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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ing
奔赴一场鲜活生动的文明盛宴
很多年前，我在非洲中部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帮一位同事进行考古挖掘。我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鱼骨，但那位同事把它们扔掉了。“没用的，”他说，“我们无法鉴定这些骨头。”作为一名新手，我没什么发言权。我敢说，他很快就忘记了那些碎鱼骨，可即使到了60 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说过的话。我对于古代渔业的兴趣正是从那次早就完成的考古挖掘活动开始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开始在非洲村庄进行独立考古挖掘，但没有找到任何和鱼相关的证据。那里的村民以种植谷物和养牛为生，偶尔出去打点野味或寻找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在一次考古挖掘中，我们发现了猎人和植物采集者的踪迹。那个地方叫吉绍（Gwisho）温泉，位于村庄最北部。3 000 年前，一小群猎人在温泉旁宿营，从那里俯瞰卡富埃河
（Kafue River）冲积平原。每到夏季，洪水就涌入这片巨大的平原，当其退去后，便留下很多浅水池。
在吉绍温泉，我和比利时同事弗朗西斯·范·诺顿（Francis Van Noten）的运气不错。遗址被水浸泡着，我们发掘出一些木矛头、一把原始的铲子、无数羚羊骨头、植物化石，还找到了一堆鱼骨。我请赞比亚渔业官员格拉汉姆·贝尔-克罗斯（Graham Bell-Cross）来检查那些鱼骨，结果发现它们几乎都是鲇鱼的骨头。因为洪水消退后，猎人们可以用长矛刺杀鲇鱼。我们不知道能从这堆骨头当中获得多少信息，克罗斯告诉我们，骨头最完整的那条鱼重 2~3 千克，跟如今卡富埃河的鲇鱼个头差不多，这让我们大为震惊。3 000 年前，鱼在吉绍人的食谱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现在回想起来，吉绍人肯定是在洪水退去时趁机捕获了这些鲇鱼。那时候人们很容易在浅水滩里发现和杀死鲇鱼，他们甚至可能徒手抓了一些鱼。
这些年来，我拜访过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现代渔村，仔细研究过一些难以辨认的古代鱼骨，并且跟很多渔民交谈过。那些渔民来自不同地方，他们有的在深海捕过鱼，有的在浅水水域劳作。我见过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洄游的鲑鱼，它们挤在湍急水流和浅水滩里，那幅景象让我着迷。那时我才意识到，地球曾经拥有过富饶的渔场，但直到近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认真关注渔业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之一。
长久以来，渔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他们通常处于社会边缘，远离法老的宫殿和拥挤的街市。人们每天都能吃到渔民捕来的鱼，却不知这些鱼来自何方。如果愿意的话，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鱼，因为它是一种稳定的食物来源。古代渔民目不识丁，现代学者很难找到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渔民的贸易史更是充满挑战性的难解之谜。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学科收集渔业方面的知识，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学及古生物学等。
由于极度缺乏 18 世纪以前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宫廷秘史、水产上市信息、庄园和寺院日记以及偶尔能找到的相关论文寻找渔业方面的史料。此外，当代学术界从人类学角度对古代的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我能够从一个宝贵的角度去审视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数千块残缺不全且非常细小的鱼骨头。
第一批认真研究史前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人是 19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考古遗址附近发现了巨大的贝冢（即史前贝丘），然后他们仔细地把鱼骨头和贝壳进行了分类。他们的工作鲜为人知，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 20 世纪初，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只要挖掘到鱼骨，就只会认为那是当地居民捕捞上来的，而不会对鱼类的品种、捕获年份和重量等信息分门别类地分析，他们的考古报告几乎没有评估这些鱼类和软体动物对于吃它们的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性。
