壳类软体动物则包括生长于江河入海口和海洋当中的贻贝、蛤、鸟蛤和牡蛎。人们最常捕捞的海洋软体动物占据了近海栖息地，比如潮间带；还有一些软体动物则栖息在岩石底部、泥沼或沙地中。
对人类这种食肉动物来说，软体动物就是密封在厚重贝壳中的一小块肉，而贝壳本身是不可食用的。由于贝类动物难以携带，觅食者往往在贝类采集地附近搭建营地。如果不搭建营地的话，他们就会在岸上加工贝类，然后把贝肉带回内陆。除了不便携带，还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软体动物并非理想食物。首先，提取贝肉可能要耗费大量精力；其次，贝肉的热量通常较低；最后，除了像海螺等少数大型贝类之外，一般贝类的肉并不多。
当然，食用软体动物也有自身优势：第一，贝类加工的劳动强度可能比人们想象中低，因为通过大批量煮沸或烘烤的方式能够节约很多时间；第二，与葵花籽和山核桃相比，牡蛎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按照一定规律找到大量附着于河床或海床上的软体动物，尤其是在江河入海口。贝类动物一年四季都能采集到，每当其他食物短缺时，它们就是缓解饥饿的好办法。
古往今来，在大多数社会中，贝类的采集一直都是妇女和儿童的工作。贝肉能够为人们持续提供蛋白质，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尤其是在妇女的孕期和人类的幼儿时期。与可以吃的植物一样，软体动物也是静态的食物来源。对于那些极度依赖猎物或鱼类维持生计的人来说，软体动物还是一种可预测的水中食物。
在撰写古代史的人看来，与狩猎大型动物或捕捞洄游鲑鱼相比，贝类采集是一种乏味的活动。或许这就是我们对传统的贝类资源开发方式知之甚少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特例。学术界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其课题就是澳大利亚北部吉丁加利原住民的觅食行为。这项研究揭开了史前贝类采集活动的神秘面纱，使世人意识到贝类采集活动对人类历史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而非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无足轻重。对于吉丁加利和澳大利亚其他原住民群体来说，软体动物已经大大超出求生食物的范畴。
吉丁加利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的一片辽阔的地域上，那里既有海岸线，也有沙丘和红树林沼泽地。他们的聚居地中心位于布莱斯河（Blyth River）的滨海平原，原住民称之为“安迦亚瓦那”（Angatja Wana），也就是“大河”的意思。
布莱斯河的宽阔入海口叫作“布科湾”（Boucaut Bay），那里有一片位于两个海岬之间的绵延 60 千米的沙滩。广袤的沙洲和泥滩暴露在水位极低的潮水当中，从海滩往海里延伸至少有 3 千米远。由古老河道、沼泽地和沙丘组成的海岸线不断变化，人们很难在此处寻找食物。吉丁加利人觅食时一般寻找食物供应比较稳定且相对安静的地方。这个策略很管用，因为附近区域发掘出来的贝冢证明人类在此采集贝类动物的历史至少有 6 000 年之久。
20 世纪 70 年代初，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贝蒂·米汉（Betty Meehan）研究了吉丁加利人的觅食方式。当时，在澳大利亚大约有400 名吉丁加利原住民，他们生活在 4 个组织松散的部落中。米汉大部分时间都与安迦亚瓦那河口的安巴拉部落一起生活。由于食物供应充足，安巴拉部落很少搬家，但他们的机动性很强，每天步行范围达 20 千米。当地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 0.5 人；如果只计算沿海地带人口密度的话，那就是每平方千米 6 个人。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来说，这个数字已经相当高了。
澳大利亚是个季风气候国家，干湿季节区别明显，降雨通常集中在每年 11 月至第二年 3 月之间，接着就是一直持续到 9 月的旱季。这里只要刮起东北风，就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
吉丁加利人对当地的极其细微的天气变化了如指掌，他们为至少 5 种季风起了名字，并且知道潮汐的详细周期。而吉丁加利人之所以如此了解潮水，是因为他们要根据潮汐的变化操纵独木舟搬运货物、捕鱼和寻觅贝类动物。
安巴拉部落的聚居地也并非一成不变。和丹麦以贝类动物为生的部落一样，他们在不断地移动住所和炉灶，把各种残骸不规则地堆积在一起。人们有时候会在比较大的垃圾堆上放火，以清除周围的杂草或阻止苍蝇成群聚集。有些食物残渣是新鲜的，有些则并不那么新鲜。被弃时间较长的贝壳和其他废弃物被不断扔到垃圾堆里，安巴拉人称这是“死贝壳堆”。那里也有比较小的贝冢，其中一些是人们吃贝肉的地方，地面有清理过的痕迹，而且周围有几个炉灶。他们还在一堆堆的贝壳边上堆放其他废弃物。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在软体动物所栖息的河床或海床附近烹制贝肉。他们在小心翼翼堆放起来的贝壳堆上生火，把贝壳烤热，然后把新采集来的贝类放在被烤热的贝壳上，用新鲜树枝和树皮盖住它们，只需等两三分钟，新鲜贝壳就被烫得张开了口。
在吉丁加利人兼收并蓄的饮食中，贝类动物是最常见的食物。现代吉丁加利人有时候把自己居住的海岸线描绘成一个超级市场，他们采集贝类的主要区域包括带沙滩和泥滩的开阔海滩。在靠近海滨区域的边缘，贝类品种会发生变化。为了在这里采集贝类，人们不仅要掌握潮涨潮落的知识，还要了解月亮的盈亏时间，因为它决定了潮汐的周期。每逢赤道潮（如今也被称为“国王潮汐”