20 世纪 50 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研究远古社区的意义远大于计算石器数量或对比陶瓷碎片。为了获得所需信息，考古学家们转而研究动物骨骼、植物残骸和鱼骨，这也是如今的考古发掘速度比上一代要慢得多的原因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挖掘队通过细筛网和水来过滤沉积物样本，以回收那些不显眼的植物残骸和鱼骨，筛网的孔越细小越好。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湿筛法，或者叫浮选法，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大量关于古代渔业的知识。在瑞典东南部拥有 9 000 年历史的诺耶·桑南桑德（Norje Sunnansund）远古遗址，考古人员使用网眼直径为 5 毫米的筛网，而非 2.5 毫米筛网，结果鱼骨的回收数量减少了94％。将这些细小的古代鱼骨与现代鱼骨进行对比之后，考古人员可以识别它们是哪种鱼。
一直以来，这种对比工作都是个精细活，只有内行人才做得来。现在，鱼类专家可以从鱼骨中梳理出更细微的答案，而不仅是鱼的形状和种类。具体而言，他们可以根据鱼骨解决如下问题：这种鱼的年龄是多少？只有在产卵季节才能捕获这种鱼，还是全年都可以捕获？这种鱼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人们使用什么方法来宰杀和保存这种鱼？只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聪明才智，挖掘者就能罗列出问题和答案清单，因为科技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大部分难题。例如，随着应用于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法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古人的饮食结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人体骨骼样本来分析人们日常饮食中有多少食物来自海洋，又有多少食物来自陆地。
了解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之后，研究人员还可以将这些知识与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结合起来。现在，他们对地中海的蓝鳍金枪鱼等物种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鱼习惯游到近海地区产卵，也因此而被人类大批量捕杀。在海洋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人们比二三十年前更加了解鳀鱼
、鲱鱼、鲑鱼、鲟鱼和其他很多鱼类的习性。对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发现对他们的研究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
古气候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学科，它正逐渐揭示出由不同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波动规律。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更复杂、更难察觉，而且会引发鱼类种群的巨大变化。人类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尤其是对近海水域的破坏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全球各地海平面大大小小的差异会给浅水渔场带来重大影响，例如佛罗里达州南部西海岸的海平面在过去4 000 年里发生的微小变化，就体现在卡卢萨印第安人（Calusa Indians）所捕获的鱼类和软体动物身上。
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对渔场影响更大。北海（the North Sea）、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和爱尔兰海（the Irish Sea）是世界上渔业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冰期结束后，也就是大约 1.5 万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当地人就开始开发这片海域了。和所有海域一样，这些海域都是动态的生态系统：气候的重大变化塑造了这些系统，海平面逐渐上升，形成厄尔尼诺（El Nino）现象和超级风暴。而人类的过度捕捞则改变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
“北大西洋涛动”（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NAO）是人类渔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由冰岛和亚速尔群岛
（Azores）之间的气压差异造成的。北大西洋涛动指数越低，西风就越弱，西伯利亚冷空气就会降临欧洲上空，导致欧洲气温骤降；而它的指数越高，西风就越强烈，欧洲的冬天就越温暖。因此，较低的北大西洋涛动指数会使渔港结冰；指数升高时，强烈的西风会形成破坏性极大的飓风，毫无征兆地席卷欧洲大陆。
1881 年 7 月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一支由 30 多艘敞舱渔船组成的船队正在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的远处海面上放长线捕捞鳕鱼，不到几分钟时间，海上就刮起巨大的风暴，造成10 艘渔船沉没。在这次海难中，有 36 名渔民溺亡，身后留下了34 名寡妇和 58 名孤儿。
北大西洋涛动变幻莫测，每年到达北海和沿海水域的鲱鱼鱼群规模都会受它的影响。中世纪，烟熏鲱鱼或腌鲱鱼是人们的主食，尤其是在神圣的日子里。鲱鱼大规模进入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南方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季节，正好是北大西洋涛动指数较低的时候。古代的渔民很清楚，他们每次出海捕捞到的鱼类品种和数量是不稳定的，但他们不知道原因何在。举个例子，英吉利海峡西面海域的鲱鱼以一种喜欢寒冷环境的箭虫为食，当海水温度上升时，会有另一种箭虫进入该海域，绝大部分鲱鱼选择离开，而沙丁鱼将取而代之。这两种鱼都是人们喜欢吃的食物，因此从沙丁鱼和鲱鱼的比例上，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人类那时候经历的是寒冬还是暖冬。
北大西洋涛动是我们最了解的一种涛动现象，不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周期变化，例如厄尔尼诺现象就导致秘鲁北部沿海的鳀鱼数量产生波动。类似这些现象还会削弱强国的实力，推翻国王和皇帝的统治。我想强调一点：人类渔业史上的很多复杂现象是很难用简单理由去解释的。能够确定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鱼一直都是人类的一种重要食物，所以在各种大大小小或进步或倒退的社会变革中，食物的丰富或匮乏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19 世纪中期，考古挖掘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了贝冢，并对它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从那以后，我们才开始在人类渔业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那些考古挖掘者早于自己的同行 100 多年就意识到鱼类和软体动物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半世纪后，精细的考古挖掘技术和高科技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食物在过去是多么的重要。在国家文明和城市发展起来之前，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往往是季节性的。每当尼罗河的鲇鱼被困在河水消退的浅滩中，或者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鲑鱼在春天的河流中产卵时，人们便开始进行密集捕捞，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天或几周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捕鱼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一种机会性活动。秘鲁北部沿海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内陆活动，只有在特定时间才到海上捕捞鳀鱼。欧洲北部一些居民有采集贝类的习惯，但他们也只是在其他食物短缺的季节才吃贝类海鲜。
这种机会性捕捞活动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有时候，人们也大量捕捞鱼类和采集软体动物，但这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采取的部分策略。除此之外，人们还要捕猎动物、采集可食用植物，而这些活动更加复杂。
城市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像法老或柬埔寨国王这样的统治者也许认为自己是神一般的领袖，可他们必须养活大量在他们宫殿和公共部门劳作的民众。和谷物一样，鱼是建金字塔的工人或水库建造者的口粮，只不过他们吃的是腌制过的鱼。早在那时，咸鱼已经成为一种不具名的标准化商品。
1 000 年后，当北欧海员开始探索北大西洋时，他们携带的也是咸鱼。对远洋水手来说，尼罗河的鲇鱼和大西洋的鳕鱼跟牛肉干没什么两样。每逢春季，罗马渔民便开始大规模捕杀成百上千条大型金枪鱼。几乎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捕鱼都是商业活动。虽然鱼类考古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如今，借助相对成熟的鱼骨分析技术，我们可以识别来自挪威北部罗弗敦岛（Lofoten Island）那些被切掉鱼头后晒干出口的鳕鱼，甚至根据骨头计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考古人员曾发掘出英国中世纪市场出售的鳕鱼，在对其脱氧核糖核酸（DNA）进行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了当时国际鱼类贸易的演变趋势。