）到来时，软体动物栖息的海床便暴露无遗。此时是一年中的关键期，因为只有在最低潮时，人们才能采集到个头最大的腹足纲软体动物。
对潮汐的了解只是吉丁加利人的基本技能，他们还必须观察复杂的环境因素，比如移动的沙洲、当地水流模式的变化以及恶劣天气所带来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可能会摧毁绵延数千米并经历漫长时间才形成的贝类栖息带。皱纹蛤通常生活在沙里几厘米深处，是当地渔民赶海时最喜欢采集的贝类，而且往往占收获物的 61％；另一种占比较大的则是紫蚬，占 18％，这是一种大型的咸水双壳贝类，壳体较重，所以渔民习惯在采集地附近将其煮熟，然后只把蚬肉带回营地。巨蛎属牡蛎喜欢成群聚集在岩石上，渔民只要将其整团举起来就可以在附近把它们煮熟或分开。在河流上游，广阔的红树林分布在泥滩和潮沟之间，与被更上游的潮水所淹没的贝类栖息地一样，那里盛产各种贻贝。在红树林里采集贝类动物时，人们需要了解不同品种贝类生存的微环境。
在米汉调研期间，安巴拉部落为她采集了 29 种贝类，但它们都属于腹足纲和双壳纲。大部分采集活动都是由女性和她们的孩子共同进行的，而且她们的工作非常有针对性。她们仔细规划每一次出行，每回只采集一种贝类，彼此间经常相互交流，随时修改采集策略。除了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大范围暴风雨造成阻碍外，她们的任务一直都按计划进行，收获了各种各样的贝类。
绝大部分采集任务会持续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孩子们一直待在大人身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可以帮妈妈的忙。贝类的采集需要知识，却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或者动用太多体力，懂得使用一些极其简单的工具即可，包括一根挖掘棍或探测棒、几个用来装贝类的网状编织袋或长条容器。妇女们先用手指或一根棍子探测某个区域，如果那里有潮水涌出来打湿沙子，她们就挖个洞，用双手筛沙子，然后把未成熟的贝类扔掉，再用浅滩里的盐水清洗那些留下来的贝类。无论海水涨潮、退潮，抑或是在几厘米深的海水里作业，妇女们都是如此采集贝类的。她们常常带着自家的狗一起去赶海，以便吓跑游到浅海的鲨鱼。
安巴拉部落的妇女和孩子们一年四季都会采集软体动物，但她们在雨季期间的活动最为频繁。采集次数一般视各种因素而定，包括其住处到软体动物栖息带的距离及人们所需的贝类数量。部落之间相互探访是很平常的事情，贝肉、野味或可食用植物会被人们作为礼物传递。每逢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部落都要准备大量软体动物作为仪式参加者的食物。“库纳皮皮”祭礼（Kunapipi）就是当地的一种宗教仪式，也是男孩们的成年礼，一般在满月时举行。沿海居民每年大约要花 70％的时间采集贝类，而生活在内陆的人的频率要低一些。
人们的觅食节奏随着 10 月国王潮汐的来临、旱季的结束和西北季风的到来而有所变化。每年 1 月天气湿热难耐，安巴拉人活动减少，食量也相应减少。这一时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阴凉处，也只有在这时候，贝类才会被视为最重要的食物，他们将这段时间称为“吃贝肉的季节”。总的来说，采集软体动物是一项非常有规律的活动。
在米汉对 4 个吉丁加利部落做调研的日子里，人们花了 58％的时间采集软体动物，这与他们出海捕鱼的频率相同。吉丁加利人对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依赖程度高于陆地动物或可食用植物。据米汉估计，在她与吉丁加利人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他们采集了至少 6 700千克贝类，最终加工成 1 500 千克贝肉。她估计，吉丁加利人每年可收获 7 300 千克贝类；如果把它们的壳都堆放在一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体积大约为 8 立方米的贝冢。考虑到人类在史前数千年的时间里基本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会出现如此惹人注目的贝冢了。
米汉对安巴拉部落的研究表明，以可观数量的贝类作为食物的饮食习惯有诸多好处，只是体现得不那么明显而已。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现的贝冢足以证明贝类是原始人维持生计的重要食物。无论是生活在温带江河入海口的人群，还是生活在热带潟湖区的部落，他们都需要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冒着一定风险才能采集到软体动物。早在人类成为农民或城市居民之前，他们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生存能手了，可我们却对他们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为什么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答案的主角肯定是贝类。对于本书所探讨的几乎所有古代渔业社会来说，贝类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