借助新科技，渔业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为我们重现一段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在城市和强大文明的角落里默默劳作的渔夫以及他们捕捞到的各种鱼类。新科技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金字塔和法老的关系、吴哥窟（Angkor Wat）的粮食过剩问题，以及鳀鱼和鱼粉饲料对秘鲁沿海莫希（Moche）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渔业没有创造出文明，但它帮助文明延续了下来。
我认为，人类的捕捞活动已有将近 200 万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我还认为，最早的捕捞活动不过是机会主义行为而已。远古非洲人从浅水湖或河塘抓到一条鲇鱼，并且不让它滑走或咬到自己的手，这便是机会性捕捞活动。这种捕鱼方式就像狩猎和采集可食用植物一样平常。机会主义是人的本性，它能够让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使之转化为对人类有利的形势。准确地说，人类最早的捕捞方式就是寻找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过程。无论后来人们引入多少机械化手段，机会主义的成分从未完全脱离过捕捞活动。
机会主义并非捕捞活动独有，人类的祖先其实每天都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觅食活动，比如捡食狮子捕杀的猎物，或者从蜂巢里采集蜂蜜。从洪水消退的池塘中抓产卵鲇鱼的做法与其说是靠技巧，倒不如说是靠时机（我就曾在非洲的泥潭中抓到过几条鲇鱼）。同样道理，人们也是趁着海水退潮的时机到熟悉地点采集贝壳的。数十万年来，捕鱼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狩猎方式，它和偷偷跟踪羚羊一样需要本能。直到大约 1.5 万年前，海平面开始迅速淹没大陆架
，渔业捕捞才逐渐进入全盛时期。
上一个冰期末期，地球上大约有 1 000 万人口不得不适应那个发生巨变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变成专家所谓的广谱猎手或觅食者，靠捕猎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和采集植物为生。不断上升的海洋使河床坡度变平，水流变得更加缓慢。淤泥由此沉积，形成沼泽、三角洲和河口，大量鸟类、鱼类、可食用植物和贝类在那里生长繁殖。人类也被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多样化的景色所吸引。跟以前相比，渔业成为更宽泛的狩猎经济的一部分。人类最初采用的是一种主要依赖细微观察力的机会主义食物采集方式。冰期过后，这种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也需要更加高超的技能。在海岸、湖泊、河流等更富饶的环境中，人们开始设计出更复杂、更专业的工具来攫取各种不同的食物。正是在这气候迅速变化的 1 000 年里，捕鱼成为人们广泛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狩猎、采集和捕鱼这三种古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均兴起于机会主义。
这些获取食物的方式还依赖于人类的另一种基本生存策略——移动。各种各样的食物不均匀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地域上，它们或是有蹄动物，或是生长在树上和灌木上的植物，又或者是生长在水中的生物。为了获取营养，古人必须上山下海，追踪产卵期洄游的鱼群和迁徙的动物，到海床或河床上采集贝类，或者爬树采摘成熟的橡果。这些觅食活动需要频繁的迁徙以及无数代人口头传下来的经验。那时候的世界地广人稀，人口流动率极低，每个人一生中平均只遇到 30~50 个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与左邻右舍互动，相互交换物品。
我们对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古人曾用一些能够制造工具、有着细密纹理的石器或类似矛头之类的人造物品与别人交换，还有些先民用从当地橡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篮篮橡果、剥下的鹿皮或奇特的贝壳进行易货贸易。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当面交换的，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人们竟然会前往很远的地方交易。
作为精神寄托的亲属关系也远远超出了当地部族范围，人们往往能与远在他方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利用这些关系，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婚姻伴侣，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候甚至能获取远方的食物信息。如今，考古学家对卡拉哈里沙漠
（Kalahari Desert）和加拿大极圈区等地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部落的成员数量是不断波动的，迁徙是游猎采集部族发展的天然动力，比如部族成员的女儿会嫁到部族以外的地方；部族内部发生争斗，失败者可能离开部族；某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会离开族群，去探索附近的山谷，并组建属于自己的部族。人们还要不断寻找新的猎场或渔场，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游历很多地方。
想想看，人类从阿拉斯加向南迁移的速度有多么快。他们从阿拉斯加的最初定居点向南出发，大概只花了 2 000 年时间就跨越了 1.6万千米的距离，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那里渔业资源丰富，只要有适合捕鱼的渔场，就会出现大量渔民。在秘鲁北部沿海，浅水捕捞活动早在公元前 9200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对于这里和其他地方来说，人员的流动性和机会性捕捞总是同时出现的。
农业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的，包括中国和中美洲，但前面所述局面首先在亚洲西南部发生了变化。大约 1.2 万年前，中东地区一些游猎采集部族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考古界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也许这个循环的出现与旱季有关，因为干旱的气候摧毁了结坚果的树木和野生谷类植物。反观农牧业，粮食生产如野火一样蔓延，仅仅过了几千年，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农民或牧民，农村则演变成小城镇，然后进化为城市；一些强大的酋邦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文明社会。人类进入灌溉农业、城市、识文断字、贸易和体制化战争的发展轨道，为如今人口的飞速增长和超级大都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后来狩猎和植物采集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当今世界，采集谷物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做法已不具备经济价值；人们狩猎也只是为了娱乐消遣、防治虫害或进行非法象牙贸易，而不是为了获取食物。只有自给性捕捞未发生任何转变，它依旧是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攀升，渔业压力陡增。个人捕捞、家庭式捕捞或小群体式捕捞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商业捕捞，鱼成为一种可收获的商品。自工业革命以来，旨在养活更多人口的密集捕捞迅速发展成大型的国际化产业。为了满足大城市对海产品的需求，人们发明了柴油机拖网渔船和深水拖网渔船，而正是这两种渔船使世界上大部分渔场饱受蹂躏。
自食其力的渔夫们只想着如何养活自己，他们想捕捞到更多的鱼，并将一些鱼晒干或烟熏，留到缺乏食物的冬天和春天食用。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没什么问题，但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人们强化了捕鱼活动。他们往往使用大型围网或适宜出海的船只，进入那些鲜为人知的渔场进行捕捞。
公元前 4000 年，地球海平面逐渐稳定，强化捕捞变得越来越普遍。喜欢洄游至淡水水域产卵的溯河鲑鱼，以及类似于鲱鱼和鲭鱼这样的密集洄游性鱼群成为渔民们大规模捕捞的对象。
让我们回到公元 1000 年的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看看洄游鲑鱼的捕捞过程：渔民们在泛着白沫的浅水河里打下一排由木桩子和篱笆组成的拦河坝，河水里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鲑鱼，它们数量实在太多，一条鱼游动起来甚至会碰到其他鱼。遇到篱笆时，数以百计的成群鲑鱼便会乱转，而渔民们则手持长柄渔网站在结实的平台上。他们把渔网伸入拥挤的鱼群里，捞起来就是满满的一网鲑鱼，每条鱼可能重达 14 千克。接着渔夫们把捞到的鱼扔进身旁的篮子里，然后继续下网捕捞。最后，拦河坝上游的独木舟把满载鲑鱼的篮子运到岸边。
男人们把数百条鲑鱼搬上岸，女人们负责去除鱼的内脏，再把鱼肉切开摊平，然后放在木架上熏干或晒干。这些鱼足够几十个人吃好几个月了，但即使在丰收的年份，人们也可能捕不到足够的鱼，只能以贝类充饥。在农村，一到粮食作物歉收的时候，软体动物就扮演着与野生植物同样的角色。
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海这种人口稠密的地方，频繁的自给性捕捞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它不仅需要大量人力从事抛网、收鱼等工作，到了鲑鱼产卵季节，它还需要复杂的基础设施来捕捞和腌制数千条鲑鱼，以及储藏和运输这些鲑鱼所需的物流手段。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一次成功的捕捞作业依赖于亲属关系、团队内外的社会责任及权威人物的监督。有权势的家族领袖时常涌现，他们不仅能力出众，而且具备超凡的个人魅力，拥有大批忠诚的追随者，承担着重要的祭祀职责，并且有权将食物和财富分配给其他人。他们主持宴会，与祖先和自然界的力量对话；追随者认为他们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能够把生命和超自然事物联系起来，但这种特殊能力不一定是父母遗传给儿女的。对于以捕捞为生的族群来说，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经验，他们必须知道行踪飘忽不定的鱼群将往哪里移动。
随着文明的发展，鱼类进一步商品化。公元前 3000 年后，不断增长的乡镇和城市人口增加了对鱼类的需求。在人类实现工业化之前，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文明社会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除了养活自己以外的其他工作，因为有大量公用设施需要建立。
打造吉萨金字塔的工匠、祭司和平民均以面包、啤酒和数以百万计的尼罗河鱼鱼干为食。为了给他们精心配给食物，一个新工种——食物配给官应运而生。当渔民把鼓鼓的围网拖到岸上时，这些穿着白袍的官员便开始清点鱼的数量；鱼在上架晾晒之前，他们要再次计算鱼的数目；鱼被送到加工地点后，配给官将进行第三次清点，再让厨工把鱼干分配好。在那时候的埃及，鱼是一种常规商品，而同时代和后来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也把鱼当作一种商品。
在古罗马的狂欢宴上，一个人就可以吃掉 3 千克鲻鱼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但只有在城镇集市和军队的物资供应所，鱼的真正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像鲭鱼这种体型较小的鱼类是水手和士兵们的常规食物，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很轻，易于散装运输。渔民社会地位卑微，他们捕捉了大量这种小鱼，部分出售给城市的平民，部分制成罗马人日常饮食中常见的鱼露。鱼露是罗马帝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卖到远在北方的英国。这样渔民也能防止自己的捕鱼知识传给外人。古罗马的文献中还提到了住在印度洋和红海沿岸的“食鱼族”，他们为过往的船只提供鱼干。不过，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很少。根据极少量的书面记录，“食鱼族”与世隔绝，不易相处，却对印度洋贸易至关重要。
到了罗马时代，鱼早已成为一种商品，它既是奴隶的口粮，也是批量出售的货物。事实证明，经过适当熏制或腌制后，鱼比牛肉和压缩饼干等其他干制食品更美味；同时上至法老，下至平民、体力劳动者、奴隶、士兵和水手，都喜欢吃鱼干。
作为便携式食品，鱼干可以让水手在海上度过数个月的时间，从而提升了人口迁移的效率。公元 500 年左右，基督教教义规定教徒在宗教节日和大斋节
期间不能吃肉，鱼便成为中世纪和以后各国民众的主食。然而，即使加大了捕捞力度，鱼产品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在 5 000 年前，人们开始普遍采用人工养殖的方式获取鱼类，也就是俗称的水产养殖。
捕鱼不是人为发明的，水产养殖也同样如此。只要观察一下搁浅在浅水池中的鱼，我们就会知道，鱼如果被低矮的水坝围住就会留在水池中。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风险管理方式，但从传统意义上讲，这种做法绝不是水产养殖。大约公元前 3500 年，真正的水产养殖活动在中国逐渐增多。长江下游的农民建起了池塘，以确保鲤鱼在雨季洪水过后能够存活下来。鲤鱼特别容易养殖，而且生长迅速，因此产量很高，在大池塘中尤其如此。水产养殖成为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埃及人需要养活尼罗河谷（Nile Valley）不断增长的人口，他们最初只是为了获取口粮而捕捞罗非鱼，但很快他们就开始集中养殖罗非鱼。他们将鱼苗和贝类引入人造环境并加以培育，还将水产养殖变成灌溉农业的一部分。古代鱼类养殖的典型案例同样来自那不勒斯湾
（Bay of Naples）。富有的罗马人建造了一些华丽的鱼塘，用于饲养野生环境中很少见的大型鲻鱼。他们一般为了自己吃而养鲻鱼，但这么做有时候也是为了在豪华宴会上进行炫耀。到了中世纪后期，水产养殖成为欧洲各国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其中一部分水产品被提供给教会，另一部分则供给大户人家和宗教节日里不吃肉的虔诚信徒。鲻鱼的价格非常贵，当价格较低的海鱼上市后，大部分鲻鱼养殖业都崩溃了。
13 世纪，第一批定居者登上夏威夷群岛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些养殖场便被建造出来。夏威夷人在海边修建海塘，还搭起了格栅和水渠。这套设计独特的养殖系统只允许幼鱼进入池塘，并阻止生长成熟的鱼游到海里产卵。随着潮涨潮落，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海水就能循环进出池塘。
以上只是古代水产养殖业的几个例子。在工业革命和极具破坏性的海洋拖网捕捞开始后，世界范围内的水产养殖业进入衰退期。然而，随着人口加速增长、人口密集型城市逐渐增多以及浅水和深海鱼类资源遭到持续过度捕捞，水产养殖业如今又出现了复苏的势头。现在，来自养殖业的海产品几乎是人类所消费海产品的一半。
令人惊讶的是，在过去的 10 000 年里，无论是自给性捕鱼技术，还是捕捞数万条包括太平洋鲑鱼和多瑙河巨型鲟鱼在内的溯河鱼类
的技术，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简易的双头鱼钩（见术语表）、骨尖矛或木尖矛、倒刺鱼叉、渔网和陷阱等装置和器具，几乎都是从数千年前用于捕捉陆地动物和鸟类的狩猎武器发展过来的。渔民们针对特定用途将鱼钩和其他狩猎武器进行了改装，以便逐渐适应渔业的独特挑战。
在渔业发展史的背后不仅仅是人类发明的简单高效的捕鱼技术，同样还有人类必须具备的一些独特品质，比如敏锐的观察力、创新力、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的能力以及周密计划的能力。这些能力和技巧形成于世界各地保守的渔业社区和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一个水域中，而且它们也适用于狩猎。渔业为城市、文明社会、过往商船及所有陆军和海军提供物资。对生活在内陆的人来说，这种社会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数千年来，每当提起渔业社会，人们就会想起来自遥远大海的奇特海贝。
每当在远离海洋数百千米的地方发现贝壳时，我总会感到震惊。我曾经在中非平原一座拥有 1 000 多年历史的非洲村庄遗址中发掘过贝壳残骸。那些是体型很小的玛瑙贝壳，与我在印度洋沙滩上看到的成堆被遗弃的贝壳完全相同。人们会把这些贝壳穿成串，使之流转到内地。即使远在中国西藏，也能找到这种贝壳，但它们在远离海岸的内陆通常只能被找到一两串。它们曾被人们当作珍贵的饰物别在头发上或缝制到衣服上，因此我一直在思考贝壳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它在人们眼中的价值以及它给自己的主人所带来的威望。
除了具备食用价值之外，色彩鲜艳的奇特贝壳早在远古时代就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生活在远离海洋的尼安德特人早在5 万年前就拥有这些贝壳了，而欧洲的猎人和生活在乌克兰浅河谷的人们也于 1.7 万多年前就把贝壳穿孔后当作装饰品佩戴。
来自远方的贝壳经过精心打磨后会给人带来某种美感，在基本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它会赋予自己的主人一定的地位。
亚洲西南部的早期农民将管状象牙贝这样的海贝带进坟墓；而较后期的易洛魁（Iroquois）部落则将象牙贝制成珍贵的贝壳念珠腰带。在东非沿海地区，很少有贝壳像锥形芋螺（Conus）那样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地人很喜欢这种底部呈圆形，内部呈螺旋形的海螺，所以商贩们会用珍贵的丝线把这些螺穿起来，在沿着赞比西河上游数百千米的范围内售卖。
1853 年，传教士兼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称，在中非的某个王国，人们用两枚芋螺就可以买到一个奴隶。公元 1450年，一位商人被埋葬在赞比西河中部山谷一处名为“因贡比-伊莱代”的低矮山脊上，他脖子上戴着一串由 9 枚以上芋螺组成的项链，项链背面有一层薄薄的 18 克拉金箔。他生前肯定十分富有，因为项链上的芋螺是从 950 千米以外的一位渔民那里收集来的。
与贵金属不同的是，贝壳易于收集和加工。在东非海岸和北美墨西哥湾（Gulf Coast）沿岸，奇特的贝壳实际上保证了渔业社会进行远距离贸易的能力。贝壳类动物是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早在农业、畜牧业和喧闹都市出现之前，人们就高度重视它们，而贝壳的价值远不止于它在美学上的魅力。有时候，贝壳的交换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人们与远方亲属联系的纽带，而这种关系可以持续好几代人。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令人赞叹的凤螺既代表着身份地位，又可以在宗教仪式中当作号角使用。另外，它还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对玛雅人来说，凤螺是月亮女神的符号。
古代的渔场提醒我们，海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像陆地环境一样复杂且千变万化。1653 年，艾萨克·沃尔顿在他的不朽著作《钓客清话》中写道：“大海比陆地更具生产力。”这番话放在当时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放到现在就不适用了。在沃尔顿去世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工业化捕捞摧毁了人类长期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大海，而海洋中的一切改变几乎都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从 200 万年前开始的。